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華嚴宗祖庭之一——至相寺
可從
中國佛教華嚴祖庭至相寺，位於古都長安（今西安市）以南，終南山天子峪（原名梗梓峪）北坡上，五台拱其東，灃峪環其西，圭峰屏其後，北臨渭水，俯瞰長安，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林木蔥鬱，風水絕佳，祖庭居此，鼇頭獨占。誠如吳立民先生所題：“終南正脈，結在其中”。難怪唐王李世民讚曰：“此地乃三秦首府。”
至相寺曆史悠久，大德祖師，佛教先驅，層出不窮。據《續高僧·普安傳》載，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滅佛時，京城長安名僧釋普安棲隱於終南山梗梓穀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縱魚禽”繼又“引影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法難將起時，京邑名僧靜藹曾赴京進奏，竭力抗諫終不聽納，理由是“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禁，不許逃難”，靜藹知法難終不可免，遂率三十難僧避逃終南，“投骸未委”，於是普安引眾僧至西坡，安置於“幽密處所”草露風餐。普安自己則身居顯露處，不懼嚴誅，每日乞索，供給逃僧衣食。眾僧得以修業無廢，協普安並肩“更開其所住”（或說在終南山“東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興，逃難僧複應詔出家，後多遷往京寺，唯普安與影淵仍堅守山舍。未久，影淵東出潼關，投相州靈裕法師處問法。至開皇八年，普安亦奉命入京，留住京寺。期間，影淵複“屏跡終南”整操關壤，在普安舊址“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創立命名。
開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歲的靈裕法師奉詔入長安，居興善寺，隋文帝楊堅厚禮待之，欲立靈裕為國師，靈裕數辭方免。此間靈裕“凡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繼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因初創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穀川，”無發展餘地，靈裕於是親“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縱或“非唯山眾相續，亦使供擬無虧”，建議影淵將寺移建於此，影淵即聽從遷往，遂使至相寺高踞於梗梓穀西南高阜上，坐西向東，長養在“終南正脈”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餘載。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揚《華嚴經》為宗旨，並逐漸形成傳統。普安出家，曾拜靜藹為師，“通明三藏，常樂《華嚴》”，把一生的功德都歸功於《華嚴》。影淵本人亦是“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遺，曆耳便講”。普安引影淵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披釋，資承”即指華嚴一學。就連影淵之師靈裕老法師也以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等經而聞名，同時還撰寫，《華嚴指歸》及《疏》合九卷。至隋大業中（公元605—617年），影淵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師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同住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習，講說的亦是《華嚴》學，並製有《華嚴疏》十卷。正在影淵，智正努力發揚《華嚴》學經教之時，杜順和尚及其弟子智儼也來到至相寺，並加入修習、弘揚《華嚴》學的行列，期間智儼在寺內曾聽過智正講解《華嚴經》，而且得益匪淺。杜順、智儼師徒會總修習心要，於是著書立論，把《華嚴》學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並因此被後人推崇為華嚴宗的初祖，二祖。
顯慶四年（659）後，賢首法藏投智儼修習《華嚴》。龍朔二年（662），海東義湘法師亦從新羅國渡海入唐來至相寺從智儼習《華嚴》。與義湘同為智儼的入室弟子法藏“即參儼之妙解，以為真吾師也”，智儼將法藏比之如“義龍”、“喜得傳燈之人”。經過十年的就室修習，法藏終於“後發前至，高超二運”，才智出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在智儼《搜玄記》的基礎上，撰成《探玄記》等著作，將圓教的“十玄妙旨”、“十義圓科”闡釋得精徹細微。到此，終於建立起了一代華嚴宗的思想體係，完成了華嚴宗的創立，為華嚴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法藏創宗雖是在離開至相寺之後，但他的研習成長與發展至成熟則是在至相寺內完成的。同時，義湘在智儼門下學習也頗有成績。“受業若翻瓴水”，“傳宗如走坡丸”，“有滯必通，無幽不測，《華嚴》妙旨，剖析入微”……。歸國前撰有《華嚴一乘法界圖》，歸國後先後弘揚智儼、法藏學說，被推為海東華嚴初祖，法藏與義湘的同窗友誼，一直被傳為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至今韓國經常有人來至相寺朝祖拜聖。由此可知。至相寺不僅在佛教曆史上受人敬仰，而且在中外交流史上也有著輝煌燦爛的業績；不但在國內作為華嚴宗的祖庭受人朝拜，而且在國外也有著崇高的地位，盛名飲譽海內外。
至相寺不僅寺內盛弘《華嚴》，就連周圍山川亦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歸葬在這裏。僅據《續高僧傳》記載，計有：清禪寺曇崇建塔於至相寺之後，延壽寺通幽葬於至相寺前峰；大禪定寺慧歡起塔於終南山梗梓峪，大禪寺靈幹火葬於終南山陰；空觀寺慧藏樹塔於至相寺前峰，延興寺吉藏於至相寺北岩鑿窟入穴；勝光寺道宗葬於至相寺南岩；大莊嚴寺慧因建支提磚搭於至相寺旁，弘法寺靜琳亦建五丈木塔於側；靜法寺慧海定塔於前嶺；會昌寺德美收骸於梗梓穀；寺內畢峰塔乃唐國師畢峰之遺，宋藏密能智上人骨骸藏於寺之北岩；寺內現存唯一的石塔為清紫穀國師涅槃塔。值得一提的是，紫穀大和尚為“曹洞正宗第三十法嗣”，清康熙皇帝曾拜為國師，晚年辭朝，隱居至相寺，故因之改寺為“國清寺”。帝曾賜有玉石雕刻觀音像，高約尺許，呈深紅色，精細玲瓏，價值連城。此外，至相寺的開山和尚影淵，智正其墓塔地都建於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許之多的高僧塔、龕，而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這在釋教史上實屬罕見。現今至相寺院內北坡菜地之下，仍是墓連墳靠，莫能動土。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至相寺院內外所養葬的僧人中，不少人對華嚴宗有著很深的造詣：如靈幹是“誌奉《華嚴》”，慧藏以《華嚴》為本宗，吉藏講《華嚴》數十遍，靜琳主修《華嚴》，道宗受業《十地》等等，這在一個側麵反映出至相寺作為一個華嚴道場，其地位在僧眾中是很高的，並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於此安葬的願望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向往性與歸宿感。上述高僧大德多卒於貞觀至天寶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紀之交，這正是華嚴宗從發展到完成的時期，也是華嚴宗走向圓滿究竟的裏程碑。
至相寺當時不但在本土譽響中天，且與海東佛教亦至為密切。龍朔二年至鹹享二年（662—671），新羅僧義湘回國成為海東佛教十聖之一後，乾封三年（686）複有寶壤到至相寺參學；如意元年（692）後，又有勝詮、孝忠二僧也於至相寺修習，其中勝詮受三祖法藏之托，捎回賢首法師書信一封，撰述數種詣給義湘法師，孝忠則受義湘所托，攜金贈賢首、法藏；長慶（821—824）年間，新羅無梁禪師亦入唐，投到至相寺聽講《華嚴》，在法藏啟發下，也遂棄宗門而潛心研習《華嚴》。
華嚴宗從北周武帝法難之後開始在終南山至相寺逐漸形成，至唐武宗“會昌法難”（841—846）之前，達到鼎盛。據有關記載，寺院的規模與氣勢在唐時非常宏大，在佛教中如日中天，單從寺周圍塔龕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會昌法難”時至相寺的厄運自然是首當其衝，最為慘烈了。殿宇田產皆收官，“鍾馨銅像俱委鹽鐵吏鑄錢，鐵像委本州搗鑄農具”，僧尼盡逼從俗，至相寺幾被湮滅，因此“會昌法難”後，關於至相寺的曆史很難詳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民國時，從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穀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至1950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三十餘人，土地數百畝。土改後，僅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十九畝五分，殿宇房舍三十餘間，寺內什物俱全，寺周圍士槐巨柏尚有數十棵。寺院規模雖不能望古項背，但也不至於如“文革”那樣淒慘。
經曆“文革”十年浩動之後，除寺後半山腰唐丞相裴度“嚐與靜海禪師談玄於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學士裴度，即後來出家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閉過關）尚存外，寺廟建築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與院內稀有古樹盡遭砍伐，文物碑誌悉被砸毀。影淵、普安、智儼，畢峰等宗祖塔墓盡數拆挖，佛像全毀，特別是珍貴的國寶——畢峰塔內四寸見方的金盒（盒內何物凡目見者俱不識其為何寶，唯有金盒被陝西省財政部門收走）；波斯（伊朗）金幣，金銀花，以及紫穀塔內的紫穀金缽，帝賜玉石聖像全被盜盡。寺內財產亦被瓜分，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學占用。
說起來，至相寺從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毀，曆經千年風雨，飽嚐人間洗劫，其曆史價值與地位仍與日月同輝。期間，屢蒙各界人士的關懷，特別是沙門中人，為至相寺的中興，紹隆法化，前赴後繼，不曾間斷。光緒二十年，臥龍寺方丈東霞禪師“兼理寺事，竭力營構，一時托缽者極眾”；民國初年，寺僧頭陀恒康大師以身讚佛，寂滅火化時舌頭不壞，色澤紅潤，叩之有擊磬之聲；六四年在鬥爭與打倒的風潮中，寺僧本參禪師，眼看一群人欲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百姓驚駭，急施搶救，方免於難。
1985年，寺僧本智主持期間，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方丈室各三間，僧房六間，廚房二間，雖殿堂東倒西歪，卻小有氣象，後經住僧營繕，大殿全麵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煥燃一新。之後，小學遷出，唯土地仍為群眾耕種。
1995年10月18日寺內打普佛時，獨自守寺十多年的當家師本智老和尚頭頂顯現光環（有照片），終前自知時至，火化後骨灰中竟有兩顆舍利；又有寺僧隆亮法師，出家前是啞巴，在至相寺經過兩年的苦修，於同年臘八打佛七時突然痛哭不止，後竟然能夠講話，於2003年自在往生。
至相寺的興衰，即使是世俗名人，關念者亦不在少數。90年代，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閔永圭先生、漢陽大學博士趙興胤先生、中央日報社記者鄭淳台、權泰鈞先生等，經過幾年多次查訪，終於在1995年找到了已更名為“國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8月，台灣大學張誌忠教授與懷澤法師率眾20餘人在寺內講學《華嚴》。1996年12月20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學藝研究室室長薑友邦先生率眾九人，從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裏禮拜至相寺。1997年1月15日，韓國福泉寺住持日光法師來寺朝拜；同年4月20日，又有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華嚴學研究所所長小島岱山先生來寺參拜，且表示願為恢複至相寺盡力相助。所以，至相寺中興與否，不僅佛門中人翹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複興。這一機緣，在本智法師的多方奔走，長安縣政府於1985年落實宗教政策時，遂將廟產歸還寺院。此後，妙醒法師主持期間，亦竭力呼籲，且十方求助，於1996、1997兩年得到至相寺為“宗教活動場所”的縣級批複和二十九畝五分土地的歸還落實。此間，海內外人士與本土的遊人香客也與日俱增，亦從開發的角度加快了祖庭道場的恢複速度。1999年長安縣政府與王莊鄉政府出麵，當地村民共襄義舉，大力協助，聘請西安臥龍寺方丈上如下誠大師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這座中外佛教界享有盛譽的中國佛教八大祖庭之一的華嚴宗祖庭至相寺，終於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麵恢複的新紀元。
是時，要在原址上重修一座祖庭古刹困難很多。試想，老殿要更新，學校要搬走，農產要遷移，近十裏的山路要拓通，種種建築用料乃至超大超長（即12米）巨木必須經坡陡彎急的村級路麵搬上高山，各種物資在四野難遮的工地需竭力保護，山路的泥水衝刷與滾石乃至山體坍塌得全力排暢，方方麵麵的關係要疏通，意想不到的情況和巨額的資金要臥龍寺設法源源不斷地從十方籌集。如誠大師一方麵兼理寺事，一方麵竭力營構，走西北、下南洋，日理萬機，籌措八方，從1999年10月至2004年8月，挺熬五載，耗資八百餘萬元，終成現在至相寺的規模，計建殿堂樓舍列下：
法堂五間地藏殿五間
配殿十間觀音殿五間
大雄寶殿五間禪堂五間
鍾鼓樓二棟禪寮十八間
山門五間大寮三間
齋堂三間居士樓二層十二間
文殊殿三間關房三院
伽藍殿三間牌門一座
藥師殿三間水塔兩府
庫房三間蓄水池三處
僧寮二層二十八間
現修的至相寺，在建築布局的總體格調上，以明清建築為主體格調，體現了四大特色：
一、規模宏大、麵局分明
寺院座落在前低後高的四層平台上，建築群體殿連樓靠，密集緊湊，但格局依然分明。如果從寺院山門天王殿一路拜進，就踏入下院了。下院左右兩廂各有五間配殿，供奉著觀音地藏二聖菩薩。步過四方院庭，踏著中間台階拾級而上，即是中台了，莊嚴古樸的大雄寶殿就挺立在眼前。大殿左鍾右鼓二樓臨台高聳，樓簷四翹八麵威風。再依大殿後門，順著青石台階扶欄登上，便是寬暢的上院了。這也是四層平台中最大的一台，五間法堂高踞其上，兩廂客廳南北相對。三進院自下而上，把山門、大殿、法堂一線貫通，構成了寺院的主體建築。再從大殿的左側向前，繞過鍾樓來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了。祖殿座西朝東，與南北藥師、伽藍兩殿成三足鼎立。雖說這裏院庭不大，但被東邊中台邊沿的青石柵欄一圍繞，使這一處殿堂顯得格外緊湊別致、清淨優雅，給人一種院內有院、寺中有寺的新奇感覺。
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著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築——禪堂。禪堂的前三麵被徊廊轉柱的十八間禪寮環圍著，又構成了一處清幽的淨地。在這個與世無染、清雅無喧的禪院裏，將必定是成就未來諸佛菩薩的福地。
二、氣勢雄偉、色調合協一致
寺院西靠在古木參天的高峰腳下，兀峰山腰內凹，峰體南北外伸、宛如高背扶手沙發。中間數十畝緩衝地域，便是當年靈裕大師所卜之“福地”。重修的寺院養育其中，瑞象不凡、特別是秋看寺院層簷疊脊、藍瓦青磚，在層林盡染、漫山紅葉的懷抱中，倍顯古樸雄渾。若遠眺紅山青寺，濃妝素裹，交相映襯，氣勢宏偉，美不勝收。此時倘若閑拉一蒲團坐看，一往煩惱蕩然無存，身心頓時清涼在菩提性海的法喜之中。
三、風格質樸、細膩厚重
新落成的殿宇為明清風格，沒有南國的流彩璃瓦，但顯質淳自然；沒有北域的懸拱四翹，卻也不失莊嚴穩重，配上淡雅的彩繪著上古韻的色調，手法細膩平實樸素，給人一種肅穆無厭、清涼無嘩的感覺。
四、群塑藝術、品位一流
四大特色中，最上品的當推群塑藝術了，其中又推大雄寶殿之為群塑之最。雖說費金53萬元，但工藝造型的品位，用巧奪天工一詞評價還是不夠。從整體塑像的坐姿站態，飛天的懸空飄逸，情與無情的動靜融合，到群雕的灑脫自然，壁畫的工素相輔，無不傳神有韻，質感細膩，意境淋漓。比如泥塑的肌膚，左看有肉，右看有靈氣；衣帶飄逸落擺垂然，泥質皮革簡直亂真，鎧甲勾環無不像鐵，金剛坐椅酷似紅木，敢言西北大地堪稱一絕。故大凡入寺的釋門佛子、禮拜者如身置佛土，新睹聖容，陡然信敬倍加，菩提立長；流俗眾善恭仰者一時善根顯發，誠信更深，以至於流連忘返，不忍離去。
現今的至相寺，天自然的藍、地自然的“福”、山自然的青、寺自然的淨。修複三年來，在臥龍寺方丈如誠大和尚的慈悲關護下，三十餘常住僧沐浴在無量法喜與人緣和合的佛光中。他們感恩佛陀的憐憫與慈度，他們感受教法的洗滌與攝受，他們亦感念老和尚付出的艱辛與願力。在這清淨無染與世無爭的道場中，有與關房相依的；有刺鮮血寫經的，有修學八《華嚴》的；有禪定、拜懺，磕大頭的，還有發心為大眾無公害蔬菜的。目下，雖然初建道場因交通不便而缺少護持，但眾位僧人勇猛精進的誠心、清貧自律的道氣，到僧團齋戒清淨、六合互恭、威儀齊整的風骨來看，至相寺必定是育化未來諸佛的福地。
中國佛教華嚴祖庭至相寺，位於古都長安（今西安市）以南，終南山天子峪（原名梗梓峪）北坡上，五台拱其東，灃峪環其西，圭峰屏其後，北臨渭水，俯瞰長安，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林木蔥鬱，風水絕佳，祖庭居此，鼇頭獨占。誠如吳立民先生所題：“終南正脈，結在其中”。難怪唐王李世民讚曰：“此地乃三秦首府。”
至相寺曆史悠久，大德祖師，佛教先驅，層出不窮。據《續高僧·普安傳》載，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滅佛時，京城長安名僧釋普安棲隱於終南山梗梓穀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潔操泉石，連縱魚禽”繼又“引影淵法師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法難將起時，京邑名僧靜藹曾赴京進奏，竭力抗諫終不聽納，理由是“天地既閉、像教斯蒙，國令嚴禁，不許逃難”，靜藹知法難終不可免，遂率三十難僧避逃終南，“投骸未委”，於是普安引眾僧至西坡，安置於“幽密處所”草露風餐。普安自己則身居顯露處，不懼嚴誅，每日乞索，供給逃僧衣食。眾僧得以修業無廢，協普安並肩“更開其所住”（或說在終南山“東西建寺二十七所”），此乃至相寺前身。
隋立，佛法重興，逃難僧複應詔出家，後多遷往京寺，唯普安與影淵仍堅守山舍。未久，影淵東出潼關，投相州靈裕法師處問法。至開皇八年，普安亦奉命入京，留住京寺。期間，影淵複“屏跡終南”整操關壤，在普安舊址“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至此至相寺才正式創立命名。
開皇十一年（591），年逾七十四歲的靈裕法師奉詔入長安，居興善寺，隋文帝楊堅厚禮待之，欲立靈裕為國師，靈裕數辭方免。此間靈裕“凡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繼又“以帝之信施、為移山路”。因初創之至相寺“本居窄隘，兼近穀川，”無發展餘地，靈裕於是親“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縱或“非唯山眾相續，亦使供擬無虧”，建議影淵將寺移建於此，影淵即聽從遷往，遂使至相寺高踞於梗梓穀西南高阜上，坐西向東，長養在“終南正脈”的“福地”中，近一千五百餘載。
至相寺自建立之日便以弘揚《華嚴經》為宗旨，並逐漸形成傳統。普安出家，曾拜靜藹為師，“通明三藏，常樂《華嚴》”，把一生的功德都歸功於《華嚴》。影淵本人亦是“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遺，曆耳便講”。普安引影淵同止林野“披釋幽奧，資承玄理”，“披釋，資承”即指華嚴一學。就連影淵之師靈裕老法師也以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等經而聞名，同時還撰寫，《華嚴指歸》及《疏》合九卷。至隋大業中（公元605—617年），影淵已是至相寺中“解行相高，京城推仰”的一代高僧大德。有智正法師慕而往投，“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同住二十八年之久。智正所研習，講說的亦是《華嚴》學，並製有《華嚴疏》十卷。正在影淵，智正努力發揚《華嚴》學經教之時，杜順和尚及其弟子智儼也來到至相寺，並加入修習、弘揚《華嚴》學的行列，期間智儼在寺內曾聽過智正講解《華嚴經》，而且得益匪淺。杜順、智儼師徒會總修習心要，於是著書立論，把《華嚴》學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並因此被後人推崇為華嚴宗的初祖，二祖。
顯慶四年（659）後，賢首法藏投智儼修習《華嚴》。龍朔二年（662），海東義湘法師亦從新羅國渡海入唐來至相寺從智儼習《華嚴》。與義湘同為智儼的入室弟子法藏“即參儼之妙解，以為真吾師也”，智儼將法藏比之如“義龍”、“喜得傳燈之人”。經過十年的就室修習，法藏終於“後發前至，高超二運”，才智出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親窺室奧”，“獨擅國工”，在智儼《搜玄記》的基礎上，撰成《探玄記》等著作，將圓教的“十玄妙旨”、“十義圓科”闡釋得精徹細微。到此，終於建立起了一代華嚴宗的思想體係，完成了華嚴宗的創立，為華嚴學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法藏創宗雖是在離開至相寺之後，但他的研習成長與發展至成熟則是在至相寺內完成的。同時，義湘在智儼門下學習也頗有成績。“受業若翻瓴水”，“傳宗如走坡丸”，“有滯必通，無幽不測，《華嚴》妙旨，剖析入微”……。歸國前撰有《華嚴一乘法界圖》，歸國後先後弘揚智儼、法藏學說，被推為海東華嚴初祖，法藏與義湘的同窗友誼，一直被傳為中韓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則佳話，至今韓國經常有人來至相寺朝祖拜聖。由此可知。至相寺不僅在佛教曆史上受人敬仰，而且在中外交流史上也有著輝煌燦爛的業績；不但在國內作為華嚴宗的祖庭受人朝拜，而且在國外也有著崇高的地位，盛名飲譽海內外。
至相寺不僅寺內盛弘《華嚴》，就連周圍山川亦成了一片“福地”，京城不少高僧大德歸葬在這裏。僅據《續高僧傳》記載，計有：清禪寺曇崇建塔於至相寺之後，延壽寺通幽葬於至相寺前峰；大禪定寺慧歡起塔於終南山梗梓峪，大禪寺靈幹火葬於終南山陰；空觀寺慧藏樹塔於至相寺前峰，延興寺吉藏於至相寺北岩鑿窟入穴；勝光寺道宗葬於至相寺南岩；大莊嚴寺慧因建支提磚搭於至相寺旁，弘法寺靜琳亦建五丈木塔於側；靜法寺慧海定塔於前嶺；會昌寺德美收骸於梗梓穀；寺內畢峰塔乃唐國師畢峰之遺，宋藏密能智上人骨骸藏於寺之北岩；寺內現存唯一的石塔為清紫穀國師涅槃塔。值得一提的是，紫穀大和尚為“曹洞正宗第三十法嗣”，清康熙皇帝曾拜為國師，晚年辭朝，隱居至相寺，故因之改寺為“國清寺”。帝曾賜有玉石雕刻觀音像，高約尺許，呈深紅色，精細玲瓏，價值連城。此外，至相寺的開山和尚影淵，智正其墓塔地都建於至相寺旁……一寺之旁有如許之多的高僧塔、龕，而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寺院，這在釋教史上實屬罕見。現今至相寺院內北坡菜地之下，仍是墓連墳靠，莫能動土。令人感到意味深長的是，至相寺院內外所養葬的僧人中，不少人對華嚴宗有著很深的造詣：如靈幹是“誌奉《華嚴》”，慧藏以《華嚴》為本宗，吉藏講《華嚴》數十遍，靜琳主修《華嚴》，道宗受業《十地》等等，這在一個側麵反映出至相寺作為一個華嚴道場，其地位在僧眾中是很高的，並有著很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於此安葬的願望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向往性與歸宿感。上述高僧大德多卒於貞觀至天寶中年，集中在六七世紀之交，這正是華嚴宗從發展到完成的時期，也是華嚴宗走向圓滿究竟的裏程碑。
至相寺當時不但在本土譽響中天，且與海東佛教亦至為密切。龍朔二年至鹹享二年（662—671），新羅僧義湘回國成為海東佛教十聖之一後，乾封三年（686）複有寶壤到至相寺參學；如意元年（692）後，又有勝詮、孝忠二僧也於至相寺修習，其中勝詮受三祖法藏之托，捎回賢首法師書信一封，撰述數種詣給義湘法師，孝忠則受義湘所托，攜金贈賢首、法藏；長慶（821—824）年間，新羅無梁禪師亦入唐，投到至相寺聽講《華嚴》，在法藏啟發下，也遂棄宗門而潛心研習《華嚴》。
華嚴宗從北周武帝法難之後開始在終南山至相寺逐漸形成，至唐武宗“會昌法難”（841—846）之前，達到鼎盛。據有關記載，寺院的規模與氣勢在唐時非常宏大，在佛教中如日中天，單從寺周圍塔龕墓穴之多便能揣其端倪。正因如此，“會昌法難”時至相寺的厄運自然是首當其衝，最為慘烈了。殿宇田產皆收官，“鍾馨銅像俱委鹽鐵吏鑄錢，鐵像委本州搗鑄農具”，僧尼盡逼從俗，至相寺幾被湮滅，因此“會昌法難”後，關於至相寺的曆史很難詳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民國時，從天子峪口到至相寺的山穀中，“仍寺院林立，百姓住的耕的皆為寺院的房屋和土地”。至1950年土改前，尚有常住僧三十餘人，土地數百畝。土改後，僅有十三位僧人，分得土地十九畝五分，殿宇房舍三十餘間，寺內什物俱全，寺周圍士槐巨柏尚有數十棵。寺院規模雖不能望古項背，但也不至於如“文革”那樣淒慘。
經曆“文革”十年浩動之後，除寺後半山腰唐丞相裴度“嚐與靜海禪師談玄於此”的石洞（裴休之子，翰林學士裴度，即後來出家為金山寺方丈的法海和尚，曾在此洞閉過關）尚存外，寺廟建築多被拆除，寺前一棵千年唐槐與院內稀有古樹盡遭砍伐，文物碑誌悉被砸毀。影淵、普安、智儼，畢峰等宗祖塔墓盡數拆挖，佛像全毀，特別是珍貴的國寶——畢峰塔內四寸見方的金盒（盒內何物凡目見者俱不識其為何寶，唯有金盒被陝西省財政部門收走）；波斯（伊朗）金幣，金銀花，以及紫穀塔內的紫穀金缽，帝賜玉石聖像全被盜盡。寺內財產亦被瓜分，僅存空空如也的殿堂也被小學占用。
說起來，至相寺從隋唐的鼎盛到“文革”中的被毀，曆經千年風雨，飽嚐人間洗劫，其曆史價值與地位仍與日月同輝。期間，屢蒙各界人士的關懷，特別是沙門中人，為至相寺的中興，紹隆法化，前赴後繼，不曾間斷。光緒二十年，臥龍寺方丈東霞禪師“兼理寺事，竭力營構，一時托缽者極眾”；民國初年，寺僧頭陀恒康大師以身讚佛，寂滅火化時舌頭不壞，色澤紅潤，叩之有擊磬之聲；六四年在鬥爭與打倒的風潮中，寺僧本參禪師，眼看一群人欲推倒佛像，即挺身誓言：“佛在我在，佛倒我倒”！遂用剃刀抹脖自刎，血流如注，百姓驚駭，急施搶救，方免於難。
1985年，寺僧本智主持期間，寺院尚存大殿、天王殿、方丈室各三間，僧房六間，廚房二間，雖殿堂東倒西歪，卻小有氣象，後經住僧營繕，大殿全麵翻新，佛像新塑，寺院方煥燃一新。之後，小學遷出，唯土地仍為群眾耕種。
1995年10月18日寺內打普佛時，獨自守寺十多年的當家師本智老和尚頭頂顯現光環（有照片），終前自知時至，火化後骨灰中竟有兩顆舍利；又有寺僧隆亮法師，出家前是啞巴，在至相寺經過兩年的苦修，於同年臘八打佛七時突然痛哭不止，後竟然能夠講話，於2003年自在往生。
至相寺的興衰，即使是世俗名人，關念者亦不在少數。90年代，韓國延世大學教授閔永圭先生、漢陽大學博士趙興胤先生、中央日報社記者鄭淳台、權泰鈞先生等，經過幾年多次查訪，終於在1995年找到了已更名為“國清寺”的原至相寺。同年8月，台灣大學張誌忠教授與懷澤法師率眾20餘人在寺內講學《華嚴》。1996年12月20日，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學藝研究室室長薑友邦先生率眾九人，從山下至山上步行三公裏禮拜至相寺。1997年1月15日，韓國福泉寺住持日光法師來寺朝拜；同年4月20日，又有日本東京大學博士，華嚴學研究所所長小島岱山先生來寺參拜，且表示願為恢複至相寺盡力相助。所以，至相寺中興與否，不僅佛門中人翹首以待，即是世人也日盼複興。這一機緣，在本智法師的多方奔走，長安縣政府於1985年落實宗教政策時，遂將廟產歸還寺院。此後，妙醒法師主持期間，亦竭力呼籲，且十方求助，於1996、1997兩年得到至相寺為“宗教活動場所”的縣級批複和二十九畝五分土地的歸還落實。此間，海內外人士與本土的遊人香客也與日俱增，亦從開發的角度加快了祖庭道場的恢複速度。1999年長安縣政府與王莊鄉政府出麵，當地村民共襄義舉，大力協助，聘請西安臥龍寺方丈上如下誠大師主持重建至相寺。至此，這座中外佛教界享有盛譽的中國佛教八大祖庭之一的華嚴宗祖庭至相寺，終於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全麵恢複的新紀元。
是時，要在原址上重修一座祖庭古刹困難很多。試想，老殿要更新，學校要搬走，農產要遷移，近十裏的山路要拓通，種種建築用料乃至超大超長（即12米）巨木必須經坡陡彎急的村級路麵搬上高山，各種物資在四野難遮的工地需竭力保護，山路的泥水衝刷與滾石乃至山體坍塌得全力排暢，方方麵麵的關係要疏通，意想不到的情況和巨額的資金要臥龍寺設法源源不斷地從十方籌集。如誠大師一方麵兼理寺事，一方麵竭力營構，走西北、下南洋，日理萬機，籌措八方，從1999年10月至2004年8月，挺熬五載，耗資八百餘萬元，終成現在至相寺的規模，計建殿堂樓舍列下：
法堂五間地藏殿五間
配殿十間觀音殿五間
大雄寶殿五間禪堂五間
鍾鼓樓二棟禪寮十八間
山門五間大寮三間
齋堂三間居士樓二層十二間
文殊殿三間關房三院
伽藍殿三間牌門一座
藥師殿三間水塔兩府
庫房三間蓄水池三處
僧寮二層二十八間
現修的至相寺，在建築布局的總體格調上，以明清建築為主體格調，體現了四大特色：
一、規模宏大、麵局分明
寺院座落在前低後高的四層平台上，建築群體殿連樓靠，密集緊湊，但格局依然分明。如果從寺院山門天王殿一路拜進，就踏入下院了。下院左右兩廂各有五間配殿，供奉著觀音地藏二聖菩薩。步過四方院庭，踏著中間台階拾級而上，即是中台了，莊嚴古樸的大雄寶殿就挺立在眼前。大殿左鍾右鼓二樓臨台高聳，樓簷四翹八麵威風。再依大殿後門，順著青石台階扶欄登上，便是寬暢的上院了。這也是四層平台中最大的一台，五間法堂高踞其上，兩廂客廳南北相對。三進院自下而上，把山門、大殿、法堂一線貫通，構成了寺院的主體建築。再從大殿的左側向前，繞過鍾樓來到中台的北端，就是文殊祖殿了。祖殿座西朝東，與南北藥師、伽藍兩殿成三足鼎立。雖說這裏院庭不大，但被東邊中台邊沿的青石柵欄一圍繞，使這一處殿堂顯得格外緊湊別致、清淨優雅，給人一種院內有院、寺中有寺的新奇感覺。
寺院最高的平台，座落著至相寺最大的古式建築——禪堂。禪堂的前三麵被徊廊轉柱的十八間禪寮環圍著，又構成了一處清幽的淨地。在這個與世無染、清雅無喧的禪院裏，將必定是成就未來諸佛菩薩的福地。
二、氣勢雄偉、色調合協一致
寺院西靠在古木參天的高峰腳下，兀峰山腰內凹，峰體南北外伸、宛如高背扶手沙發。中間數十畝緩衝地域，便是當年靈裕大師所卜之“福地”。重修的寺院養育其中，瑞象不凡、特別是秋看寺院層簷疊脊、藍瓦青磚，在層林盡染、漫山紅葉的懷抱中，倍顯古樸雄渾。若遠眺紅山青寺，濃妝素裹，交相映襯，氣勢宏偉，美不勝收。此時倘若閑拉一蒲團坐看，一往煩惱蕩然無存，身心頓時清涼在菩提性海的法喜之中。
三、風格質樸、細膩厚重
新落成的殿宇為明清風格，沒有南國的流彩璃瓦，但顯質淳自然；沒有北域的懸拱四翹，卻也不失莊嚴穩重，配上淡雅的彩繪著上古韻的色調，手法細膩平實樸素，給人一種肅穆無厭、清涼無嘩的感覺。
四、群塑藝術、品位一流
四大特色中，最上品的當推群塑藝術了，其中又推大雄寶殿之為群塑之最。雖說費金53萬元，但工藝造型的品位，用巧奪天工一詞評價還是不夠。從整體塑像的坐姿站態，飛天的懸空飄逸，情與無情的動靜融合，到群雕的灑脫自然，壁畫的工素相輔，無不傳神有韻，質感細膩，意境淋漓。比如泥塑的肌膚，左看有肉，右看有靈氣；衣帶飄逸落擺垂然，泥質皮革簡直亂真，鎧甲勾環無不像鐵，金剛坐椅酷似紅木，敢言西北大地堪稱一絕。故大凡入寺的釋門佛子、禮拜者如身置佛土，新睹聖容，陡然信敬倍加，菩提立長；流俗眾善恭仰者一時善根顯發，誠信更深，以至於流連忘返，不忍離去。
現今的至相寺，天自然的藍、地自然的“福”、山自然的青、寺自然的淨。修複三年來，在臥龍寺方丈如誠大和尚的慈悲關護下，三十餘常住僧沐浴在無量法喜與人緣和合的佛光中。他們感恩佛陀的憐憫與慈度，他們感受教法的洗滌與攝受，他們亦感念老和尚付出的艱辛與願力。在這清淨無染與世無爭的道場中，有與關房相依的；有刺鮮血寫經的，有修學八《華嚴》的；有禪定、拜懺，磕大頭的，還有發心為大眾無公害蔬菜的。目下，雖然初建道場因交通不便而缺少護持，但眾位僧人勇猛精進的誠心、清貧自律的道氣，到僧團齋戒清淨、六合互恭、威儀齊整的風骨來看，至相寺必定是育化未來諸佛的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