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慈恩宗祖庭之一——興教寺
一僧
興教寺是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聞名中外的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也是慈恩宗祖庭之一，所以也是我遊訪最重要的佛寺之一。從1995年夏季開始，我便深入調查、搜集、周谘博訪、別目辨珠，不放過每一方碑石。我不知多少次去興教寺，記得一次抄寫窺基法師塔銘，緊貼塔西有一片密密的竹林，因為太陽已落了，蚊蟲很多，待抄完塔銘，我的腿上，手背已被叮了不少疙瘩；有時天晚了，就住在寺院，一覺睡來，隻是黎明三四點，塔鈴在晨風中發出響亮悅耳的聲響，我又開始翻閱校核整理碑文……辛勤與汗水使我獲得了比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一、曆史沿革
玄奘，河南偃師人，俗姓陳，名，世界著名佛學家、旅行家與翻譯家。唐貞觀二年（628）他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備受艱險苦累，到達印度。在印度佛教中心著名的那爛陀寺，得到當時印度著名佛教高僧戒賢法師精心指導，研讀佛學百家經典，長達17年，貫通印度佛教各派學說。在戒日王召集的曲女城辯論大會上，以無可辯駁的論述，獲得極高學術聲譽。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滿載佛教經典及金、銀佛像等珍品回到長安。在朝廷的支持下，他召集天下高僧、學者，於弘福寺設立譯場，後譯場移於慈恩寺，展開了規模宏大的翻譯工作。玄奘法師精通梵、漢語言文字，又深諳佛理，譯著準確詳明，用了19年的時間，在弟子窺基和圓測的協同下，共譯出佛經74部，1335卷；創立了唯識宗——唯識宗亦稱法相宗慈恩宗。他自撰著作五種，特別是《大唐西域記》，翔實地保留了中亞、南亞古代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物產、民族風俗等諸多資料，成為今天研究古印度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他還將印度失傳的佛學經典《大乘起信論》，由漢文譯成梵文，使之重新流傳印度，並把印度因明學介紹到中國，促進了我國邏輯學發展。這些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及中印文化的交流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使大慈恩寺名揚國內外。
大慈恩寺位於西安南郊雁塔路南端，寺內有馳名於世界的大雁塔。唐貞觀二十二年（648），高宗作太子時，為報慈母大恩，在隋建無漏寺廢墟上建成大慈恩寺，該寺重樓複閣，多達十餘院，占地400畝，殿宇僧房多達1897間。寺內壁畫多出自閻立本、吳道子、王維等名家之手，其建築富麗堂皇。永徽三年（652），玄奘為了安置從印度帶回的佛經、佛像、舍利，就在寺西院造塔，初為五層。武皇長安元年（701），此塔摧倒，武皇、王公施資改造為十層，內作空心，可登臨觀景，以後又經兵火，改建成七層。由於此塔仿印度經塔建造，最下一層作雁形，所以稱之為雁塔，後為了區別於小雁塔，故稱之為大雁塔。據史記載，唐代進士有雁塔題名的盛舉。從唐至今，大雁塔也是重要的旅遊勝地，文人騷客常來此登高遠眺，吟詠對詩。由於玄奘同其徒弟在此譯經，並創立唯識宗，因而大慈恩寺被看成慈恩宗的祖庭。
1.興教寺——玄奘法師及弟子窺基、圓測靈骨塔所在地
唐麟德元年（664）2月5日，積勞成疾的玄奘法師在陝西省宜君縣玉華宮圓寂，4月14日，玄奘法師靈骨安葬於白鹿原。舉行葬禮時，長安附近五百裏群眾前去送葬的就有100多萬人，有3萬人竟寄宿墓旁。由此可知，人們對玄奘是多麽敬仰愛戴啊！
玄奘葬於□河東岸的白鹿原上，靈骨之地恰與大明宮遙遙相對，唐高宗李治每每站立大明宮前遙望，常常不免觸目傷情，時慟悲思。總章二年（669）高宗下詔，以隆重的儀式和宏大的場麵，將玄奘遺骨遷於樊川杜曲東南的少陵原畔，移塔建寺。由於時間久遠，今對當時唐興教寺規模格局不得而知，但從現存的石碑和一些資料可知，唐興教寺規模宏大、殿宇宏偉、華麗堂皇。宋張禮在《遊城南記》中說它“殿宇法製，精密莊嚴”；而明趙嶇函在他的《遊城南》中曰：“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僅存閻羅王，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大慈恩寺壁畫出自當時唐著名畫家閻立本、吳道子、王維之手。而興教寺作為玄奘靈骨塔所在地，且有唐皇帝題額，其壁畫必然出自名家高手，可惜的是今人除從趙嶇函《遊城南》得知那麽“大不盈尺”的一片唐人畫外，那輝煌的壁畫，已無從得知了。這裏要說明的是，塔銘與起塔並不是同一時間，建塔時間為總章二年（669），而劉軻撰文、建初書的塔銘卻在文宗開成四年（839），中間整整相隔170年。在玄奘法師生平中，今存的資料關於圓寂時間是一致的。但關於玄奘法師的享年卻存三種說法。塔銘曰69，道宣律師所著《高僧傳》曰65，慧立所著的《三藏傳》則曰62.三種究竟以哪種為準，康寄遙居士在他1958年所撰寫的《陝西佛教記略》（上編）中對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塔銘為69歲，按一般來說，塔銘是最具權威的資料，但建塔與刻置塔銘，其間相距達170年，連塔銘序中也說：“年歲遙遠，荒涼殘委。”由於時間漫長，其間“不能必其絕無傳聞的差誤”，所以他認為“故今應以奘師生於仁壽二年，寂於麟德元年在世63歲為正確，若以現在周歲與虛歲計，63與65，覺可通，唯對69不易通融”，因為60歲與大業十年（614）出家，年恰13，武德五年（622）受具年正21，乃至出國留印。回國譯經，所有年事，大都相合。筆者將此三種情況列出，以供專家研究。
窺基（631—682）長安人，姓尉遲，字宏道，唐王朝開國功臣、大將軍尉遲敬德的侄子，玄奘收為嫡傳大弟子，高宗永淳元年（682）圓寂於慈恩翻譯院，10天後葬興教寺陪奘公塔。
圓測（612—696），名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孫（今朝鮮），玄奘收為弟子，武皇萬歲通天元年（696）圓寂，同年二月十五日火葬於龍門香山寺北穀並起塔，圓測弟子分得一部分骨骸盛以寶函石槨，攜回長安，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起塔。據康寄遙《陝西佛寺紀略》（上編）中曰：“在塔基內安葬舍利四十九粒，於宋政和五年（1115）從豐德寺分舍利葬於奘公塔左，創建的新塔與基師塔規模無異，其塔由宋複撰並書。從公元669年玄奘遺骨遷葬興教寺並起塔，到圓測塔公元1115年建成，中間相隔竟達464年之久。
2.“寺無僧、塔無主”那段曆史
興教寺建成約百年後，據《塔銘序》曰：“塔無主、寺無僧、遊者傷目”。按這個大體時間推算：總章二年為公元669年，“百年後”大約在769年以後那段時間裏。我們從769年向前追溯60多年曆史，考察一下這個時期足以影響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等大的自然災害及曆史事件，就會對興教寺出現這種敗落大體上得出一個答案。
公元705年，中宗反正；公元706年，中宗神龍二年，肅章門之變；公元710年景龍四年，李隆基平亂；公元736年開元二十四年，劉誌誠起義；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公元756年天寶十五年，安祿山部攻入長安、“馬嵬驛事件”、“陳濤斜之戰”；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儀率師收複長安、戰於渭河清渠、香積寺之戰；公元758年至德三年十月，吐蕃攻陷長安；公元764年，廣德二年，關中缺糧，鬥米千錢；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春大旱，京師鬥米千錢；公元769年大曆四年，京師大雨，鬥米值八百。
從以上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戰爭連年，特別是“安史之亂”與“吐蕃攻陷長安”，對唐王朝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會產生嚴重影響，即使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戰鬥、事變也都發生在長安，加之又有水旱災害，這些必然危及影響到寺院。興教寺是不是就毀於兵災戰火，雖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這種可能無論如何是存在的。大凡統治者，從來都是將維持其統治地位放在首位，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唐王朝，連皇帝、貴妃都惶惶外逃，生命難以自保，誰還又有心修茸寺院呢？百姓處於水深火熱難得溫飽的死亡線上，捐資建寺這種可能性自然也是很小的，在這種情況下的興教寺“寺無僧、塔無主，遊者傷目”，也就不足奇怪了。在公元769年以後的二三十年裏，公元785年，貞元元年大旱，河水涸；公元788年貞元四年、794年貞元十年，接連發生的兩次地震，這些都對經濟文化、社會生產產生了嚴重影響。
曆史上的滅佛，雖實施於武宗會昌五年（845），但早在敬宗、文宗時，唐王朝就有滅佛意圖。敬宗李湛於寶曆元年登基（825），也就是說從敬宗當皇帝已產生滅佛的意圖。既有此意，雖不能馬上實施，但修葺寺院自然就不會得到朝廷的支持了。鑒於以上諸多原因，興教寺那種“寺無僧、塔無主”的荒涼境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興教寺的曆次修茸
玄奘靈骨移葬於杜曲東南的少陵原畔，建塔的時間為唐總章二年（669），而玄奘塔的塔銘卻刻置於170年之後。據諸多史料記載，最早的一次修葺在唐穆宗長慶中（821），當時主持修葺塔寺的和尚法號曇景，這次修葺是一次小規模的修葺。唐太和二年（828），當時安國寺有僧義林籌修玄奘塔，同時備石準備刻銘，但塔未修畢，義林圓寂，臨圓寂前，他念念不忘刻置塔銘之事，遺言於門人令檢，要他一定要尋找文人撰銘。又經過10年多，到了839年，這才請劉軻作成塔銘鑲嵌於塔最底層北麵。這是有記載的第二次修葺，也是起塔與塔銘為什麽不是同一時間的原故。
第三次當在宋元豐四年（1082），據清乾隆王昶《金石萃編）中的《玉峰軒碑記》末尾記時為“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1082），當時的知京北龍圖呂公，在終南山太乙湫祈禱時，途經興教寺登至少陵原畔，南望終南，青山秀峰，下窺樊川，山水秀麗，遂命寺主僧晏靜創建“玉峰軒”，並推萬年令陳政舉作記，此記即“玉峰軒記”。宋張禮遊興教寺時，尚用“殿宇法製，精密莊嚴”，八字概括描述，可見當時興教寺的建築群還是相當完整的。
第四次修葺是在宋政和五年（1115）。武後萬歲通天元年從洛陽龍門香山寺攜帶回陝後葬於長安豐德寺東嶺上的圓測骨骸，取出後於興教寺玄奘塔旁起塔而動工。這次圓測塔的形狀、規模與窺基塔的格局是完全一樣的，塔銘由宋複撰並書。在修建圓測塔時“同時並基公塔即舊而新之”。（見《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舍利塔銘並序》）在圓測塔銘並序中，還記述著興教寺慈恩塔院一些鮮為人知的建築當基、測二師塔建成後，“金輪寶鐸層構雙聳矗如幻，成其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周左右以附……及於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然這些均隻能遺憾而已。宋張禮《遊城南記》雖記於宋朝，然出遊時間卻是北宋元□年（1086），早於這次建圓測塔的宋政和五年（1115）29年，待到明趙嶇函《遊城南》又整整相隔了一個朝代。世事滄桑，看來要看到更具體的史料已很困難了。元代是否對興教寺修葺過，由於沒有確鑿的資料，難以考證。1995年10月28日，筆者去興教寺搜集資料，寺內住持常明方丈說，法堂西北角山牆頂頭下壓了個石碑，是元代的，經度量碑長65厘米，寬45厘米，厚13厘米，上麵刻著的字外露部分是“奉政大夫華州知州劉……大元初功□兵馬都元帥太師秦”，缺字處因斷不敢肯定，看上去像個“主”字，是不是修葺捐款的姓名不敢肯定，但推測是有可能的。
經過元代漫長的歲月，至明趙嶇函遊興教寺時，已是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夏季四月。從文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興教寺北邊原上樹木是相當茂密的，“乃遂東南行至龐留，……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裏原盡得興教寺。”該文涉及到興教寺的文字如下：“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宏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複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後原畔，今獨陳正峰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塊，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鬼三，大不盈尺，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從以上文字可知，趙嶇函遊時，那種“殿字法製，精密莊嚴”已不複存在，連“玉峰軒”的情況也隻能從陳正峰所撰寫的“玉峰軒記”中知個大概了。然而，碑石當時尚嵌於殿壁間，而寺僧穴居窯中，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寺院敗落的境況。明趙嶇函在這次遊後所寫的“興教寺”一詩曰：“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與前邊文字同出一轍，給人的印象都是興教寺已是相當荒涼了。
至清，從今存於“興教寺鍾樓中的“大唐興教寺改建鍾”上銘文得知，此鍾鑄於清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丁未春三日穀旦（1787），鍾文為邑生員胡曰德。鍾文曰：“興教寺者，唐肅宗之所名也，原依少陵，地近樊川，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詩所謂日斜山字者是也；世遠年湮不無頹敗，鼎殘碑裂，遊者傷目”。按鍾文，是記述了一個稱太榮的和尚，見寺鍾已毀，“不有以改之無以興佛力，因之改建興教寺。”這次應該說算是興教寺從唐以來，在已掌握的資料中是一次最大的修葺了，從已知資料中，這算第五次修葺。
清同治年間，寺內除三塔外，全部建築毀於兵火。延至民國10年（1921）興教寺外無寺院圍牆，內無殿宇僧舍，隻有慈恩塔院三塔聳立於少陵原畔。
興教寺是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所以與大慈恩寺同屬慈恩宗祖庭，且當時興教寺屬大慈恩寺下院，許多大的修葺都是由大慈恩寺出資，並派僧人監修的。比如民國20年12月（1931）年立的《重修興教寺記》的監工就是慈恩寺住持寶生，而參與最多的還有居士康寄遙。民國9年（1920）至民國11年（1922），妙闊法師來住持興教寺這段時間，當時興教寺有一個叫妙法法號自理的禪師住持著興教寺，妙法的師父是應禪法師，此僧當時為小雁塔薦福寺方丈，妙法當時在薦福寺做監院或首座。民國9年（1920）前後他住興教寺，當時興教寺除三塔、兩間破屋和數孔窯洞外，殿宇全無，當時寺院的地租種出去了，麵積縮小，崖後尚有燒瓦盆瓦罐的。妙法發願振興寺院。據常明方丈回憶，他為了要回寺地，曾吃官司、住班房月餘，後終於打贏官司要回了寺院的地。今興教寺大殿東山牆懸掛有應公老和尚圓寂紀念匾額，上書“盤涅證果”四字，這裏的應公即應禪法師，應禪法師為妙法禪師的師父。另外，應禪法師靈骨就葬埋在興教寺山門前崖下，今尚為寺院所有的6畝地裏。寺地要回後他著手準備著木料，至民國11年（1922）年前木料基本備齊，後因資金短缺，遲遲未能修建。民國11年（1922），妙闊從南方來陝，不久住持興教寺，妙法離寺，由妙闊住持興建起五楹法堂，這算是興教寺第六次修葺。
這裏應該說明的是，對於妙法、妙闊這些曆史人物，我們沒有必要評價其誰是誰非，可二人之間有矛盾是應該說明的，因為在不長時間內，興教寺住持更迭頻繁，且這段時間興教寺修葺的次數又多，不說明這些情況，這段時間的修葺是很難說清楚的。法堂建起不久，妙法複回寺住持，妙闊離開興教寺。在妙法住持下，建起法堂前東西十楹廊房；在妙闊率寺眾仝立的《重修樊川興教寺》一碑中曰：“越年附修廊廡十楹為室”。康寄遙在他所寫的《陝西佛事記略》中表述得更為清楚：“妙闊法師募修大殿五楹（即今法堂），寺僧自理修東西寮房10間”，寮房即指東西廊房十間，自理是妙法法號，這次為興教寺第七次修葺。
第八次修葺在民國20年（1931），即朱子橋修葺興教寺。不少史料雖提及，但都很簡略。筆者1995年10月23日下午3點去興教寺搜集資料，在慈恩塔院與菜地邊的磚圍牆根發現《重修興教寺塔寺記》碑，這方碑立於民國20年12月（1931），碑文是寂圓居士康寄遙撰寫，釋太虛書，郭希安刻字的，在涉及到當時興教寺情況時寫道：“唯宗風久息，塔寺凋殘，自民國初年僅留破屋土窯，見者傷之”。民國19年（1930）年秋，朱子橋等賑災來陝禮塔得舍利發願重修，於民國20年（1931）秋動工，一月後修複玄奘、窺基、圓測三塔及鍾、鼓二樓，據塔銘記，這次修葺共用銀一千八百元。現存的玄奘、窺基圓測石刻像就是當時修葺時用善士譚時欽捐的百元請匠工雕刻的。民國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闊率寺眾仝立的《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碑記》在涉及這次修葺時曰：“樹低枝浚，朱子橋居士來此謁塔，情願施金補修，不日工程告竣忽然飄渺於霄漢間”，“樹低枝浚”暗喻秋，與前麵時間相符。
在《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一碑中，主要記述的是朱子橋上次修葺之後的又一次修葺，碑文在記述朱子橋“飄緲於霄漢間”後緊接著寫道：“複戴季陶、張繼待諸居士添修塔亭、圍牆、山門等洵與祗圓並稱兜率內院”。朱子橋1941年1月13日逝世於西安崇忠路災童教養院（即第五救濟區辦公處），而戴季陶等在朱子橋修葺興教寺之後，但此方碑在其後“功德主芳名列後”的第一個芳名主就是朱子橋，“朱子橋居士施洋壹仟捌佰元”這又當何解釋？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曆次修葺記事碑，朱子橋施洋一千八百元其數與民國20年12月（1931）所立《重修興教塔寺記》碑中的共用銀一千八百元相等，可見這個一千八百元即前邊之重複記述。而這次修葺所說的“圍牆”並非現有的磚圍牆（磚圍牆係解放後重建的），而是當時的“土坯圍牆”；“塔亭”是指慈恩塔院的“大遍覺堂”，非“觀景亭”（山亭）。這次修葺應是興教寺的第九次修葺。
這次修複後，興教寺的第十次修葺是一次來自國民黨中樞的有政治目的修建，筆者將在下文“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揭秘”裏詳細記述。
4.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揭秘
妙闊主持修建起5間法堂後，不足兩年，妙法複回住持興教寺，在法堂前東西兩側，建廊房10間。僅從以上可知，興教寺法堂及廊房均係民國建築。為什麽在眾多寺院荒涼敗廢的情況下，而何以惟獨興教寺在城南諸佛寺中“當進莊嚴宏敞興教可稱第一”（康寄遙《陝西佛事紀略》語）呢？莊嚴、宏闊的大雄寶殿，東跨院秀麗、典雅的藏經樓，還有那延袤逶迤高大的寺院紅牆，寺院東南高處的觀景亭，這些對寺院規模來說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建築群，到底又建於何時呢？多年來許多涉及興教寺的資料均以“民國建築”一言了之。
從前麵記述，我們知道，法堂修建於民國11年（1922），以後廊房修建又晚於法堂一二年，再稍後，就是烽火八年的抗日戰爭時期，在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人心、人力、資金都不是修寺建廟的年月，何以這裏又能耗資十幾萬元大興土木呢？這裏一直存疑著一個謎。
1995年9月，筆者為寺院整理資料，在搜集碑文資料時，發現曾埋於停車場下多年的石碑兩方，慶幸的是碑裂而碑文尚全，將浮土清洗淨，又將裂碑對茬時，就得見如下兩篇碑文：
重修慈恩塔院記
臨潼康寄遙撰邑人宋聯奎書
民國辛未秋，倭人陷遼東，嗣又侵滬，淫及首都，於是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黨國先進張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覺生，皆先後來陝視察或倡修周陵，以振興中國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現中國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國人以反本自奮，為救國圖存之地。又出具餘力，倡修慈恩塔院，蓋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撥□（此字不清，筆者注）反治之本原也。夫慈恩宗學傳自天竺，慈恩宗名肇於震旦，大慈恩寺乃其祖庭，興教寺者即其塔院，玄奘、窺基、圓測均生盛唐，當時建都長安，佛教各宗並振，而慈恩義學得三師之倡導，如日經天，有目共睹。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國運之興隆，鄰邦莫不傾向。猗歟休哉，何其盛也。今者塔院荒涼，觸目傷懷。諸大善士乃積淨資，為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門，築院牆二百堵，並建塔亭三楹，石刻三師像各一供亭內。奘之二像承歐陽竟無居士函示即依唐畫鉤摹。測像則相傳出於宋之塑像，此刻因之。旁題像讚各一。又別為額石五方龕菸壁。計共費工料2350圓。經始於壬申戊久乃畢工。此塔院在佛弟子習慈宗者，應視為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麥加，耶教之耶路撒冷。他日者，精藍擴展，藉振慈恩之宗風，即以植眾生之福田。而國運複興之先聲，世界大同之基礎，胥在是矣，是不可以不記也。謹述勝緣，並記功德芳名於後：
張溥泉捐壹佰圓
朱子橋
戴季陶捐肆佰圓五台佛會楊子繁捐陸百元
居覺生捐五拾圓朱紹陽
又募貳佰圓井崧生捐貳佰元
邵力子捐壹佰元楊叔吉捐貳拾元
楊虎城捐壹佰圓高戒忍捐貳拾圓
陳少白捐伍拾圓雷仲南捐貳拾圓
陳英三捐貳拾圓路禾父捐貳拾圓
石青陽捐貳拾圓康寄遙捐貳拾圓
周仲良捐貳拾圓吳彬如捐貳拾圓
督工康寄遙吳彬如
主持釋□□
刻字郭希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月立石
另一方碑石為捐資碑，如下：
護國興教寺建修大殿經樓山亭及為寺購地等捐資功德芳名以收到先後為次
蔣委員長中正貳萬元，程主任潛一萬伍仟圓，蔣主席鼎文太夫人壹萬元，閻長官錫山壹萬元，大華紗廠一萬三仟圓，朱將軍慶瀾、石鳳翔各五仟元，白主任崇禧、馬主席鴻逵、川陝公司各貳仟圓。李長官宗仁、韓主席德勤、薛主席嶽、陳主席儀、於總司令學忠、華峰麵粉公司、秦豐麵粉公司、蔣麗軒、黃主席紹、鹿主席鍾麟、孫總司令桐萱、衛主席立煌、龍主席雲、沈主席鴻烈、賈口峰、康寄遙、張玉山、何智圓、毛虞嶺、鹹陽工廠、秦豐公司、利通公司、路禾父，以上各壹仟圓。王幼農壹仟零玖拾圓，盧副部長竟群經募二仟捌佰元，石主席友三、□總司令家鈺、孫總司令蔚如、李主席漢魂、李主席品、徐德一、榮昌火柴公司、秦興煤礦公司、秦昌火柴公司、交通銀行，以上各五佰元。朱主席紹良、劉級三、段日、李承順、趙作肅、陳總司令長捷、傅主席作義、溫起、凡連嶺、段捷三，以上各三百元。熊主席式輝、屈映光、曾□司令萬鍾、張萬裏、黃土桐、高墨波、金城銀行、王原淩□院科所楊嵩山、李潤芝、成翊青、王潤生、李象九、劉之武、汪女士俞村，以上各百元。金頌陶、黃主席旭初，各四百元。呂瑞英、周文達、王仲開、焦潘東、楊子功、劉芙蓉、李振翊、許庸令、劉茂恩、劉海樓，以上各貳佰元。康心如、李笑然、盛記，各五十元。朱靜庵、密慈法師、陳世昌、汪樂天，各三十元。宋廣靜貳佰肆拾元，黃自芳五佰捌元，紀時若壹百拾陸元，顧潤民、周德軒、陳昆山各貳拾元。毛念修貳佰貳拾圓，鄭葉芬四百四十元，熊正平叁百肆拾圓，張緒光、夏總禹、席器材、邱玉如，共九百五十一元。王幼農、高□超、金頌陶、祁大鵬，共貳千元。以上二十八九年由程主任頌雲、朱將軍子橋、方秘書長叔章經手，二十九年六月後由金頌陶、高一超、康寄遙經手。
蔣長官鼎文施玉佛一尊，又水田壹拾貳畝，及立碑刊碑等功德，係三十三年汪清明經手。
民國二十八年，程公頌雲發起建大殿及經樓等，並電明中央冠護國二字於興教寺，用示擁護國家振興佛教之微意。其因由已由程公自撰書碑文，建於殿旁，所有功德芳名尚未刊石。程公於二十九年夏遷升往渝，三十一年工程始竣，曾由經手諸人業將收支印布，然迄未上石。良用歉然。近因蔣生銘三施像施田，功德殊勝，乃商之汪清明、康寄遙、郭叔蕃數居士，將建殿、施產前後檀越合刊一石，鑲於殿壁，藉以徵信，且垂永久。釋妙闊附言。
鬆淩汪清明敬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吉日立
以上兩方碑石，第一方碑石除最末尾的主持：釋××其中兩字被刮劃去外，整個碑文完好無損，根據諸多資料查證，被刮劃去的兩個字應為“妙闊”，劃去的殘留字跡亦可看出是“妙闊”二字；第二方碑石是捐資碑，此碑除因斷裂處二三字不能辨識，其他字跡清晰無誤。讀完碑文，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之謎終於揭開了。
第一方碑文開首曰：“民國辛未秋，倭人陷遼東，嗣又侵滬，淫及首都，於是中樞議西安為陪都”。碑文清晰地表明了，因為日本侵略軍的攻陷南京，於是才有“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之舉。因有“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也才有重修興教寺一事，顯然重修興教寺並非一件單純的佛事，而是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此之前，國民黨許多要員都先後來陝視察“黨國先進張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覺生皆先後來陝視察”（新修《長安縣誌》記載蔣介石亦曾來過興教寺）；“倡修周陵以振興中國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現中國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國人以反本自奮為救國圖存之地”。在說到“倡修慈恩塔院”的意義時，碑文曰：“反又出其餘力倡修慈恩塔院，蓋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撥□大慈治之本原也”“當時大唐建都長安佛教各宗並振而慈恩義學得三師之興隆”“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由於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興土木，重修興教寺。
關於修建興教寺的時間，在由鬆淩汪清明書於民國33年（1944）10月的捐資碑寫得很清楚：“民國二十八年（1939）程公頌雲發起建大殿及經樓，民國三十一年（1942）工程始竣”。在前後約4年的時間裏，除修“院牆二百堵”外，“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門，築二像，承歐陽竟無居塔亭三楹，石刻三師像各一供亭內”，並按照宋代玄奘的塑像樣子又模仿著塑了一尊，同時還按唐代圓測像摹刻一尊，以後碑文詳細記述了這次修建的花費及捐資的人名及每人捐資的數字。
這次修建的督工為康寄遙，主持為釋妙闊。第二方碑開首就介紹了修建的項目“護國興教寺修建大殿、經樓、山亭及為寺購地”等，接著依次碑刻了以“蔣委員長中正”為首的諸多要人捐資名單及數額。這次經手，民國28（1939）、29（1940）年為程頌雲、朱子橋、方叔章，民國29年6月（1940）後由金頌陶、高一超、康寄遙經手。
這次修建興教寺的詳細情況，在今立於大雄寶殿前左側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上有著詳細的記載，碑文為“醴陵程潛撰並書”，立碑時間為中華民國29年5月（1940）。無論從修建時間，還是修建項目都是一致的。程潛在涉及所建項目時曰：“越明年夏五月無損三時，其庸一旅勞而不怨告厥成功，若大殿、若藏經樓、若山亭、若門廡，翼如軒如輪矣，為地劾其靈，山呈其秀，繚垣延袤，飛閣下臨，見葉翻經牢爽日月閶闔恢弘五桂之堂，雲山淨明照耀七寶之殿……”。在此之前修葺了慈恩塔院三塔，碑文中亦有明確記載，“中央委員滄州張君繼振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紹興朱君慶瀾與主持釋妙闊呼蒼龠頁眾擎補葺三塔”。
此後隨著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展開、發展，國民黨當局周陵和倡修茂陵的願望落空了，“反又出其餘力倡修慈恩塔院”倒是付諸了實施。客觀地講，民國重修興教寺就當時實際看，主要出自當局的一種政治目的，即西安建為陪都之需要，但客觀上對於保護中華民族珍貴文物及佛教文化、對於今天的旅遊事業倒是不無裨益的。
二、1949年後的興教寺
1.解放初的興教寺
1949年5月，長安解放。當時的長安大地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佛寺自然也不例外。興教寺圍牆被淫雨淋塌，牆頭的荒草在風中搖晃著，慈恩塔院地基下陷，嚴重危及玄奘塔、窺基塔及圓測塔；當時的藏經樓、大殿、法堂，從外麵看似乎還保存完好，但裏麵椽檁腐朽，不少地方滲漏，明柱、門窗、樓上柵欄由於日久天長、風雨剝蝕，油漆已脫落；寺院牆上，被遊人刻畫或用墨，畫得橫七豎八。當時寺院住持是妙闊，平時住僧3～4人。全國剛解放，經濟困難，一時還拿不出許多錢進行修茸。在1950年至1953年這三年裏，韋村小學因校舍緊張，還曾用殿宇廊房做教室上過課。1953年春，印度總理尼赫魯要來興教寺參觀訪問，國家為了修葺刷新興教寺，韋村小學才從興教寺搬了出去。接著政府撥專款將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油漆一新，並於藏經樓下設置客廳，購買所需之物。
2.1955、1956年修複後的興教寺
1955年以後，參觀訪問興教寺的外賓和遊客日益增多，其中不少是外國領導人。中央及省市領導也頻頻來寺。為了保護名勝古跡，適應外事活動的需要，陝西省及長安縣黨和政府，對興教寺的修複非常重視，1955、1956年對寺內殿宇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整修後，興教寺煥然一新，更顯肅穆、莊嚴。
修複後的興教寺，寺內殿宇約占地8畝，果園、菜地占地10畝，共有地18畝；寺北崖下窟洞有一清泉，為飲用及灌溉法堂後的菜園提供了方便。
興教寺的建築群當時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慈恩塔院；二是藏經樓；三是大殿法堂與廊房。
慈恩塔院位於大雄寶殿西邊，古柏叢中，屹立著玄奘、窺基、圓測三塔，塔北有塔亭5間，西邊靠塔亭有僧房1間，亭內有玄奘、窺基、圓測三師石刻畫並讚，當時鑲嵌於石壁間，三師像讚為歐陽竟無大德所撰，是歐陽竟無、朱慶瀾（即朱子橋）、葉恭綽等所書。太虛法師1931年書的《重修塔寺碑》亦放置於內。此外還有1931年的重修慈恩塔院碑。這兩方碑的碑文都是寂圓居士撰文，重修慈恩塔院碑為宋聯奎書，塔亭西僧房供奉有銅塑檀佛立像，為六朝北魏時造，是佛化社送寺的。
藏經樓位於大雄寶殿以東，開有月亮門的院牆使其與大雄寶殿相隔成另一院，院內茂密的竹林叢中屹立著藏經樓，上下8間，樓下供奉有緬甸國贈送的玉雕佛像一尊，高約2尺，此佛供奉於尼泊爾國所贈送的木刻佛殿內；殿樓上懸掛有民國庚辰年程潛書的“藏經樓”匾額，樓上藏有幾千卷經書珍本。1959年政府送經櫥四座、影印宋磧砂藏經兩部（有缺本）；另外還存有支那內學院刻印的經論全部，尤以巴利文《貝葉經》最為珍貴。
以山門、鍾鼓樓、大雄寶殿、法堂及東西廊房為中軸線的建築群，成為興教寺另一部分。山門分東、西、中三洞，其中中間大門為最高，等高的兩個小門緊貼大門分置兩邊，形成“山”字。大門頂刻有“護國興教寺”，東小門頂刻“妙相”，西小門頂刻“莊嚴”。再東有一便門供人行車過。從山門入內，路兩旁東西有鍾、鼓二樓，台階上坐落著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前懸掛的牌匾有康有為手書的“興教寺”及張繼手書的“慈恩塔院”。當時大殿內供奉的佛塑為千佛繞細心盧古銅像一尊，為元代鑄造，1958年，由人民政府送寺。該佛像高達七尺，重達2700斤。法堂為5間，內部擺設為中間3間法堂，法堂供奉釋迦牟尼塑像一尊，銅佛像一尊，此佛像是1926年左右在西安鑄造的；石刻金剛經鑲嵌於牆壁，為張朝墉恭書、朱慶瀾募刻的，法堂前東西各有廊房5間。
另外法堂東有廚房3間，寺後崖下有土窟3孔，中洞供佛像，西洞養畜，東邊土窯內有小泉，寺外東邊高處，有一小山亭，人稱“觀景亭”，亭下為磚箍洞，亭頂覆瓦，此山亭與大殿、經樓同時建造。1956年左右，興教寺內殿宇、經樓、僧房及山亭和應用之房，共計約20餘間，對於殿宇經政府迭次修整，已全部油飾莊嚴。當時寺內常住僧6人，妙闊為住持，他曾任陝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法因任監院。由於僧人經常勞動，養耕牛2—3頭供役使，政府按時給予照顧，生活較前普遍提高。
3.慈恩宗興教寺的輝煌時期
（1）1996年的興教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宗教政策進一步落實。隨著改革開放，國外佛教僧團的友好訪問日益頻繁。經濟方麵，政府對寺院實行了“以寺養寺”的方針政策，調動了僧人的積極性。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老當益壯，在寺內加強管理，創辦各種旅遊設施，吸引國內外遊客來興教寺參觀，使寺院經濟長足發展，寺院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僧人的生活條件；殿宇僧舍的增加，使寺院更顯恢弘，更具吸引力，促進了旅遊事業的發展，慈恩宗興教寺步人一個輝煌的發展時期。
截止1996年底，寺內有臥佛殿7間，法堂5間、東西廊房10間，大殿五轉7間、藏經樓上三下五8間，又廊房6間、禪堂3間、齋堂3間、僧房10間、磚箍窯洞10孔、灶房3間、庫房3間、小汽車房1間，法物流通處4間、庫房、客房8間，塔院大遍覺堂3間，鍾鼓樓上下兩層共4間，方丈室上下兩層共12間，共合計109間。新增加殿宇僧舍84間；加固了塔院的地基，修葺大殿、藏經樓等殿宇、僧舍達四五十間。同時將所有殿宇、僧舍修複一新，大雄寶殿、法堂、塔院三塔、臥佛殿等地麵全部用大理石方磚漫鋪，並修了水塔管道，重新安裝了大功率變壓器，辦起了為方便旅遊的法物流通處。
特別是修建的臥佛殿，雄偉高大，金碧輝煌，僅此一項日本法相宗藥師寺就捐資120多萬元人民幣，香樟木臥佛像是浙江工藝師根據四川大足山上石刻佛雕刻的，用樟木達30多方，以每方2000元的運費從南方運回，僅運費就用去6萬元，另外還在臥佛殿前安置“萬年寶鼎”一座，連同石蓮底座子達2萬元。臥佛殿、香樟木臥佛、萬年寶鼎共用資130萬元人民幣。
1992年孟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20周年之際，日本亞細亞文化交流會贈送櫻花樹400株栽植於興教寺，並在櫻花園中樹起“中日永遠友好”紀念碑，成為寺院中一個別具特色的旅遊景點。這一係列巨額資金，除極小一部分國家資助外，其餘全部來源於寺院經濟。從1982年至今，用於興教寺殿宇、僧舍及美化環境等項開資已超過350萬元人民幣。
1998年7月28日至10月初，又對山門西42.5米的院牆重新修建；對壞損的經樓大梁加固，頂棚重修。興教寺於1998年3月份拆去民國修建的低矮的鍾鼓樓，向東西兩邊擴放，建起宏偉壯麗的層層鍾鼓樓，鍾鼓樓於同年6月底完工。鍾樓下層放置韓國贈送的3.7噸大青銅鍾，二層放置自鑄的千斤大銅鍾，並購大鼓一個放置於鼓樓。同時於大雄寶殿前兩側建起水磨磚碑樓，將程潛撰文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與樊耀亭撰文的《長安興教寺記》巨碑矗起，並將有關碑石珍藏於陰。
（2）興教寺下院——西山寺的創建與發展
西山寺位於灃河東、西戶公路西北。據《長安縣誌》載：“西山寺，在西鄉黃堆潭，去城三十五裏，山門外有聖女泉，即今黃堆潭也。”據西渠村曾在解放前黃堆小學任校長的林鳳祥老人回憶，解放前寺院內還有紅禦棍十幾根，大佛殿高大雄偉宏闊，朱紅明柱摟粗，殿宇七檁六椽，其間口之闊可想而知；殿內牆壁彩畫，雕梁畫棟，十分壯觀。僅山門口的石獅子一個就重約6000餘斤，兩扇石門半人多高。此外殿內還有大鐵鍾、石碑等。據老人回憶：清同治年以前，這座麵西坐東的寺院還有7間大殿、5間大雄寶殿，6間廊廡、3間齋堂；寺院共有地120餘畝，南北各有一井，供灌地及人畜飲用；寺東南角有十三層佛塔一座。寺院毀於清同治年間兵亂（1865），以後修複大佛殿5間，山門房、庫房各3間，齋堂2間，解放前人們所看到的大佛殿，即修複後的5間佛殿，石碑、鐵鍾和石門、十條禦棍，很可能是當時的遺物；住寺名僧有常來、聖通、廣信等法師。如此規模的寺院在城南也算屈指可數，遺憾的是年久失修倒塌拆毀，木料改作它用，至1983年已是荒涼一片。
由於碑石、鐵鍾失傳，具體的建寺年代今尚難確定，但一般都認為是646年，而這一年恰好是玄奘從印度歸來的第二年。史載玄奘西去印度，從長安出發，第一站在此歇息飲馬。當時這兒有一泉，稱聖女泉，岸上樹茂林密，潭中碧波粼粼，風景十分幽雅，玄奘取經回長安後，奏準朝廷修建了西山寺，據傳寺在唐時稱中海西山寺。當時朝廷為保護寺院，發給寺院36條禦棍，解放前所存的十條即此。
今稱黃堆潭的水麵，過去稱為聖女泉。至今關於此潭的傳奇故事在這兒還流傳不衰。傳說在周代，周文王與商紂王交戰，終南山上有一位神仙自此射了一箭，箭落於黃堆，誰也拔不出來。有一天，從西方來了一位蓮花聖女，順手將箭拔出，箭拔出處，水如泉湧，打著旋子，旋子中心有一朵雪白的蓮花，聖女順手將箭頭上粘著的土一刮，成了一個大土堆，所以此潭又叫黃堆，由於是聖女所為，亦稱聖女泉。前些年，黃堆潭還“咕嘟咕嘟”從地下冒水呢。這幾年雖然冒水慢了，但這個黃堆潭依然存在。
1983年長安縣為了落實宗教政策，將寺院歸還僧人，由釋演根住持，黃堆、七渠兩村協力，重新修複了西山寺。
全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常明方丈對西山寺特別關心，從寺院歸還僧人到支持寺院資金多次奔走，為興建西山寺殿堂、圍牆、購買果園，就花費資金10萬餘元。
在黃堆、七渠廣大群眾及善男信女大力協助下，西山寺初具規模。現住比丘尼3人，有大佛殿5間，殿內供奉有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佛及觀音、地藏菩薩聖像。佛像雕塑精美，造型栩栩如生，佛前幡、幔法器陳列井井有條，大殿前陪殿6間，山門房3間，分別供奉韋馱、彌勒佛。另有齋堂、客房各3間，寺院牆一色新磚砌成。這些比丘尼“農禪並重”，自種地10多畝，並務有果園，僅生產糧食就達萬餘斤。由於西山寺因玄奘印度取經而建寺，同屬於慈恩宗，且兩寺關係密切，在兩寺互相協商下，將西山寺作為興教寺的下院。
三、興教寺的佛事與外事活動
興教寺作為玄奘法師的靈骨塔所在地，使它成為慈恩宗的祖庭之一，這確立了它在佛教界及旅遊界的地位。玄奘法師獨涉流沙，去印度取經達17年之久，印度夏沙王朝曾以國王禮節接待他。回唐長安以後，他又得到唐王朝的崇高禮遇和隆重歡迎，太宗皇帝為其親寫《三藏聖教序》。他著的《大唐西域記》12卷，流傳於歐美和世界各國，已成為專家學者研究印度7世紀曆史的寶貴材料。20世紀60年代，差不多印度每個車站都貼著今興教寺大遍覺堂那個玄奘石刻像：玄奘背負木製背夾，裏麵裝著經卷，背夾上掛著一盞燈，還撐著一把傘表示不分晝夜陰晴，艱苦行路。玄奘的形象、事跡，早已衝出佛教界，成為一種偉大的精神，激勵著每個人。在中國唐僧取經幾乎人人皆知，沒有一個僧人像他這樣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和這樣廣泛的受到人們的尊重，正因為他有如此深遠的影響。所以興教寺也就必然成為人們崇敬和向往的地方。
唐代起塔建寺以後，睿宗李旦題寺額“興教”，成為該寺的名稱。著名僧人、文人騷客、皇帝官宦都來這兒拜塔遊覽。至民國康有為、蔣介石、程潛、朱子橋、楊虎城等政界要人幾乎無一不至此禮塔拜佛或捐款修葺。
今印度爛陀寺有中國政府捐助30萬元修建的玄奘紀念館；日本僧人道昭在唐時來中國親學於玄奘三藏，回國弘揚法相宗於元興寺；日本僧智通、智達入唐就學於玄奘、窺基，回國後相宗弘傳；新羅圓測是玄奘的嫡傳弟子，更為一般人所知曉。僅東南亞國家首腦就有印度尼赫魯及印度王子、越南胡誌明、緬甸吳努、越南南方民族聯盟副主席釋墩厚，斯裏蘭卡總理普利馬達沙、日本眾議院議長稻田一等來興教寺禮塔並參觀；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多次陪同前往。趙樸初還多次為興教寺題額，文化藝術界名人田漢、鄭振鐸等也曾來寺參觀。
1964年6月28日，東南亞緬甸、印度、尼泊爾、越南、老撾、泰國、斯裏蘭卡、柬埔寨等八國佛教代表團60多人來興教寺參加紀念玄奘法師逝世1300年法會；1982年10月30日，日本藥師寺、興福寺僧侶70人和中國僧侶在興教寺舉行窺基法師圓寂1300年紀念活動；1984年正值玄奘法師逝世1320周年之際，日本藥師寺一行30人用寶函盛玄奘頂骨來中國，沿玄奘取經之路至新疆祭遊來興教寺，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率眾僧迎玄奘頭頂骨至寺，在大雄寶殿誦經紀念。1978年，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隨同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到日本參觀訪問；1996年釋常明隨中國佛教代表團去韓國訪問參觀等，這些外事活動增進了與各國人民友好交往和友誼。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國內外來興教寺旅遊參觀的人更是成倍增長。據新編《長安縣誌》“旅遊外事誌”，長安縣各旅遊點1981—1989年接待收益情況表記載，興教寺接待人數為70.89萬人，其中外賓1.79萬人，接待遊客居全縣之首。自改革開放以來，來中國興教寺參觀訪問的各方代表團不下百個，有時一天就有幾個國外訪問團來寺。
1998年3月7日中國興教寺與韓國佛國寺等三寺簽訂青銅鍾接交協議；3月17日，口徑1.5米，高2.73米、重3.75噸的仿韓國國寶大王神鍾製成的巨型青銅鍾從韓國水運口岸起運，4月8日抵達天津，6月17日運抵興教寺；6月30日韓國佛國寺等三寺一行26人，在興教寺舉行“慶祝興教寺鍾鼓樓落成典禮暨韓國佛國寺贈鍾儀式慶祝法會”。
興教寺大的佛事活動比較多，僅傳戒就達兩次。1957年3月，妙闊方丈住持傳戒一次，傳戒人約200餘人；1987年3月，常明方丈主持了授戒，參加受戒的有來自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僧人，受戒300餘人。
四、寺院風景
興教寺位於秀麗的樊川杜曲東南，“基址宏闊、地勢開朗”。西望神禾，如巨龍騰飛向南；下窺樊川若畫幅橫展，贑河如帶、漫川碧透，壯闊富麗；南望秦嶺秀峰，如翠屏排列。唐代這裏是“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望族聚居之地，地靈人傑，人才輩出。這兒景點星羅棋布，杜公祠、楊虎城陵園、華嚴寺、人麵桃花園等，一年四季遊人如織。
興教寺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山門雄偉，大殿、法堂恢弘莊嚴，經樓、大殿流丹溢彩，櫻花園別具一格，聞名中外的慈恩塔院，金碧輝煌的臥佛寶殿，景點林林總總，如詩如畫。
1.聞名中外的慈恩塔院
從正門以東的鐵門入院，拐西，經大雄寶殿前迎麵有一偏院，竹林掩映、花木扶疏，兩輪月亮門頂水磨磚鐫刻：“安隱”、“塔院”。院內，花圃盛開的月季花，幽香撲鼻，花圃西古柏蒼鬱、竹林碧翠。在古柏竹林之間，三塔作品字形聳立其間，中間最高一塔為玄奘法師舍利塔，坐北麵南，塔高23米，是國內現存的一座最古的磚砌木構形塔。觀其塔姿秀美而肅穆，在建築學上有較高的價值。塔內地麵一色大理石磚鋪漫，供奉有清代玄奘法師泥塑像一尊，玄奘身披橘紅紫邊袈裟，內著黃僧衣，項掛佛珠，神形兼備、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塔基北，嵌有劉軻撰寫的《大唐遍覺三藏法師玄奘塔銘》碑，詳細記載了玄奘的生平事跡。玄奘塔前右，為玄奘大弟子窺基靈骨塔，前左為另一弟子圓測靈骨塔，兩塔結構形狀完全相同，均為三層，高達7米，內供二師泥塑像，外麵各嵌塔銘。三塔北有大遍覺堂，雕梁畫棟、紅柱粉牆、小巧堅固；堂內珍藏玄奘法師像碑，為民國22年（1933）冬長安李枝生摹繪，郭希安刻，碑上讚詩為歐陽漸敬撰並書。窺基圓測像詩讚為歐陽漸敬撰，朱慶瀾沐書。正中牆上懸掛著中國佛教協會1988年3月製作贈送的玄奘法師譯經圖，這幅圖上玄奘法師居中，弟子窺基、圓測分坐兩邊，三人麵前都放著書案和經卷，書案兩邊分置蓮花瓶。玄奘一手執筆，笑容和藹可親，似乎在講著什麽；左旁一弟子好像正在闡述著什麽道理，揮動的手勢活靈活現；右旁的弟子正在專心聽著。這是一幅十分精美的珍貴圖畫。另外下邊鏡框裏有師徒三人的石刻拓印像。西牆中懸掛有書寫的《大唐三藏聖教之序》，右為玄奘行程圖，左為玄奘紀年簡表，南牆下立有十八羅漢石刻像碑，形象生動，性格各異，頗為傳神。東牆下立有新複製的《大遍覺玄奘法師塔銘並序》。
慈恩塔院，位於大雄寶殿西邊，僧舍菜園東邊，古柏如華蓋護遮三塔，胡子金題興教寺塔院曰：“白塔月移山字影，春鬆風唱海濤聲。”即歌於此。塔西一片青竹，綠雲朵朵，沙沙如細雨洗塵清風消暑。晨夕晚照，塔映成金。若夫至冬，雪覆寶塔，銀塑玉雕，夜月瀉玉，雪塔銀光點點，壯麗非常。這兒地勢開闊而居高，下聞村舍雞啼牛鳴，上聽塔鈴叮當，“人家古寺兩般聲”，又似有人間天上之異感。
太宗皇帝禦撰“聖教之序”，使玄奘大師之名縱貫千古，那爛陀寺廛說佛法，眾僧鹹服，著述之豐偉，天下敬仰，國內國外，僧人俗子膜拜禮塔，絡繹不絕，無有終期。烽火滄桑千餘年，惟有三塔自聳立，你會覺得它簡直就是一位曆史哲人閱盡人世，令你湧出無限敬仰之情。“長安蒼穹寶塔湧，天下禮塔盡向東。玄奘大師世界仰，有如日月千古明。”也許你會發出奘塔閱盡千年事，宛如萬卷無字書之慨歎。
2.幽雅、明麗的藏經樓
藏經樓位於興教寺大雄寶殿以東，從兩孔門額書有“清幽”“經樓”的月亮門入院，如入仙境，別有洞天。沿南北兩條小徑前行，兩徑中間夾著的花圃裏的月季花，如初十左右的月亮，含苞吐輝，清香襲人。兩邊的冬青、水杉碧翠如玉，隨風搖曳。待至藏經樓前綠蔭愈深，其景愈幽。隻見高台上藏經樓坐北向南屹立，一片密不透風的木竹，半掩經樓，樓東大片風竹，千竿碧玉頂擎綠雲，微風吹過，沙沙若疾雨而至，經樓周圍古柏樹冠團團如祥雲簇擁。樓北櫻花園，如明霞，似散錦，樓南幾十珠櫻花，若彩雲飛渡。置身此境，使人不由想起唐詩“竹徑桃源本出塵”“人已登真竹化龍”之境界。人生塵世，幾度奔波，得此寬餘，幾多感慨，也許會發出不知何處是仙境，原來是在此寺中之感。沉醉良久，偶仰首，但見木竹衝起的綠雲隙，經樓四角上翹，淩空欲飛，一篆寫樓額赫然入眼：“藏經樓、庚辰、程潛。”樓下，四周遊廊，寬敞明亮，朱漆圓柱，雕花格門，莊麗清爽。經樓一層——原為會客廳，現已用大理石方磚漫過，清雅幹淨，明亮寬敞。迎麵正中格上有醴陵程潛敬撰於民國29年（1940）5月15日，為唐三藏法師玄奘造的“八識規矩頌”，筆法有度，字跡蒼勁有力。牆上懸掛著日本韓國等國來興教寺禮塔拜佛、訪問、旅遊的紀念錦旗，及各種紀念鏡框。順北邊木梯登樓至藏經樓頂層，樓上有1959年政府贈送的經櫥四座，裏麵珍藏有《藏經》《續藏經》《大藏經》等經書四五千冊，特別是收藏的巴利文《貝葉經》數片，被視為寺中之寶。這兒地勢居高，待至樓頂眺望，環垣如帶從樓下逶迤飄過，憑欄遠眺，廣闊樊川，蒼蒼茫茫，村舍如島，阡陌縱橫，贑水蜿蜒，明滅流逝於西北雲霧之中；終南奇嶺秀峰，狀如翠屏畫幅展示於前；扭頭窺望，興教寺殿宇、僧舍，盡在古木掩映之中，這兒既有寺高鍾聲遠之景，亦可看到金烏歸西天，農人回樹村之趣。若夫至春，霧如輕紗蟬翼，殿閣塔樓盡罩其中，霧起翹簷龍似飛，脊上翠龍欲騰空，若真若幻，真似蓬萊仙境，那種“咫尺雲山便出塵”“老僧相引入雲行”之感，油然於你心頭升起。時至深秋，白雲跌落霜雁聲，萬木染朱紛落於寺，幾僧掃院，彩葉飛動，流光散霞，狀如彩畫，備增幾分詩意。明朗月夜，登樓觀景，更是一番情趣，觀遠樹月散清輝，看銀盤東天徐起，待月至中天，翹簷鉤明月，脊龍窺玉兔，竹林溢清輝，閃爍萬點螢，夜靜更深，玉露跌落有聲，愈顯古寺靜寂；若夫風起，竹林沙沙如疾雨驟起，歐陽修的“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會油然湧入你的胸懷。當日落西天，你會吟出“遙望銀輝村林後，不知明月落誰家”的詩句，也許會有“詩思禪心其竹間”的意境哲理。你若是詩人，此情此境，會使你覺得禪人其詩，備覺悠遠、高雅，那樣也許你就會悟出人生之前所未悟，亦或會撥亮你智慧之燈。
3.莊嚴肅穆的大雄寶殿與法堂
處在興教寺建築格局中軸線上的大雄寶殿與法堂，是佛教寺院建築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興教寺亦是如此。從興教寺高大雄偉的山門入內，左右為鍾樓、鼓樓。從鍾樓、鼓樓中間的道路前去，迎麵即為大雄寶殿。大雄寶殿高大雄偉，五楹結構的殿宇，四周遊廊寬敞。大雄寶殿的北邊，東西兩邊各有對稱的五間廊房，中間有一寬敞的大院，大院北有一高台，高台上坐北麵南即是法堂。寬闊的院子中間，廣植牡丹、月季、女貞、冬青、鬆柏等花草樹木，鮮花開放，四季常青。法堂台階下有一道紫竹，成為一道天然綠色屏風；大雄寶殿前及左右兩邊，古柏參天，紅楓扶疏，青竹月季映襯，環境十分優美。
大雄寶殿前右側台階上，樹立有醴陵程潛撰並書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碑高260厘米，寬90厘米，為民國29年5月立石。碑文詳細記載了民國28年前，紹興朱慶瀾與主持釋妙闊輔葺三塔之事及民國28年（1939）程潛駐西安，倡修大殿、藏經樓、山亭、門廡之經過。左首碑樓是由原長安縣誌辦公室副主任樊耀亭撰文、雷珍民手書的《長安興教寺記》碑，碑文全麵記述了興教寺的曆史。碑樓左右兩邊，是1998年新修的鍾鼓樓，大殿正中，懸掛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手書“大雄寶殿”之匾額；左首懸掛有“癸亥冬”康有為所書的“興教寺”匾額，右首懸掛有民國23年（1934）8月滄州張繼題寫的“慈恩塔院”匾額。大雄寶殿兩邊書有瓦楞楹聯：“朝誦楞嚴喚醒三千大千世界；暮念彌陀利益百萬恒沙眾生”。外西山牆上鑲嵌有民國己卯年長安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楚北劉憲章識，太乙山樵、董黼承書；關中王培坤刻的《遊興教寺記》石刻，刻於東牆上懸掛有“應公老和尚圓寂紀念匾”。北牆簷下懸掛有“妙闊老法師六旬晉八大慶”匾、常明方丈重修大雄寶殿紀念匾、妙闊大師紀念匾。大雄寶殿內寬敞宏闊，一色大理石方磚鋪漫，殿內供奉著釋迦牟尼脫沙裝金坐像，像高3.2米，十分精美；兩側分供十八羅漢像，為1988年雕刻，形象生動。佛像前幡幔一新，華蓋高懸，法器林林總總，陳列有序。大雄寶殿為僧人朝夕誦經之處，佛會及慶典亦在這兒舉行。
過大雄寶殿，越過花草樹木扶疏的大院，法堂正中懸掛有辛末浴佛大兆居士夏天明敬獻的“花開見佛”篆寫門額。拾數級石階，越一道紫竹綠屏，即為法堂，法堂門口左右支放的石凳，即興教寺四至石碑。法堂西屋簷下，有一古龜趺負一石碑，此為《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碑，為民國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闊率寺眾仝立，法堂為五楹一座，中間3間供奉佛祖，東西兩間為僧人住所，東首即為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居室。待至法堂，隻見金碧輝煌，佛像從小至大由低至高如階級峻嶺排列；供桌、香案佛龕、果盤、蠟座，井然有序，無一不是雕龍繡鳳鏤花刻鳥、精美絕倫工藝高超之藝術珍品。這兒供奉有高2米的唐代觀音菩薩塑像、明代銅鑄彌陀佛像、楠木雕刻西方三聖像，特別是那元代銅鑄千佛繞昆盧古佛像，高2米餘，重達2700餘斤……，這些佛塑佛雕，工藝高超，寶相莊嚴。此外還有宋代菩薩畫像、明清韋馱菩薩畫像，十八觀音、十八羅漢等塑像、古佛教宗派之拓片掛。特別是殿內牆壁上鑲嵌的石刻金剛經，為世間罕見。這些佛雕佛塑畫像、拓片、石刻，不隻形象生動，工藝高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均為稀世珍寶。善男信女在這兒拜佛，眾生亦可在這兒得到人文曆史的熏陶及雕塑藝術的享受。如今寺門大開通天下，五洲遊人覓幽來，來興教寺拜佛、遊覽，人們必至大雄寶殿和法堂，因為這兒實為興教寺人文薈萃之地，至今，連法堂兩個山牆下基石也壓著元代及其他朝代的珍貴石碑，足見其興教寺文物古跡之豐富。要問此地在佛教上的地位，妙闊法師重修法堂敬獻於民國28年（1939）浴佛日、今書於法堂內明柱上的瓦楞楹聯就是最中肯的評價：“法海仰奘公西土亦稱大遍覺、宗學宏唯識此地堪比那瀾陀”。處於興教寺中軸線上的大雄寶殿和法堂，堪稱為寺中明珠之一。這兒一年四季花芳樹綠、鳥鳴寺靜，當人們進入這塊環境幽雅之處所，“寺中新竹隔簾多”，竹聲盡拂心頭煩，天風吹送數鍾聲，“紅芳靜綠絕纖塵，一片幽香滿院中”，頓有一種外無物累、內無妄念、清風入內、心曠神怡之感。這兒最富詩意之際當數晨昏。清晨，當西天現出鋁白色，寺院、山門、經樓、三塔，在晨曦中顯現出墨影，院內打板之聲打破黎明的靜寂，大殿、禪房燈光初明，朦朧之中，竹映鬆遮燈火深；若至月夜，其景更奇，有推閣僧進殿，月隨人入內之趣，亦有風動影掃階，如螢繞殿前之畫。當上殿的鼓磐響起，那深沉的男低音所誦出的梵唄之聲，有如美妙的無字歌響起，在朦朧的寺院上空飄散，人們似乎覺得是這聲音興起了晨風，搖響了塔鈴，那鋁白色的天空變成了緋紅，寺院由一幅剪影，變成一幅立體的油畫。
興教寺大雄寶殿、法堂景點，該給遊客有幾多詩情，幾多畫意，幾多聯想，幾多哲理啊。
4.金碧輝煌的臥佛殿
臥佛殿，位於興教寺從南至北大雄寶殿、法堂之後的少陵原根，依蒼蒼柏叢，背風向陽，環境清幽僻靜，風景優美。
臥佛殿自1982年開始籌備，由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發起。他多方奔走，不辭辛苦自籌資金，海內外佛教徒和善男信女盡力讚助，僅日本藥師寺佛教界人士就捐資120萬元人民幣。在多方讚助下，一座富麗堂皇的臥佛殿終於落成了。1992年9月18日和10月1日，興教寺舉行了盛大隆重的落成典禮，參加典禮的有海內外佛教界人士及善男信女600多人。
臥佛殿，坐落於法堂北崖根，背依古柏鬱鬱蒼蒼，麵對層層殿宇櫛次鱗比，5楹大殿宏闊壯觀，前麵遊廊寬敞明亮，上覆金黃琉璃瓦、筒瓦合縫，壽脊雕龍刻花、海浪流雲，四角上翹、淩空欲飛，精雕花格、雕棟畫梁、朱漆圓柱；花格門頂有24幅佛教典故畫點綴，門頂懸掛有趙樸初先生所書“臥佛殿”三字，兩邊分寫兩副對聯，外副是：“古刹宏偉法相莊嚴般若奉納競瞻禮，佛天罔極神力叵測寶殿落成迎嘉賓”；內副是“釋迦誕生五色光入貫太微悲心隨處祥雲，優填造像出迎慈尊感昭摩頂授記當來弘教法”，落款是：“新建臥佛殿佛曆二五二五年四月初八日”“古禪興教寺方丈常明祝兩序執事同慶”。同時臥佛殿前還置有“萬年寶鼎”一尊。此寶鼎是在興教寺常明方丈主持下由浙江省瑞安市鮑田迅達機件廠鑄造的，造價15000元，下邊石蓮座子5000元，鑄造時間為佛曆二五三七年四月八日，公元1993年5月28日。此寶鼎的設置使臥佛殿更加肅穆、莊嚴。
臥佛殿內，一色白大理石方磚鋪漫，殿堂內，幡幔下垂，宮燈、花燈高懸。臥佛殿一側置有大般若經經櫥兩個，用香樟木刻成的巨佛那樣莊重、安詳，簡直若活佛降生。為雕刻這尊臥佛像，常明方丈派人尋買香樟木，聘請雕刻工，這種樟木香氣襲人，據說是依照四川大足山上石刻睡佛雕刻的。臥佛雕刻，長9米，高2米，作工精細，金箔貼身，莊嚴肅穆。臥佛殿的落成，不僅為興教寺增加了一個佛教活動場所，同時也等於增添了一個旅遊景點，從而使興教寺更加恢弘壯麗。
5.美麗的櫻花園
櫻花園位於藏經樓北。從藏經樓院北邊月亮門入內，約走10步，左側北邊即是。比路約高出一尺多的土坎上，有一座小巧的建築，在橫疊起的兩層底座上，鑲嵌著一塊長120厘米，寬60厘米，厚21厘米的紀念碑，正麵，鐫刻著剛健、有力的大字：“中日友好櫻花林紀念碑”，下邊落款是“そふふ文化交流會，長安縣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立”，背麵寫著：“公元一九九二年際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二十周年之際受川宗央先生為會長的日本亞細亞文化交流會贈送櫻花樹四百株栽植在興教寺內表達了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櫻花是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象征，願美麗的櫻花永遠怒放，讓中日友好世代相傳”。結尾寫“楊振中書”，無須再作詳細介紹了，以上文字已經向我們介紹了櫻花園修建的原因和意義。
紀念碑向北約數步的地方有一小台階，上台階後有一林間小徑直通原根，在小徑盡頭，聳立著一座高大的紀念碑。紀念碑為一龜趺馱著，那石龜蚨造形逼真，碑高210厘米，寬31厘米，厚7.8厘米，碑頭為二龍戲珠雕，二龍戲珠下陽陰兩邊均鐫刻有三僧人像，碑同龜趺合在一起，通高346厘米。碑的正麵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書寫的“中日永遠友好”，背麵撰文是奈良多武峰鑭足公齊佐藤宗，撰文時間為平成四年九月吉日，落款為了ジ了文化交流會會長受川宗央書，時間為“西曆一九九四年甲戊九月九日古文化節建之”。
不大一塊櫻花園，使興教寺景色增添了異國情調和色彩。櫻花園秋夏兩季，綠葉翡翠如碧玉，在綠葉的扶映下，潔白如玉的紀念碑越發顯眼。崖後古柏蒼青一片，崖下櫻花園翠綠如雲，看去相映成趣。櫻花園最美為春天，櫻花含苞，枝頭點丹，待全開放，豔若明霞彩雲，那時青竹擎綠雲，古柏如華蓋，映襯得藏經樓愈發秀麗壯觀。遊客有扶碑留影者，有櫻花叢中留影者，一幅幅美麗祥和的畫麵留下了多少人生美好的記憶，這是人們對和平的禮讚，對友誼的謳歌。
“中日永遠友好”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心聲，願美麗的櫻花永遠怒放，讓中日友誼世代相傳。
興教寺是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聞名中外的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也是慈恩宗祖庭之一，所以也是我遊訪最重要的佛寺之一。從1995年夏季開始，我便深入調查、搜集、周谘博訪、別目辨珠，不放過每一方碑石。我不知多少次去興教寺，記得一次抄寫窺基法師塔銘，緊貼塔西有一片密密的竹林，因為太陽已落了，蚊蟲很多，待抄完塔銘，我的腿上，手背已被叮了不少疙瘩；有時天晚了，就住在寺院，一覺睡來，隻是黎明三四點，塔鈴在晨風中發出響亮悅耳的聲響，我又開始翻閱校核整理碑文……辛勤與汗水使我獲得了比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一、曆史沿革
玄奘，河南偃師人，俗姓陳，名，世界著名佛學家、旅行家與翻譯家。唐貞觀二年（628）他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備受艱險苦累，到達印度。在印度佛教中心著名的那爛陀寺，得到當時印度著名佛教高僧戒賢法師精心指導，研讀佛學百家經典，長達17年，貫通印度佛教各派學說。在戒日王召集的曲女城辯論大會上，以無可辯駁的論述，獲得極高學術聲譽。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滿載佛教經典及金、銀佛像等珍品回到長安。在朝廷的支持下，他召集天下高僧、學者，於弘福寺設立譯場，後譯場移於慈恩寺，展開了規模宏大的翻譯工作。玄奘法師精通梵、漢語言文字，又深諳佛理，譯著準確詳明，用了19年的時間，在弟子窺基和圓測的協同下，共譯出佛經74部，1335卷；創立了唯識宗——唯識宗亦稱法相宗慈恩宗。他自撰著作五種，特別是《大唐西域記》，翔實地保留了中亞、南亞古代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物產、民族風俗等諸多資料，成為今天研究古印度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他還將印度失傳的佛學經典《大乘起信論》，由漢文譯成梵文，使之重新流傳印度，並把印度因明學介紹到中國，促進了我國邏輯學發展。這些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及中印文化的交流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使大慈恩寺名揚國內外。
大慈恩寺位於西安南郊雁塔路南端，寺內有馳名於世界的大雁塔。唐貞觀二十二年（648），高宗作太子時，為報慈母大恩，在隋建無漏寺廢墟上建成大慈恩寺，該寺重樓複閣，多達十餘院，占地400畝，殿宇僧房多達1897間。寺內壁畫多出自閻立本、吳道子、王維等名家之手，其建築富麗堂皇。永徽三年（652），玄奘為了安置從印度帶回的佛經、佛像、舍利，就在寺西院造塔，初為五層。武皇長安元年（701），此塔摧倒，武皇、王公施資改造為十層，內作空心，可登臨觀景，以後又經兵火，改建成七層。由於此塔仿印度經塔建造，最下一層作雁形，所以稱之為雁塔，後為了區別於小雁塔，故稱之為大雁塔。據史記載，唐代進士有雁塔題名的盛舉。從唐至今，大雁塔也是重要的旅遊勝地，文人騷客常來此登高遠眺，吟詠對詩。由於玄奘同其徒弟在此譯經，並創立唯識宗，因而大慈恩寺被看成慈恩宗的祖庭。
1.興教寺——玄奘法師及弟子窺基、圓測靈骨塔所在地
唐麟德元年（664）2月5日，積勞成疾的玄奘法師在陝西省宜君縣玉華宮圓寂，4月14日，玄奘法師靈骨安葬於白鹿原。舉行葬禮時，長安附近五百裏群眾前去送葬的就有100多萬人，有3萬人竟寄宿墓旁。由此可知，人們對玄奘是多麽敬仰愛戴啊！
玄奘葬於□河東岸的白鹿原上，靈骨之地恰與大明宮遙遙相對，唐高宗李治每每站立大明宮前遙望，常常不免觸目傷情，時慟悲思。總章二年（669）高宗下詔，以隆重的儀式和宏大的場麵，將玄奘遺骨遷於樊川杜曲東南的少陵原畔，移塔建寺。由於時間久遠，今對當時唐興教寺規模格局不得而知，但從現存的石碑和一些資料可知，唐興教寺規模宏大、殿宇宏偉、華麗堂皇。宋張禮在《遊城南記》中說它“殿宇法製，精密莊嚴”；而明趙嶇函在他的《遊城南》中曰：“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僅存閻羅王，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大慈恩寺壁畫出自當時唐著名畫家閻立本、吳道子、王維之手。而興教寺作為玄奘靈骨塔所在地，且有唐皇帝題額，其壁畫必然出自名家高手，可惜的是今人除從趙嶇函《遊城南》得知那麽“大不盈尺”的一片唐人畫外，那輝煌的壁畫，已無從得知了。這裏要說明的是，塔銘與起塔並不是同一時間，建塔時間為總章二年（669），而劉軻撰文、建初書的塔銘卻在文宗開成四年（839），中間整整相隔170年。在玄奘法師生平中，今存的資料關於圓寂時間是一致的。但關於玄奘法師的享年卻存三種說法。塔銘曰69，道宣律師所著《高僧傳》曰65，慧立所著的《三藏傳》則曰62.三種究竟以哪種為準，康寄遙居士在他1958年所撰寫的《陝西佛教記略》（上編）中對此談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塔銘為69歲，按一般來說，塔銘是最具權威的資料，但建塔與刻置塔銘，其間相距達170年，連塔銘序中也說：“年歲遙遠，荒涼殘委。”由於時間漫長，其間“不能必其絕無傳聞的差誤”，所以他認為“故今應以奘師生於仁壽二年，寂於麟德元年在世63歲為正確，若以現在周歲與虛歲計，63與65，覺可通，唯對69不易通融”，因為60歲與大業十年（614）出家，年恰13，武德五年（622）受具年正21，乃至出國留印。回國譯經，所有年事，大都相合。筆者將此三種情況列出，以供專家研究。
窺基（631—682）長安人，姓尉遲，字宏道，唐王朝開國功臣、大將軍尉遲敬德的侄子，玄奘收為嫡傳大弟子，高宗永淳元年（682）圓寂於慈恩翻譯院，10天後葬興教寺陪奘公塔。
圓測（612—696），名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孫（今朝鮮），玄奘收為弟子，武皇萬歲通天元年（696）圓寂，同年二月十五日火葬於龍門香山寺北穀並起塔，圓測弟子分得一部分骨骸盛以寶函石槨，攜回長安，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起塔。據康寄遙《陝西佛寺紀略》（上編）中曰：“在塔基內安葬舍利四十九粒，於宋政和五年（1115）從豐德寺分舍利葬於奘公塔左，創建的新塔與基師塔規模無異，其塔由宋複撰並書。從公元669年玄奘遺骨遷葬興教寺並起塔，到圓測塔公元1115年建成，中間相隔竟達464年之久。
2.“寺無僧、塔無主”那段曆史
興教寺建成約百年後，據《塔銘序》曰：“塔無主、寺無僧、遊者傷目”。按這個大體時間推算：總章二年為公元669年，“百年後”大約在769年以後那段時間裏。我們從769年向前追溯60多年曆史，考察一下這個時期足以影響當時經濟、政治、文化等大的自然災害及曆史事件，就會對興教寺出現這種敗落大體上得出一個答案。
公元705年，中宗反正；公元706年，中宗神龍二年，肅章門之變；公元710年景龍四年，李隆基平亂；公元736年開元二十四年，劉誌誠起義；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公元756年天寶十五年，安祿山部攻入長安、“馬嵬驛事件”、“陳濤斜之戰”；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儀率師收複長安、戰於渭河清渠、香積寺之戰；公元758年至德三年十月，吐蕃攻陷長安；公元764年，廣德二年，關中缺糧，鬥米千錢；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春大旱，京師鬥米千錢；公元769年大曆四年，京師大雨，鬥米值八百。
從以上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戰爭連年，特別是“安史之亂”與“吐蕃攻陷長安”，對唐王朝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會產生嚴重影響，即使一些規模比較小的戰鬥、事變也都發生在長安，加之又有水旱災害，這些必然危及影響到寺院。興教寺是不是就毀於兵災戰火，雖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這種可能無論如何是存在的。大凡統治者，從來都是將維持其統治地位放在首位，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唐王朝，連皇帝、貴妃都惶惶外逃，生命難以自保，誰還又有心修茸寺院呢？百姓處於水深火熱難得溫飽的死亡線上，捐資建寺這種可能性自然也是很小的，在這種情況下的興教寺“寺無僧、塔無主，遊者傷目”，也就不足奇怪了。在公元769年以後的二三十年裏，公元785年，貞元元年大旱，河水涸；公元788年貞元四年、794年貞元十年，接連發生的兩次地震，這些都對經濟文化、社會生產產生了嚴重影響。
曆史上的滅佛，雖實施於武宗會昌五年（845），但早在敬宗、文宗時，唐王朝就有滅佛意圖。敬宗李湛於寶曆元年登基（825），也就是說從敬宗當皇帝已產生滅佛的意圖。既有此意，雖不能馬上實施，但修葺寺院自然就不會得到朝廷的支持了。鑒於以上諸多原因，興教寺那種“寺無僧、塔無主”的荒涼境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興教寺的曆次修茸
玄奘靈骨移葬於杜曲東南的少陵原畔，建塔的時間為唐總章二年（669），而玄奘塔的塔銘卻刻置於170年之後。據諸多史料記載，最早的一次修葺在唐穆宗長慶中（821），當時主持修葺塔寺的和尚法號曇景，這次修葺是一次小規模的修葺。唐太和二年（828），當時安國寺有僧義林籌修玄奘塔，同時備石準備刻銘，但塔未修畢，義林圓寂，臨圓寂前，他念念不忘刻置塔銘之事，遺言於門人令檢，要他一定要尋找文人撰銘。又經過10年多，到了839年，這才請劉軻作成塔銘鑲嵌於塔最底層北麵。這是有記載的第二次修葺，也是起塔與塔銘為什麽不是同一時間的原故。
第三次當在宋元豐四年（1082），據清乾隆王昶《金石萃編）中的《玉峰軒碑記》末尾記時為“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1082），當時的知京北龍圖呂公，在終南山太乙湫祈禱時，途經興教寺登至少陵原畔，南望終南，青山秀峰，下窺樊川，山水秀麗，遂命寺主僧晏靜創建“玉峰軒”，並推萬年令陳政舉作記，此記即“玉峰軒記”。宋張禮遊興教寺時，尚用“殿宇法製，精密莊嚴”，八字概括描述，可見當時興教寺的建築群還是相當完整的。
第四次修葺是在宋政和五年（1115）。武後萬歲通天元年從洛陽龍門香山寺攜帶回陝後葬於長安豐德寺東嶺上的圓測骨骸，取出後於興教寺玄奘塔旁起塔而動工。這次圓測塔的形狀、規模與窺基塔的格局是完全一樣的，塔銘由宋複撰並書。在修建圓測塔時“同時並基公塔即舊而新之”。（見《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舍利塔銘並序》）在圓測塔銘並序中，還記述著興教寺慈恩塔院一些鮮為人知的建築當基、測二師塔建成後，“金輪寶鐸層構雙聳矗如幻，成其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周左右以附……及於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然這些均隻能遺憾而已。宋張禮《遊城南記》雖記於宋朝，然出遊時間卻是北宋元□年（1086），早於這次建圓測塔的宋政和五年（1115）29年，待到明趙嶇函《遊城南》又整整相隔了一個朝代。世事滄桑，看來要看到更具體的史料已很困難了。元代是否對興教寺修葺過，由於沒有確鑿的資料，難以考證。1995年10月28日，筆者去興教寺搜集資料，寺內住持常明方丈說，法堂西北角山牆頂頭下壓了個石碑，是元代的，經度量碑長65厘米，寬45厘米，厚13厘米，上麵刻著的字外露部分是“奉政大夫華州知州劉……大元初功□兵馬都元帥太師秦”，缺字處因斷不敢肯定，看上去像個“主”字，是不是修葺捐款的姓名不敢肯定，但推測是有可能的。
經過元代漫長的歲月，至明趙嶇函遊興教寺時，已是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夏季四月。從文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興教寺北邊原上樹木是相當茂密的，“乃遂東南行至龐留，……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裏原盡得興教寺。”該文涉及到興教寺的文字如下：“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宏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複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後原畔，今獨陳正峰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塊，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鬼三，大不盈尺，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從以上文字可知，趙嶇函遊時，那種“殿字法製，精密莊嚴”已不複存在，連“玉峰軒”的情況也隻能從陳正峰所撰寫的“玉峰軒記”中知個大概了。然而，碑石當時尚嵌於殿壁間，而寺僧穴居窯中，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寺院敗落的境況。明趙嶇函在這次遊後所寫的“興教寺”一詩曰：“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與前邊文字同出一轍，給人的印象都是興教寺已是相當荒涼了。
至清，從今存於“興教寺鍾樓中的“大唐興教寺改建鍾”上銘文得知，此鍾鑄於清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丁未春三日穀旦（1787），鍾文為邑生員胡曰德。鍾文曰：“興教寺者，唐肅宗之所名也，原依少陵，地近樊川，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詩所謂日斜山字者是也；世遠年湮不無頹敗，鼎殘碑裂，遊者傷目”。按鍾文，是記述了一個稱太榮的和尚，見寺鍾已毀，“不有以改之無以興佛力，因之改建興教寺。”這次應該說算是興教寺從唐以來，在已掌握的資料中是一次最大的修葺了，從已知資料中，這算第五次修葺。
清同治年間，寺內除三塔外，全部建築毀於兵火。延至民國10年（1921）興教寺外無寺院圍牆，內無殿宇僧舍，隻有慈恩塔院三塔聳立於少陵原畔。
興教寺是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所以與大慈恩寺同屬慈恩宗祖庭，且當時興教寺屬大慈恩寺下院，許多大的修葺都是由大慈恩寺出資，並派僧人監修的。比如民國20年12月（1931）年立的《重修興教寺記》的監工就是慈恩寺住持寶生，而參與最多的還有居士康寄遙。民國9年（1920）至民國11年（1922），妙闊法師來住持興教寺這段時間，當時興教寺有一個叫妙法法號自理的禪師住持著興教寺，妙法的師父是應禪法師，此僧當時為小雁塔薦福寺方丈，妙法當時在薦福寺做監院或首座。民國9年（1920）前後他住興教寺，當時興教寺除三塔、兩間破屋和數孔窯洞外，殿宇全無，當時寺院的地租種出去了，麵積縮小，崖後尚有燒瓦盆瓦罐的。妙法發願振興寺院。據常明方丈回憶，他為了要回寺地，曾吃官司、住班房月餘，後終於打贏官司要回了寺院的地。今興教寺大殿東山牆懸掛有應公老和尚圓寂紀念匾額，上書“盤涅證果”四字，這裏的應公即應禪法師，應禪法師為妙法禪師的師父。另外，應禪法師靈骨就葬埋在興教寺山門前崖下，今尚為寺院所有的6畝地裏。寺地要回後他著手準備著木料，至民國11年（1922）年前木料基本備齊，後因資金短缺，遲遲未能修建。民國11年（1922），妙闊從南方來陝，不久住持興教寺，妙法離寺，由妙闊住持興建起五楹法堂，這算是興教寺第六次修葺。
這裏應該說明的是，對於妙法、妙闊這些曆史人物，我們沒有必要評價其誰是誰非，可二人之間有矛盾是應該說明的，因為在不長時間內，興教寺住持更迭頻繁，且這段時間興教寺修葺的次數又多，不說明這些情況，這段時間的修葺是很難說清楚的。法堂建起不久，妙法複回寺住持，妙闊離開興教寺。在妙法住持下，建起法堂前東西十楹廊房；在妙闊率寺眾仝立的《重修樊川興教寺》一碑中曰：“越年附修廊廡十楹為室”。康寄遙在他所寫的《陝西佛事記略》中表述得更為清楚：“妙闊法師募修大殿五楹（即今法堂），寺僧自理修東西寮房10間”，寮房即指東西廊房十間，自理是妙法法號，這次為興教寺第七次修葺。
第八次修葺在民國20年（1931），即朱子橋修葺興教寺。不少史料雖提及，但都很簡略。筆者1995年10月23日下午3點去興教寺搜集資料，在慈恩塔院與菜地邊的磚圍牆根發現《重修興教寺塔寺記》碑，這方碑立於民國20年12月（1931），碑文是寂圓居士康寄遙撰寫，釋太虛書，郭希安刻字的，在涉及到當時興教寺情況時寫道：“唯宗風久息，塔寺凋殘，自民國初年僅留破屋土窯，見者傷之”。民國19年（1930）年秋，朱子橋等賑災來陝禮塔得舍利發願重修，於民國20年（1931）秋動工，一月後修複玄奘、窺基、圓測三塔及鍾、鼓二樓，據塔銘記，這次修葺共用銀一千八百元。現存的玄奘、窺基圓測石刻像就是當時修葺時用善士譚時欽捐的百元請匠工雕刻的。民國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闊率寺眾仝立的《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碑記》在涉及這次修葺時曰：“樹低枝浚，朱子橋居士來此謁塔，情願施金補修，不日工程告竣忽然飄渺於霄漢間”，“樹低枝浚”暗喻秋，與前麵時間相符。
在《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一碑中，主要記述的是朱子橋上次修葺之後的又一次修葺，碑文在記述朱子橋“飄緲於霄漢間”後緊接著寫道：“複戴季陶、張繼待諸居士添修塔亭、圍牆、山門等洵與祗圓並稱兜率內院”。朱子橋1941年1月13日逝世於西安崇忠路災童教養院（即第五救濟區辦公處），而戴季陶等在朱子橋修葺興教寺之後，但此方碑在其後“功德主芳名列後”的第一個芳名主就是朱子橋，“朱子橋居士施洋壹仟捌佰元”這又當何解釋？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曆次修葺記事碑，朱子橋施洋一千八百元其數與民國20年12月（1931）所立《重修興教塔寺記》碑中的共用銀一千八百元相等，可見這個一千八百元即前邊之重複記述。而這次修葺所說的“圍牆”並非現有的磚圍牆（磚圍牆係解放後重建的），而是當時的“土坯圍牆”；“塔亭”是指慈恩塔院的“大遍覺堂”，非“觀景亭”（山亭）。這次修葺應是興教寺的第九次修葺。
這次修複後，興教寺的第十次修葺是一次來自國民黨中樞的有政治目的修建，筆者將在下文“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揭秘”裏詳細記述。
4.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揭秘
妙闊主持修建起5間法堂後，不足兩年，妙法複回住持興教寺，在法堂前東西兩側，建廊房10間。僅從以上可知，興教寺法堂及廊房均係民國建築。為什麽在眾多寺院荒涼敗廢的情況下，而何以惟獨興教寺在城南諸佛寺中“當進莊嚴宏敞興教可稱第一”（康寄遙《陝西佛事紀略》語）呢？莊嚴、宏闊的大雄寶殿，東跨院秀麗、典雅的藏經樓，還有那延袤逶迤高大的寺院紅牆，寺院東南高處的觀景亭，這些對寺院規模來說有舉足輕重意義的建築群，到底又建於何時呢？多年來許多涉及興教寺的資料均以“民國建築”一言了之。
從前麵記述，我們知道，法堂修建於民國11年（1922），以後廊房修建又晚於法堂一二年，再稍後，就是烽火八年的抗日戰爭時期，在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人心、人力、資金都不是修寺建廟的年月，何以這裏又能耗資十幾萬元大興土木呢？這裏一直存疑著一個謎。
1995年9月，筆者為寺院整理資料，在搜集碑文資料時，發現曾埋於停車場下多年的石碑兩方，慶幸的是碑裂而碑文尚全，將浮土清洗淨，又將裂碑對茬時，就得見如下兩篇碑文：
重修慈恩塔院記
臨潼康寄遙撰邑人宋聯奎書
民國辛未秋，倭人陷遼東，嗣又侵滬，淫及首都，於是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黨國先進張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覺生，皆先後來陝視察或倡修周陵，以振興中國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現中國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國人以反本自奮，為救國圖存之地。又出具餘力，倡修慈恩塔院，蓋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撥□（此字不清，筆者注）反治之本原也。夫慈恩宗學傳自天竺，慈恩宗名肇於震旦，大慈恩寺乃其祖庭，興教寺者即其塔院，玄奘、窺基、圓測均生盛唐，當時建都長安，佛教各宗並振，而慈恩義學得三師之倡導，如日經天，有目共睹。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國運之興隆，鄰邦莫不傾向。猗歟休哉，何其盛也。今者塔院荒涼，觸目傷懷。諸大善士乃積淨資，為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門，築院牆二百堵，並建塔亭三楹，石刻三師像各一供亭內。奘之二像承歐陽竟無居士函示即依唐畫鉤摹。測像則相傳出於宋之塑像，此刻因之。旁題像讚各一。又別為額石五方龕菸壁。計共費工料2350圓。經始於壬申戊久乃畢工。此塔院在佛弟子習慈宗者，應視為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麥加，耶教之耶路撒冷。他日者，精藍擴展，藉振慈恩之宗風，即以植眾生之福田。而國運複興之先聲，世界大同之基礎，胥在是矣，是不可以不記也。謹述勝緣，並記功德芳名於後：
張溥泉捐壹佰圓
朱子橋
戴季陶捐肆佰圓五台佛會楊子繁捐陸百元
居覺生捐五拾圓朱紹陽
又募貳佰圓井崧生捐貳佰元
邵力子捐壹佰元楊叔吉捐貳拾元
楊虎城捐壹佰圓高戒忍捐貳拾圓
陳少白捐伍拾圓雷仲南捐貳拾圓
陳英三捐貳拾圓路禾父捐貳拾圓
石青陽捐貳拾圓康寄遙捐貳拾圓
周仲良捐貳拾圓吳彬如捐貳拾圓
督工康寄遙吳彬如
主持釋□□
刻字郭希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月立石
另一方碑石為捐資碑，如下：
護國興教寺建修大殿經樓山亭及為寺購地等捐資功德芳名以收到先後為次
蔣委員長中正貳萬元，程主任潛一萬伍仟圓，蔣主席鼎文太夫人壹萬元，閻長官錫山壹萬元，大華紗廠一萬三仟圓，朱將軍慶瀾、石鳳翔各五仟元，白主任崇禧、馬主席鴻逵、川陝公司各貳仟圓。李長官宗仁、韓主席德勤、薛主席嶽、陳主席儀、於總司令學忠、華峰麵粉公司、秦豐麵粉公司、蔣麗軒、黃主席紹、鹿主席鍾麟、孫總司令桐萱、衛主席立煌、龍主席雲、沈主席鴻烈、賈口峰、康寄遙、張玉山、何智圓、毛虞嶺、鹹陽工廠、秦豐公司、利通公司、路禾父，以上各壹仟圓。王幼農壹仟零玖拾圓，盧副部長竟群經募二仟捌佰元，石主席友三、□總司令家鈺、孫總司令蔚如、李主席漢魂、李主席品、徐德一、榮昌火柴公司、秦興煤礦公司、秦昌火柴公司、交通銀行，以上各五佰元。朱主席紹良、劉級三、段日、李承順、趙作肅、陳總司令長捷、傅主席作義、溫起、凡連嶺、段捷三，以上各三百元。熊主席式輝、屈映光、曾□司令萬鍾、張萬裏、黃土桐、高墨波、金城銀行、王原淩□院科所楊嵩山、李潤芝、成翊青、王潤生、李象九、劉之武、汪女士俞村，以上各百元。金頌陶、黃主席旭初，各四百元。呂瑞英、周文達、王仲開、焦潘東、楊子功、劉芙蓉、李振翊、許庸令、劉茂恩、劉海樓，以上各貳佰元。康心如、李笑然、盛記，各五十元。朱靜庵、密慈法師、陳世昌、汪樂天，各三十元。宋廣靜貳佰肆拾元，黃自芳五佰捌元，紀時若壹百拾陸元，顧潤民、周德軒、陳昆山各貳拾元。毛念修貳佰貳拾圓，鄭葉芬四百四十元，熊正平叁百肆拾圓，張緒光、夏總禹、席器材、邱玉如，共九百五十一元。王幼農、高□超、金頌陶、祁大鵬，共貳千元。以上二十八九年由程主任頌雲、朱將軍子橋、方秘書長叔章經手，二十九年六月後由金頌陶、高一超、康寄遙經手。
蔣長官鼎文施玉佛一尊，又水田壹拾貳畝，及立碑刊碑等功德，係三十三年汪清明經手。
民國二十八年，程公頌雲發起建大殿及經樓等，並電明中央冠護國二字於興教寺，用示擁護國家振興佛教之微意。其因由已由程公自撰書碑文，建於殿旁，所有功德芳名尚未刊石。程公於二十九年夏遷升往渝，三十一年工程始竣，曾由經手諸人業將收支印布，然迄未上石。良用歉然。近因蔣生銘三施像施田，功德殊勝，乃商之汪清明、康寄遙、郭叔蕃數居士，將建殿、施產前後檀越合刊一石，鑲於殿壁，藉以徵信，且垂永久。釋妙闊附言。
鬆淩汪清明敬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吉日立
以上兩方碑石，第一方碑石除最末尾的主持：釋××其中兩字被刮劃去外，整個碑文完好無損，根據諸多資料查證，被刮劃去的兩個字應為“妙闊”，劃去的殘留字跡亦可看出是“妙闊”二字；第二方碑石是捐資碑，此碑除因斷裂處二三字不能辨識，其他字跡清晰無誤。讀完碑文，民國重修“護國興教寺”之謎終於揭開了。
第一方碑文開首曰：“民國辛未秋，倭人陷遼東，嗣又侵滬，淫及首都，於是中樞議西安為陪都”。碑文清晰地表明了，因為日本侵略軍的攻陷南京，於是才有“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之舉。因有“中樞議建西安為陪都”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也才有重修興教寺一事，顯然重修興教寺並非一件單純的佛事，而是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此之前，國民黨許多要員都先後來陝視察“黨國先進張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覺生皆先後來陝視察”（新修《長安縣誌》記載蔣介石亦曾來過興教寺）；“倡修周陵以振興中國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現中國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國人以反本自奮為救國圖存之地”。在說到“倡修慈恩塔院”的意義時，碑文曰：“反又出其餘力倡修慈恩塔院，蓋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撥□大慈治之本原也”“當時大唐建都長安佛教各宗並振而慈恩義學得三師之興隆”“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由於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興土木，重修興教寺。
關於修建興教寺的時間，在由鬆淩汪清明書於民國33年（1944）10月的捐資碑寫得很清楚：“民國二十八年（1939）程公頌雲發起建大殿及經樓，民國三十一年（1942）工程始竣”。在前後約4年的時間裏，除修“院牆二百堵”外，“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門，築二像，承歐陽竟無居塔亭三楹，石刻三師像各一供亭內”，並按照宋代玄奘的塑像樣子又模仿著塑了一尊，同時還按唐代圓測像摹刻一尊，以後碑文詳細記述了這次修建的花費及捐資的人名及每人捐資的數字。
這次修建的督工為康寄遙，主持為釋妙闊。第二方碑開首就介紹了修建的項目“護國興教寺修建大殿、經樓、山亭及為寺購地”等，接著依次碑刻了以“蔣委員長中正”為首的諸多要人捐資名單及數額。這次經手，民國28（1939）、29（1940）年為程頌雲、朱子橋、方叔章，民國29年6月（1940）後由金頌陶、高一超、康寄遙經手。
這次修建興教寺的詳細情況，在今立於大雄寶殿前左側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上有著詳細的記載，碑文為“醴陵程潛撰並書”，立碑時間為中華民國29年5月（1940）。無論從修建時間，還是修建項目都是一致的。程潛在涉及所建項目時曰：“越明年夏五月無損三時，其庸一旅勞而不怨告厥成功，若大殿、若藏經樓、若山亭、若門廡，翼如軒如輪矣，為地劾其靈，山呈其秀，繚垣延袤，飛閣下臨，見葉翻經牢爽日月閶闔恢弘五桂之堂，雲山淨明照耀七寶之殿……”。在此之前修葺了慈恩塔院三塔，碑文中亦有明確記載，“中央委員滄州張君繼振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紹興朱君慶瀾與主持釋妙闊呼蒼龠頁眾擎補葺三塔”。
此後隨著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展開、發展，國民黨當局周陵和倡修茂陵的願望落空了，“反又出其餘力倡修慈恩塔院”倒是付諸了實施。客觀地講，民國重修興教寺就當時實際看，主要出自當局的一種政治目的，即西安建為陪都之需要，但客觀上對於保護中華民族珍貴文物及佛教文化、對於今天的旅遊事業倒是不無裨益的。
二、1949年後的興教寺
1.解放初的興教寺
1949年5月，長安解放。當時的長安大地滿目瘡痍、百廢待興，佛寺自然也不例外。興教寺圍牆被淫雨淋塌，牆頭的荒草在風中搖晃著，慈恩塔院地基下陷，嚴重危及玄奘塔、窺基塔及圓測塔；當時的藏經樓、大殿、法堂，從外麵看似乎還保存完好，但裏麵椽檁腐朽，不少地方滲漏，明柱、門窗、樓上柵欄由於日久天長、風雨剝蝕，油漆已脫落；寺院牆上，被遊人刻畫或用墨，畫得橫七豎八。當時寺院住持是妙闊，平時住僧3～4人。全國剛解放，經濟困難，一時還拿不出許多錢進行修茸。在1950年至1953年這三年裏，韋村小學因校舍緊張，還曾用殿宇廊房做教室上過課。1953年春，印度總理尼赫魯要來興教寺參觀訪問，國家為了修葺刷新興教寺，韋村小學才從興教寺搬了出去。接著政府撥專款將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油漆一新，並於藏經樓下設置客廳，購買所需之物。
2.1955、1956年修複後的興教寺
1955年以後，參觀訪問興教寺的外賓和遊客日益增多，其中不少是外國領導人。中央及省市領導也頻頻來寺。為了保護名勝古跡，適應外事活動的需要，陝西省及長安縣黨和政府，對興教寺的修複非常重視，1955、1956年對寺內殿宇進行了一次全麵的整修後，興教寺煥然一新，更顯肅穆、莊嚴。
修複後的興教寺，寺內殿宇約占地8畝，果園、菜地占地10畝，共有地18畝；寺北崖下窟洞有一清泉，為飲用及灌溉法堂後的菜園提供了方便。
興教寺的建築群當時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慈恩塔院；二是藏經樓；三是大殿法堂與廊房。
慈恩塔院位於大雄寶殿西邊，古柏叢中，屹立著玄奘、窺基、圓測三塔，塔北有塔亭5間，西邊靠塔亭有僧房1間，亭內有玄奘、窺基、圓測三師石刻畫並讚，當時鑲嵌於石壁間，三師像讚為歐陽竟無大德所撰，是歐陽竟無、朱慶瀾（即朱子橋）、葉恭綽等所書。太虛法師1931年書的《重修塔寺碑》亦放置於內。此外還有1931年的重修慈恩塔院碑。這兩方碑的碑文都是寂圓居士撰文，重修慈恩塔院碑為宋聯奎書，塔亭西僧房供奉有銅塑檀佛立像，為六朝北魏時造，是佛化社送寺的。
藏經樓位於大雄寶殿以東，開有月亮門的院牆使其與大雄寶殿相隔成另一院，院內茂密的竹林叢中屹立著藏經樓，上下8間，樓下供奉有緬甸國贈送的玉雕佛像一尊，高約2尺，此佛供奉於尼泊爾國所贈送的木刻佛殿內；殿樓上懸掛有民國庚辰年程潛書的“藏經樓”匾額，樓上藏有幾千卷經書珍本。1959年政府送經櫥四座、影印宋磧砂藏經兩部（有缺本）；另外還存有支那內學院刻印的經論全部，尤以巴利文《貝葉經》最為珍貴。
以山門、鍾鼓樓、大雄寶殿、法堂及東西廊房為中軸線的建築群，成為興教寺另一部分。山門分東、西、中三洞，其中中間大門為最高，等高的兩個小門緊貼大門分置兩邊，形成“山”字。大門頂刻有“護國興教寺”，東小門頂刻“妙相”，西小門頂刻“莊嚴”。再東有一便門供人行車過。從山門入內，路兩旁東西有鍾、鼓二樓，台階上坐落著大雄寶殿，大雄寶殿前懸掛的牌匾有康有為手書的“興教寺”及張繼手書的“慈恩塔院”。當時大殿內供奉的佛塑為千佛繞細心盧古銅像一尊，為元代鑄造，1958年，由人民政府送寺。該佛像高達七尺，重達2700斤。法堂為5間，內部擺設為中間3間法堂，法堂供奉釋迦牟尼塑像一尊，銅佛像一尊，此佛像是1926年左右在西安鑄造的；石刻金剛經鑲嵌於牆壁，為張朝墉恭書、朱慶瀾募刻的，法堂前東西各有廊房5間。
另外法堂東有廚房3間，寺後崖下有土窟3孔，中洞供佛像，西洞養畜，東邊土窯內有小泉，寺外東邊高處，有一小山亭，人稱“觀景亭”，亭下為磚箍洞，亭頂覆瓦，此山亭與大殿、經樓同時建造。1956年左右，興教寺內殿宇、經樓、僧房及山亭和應用之房，共計約20餘間，對於殿宇經政府迭次修整，已全部油飾莊嚴。當時寺內常住僧6人，妙闊為住持，他曾任陝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法因任監院。由於僧人經常勞動，養耕牛2—3頭供役使，政府按時給予照顧，生活較前普遍提高。
3.慈恩宗興教寺的輝煌時期
（1）1996年的興教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宗教政策進一步落實。隨著改革開放，國外佛教僧團的友好訪問日益頻繁。經濟方麵，政府對寺院實行了“以寺養寺”的方針政策，調動了僧人的積極性。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老當益壯，在寺內加強管理，創辦各種旅遊設施，吸引國內外遊客來興教寺參觀，使寺院經濟長足發展，寺院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僧人的生活條件；殿宇僧舍的增加，使寺院更顯恢弘，更具吸引力，促進了旅遊事業的發展，慈恩宗興教寺步人一個輝煌的發展時期。
截止1996年底，寺內有臥佛殿7間，法堂5間、東西廊房10間，大殿五轉7間、藏經樓上三下五8間，又廊房6間、禪堂3間、齋堂3間、僧房10間、磚箍窯洞10孔、灶房3間、庫房3間、小汽車房1間，法物流通處4間、庫房、客房8間，塔院大遍覺堂3間，鍾鼓樓上下兩層共4間，方丈室上下兩層共12間，共合計109間。新增加殿宇僧舍84間；加固了塔院的地基，修葺大殿、藏經樓等殿宇、僧舍達四五十間。同時將所有殿宇、僧舍修複一新，大雄寶殿、法堂、塔院三塔、臥佛殿等地麵全部用大理石方磚漫鋪，並修了水塔管道，重新安裝了大功率變壓器，辦起了為方便旅遊的法物流通處。
特別是修建的臥佛殿，雄偉高大，金碧輝煌，僅此一項日本法相宗藥師寺就捐資120多萬元人民幣，香樟木臥佛像是浙江工藝師根據四川大足山上石刻佛雕刻的，用樟木達30多方，以每方2000元的運費從南方運回，僅運費就用去6萬元，另外還在臥佛殿前安置“萬年寶鼎”一座，連同石蓮底座子達2萬元。臥佛殿、香樟木臥佛、萬年寶鼎共用資130萬元人民幣。
1992年孟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20周年之際，日本亞細亞文化交流會贈送櫻花樹400株栽植於興教寺，並在櫻花園中樹起“中日永遠友好”紀念碑，成為寺院中一個別具特色的旅遊景點。這一係列巨額資金，除極小一部分國家資助外，其餘全部來源於寺院經濟。從1982年至今，用於興教寺殿宇、僧舍及美化環境等項開資已超過350萬元人民幣。
1998年7月28日至10月初，又對山門西42.5米的院牆重新修建；對壞損的經樓大梁加固，頂棚重修。興教寺於1998年3月份拆去民國修建的低矮的鍾鼓樓，向東西兩邊擴放，建起宏偉壯麗的層層鍾鼓樓，鍾鼓樓於同年6月底完工。鍾樓下層放置韓國贈送的3.7噸大青銅鍾，二層放置自鑄的千斤大銅鍾，並購大鼓一個放置於鼓樓。同時於大雄寶殿前兩側建起水磨磚碑樓，將程潛撰文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與樊耀亭撰文的《長安興教寺記》巨碑矗起，並將有關碑石珍藏於陰。
（2）興教寺下院——西山寺的創建與發展
西山寺位於灃河東、西戶公路西北。據《長安縣誌》載：“西山寺，在西鄉黃堆潭，去城三十五裏，山門外有聖女泉，即今黃堆潭也。”據西渠村曾在解放前黃堆小學任校長的林鳳祥老人回憶，解放前寺院內還有紅禦棍十幾根，大佛殿高大雄偉宏闊，朱紅明柱摟粗，殿宇七檁六椽，其間口之闊可想而知；殿內牆壁彩畫，雕梁畫棟，十分壯觀。僅山門口的石獅子一個就重約6000餘斤，兩扇石門半人多高。此外殿內還有大鐵鍾、石碑等。據老人回憶：清同治年以前，這座麵西坐東的寺院還有7間大殿、5間大雄寶殿，6間廊廡、3間齋堂；寺院共有地120餘畝，南北各有一井，供灌地及人畜飲用；寺東南角有十三層佛塔一座。寺院毀於清同治年間兵亂（1865），以後修複大佛殿5間，山門房、庫房各3間，齋堂2間，解放前人們所看到的大佛殿，即修複後的5間佛殿，石碑、鐵鍾和石門、十條禦棍，很可能是當時的遺物；住寺名僧有常來、聖通、廣信等法師。如此規模的寺院在城南也算屈指可數，遺憾的是年久失修倒塌拆毀，木料改作它用，至1983年已是荒涼一片。
由於碑石、鐵鍾失傳，具體的建寺年代今尚難確定，但一般都認為是646年，而這一年恰好是玄奘從印度歸來的第二年。史載玄奘西去印度，從長安出發，第一站在此歇息飲馬。當時這兒有一泉，稱聖女泉，岸上樹茂林密，潭中碧波粼粼，風景十分幽雅，玄奘取經回長安後，奏準朝廷修建了西山寺，據傳寺在唐時稱中海西山寺。當時朝廷為保護寺院，發給寺院36條禦棍，解放前所存的十條即此。
今稱黃堆潭的水麵，過去稱為聖女泉。至今關於此潭的傳奇故事在這兒還流傳不衰。傳說在周代，周文王與商紂王交戰，終南山上有一位神仙自此射了一箭，箭落於黃堆，誰也拔不出來。有一天，從西方來了一位蓮花聖女，順手將箭拔出，箭拔出處，水如泉湧，打著旋子，旋子中心有一朵雪白的蓮花，聖女順手將箭頭上粘著的土一刮，成了一個大土堆，所以此潭又叫黃堆，由於是聖女所為，亦稱聖女泉。前些年，黃堆潭還“咕嘟咕嘟”從地下冒水呢。這幾年雖然冒水慢了，但這個黃堆潭依然存在。
1983年長安縣為了落實宗教政策，將寺院歸還僧人，由釋演根住持，黃堆、七渠兩村協力，重新修複了西山寺。
全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常明方丈對西山寺特別關心，從寺院歸還僧人到支持寺院資金多次奔走，為興建西山寺殿堂、圍牆、購買果園，就花費資金10萬餘元。
在黃堆、七渠廣大群眾及善男信女大力協助下，西山寺初具規模。現住比丘尼3人，有大佛殿5間，殿內供奉有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佛及觀音、地藏菩薩聖像。佛像雕塑精美，造型栩栩如生，佛前幡、幔法器陳列井井有條，大殿前陪殿6間，山門房3間，分別供奉韋馱、彌勒佛。另有齋堂、客房各3間，寺院牆一色新磚砌成。這些比丘尼“農禪並重”，自種地10多畝，並務有果園，僅生產糧食就達萬餘斤。由於西山寺因玄奘印度取經而建寺，同屬於慈恩宗，且兩寺關係密切，在兩寺互相協商下，將西山寺作為興教寺的下院。
三、興教寺的佛事與外事活動
興教寺作為玄奘法師的靈骨塔所在地，使它成為慈恩宗的祖庭之一，這確立了它在佛教界及旅遊界的地位。玄奘法師獨涉流沙，去印度取經達17年之久，印度夏沙王朝曾以國王禮節接待他。回唐長安以後，他又得到唐王朝的崇高禮遇和隆重歡迎，太宗皇帝為其親寫《三藏聖教序》。他著的《大唐西域記》12卷，流傳於歐美和世界各國，已成為專家學者研究印度7世紀曆史的寶貴材料。20世紀60年代，差不多印度每個車站都貼著今興教寺大遍覺堂那個玄奘石刻像：玄奘背負木製背夾，裏麵裝著經卷，背夾上掛著一盞燈，還撐著一把傘表示不分晝夜陰晴，艱苦行路。玄奘的形象、事跡，早已衝出佛教界，成為一種偉大的精神，激勵著每個人。在中國唐僧取經幾乎人人皆知，沒有一個僧人像他這樣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和這樣廣泛的受到人們的尊重，正因為他有如此深遠的影響。所以興教寺也就必然成為人們崇敬和向往的地方。
唐代起塔建寺以後，睿宗李旦題寺額“興教”，成為該寺的名稱。著名僧人、文人騷客、皇帝官宦都來這兒拜塔遊覽。至民國康有為、蔣介石、程潛、朱子橋、楊虎城等政界要人幾乎無一不至此禮塔拜佛或捐款修葺。
今印度爛陀寺有中國政府捐助30萬元修建的玄奘紀念館；日本僧人道昭在唐時來中國親學於玄奘三藏，回國弘揚法相宗於元興寺；日本僧智通、智達入唐就學於玄奘、窺基，回國後相宗弘傳；新羅圓測是玄奘的嫡傳弟子，更為一般人所知曉。僅東南亞國家首腦就有印度尼赫魯及印度王子、越南胡誌明、緬甸吳努、越南南方民族聯盟副主席釋墩厚，斯裏蘭卡總理普利馬達沙、日本眾議院議長稻田一等來興教寺禮塔並參觀；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多次陪同前往。趙樸初還多次為興教寺題額，文化藝術界名人田漢、鄭振鐸等也曾來寺參觀。
1964年6月28日，東南亞緬甸、印度、尼泊爾、越南、老撾、泰國、斯裏蘭卡、柬埔寨等八國佛教代表團60多人來興教寺參加紀念玄奘法師逝世1300年法會；1982年10月30日，日本藥師寺、興福寺僧侶70人和中國僧侶在興教寺舉行窺基法師圓寂1300年紀念活動；1984年正值玄奘法師逝世1320周年之際，日本藥師寺一行30人用寶函盛玄奘頂骨來中國，沿玄奘取經之路至新疆祭遊來興教寺，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率眾僧迎玄奘頭頂骨至寺，在大雄寶殿誦經紀念。1978年，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隨同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到日本參觀訪問；1996年釋常明隨中國佛教代表團去韓國訪問參觀等，這些外事活動增進了與各國人民友好交往和友誼。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國內外來興教寺旅遊參觀的人更是成倍增長。據新編《長安縣誌》“旅遊外事誌”，長安縣各旅遊點1981—1989年接待收益情況表記載，興教寺接待人數為70.89萬人，其中外賓1.79萬人，接待遊客居全縣之首。自改革開放以來，來中國興教寺參觀訪問的各方代表團不下百個，有時一天就有幾個國外訪問團來寺。
1998年3月7日中國興教寺與韓國佛國寺等三寺簽訂青銅鍾接交協議；3月17日，口徑1.5米，高2.73米、重3.75噸的仿韓國國寶大王神鍾製成的巨型青銅鍾從韓國水運口岸起運，4月8日抵達天津，6月17日運抵興教寺；6月30日韓國佛國寺等三寺一行26人，在興教寺舉行“慶祝興教寺鍾鼓樓落成典禮暨韓國佛國寺贈鍾儀式慶祝法會”。
興教寺大的佛事活動比較多，僅傳戒就達兩次。1957年3月，妙闊方丈住持傳戒一次，傳戒人約200餘人；1987年3月，常明方丈主持了授戒，參加受戒的有來自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僧人，受戒300餘人。
四、寺院風景
興教寺位於秀麗的樊川杜曲東南，“基址宏闊、地勢開朗”。西望神禾，如巨龍騰飛向南；下窺樊川若畫幅橫展，贑河如帶、漫川碧透，壯闊富麗；南望秦嶺秀峰，如翠屏排列。唐代這裏是“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望族聚居之地，地靈人傑，人才輩出。這兒景點星羅棋布，杜公祠、楊虎城陵園、華嚴寺、人麵桃花園等，一年四季遊人如織。
興教寺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山門雄偉，大殿、法堂恢弘莊嚴，經樓、大殿流丹溢彩，櫻花園別具一格，聞名中外的慈恩塔院，金碧輝煌的臥佛寶殿，景點林林總總，如詩如畫。
1.聞名中外的慈恩塔院
從正門以東的鐵門入院，拐西，經大雄寶殿前迎麵有一偏院，竹林掩映、花木扶疏，兩輪月亮門頂水磨磚鐫刻：“安隱”、“塔院”。院內，花圃盛開的月季花，幽香撲鼻，花圃西古柏蒼鬱、竹林碧翠。在古柏竹林之間，三塔作品字形聳立其間，中間最高一塔為玄奘法師舍利塔，坐北麵南，塔高23米，是國內現存的一座最古的磚砌木構形塔。觀其塔姿秀美而肅穆，在建築學上有較高的價值。塔內地麵一色大理石磚鋪漫，供奉有清代玄奘法師泥塑像一尊，玄奘身披橘紅紫邊袈裟，內著黃僧衣，項掛佛珠，神形兼備、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塔基北，嵌有劉軻撰寫的《大唐遍覺三藏法師玄奘塔銘》碑，詳細記載了玄奘的生平事跡。玄奘塔前右，為玄奘大弟子窺基靈骨塔，前左為另一弟子圓測靈骨塔，兩塔結構形狀完全相同，均為三層，高達7米，內供二師泥塑像，外麵各嵌塔銘。三塔北有大遍覺堂，雕梁畫棟、紅柱粉牆、小巧堅固；堂內珍藏玄奘法師像碑，為民國22年（1933）冬長安李枝生摹繪，郭希安刻，碑上讚詩為歐陽漸敬撰並書。窺基圓測像詩讚為歐陽漸敬撰，朱慶瀾沐書。正中牆上懸掛著中國佛教協會1988年3月製作贈送的玄奘法師譯經圖，這幅圖上玄奘法師居中，弟子窺基、圓測分坐兩邊，三人麵前都放著書案和經卷，書案兩邊分置蓮花瓶。玄奘一手執筆，笑容和藹可親，似乎在講著什麽；左旁一弟子好像正在闡述著什麽道理，揮動的手勢活靈活現；右旁的弟子正在專心聽著。這是一幅十分精美的珍貴圖畫。另外下邊鏡框裏有師徒三人的石刻拓印像。西牆中懸掛有書寫的《大唐三藏聖教之序》，右為玄奘行程圖，左為玄奘紀年簡表，南牆下立有十八羅漢石刻像碑，形象生動，性格各異，頗為傳神。東牆下立有新複製的《大遍覺玄奘法師塔銘並序》。
慈恩塔院，位於大雄寶殿西邊，僧舍菜園東邊，古柏如華蓋護遮三塔，胡子金題興教寺塔院曰：“白塔月移山字影，春鬆風唱海濤聲。”即歌於此。塔西一片青竹，綠雲朵朵，沙沙如細雨洗塵清風消暑。晨夕晚照，塔映成金。若夫至冬，雪覆寶塔，銀塑玉雕，夜月瀉玉，雪塔銀光點點，壯麗非常。這兒地勢開闊而居高，下聞村舍雞啼牛鳴，上聽塔鈴叮當，“人家古寺兩般聲”，又似有人間天上之異感。
太宗皇帝禦撰“聖教之序”，使玄奘大師之名縱貫千古，那爛陀寺廛說佛法，眾僧鹹服，著述之豐偉，天下敬仰，國內國外，僧人俗子膜拜禮塔，絡繹不絕，無有終期。烽火滄桑千餘年，惟有三塔自聳立，你會覺得它簡直就是一位曆史哲人閱盡人世，令你湧出無限敬仰之情。“長安蒼穹寶塔湧，天下禮塔盡向東。玄奘大師世界仰，有如日月千古明。”也許你會發出奘塔閱盡千年事，宛如萬卷無字書之慨歎。
2.幽雅、明麗的藏經樓
藏經樓位於興教寺大雄寶殿以東，從兩孔門額書有“清幽”“經樓”的月亮門入院，如入仙境，別有洞天。沿南北兩條小徑前行，兩徑中間夾著的花圃裏的月季花，如初十左右的月亮，含苞吐輝，清香襲人。兩邊的冬青、水杉碧翠如玉，隨風搖曳。待至藏經樓前綠蔭愈深，其景愈幽。隻見高台上藏經樓坐北向南屹立，一片密不透風的木竹，半掩經樓，樓東大片風竹，千竿碧玉頂擎綠雲，微風吹過，沙沙若疾雨而至，經樓周圍古柏樹冠團團如祥雲簇擁。樓北櫻花園，如明霞，似散錦，樓南幾十珠櫻花，若彩雲飛渡。置身此境，使人不由想起唐詩“竹徑桃源本出塵”“人已登真竹化龍”之境界。人生塵世，幾度奔波，得此寬餘，幾多感慨，也許會發出不知何處是仙境，原來是在此寺中之感。沉醉良久，偶仰首，但見木竹衝起的綠雲隙，經樓四角上翹，淩空欲飛，一篆寫樓額赫然入眼：“藏經樓、庚辰、程潛。”樓下，四周遊廊，寬敞明亮，朱漆圓柱，雕花格門，莊麗清爽。經樓一層——原為會客廳，現已用大理石方磚漫過，清雅幹淨，明亮寬敞。迎麵正中格上有醴陵程潛敬撰於民國29年（1940）5月15日，為唐三藏法師玄奘造的“八識規矩頌”，筆法有度，字跡蒼勁有力。牆上懸掛著日本韓國等國來興教寺禮塔拜佛、訪問、旅遊的紀念錦旗，及各種紀念鏡框。順北邊木梯登樓至藏經樓頂層，樓上有1959年政府贈送的經櫥四座，裏麵珍藏有《藏經》《續藏經》《大藏經》等經書四五千冊，特別是收藏的巴利文《貝葉經》數片，被視為寺中之寶。這兒地勢居高，待至樓頂眺望，環垣如帶從樓下逶迤飄過，憑欄遠眺，廣闊樊川，蒼蒼茫茫，村舍如島，阡陌縱橫，贑水蜿蜒，明滅流逝於西北雲霧之中；終南奇嶺秀峰，狀如翠屏畫幅展示於前；扭頭窺望，興教寺殿宇、僧舍，盡在古木掩映之中，這兒既有寺高鍾聲遠之景，亦可看到金烏歸西天，農人回樹村之趣。若夫至春，霧如輕紗蟬翼，殿閣塔樓盡罩其中，霧起翹簷龍似飛，脊上翠龍欲騰空，若真若幻，真似蓬萊仙境，那種“咫尺雲山便出塵”“老僧相引入雲行”之感，油然於你心頭升起。時至深秋，白雲跌落霜雁聲，萬木染朱紛落於寺，幾僧掃院，彩葉飛動，流光散霞，狀如彩畫，備增幾分詩意。明朗月夜，登樓觀景，更是一番情趣，觀遠樹月散清輝，看銀盤東天徐起，待月至中天，翹簷鉤明月，脊龍窺玉兔，竹林溢清輝，閃爍萬點螢，夜靜更深，玉露跌落有聲，愈顯古寺靜寂；若夫風起，竹林沙沙如疾雨驟起，歐陽修的“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會油然湧入你的胸懷。當日落西天，你會吟出“遙望銀輝村林後，不知明月落誰家”的詩句，也許會有“詩思禪心其竹間”的意境哲理。你若是詩人，此情此境，會使你覺得禪人其詩，備覺悠遠、高雅，那樣也許你就會悟出人生之前所未悟，亦或會撥亮你智慧之燈。
3.莊嚴肅穆的大雄寶殿與法堂
處在興教寺建築格局中軸線上的大雄寶殿與法堂，是佛教寺院建築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興教寺亦是如此。從興教寺高大雄偉的山門入內，左右為鍾樓、鼓樓。從鍾樓、鼓樓中間的道路前去，迎麵即為大雄寶殿。大雄寶殿高大雄偉，五楹結構的殿宇，四周遊廊寬敞。大雄寶殿的北邊，東西兩邊各有對稱的五間廊房，中間有一寬敞的大院，大院北有一高台，高台上坐北麵南即是法堂。寬闊的院子中間，廣植牡丹、月季、女貞、冬青、鬆柏等花草樹木，鮮花開放，四季常青。法堂台階下有一道紫竹，成為一道天然綠色屏風；大雄寶殿前及左右兩邊，古柏參天，紅楓扶疏，青竹月季映襯，環境十分優美。
大雄寶殿前右側台階上，樹立有醴陵程潛撰並書的《重修護國興教寺碑》，碑高260厘米，寬90厘米，為民國29年5月立石。碑文詳細記載了民國28年前，紹興朱慶瀾與主持釋妙闊輔葺三塔之事及民國28年（1939）程潛駐西安，倡修大殿、藏經樓、山亭、門廡之經過。左首碑樓是由原長安縣誌辦公室副主任樊耀亭撰文、雷珍民手書的《長安興教寺記》碑，碑文全麵記述了興教寺的曆史。碑樓左右兩邊，是1998年新修的鍾鼓樓，大殿正中，懸掛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手書“大雄寶殿”之匾額；左首懸掛有“癸亥冬”康有為所書的“興教寺”匾額，右首懸掛有民國23年（1934）8月滄州張繼題寫的“慈恩塔院”匾額。大雄寶殿兩邊書有瓦楞楹聯：“朝誦楞嚴喚醒三千大千世界；暮念彌陀利益百萬恒沙眾生”。外西山牆上鑲嵌有民國己卯年長安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楚北劉憲章識，太乙山樵、董黼承書；關中王培坤刻的《遊興教寺記》石刻，刻於東牆上懸掛有“應公老和尚圓寂紀念匾”。北牆簷下懸掛有“妙闊老法師六旬晉八大慶”匾、常明方丈重修大雄寶殿紀念匾、妙闊大師紀念匾。大雄寶殿內寬敞宏闊，一色大理石方磚鋪漫，殿內供奉著釋迦牟尼脫沙裝金坐像，像高3.2米，十分精美；兩側分供十八羅漢像，為1988年雕刻，形象生動。佛像前幡幔一新，華蓋高懸，法器林林總總，陳列有序。大雄寶殿為僧人朝夕誦經之處，佛會及慶典亦在這兒舉行。
過大雄寶殿，越過花草樹木扶疏的大院，法堂正中懸掛有辛末浴佛大兆居士夏天明敬獻的“花開見佛”篆寫門額。拾數級石階，越一道紫竹綠屏，即為法堂，法堂門口左右支放的石凳，即興教寺四至石碑。法堂西屋簷下，有一古龜趺負一石碑，此為《重修長安樊川興教寺》碑，為民國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闊率寺眾仝立，法堂為五楹一座，中間3間供奉佛祖，東西兩間為僧人住所，東首即為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居室。待至法堂，隻見金碧輝煌，佛像從小至大由低至高如階級峻嶺排列；供桌、香案佛龕、果盤、蠟座，井然有序，無一不是雕龍繡鳳鏤花刻鳥、精美絕倫工藝高超之藝術珍品。這兒供奉有高2米的唐代觀音菩薩塑像、明代銅鑄彌陀佛像、楠木雕刻西方三聖像，特別是那元代銅鑄千佛繞昆盧古佛像，高2米餘，重達2700餘斤……，這些佛塑佛雕，工藝高超，寶相莊嚴。此外還有宋代菩薩畫像、明清韋馱菩薩畫像，十八觀音、十八羅漢等塑像、古佛教宗派之拓片掛。特別是殿內牆壁上鑲嵌的石刻金剛經，為世間罕見。這些佛雕佛塑畫像、拓片、石刻，不隻形象生動，工藝高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均為稀世珍寶。善男信女在這兒拜佛，眾生亦可在這兒得到人文曆史的熏陶及雕塑藝術的享受。如今寺門大開通天下，五洲遊人覓幽來，來興教寺拜佛、遊覽，人們必至大雄寶殿和法堂，因為這兒實為興教寺人文薈萃之地，至今，連法堂兩個山牆下基石也壓著元代及其他朝代的珍貴石碑，足見其興教寺文物古跡之豐富。要問此地在佛教上的地位，妙闊法師重修法堂敬獻於民國28年（1939）浴佛日、今書於法堂內明柱上的瓦楞楹聯就是最中肯的評價：“法海仰奘公西土亦稱大遍覺、宗學宏唯識此地堪比那瀾陀”。處於興教寺中軸線上的大雄寶殿和法堂，堪稱為寺中明珠之一。這兒一年四季花芳樹綠、鳥鳴寺靜，當人們進入這塊環境幽雅之處所，“寺中新竹隔簾多”，竹聲盡拂心頭煩，天風吹送數鍾聲，“紅芳靜綠絕纖塵，一片幽香滿院中”，頓有一種外無物累、內無妄念、清風入內、心曠神怡之感。這兒最富詩意之際當數晨昏。清晨，當西天現出鋁白色，寺院、山門、經樓、三塔，在晨曦中顯現出墨影，院內打板之聲打破黎明的靜寂，大殿、禪房燈光初明，朦朧之中，竹映鬆遮燈火深；若至月夜，其景更奇，有推閣僧進殿，月隨人入內之趣，亦有風動影掃階，如螢繞殿前之畫。當上殿的鼓磐響起，那深沉的男低音所誦出的梵唄之聲，有如美妙的無字歌響起，在朦朧的寺院上空飄散，人們似乎覺得是這聲音興起了晨風，搖響了塔鈴，那鋁白色的天空變成了緋紅，寺院由一幅剪影，變成一幅立體的油畫。
興教寺大雄寶殿、法堂景點，該給遊客有幾多詩情，幾多畫意，幾多聯想，幾多哲理啊。
4.金碧輝煌的臥佛殿
臥佛殿，位於興教寺從南至北大雄寶殿、法堂之後的少陵原根，依蒼蒼柏叢，背風向陽，環境清幽僻靜，風景優美。
臥佛殿自1982年開始籌備，由興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發起。他多方奔走，不辭辛苦自籌資金，海內外佛教徒和善男信女盡力讚助，僅日本藥師寺佛教界人士就捐資120萬元人民幣。在多方讚助下，一座富麗堂皇的臥佛殿終於落成了。1992年9月18日和10月1日，興教寺舉行了盛大隆重的落成典禮，參加典禮的有海內外佛教界人士及善男信女600多人。
臥佛殿，坐落於法堂北崖根，背依古柏鬱鬱蒼蒼，麵對層層殿宇櫛次鱗比，5楹大殿宏闊壯觀，前麵遊廊寬敞明亮，上覆金黃琉璃瓦、筒瓦合縫，壽脊雕龍刻花、海浪流雲，四角上翹、淩空欲飛，精雕花格、雕棟畫梁、朱漆圓柱；花格門頂有24幅佛教典故畫點綴，門頂懸掛有趙樸初先生所書“臥佛殿”三字，兩邊分寫兩副對聯，外副是：“古刹宏偉法相莊嚴般若奉納競瞻禮，佛天罔極神力叵測寶殿落成迎嘉賓”；內副是“釋迦誕生五色光入貫太微悲心隨處祥雲，優填造像出迎慈尊感昭摩頂授記當來弘教法”，落款是：“新建臥佛殿佛曆二五二五年四月初八日”“古禪興教寺方丈常明祝兩序執事同慶”。同時臥佛殿前還置有“萬年寶鼎”一尊。此寶鼎是在興教寺常明方丈主持下由浙江省瑞安市鮑田迅達機件廠鑄造的，造價15000元，下邊石蓮座子5000元，鑄造時間為佛曆二五三七年四月八日，公元1993年5月28日。此寶鼎的設置使臥佛殿更加肅穆、莊嚴。
臥佛殿內，一色白大理石方磚鋪漫，殿堂內，幡幔下垂，宮燈、花燈高懸。臥佛殿一側置有大般若經經櫥兩個，用香樟木刻成的巨佛那樣莊重、安詳，簡直若活佛降生。為雕刻這尊臥佛像，常明方丈派人尋買香樟木，聘請雕刻工，這種樟木香氣襲人，據說是依照四川大足山上石刻睡佛雕刻的。臥佛雕刻，長9米，高2米，作工精細，金箔貼身，莊嚴肅穆。臥佛殿的落成，不僅為興教寺增加了一個佛教活動場所，同時也等於增添了一個旅遊景點，從而使興教寺更加恢弘壯麗。
5.美麗的櫻花園
櫻花園位於藏經樓北。從藏經樓院北邊月亮門入內，約走10步，左側北邊即是。比路約高出一尺多的土坎上，有一座小巧的建築，在橫疊起的兩層底座上，鑲嵌著一塊長120厘米，寬60厘米，厚21厘米的紀念碑，正麵，鐫刻著剛健、有力的大字：“中日友好櫻花林紀念碑”，下邊落款是“そふふ文化交流會，長安縣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立”，背麵寫著：“公元一九九二年際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二十周年之際受川宗央先生為會長的日本亞細亞文化交流會贈送櫻花樹四百株栽植在興教寺內表達了日本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櫻花是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象征，願美麗的櫻花永遠怒放，讓中日友好世代相傳”。結尾寫“楊振中書”，無須再作詳細介紹了，以上文字已經向我們介紹了櫻花園修建的原因和意義。
紀念碑向北約數步的地方有一小台階，上台階後有一林間小徑直通原根，在小徑盡頭，聳立著一座高大的紀念碑。紀念碑為一龜趺馱著，那石龜蚨造形逼真，碑高210厘米，寬31厘米，厚7.8厘米，碑頭為二龍戲珠雕，二龍戲珠下陽陰兩邊均鐫刻有三僧人像，碑同龜趺合在一起，通高346厘米。碑的正麵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書寫的“中日永遠友好”，背麵撰文是奈良多武峰鑭足公齊佐藤宗，撰文時間為平成四年九月吉日，落款為了ジ了文化交流會會長受川宗央書，時間為“西曆一九九四年甲戊九月九日古文化節建之”。
不大一塊櫻花園，使興教寺景色增添了異國情調和色彩。櫻花園秋夏兩季，綠葉翡翠如碧玉，在綠葉的扶映下，潔白如玉的紀念碑越發顯眼。崖後古柏蒼青一片，崖下櫻花園翠綠如雲，看去相映成趣。櫻花園最美為春天，櫻花含苞，枝頭點丹，待全開放，豔若明霞彩雲，那時青竹擎綠雲，古柏如華蓋，映襯得藏經樓愈發秀麗壯觀。遊客有扶碑留影者，有櫻花叢中留影者，一幅幅美麗祥和的畫麵留下了多少人生美好的記憶，這是人們對和平的禮讚，對友誼的謳歌。
“中日永遠友好”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心聲，願美麗的櫻花永遠怒放，讓中日友誼世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