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唯識宗祖庭——大慈恩寺
康寄遙洪海安
一、位置
大慈恩寺，在西安市東南郊，距城八裏許，寺內有塔名大雁塔。西距興善寺約三裏，西北距小雁塔薦福寺約五裏，東北距青龍寺約五裏，東南距慈恩宗塔院興教寺約三十裏。南望終南有如畫屏，環顧四周，最近所建紅樓綠閣櫛比林立，勝地名區，可稱稀有。
寺在唐時位於外城內，即當時京城的東南隅晉昌坊，南臨曲江，鄰於隋時的“芙蓉園”。唐時京城分外城、皇城、宮城三重。宮城、皇城居外廓城中央的北部，皇城南垣距外廓城約十裏。《長安誌》載：今省城南西兩城垣即唐時皇城舊址，故知寺在當時京城內。
二、沿革
寺創建於隋開皇九年（589），初名無漏寺，唐武德元年（618）已經殘廢，至貞觀二十二年（648）高宗在東宮作太子時，因生母文德皇後早逝，為補報慈母大恩，再建此寺，故名大慈恩寺。當時寺在晉昌坊（亦稱進昌），當大明宮正南方，高宗每日朝夕向含元殿遙望慈恩禮拜。
當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法師由印度歸，先在宏福寺（舊址在西安西關內大路北苗圃東，現隻留有土堆）翻譯經典，其後高宗在慈恩寺設翻經院，這是國立的譯經道場。當時寺內重樓複閣，凡十餘院。所有殿宇僧房總計1897間，床禱器物備皆盈滿。並有敕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共襄寺務，恭送玄奘法師移就翻譯，仍當寺任，故玄裝當時奉令任慈恩上座。當奘師升座的時候，由宏福寺恭送到慈恩寺，儀式隆重空前稀有，詳見傳記。自高宗永徽五年（654）有旨度窺基為僧，基師是奘師的高足弟子，同住慈恩，師資唱和，因此，法相惟識、因明諸經論，在慈恩次第譯出，宣暢海內，在中國佛教界起了極大作用。原來玄奘回國後，國家為設譯經場共有三處，初在宏福寺，為時較短，次在慈恩，為時最久，又次即玉華宮，後因在宮譯經，高宗改為玉華寺（在渭北宜君縣西南）。但當時在玉華譯經，亦時返慈恩，最後在玉華把大般若經六百卷譯完，對於寶譯隻譯十數紙，不久便在玉華圓寂。奘師於貞觀三年往印度遊學，貞觀十九年（645）回國，畢生獻身譯界，高宗麟德元年（664）圓寂，共譯經1335卷，計七十四部，自著五種，現存《大唐西域記》及《八譯規矩頌》兩種。他在世界旅行家中，在中國翻譯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極其偉大的人物。
當永徽三年（652）奘師欲安置由印帶回經像舍利，因就寺西院造塔，初欲用石造，以期永固，後因工巨，恐難成就，改用磚造。塔基四麵各一百四十尺，塔高一百八十尺，初惟五層，各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塔是土心磚表，初無盤梯。至武後長安元年（701）五層塔摧倒，天後和王公施資改造為十層，內部改作空心，可便登臨。又經兵火以後，改建為七層，唐岑參與杜甫、高適諸人於天寶十一年（752）登慈恩寺塔詩內有“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奘師塔銘也說雁塔是七層，這說明千餘年前早已改為七層了，塔下層南門東西龕內，有兩石碑，東邊是永徽四年（653）十月唐太宗禦撰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西邊是永徽四十二年唐高宗禦撰的“三藏聖教序記碑”，兩碑皆是中書令褚遂良所書。相傳兩碑皆為玄奘所手植，今猶完整。西邊碑因欲與東邊碑相對，故采取文字自左向右讀的體裁，這也是古碑中的特例。碑麵四周的雕刻也是唐代的優秀作品。奘師初建塔時本稱經塔，其所以叫做“雁塔”，據《天竺記》說：“達親國有迦葉佛伽蘭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奘師遊印曾見此塔，當取此義。後來因對小雁塔，故名大雁塔。
舊傳唐代有進士“雁塔題名”盛舉，其碑今皆無存。現在大雄殿迤南題名碑將近百座，都是明清兩朝，新舉人仿進士題名故事，刊名立石，也叫雁塔題名。相傳，唐時在雁塔題名的同時，有曲江設宴，所謂“曲江流飲”，也是關中八景之一。今曲江早涸，寺前即曲江故址。有一小石橋，初名“遇仙橋”，後改稱“慈航橋”。大雁塔春節廟會今猶按年舉行。
唐末五代戰事頻仍，殿宇多受摧殘，至宋神宗熙寧中（1068—1077），富民康姓遺火，經宵不滅，損失最巨。宋明以來，京都均不在長安，所有唐代勝跡，亦就湮沒。明天順間（1457—1464），清康熙、道光、同治、光緒間（1662—1908）先後曾重修，大都補繕舊塔破殿，保存古跡而已，所有唐代寺前流暢泛舟的曲江，早成陸地農田，雁塔周圍的樓閣，早成瓦礫荊棘。當1931年朱子橋募款重修殿寮和雁塔並添建觀堂一座，其時請太虛大師於開光時在寺講彌勒上生經，並由太虛大師領導，在寺創設“慈恩宗學院”，由朱子橋、楊虎城兩將軍合力資助，學院以後移於興教寺。寶生和尚經修殿宇，曾立有碑。今回憶唐時盛況，不勝感慨。
三、慈恩寺的佛教活動
慈恩寺作為皇家寺院，與唐代佛教關係密切。玄奘在貞觀元年（627年），前往印度取經，貞觀十九年（645）年帶著657部梵文經典返回長安，受到太宗和高宗禮遇，被任命為慈恩寺上座，並主持寺務。史載玄奘升座時的迎送儀式由官方負責，儀式空前隆重。太宗敕令太常江夏王李道宗率領宮廷的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彥各率本縣音樂，加上各寺的幡帳之類，力求壯觀。……太子衛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率領東官兵充當雜役，太宗敕令禦史大夫李乾□任大使，與武侯大將軍共同維持秩序，太宗率皇太子和後宮嬪妃等在安福門城樓上手執香爐迎送。當經本、佛像送到慈恩寺門，趙國公長孫無忌、英國公李勳和中書令褚遂良手執香爐引入寺內，安置正殿，並在殿庭內演奏九部樂、破陣舞和百戲，場麵極為壯觀。
為了表達對玄奘的尊重和對佛教的支持，唐太宗和高宗不僅多次駕幸慈恩寺，而且還分別撰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和《述聖記》。高宗還為其撰寫禦製碑文，在慈恩寺為皇太子李弘“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之後，佛光王出生、滿月、周歲等眾多慶賀活動也都與慈恩寺有關。唐高宗以後，還有不少皇帝去過慈恩寺或在此舉辦過活動。例如，中宗景龍時“秋登慈恩寺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太和年間，唐文宗駕幸芙蓉園，路過慈恩寺。穆宗繼位後，對慈恩寺進行大規模的裝飾，並讓吐蕃使者來觀看。懿宗誕日時，在慈恩寺舉行盛大的宴會。此外，唐朝政府還在政策上對慈恩寺大力扶持，慈恩寺“除口分地外，別有敕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即使是在唐武宗會昌滅佛期間，慈恩寺也未受到衝擊。因此，該寺一直保持著顯赫的地位。
在玄奘等人的努力下，慈恩寺成為唐代規模較大，設備齊全，組織完善的譯場。玄奘自永徽元年（650年）到慈恩寺後，便“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高宗為太子時，曾派人幫助法師譯經。“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於誌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範義頹、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慈恩翻譯堂中壁上，畫著“古來傳譯緇素”的畫像，曾在玄奘譯場任“綴文”、“征義”的簡州福聚寺的靖邁，將每位翻譯家的事跡“撰成《圖記》，題於壁上”。二十年間玄奘等人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其中41部是在慈恩寺翻譯的。由於玄奘通曉梵文，又精通中文，翻譯忠於原意，文筆流暢典雅。就其翻譯的經文本身來講，具有了中國文化特色，其中大部分佛經後來在印度失傳，中文譯本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學、科學的重要文獻。除譯經外，玄奘還與他的弟子撰寫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記》，該書記述了他親自經曆的110個國家和傳聞的28個都城、國家的情況，是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印度半島等國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寶貴資料。
慈恩寺還是唯識宗的發源地。玄奘除從事譯著工作之外，還講經收徒，傳播佛學，與弟子窺基等人共同創立了唯識宗（又名“法相宗”或“慈恩宗”）。其重要理論有“三性說”、“五重觀法”和“因明學說”。玄奘把傳統的“唯識無境”明確表達為“無境有識”，更突出把“識”作為世界本體的意義。他還提出一些有異於當時的主張，給宗教實踐帶來新特點，視“理”為事的觀點，對宋代理學家有明顯的影響。而且，經玄奘和窺基的闡揚，中國也湧現出一大批研究因明（印度的形式邏輯學）的學者和注疏。
唯識宗創立後，不僅吸引中國僧俗，還吸引了許多外國僧人的關注。新羅僧神防、圓測等人先後入唐，從玄奘一係受學唯識教義。神防在貞觀十九年（645年）奉詔人弘福寺參與玄奘譯場，任征義，此後長期隨其譯經受學，是玄奘重要的弟子。圓測受學後在西明寺傳授唯識教義，他的唯識學形成玄奘門下又一係統。日本僧人道昭等人受學歸國後，使唯識宗在日本得到弘揚。據1995年日本宗教年鑒記載，日本唯識宗有4個宗派，10多萬信徒。
四、慈恩寺的文學活動
慈恩寺不僅是佛教重地，也是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俱佳的名勝之地。由於慈恩寺春有杏花、牡丹花，夏有碧荷紅蓮，秋有柿葉、金菊，冬有修竹，寺附近還有美麗的曲江、芙蓉苑風景區，因此許多文人墨客遊曆於慈恩寺，吟詩作賦，交流情感，甚至寄住寺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學作品。詩人韋應物在《慈恩精舍南池作》中描寫道：“重門布綠蔭，菡萏滿廣池。石發散清淺，林光動漣漪。”白居易有“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裴回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劉得仁也有“何處消長日，慈恩精舍頻。僧高容野客，樹密絕囂塵。閑上淩虛塔，相逢避暑人。卻愁歸去路，馬跡並車輪”等詩句。
與慈恩寺有關的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文學體裁是唐詩。慈恩寺成為著名景點後，凡來長安的詩人都要遊寺登塔憑眺風光，並吟詩抒發情感，因而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張景源曾吟：“飛塔靈宵起，宸遨一屆焉。金壺新泛菊，寶座即披蓮。就日搖香輦，憑雲出梵天。祥雲與佳色，相伴雜廬煙。”杜甫吟到：“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詩》更為著名，詩雲：“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蹬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弛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蒙蒙……”。而另一位詩人盧宗回雲：“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寒光搖藻井，玉峰晴色上朱闌。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憑金界望長安。”
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詩歌還帶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岑參《雪後與群公過慈恩寺》中寫道：“乘興忽相招，僧房暮與朝。雪融雙樹濕，紗閉一燈燒。竹外山低塔，藤間院隔橋。歸家如欲懶，俗慮向來銷。”李頻《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雲：“帝裏求名老，空門見性難。吾師無一事，不似在長安。”楊巨源也有“白法知深得，蒼生要重論。若為將此望，心地向空門”的詩句。這些詩歌大多抒發了習佛悟禪、追求淡泊寧靜的意境。寺內一些僧人也善詩文，高宗時有慈恩寺沙門《和禦製遊慈恩寺》詩一首：“皇風扇祗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彩，神幡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布慈澤，恩光重更深。”很多僧人與詩人經常互酬交往，如賈島在《酬慈恩寺文鬱上人》中雲：“聞說又尋南嶽去，無端詩思忽然生”。有些僧人還擅長傳經講道，更使往來的文人學士為之心服，如李洞曰：“賈生耽此寺，勝事人詩多。”
除大量的唐詩外，還有一些跟慈恩寺有關的散文小說，此類作品多見於《太平廣記》。其中一篇記述了一個善於麵相的慈恩僧的故事：唐德宗時，王蒙與趙憬為布衣之舊，一日偶到慈恩寺，有位善占相的僧人告訴他“他年得當一年邊上禦史”，蒙聽後大笑而歸。翌日，趙舉薦他為禦史，後因裴延齡與趙憬布有隙，未成。趙死後數年，王蒙才被授禦史。此外，傳說慈恩寺還發生過一些趣事或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如《慈恩塔院女仙》說：太和二年的一個月夕，慈恩寺塔院忽然有一個美婦帶著三四個奴婢，繞佛塔言笑，並題詩於北廊柱上，詩曰：“皇子陂頭好月明，忘卻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完後，美婦變成白鶴飛走，但書跡至今尚存。
五、慈恩寺的藝術活動
慈恩寺中保存過許多唐代的雕刻、書法、繪畫作品，它們體現了輝煌的唐代藝術。其一，大雁塔的底層南門門楣，有唐代線雕畫，兩側鑲有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書寫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撰文，共781字）和《述三藏聖教序記》（唐高宗撰文）兩碑，東側碑文從右向左讀，西側碑文自左向右讀，別具一格。其書法融歐陽詢、虞世南的書法為一體，疏瘦勁練，遒健雅麗，豐豔流暢，是褚遂良楷書的代表作，至今字跡清晰完好。其二，因玄奘請求，唐高宗特意撰寫並親書《慈恩寺碑》，刻石後送至慈恩寺。“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碑的四周均有雕刻裝飾，碑側陰刻富於變化的蔓草花紋，碑額刻有盤曲有力的蟠螭，碑座的天人樂舞造型優美生動。其三，塔的底層西門門楣上雕有《釋迦說法圖》，兩邊坐著聽講的菩薩，其麵部表情、衣著服飾及背後的景物都刻得清清楚楚。門框上的天王力士像，僅靠臉部輪廓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顯得活生生的。此外，佛殿的柱、枋、鬥拱、椽簷以及前麵的台基、兩側的回廊，也都刻得精確而清晰，成為研究唐代建築難得的圖案。
慈恩寺曾吸引眾多的文人藝術家在寺內殿廊進行藝術創作。如鄭虔利用寺院的柿葉進行書法、繪畫創作，並在柿葉上題詩，唐玄宗稱之為“鄭虔三絕”。慈恩寺內還有不少壁畫、壁刻，《曆代名畫記》多有記載。如尉遲乙僧曾在慈恩寺畫大悲觀音像，即千手千眼觀音像，塔西還有他畫的濕耳獅子，正在昂首仰望雲中蟠龍，神態惟妙惟肖。唐代畫家尹琳善畫佛事、神鬼於寺壁，在慈恩寺留下多處壁畫，如寺塔下南麵師利普賢畫得極妙。院內東廊從北第一房間南壁，有韋鑾畫的鬆樹；中間及西廊有李果奴畫的《行僧》。此外，王維、畢庶子、鄭光文在慈恩寺東院各畫一小壁，其鬼嗔神怒，雲飛水動，各具千秋，時號“三絕”。盛唐時期，隨佛教興盛，寺院壁畫也步人鼎盛時期。
慈恩寺還有集會、齋會等活動，尤其是戲場格外引人。唐中葉後，“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唐宣宗時，萬壽公主不顧駙馬的弟弟——鄭豈頁病危，仍到慈恩寺去看戲，“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宣宗大怒，立召公主人宮。公主來後立於階下，哭泣著向皇上道歉。從這則史料可知：慈恩寺建有戲場。唐代的戲場內演魚龍、百戲、傀儡、俳優、歌舞、雜技等各種節目，常常吸引很多人，而且由於慈恩寺的威望而水平不低，連皇室成員都很癡迷。這些戲場既豐富了唐人的生活，也促進了文化藝術的傳播和交流。
六、慈恩寺與唐人生活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慈恩寺與唐人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在許多方麵都有表現。
唐代289年間，數以萬計的佛教徒曾在慈恩寺居住過。現實生活的失落感使很多人到宗教世界尋找心靈的寄托，觀世音、彌勒佛等佛教救世主和“輪回說”、“善惡報應”等佛教理論為民眾提供了精神慰藉，禮佛成為皇室士庶共同的活動。《宋高僧傳》中記載了眾多高僧在慈恩寺的事跡，如高僧義忠在慈恩寺闡釋教義，還著有《成唯識論纂要》、《成唯識論鈔》等多部書。“千裏歸心者，不可勝算矣”。唐德宗十九年，僧寂默“往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法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塵獻圖》，帝悅，檀施極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於慈恩寺。”
除吸引佛教徒以外，慈恩寺對上流社會、達官新貴的生活也往往產生一定的影響。在這方麵，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雁塔題名了。唐代科舉考試以明經、進士兩科最重要。當時明經錄取率為十分之一二，進士則為百分之一二，考進士的艱難增添了考中者的喜悅心情。據《南部新書》說：“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世慕效之，遂成故事。”《劉賓客嘉話錄》則說：“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以為故事。”管此舉始於何人，自唐高宗神龍之後，雁塔題名成為慣例。考中進士的人集中到慈恩寺題名，先推選擅長書法的人把考中者的姓名、籍貫和及第時間用墨筆題在牆壁上，他日若有人做到卿相，還要將姓名改成朱筆書寫。白居易27歲考中進士，同時及第有17人，他最年輕，所以得意吟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柳宗元與劉禹錫及第也曾題名於此。唐昭宗時進士徐夤《曲江呈諸同年》詩雲：“金榜連名升碧落，紫花封敕出瓊宮。……好是慈恩題了望，白雲飛盡塔連空。”這些詩句都說明當時人們對雁塔題名的重視。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題名成四韻》中雲：“雁塔攙空映九衢，每看華宇每踟躕。題名盡是台衡跡，滿壁堪為宰輔圖。”詩中反映了作者的羨慕之情，從中得知塔院這間小屋也是唐人題名之處。後來的雁塔題名並不限於新考中的進士，題名也並非都在塔上。
唐代雁塔題名的規模雖不大，但對追求名望的士大夫、文人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這種現象後人沿襲成風，詩人逸士亦皆效仿，至清代風氣未改。現在，慈恩寺還保存了不少題名的碑石。
當然，慈恩寺與普通人的生活也有關。如唐朝人悉愛牡丹，慈恩寺的牡丹以“早、奇、多”聞名，賞花者絡繹不絕。每到花開時節，慈恩寺一帶擠滿了賞花的人群，所以，以牡丹為題的詩作也很多。白居易的“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將唐人愛花之情描寫得淋漓盡致。唐權德輿則細致描述了慈恩寺的牡丹：“豔蕊仙房次第開，含煙洗露照蒼苔。龐眉倚仗禪僧起，輕翅縈枝舞蝶來。獨坐南台時共美，閑行古刹情何已！花開一曲奏陽春，應為芬芳比君子。”唐裴贎曾題詩一首於佛殿東頰唇壁上，詩雲：“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和年間，文宗路過該寺見到這首詩，久久吟玩，並令宮嬪誦念。傍晚時，六宮已傳遍。唐武宗會昌年間，有朝土數人觀賞慈恩寺東廊院的牡丹，慨歎世上有淺白、深紫的牡丹，卻從未見過深紅色的牡丹。有位老僧聽見後說：“怎麽沒有？隻是你們未見而已。”經眾人央求和保證保密，再經一夜等待，老僧才引他們入一小堂深院。院內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朝露猶存，眾人紛紛感歎讚賞，直至日暮方才不舍而去。後來，有幾個少年邀請老僧到曲江賞花，暗地裏則派人進院掘花並裝走。等老僧得知情況後，坐中少年才徐徐對老僧說：“想看你的名花，又怕事先告訴你不舍，留下黃金三十兩，蜀茶二斤，做為補償。”看來，唐朝人對牡丹有著特殊的嗜好，有時一擲重金也毫不吝惜。因此白居易慨歎：“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慈恩寺不僅是一座重要的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座文化寶庫，蘊含著豐富的唐代文化。經過千百年的風雨滄桑，慈恩寺雖然已經失去了昔日的風采，但通過大雁塔和慈恩寺中保存的唐代文物，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聯想到慈恩寺在唐代的盛況，可以更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唐文化。
七、國際關係
中國高僧留學印度，回國廣譯佛典貢獻最大，在千餘年前最為國際所推崇的有三巨人，即晉時的法顯，唐代的玄奘和義淨。法顯遊印往返十五年，所著有《海國誌》亦名《遊天竺記》；玄獎遊印往返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記》；義淨遊印往返二十五年，著有《南海寄歸》、《內法傳求法》、《高僧傳》。這幾種名著早為歐西各國所翻譯，且為世人所重視，而玄奘三藏尤為印度及各國所特別尊敬。奘師在印度學府那爛陀寺戒賢論師處學習經論五年以上，又遍遊五印參訪大德，將回國時，戒日王為設無遮大會於曲女城，奘師依照因明三支即佛教邏輯立真唯譯量懸於大門經十八日，印度大小乘師，無人能更易一字。因此在會萬眾，尊稱奘師為“大乘天”。當時戒日王堅請奘師乘大象巡繞會場一周，以誌光榮。奘師回國後，畢生精力貢獻於翻譯佛典，對於中印文化交流的成就可稱第一。
日本僧人道昭、智通、智達等先後來中國留學，親受法相宗於玄奘，於高宗調露元年（679）回國宏揚此宗。其後日僧元訪遊學於玄奘的法孫智周。現據最近1955年閂本《宗教年鑒》記載，日本法相宗現有四個宗派，有86個寺院，有一個學院，信徒有12萬多人。故知日本相宗，亦是玄奘的餘光。歐陽大德曾為奘師作讚有雲：“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孑影西征，百二八國，弘始前驂（指法顯），開曆後翼（指義淨），竺梵支文，斯軌斯式……”，觀此可知奘師的偉大。最近中國佛教代表團達賴、班禪兩大師訪印，以玄奘頂骨舍利禮贈印度，由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受禮大會，同時參禮奘師當年留學的那爛陀寺故址，中國代表還贈予30萬元，以作協助在那爛陀寺故址建設玄奘紀念館的經費，這更可加強中印兩國友好關係和文化交流。將來印度那爛陀寺紀念館與中國慈恩寺紀念館兩地遙相輝映，有如恒河與黃河萬古長流。
八、現狀
解放後不久，西安市政府為了保護佛教勝跡，於1963年以來，兩次重修大雁塔，改進塔內盤梯，擴建塔下四周，全部地平用大磚砌起，塔內油漆一新，莊嚴整潔，為從前所未有，並將殿宇一致修葺。茲將寺內現狀列舉如下：
1.寺址：寺周圍牆略成方形，北部與太平堡相連，中隔短牆，現已開通。相傳此堡亦是寺中舊址，清同治兵亂後，殿宇全毀，鄉人逃歸，自由在該處造房，因已太平，故名太平堡。當日建塔既稱“改就西院”，今塔在大院後，可知今日全寺當係當時西院地區。計寺內現共占地30餘畝，圍牆東西約50丈，南北亦約50丈，除殿宇塔碑等所占外，宇內可種植的地約有十餘畝。
2.殿宇：山門三間南向，中間橫額石刻“大慈思寺”四字，門內金罡殿三間，現無像，中間改為門道，左右兩間，各置一室；向內有鍾鼓樓各一間，東西相對，中有彌勒殿三間，現無像，為文化館展覽室，室北東觀音殿三間無像，現文化館設為玄奘紀念室，西地藏殿三間無像，現文化館設為陳列室。室北碑石叢立，皆明清舉人題名和重修寺宇的碑碣。再北為一大院落，大雄殿五間，殿東邊寮房六間，現為文化館宿舍；寺廚房五間，飯堂三間，殿西邊，禪堂五間，現為文化館閱覽室；客堂四間，上為方丈室五間，後知客室三間，又一小院北三間、西兩間，現為文化館宿舍和辦公室。另外寺內有磨房三間，柴房三間，庫房一間，雁塔茶社四間，廁所二處，各二間，共計殿宇房屋七十間。
3.經像：寺塔中下層有石佛像在玻璃龕內，最上層有一立佛石像，無藏經，大殿有三佛像及十八羅漢像，各殿所供佛菩薩像與他寺略同，大殿前東西廂房陳列玄奘三藏有關各圖像及紀念品，法器鍾板等略具。
4.雁塔：重修後，益顯巍峨宏壯，塔內盤梯寬平易登。塔的第一層高一丈二尺，二層三丈二尺，三層三丈四尺，四層二丈四尺，五層二丈一尺，六層二丈，七層一丈六尺，最近實測由地平至塔頂共高六十四公尺即十九丈餘。塔的全部建築工程，磨磚對縫，堅固異常，千餘年來略無傾斜，古代勞動人民的高度藝術創作，值得後人尊敬。塔下四麵均有弓形洞門，門桄用青石鑲成，縷刻陰菩薩像及蔓草花紋，皆優美精妙，尤以西門聽刻佛說法圖像，為全國藝術界所一致讚揚。
5.碑碣：塔下南門東西有“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和“三藏聖教序記碑”二座，皆唐代故物，均褚遂良所書，褚書拓片為全國所欣賞。殿前有“重修慈恩寺碑”五座。東邊有本寺和尚小塔六座，就中多係曹洞宗派，大雄殿迤南題名碑近百座，明末時五六座，餘均清代鄉試題名碑，客廳前有功行碑一座。
6.僧眾組織：現有僧八人，仍照佛教優良傳統有主持、當家、知客等職名和職務。主持寬宗，現在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所主辦的佛學院進修，由通玄代理。
7.生活情況：寺中僧眾去年已與臥龍、興善、木塔寺共四寺，各以寺有田產合組高級農業合作社，一年以來生活較前已有改善。
8.重修紀略：近年來市人民政府大力修繕，寺內各房均已重修。寺內設有人民文化館並陳列六朝造像及碑碣等文物，凡由寺址所發現的古物，一一陳列，另有玄奘三藏紀念陳列室，均用以供給遊人觀覽。
最後再述兩偈以作總結：
中國慈恩寺，印度那爛陀，
鍾聲遙相應，文化早融和。
唐僧取經事，佳話遍娑婆。
悠悠千餘載，異地用謳歌。
附：莊嚴寺——木塔寺
一、位置沿革
大莊嚴寺，一名木塔寺，在西安市西南方，距離市區約十華裏，在甘家寨以南、木塔寨以北，占地麵積圍牆以內約五十畝。隋唐時在京城的西南隅“永陽坊”，創建於隋仁壽三年（公元603年）。隋初置宇文氏別館於此，隋文帝為獻後立為“禪定壽”。宇文愷以來，城的西麵有昆明池，地勢微下，因奏請在寺內建木塔浮圖一座，崇高320尺，周圍120步，大業七年（611年）始完成。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稱為“莊嚴寺”。但是，當時地方人民因為建有崇高的木塔，就稱為“木塔寺”，連寺所在以南的地名，也隨著稱為木塔寨。
這寺在隋唐兩代，都很興盛。《長安誌說》：“天下迦藍之盛，莫與為比”。《陝西通誌》載：殷令名題額，南門外壁，白蕃神尹琳畫，中門東西壁盧棱迦畫；兩壁甚大。佛內藏有佛牙，象國沙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豫章王日束自揚州持入京，文帝令置此寺。玄奘法師曾小住過莊嚴寺。現寺內古大雄殿地址前，倒栽槐二株，相傳為玄奘法師手植。
二、古跡文物
佛殿僧寮，現有窯洞三麵，前麵有東西廈房各三間，正洞中供有西方三聖像三尊，高約七尺。碑記文物現存有清代重修碑大小七塊：清康熙三十八年七月重建莊嚴玄寺田免役記；清康熙三十八年九月魏公功德碑；清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木塔寺後閣碑記；清康熙五十五年，重興莊嚴寺碑記；清康熙歲次已酉三月重修莊嚴寺碑記；清嘉慶十三年重修莊嚴寺後閣記；清光緒十八年常住清規碑（此碑嵌在窯洞牆上）。
三、現在狀況
千餘年來，劫塵浩蕩，滄海桑田，幾經變遷，尤其是清朝同治年間，陝西幹戈擾攘，焚毀破壞。今日寺內，除殘存的佛閣痕跡外，木塔早已頹廢，全部殿宇建築、昔日富麗輝煌俱已化為瓦礫，原有三個窯洞，僅係古代遺物，現在舊法堂原址上由西安市建設局苗圃新建安架房五間，向東建新房三間，再向東邊，義新建高樓五間，火房一間。目前僧眾組織，有主持常清和尚，監院願西等，常住三人，俱已參加佛教農業生產合作社，生活均相對提高。
“編者按”康寄遙是陝西著名居士，在陝西省佛教界有著深遠影響，此稿是其上世紀六十年代所著“三親”史料，其文中未涉及的部分也未加增補，以保持原作風貌。
一、位置
大慈恩寺，在西安市東南郊，距城八裏許，寺內有塔名大雁塔。西距興善寺約三裏，西北距小雁塔薦福寺約五裏，東北距青龍寺約五裏，東南距慈恩宗塔院興教寺約三十裏。南望終南有如畫屏，環顧四周，最近所建紅樓綠閣櫛比林立，勝地名區，可稱稀有。
寺在唐時位於外城內，即當時京城的東南隅晉昌坊，南臨曲江，鄰於隋時的“芙蓉園”。唐時京城分外城、皇城、宮城三重。宮城、皇城居外廓城中央的北部，皇城南垣距外廓城約十裏。《長安誌》載：今省城南西兩城垣即唐時皇城舊址，故知寺在當時京城內。
二、沿革
寺創建於隋開皇九年（589），初名無漏寺，唐武德元年（618）已經殘廢，至貞觀二十二年（648）高宗在東宮作太子時，因生母文德皇後早逝，為補報慈母大恩，再建此寺，故名大慈恩寺。當時寺在晉昌坊（亦稱進昌），當大明宮正南方，高宗每日朝夕向含元殿遙望慈恩禮拜。
當貞觀十九年（645）玄奘法師由印度歸，先在宏福寺（舊址在西安西關內大路北苗圃東，現隻留有土堆）翻譯經典，其後高宗在慈恩寺設翻經院，這是國立的譯經道場。當時寺內重樓複閣，凡十餘院。所有殿宇僧房總計1897間，床禱器物備皆盈滿。並有敕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共襄寺務，恭送玄奘法師移就翻譯，仍當寺任，故玄裝當時奉令任慈恩上座。當奘師升座的時候，由宏福寺恭送到慈恩寺，儀式隆重空前稀有，詳見傳記。自高宗永徽五年（654）有旨度窺基為僧，基師是奘師的高足弟子，同住慈恩，師資唱和，因此，法相惟識、因明諸經論，在慈恩次第譯出，宣暢海內，在中國佛教界起了極大作用。原來玄奘回國後，國家為設譯經場共有三處，初在宏福寺，為時較短，次在慈恩，為時最久，又次即玉華宮，後因在宮譯經，高宗改為玉華寺（在渭北宜君縣西南）。但當時在玉華譯經，亦時返慈恩，最後在玉華把大般若經六百卷譯完，對於寶譯隻譯十數紙，不久便在玉華圓寂。奘師於貞觀三年往印度遊學，貞觀十九年（645）回國，畢生獻身譯界，高宗麟德元年（664）圓寂，共譯經1335卷，計七十四部，自著五種，現存《大唐西域記》及《八譯規矩頌》兩種。他在世界旅行家中，在中國翻譯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極其偉大的人物。
當永徽三年（652）奘師欲安置由印帶回經像舍利，因就寺西院造塔，初欲用石造，以期永固，後因工巨，恐難成就，改用磚造。塔基四麵各一百四十尺，塔高一百八十尺，初惟五層，各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塔是土心磚表，初無盤梯。至武後長安元年（701）五層塔摧倒，天後和王公施資改造為十層，內部改作空心，可便登臨。又經兵火以後，改建為七層，唐岑參與杜甫、高適諸人於天寶十一年（752）登慈恩寺塔詩內有“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奘師塔銘也說雁塔是七層，這說明千餘年前早已改為七層了，塔下層南門東西龕內，有兩石碑，東邊是永徽四年（653）十月唐太宗禦撰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西邊是永徽四十二年唐高宗禦撰的“三藏聖教序記碑”，兩碑皆是中書令褚遂良所書。相傳兩碑皆為玄奘所手植，今猶完整。西邊碑因欲與東邊碑相對，故采取文字自左向右讀的體裁，這也是古碑中的特例。碑麵四周的雕刻也是唐代的優秀作品。奘師初建塔時本稱經塔，其所以叫做“雁塔”，據《天竺記》說：“達親國有迦葉佛伽蘭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奘師遊印曾見此塔，當取此義。後來因對小雁塔，故名大雁塔。
舊傳唐代有進士“雁塔題名”盛舉，其碑今皆無存。現在大雄殿迤南題名碑將近百座，都是明清兩朝，新舉人仿進士題名故事，刊名立石，也叫雁塔題名。相傳，唐時在雁塔題名的同時，有曲江設宴，所謂“曲江流飲”，也是關中八景之一。今曲江早涸，寺前即曲江故址。有一小石橋，初名“遇仙橋”，後改稱“慈航橋”。大雁塔春節廟會今猶按年舉行。
唐末五代戰事頻仍，殿宇多受摧殘，至宋神宗熙寧中（1068—1077），富民康姓遺火，經宵不滅，損失最巨。宋明以來，京都均不在長安，所有唐代勝跡，亦就湮沒。明天順間（1457—1464），清康熙、道光、同治、光緒間（1662—1908）先後曾重修，大都補繕舊塔破殿，保存古跡而已，所有唐代寺前流暢泛舟的曲江，早成陸地農田，雁塔周圍的樓閣，早成瓦礫荊棘。當1931年朱子橋募款重修殿寮和雁塔並添建觀堂一座，其時請太虛大師於開光時在寺講彌勒上生經，並由太虛大師領導，在寺創設“慈恩宗學院”，由朱子橋、楊虎城兩將軍合力資助，學院以後移於興教寺。寶生和尚經修殿宇，曾立有碑。今回憶唐時盛況，不勝感慨。
三、慈恩寺的佛教活動
慈恩寺作為皇家寺院，與唐代佛教關係密切。玄奘在貞觀元年（627年），前往印度取經，貞觀十九年（645）年帶著657部梵文經典返回長安，受到太宗和高宗禮遇，被任命為慈恩寺上座，並主持寺務。史載玄奘升座時的迎送儀式由官方負責，儀式空前隆重。太宗敕令太常江夏王李道宗率領宮廷的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裴方彥各率本縣音樂，加上各寺的幡帳之類，力求壯觀。……太子衛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率領東官兵充當雜役，太宗敕令禦史大夫李乾□任大使，與武侯大將軍共同維持秩序，太宗率皇太子和後宮嬪妃等在安福門城樓上手執香爐迎送。當經本、佛像送到慈恩寺門，趙國公長孫無忌、英國公李勳和中書令褚遂良手執香爐引入寺內，安置正殿，並在殿庭內演奏九部樂、破陣舞和百戲，場麵極為壯觀。
為了表達對玄奘的尊重和對佛教的支持，唐太宗和高宗不僅多次駕幸慈恩寺，而且還分別撰寫了《大唐三藏聖教序》和《述聖記》。高宗還為其撰寫禦製碑文，在慈恩寺為皇太子李弘“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之後，佛光王出生、滿月、周歲等眾多慶賀活動也都與慈恩寺有關。唐高宗以後，還有不少皇帝去過慈恩寺或在此舉辦過活動。例如，中宗景龍時“秋登慈恩寺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太和年間，唐文宗駕幸芙蓉園，路過慈恩寺。穆宗繼位後，對慈恩寺進行大規模的裝飾，並讓吐蕃使者來觀看。懿宗誕日時，在慈恩寺舉行盛大的宴會。此外，唐朝政府還在政策上對慈恩寺大力扶持，慈恩寺“除口分地外，別有敕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即使是在唐武宗會昌滅佛期間，慈恩寺也未受到衝擊。因此，該寺一直保持著顯赫的地位。
在玄奘等人的努力下，慈恩寺成為唐代規模較大，設備齊全，組織完善的譯場。玄奘自永徽元年（650年）到慈恩寺後，便“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高宗為太子時，曾派人幫助法師譯經。“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於誌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範義頹、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慈恩翻譯堂中壁上，畫著“古來傳譯緇素”的畫像，曾在玄奘譯場任“綴文”、“征義”的簡州福聚寺的靖邁，將每位翻譯家的事跡“撰成《圖記》，題於壁上”。二十年間玄奘等人共譯出佛經75部，1335卷，其中41部是在慈恩寺翻譯的。由於玄奘通曉梵文，又精通中文，翻譯忠於原意，文筆流暢典雅。就其翻譯的經文本身來講，具有了中國文化特色，其中大部分佛經後來在印度失傳，中文譯本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學、科學的重要文獻。除譯經外，玄奘還與他的弟子撰寫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記》，該書記述了他親自經曆的110個國家和傳聞的28個都城、國家的情況，是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印度半島等國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寶貴資料。
慈恩寺還是唯識宗的發源地。玄奘除從事譯著工作之外，還講經收徒，傳播佛學，與弟子窺基等人共同創立了唯識宗（又名“法相宗”或“慈恩宗”）。其重要理論有“三性說”、“五重觀法”和“因明學說”。玄奘把傳統的“唯識無境”明確表達為“無境有識”，更突出把“識”作為世界本體的意義。他還提出一些有異於當時的主張，給宗教實踐帶來新特點，視“理”為事的觀點，對宋代理學家有明顯的影響。而且，經玄奘和窺基的闡揚，中國也湧現出一大批研究因明（印度的形式邏輯學）的學者和注疏。
唯識宗創立後，不僅吸引中國僧俗，還吸引了許多外國僧人的關注。新羅僧神防、圓測等人先後入唐，從玄奘一係受學唯識教義。神防在貞觀十九年（645年）奉詔人弘福寺參與玄奘譯場，任征義，此後長期隨其譯經受學，是玄奘重要的弟子。圓測受學後在西明寺傳授唯識教義，他的唯識學形成玄奘門下又一係統。日本僧人道昭等人受學歸國後，使唯識宗在日本得到弘揚。據1995年日本宗教年鑒記載，日本唯識宗有4個宗派，10多萬信徒。
四、慈恩寺的文學活動
慈恩寺不僅是佛教重地，也是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俱佳的名勝之地。由於慈恩寺春有杏花、牡丹花，夏有碧荷紅蓮，秋有柿葉、金菊，冬有修竹，寺附近還有美麗的曲江、芙蓉苑風景區，因此許多文人墨客遊曆於慈恩寺，吟詩作賦，交流情感，甚至寄住寺院，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學作品。詩人韋應物在《慈恩精舍南池作》中描寫道：“重門布綠蔭，菡萏滿廣池。石發散清淺，林光動漣漪。”白居易有“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裴回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劉得仁也有“何處消長日，慈恩精舍頻。僧高容野客，樹密絕囂塵。閑上淩虛塔，相逢避暑人。卻愁歸去路，馬跡並車輪”等詩句。
與慈恩寺有關的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文學體裁是唐詩。慈恩寺成為著名景點後，凡來長安的詩人都要遊寺登塔憑眺風光，並吟詩抒發情感，因而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張景源曾吟：“飛塔靈宵起，宸遨一屆焉。金壺新泛菊，寶座即披蓮。就日搖香輦，憑雲出梵天。祥雲與佳色，相伴雜廬煙。”杜甫吟到：“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岑參《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詩》更為著名，詩雲：“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蹬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青槐夾弛道，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蒙蒙……”。而另一位詩人盧宗回雲：“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寒光搖藻井，玉峰晴色上朱闌。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憑金界望長安。”
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詩歌還帶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岑參《雪後與群公過慈恩寺》中寫道：“乘興忽相招，僧房暮與朝。雪融雙樹濕，紗閉一燈燒。竹外山低塔，藤間院隔橋。歸家如欲懶，俗慮向來銷。”李頻《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雲：“帝裏求名老，空門見性難。吾師無一事，不似在長安。”楊巨源也有“白法知深得，蒼生要重論。若為將此望，心地向空門”的詩句。這些詩歌大多抒發了習佛悟禪、追求淡泊寧靜的意境。寺內一些僧人也善詩文，高宗時有慈恩寺沙門《和禦製遊慈恩寺》詩一首：“皇風扇祗樹，至德茂禪林。仙華曜日彩，神幡曳遠陰。綺殿籠霞影，飛閣出雲心。細草布慈澤，恩光重更深。”很多僧人與詩人經常互酬交往，如賈島在《酬慈恩寺文鬱上人》中雲：“聞說又尋南嶽去，無端詩思忽然生”。有些僧人還擅長傳經講道，更使往來的文人學士為之心服，如李洞曰：“賈生耽此寺，勝事人詩多。”
除大量的唐詩外，還有一些跟慈恩寺有關的散文小說，此類作品多見於《太平廣記》。其中一篇記述了一個善於麵相的慈恩僧的故事：唐德宗時，王蒙與趙憬為布衣之舊，一日偶到慈恩寺，有位善占相的僧人告訴他“他年得當一年邊上禦史”，蒙聽後大笑而歸。翌日，趙舉薦他為禦史，後因裴延齡與趙憬布有隙，未成。趙死後數年，王蒙才被授禦史。此外，傳說慈恩寺還發生過一些趣事或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如《慈恩塔院女仙》說：太和二年的一個月夕，慈恩寺塔院忽然有一個美婦帶著三四個奴婢，繞佛塔言笑，並題詩於北廊柱上，詩曰：“皇子陂頭好月明，忘卻華筵到曉行。煙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贈遠生。”題完後，美婦變成白鶴飛走，但書跡至今尚存。
五、慈恩寺的藝術活動
慈恩寺中保存過許多唐代的雕刻、書法、繪畫作品，它們體現了輝煌的唐代藝術。其一，大雁塔的底層南門門楣，有唐代線雕畫，兩側鑲有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書寫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唐太宗撰文，共781字）和《述三藏聖教序記》（唐高宗撰文）兩碑，東側碑文從右向左讀，西側碑文自左向右讀，別具一格。其書法融歐陽詢、虞世南的書法為一體，疏瘦勁練，遒健雅麗，豐豔流暢，是褚遂良楷書的代表作，至今字跡清晰完好。其二，因玄奘請求，唐高宗特意撰寫並親書《慈恩寺碑》，刻石後送至慈恩寺。“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碑的四周均有雕刻裝飾，碑側陰刻富於變化的蔓草花紋，碑額刻有盤曲有力的蟠螭，碑座的天人樂舞造型優美生動。其三，塔的底層西門門楣上雕有《釋迦說法圖》，兩邊坐著聽講的菩薩，其麵部表情、衣著服飾及背後的景物都刻得清清楚楚。門框上的天王力士像，僅靠臉部輪廓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顯得活生生的。此外，佛殿的柱、枋、鬥拱、椽簷以及前麵的台基、兩側的回廊，也都刻得精確而清晰，成為研究唐代建築難得的圖案。
慈恩寺曾吸引眾多的文人藝術家在寺內殿廊進行藝術創作。如鄭虔利用寺院的柿葉進行書法、繪畫創作，並在柿葉上題詩，唐玄宗稱之為“鄭虔三絕”。慈恩寺內還有不少壁畫、壁刻，《曆代名畫記》多有記載。如尉遲乙僧曾在慈恩寺畫大悲觀音像，即千手千眼觀音像，塔西還有他畫的濕耳獅子，正在昂首仰望雲中蟠龍，神態惟妙惟肖。唐代畫家尹琳善畫佛事、神鬼於寺壁，在慈恩寺留下多處壁畫，如寺塔下南麵師利普賢畫得極妙。院內東廊從北第一房間南壁，有韋鑾畫的鬆樹；中間及西廊有李果奴畫的《行僧》。此外，王維、畢庶子、鄭光文在慈恩寺東院各畫一小壁，其鬼嗔神怒，雲飛水動，各具千秋，時號“三絕”。盛唐時期，隨佛教興盛，寺院壁畫也步人鼎盛時期。
慈恩寺還有集會、齋會等活動，尤其是戲場格外引人。唐中葉後，“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唐宣宗時，萬壽公主不顧駙馬的弟弟——鄭豈頁病危，仍到慈恩寺去看戲，“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宣宗大怒，立召公主人宮。公主來後立於階下，哭泣著向皇上道歉。從這則史料可知：慈恩寺建有戲場。唐代的戲場內演魚龍、百戲、傀儡、俳優、歌舞、雜技等各種節目，常常吸引很多人，而且由於慈恩寺的威望而水平不低，連皇室成員都很癡迷。這些戲場既豐富了唐人的生活，也促進了文化藝術的傳播和交流。
六、慈恩寺與唐人生活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慈恩寺與唐人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在許多方麵都有表現。
唐代289年間，數以萬計的佛教徒曾在慈恩寺居住過。現實生活的失落感使很多人到宗教世界尋找心靈的寄托，觀世音、彌勒佛等佛教救世主和“輪回說”、“善惡報應”等佛教理論為民眾提供了精神慰藉，禮佛成為皇室士庶共同的活動。《宋高僧傳》中記載了眾多高僧在慈恩寺的事跡，如高僧義忠在慈恩寺闡釋教義，還著有《成唯識論纂要》、《成唯識論鈔》等多部書。“千裏歸心者，不可勝算矣”。唐德宗十九年，僧寂默“往慈恩寺請行翻譯事，乃將法師梵本，出《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十卷，又進《六塵獻圖》，帝悅，檀施極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於慈恩寺。”
除吸引佛教徒以外，慈恩寺對上流社會、達官新貴的生活也往往產生一定的影響。在這方麵，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雁塔題名了。唐代科舉考試以明經、進士兩科最重要。當時明經錄取率為十分之一二，進士則為百分之一二，考進士的艱難增添了考中者的喜悅心情。據《南部新書》說：“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世慕效之，遂成故事。”《劉賓客嘉話錄》則說：“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以為故事。”管此舉始於何人，自唐高宗神龍之後，雁塔題名成為慣例。考中進士的人集中到慈恩寺題名，先推選擅長書法的人把考中者的姓名、籍貫和及第時間用墨筆題在牆壁上，他日若有人做到卿相，還要將姓名改成朱筆書寫。白居易27歲考中進士，同時及第有17人，他最年輕，所以得意吟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柳宗元與劉禹錫及第也曾題名於此。唐昭宗時進士徐夤《曲江呈諸同年》詩雲：“金榜連名升碧落，紫花封敕出瓊宮。……好是慈恩題了望，白雲飛盡塔連空。”這些詩句都說明當時人們對雁塔題名的重視。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題名成四韻》中雲：“雁塔攙空映九衢，每看華宇每踟躕。題名盡是台衡跡，滿壁堪為宰輔圖。”詩中反映了作者的羨慕之情，從中得知塔院這間小屋也是唐人題名之處。後來的雁塔題名並不限於新考中的進士，題名也並非都在塔上。
唐代雁塔題名的規模雖不大，但對追求名望的士大夫、文人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這種現象後人沿襲成風，詩人逸士亦皆效仿，至清代風氣未改。現在，慈恩寺還保存了不少題名的碑石。
當然，慈恩寺與普通人的生活也有關。如唐朝人悉愛牡丹，慈恩寺的牡丹以“早、奇、多”聞名，賞花者絡繹不絕。每到花開時節，慈恩寺一帶擠滿了賞花的人群，所以，以牡丹為題的詩作也很多。白居易的“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將唐人愛花之情描寫得淋漓盡致。唐權德輿則細致描述了慈恩寺的牡丹：“豔蕊仙房次第開，含煙洗露照蒼苔。龐眉倚仗禪僧起，輕翅縈枝舞蝶來。獨坐南台時共美，閑行古刹情何已！花開一曲奏陽春，應為芬芳比君子。”唐裴贎曾題詩一首於佛殿東頰唇壁上，詩雲：“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和年間，文宗路過該寺見到這首詩，久久吟玩，並令宮嬪誦念。傍晚時，六宮已傳遍。唐武宗會昌年間，有朝土數人觀賞慈恩寺東廊院的牡丹，慨歎世上有淺白、深紫的牡丹，卻從未見過深紅色的牡丹。有位老僧聽見後說：“怎麽沒有？隻是你們未見而已。”經眾人央求和保證保密，再經一夜等待，老僧才引他們入一小堂深院。院內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朝露猶存，眾人紛紛感歎讚賞，直至日暮方才不舍而去。後來，有幾個少年邀請老僧到曲江賞花，暗地裏則派人進院掘花並裝走。等老僧得知情況後，坐中少年才徐徐對老僧說：“想看你的名花，又怕事先告訴你不舍，留下黃金三十兩，蜀茶二斤，做為補償。”看來，唐朝人對牡丹有著特殊的嗜好，有時一擲重金也毫不吝惜。因此白居易慨歎：“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慈恩寺不僅是一座重要的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座文化寶庫，蘊含著豐富的唐代文化。經過千百年的風雨滄桑，慈恩寺雖然已經失去了昔日的風采，但通過大雁塔和慈恩寺中保存的唐代文物，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聯想到慈恩寺在唐代的盛況，可以更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唐文化。
七、國際關係
中國高僧留學印度，回國廣譯佛典貢獻最大，在千餘年前最為國際所推崇的有三巨人，即晉時的法顯，唐代的玄奘和義淨。法顯遊印往返十五年，所著有《海國誌》亦名《遊天竺記》；玄獎遊印往返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記》；義淨遊印往返二十五年，著有《南海寄歸》、《內法傳求法》、《高僧傳》。這幾種名著早為歐西各國所翻譯，且為世人所重視，而玄奘三藏尤為印度及各國所特別尊敬。奘師在印度學府那爛陀寺戒賢論師處學習經論五年以上，又遍遊五印參訪大德，將回國時，戒日王為設無遮大會於曲女城，奘師依照因明三支即佛教邏輯立真唯譯量懸於大門經十八日，印度大小乘師，無人能更易一字。因此在會萬眾，尊稱奘師為“大乘天”。當時戒日王堅請奘師乘大象巡繞會場一周，以誌光榮。奘師回國後，畢生精力貢獻於翻譯佛典，對於中印文化交流的成就可稱第一。
日本僧人道昭、智通、智達等先後來中國留學，親受法相宗於玄奘，於高宗調露元年（679）回國宏揚此宗。其後日僧元訪遊學於玄奘的法孫智周。現據最近1955年閂本《宗教年鑒》記載，日本法相宗現有四個宗派，有86個寺院，有一個學院，信徒有12萬多人。故知日本相宗，亦是玄奘的餘光。歐陽大德曾為奘師作讚有雲：“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孑影西征，百二八國，弘始前驂（指法顯），開曆後翼（指義淨），竺梵支文，斯軌斯式……”，觀此可知奘師的偉大。最近中國佛教代表團達賴、班禪兩大師訪印，以玄奘頂骨舍利禮贈印度，由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受禮大會，同時參禮奘師當年留學的那爛陀寺故址，中國代表還贈予30萬元，以作協助在那爛陀寺故址建設玄奘紀念館的經費，這更可加強中印兩國友好關係和文化交流。將來印度那爛陀寺紀念館與中國慈恩寺紀念館兩地遙相輝映，有如恒河與黃河萬古長流。
八、現狀
解放後不久，西安市政府為了保護佛教勝跡，於1963年以來，兩次重修大雁塔，改進塔內盤梯，擴建塔下四周，全部地平用大磚砌起，塔內油漆一新，莊嚴整潔，為從前所未有，並將殿宇一致修葺。茲將寺內現狀列舉如下：
1.寺址：寺周圍牆略成方形，北部與太平堡相連，中隔短牆，現已開通。相傳此堡亦是寺中舊址，清同治兵亂後，殿宇全毀，鄉人逃歸，自由在該處造房，因已太平，故名太平堡。當日建塔既稱“改就西院”，今塔在大院後，可知今日全寺當係當時西院地區。計寺內現共占地30餘畝，圍牆東西約50丈，南北亦約50丈，除殿宇塔碑等所占外，宇內可種植的地約有十餘畝。
2.殿宇：山門三間南向，中間橫額石刻“大慈思寺”四字，門內金罡殿三間，現無像，中間改為門道，左右兩間，各置一室；向內有鍾鼓樓各一間，東西相對，中有彌勒殿三間，現無像，為文化館展覽室，室北東觀音殿三間無像，現文化館設為玄奘紀念室，西地藏殿三間無像，現文化館設為陳列室。室北碑石叢立，皆明清舉人題名和重修寺宇的碑碣。再北為一大院落，大雄殿五間，殿東邊寮房六間，現為文化館宿舍；寺廚房五間，飯堂三間，殿西邊，禪堂五間，現為文化館閱覽室；客堂四間，上為方丈室五間，後知客室三間，又一小院北三間、西兩間，現為文化館宿舍和辦公室。另外寺內有磨房三間，柴房三間，庫房一間，雁塔茶社四間，廁所二處，各二間，共計殿宇房屋七十間。
3.經像：寺塔中下層有石佛像在玻璃龕內，最上層有一立佛石像，無藏經，大殿有三佛像及十八羅漢像，各殿所供佛菩薩像與他寺略同，大殿前東西廂房陳列玄奘三藏有關各圖像及紀念品，法器鍾板等略具。
4.雁塔：重修後，益顯巍峨宏壯，塔內盤梯寬平易登。塔的第一層高一丈二尺，二層三丈二尺，三層三丈四尺，四層二丈四尺，五層二丈一尺，六層二丈，七層一丈六尺，最近實測由地平至塔頂共高六十四公尺即十九丈餘。塔的全部建築工程，磨磚對縫，堅固異常，千餘年來略無傾斜，古代勞動人民的高度藝術創作，值得後人尊敬。塔下四麵均有弓形洞門，門桄用青石鑲成，縷刻陰菩薩像及蔓草花紋，皆優美精妙，尤以西門聽刻佛說法圖像，為全國藝術界所一致讚揚。
5.碑碣：塔下南門東西有“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和“三藏聖教序記碑”二座，皆唐代故物，均褚遂良所書，褚書拓片為全國所欣賞。殿前有“重修慈恩寺碑”五座。東邊有本寺和尚小塔六座，就中多係曹洞宗派，大雄殿迤南題名碑近百座，明末時五六座，餘均清代鄉試題名碑，客廳前有功行碑一座。
6.僧眾組織：現有僧八人，仍照佛教優良傳統有主持、當家、知客等職名和職務。主持寬宗，現在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所主辦的佛學院進修，由通玄代理。
7.生活情況：寺中僧眾去年已與臥龍、興善、木塔寺共四寺，各以寺有田產合組高級農業合作社，一年以來生活較前已有改善。
8.重修紀略：近年來市人民政府大力修繕，寺內各房均已重修。寺內設有人民文化館並陳列六朝造像及碑碣等文物，凡由寺址所發現的古物，一一陳列，另有玄奘三藏紀念陳列室，均用以供給遊人觀覽。
最後再述兩偈以作總結：
中國慈恩寺，印度那爛陀，
鍾聲遙相應，文化早融和。
唐僧取經事，佳話遍娑婆。
悠悠千餘載，異地用謳歌。
附：莊嚴寺——木塔寺
一、位置沿革
大莊嚴寺，一名木塔寺，在西安市西南方，距離市區約十華裏，在甘家寨以南、木塔寨以北，占地麵積圍牆以內約五十畝。隋唐時在京城的西南隅“永陽坊”，創建於隋仁壽三年（公元603年）。隋初置宇文氏別館於此，隋文帝為獻後立為“禪定壽”。宇文愷以來，城的西麵有昆明池，地勢微下，因奏請在寺內建木塔浮圖一座，崇高320尺，周圍120步，大業七年（611年）始完成。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稱為“莊嚴寺”。但是，當時地方人民因為建有崇高的木塔，就稱為“木塔寺”，連寺所在以南的地名，也隨著稱為木塔寨。
這寺在隋唐兩代，都很興盛。《長安誌說》：“天下迦藍之盛，莫與為比”。《陝西通誌》載：殷令名題額，南門外壁，白蕃神尹琳畫，中門東西壁盧棱迦畫；兩壁甚大。佛內藏有佛牙，象國沙門法獻，從烏踵國取以歸，豫章王日束自揚州持入京，文帝令置此寺。玄奘法師曾小住過莊嚴寺。現寺內古大雄殿地址前，倒栽槐二株，相傳為玄奘法師手植。
二、古跡文物
佛殿僧寮，現有窯洞三麵，前麵有東西廈房各三間，正洞中供有西方三聖像三尊，高約七尺。碑記文物現存有清代重修碑大小七塊：清康熙三十八年七月重建莊嚴玄寺田免役記；清康熙三十八年九月魏公功德碑；清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木塔寺後閣碑記；清康熙五十五年，重興莊嚴寺碑記；清康熙歲次已酉三月重修莊嚴寺碑記；清嘉慶十三年重修莊嚴寺後閣記；清光緒十八年常住清規碑（此碑嵌在窯洞牆上）。
三、現在狀況
千餘年來，劫塵浩蕩，滄海桑田，幾經變遷，尤其是清朝同治年間，陝西幹戈擾攘，焚毀破壞。今日寺內，除殘存的佛閣痕跡外，木塔早已頹廢，全部殿宇建築、昔日富麗輝煌俱已化為瓦礫，原有三個窯洞，僅係古代遺物，現在舊法堂原址上由西安市建設局苗圃新建安架房五間，向東建新房三間，再向東邊，義新建高樓五間，火房一間。目前僧眾組織，有主持常清和尚，監院願西等，常住三人，俱已參加佛教農業生產合作社，生活均相對提高。
“編者按”康寄遙是陝西著名居士，在陝西省佛教界有著深遠影響，此稿是其上世紀六十年代所著“三親”史料，其文中未涉及的部分也未加增補，以保持原作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