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安最早的佛寺——羅漢寺
王景民
新修《戶縣誌·民族宗教分誌》載：“羅漢寺，在縣城約8公裏的南、北龐村之間。據寺存石碑記，東漢明帝時（58—75），初建白馬招覺院，後稱玉禪寺。晉孝惠帝太安元年（302）敕建為惠王行香院（上說存疑）。唐武德年間（618—626）改為莊嚴院。貞觀十九年（645）改為白馬寺。金大定三年（1163），敕賜洪福院（元代複稱行香院）明洪武三年（1370）重修，改為羅漢寺。（永樂年間改為羅漢禪寺，嘉靖年間仍稱羅漢寺）。因地處龐村，俗稱龐村寺”。盡管世人對建院之始存疑，但據本縣文史專家楊兆林老先生考證，白馬招覺院是東漢明帝時期、洛陽白馬寺建後不長時間，在古都長安地區附其名而另建的一座寺院，並斷言其是“我國最早的佛寺之一”，也是西安地區最早的佛教活動場所（戶縣《文史資料》第十七輯）。
六碑石塔鑒興替
今羅漢寺朱雀殿（又稱諸佛殿）西廊，存古碑六通，殿南有明代高僧釋湛文舍利石塔一座，並稱為“六碑石塔”。現以立石時間為序逐一記敘，以了解羅漢寺在1900年的漫長曆史時期中興衰交替的過程。
碑石之一：《敕建惠王行香院》碑，俗稱《聖旨碑》。碑呈現長方形，長65cm，寬51cm，厚18cm。碑文為“西孝惠皇帝，欽奉聖旨，敕建惠王行香院”；附文刻有“晉王問左輔星，天下有高僧招為國師□，輔星奏曰：中（終）南山玉蟬寺有普覺和尚，解脫第一。宣請，至。王問曰：如何是如來妙法？普覺端坐，默然良久。王笑曰：此乃石佛示觀。王曰：為晉國法王，作中圍大師。賜地一千傾（頃），寺院同皇宮，殿堂百餘座，瓦廈數千間。前左玉禪，晉時行香院矣”，並欽點檢造官左輔星王輻、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楊橫負責營造工程。
此碑文因有“西晉”“晉時”等字樣，且字大小不一，因此，筆者疑碑文中除“欽奉聖旨敕建惠王行香院”是聖旨原文暨該碑的原文外，其它文字是後人補敘並補刻於碑上，不然“尚無東晉、何謂西晉”。盡管此碑有諸多存疑，但據楊兆林先生推斷，碑文字體屬晉時隸書向楷書過渡時字體，因此他認為此碑可能是距碑文所述之事後十年左右的東晉時期所立，“非偽贗之品”“其所述政要人物掌權年代及其作為，與史實完全吻合”。
由於晉孝惠帝的敕封，為行香院奠定了占地千頃的宏大基礎，因此1700多年後的今天，在寺附近方圓四、五裏地內發現不少遺存。據當地老人回憶，距寺之南四裏外的南焦羊村曾是當年行香院頭天門所在，建有玉皇廟（“文革”毀），今留有大青石門墩一對（一留南焦村，一移喬家莊），後隨著寺之規模越來越小，寺南麵部分廟產被當地農民變為耕地。北焦羊村1958年深翻土地時，在地下發現有寺廟房屋燒盡變成的木炭及磚、瓦等遺物。寺的北界在第五橋村一帶，其北界碑仍使現在的七、八十歲老人記憶猶新，且世代傳有騎馬關（閂）四（山）門之說，足見其規模之大。
石碑之二：《尚書禮部牒敕建洪福院》碑。立於起金大定五年（1165），石高55cm，寬105cm。碑文刻有“尚書禮部牒洪福院”“牒奉敕可特賜洪福院，牒到，準敕，故牒”，這是牒之正文。附文有“囗佛流教至我國，蓋其寺最初之院。貞觀十九年中秋而過，建立白馬寺”“陝西東路轉運司據京兆府戶縣太平鄉大龐村官莊院主僧文思狀告，見住本院自來別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敉，乞立洪福院名額，勘令是實，須至給賜者”“大定三年月日令史向癉，主事安”“大定五年六月十五日……住持洪福院講經論沙門文思”。
此碑也是國家刻錄的正式文件。從金大定皇帝敕賜洪福院一事說明當時在我國北方的金統治者也是用宏揚佛教來征服人心，借以達到進一步統一中原之目的。
碑石之三：《三教問答會名》碑。立於明宣德年間（1426—1435），石呈長方形，長56cm，寬40cm，厚20cm。碑文以君（明宣德皇帝）、臣（太子太保，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周論）問答形式闡釋佛、道、儒三教關係，以及三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的生平，以供僧、俗人等學習。
碑石之四：《吏部劄付》碑。立於明嘉靖元年（1522）3月，圓首，身首一體，碑高124cm，寬56cm。首額文《吏部劄付》4個大字，碑身刻錄上報、下發文書兩封。一為弘治十六年帖付，一為正德三年劄付，這兩個文件共同記敘了釋湛文任戶縣僧會司僧會一事的過程：帖付上呈稱：明弘治年間，戶縣僧會司印信缺人管理，“羅漢寺僧人淨深等，並鄰住新陽等裏地方住居軍民賀普民、賀普明、王錦、劉原等”，因本寺僧人釋湛文“平昔行止端莊，堪為主持，連名告保到縣”，並由“本縣草堂等寺住持行翥等”聯名舉薦其掌管僧會司印信，經戶縣，西安府逐級上報吏部審批。劄付是“正德叁年玖月拾柒日”吏部下發的“文字肆佰柒拾捌號劄付文憑壹道”批準任命釋湛文為戶縣僧會司僧會職務，並限其於“本年拾壹月初拾日到任”。從此碑文中世人不僅能得知釋湛文曾任戶縣僧會職務的史實，還可了解到我國古代官吏任免程序也是經過基層民主推薦，逐級考察上報，再經吏部審批後並頒發掛有文號的正式任免文件的程序進行的，足見我們現行的幹部任免程序是和我國古代是一脈相承的。（其碑陰，還刻有《羅漢寺全圖》，下文另敘）
碑石之五：《羅漢寺重修記》碑。明嘉靖元年（1522）4月立石，由邑人國史王九思撰文，其胞弟監察禦史王九峰篆額。碑圓首，座佚，首高79cm，寬96cm、身高99cm、寬88cm、厚15cm。碑文記敘釋湛文任戶縣僧會兼羅漢寺住持期間，見“茲寺（羅漢寺）之建年有餘，殿宇圯毀，金碧漫漶，無以闡教揚體”感歎道：“天地萬物，終歸於無，唯名不朽”“於是告諸鄉邑，善士景從，材集工合，遠邇畢力”。從1508年開始至1522年，用了十四年的時間，使羅漢寺麵貌煥然一新。“崇殿南臨廣堂，後峙廊廡，翼翼東西相直，丈室遂深，穹碑亭複。落成之日，二十三裏（行政設置）之氓（民眾），三十六寺之僧，大小快睹，欣欣改容，合掌問佛，稽顙禮拜”，大家都認為這應“歸功我師（湛文）”，而湛文卻說這是“衣缽弟子”有凝聚力的結果。碑文後半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推崇釋湛文其人（後文詳述）。
碑石之六：《重修羅漢寺畫廊記》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立石，圓首，方座，身首一體，高160cm，寬70cm，厚16cm，首額陰刻篆書“佛日增輝、法輪常轉”8字。此碑文不是一般的記事體載，而是從更深地層麵介紹重修畫廊的意義。碑文首先開宗明義地提出儒與釋的關係如“陰陽晝夜”雖每每相反，“然日為陽而明於晝，月為陰而明於夜，實並不相悖”，佛教與儒教雖有差別，但其“化人示驗，如日月之光不可偏廢，人亦不得遏之”，因此崇信佛教也是理所當然的。從這個觀點自然引發出羅漢能有悠久的曆史的合理性。因之，碑文對羅漢寺的曆史治革進行了係統的記敘。“始自東漢明宗之初院也，乃摩騰，竺法蘭闡教自西來，初修白馬招覺院，至唐囗時又改莊嚴院，廣閣堂榭，楹滿千所，廣揚瑜珈密典。天下大亂，時毀之矣。後至元興，天下各守國邦……改行香院。後禮部尚書李公奏準大定皇帝，敕建洪福院。至我朝洪武年間，山祖師雲孤舟……逐改為羅漢寺”，這段碑文為後人研究羅漢寺的曆史沿革提供了係統的史料。由於以上佛與釋的密切關係及羅漢寺悠久的曆史，自然而然地引發出修羅漢寺畫廊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必然性：“今朝代住持淨興……並諸僧同建廊三十六楹，內繪佛祖源流，千龕萬象。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兩廊牆壁傾圯。諸僧議舉住持深祿、深遇……募緣善信而重修之，有仍其舊而增飾之者，有病其眜而鼎建之者，金碧輝煌，製度精密，筆繪整潔。”
石塔：今寺內尚存釋湛文舍利塔一座，塔身為花崗岩石。塔高2m，塔底直徑1.5m，5級浮屠，塔身刻有“大明正德三年九月十七日，欽除戶縣僧會湛文之塔。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立”字樣。石塔原在今寺外西南角，現移至寺內朱雀殿前。
另外，在《尚書禮部洪福院》碑之左框線外，後人刻有“大明景泰辛末年春三月吉日，住持清雲治地重建，改羅漢禪寺記”。
在《吏部劄付》碑左下角記刻有康熙元年三月廿六日，第五橋張維等人將自己五畝軍田捐給羅漢寺作為僧人墳地一事，這些都是研究羅漢的珍貴資料。
百殿千佛渡眾生
羅漢寺在其漫長的歲月中，曾有過“占地千頃，殿堂百座”、“寺院同皇宮”宏偉的建築布局，也有過“畫廊三十六楹”、“千龕萬像”的“金碧輝煌”，加上正殿有戶縣“三絕”之一的“千佛靠背”，因此被譽稱為“百殿千佛”之寺。
羅漢寺明代以前的建築屢建屢毀，無所存留，從在《吏部劄付》碑之陰刻的一幅《羅漢寺全圖》中，可以了解到明嘉靖年間寺之建築格局（據本縣文物專家劉照鶴先生推斷此圖出自於釋湛文任羅漢寺住持之時）。此圖描繪了羅漢寺當時的殿宇方位及建築物全貌：寺院座北向南，建築物排列整齊，坐落有序，門前有石獅、望柱。院內主要殿宇由南至北以子午線為中軸排列，依次為有山門、金剛殿、天王殿、鍾樓和鼓樓（中軸兩側）、中殿、碑亭、正殿、二門樓及隔牆，後院有僧會司、舍利塔院。中軸線建築物右側以南向北依次排列有東祠堂、僧房、水陸殿、迦蘭殿、廊房、廚房、方丈室；左側依次排列的有僧會祠、僧房、地藏殿、祖師殿、廊房、庫房、淨業室，東西建築對稱。該圖碑為研究明代寺院建築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而明代以前該寺的頭天門及玉皇廟則在距現寺四裏之遙的南焦村，其存留到“文革”時期才被毀掉。
羅漢寺所有殿閣建築裝飾考究，結構嚴謹。各殿宇屋頂與牆壁均用青磚、蘭瓦、白灰砌成，並采用縷刻龍、鳳、鳥、獸、花卉、雲紋圖案壓脊和作牆抓頭，外觀非常威嚴，給參拜者以臨聖殿之感。建築木料均為榫卯結構，拱鬥廊簷，且全部雕梁畫棟。精美的壁畫或龍或鳳，或鳥或獸，或人物山水，或花卉魚蟲，或曆史典故，或神話傳說等藝術傑作皆出於高人之手，特別是“畫廊三十六楹、內繪佛祖源流，千龕萬像”“金碧輝煌，製度精密，筆畫整潔”。更有奇者，在正殿穹頂，鑲有一幅“雙童遊戲圖”，其畫從東西方向看二童麵對麵，從南北方向看，二童背靠背，來寺者必瞻此圖。所幸的是殿雖毀而圖仍珍藏，以期複原其位，重觀人塵。
羅漢寺各殿內曾供奉形態各異彩塑或貼金神像千餘尊，尊尊形神兼備，栩栩如生。民國中後期寺內雖設小學，但這些神像多完好無損。據當時在校就讀的二九級（41年）、三二級（44年）學生回憶：頭道殿是金剛殿，內塑風、調、雨、順四大金剛像，像高約2.5m；二道殿是天王殿，內塑八大天王像，均高丈餘，其中托塔天王李靖的神威形象還彌留在這些“老同學”的腦際；三道殿是朱雀殿，五間六楹，飛簷式歇山頂，外有回廊，進深11.7米。中間一尊佛像麵北而坐，四尊神像分兩邊對麵而坐，下首12圓通分列兩旁。此殿是該寺唯一幸存至今的建築物，但原神像全毀。近幾年來，新塑的如來佛、觀世音像相背坐入殿中央；四道殿是大雄寶殿，七間寬敞的大殿中，原塑有三尊大佛像，中為釋迦牟尼，左為藥師佛，右為阿彌陀佛，兩側為普賢、文殊二菩薩，17尊羅漢分列下首兩邊（傳說原為18羅漢，因一羅漢去兆豐橋聽經，到天明不得而歸，隻好留於兆豐橋廟內，故寺內隻有17羅漢）（筆者又疑因有此掌故而得名“羅漢寺”）。殿正中三尊佛像的靠背均高七尺有餘，由須彌山及形態各異的千餘尊小佛像組成，三座相連的靠背金光熠熠，燦燦奪目，小佛像千姿百態，尊尊賦有靈氣，個個神氣十足、精美絕倫，實為宗教藝術之極品。殿頂部還繪有展翅欲飛的大鵬金翅雕。羅漢寺的千佛靠背，連同太平峪玩花山際雲寺的暖閣及公輸堂的小木作並稱“戶縣三絕”。可惜“文革”中大殿被毀，千佛靠背也難逃此劫。在五間祖師殿內塑有五尊神像（五像為何神說法不一，有人記憶內有孔子、老子等像）
羅漢寺殿宇建築及彩塑神像，在民國時期尚保存完好。在民國後期，距寺不遠的牛東村駐紮的中美訓練班，曾派兵前來欲拆羅漢寺大殿木料蓋校舍，因受當地群眾的阻攔而未遂。但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使這個有近兩千年文化底蘊的古寺名刹連遭劫難，直至剩下一座孤殿。好在改革開放之後，百廢待興，羅漢古寺才得以複興。
名刹必然有高僧
羅漢寺之所以能夠千餘年永存不衰，並且屢受曆代朝廷的重視和敕封，與寺內輩出高僧的治理有直接關係。這些高僧們在弘揚佛教文化，修建、管理寺院過程中建樹過無量的功德，也留下了不少的仙跡佚事，摘其要者予以彰顯。
東漢：有印度高僧竺法蘭，竺法護於明帝初，白馬馱經東來，先駐錫於此，後又建白馬招覺院，佛教始在戶地闡傳。
西晉：有普覺和尚住玉禪寺（原白馬招覺院），西晉太安元年被晉孝惠帝詔見，當場敕封晉國法王，作中圍大師，以護衛晉之江北，並賜地千頃，建殿堂百座，改玉禪寺為帝之行香院，使寺院的規模達到鼎盛。
唐代：“據當地居人世代相傳，唐僧玄奘西天取經曾在此寺途宿”（見《戶縣旅遊體閑手冊》）。
唐周武年間：寺主薛懷義，號白馬招覺和尚，是武則天的事實丈夫。《唐書·則天太後傳》載“懷義，讄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佯狂洛陽寺，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人，侍後……悅之，欲掩跡，得通籍出人，使程發為浮屠，拜為白馬事主。（時羅漢寺已再次更為白馬招覺院）”“再後懷義寵稍衰”，加之“火焚明堂”事件，武則天羞之，掩而不發，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懷義於殿中，氵辰壯士擊殺，以畚車載屍還白馬寺，並隨寺焚毀。薛懷義主寺期間，武則天曾來寺拜佛。今寺內存長150cm，寬80cm青石一塊，是當年武則天跪拜之石，被當地群眾稱其為“世（石）麵”，又傳羅漢寺大殿因武則天住過而夏天無蚊子。
金元時期：有西域番僧天明和尚，因“睹內地有光，白玉碧相”而來到洪福院，與眾居士及信男善女，同發善心，化緣集資，修建殿閣，並將寺名複改為行香院。
明代：洪武年間，有南山祖師雲孤舟，廣東人見寺廟破損，同南京博士王尊平共同負責對寺院進行修葺，並將寺院改稱羅漢寺。
弘治至嘉靖年間，戶縣僧會司僧會兼羅漢寺主持釋湛文（1462—1539），原籍本縣花園裏人，父張福，母朱氏。湛文出生40天，父病故。十二歲時，母送他到羅漢寺，受經於圓明和尚座下。時雖彌沙眾多，而湛文獨被圓明看中，讚許說：“此叢林之白眉也”（同輩中最優者）。湛文隨師習經十餘年後，於憲宗成化己巳年（1485）在羅漢寺受戒為僧，協助圓明師父料理寺院。明孝忠弘治癸醜年（1493），湛文正式擔任羅漢寺主持。由於他德高望重，於武宗正德戊辰年（1508）9月17日被朝廷任命為戶邑僧會司僧會，主掌戶地各寺院的佛事活動，僧會司設於羅漢寺內。湛文能廣泛聯絡當地各界人士，邑之大夫、學士、經生及隱居之人都願與之交往並成為知己。湛文不僅是名僧，而且還是恪守孝道的楷模。他60歲時，母已90餘歲，而他對慈母“事之、敬之、戴之，唯恐其或違之。”他以畢生弘化佛法，為羅漢寺的建設而奔波。國史王九思在《羅漢寺重修記》碑文中介紹了湛文以上功德之後，感慨寫道：“鄉人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仁以存者君子之道也。”湛文於嘉靖十八年（1539）12月7日仙誓，享年78歲。
嘉靖年間，繼釋湛文之後，羅漢寺還有位有作為的主持淨興，號無比，“善通醫道，釋行超群”和本寺僧人修建“畫廊”。淨興之後又有主持深祿和深遇，其“為人端謹”，嘉靖三十四因地震，“畫廊牆壁傾圯”後組織人員物資重修了畫廊，使其再顯輝煌。
當代：淨天法師，係陝西佛教協會原副會長。本世紀初，在其倡導下，本縣宗教界人士收複了原廟地產23.87畝和朱雀殿及其他房產。並從海內外多方籌集資金，擬將羅漢寺複原為內置33尊玉佛的西北五省區唯一的精美玉佛寺。可惜淨天法師壯誌酬，不幸仙逝。
現寺住持如孝法師，其畢生致力於佛學修養，精進實修殊勝準提密法，並致力於建立完整的準提密法教學係統和實修實證體係。近年來，如孝法師遵照“十方來十方去十方廣結十方緣，十方施十方舍十方共成十方事”的精神，已在羅漢寺內主持建起了兩座框架結構，即占地麵積為960平方米的準提修法堂，寮房、齋堂，其它殿宇的修複已列入規劃，古刹重光之日已為期不遠。
古往今來香火盛
羅漢寺作為西安地區最早的宗教活動場所，自古以來佛事活動曆史悠久，香火旺盛。明嘉靖年間，羅漢寺重新修複完工之日（傳說為正月二十日）“二十三裏之氓，三十六寺之僧，大小快睹，欣欣問容，合掌向佛，嵇顙禮拜”。為了紀念這一盛事，以後各年就將正月二十作為祭祀之日。每年此日周圍24堡36社（龐村3堡、沙河寨3堡、焦羊村2堡、索村4堡、喬家莊、崔家灣、稻務莊2堡、裴家寨、邵家莊、四府村、新陽封、方家寨、盧五橋、千五橋等），輪流主持主辦廟會，組織群眾敬送“錢糧”，莊重舉行祭祀儀式。同時還搭台唱戲，耍社火以助興，吸引方圓數十裏群眾朝廟會，就連鹹陽、興平、長安、周至一帶的群眾也來趕熱鬧。解放前，新陽操（相當於鄉）借廟會之日舉行“鄉約”換屆選舉，為廟會增添了一層政治彩色，使廟會更顯隆重。解放以後利用廟會之機，每年舉辦5—7天騾馬交易會，物資交流燒香拜佛或誦經聽講善話。
20世紀末，學校由寺內遷出，羅漢寺廟產交由僧人管理。2002年經有關部門批準恢複羅漢寺宗教活動場所；是年12月25日隆重舉行佛教活動場所掛牌儀式大會，當地群眾數千人，參加慶典活動，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當地政府一位領導在賀詞中稱：“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羅漢寺宗教活動場所的恢複，不僅是宗教界的一件盛事，而且這裏將成為戶縣東部又一旅遊景點。期望其在弘揚優秀文化、興辦慈善事業，邦扶社會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發揮宗教特有的作用。”
新修《戶縣誌·民族宗教分誌》載：“羅漢寺，在縣城約8公裏的南、北龐村之間。據寺存石碑記，東漢明帝時（58—75），初建白馬招覺院，後稱玉禪寺。晉孝惠帝太安元年（302）敕建為惠王行香院（上說存疑）。唐武德年間（618—626）改為莊嚴院。貞觀十九年（645）改為白馬寺。金大定三年（1163），敕賜洪福院（元代複稱行香院）明洪武三年（1370）重修，改為羅漢寺。（永樂年間改為羅漢禪寺，嘉靖年間仍稱羅漢寺）。因地處龐村，俗稱龐村寺”。盡管世人對建院之始存疑，但據本縣文史專家楊兆林老先生考證，白馬招覺院是東漢明帝時期、洛陽白馬寺建後不長時間，在古都長安地區附其名而另建的一座寺院，並斷言其是“我國最早的佛寺之一”，也是西安地區最早的佛教活動場所（戶縣《文史資料》第十七輯）。
六碑石塔鑒興替
今羅漢寺朱雀殿（又稱諸佛殿）西廊，存古碑六通，殿南有明代高僧釋湛文舍利石塔一座，並稱為“六碑石塔”。現以立石時間為序逐一記敘，以了解羅漢寺在1900年的漫長曆史時期中興衰交替的過程。
碑石之一：《敕建惠王行香院》碑，俗稱《聖旨碑》。碑呈現長方形，長65cm，寬51cm，厚18cm。碑文為“西孝惠皇帝，欽奉聖旨，敕建惠王行香院”；附文刻有“晉王問左輔星，天下有高僧招為國師□，輔星奏曰：中（終）南山玉蟬寺有普覺和尚，解脫第一。宣請，至。王問曰：如何是如來妙法？普覺端坐，默然良久。王笑曰：此乃石佛示觀。王曰：為晉國法王，作中圍大師。賜地一千傾（頃），寺院同皇宮，殿堂百餘座，瓦廈數千間。前左玉禪，晉時行香院矣”，並欽點檢造官左輔星王輻、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楊橫負責營造工程。
此碑文因有“西晉”“晉時”等字樣，且字大小不一，因此，筆者疑碑文中除“欽奉聖旨敕建惠王行香院”是聖旨原文暨該碑的原文外，其它文字是後人補敘並補刻於碑上，不然“尚無東晉、何謂西晉”。盡管此碑有諸多存疑，但據楊兆林先生推斷，碑文字體屬晉時隸書向楷書過渡時字體，因此他認為此碑可能是距碑文所述之事後十年左右的東晉時期所立，“非偽贗之品”“其所述政要人物掌權年代及其作為，與史實完全吻合”。
由於晉孝惠帝的敕封，為行香院奠定了占地千頃的宏大基礎，因此1700多年後的今天，在寺附近方圓四、五裏地內發現不少遺存。據當地老人回憶，距寺之南四裏外的南焦羊村曾是當年行香院頭天門所在，建有玉皇廟（“文革”毀），今留有大青石門墩一對（一留南焦村，一移喬家莊），後隨著寺之規模越來越小，寺南麵部分廟產被當地農民變為耕地。北焦羊村1958年深翻土地時，在地下發現有寺廟房屋燒盡變成的木炭及磚、瓦等遺物。寺的北界在第五橋村一帶，其北界碑仍使現在的七、八十歲老人記憶猶新，且世代傳有騎馬關（閂）四（山）門之說，足見其規模之大。
石碑之二：《尚書禮部牒敕建洪福院》碑。立於起金大定五年（1165），石高55cm，寬105cm。碑文刻有“尚書禮部牒洪福院”“牒奉敕可特賜洪福院，牒到，準敕，故牒”，這是牒之正文。附文有“囗佛流教至我國，蓋其寺最初之院。貞觀十九年中秋而過，建立白馬寺”“陝西東路轉運司據京兆府戶縣太平鄉大龐村官莊院主僧文思狀告，見住本院自來別無名額，已納訖合著錢敉，乞立洪福院名額，勘令是實，須至給賜者”“大定三年月日令史向癉，主事安”“大定五年六月十五日……住持洪福院講經論沙門文思”。
此碑也是國家刻錄的正式文件。從金大定皇帝敕賜洪福院一事說明當時在我國北方的金統治者也是用宏揚佛教來征服人心，借以達到進一步統一中原之目的。
碑石之三：《三教問答會名》碑。立於明宣德年間（1426—1435），石呈長方形，長56cm，寬40cm，厚20cm。碑文以君（明宣德皇帝）、臣（太子太保，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周論）問答形式闡釋佛、道、儒三教關係，以及三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的生平，以供僧、俗人等學習。
碑石之四：《吏部劄付》碑。立於明嘉靖元年（1522）3月，圓首，身首一體，碑高124cm，寬56cm。首額文《吏部劄付》4個大字，碑身刻錄上報、下發文書兩封。一為弘治十六年帖付，一為正德三年劄付，這兩個文件共同記敘了釋湛文任戶縣僧會司僧會一事的過程：帖付上呈稱：明弘治年間，戶縣僧會司印信缺人管理，“羅漢寺僧人淨深等，並鄰住新陽等裏地方住居軍民賀普民、賀普明、王錦、劉原等”，因本寺僧人釋湛文“平昔行止端莊，堪為主持，連名告保到縣”，並由“本縣草堂等寺住持行翥等”聯名舉薦其掌管僧會司印信，經戶縣，西安府逐級上報吏部審批。劄付是“正德叁年玖月拾柒日”吏部下發的“文字肆佰柒拾捌號劄付文憑壹道”批準任命釋湛文為戶縣僧會司僧會職務，並限其於“本年拾壹月初拾日到任”。從此碑文中世人不僅能得知釋湛文曾任戶縣僧會職務的史實，還可了解到我國古代官吏任免程序也是經過基層民主推薦，逐級考察上報，再經吏部審批後並頒發掛有文號的正式任免文件的程序進行的，足見我們現行的幹部任免程序是和我國古代是一脈相承的。（其碑陰，還刻有《羅漢寺全圖》，下文另敘）
碑石之五：《羅漢寺重修記》碑。明嘉靖元年（1522）4月立石，由邑人國史王九思撰文，其胞弟監察禦史王九峰篆額。碑圓首，座佚，首高79cm，寬96cm、身高99cm、寬88cm、厚15cm。碑文記敘釋湛文任戶縣僧會兼羅漢寺住持期間，見“茲寺（羅漢寺）之建年有餘，殿宇圯毀，金碧漫漶，無以闡教揚體”感歎道：“天地萬物，終歸於無，唯名不朽”“於是告諸鄉邑，善士景從，材集工合，遠邇畢力”。從1508年開始至1522年，用了十四年的時間，使羅漢寺麵貌煥然一新。“崇殿南臨廣堂，後峙廊廡，翼翼東西相直，丈室遂深，穹碑亭複。落成之日，二十三裏（行政設置）之氓（民眾），三十六寺之僧，大小快睹，欣欣改容，合掌問佛，稽顙禮拜”，大家都認為這應“歸功我師（湛文）”，而湛文卻說這是“衣缽弟子”有凝聚力的結果。碑文後半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推崇釋湛文其人（後文詳述）。
碑石之六：《重修羅漢寺畫廊記》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立石，圓首，方座，身首一體，高160cm，寬70cm，厚16cm，首額陰刻篆書“佛日增輝、法輪常轉”8字。此碑文不是一般的記事體載，而是從更深地層麵介紹重修畫廊的意義。碑文首先開宗明義地提出儒與釋的關係如“陰陽晝夜”雖每每相反，“然日為陽而明於晝，月為陰而明於夜，實並不相悖”，佛教與儒教雖有差別，但其“化人示驗，如日月之光不可偏廢，人亦不得遏之”，因此崇信佛教也是理所當然的。從這個觀點自然引發出羅漢能有悠久的曆史的合理性。因之，碑文對羅漢寺的曆史治革進行了係統的記敘。“始自東漢明宗之初院也，乃摩騰，竺法蘭闡教自西來，初修白馬招覺院，至唐囗時又改莊嚴院，廣閣堂榭，楹滿千所，廣揚瑜珈密典。天下大亂，時毀之矣。後至元興，天下各守國邦……改行香院。後禮部尚書李公奏準大定皇帝，敕建洪福院。至我朝洪武年間，山祖師雲孤舟……逐改為羅漢寺”，這段碑文為後人研究羅漢寺的曆史沿革提供了係統的史料。由於以上佛與釋的密切關係及羅漢寺悠久的曆史，自然而然地引發出修羅漢寺畫廊之所以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必然性：“今朝代住持淨興……並諸僧同建廊三十六楹，內繪佛祖源流，千龕萬象。嘉靖三十四年地震，兩廊牆壁傾圯。諸僧議舉住持深祿、深遇……募緣善信而重修之，有仍其舊而增飾之者，有病其眜而鼎建之者，金碧輝煌，製度精密，筆繪整潔。”
石塔：今寺內尚存釋湛文舍利塔一座，塔身為花崗岩石。塔高2m，塔底直徑1.5m，5級浮屠，塔身刻有“大明正德三年九月十七日，欽除戶縣僧會湛文之塔。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立”字樣。石塔原在今寺外西南角，現移至寺內朱雀殿前。
另外，在《尚書禮部洪福院》碑之左框線外，後人刻有“大明景泰辛末年春三月吉日，住持清雲治地重建，改羅漢禪寺記”。
在《吏部劄付》碑左下角記刻有康熙元年三月廿六日，第五橋張維等人將自己五畝軍田捐給羅漢寺作為僧人墳地一事，這些都是研究羅漢的珍貴資料。
百殿千佛渡眾生
羅漢寺在其漫長的歲月中，曾有過“占地千頃，殿堂百座”、“寺院同皇宮”宏偉的建築布局，也有過“畫廊三十六楹”、“千龕萬像”的“金碧輝煌”，加上正殿有戶縣“三絕”之一的“千佛靠背”，因此被譽稱為“百殿千佛”之寺。
羅漢寺明代以前的建築屢建屢毀，無所存留，從在《吏部劄付》碑之陰刻的一幅《羅漢寺全圖》中，可以了解到明嘉靖年間寺之建築格局（據本縣文物專家劉照鶴先生推斷此圖出自於釋湛文任羅漢寺住持之時）。此圖描繪了羅漢寺當時的殿宇方位及建築物全貌：寺院座北向南，建築物排列整齊，坐落有序，門前有石獅、望柱。院內主要殿宇由南至北以子午線為中軸排列，依次為有山門、金剛殿、天王殿、鍾樓和鼓樓（中軸兩側）、中殿、碑亭、正殿、二門樓及隔牆，後院有僧會司、舍利塔院。中軸線建築物右側以南向北依次排列有東祠堂、僧房、水陸殿、迦蘭殿、廊房、廚房、方丈室；左側依次排列的有僧會祠、僧房、地藏殿、祖師殿、廊房、庫房、淨業室，東西建築對稱。該圖碑為研究明代寺院建築提供了珍貴的史料，而明代以前該寺的頭天門及玉皇廟則在距現寺四裏之遙的南焦村，其存留到“文革”時期才被毀掉。
羅漢寺所有殿閣建築裝飾考究，結構嚴謹。各殿宇屋頂與牆壁均用青磚、蘭瓦、白灰砌成，並采用縷刻龍、鳳、鳥、獸、花卉、雲紋圖案壓脊和作牆抓頭，外觀非常威嚴，給參拜者以臨聖殿之感。建築木料均為榫卯結構，拱鬥廊簷，且全部雕梁畫棟。精美的壁畫或龍或鳳，或鳥或獸，或人物山水，或花卉魚蟲，或曆史典故，或神話傳說等藝術傑作皆出於高人之手，特別是“畫廊三十六楹、內繪佛祖源流，千龕萬像”“金碧輝煌，製度精密，筆畫整潔”。更有奇者，在正殿穹頂，鑲有一幅“雙童遊戲圖”，其畫從東西方向看二童麵對麵，從南北方向看，二童背靠背，來寺者必瞻此圖。所幸的是殿雖毀而圖仍珍藏，以期複原其位，重觀人塵。
羅漢寺各殿內曾供奉形態各異彩塑或貼金神像千餘尊，尊尊形神兼備，栩栩如生。民國中後期寺內雖設小學，但這些神像多完好無損。據當時在校就讀的二九級（41年）、三二級（44年）學生回憶：頭道殿是金剛殿，內塑風、調、雨、順四大金剛像，像高約2.5m；二道殿是天王殿，內塑八大天王像，均高丈餘，其中托塔天王李靖的神威形象還彌留在這些“老同學”的腦際；三道殿是朱雀殿，五間六楹，飛簷式歇山頂，外有回廊，進深11.7米。中間一尊佛像麵北而坐，四尊神像分兩邊對麵而坐，下首12圓通分列兩旁。此殿是該寺唯一幸存至今的建築物，但原神像全毀。近幾年來，新塑的如來佛、觀世音像相背坐入殿中央；四道殿是大雄寶殿，七間寬敞的大殿中，原塑有三尊大佛像，中為釋迦牟尼，左為藥師佛，右為阿彌陀佛，兩側為普賢、文殊二菩薩，17尊羅漢分列下首兩邊（傳說原為18羅漢，因一羅漢去兆豐橋聽經，到天明不得而歸，隻好留於兆豐橋廟內，故寺內隻有17羅漢）（筆者又疑因有此掌故而得名“羅漢寺”）。殿正中三尊佛像的靠背均高七尺有餘，由須彌山及形態各異的千餘尊小佛像組成，三座相連的靠背金光熠熠，燦燦奪目，小佛像千姿百態，尊尊賦有靈氣，個個神氣十足、精美絕倫，實為宗教藝術之極品。殿頂部還繪有展翅欲飛的大鵬金翅雕。羅漢寺的千佛靠背，連同太平峪玩花山際雲寺的暖閣及公輸堂的小木作並稱“戶縣三絕”。可惜“文革”中大殿被毀，千佛靠背也難逃此劫。在五間祖師殿內塑有五尊神像（五像為何神說法不一，有人記憶內有孔子、老子等像）
羅漢寺殿宇建築及彩塑神像，在民國時期尚保存完好。在民國後期，距寺不遠的牛東村駐紮的中美訓練班，曾派兵前來欲拆羅漢寺大殿木料蓋校舍，因受當地群眾的阻攔而未遂。但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使這個有近兩千年文化底蘊的古寺名刹連遭劫難，直至剩下一座孤殿。好在改革開放之後，百廢待興，羅漢古寺才得以複興。
名刹必然有高僧
羅漢寺之所以能夠千餘年永存不衰，並且屢受曆代朝廷的重視和敕封，與寺內輩出高僧的治理有直接關係。這些高僧們在弘揚佛教文化，修建、管理寺院過程中建樹過無量的功德，也留下了不少的仙跡佚事，摘其要者予以彰顯。
東漢：有印度高僧竺法蘭，竺法護於明帝初，白馬馱經東來，先駐錫於此，後又建白馬招覺院，佛教始在戶地闡傳。
西晉：有普覺和尚住玉禪寺（原白馬招覺院），西晉太安元年被晉孝惠帝詔見，當場敕封晉國法王，作中圍大師，以護衛晉之江北，並賜地千頃，建殿堂百座，改玉禪寺為帝之行香院，使寺院的規模達到鼎盛。
唐代：“據當地居人世代相傳，唐僧玄奘西天取經曾在此寺途宿”（見《戶縣旅遊體閑手冊》）。
唐周武年間：寺主薛懷義，號白馬招覺和尚，是武則天的事實丈夫。《唐書·則天太後傳》載“懷義，讄人，本馮氏，名小寶，偉岸”“佯狂洛陽寺，千金公主嬖之主上，言小寶可人，侍後……悅之，欲掩跡，得通籍出人，使程發為浮屠，拜為白馬事主。（時羅漢寺已再次更為白馬招覺院）”“再後懷義寵稍衰”，加之“火焚明堂”事件，武則天羞之，掩而不發，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懷義於殿中，氵辰壯士擊殺，以畚車載屍還白馬寺，並隨寺焚毀。薛懷義主寺期間，武則天曾來寺拜佛。今寺內存長150cm，寬80cm青石一塊，是當年武則天跪拜之石，被當地群眾稱其為“世（石）麵”，又傳羅漢寺大殿因武則天住過而夏天無蚊子。
金元時期：有西域番僧天明和尚，因“睹內地有光，白玉碧相”而來到洪福院，與眾居士及信男善女，同發善心，化緣集資，修建殿閣，並將寺名複改為行香院。
明代：洪武年間，有南山祖師雲孤舟，廣東人見寺廟破損，同南京博士王尊平共同負責對寺院進行修葺，並將寺院改稱羅漢寺。
弘治至嘉靖年間，戶縣僧會司僧會兼羅漢寺主持釋湛文（1462—1539），原籍本縣花園裏人，父張福，母朱氏。湛文出生40天，父病故。十二歲時，母送他到羅漢寺，受經於圓明和尚座下。時雖彌沙眾多，而湛文獨被圓明看中，讚許說：“此叢林之白眉也”（同輩中最優者）。湛文隨師習經十餘年後，於憲宗成化己巳年（1485）在羅漢寺受戒為僧，協助圓明師父料理寺院。明孝忠弘治癸醜年（1493），湛文正式擔任羅漢寺主持。由於他德高望重，於武宗正德戊辰年（1508）9月17日被朝廷任命為戶邑僧會司僧會，主掌戶地各寺院的佛事活動，僧會司設於羅漢寺內。湛文能廣泛聯絡當地各界人士，邑之大夫、學士、經生及隱居之人都願與之交往並成為知己。湛文不僅是名僧，而且還是恪守孝道的楷模。他60歲時，母已90餘歲，而他對慈母“事之、敬之、戴之，唯恐其或違之。”他以畢生弘化佛法，為羅漢寺的建設而奔波。國史王九思在《羅漢寺重修記》碑文中介紹了湛文以上功德之後，感慨寫道：“鄉人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仁以存者君子之道也。”湛文於嘉靖十八年（1539）12月7日仙誓，享年78歲。
嘉靖年間，繼釋湛文之後，羅漢寺還有位有作為的主持淨興，號無比，“善通醫道，釋行超群”和本寺僧人修建“畫廊”。淨興之後又有主持深祿和深遇，其“為人端謹”，嘉靖三十四因地震，“畫廊牆壁傾圯”後組織人員物資重修了畫廊，使其再顯輝煌。
當代：淨天法師，係陝西佛教協會原副會長。本世紀初，在其倡導下，本縣宗教界人士收複了原廟地產23.87畝和朱雀殿及其他房產。並從海內外多方籌集資金，擬將羅漢寺複原為內置33尊玉佛的西北五省區唯一的精美玉佛寺。可惜淨天法師壯誌酬，不幸仙逝。
現寺住持如孝法師，其畢生致力於佛學修養，精進實修殊勝準提密法，並致力於建立完整的準提密法教學係統和實修實證體係。近年來，如孝法師遵照“十方來十方去十方廣結十方緣，十方施十方舍十方共成十方事”的精神，已在羅漢寺內主持建起了兩座框架結構，即占地麵積為960平方米的準提修法堂，寮房、齋堂，其它殿宇的修複已列入規劃，古刹重光之日已為期不遠。
古往今來香火盛
羅漢寺作為西安地區最早的宗教活動場所，自古以來佛事活動曆史悠久，香火旺盛。明嘉靖年間，羅漢寺重新修複完工之日（傳說為正月二十日）“二十三裏之氓，三十六寺之僧，大小快睹，欣欣問容，合掌向佛，嵇顙禮拜”。為了紀念這一盛事，以後各年就將正月二十作為祭祀之日。每年此日周圍24堡36社（龐村3堡、沙河寨3堡、焦羊村2堡、索村4堡、喬家莊、崔家灣、稻務莊2堡、裴家寨、邵家莊、四府村、新陽封、方家寨、盧五橋、千五橋等），輪流主持主辦廟會，組織群眾敬送“錢糧”，莊重舉行祭祀儀式。同時還搭台唱戲，耍社火以助興，吸引方圓數十裏群眾朝廟會，就連鹹陽、興平、長安、周至一帶的群眾也來趕熱鬧。解放前，新陽操（相當於鄉）借廟會之日舉行“鄉約”換屆選舉，為廟會增添了一層政治彩色，使廟會更顯隆重。解放以後利用廟會之機，每年舉辦5—7天騾馬交易會，物資交流燒香拜佛或誦經聽講善話。
20世紀末，學校由寺內遷出，羅漢寺廟產交由僧人管理。2002年經有關部門批準恢複羅漢寺宗教活動場所；是年12月25日隆重舉行佛教活動場所掛牌儀式大會，當地群眾數千人，參加慶典活動，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當地政府一位領導在賀詞中稱：“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羅漢寺宗教活動場所的恢複，不僅是宗教界的一件盛事，而且這裏將成為戶縣東部又一旅遊景點。期望其在弘揚優秀文化、興辦慈善事業，邦扶社會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發揮宗教特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