第十二章 薦福寺與小雁塔
樵衛新
一、薦福寺的創立
小雁塔本是唐代長安著名佛寺薦福寺的佛塔，原稱“薦福寺塔”，因此，對於小雁塔的了解理應從薦福寺開始。
大薦福寺的創立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唐弘道元年農曆十二月，也就是公曆684年元月，高宗李治病逝於洛陽，太子李顯即位，是為中宗，改元嗣聖，依高宗遺詔，軍國大事取決於太後武則天處理，中宗並無實際權力。到了公元684年農曆二月，武後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李旦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一決於武後，皇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到了“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為高宗立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賜額為薦福寺”。
綜上所述，薦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也就是唐高宗駕崩後百餘日，皇室為唐高宗迫獻冥福而建立的，寺初名“獻福寺”，武則天天授元年（690），改稱“薦福寺”，並由武後禦書飛白體薦福寺寺額。
文明元年創建的薦福寺，位於唐長安城開化坊的南半部，其寺院的東半部（開化坊東南部）是隋代晉王楊廣（即後來的隋煬帝）在大興城中的舊宅。唐以後改大興城為長安城。到了唐武德年間（618—626），高祖李淵將此地賜給當時的雍州都督蕭蠫為“西園”。值得一提的是，蕭蠫的姐姐就是晉王楊廣之蕭妃。入唐以後，蕭蠫之子蕭銳又娶了唐太宗的長女襄城公主。最初，太宗曾令大臣為公主另辟住宅，公主以“婦人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若居住不同，則定省多闕”，為此而再三推辭，於是便和蕭銳同住在開化坊蕭蠫的舊宅處，公主死後，此地又官市為英王（即後來即位的唐中宗李顯）的住宅。而公元684年二月，即位僅55天的中宗被廢為廬陵王，幽禁於別所，三月十二日高宗駕崩百日之際，中宗原來的舊宅就被立為獻福寺。六年後，正式稱帝的武則天禦書賜寺額薦福寺，由王宅而寺院，兩次成為帝王的“潛龍舊宅”。
薦福寺的緣起，除了與武則天與她的三子李顯、四子李旦爭奪帝位的鬥爭有關之外，還與當時佛教的昌盛有關。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過4～5個世紀的流傳，到了隋唐之時，已由宮廷普及民間，其教義精神也逐漸中國化。由於曆代帝王扶持，寺院經濟也迅速發展，僅唐代長安城內的佛寺即多達百餘所。隋寺保留到唐代的有76所，而唐建寺直到“會昌毀佛”事件發生時方停止。唐代新建寺觀，一部分建在開闊僻靜的地方，一部分為官吏和貴族舍宅所建。舍宅為寺的原因有所不同，如高祖稱帝前的舊宅改為興聖尼寺，睿宗在藩的舊居改為招福寺、大安國寺等。這是因為他們貴為天子的舊居，自然不能允許任何他人居住。其他官吏和貴族或因祈福，或因迫獻，或為沒官，以宅改建的寺院當時約有近20所。
長安城內寺觀分布則受住宅分布影響，相對集中在皇城東、西、南三麵較近裏坊中。高僧以清靜為尚，初建的寺觀必然考慮到他們的情趣，當會選擇裏坊偏僻的四隅之地興建，如玄奘的大慈恩寺。將寺院建於人口密集的繁華地區，其基本原因是由於這些寺院的前身本是宅舍，從當時長安城的居民分布情況來看，主要集中在皇城的東西兩側和南部距皇城較近的裏坊中。據《長安誌》卷七載：“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唐代，舍宅為寺的情況較為常見，因此形成了不少寺院位於郭城中繁華之地的局麵。
薦福寺所在的開化坊，位於唐長安城皇城之南第二行，西臨150米寬的朱雀門街，東西兩麵與繁華的東市、西市相隔僅兩三個坊，地處居民集中、熱鬧繁華之地。這樣的地理位置，便於人們禮佛和遊賞，也是以後頻繁在此舉行各種社會活動的重要原因。
二、“雁塔”的由來
嚴格地說，小雁塔正式的叫法應該是“薦福寺佛塔”，大雁塔正式的稱呼為“慈恩寺佛塔”。“雁塔”本是一個佛教典故，據玄奘著《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下》載有“雁槃堵波”：
因陀羅勢羅窶河山東峰伽藍前有牢堵波，謂亙（許贈反）娑
（唐言雁）。昔此伽藍，習玩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雁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比丘見後，以白眾僧，聞者悲感，鹹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尊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誡，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此下焉。
文中“伽藍前有牢堵波，謂亙娑”，就是說，寺院前有佛塔，稱為雁，因此，可以論斷所謂雁塔和佛塔實際上指的是一回事；《仙遊寺舍利塔銘》中即有：“蜂台構畢，雁塔休工”之句，此銘刻於唐開元時期，可證當時把仙遊寺塔也稱為雁塔。
唐代長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當數晉昌坊的慈恩寺佛塔和薦福寺佛塔。慈恩寺塔高60多米，底層邊長20餘米；薦福寺塔高40多米，底層邊長10多米。既然“佛塔”又稱為“雁塔”，那麽規模較大的慈思寺塔稱為“大雁塔”，規模較小的薦福寺塔稱為“小雁塔”應該是很自然的現象了，但是把“小雁塔”作為薦福寺雁塔專有名稱的記載，最早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吳堡知縣趙酉所撰的《薦福寺來源》碑中提到的“浮圖名小雁塔”（又見於清雍正年間（1723—1735）《陝西通誌》）。
關於“雁塔”的由來除了以上的“墜雁說”外，尚有多種說法。《天竺記》載：“達蹴國有伽葉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還有說塔建成時有雁落塔頂，謂之“雁塔”；此外，有說唐代進士及第在塔下題名“妙行有列，婉若雁陣”，故有雁塔之名。這些說法因缺乏根據，這裏也不再一一列舉。
三、薦福寺的佛事活動
除了廣開門庭之外，薦福寺本身的佛事活動也是豐富而重要的。
首先，這裏雲集了許多當時國內外大德高僧。著名的有大唐龍興翻經三藏義淨、大唐薦福寺故寺主翻譯大德華嚴三祖賢首國師法藏和尚、西域於闐華嚴三藏實叉難陀、與工部尚書張錫一起負責重修薦福寺的道岸律師、天竺密教譯經高僧金剛智、三階教大德法藏、薦福寺上座漸教大福禪師、在薦福寺中以種花為佛事的頓教道光禪師、頓教弘辯禪師、神僧僧伽、詩僧靈澈和棲白、書法大德高閑，以及日本求法僧圓仁等。
諸多薦福寺名僧之中，以義淨最為著名，他與玄奘三藏並稱於世。
義淨三藏（635—713），生於範陽（今涿州），他仰慕法顯的辟荒精神和玄奘西行求經的高尚情操，18歲時立誌遊印度，37歲時到廣州，得同道誌投者數十人，但到即將登舶西行時，他將其他人都辭退了。“淨奮勵孤行，備曆艱險”（其初同行者有弟子善行乃至室羅筏Sumatra以疾歸），經25年，曆30餘國，以天後證聖元年（695）夏還至洛陽，得梵本經律論近400部，初與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後自專譯。其譯場規模亦大，中國、印度高僧都有參與，共譯經56部，230卷，特致力於律部，聲名極一時之盛；蓋兼通華梵，中國人自行譯經，淨師僅亞於奘師也。而其所撰《大唐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則為研究中印曆史者之要籍也。
《宋高僧傳》在評價中國的西行求法僧時說：“宋齊已還，不無去彼回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正者，奘師、淨師為得其實。此二師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
院內的木雕
在薦福寺的佛事活動當首推譯經之事。作為薦福寺曆史上最重要譯場的義淨譯場，與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譯場、不空主持的大興善寺譯場，被稱為中國佛經翻譯史上著名的“長安三大譯場”。
除了翻譯佛經外，見於記載的薦福寺佛事活動當數佛牙供養。佛牙一般指佛祖釋迦牟尼的牙齒，其數量和來源都說不清楚。日本僧人圓仁於開成五年（840）至長安，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一些佛事活動，並作了記載：
“開成六年（841）正月四日，國忌，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正月九日，改年號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
“大莊嚴寺開釋迪牟尼佛牙供養。從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薦福寺開佛牙供養。藍田寺從八日至十五日設無礙菜飯，十方僧俗盡來吃。左街僧錄體虛法師為會主。諸寺赴集，各設珍供，百種萊食，珍妙果花，眾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廊下敷設，不可勝計。佛牙在樓中庭，城中大德盡在樓上，隨喜讚歎。舉城赴來，禮拜供養。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施無礙供論頭足；有人施無礙供雜用錢足；有人供無礙薄餅足；有人施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發願布施，莊嚴佛嚴會，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隨喜，登佛牙樓上，親見佛牙，頂戴禮拜。兼入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鬆樹街西興福寺，從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佛牙供養。崇聖寺亦開佛牙供養。城中有四佛牙：一崇聖寺佛牙，是哪吒大子從天上將來，與終南山宣律師；一莊嚴寺佛牙，從天竺人腿肉裏將來，護法迦毗羅神將護得來；一法界和尚從於闐國將來；一從吐蕃將來。從古相傳如此，今在城中供養。”
從圓仁的記載中，我們能發現許多與當時薦福寺有關的史料。第一，關於寺院經濟來源。因薦福寺屬皇家所立，其經費主要來源首先是朝廷，“開成六年正月四日國忌日，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這段記載與唐中宗敕道岸與工部尚書張錫監修薦福寺、宮人率錢建薦福寺佛塔（小雁塔）所反映的國立寺院本質是一樣的；其次，接受布施也是寺院的重要經濟來源，“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各各發願布施，……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正是布施活動的生動寫照。
第二，薦福寺中除了《曆代名畫記》中提到的淨土院、菩提院、律院外，尚有供養佛牙的佛牙樓和翻譯經書的翻譯院。
第三，依圓仁所載，薦福寺所供奉的佛牙，不是法界從於闐國所得就是從吐蕃所得。據寺內所藏《大薦福寺重修塔記》碑所載，至北宋政和六年（1116）修薦福寺小雁塔時，仍將“靈牙舍利，悉貯其中”，隻是不知此“靈牙”是否就是圓仁所見薦福寺供奉的佛牙；北宋以後小雁塔所貯的“靈牙舍利”也不見記載。
唐時薦福寺對佛教各宗派可謂兼容並弘，其中又以律宗最具特色。義淨所譯的20卷《比丘毗奈耶》和40卷《毗奈耶雜事》是義淨回國後所譯全部經典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經名中的“毗奈耶”，也有譯作“毗尼”，都是梵文Vinaya的音譯，意思就是“律”、“律法”。
唐代薦福寺所容佛教各宗及代表人物可由以下簡表知其大概：
四、薦福寺的“雁塔題名”
唐代，新及第進士“杏園（曲江池西）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若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詩雲：‘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
白居易有“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之句傳世。
關於題名肇始，曆來說法不一。據宋錢易《南部新書》說是“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而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卻說是“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以為故事”。不論此舉始於何人，自唐中宗神龍（705—707）之後成為慣例則是事實。
盡管唐代進士“慈恩塔下題名”之碑今皆無存，但其故事卻流傳後世，被稱為“雁塔題名”。
到了明清兩代，在陝西省城西安府參加文科、武科鄉試考中的舉人，仿效唐人故事，文舉人在慈恩寺雁塔下刻石留名，武舉人到薦福寺雁塔下題名，形成了明清時期的“雁塔題名”之風。
值得說明的是，唐代“慈恩塔下題名”的是新及第的進士，明清兩代“雁塔題名”的是文舉人和武舉人，“舉人”和“進士”在各代所指並不相同，漢代取士尚無考試方法，皆令郡國守相薦舉，故謂之舉人；唐宋有進士科，凡應科目經有司貢舉者，通謂之舉人。至明清始專稱鄉試登第者為舉人，經會試、殿試而登第者稱為進士。唐製，應舉者稱之“舉進士”，試畢，放榜合格者曰“成進士”，凡試於禮部，皆謂之進士。
武科是科舉製度中專為選拔武官而設的科目，始於唐代，稱為武舉，以後曆朝皆因之，但不定期舉行。至明代中期始定武鄉試、武會試之舉，清代沿襲。考試科目定為馬箭、步箭、弓、刀、石，均為外場，又以默寫武經為內場。其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及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狀元等名目均與文科同，但加武字以別之。初試亦歸學政主持，鄉試以本省巡撫，會試以大學士、都統、兵部尚書、侍郎等為考官，光緒二十七年（1901）廢止。
明清兩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舉行鄉試。凡本省生員與監生、蔭生、官生、貢生，經科考、錄科、錄遺考試合格者，均可應考；逢子、午、卯、酉年為正科，遇慶典加科為恩科；考期在八月，分三場，考中的稱為舉人。各省的舉人可應考每三年二次在京城舉行的會試，會試錄取的貢生再經皇帝在殿廷上親發策問的殿試。明清定製：殿試後將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通稱狀元，第二、三名通稱榜眼、探花；二甲均賜進士出身，第一名稱傳臚；三甲均賜同進士出身。
薦福寺內現存明清兩代在陝西省城西安府參加武科鄉試考中武舉的題名碑十五方，其中明代兩方。題名碑中年代較早的有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陝西武舉雁塔題名》碑，較晚的有清光緒二年（1876）《武舉人名碑》。因清康熙二年（1663）分陝西省為二，東部仍稱陝西，陝西西部為鞏昌省，康熙五年（1666）改稱甘肅省，陝西巡撫駐西安府，陝甘總督兼甘肅巡撫駐蘭州府，故清代的薦福寺武舉題名碑中，有《陝甘武闈鄉試題名碑》（乾隆二十一年）、《庚子陝甘武闈雁塔題名碑記》（乾隆四十五年）和《辛酉科陝甘鄉試題名碑記》三方碑石，不言“陝西”而題“陝甘”。
薦福寺的武舉題名碑記載了四五百名武舉人的姓名和籍貫，它為研究陝西明清時期的武舉製度，提供了實物資料。
五、“關中八景”中的“雁塔晨鍾”
關中八景又稱長安八景，是以古都西安為中心，東到華山，西到太白山的八處古跡名勝，即華嶽仙掌（華山）、驪山晚照（臨潼驪山）、灞柳風雪（灞河）、曲江流飲（曲江池）、雁塔晨鍾（小雁塔）、鹹陽古渡（鹹陽渭河）、草堂煙霧（戶縣草堂寺）、太白積雪（太白山）；這八處勝景之題名與排列大約形成於明時，固定於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朱集義繪關中八景之圖並附小序及口占成韻之詩，勒石留碑，此《關中八景》碑現陳列於西安碑林。
《關中八景》碑中“雁塔晨鍾”一景的小序及詩如下：
雁塔晨鍾，城南薦福寺有浮圖聳立於霄漢間者，俗呼為小雁塔是也。爰有台鍾，寺僧曉扣則清音遠震。
噌初破曉來霜，落月遲遲滿大荒。
枕上一聲殘夢醒，千秋勝跡總蒼茫。
西安碑林庫房另有一組四條碑石，陰陽八麵各刻關中八景之圖和附詩，現錄“雁塔晨鍾”之題詩如下：
雲深古刹記何年，高聳層雲接洞天。
聽到更殘月落裏，一聲綠渺一聲園。
曉風何處送鍾聲，塔勢淩霄逼太真。
應是影名消壯誌，鍾聲故作不平鳴。
此詩下之雁塔晨鍾石刻與康熙五十五年（1716）時清人楊晉所作之《雁塔晨鍾》畫頗為近似。
如上所述，“雁塔晨鍾”之景定名於清代，指的是清代薦福寺中的晨鍾報曉，因其“寺僧曉扣則清音遠震，聲聞數十裏，輔以塔影秀麗，遂為“關中八景”之一。據傳，叩擊此鍾，能祈福、消災、傳播思念之情，故又被人稱為“神鍾”。
“雁塔晨鍾”雖然是清代的勝景，但小雁塔是唐代建築，報曉的晨鍾也不是清代薦福寺所鑄。
據清雍正十二年（1734）趙酉撰《薦福寺來源》碑載：
（薦福閣）前左右建鍾鼓樓，關中八景雁塔晨鍾此其一也。其鍾原出自武功河畔。砧婦作石搗衣。忽一日，聲自石出，響聞數裏。婦驚走。土人報官。發之，乃巨鍾也。遂為寺鍾。
另據《關中金石記》卷七之《崇教禪院鍾款》載：
（金章宗）明昌壬子（1192）二月造，正書，在鹹寧薦福寺。崇教禪院，本在武功，於金為武亭縣。是鍾於康熙（1662—1722）中出自河畔。時巡撫某公方修薦福寺，因載歸焉。鍾後有尚書禮部牒文。
考康熙年間薦福寺諸記載，惟有康熙九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八月（1671—1684）修寺時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讚理軍務、都察院右都禦史加五級杭愛相助的記載，因此，上碑中“載鍾而歸”的“巡撫某公”極有可能就是杭愛。
這口金代大鐵鍾現仍存於薦福寺鍾樓內，鍾通高3.35米，口部直徑2.45米，鍾鈕為雙獬豸造型（鍾鈕殘損），重8000公斤，鍾上有銘文約千字，多已朽蝕。
民國時期，這口1192年鑄造的金代鐵鍾被“某軍駐寺毀裂”。據今薦福寺兆夏家莊村老人說，1926年劉鎮華鎮嵩軍圍攻西安時，以集束手榴彈炸裂了此鍾。此鍾後來以鐵箍纏繞，置於地上。
1993年底，西安市小雁塔文管所主持焊修了“雁塔晨鍾”的遺留裂痕。1998年，文管所又重鑄了一口“雁塔晨鍾”的仿製新鍾，並將新鍾掛於一露天鋼架下供中外遊客敲擊。新鍾重約9噸，形製與原鍾完全相同，隻是鍾上銘文改為由當代西安書法名家書寫的曆代詩人詠頌薦福寺小雁塔的詩句以代之。作為金代文物，“雁塔晨鍾”原鍾仍陳列於薦福寺鍾樓內。
六、民國時期的寺塔凋敝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陝西隨即響應，至10月26日義軍占領西安，清朝在陝西的統治結束。民國元年（1912）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2月12日，清宣統帝退位；4月5日，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民國四年（1915）12月12日，袁世凱竊國稱帝，次年6月死去。此後進入軍閥紛爭和割據時期，也就是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直至民國十六年（1927），南京國民政府建立，這一時期又稱為北京政府時期。
北京政府時期，薦福寺與小雁塔因為西安地區的兩次戰亂，走向衰落，又一次重複了唐末五代時的曆史。
1916年6月10日，段祺瑞命陳樹藩督理陝西軍務。陳樹藩投靠北洋政府，殘害進步人士，又極盡搜刮民眾之能事，郭堅、耿直等組建靖國軍，通電全國，護法討陳。1918年2月10日，靖國軍張義安、董振五、馮子明、李虎丞等部攻至西安南郊，以西營盤和薦福寺為據點攻打陳樹藩軍。陳亦調重兵反攻，包圍靖國軍，薦福寺成為戰場，嚴重受損。
1923年，陝西省佛教會在薦福寺籌設普通僧學校，推宏純法師主持。當時由各居士為僧學校捐資，購《頻伽正藏》及影印日本續藏各一全部，後來講堂桌凳雖已備妥，卻終未能開課。
1926年，被驅逐的原陝西省長劉鎮華，在吳佩孚、閻錫山支持下，於河南重建鎮嵩軍攻陝。2月，鎮嵩軍在靈寶、函穀關一帶消滅國民二軍大部，入潼關，進逼西安。4月1日，國民二軍、三軍在三原縣召集駐陝各部高級將領會議，決定聯合組成陝軍，抗擊鎮嵩軍，由李虎丞、楊虎城統一指揮；其後，陝軍劉文伯旅宋錫侯團在薦福寺防守。鎮嵩軍兵臨城下，雙方激戰至六日，戰況愈烈。由於薦福寺據點是陝軍在郊外突出的戰略要地（據老年人回憶，小雁塔上曾架設機槍封鎖由草場坡向南門進攻之鎮嵩軍），竟三失三得。為了加強防守，調兵員、彈藥不足的宋錫侯團回守南城牆，王誌茂團守南關，李定五團放棄三秦公學、黃雁村等處，守薦福寺、東西夏家莊、焦家村至東南城角一帶，李定五團將團部駐紮在薦福寺內。至11月27日，鎮嵩軍敗退，西安圍解。在長達半年的激戰之中，薦福寺與小雁塔又一次受到嚴重破壞。
民國16年（1927）4月，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民國17年（1928）國民軍進駐北京，完全取代了北洋軍閥政府，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從1927年至1949年9月，稱為南京政府時期。這一時期，薦福寺常駐國民黨軍隊，僧人逐漸失去對薦福寺的管理權，佛像不斷被毀，寺宇被侵占。到1949年5月前，殿宇房舍悉為軍用，佛像毀壞殆盡，僅有寺大門內西邊農房數間，住僧數人。
1929年，薦福寺內曾設苦兒院，主辦人係外籍教師，將大殿神像摧毀。
1935年胡宗南率中央軍第一師尾隨紅軍長征而到西北，開始駐防天水；西安事變後，胡升任第一軍軍長。1938年胡部在信陽對日作戰失敗，撤到陝西整訓，當時胡任第17軍團長，即駐進小雁塔所在的薦福寺，寺的正門在南邊，後門在北邊。胡在西安除有東倉門一號官邸外，其休息室在南門內下馬陵公館。胡來往小雁塔及接待一些高級人員時，均繞道薦福寺圍牆東側，出入南邊正門。胡從此以小雁塔所在薦福寺為他的最高指揮部，當時人們習慣上把胡的司令部稱“小雁塔”。
胡在小雁塔經曆了五個時期：第17軍團司令部（約在-1938年前後），統領3個軍；34集團軍總司令部（約在1942—1944年），統領6個軍；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約在1944—1946年）；西安綏靖公署（1947—1949年）；1943年時，已升任第八戰區副長官的胡宗南，已發展到指揮30多個軍100個師以上，堪稱百萬大軍了。
隨著蔣介石對胡宗南的特殊信任，使胡的職務越來越高，權力也相應擴大，辦事機構自然增加。小雁塔司令部已經容納不了九大處的人員了，即將第二處（情報）、第四處（補給）、政工處、民事處、高參室等部門遷到西安城內北院門和現在的兒童公園辦公；軍法處在城外張家村、經理處在五嶽廟辦公；在小雁塔內辦公的有第一處（人事）、第三處（參謀）及副官處、機要室、研究室等部門。
在抗日戰爭中，胡擁有百萬大軍，卻僅用少數部隊在潼關到秋林鎮的黃河口岸和從靈寶到荊紫關，布防抗日；隻派範漢傑率27軍向晉南太嶽山、中條山、太行山南段地區對日作戰；其餘大量部隊，以保陝、甘、綏後方交通、鞏固河西走廊中蘇國際通路、保衛陪都重慶安全為借口，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包圍封鎖。
第34集團軍總司令部時期（約1942—1944年），曾在小雁塔舉行過一次慶賀胡宗南四十大壽的活動。
據載：“祝壽那天，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小雁塔內外，張燈結彩，煥然一新。尤其是各道門內，走廊簷下，那吊著的一盞盞大紅燈籠上，一個個燙金的‘壽’字，好不醒目耀眼。每逢客人到來，侍從們便點響歡迎的鞭炮。一時間，寧靜的古寺（薦福寺）籠罩在硝藥的煙霧中，長長的青磚甬道上落滿了紅綠紙屑。”
1943年6月下旬，周恩來、鄧穎超等100餘人乘汽車由渝返延，7月9日到達西安。當時已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胡宗南獲悉後，指定在小雁塔安排酒會，招待周恩來、鄧穎超。事先，胡從西安黃埔六期以上將軍級軍官中選30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對周以師禮相待，擬最好把周灌醉；胡還規定對周稱周先生，對蔣稱蔣委員長，對他本人稱胡宗南同誌。
7月10日下午招待酒會在小雁塔舉行。胡派秘書熊向暉乘專車前往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接周（鄧穎超因身體不適不能參加）。車到小雁塔，胡在會場外等候，向周敬禮，陪周進會場，環坐四周的作陪者起立相迎，胡陪同周在東側中間的雙人沙發上就座。周同胡交談，提出他想了解的問題。
胡政治部主任王某致歡迎詞，臨尾時提出：“請周先生和我們一起，祝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身體健康，請幹第一杯。”
周恩來舉杯起立，微笑著說：“王主任提到全國抗戰，我很欣賞。全國抗戰的基礎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蔣委員長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了表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我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願意為蔣委員長的健康幹杯。各位都是國民黨黨員，也請各位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幹杯。”
胡與作陪者都不知所措，周舉目四顧，仍微笑著說，“看來各位有為難之處，我不強人所難，這杯酒還是免了吧。”他放下酒杯，繼續泰然自若地同胡談話。
酒會當中，不斷有一批批的軍官或夫人來向周敬酒，都被周巧妙地回絕了。當一批夫人以向周夫人表示敬意為名，請周代鄧穎超分別與她們幹杯以示周一向尊重婦女時，周恩來嚴肅地說，“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順便說幾句，前幾年，延安人民連小米都吃不上，經過自力更生，發展生產，日子比過去好，仍然很艱難。如果讓鄧穎超同誌喝這樣好的酒，她會感到於心不安。我尊重婦女，也尊重鄧穎超同誌的心情。請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們彼此都尊重。”周舉茶杯碰她們的酒杯，夫人們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辭時，周恩來舉杯說，“感謝胡副長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總司令7月4日給胡副長官的電報。裏頭說，胡副長官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今天我問胡副長官，這是怎麽回事？胡副長官告訴我，那都是謠傳。胡副長官說，他沒有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意圖，他指揮的部隊不會采取這樣的行動。我聽了很高興，我相信，大家聽了都會很高興。我借這個機會，向胡副長官，向各位將軍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們一起努力，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打敗日本侵略者，收複南京、上海，收複北平、天津，收複東三省，收複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國的山河土地，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獨立、自由、幸福的強大國家！同意的，請幹杯。不同意的，不勉強。”說完，他一飲而盡，胡也一飲而盡，所有作陪的人也幹了杯。
胡陪周走向專車，車啟動後胡向周注目敬禮，周向他招手示意。
此次酒會前後乘專車接送周恩來的熊向暉，在接周赴會時，即以英語秘密告訴周胡的安排，要周提防被灌醉。1991年1月8日，熊向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第7版上發表《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追述了此事。
到了西安綏署時期，胡宗南部隊則完全是對著共產黨打內戰了，胡的龐大軍隊成為國民黨在西北戰場的主力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英勇善戰，自1947年青化砭、蟠龍鎮戰役後，接著在沙家店、羊馬河、瓦子街、永豐諸戰役中取得連續勝利，殲滅了胡宗南的大量主力。曾在小雁塔輔助胡指揮作戰的綏署參謀長盛文，因此被撤職處分，做了替罪羊。胡損兵折將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地下組織及時準確地獲取了胡的重要軍事、政治情報，做到了知己知彼。下麵摘錄兩件與小雁塔胡最高指揮部有關的情報外泄事件：
1945年秋末的一個晚上，在小雁塔胡宗南第一戰區長官辦公室，胡正在主持黨政軍警憲特聯席匯報會。司令部的情報處處長匯報說，他獲得了中共西安一個地下情報組織的首要人物王××所在地點的確切情報，並已決定當晚12時動手。參加聯席匯報的李茂堂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他得知這一情況後假裝煙癮發作，口吐白沫跌倒在地，隨即被送往醫院。在醫院，李掛電話通知其妻將情況轉告中共西安情報處。當胡的情報處長帶特務趕到中共西安情報處時，早已人去樓空。1948年5月，李茂堂又從一特務處得知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王超北一家的藏身之處，即將前往搜捕，李遂以回家拿衣服為由通知王一家立即轉移，再次使胡的特務撲了空。
1948年宜川戰役前，中共中央急需了解胡宗南部隊的軍事動態和胡部整編後甲乙丙三種整編師的編製內容和武器裝備情況，遂將此任務交與中共西安地下人員蔡茂林。蔡原是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部被服科上尉科員，1945年初調到西北補給區司令部工作，後來，蔡隨該部調到西安工作。蔡得知有關材料收藏於胡宗南西安綏署參謀處的保險櫃裏，遂找到參謀處兩個受胡親信排擠的中校參謀，以給部隊編造配發夏季服裝計劃為由，從綏署得到了整編後各軍、師、旅編製的有關資料。另外，在1946年下半年，蔡茂林還曾向中共西安情報處提供過幾份胡部的重要軍事情報。
1949年5月17日，胡宗南和西安綏靖公署被迫撤離小雁塔；5月20日，西安解放。
在胡部占用薦福寺小雁塔的12年中（1938—1949），薦福寺成為軍營，群眾根本不能進入院內，小雁塔也受到一定破壞。胡部撤離後，發現小雁塔底地宮內被垃圾填滿。
胡宗南於1962年病故台灣。最後撤離西安的綏署人員之一、副參謀長沈策1985年曾來小雁塔參觀他當年的辦公室，還一再表示感謝人民對他的寬大。
一、薦福寺的創立
小雁塔本是唐代長安著名佛寺薦福寺的佛塔，原稱“薦福寺塔”，因此，對於小雁塔的了解理應從薦福寺開始。
大薦福寺的創立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唐弘道元年農曆十二月，也就是公曆684年元月，高宗李治病逝於洛陽，太子李顯即位，是為中宗，改元嗣聖，依高宗遺詔，軍國大事取決於太後武則天處理，中宗並無實際權力。到了公元684年農曆二月，武後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李旦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一決於武後，皇帝居別殿，不得有所預”；到了“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為高宗立為獻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賜額為薦福寺”。
綜上所述，薦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也就是唐高宗駕崩後百餘日，皇室為唐高宗迫獻冥福而建立的，寺初名“獻福寺”，武則天天授元年（690），改稱“薦福寺”，並由武後禦書飛白體薦福寺寺額。
文明元年創建的薦福寺，位於唐長安城開化坊的南半部，其寺院的東半部（開化坊東南部）是隋代晉王楊廣（即後來的隋煬帝）在大興城中的舊宅。唐以後改大興城為長安城。到了唐武德年間（618—626），高祖李淵將此地賜給當時的雍州都督蕭蠫為“西園”。值得一提的是，蕭蠫的姐姐就是晉王楊廣之蕭妃。入唐以後，蕭蠫之子蕭銳又娶了唐太宗的長女襄城公主。最初，太宗曾令大臣為公主另辟住宅，公主以“婦人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若居住不同，則定省多闕”，為此而再三推辭，於是便和蕭銳同住在開化坊蕭蠫的舊宅處，公主死後，此地又官市為英王（即後來即位的唐中宗李顯）的住宅。而公元684年二月，即位僅55天的中宗被廢為廬陵王，幽禁於別所，三月十二日高宗駕崩百日之際，中宗原來的舊宅就被立為獻福寺。六年後，正式稱帝的武則天禦書賜寺額薦福寺，由王宅而寺院，兩次成為帝王的“潛龍舊宅”。
薦福寺的緣起，除了與武則天與她的三子李顯、四子李旦爭奪帝位的鬥爭有關之外，還與當時佛教的昌盛有關。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過4～5個世紀的流傳，到了隋唐之時，已由宮廷普及民間，其教義精神也逐漸中國化。由於曆代帝王扶持，寺院經濟也迅速發展，僅唐代長安城內的佛寺即多達百餘所。隋寺保留到唐代的有76所，而唐建寺直到“會昌毀佛”事件發生時方停止。唐代新建寺觀，一部分建在開闊僻靜的地方，一部分為官吏和貴族舍宅所建。舍宅為寺的原因有所不同，如高祖稱帝前的舊宅改為興聖尼寺，睿宗在藩的舊居改為招福寺、大安國寺等。這是因為他們貴為天子的舊居，自然不能允許任何他人居住。其他官吏和貴族或因祈福，或因迫獻，或為沒官，以宅改建的寺院當時約有近20所。
長安城內寺觀分布則受住宅分布影響，相對集中在皇城東、西、南三麵較近裏坊中。高僧以清靜為尚，初建的寺觀必然考慮到他們的情趣，當會選擇裏坊偏僻的四隅之地興建，如玄奘的大慈恩寺。將寺院建於人口密集的繁華地區，其基本原因是由於這些寺院的前身本是宅舍，從當時長安城的居民分布情況來看，主要集中在皇城的東西兩側和南部距皇城較近的裏坊中。據《長安誌》卷七載：“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唐代，舍宅為寺的情況較為常見，因此形成了不少寺院位於郭城中繁華之地的局麵。
薦福寺所在的開化坊，位於唐長安城皇城之南第二行，西臨150米寬的朱雀門街，東西兩麵與繁華的東市、西市相隔僅兩三個坊，地處居民集中、熱鬧繁華之地。這樣的地理位置，便於人們禮佛和遊賞，也是以後頻繁在此舉行各種社會活動的重要原因。
二、“雁塔”的由來
嚴格地說，小雁塔正式的叫法應該是“薦福寺佛塔”，大雁塔正式的稱呼為“慈恩寺佛塔”。“雁塔”本是一個佛教典故，據玄奘著《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下》載有“雁槃堵波”：
因陀羅勢羅窶河山東峰伽藍前有牢堵波，謂亙（許贈反）娑
（唐言雁）。昔此伽藍，習玩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雁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比丘見後，以白眾僧，聞者悲感，鹹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尊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誡，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此下焉。
文中“伽藍前有牢堵波，謂亙娑”，就是說，寺院前有佛塔，稱為雁，因此，可以論斷所謂雁塔和佛塔實際上指的是一回事；《仙遊寺舍利塔銘》中即有：“蜂台構畢，雁塔休工”之句，此銘刻於唐開元時期，可證當時把仙遊寺塔也稱為雁塔。
唐代長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當數晉昌坊的慈恩寺佛塔和薦福寺佛塔。慈恩寺塔高60多米，底層邊長20餘米；薦福寺塔高40多米，底層邊長10多米。既然“佛塔”又稱為“雁塔”，那麽規模較大的慈思寺塔稱為“大雁塔”，規模較小的薦福寺塔稱為“小雁塔”應該是很自然的現象了，但是把“小雁塔”作為薦福寺雁塔專有名稱的記載，最早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吳堡知縣趙酉所撰的《薦福寺來源》碑中提到的“浮圖名小雁塔”（又見於清雍正年間（1723—1735）《陝西通誌》）。
關於“雁塔”的由來除了以上的“墜雁說”外，尚有多種說法。《天竺記》載：“達蹴國有伽葉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還有說塔建成時有雁落塔頂，謂之“雁塔”；此外，有說唐代進士及第在塔下題名“妙行有列，婉若雁陣”，故有雁塔之名。這些說法因缺乏根據，這裏也不再一一列舉。
三、薦福寺的佛事活動
除了廣開門庭之外，薦福寺本身的佛事活動也是豐富而重要的。
首先，這裏雲集了許多當時國內外大德高僧。著名的有大唐龍興翻經三藏義淨、大唐薦福寺故寺主翻譯大德華嚴三祖賢首國師法藏和尚、西域於闐華嚴三藏實叉難陀、與工部尚書張錫一起負責重修薦福寺的道岸律師、天竺密教譯經高僧金剛智、三階教大德法藏、薦福寺上座漸教大福禪師、在薦福寺中以種花為佛事的頓教道光禪師、頓教弘辯禪師、神僧僧伽、詩僧靈澈和棲白、書法大德高閑，以及日本求法僧圓仁等。
諸多薦福寺名僧之中，以義淨最為著名，他與玄奘三藏並稱於世。
義淨三藏（635—713），生於範陽（今涿州），他仰慕法顯的辟荒精神和玄奘西行求經的高尚情操，18歲時立誌遊印度，37歲時到廣州，得同道誌投者數十人，但到即將登舶西行時，他將其他人都辭退了。“淨奮勵孤行，備曆艱險”（其初同行者有弟子善行乃至室羅筏Sumatra以疾歸），經25年，曆30餘國，以天後證聖元年（695）夏還至洛陽，得梵本經律論近400部，初與於闐三藏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後自專譯。其譯場規模亦大，中國、印度高僧都有參與，共譯經56部，230卷，特致力於律部，聲名極一時之盛；蓋兼通華梵，中國人自行譯經，淨師僅亞於奘師也。而其所撰《大唐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則為研究中印曆史者之要籍也。
《宋高僧傳》在評價中國的西行求法僧時說：“宋齊已還，不無去彼回者，若入境觀風必聞其正者，奘師、淨師為得其實。此二師兩全通達，其猶見璽文知是天子之書，可信也。”
院內的木雕
在薦福寺的佛事活動當首推譯經之事。作為薦福寺曆史上最重要譯場的義淨譯場，與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譯場、不空主持的大興善寺譯場，被稱為中國佛經翻譯史上著名的“長安三大譯場”。
除了翻譯佛經外，見於記載的薦福寺佛事活動當數佛牙供養。佛牙一般指佛祖釋迦牟尼的牙齒，其數量和來源都說不清楚。日本僧人圓仁於開成五年（840）至長安，親身經曆了當時的一些佛事活動，並作了記載：
“開成六年（841）正月四日，國忌，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正月九日，改年號開成六年為會昌元年。”
“大莊嚴寺開釋迪牟尼佛牙供養。從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薦福寺開佛牙供養。藍田寺從八日至十五日設無礙菜飯，十方僧俗盡來吃。左街僧錄體虛法師為會主。諸寺赴集，各設珍供，百種萊食，珍妙果花，眾香嚴備，供養佛牙。及供養廊下敷設，不可勝計。佛牙在樓中庭，城中大德盡在樓上，隨喜讚歎。舉城赴來，禮拜供養。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施無礙供論頭足；有人施無礙供雜用錢足；有人供無礙薄餅足；有人施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發願布施，莊嚴佛嚴會，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隨喜，登佛牙樓上，親見佛牙，頂戴禮拜。兼入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鬆樹街西興福寺，從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開佛牙供養。崇聖寺亦開佛牙供養。城中有四佛牙：一崇聖寺佛牙，是哪吒大子從天上將來，與終南山宣律師；一莊嚴寺佛牙，從天竺人腿肉裏將來，護法迦毗羅神將護得來；一法界和尚從於闐國將來；一從吐蕃將來。從古相傳如此，今在城中供養。”
從圓仁的記載中，我們能發現許多與當時薦福寺有關的史料。第一，關於寺院經濟來源。因薦福寺屬皇家所立，其經費主要來源首先是朝廷，“開成六年正月四日國忌日，奉為先皇帝敕於薦福寺令行香，請一千僧”，這段記載與唐中宗敕道岸與工部尚書張錫監修薦福寺、宮人率錢建薦福寺佛塔（小雁塔）所反映的國立寺院本質是一樣的；其次，接受布施也是寺院的重要經濟來源，“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各各發願布施，……向佛牙樓散錢如雨”正是布施活動的生動寫照。
第二，薦福寺中除了《曆代名畫記》中提到的淨土院、菩提院、律院外，尚有供養佛牙的佛牙樓和翻譯經書的翻譯院。
第三，依圓仁所載，薦福寺所供奉的佛牙，不是法界從於闐國所得就是從吐蕃所得。據寺內所藏《大薦福寺重修塔記》碑所載，至北宋政和六年（1116）修薦福寺小雁塔時，仍將“靈牙舍利，悉貯其中”，隻是不知此“靈牙”是否就是圓仁所見薦福寺供奉的佛牙；北宋以後小雁塔所貯的“靈牙舍利”也不見記載。
唐時薦福寺對佛教各宗派可謂兼容並弘，其中又以律宗最具特色。義淨所譯的20卷《比丘毗奈耶》和40卷《毗奈耶雜事》是義淨回國後所譯全部經典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經名中的“毗奈耶”，也有譯作“毗尼”，都是梵文Vinaya的音譯，意思就是“律”、“律法”。
唐代薦福寺所容佛教各宗及代表人物可由以下簡表知其大概：
四、薦福寺的“雁塔題名”
唐代，新及第進士“杏園（曲江池西）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若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故昔人有詩雲：‘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
白居易有“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之句傳世。
關於題名肇始，曆來說法不一。據宋錢易《南部新書》說是“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而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卻說是“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以為故事”。不論此舉始於何人，自唐中宗神龍（705—707）之後成為慣例則是事實。
盡管唐代進士“慈恩塔下題名”之碑今皆無存，但其故事卻流傳後世，被稱為“雁塔題名”。
到了明清兩代，在陝西省城西安府參加文科、武科鄉試考中的舉人，仿效唐人故事，文舉人在慈恩寺雁塔下刻石留名，武舉人到薦福寺雁塔下題名，形成了明清時期的“雁塔題名”之風。
值得說明的是，唐代“慈恩塔下題名”的是新及第的進士，明清兩代“雁塔題名”的是文舉人和武舉人，“舉人”和“進士”在各代所指並不相同，漢代取士尚無考試方法，皆令郡國守相薦舉，故謂之舉人；唐宋有進士科，凡應科目經有司貢舉者，通謂之舉人。至明清始專稱鄉試登第者為舉人，經會試、殿試而登第者稱為進士。唐製，應舉者稱之“舉進士”，試畢，放榜合格者曰“成進士”，凡試於禮部，皆謂之進士。
武科是科舉製度中專為選拔武官而設的科目，始於唐代，稱為武舉，以後曆朝皆因之，但不定期舉行。至明代中期始定武鄉試、武會試之舉，清代沿襲。考試科目定為馬箭、步箭、弓、刀、石，均為外場，又以默寫武經為內場。其院試、鄉試、會試、殿試及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狀元等名目均與文科同，但加武字以別之。初試亦歸學政主持，鄉試以本省巡撫，會試以大學士、都統、兵部尚書、侍郎等為考官，光緒二十七年（1901）廢止。
明清兩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舉行鄉試。凡本省生員與監生、蔭生、官生、貢生，經科考、錄科、錄遺考試合格者，均可應考；逢子、午、卯、酉年為正科，遇慶典加科為恩科；考期在八月，分三場，考中的稱為舉人。各省的舉人可應考每三年二次在京城舉行的會試，會試錄取的貢生再經皇帝在殿廷上親發策問的殿試。明清定製：殿試後將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通稱狀元，第二、三名通稱榜眼、探花；二甲均賜進士出身，第一名稱傳臚；三甲均賜同進士出身。
薦福寺內現存明清兩代在陝西省城西安府參加武科鄉試考中武舉的題名碑十五方，其中明代兩方。題名碑中年代較早的有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陝西武舉雁塔題名》碑，較晚的有清光緒二年（1876）《武舉人名碑》。因清康熙二年（1663）分陝西省為二，東部仍稱陝西，陝西西部為鞏昌省，康熙五年（1666）改稱甘肅省，陝西巡撫駐西安府，陝甘總督兼甘肅巡撫駐蘭州府，故清代的薦福寺武舉題名碑中，有《陝甘武闈鄉試題名碑》（乾隆二十一年）、《庚子陝甘武闈雁塔題名碑記》（乾隆四十五年）和《辛酉科陝甘鄉試題名碑記》三方碑石，不言“陝西”而題“陝甘”。
薦福寺的武舉題名碑記載了四五百名武舉人的姓名和籍貫，它為研究陝西明清時期的武舉製度，提供了實物資料。
五、“關中八景”中的“雁塔晨鍾”
關中八景又稱長安八景，是以古都西安為中心，東到華山，西到太白山的八處古跡名勝，即華嶽仙掌（華山）、驪山晚照（臨潼驪山）、灞柳風雪（灞河）、曲江流飲（曲江池）、雁塔晨鍾（小雁塔）、鹹陽古渡（鹹陽渭河）、草堂煙霧（戶縣草堂寺）、太白積雪（太白山）；這八處勝景之題名與排列大約形成於明時，固定於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朱集義繪關中八景之圖並附小序及口占成韻之詩，勒石留碑，此《關中八景》碑現陳列於西安碑林。
《關中八景》碑中“雁塔晨鍾”一景的小序及詩如下：
雁塔晨鍾，城南薦福寺有浮圖聳立於霄漢間者，俗呼為小雁塔是也。爰有台鍾，寺僧曉扣則清音遠震。
噌初破曉來霜，落月遲遲滿大荒。
枕上一聲殘夢醒，千秋勝跡總蒼茫。
西安碑林庫房另有一組四條碑石，陰陽八麵各刻關中八景之圖和附詩，現錄“雁塔晨鍾”之題詩如下：
雲深古刹記何年，高聳層雲接洞天。
聽到更殘月落裏，一聲綠渺一聲園。
曉風何處送鍾聲，塔勢淩霄逼太真。
應是影名消壯誌，鍾聲故作不平鳴。
此詩下之雁塔晨鍾石刻與康熙五十五年（1716）時清人楊晉所作之《雁塔晨鍾》畫頗為近似。
如上所述，“雁塔晨鍾”之景定名於清代，指的是清代薦福寺中的晨鍾報曉，因其“寺僧曉扣則清音遠震，聲聞數十裏，輔以塔影秀麗，遂為“關中八景”之一。據傳，叩擊此鍾，能祈福、消災、傳播思念之情，故又被人稱為“神鍾”。
“雁塔晨鍾”雖然是清代的勝景，但小雁塔是唐代建築，報曉的晨鍾也不是清代薦福寺所鑄。
據清雍正十二年（1734）趙酉撰《薦福寺來源》碑載：
（薦福閣）前左右建鍾鼓樓，關中八景雁塔晨鍾此其一也。其鍾原出自武功河畔。砧婦作石搗衣。忽一日，聲自石出，響聞數裏。婦驚走。土人報官。發之，乃巨鍾也。遂為寺鍾。
另據《關中金石記》卷七之《崇教禪院鍾款》載：
（金章宗）明昌壬子（1192）二月造，正書，在鹹寧薦福寺。崇教禪院，本在武功，於金為武亭縣。是鍾於康熙（1662—1722）中出自河畔。時巡撫某公方修薦福寺，因載歸焉。鍾後有尚書禮部牒文。
考康熙年間薦福寺諸記載，惟有康熙九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八月（1671—1684）修寺時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讚理軍務、都察院右都禦史加五級杭愛相助的記載，因此，上碑中“載鍾而歸”的“巡撫某公”極有可能就是杭愛。
這口金代大鐵鍾現仍存於薦福寺鍾樓內，鍾通高3.35米，口部直徑2.45米，鍾鈕為雙獬豸造型（鍾鈕殘損），重8000公斤，鍾上有銘文約千字，多已朽蝕。
民國時期，這口1192年鑄造的金代鐵鍾被“某軍駐寺毀裂”。據今薦福寺兆夏家莊村老人說，1926年劉鎮華鎮嵩軍圍攻西安時，以集束手榴彈炸裂了此鍾。此鍾後來以鐵箍纏繞，置於地上。
1993年底，西安市小雁塔文管所主持焊修了“雁塔晨鍾”的遺留裂痕。1998年，文管所又重鑄了一口“雁塔晨鍾”的仿製新鍾，並將新鍾掛於一露天鋼架下供中外遊客敲擊。新鍾重約9噸，形製與原鍾完全相同，隻是鍾上銘文改為由當代西安書法名家書寫的曆代詩人詠頌薦福寺小雁塔的詩句以代之。作為金代文物，“雁塔晨鍾”原鍾仍陳列於薦福寺鍾樓內。
六、民國時期的寺塔凋敝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義，陝西隨即響應，至10月26日義軍占領西安，清朝在陝西的統治結束。民國元年（1912）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2月12日，清宣統帝退位；4月5日，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民國四年（1915）12月12日，袁世凱竊國稱帝，次年6月死去。此後進入軍閥紛爭和割據時期，也就是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直至民國十六年（1927），南京國民政府建立，這一時期又稱為北京政府時期。
北京政府時期，薦福寺與小雁塔因為西安地區的兩次戰亂，走向衰落，又一次重複了唐末五代時的曆史。
1916年6月10日，段祺瑞命陳樹藩督理陝西軍務。陳樹藩投靠北洋政府，殘害進步人士，又極盡搜刮民眾之能事，郭堅、耿直等組建靖國軍，通電全國，護法討陳。1918年2月10日，靖國軍張義安、董振五、馮子明、李虎丞等部攻至西安南郊，以西營盤和薦福寺為據點攻打陳樹藩軍。陳亦調重兵反攻，包圍靖國軍，薦福寺成為戰場，嚴重受損。
1923年，陝西省佛教會在薦福寺籌設普通僧學校，推宏純法師主持。當時由各居士為僧學校捐資，購《頻伽正藏》及影印日本續藏各一全部，後來講堂桌凳雖已備妥，卻終未能開課。
1926年，被驅逐的原陝西省長劉鎮華，在吳佩孚、閻錫山支持下，於河南重建鎮嵩軍攻陝。2月，鎮嵩軍在靈寶、函穀關一帶消滅國民二軍大部，入潼關，進逼西安。4月1日，國民二軍、三軍在三原縣召集駐陝各部高級將領會議，決定聯合組成陝軍，抗擊鎮嵩軍，由李虎丞、楊虎城統一指揮；其後，陝軍劉文伯旅宋錫侯團在薦福寺防守。鎮嵩軍兵臨城下，雙方激戰至六日，戰況愈烈。由於薦福寺據點是陝軍在郊外突出的戰略要地（據老年人回憶，小雁塔上曾架設機槍封鎖由草場坡向南門進攻之鎮嵩軍），竟三失三得。為了加強防守，調兵員、彈藥不足的宋錫侯團回守南城牆，王誌茂團守南關，李定五團放棄三秦公學、黃雁村等處，守薦福寺、東西夏家莊、焦家村至東南城角一帶，李定五團將團部駐紮在薦福寺內。至11月27日，鎮嵩軍敗退，西安圍解。在長達半年的激戰之中，薦福寺與小雁塔又一次受到嚴重破壞。
民國16年（1927）4月，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民國17年（1928）國民軍進駐北京，完全取代了北洋軍閥政府，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從1927年至1949年9月，稱為南京政府時期。這一時期，薦福寺常駐國民黨軍隊，僧人逐漸失去對薦福寺的管理權，佛像不斷被毀，寺宇被侵占。到1949年5月前，殿宇房舍悉為軍用，佛像毀壞殆盡，僅有寺大門內西邊農房數間，住僧數人。
1929年，薦福寺內曾設苦兒院，主辦人係外籍教師，將大殿神像摧毀。
1935年胡宗南率中央軍第一師尾隨紅軍長征而到西北，開始駐防天水；西安事變後，胡升任第一軍軍長。1938年胡部在信陽對日作戰失敗，撤到陝西整訓，當時胡任第17軍團長，即駐進小雁塔所在的薦福寺，寺的正門在南邊，後門在北邊。胡在西安除有東倉門一號官邸外，其休息室在南門內下馬陵公館。胡來往小雁塔及接待一些高級人員時，均繞道薦福寺圍牆東側，出入南邊正門。胡從此以小雁塔所在薦福寺為他的最高指揮部，當時人們習慣上把胡的司令部稱“小雁塔”。
胡在小雁塔經曆了五個時期：第17軍團司令部（約在-1938年前後），統領3個軍；34集團軍總司令部（約在1942—1944年），統領6個軍；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約在1944—1946年）；西安綏靖公署（1947—1949年）；1943年時，已升任第八戰區副長官的胡宗南，已發展到指揮30多個軍100個師以上，堪稱百萬大軍了。
隨著蔣介石對胡宗南的特殊信任，使胡的職務越來越高，權力也相應擴大，辦事機構自然增加。小雁塔司令部已經容納不了九大處的人員了，即將第二處（情報）、第四處（補給）、政工處、民事處、高參室等部門遷到西安城內北院門和現在的兒童公園辦公；軍法處在城外張家村、經理處在五嶽廟辦公；在小雁塔內辦公的有第一處（人事）、第三處（參謀）及副官處、機要室、研究室等部門。
在抗日戰爭中，胡擁有百萬大軍，卻僅用少數部隊在潼關到秋林鎮的黃河口岸和從靈寶到荊紫關，布防抗日；隻派範漢傑率27軍向晉南太嶽山、中條山、太行山南段地區對日作戰；其餘大量部隊，以保陝、甘、綏後方交通、鞏固河西走廊中蘇國際通路、保衛陪都重慶安全為借口，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包圍封鎖。
第34集團軍總司令部時期（約1942—1944年），曾在小雁塔舉行過一次慶賀胡宗南四十大壽的活動。
據載：“祝壽那天，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小雁塔內外，張燈結彩，煥然一新。尤其是各道門內，走廊簷下，那吊著的一盞盞大紅燈籠上，一個個燙金的‘壽’字，好不醒目耀眼。每逢客人到來，侍從們便點響歡迎的鞭炮。一時間，寧靜的古寺（薦福寺）籠罩在硝藥的煙霧中，長長的青磚甬道上落滿了紅綠紙屑。”
1943年6月下旬，周恩來、鄧穎超等100餘人乘汽車由渝返延，7月9日到達西安。當時已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胡宗南獲悉後，指定在小雁塔安排酒會，招待周恩來、鄧穎超。事先，胡從西安黃埔六期以上將軍級軍官中選30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對周以師禮相待，擬最好把周灌醉；胡還規定對周稱周先生，對蔣稱蔣委員長，對他本人稱胡宗南同誌。
7月10日下午招待酒會在小雁塔舉行。胡派秘書熊向暉乘專車前往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接周（鄧穎超因身體不適不能參加）。車到小雁塔，胡在會場外等候，向周敬禮，陪周進會場，環坐四周的作陪者起立相迎，胡陪同周在東側中間的雙人沙發上就座。周同胡交談，提出他想了解的問題。
胡政治部主任王某致歡迎詞，臨尾時提出：“請周先生和我們一起，祝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身體健康，請幹第一杯。”
周恩來舉杯起立，微笑著說：“王主任提到全國抗戰，我很欣賞。全國抗戰的基礎是國共兩黨的合作。蔣委員長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了表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誠意，我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願意為蔣委員長的健康幹杯。各位都是國民黨黨員，也請各位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幹杯。”
胡與作陪者都不知所措，周舉目四顧，仍微笑著說，“看來各位有為難之處，我不強人所難，這杯酒還是免了吧。”他放下酒杯，繼續泰然自若地同胡談話。
酒會當中，不斷有一批批的軍官或夫人來向周敬酒，都被周巧妙地回絕了。當一批夫人以向周夫人表示敬意為名，請周代鄧穎超分別與她們幹杯以示周一向尊重婦女時，周恩來嚴肅地說，“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順便說幾句，前幾年，延安人民連小米都吃不上，經過自力更生，發展生產，日子比過去好，仍然很艱難。如果讓鄧穎超同誌喝這樣好的酒，她會感到於心不安。我尊重婦女，也尊重鄧穎超同誌的心情。請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們彼此都尊重。”周舉茶杯碰她們的酒杯，夫人們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辭時，周恩來舉杯說，“感謝胡副長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總司令7月4日給胡副長官的電報。裏頭說，胡副長官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今天我問胡副長官，這是怎麽回事？胡副長官告訴我，那都是謠傳。胡副長官說，他沒有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意圖，他指揮的部隊不會采取這樣的行動。我聽了很高興，我相信，大家聽了都會很高興。我借這個機會，向胡副長官，向各位將軍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們一起努力，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打敗日本侵略者，收複南京、上海，收複北平、天津，收複東三省，收複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國的山河土地，徹底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獨立、自由、幸福的強大國家！同意的，請幹杯。不同意的，不勉強。”說完，他一飲而盡，胡也一飲而盡，所有作陪的人也幹了杯。
胡陪周走向專車，車啟動後胡向周注目敬禮，周向他招手示意。
此次酒會前後乘專車接送周恩來的熊向暉，在接周赴會時，即以英語秘密告訴周胡的安排，要周提防被灌醉。1991年1月8日，熊向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第7版上發表《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一文追述了此事。
到了西安綏署時期，胡宗南部隊則完全是對著共產黨打內戰了，胡的龐大軍隊成為國民黨在西北戰場的主力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英勇善戰，自1947年青化砭、蟠龍鎮戰役後，接著在沙家店、羊馬河、瓦子街、永豐諸戰役中取得連續勝利，殲滅了胡宗南的大量主力。曾在小雁塔輔助胡指揮作戰的綏署參謀長盛文，因此被撤職處分，做了替罪羊。胡損兵折將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地下組織及時準確地獲取了胡的重要軍事、政治情報，做到了知己知彼。下麵摘錄兩件與小雁塔胡最高指揮部有關的情報外泄事件：
1945年秋末的一個晚上，在小雁塔胡宗南第一戰區長官辦公室，胡正在主持黨政軍警憲特聯席匯報會。司令部的情報處處長匯報說，他獲得了中共西安一個地下情報組織的首要人物王××所在地點的確切情報，並已決定當晚12時動手。參加聯席匯報的李茂堂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他得知這一情況後假裝煙癮發作，口吐白沫跌倒在地，隨即被送往醫院。在醫院，李掛電話通知其妻將情況轉告中共西安情報處。當胡的情報處長帶特務趕到中共西安情報處時，早已人去樓空。1948年5月，李茂堂又從一特務處得知中共西安情報處處長王超北一家的藏身之處，即將前往搜捕，李遂以回家拿衣服為由通知王一家立即轉移，再次使胡的特務撲了空。
1948年宜川戰役前，中共中央急需了解胡宗南部隊的軍事動態和胡部整編後甲乙丙三種整編師的編製內容和武器裝備情況，遂將此任務交與中共西安地下人員蔡茂林。蔡原是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部被服科上尉科員，1945年初調到西北補給區司令部工作，後來，蔡隨該部調到西安工作。蔡得知有關材料收藏於胡宗南西安綏署參謀處的保險櫃裏，遂找到參謀處兩個受胡親信排擠的中校參謀，以給部隊編造配發夏季服裝計劃為由，從綏署得到了整編後各軍、師、旅編製的有關資料。另外，在1946年下半年，蔡茂林還曾向中共西安情報處提供過幾份胡部的重要軍事情報。
1949年5月17日，胡宗南和西安綏靖公署被迫撤離小雁塔；5月20日，西安解放。
在胡部占用薦福寺小雁塔的12年中（1938—1949），薦福寺成為軍營，群眾根本不能進入院內，小雁塔也受到一定破壞。胡部撤離後，發現小雁塔底地宮內被垃圾填滿。
胡宗南於1962年病故台灣。最後撤離西安的綏署人員之一、副參謀長沈策1985年曾來小雁塔參觀他當年的辦公室，還一再表示感謝人民對他的寬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