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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裕德堂始末
我現名範明，原名郝克勇，字若庸，小名郝永生，曾用筆名誌均。1914年12月4日（陰曆十月十八日）生於陝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
克勇這個名字，記得大約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的八祖母（親祖母）逝世後所出的訃文上，按家譜我這一輩為“克”字輩，就給我的大哥起名克俊、二哥起名克傑，給我起名克勇，我弟弟起名克順。
我的家是個農村家庭。我的家鄉櫟陽，曾是古代秦國的都城。據史書記載：秦“獻公即位（公元前382年）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並於“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櫟陽”。秦獻公卒，秦孝公即位，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就在櫟陽。變法令未公布之前，為了取信於民，采取了“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南寺），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這個遺址就是現在櫟陽的南寺。曆史上第二個與櫟陽有關的大事，就是項羽入關，封了王，其中“立司馬欣為塞王，王鹹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章邯為雍王，王鹹陽以西，都廢兵（槐裏）。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後，劉邦率兵占領了整個關中，接著率軍東出潼關與項羽打仗，開始建都櫟陽，留蕭何，“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成了漢王劉邦的大後方。以後劉邦建未央宮將都會移長安，把他的父親封到櫟陽。其北二裏許的卷子堡即當時蕭何收取秦朝的檔案卷宗保存在這卷子宮裏。後落為梁氏家族居地，故名卷子堡。我的老伴梁楓即此村人。
櫟陽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以北，與高陵、三原、涇陽連成一片，地麵廣闊平坦，土地肥沃。櫟陽南望秦嶺（南山），北為橋山（北山），西北為嵯峨山。通過郝、邢兩堡之間有條官道大路，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陵寢就在櫟陽以北的三原縣徐木鄉永和村，為修建這個皇帝陵，派軍隊從渭河一直擺到北塬，由人傳送沙袋，使從渭河經櫟陽至北塬沿途撒的沙子成了一條路，就叫唐沙路，又名陽官道。
從涇陽、三原、高陵到我們家鄉櫟陽這一馬平川的土地上，是我國水利史上著名的鄭國渠灌溉的地方。這就是秦始皇時，韓國派了一位水利專家鄭國到秦國做間諜，鄭國到了秦國，就說服秦始皇動員人去引涇河水修渠灌溉，以致抽不出兵力東征，結果把渠修成了。這時發覺鄭國原來是個間諜，秦始皇要殺鄭國，鄭國說：“開始我是作為間諜來的，但為秦國修了渠灌溉田地也是為秦國做了好事。”秦始皇聽後沒有殺他，就讓他負責把渠修成。以後渠修成了可灌四萬餘頃良田，於是給渠起名鄭國渠。因為有了鄭國渠，渭北的涇陽、三原、高陵和臨潼的櫟陽糧食產量大增，所以就把這些地稱作“白菜心”。在我的家鄉仍留有鄭國渠的遺跡，渠已經不見了，但有些地卻稱南渠梁、中渠梁、北渠梁或者南鬥門、北鬥門等等渠的名稱。這個渠沒有了，我們那裏成了旱地，靠天吃飯，天不下雨就顆粒不收，農民的說法就是年饉來了。
以後櫟陽曾更名萬年，設萬年縣，再後來地區劃分，將櫟陽劃歸臨潼縣，它成了縣下的一個鎮——櫟陽鎮，算是渭北的一個有名的鎮。距離櫟陽鎮西八裏之處，就是我的家鄉郝邢村，郝姓與邢姓各建城堡，郝姓城堡內全是姓郝的。
從我3歲能記事起，我的家是一個號稱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鼎盛時期，有50多口人，擁有400多畝土地，一座油坊，一座粉坊，有馬、騾、牛、驢等大牲口幾十頭，兩輛大車和一輛轎車，雇有八九個長工。在郝家城堡內，我的家最大最富。這個城堡的牆很高、很寬，牆的寬度以至於可以在上麵行車走馬。城牆上壘有槍眼，城牆外是去高陵、三原的官道大路。城堡內有大澇池，有兩棵四個人摟那麽粗的古槐樹。朝著城堡的城門很高很大、房屋很多的兩院住宅就是我的家。門前有一對大石滾，兩旁裝有兩個石鼓，砌著五個石台階，距地麵約三四尺高。房很高很大，屋簷很寬。門楣上掛著三塊黑漆金字北魏體的大匾，正中是“耕讀傳家”，兩側分別是“公正可風”和“德高望重”。宅院寬大甚深，最後是正廳，大廳上高懸“裕德堂”三字。正廳東西兩邊的粉壁上掛滿字畫，西邊掛滿了鬆竹梅、山水、二十四孝圖等；東邊掛有相傳為嶽飛書寫的諸葛亮《出師表》和陝西著名翰林白遇道所寫的《朱子家訓》、牛昭嵐（牛才子）所寫的《蘭亭序》等。這就是當時向鄉裏所炫耀的東字西畫。大廳中間的牆上掛著神軸（卷），即各代祖先神軸。每逢婚喪大典和春節，不僅都要全幅掛起來，並且還要由父兄輩中有功名或有學問的長者，向我們一群在私塾專館上學的子弟講解背誦朱子家訓和灑掃應對敬酒、轉角換手等繁文縟節一大套，並以此作為選才培養的標準，分別為上學、經商、留家務農三大類。庭院裏還有一座藏書樓，收集了很多線裝古書。我小時候就是臨摹門上的匾，學寫毛筆字並到藏書樓讀古書的。當地一位很有名的老先生劉明齋指著大門上“公正可風”的匾常對人說：“這個‘公正可風’是有點來曆的啊！”
相傳我的祖先是山西榮火縣人，大概在明朝時，從山西遷移到陝西的，以後又定居櫟陽的。那以前的事甚為渺茫，我也說不清楚。
我聽說我們這個大家是在清朝同治年間以後，由我祖先兄弟七人共同創建起來的。
大概在鹹豐末年，我的這個家很窮，爺爺兄弟七人，住在郝邢村西村外的一個破地窯裏。隻有五六畝地。我國西北地區的黃土高原上，土層極厚，有的厚達數十丈，利用這種高原黃土的黏性和“壁立性”，農民常常依崖鑿洞而穴居。沒有山崖，就平地挖出一個大方坑，在坑的三側鑿洞，一邊修坡下窯，叫做“地窯”。我的祖父們就住在這樣一個地窯裏。按照宗族的排行，我的祖父排老八，稱八爺，其他有六爺、九爺、十爺、十二爺（除去十稱二爺）等等，我的祖父八爺是個著名的木匠，九爺是鐵匠，十爺種地以後賣蒿子，二爺在漢中經商，六爺是榨油的梁頭（即打油的技師）。除十爺種地在家外，其餘都給柳村財東綽號叫“西北風”的朱姓做長工，六爺是我家的主要創業人。這些祖父早年去世，我沒有見過麵，隻有十爺大約在我5歲時也去世了，我隻是模模糊糊記得，這是一位常常帶著他的小孫子割草、拾糞的老人。
六爺個子很高，身子很結實，力氣特別大，是個有名的油坊梁頭，飯量也特別大，吃蒸饃能吃6個，吃撈麵條不用大碗，用比耀州大老碗還大的黃瓷盆。一頓飯要吃2斤糧。這時，他給姓朱的大財東家開的油坊當梁頭。農村手工式的油坊，是一種木結構，一根比房屋大梁還要粗，約三丈長的大梁，一頭掛上一個石碌碡用滑輪把梁升高，不斷給梁加木楔子，加大梁的力量。六爺就是掌握榨油技術和能把楔子打得深和多的榨油工，農村稱“梁頭”。因為他的技術高，力氣大，由他掌管蒸榨油原料（棉子、菜子），做榨油打楔子等既要力氣又要有技術的活時，他總比別的梁頭要多出20斤油，因此很受姓朱的財東器重，將他的女兒嫁給我六爺，這位財東姑娘就是我的六祖母。
六爺雖然沒有文化，卻是個聰明人，他心中有數。他明白財東看中了他，絕不是看上了他這個一無所有的人，而是看上了他的榨油技術。在封建宗法製度裏，女婿不過是個外人，主人把女兒嫁給他並不是保證他不受窮，倒是更便於使用他這個勞動力。但他已經成了家，他心中有自己打算，要創業。他自己拚命地幹，白天在油坊裏幹，晚上為自己拉犁種地，要攢錢，要創業。他買了一個大“撲滿”（笸籮），與幾位弟弟商量，自己做工、賣蒿子的錢不能自己任意花掉，要節衣縮食，大家都要把每月每日掙得的麻錢投進這個“撲滿”中，任何人不能私自打開“撲滿”，直到年底當眾打開，計算這一年攢了多少錢。這時，無主的荒地遍野，幾個弟兄辛勤勞動，日積月累，很快就攢了一筆錢，向官府買了幾百畝荒地，大家不再外出做工了，可以開墾荒地種莊稼了。
朱家財東不讓六爺離開他家，繼續當梁頭為他榨油。六爺是個有心人，就偷偷置了榨油的工具，自己也開了個油坊，給朱家榨油也給自己榨油。以後離開朱家，雇了長工，教了徒弟，再不需自己下苦用榔頭去打榨油梁的楔子了，逐漸變成按過去主人對待自己那樣去對待雇工了。我的幾位祖父在六爺帶領下，終於創建了一個封建大家庭。六爺怎樣掌管這個封建大家庭我不知道，我記得伯父為這個家的掌櫃時，大廳已掛上了“裕德堂”的匾。每至歲末，把全家老幼齊集在裕德堂大廳裏，長輩們在上端坐，子孫們在下肅立。開始由伯父帶領全家祭祖叩頭後，他即席訓示，總結一年的生產和家務，褒貶得失，獎勤罰惰，條理分明，極富威嚴。在晚輩們的眼中，伯父是一位甚可敬畏的長者。在他的麵前，在這裕德堂裏，我自幼年就感到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甚至產生過一個大家子弟的自豪感。
然而及至年齡稍長，我也知道就在這個莊嚴的大廳裏，在同樣肅穆的氣氛中，封建禮法怎樣埋葬過一個年輕婦女的青春，那便是我婆，也就是十二祖母。我的親祖父排行為八，我的十二爺也叫二爺早亡無子，就將我父親過繼給二婆，我叫婆，反把我的親祖母改叫八婆。我親祖母一直隱瞞，不讓我們孫子輩知道此事。直到我已經上了學的一天，她生病了，走路很困難，被我碰上，立刻上前攙扶。過路的人看見說還是骨頭裏親，我聽了不解其意忙問八婆，她才告訴我，她是我的親祖母。我從小在婆也就是十二祖母身邊，她向我訴說過她的遭遇。
我十二祖父是在漢中做生意，做的是鹽米生意，他是個二掌櫃，民間稱“切家”。他善於做生意，把四川做鹽米生意的人擠走了，在漢中站住了腳。十二祖父原配早夭，我婆是繼室。沒有幾年十二祖父吐血亡故，我婆年方二十，無子。十二祖父死後，把靈柩搬回，出殯之前，我的家族邀請她的父、舅等娘家人至家，征詢她是否守節。在那種以三綱五常為“德”的社會，這種征詢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形式，尤其對所謂大家的婦女。這位十二祖母的父親是位儒生，從小就向她講授過《女兒經》和《禮記》，因此她回答當然是“願意守節”。於是她被尊為節婦，並在十二祖父出殯之前，要為十二祖母舉行守節儀式，這個儀式隆重得很，把我十二祖母扶到裕德堂大廳的最高座位上坐下，由家族最高領導也就是族長五爺率領幾輩人，兒子、孫子輩等分別列為幾排，一齊向這位守節婦婆磕頭、掛紅、喝三杯酒。按當時的習俗，如果不願意守節，就在辦完丈夫喪事後領回娘家，再由娘家改嫁，不能由婆家改嫁。因為守節，這位十二祖母便這樣被埋藏了一生，整整寡居守節40年，受盡難以忍受的痛苦，活到60多歲便去世了。
我家鼎盛時期有50多口人，由我伯父郝登基繼承六祖父當家長。除堂伯父郝登禮（隆光）、父親郝登弟（鵬程）和堂兄郝兢生（郝隆光之二子）在外搞軍隊外，這個家庭由八叔父、十叔父（係九祖父之子），九叔父（十祖父之子）和堂兄郝如泉（郝隆光長子）等經營。那時共有土地400多畝，房屋兩大院，油坊一個，粉坊一個，牛、馬、騾、驢幾十頭，大車兩輛，轎車一輛，雇長工八九人，農忙時節還要雇短工數十人。
我們從住破窯上升到擁有數百畝地、高房大馬的大家族了。但因為它還隻是一個土財主，還常常受官府和權貴的氣。所以掌管這個家庭的掌櫃——我的六爺，就決定他的晚輩，也就是我的父輩們要讀書，以學優登仕。這除了光耀門庭外，更為現實的倒是希望通過讀書的階梯，能謀取一官半職，以對付官府和地方權貴的欺壓。我們家第一位讀書人是我的堂伯父（六爺之子）郝隆光，他的原名郝登禮，字開始為龍光，以後改為隆光。這位堂伯父，我隻見過他一麵，那是我在童年時候的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小孩，光著P股在大門廳裏鋪的一張席上玩，他從外麵身著戎裝走進門，拍拍我的P股說：“這是咱們家一隻虎，好好念書吧！”當時我受到稱讚，心裏很高興。那是清朝光緒年間，他參加過科舉考試，本來他已經考取了秀才，在考場門口，被衙役、師爺攔住，要他行賄，被他嚴詞拒絕，結果已考取的秀才被黜免了。從這一天起，他立誌不再應試，並且從那世道中自己總結出一條處世之道，以此教誨後代：“房蓋低，地種少，多讀書，少應考。”顯然，他看透了科舉製度的黑暗，也深深感到在一個腐敗的政權的統治下財產並無保障。但他卻認識到知識是有用的，因此他仍鼓勵子弟們要多讀書。秀才未中，他就以數百銀子買了一個斜口監生（和秀才資格一樣），在臨潼縣裏當起士紳來了。
我這位伯父體高魁梧，以後棄文投武，跟隨富平胡笠僧（胡景翼）組織的民軍，參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胡景翼搞了10個連，我伯父是一個少校連長。我伯父回到家裏，賣了50畝地，向臨潼的一個銀匠，買了來複槍，也叫快槍，就是現在的步槍，還為胡景翼拉部隊。我們家有個特點，在部隊都搞“獨立”。伯父搞的是獨立連，我父親在楊虎城部也是獨立連。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進軍西藏，這支部隊對外也叫獨立支隊。
1914年袁世凱的爪牙直係軍閥陸建章來陝任督軍。1915年袁世凱稱帝，陝西和全國一樣，義軍四起。陸建章之子陸承武以中堅團駐渭北，胡景翼部首先發難，生擒承武。陸建章派部隊來奪，我伯父的獨立連在渭河以北的繩武村死守，被陸建章包圍。伯父作戰英勇，因被敵人包圍，全連大部傷亡，本來他可以突圍逃走，但他堅守陣地，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壯烈犧牲。陝西義軍群起反陸，終於將陸建章驅逐出陝境。胡景翼為紀念反對直係軍閥陸建章而犧牲的烈士，在富平縣美原鎮立了紀念碑。
伯父郝登基是我父親的親哥哥，於解放前已經辭世了。他年輕的時候，隻讀了幾天書，因為我祖父死得早，是寡婦祖母的過繼兒子，曾被歧視而趕出門給別人當過長工。但由於他是個有心之人，並能刻苦鑽研，不但學會和熟練掌握了鐵匠、木匠、榨油等技術，而且幾乎熟讀了所有古代農業、畜牧學書籍，對農田、水利、土壤、棉花種植、選種等都有很好的研究。這位伯父又是個按關中方言稱作“痰氣”的典型人物（“痰氣”本義是指神經不正常，如果以詼諧的語氣出之，其含義往往是褒貶各半，相當普通話的“神經兮兮”）。
關中的農村有農民娛樂的組織叫“自樂班”，我家是自樂班的班主，這是我六祖父創立並由我伯父繼承下來的。我家的祖傳寶物，一個是銅鑼，一個是我父親的馬五劍，一直保存到現在。自樂班宣傳為官為宦，聯絡農民之間的感情，當時民間稱自樂班的活動為“喧嘩”。開始我一直不知是哪兩個字，後來，我從陝西地方語匯中才查到，得知是“喧嘩”兩字。自樂班唱的是秦腔，是清唱，但民間不叫唱戲，而叫“喧嘩”，或叫“亂彈”。自樂班的樂器（鼓、鑼、鈸）民間稱“響貨”。我的家鄉參加自樂班的人很多，自樂班也很多，彼此競爭。我家這個自樂班不僅唱得好，“響貨”也好，特別是銅鑼，有一聲鑼退二十的說法，就是銅鑼敲三聲，有二十個自樂班一聽，甘拜下風，不參加比賽，都退場走了。
我的六祖父給朱家油坊當長工，當梁頭打楔子，已經累得夠嗆，但他還要大著嗓門唱亂彈，有了錢創了業，他就組織起來自樂班。他就是個“痰氣”式的人物。賣了50畝的土地，買了一個銅鑼。六祖父把自樂班組織起來了，拉出去與別人家的自樂班比賽老是輸。這個自樂班唱得好，弦索也好，就是響貨比不過人家。這個時候，我六祖父聽說蘇州有個鑼很有名氣，價也極高，他就通過鹽商的關係買通縣長，賣了50畝地，把這個鑼買到手。這個鑼的特點：一般鑼敲一下，其音波能波到12環就已相當好了，而這個鑼敲一下，音波則是24環，一個聲音與一個聲音不相同，這個鑼響24環要調換8次音。我家自從有了這個鑼以後的自樂班，誰也比不過了。
這個鑼傳到伯父郝登基手裏，他愛鑼如命。軍閥混戰，社會很亂，土匪來了，糧子（群眾對軍閥的軍隊的稱呼）來了，老百姓就躲避起來。這時，我的伯父對我家的金銀財寶，大騾大馬全不顧，隻將大煙盒和這個銅鑼向褡褳裏一裝，背著就跑。由此可見，他是多麽愛銅鑼啊！
因為我家有自樂班，家裏人都懂戲，也愛唱戲。我父親就會唱戲，伯父更有名氣，特別唱嶽飛、唱諸葛亮的戲很出名。伯父作為響主，戲唱得好，唱壓台戲，加上“響貨”好，就使這個自樂班出了名。
那時所唱之戲，主要是忠臣、奸賊之類，什麽二進宮、諸葛亮、嶽飛、金兀術之類。因為我家是響主，對三國演義、東周列國都是很熟的。那時民間流傳有十大本，都是比較長的戲，一直唱到深夜。還有燈影戲、木偶戲，連我母親都懂戲，能聽出誰唱得好誰唱得壞。我還在祖母懷裏就聽到香山還願一類戲。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小這些東西就給我灌輸了什麽是忠臣，什麽是奸賊，以及英雄豪傑之類東西，在我還沒有上學之前，就已經灌輸了很多。還有民間所傳的故事，主要講因果報應，好人壞人、忠孝節義等；還有民間農時節氣，農諺之類。我從民間的這些傳說中得到的結論是：過去的有些知識分子，對醫藥衛生、健康、生活，窮人受苦，富人為富不仁等等，以及婦女、兒童、窮人爭自由權利，都有意識給戴上迷信、宗教的色彩，把它神化了，鬼化了，因果報應化了。例如到了農曆臘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必須給所雇的長工放假，過了正月初五之後才能上工。說要是對長工過了臘月二十六日還不放假，就要家破人亡！這是以迷信的辦法來換得給窮苦人的一點好處。民間有個日子叫“不當”，就是這一天應該休息，不要幹活，如大年初一，不能掃地，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初五這幾天，不能打罵孩子，不能吵架，不做針線活，說做了針線要瞎掌櫃的眼睛等等。我查史書，禮記上就有“不當”這個詞。現在國務院規定實行五日工作製，我國早在漢朝就是五日輪休，金木水火土五日完了就得休息，不休息就要遭殃的。還有向窮人討債，最遲隻能在臘月三十上午之前，當家中貼了門神，把祖先祭起來，討債人再不能進門了，因為這時土地等神已到，外人再來討債是會得災的。
伯父郝登基這個人，平時節約得很，看起來有些刻薄，但對供孩子讀書，他從不吝嗇，舍得花錢。他曾賣了50畝地去買一部宋版陳壽著《三國誌》。陝西的一位文化名人牛昭嵐，人稱牛才子，本是清朝一位翰林，不去做官，來到三原嵯峨山，開了個道學學院，在那裏講學。我伯父讀書不多，但結識了這位牛才子，向牛才子專學易經，學八卦，他對易經學得很精，用易經陰陽推算，算卦出了名。1929年是關中的大年饉，三原一位有名望的人，因為年饉來了，家破產了，生活發生了困難，拿了這部宋版陳壽著《三國誌》到橋頭（魯橋鎮）去賣，書價100兩銀子，人們對宋版書不識貨，沒人買。牛才子得到這一消息後就向我伯父推薦說：“你對後人不要把土地多置，要是家有這部書就了不得了。”牛才子識貨，知道這部書的價值。我伯父一聽同意了，就決定賣地買這部書。正值年饉，人們的命都難保，有誰還要地呢？那時一畝地才值一兩銀子。伯父一狠心賣了50畝地，才得50兩銀子，又籌了50兩，湊齊100兩，約定在三原橋上交貨。牛才子說：這部書是三原縣的一寶，千萬不能讓縣政府知曉，如果三原縣政府知曉就要阻攔，不讓書出三原地界。我家有馬有轎車，伯父帶了買書之款坐著轎車，來到三原的橋上，付了款接了書，立刻乘車揚鞭，一溜風跑回櫟陽。
從1928年下半年起直到1929年冬一直無雨，大旱之後緊接蝗災、瘟疫，蝗群過境，遮天蔽日，數百畝、上千畝莊稼須臾食盡。關中一帶，赤地千裏，據記載：全省受災地區達80餘縣，災民5355264人，其中關中314015人，全省因災死亡250餘萬人，到外省逃荒40餘萬人。因為災害全省人口從940餘萬減至650餘萬。這就是人們一提仍有後怕的“民國18年年饉”。這時我們家雖然還有些糧食，但按照伯父的計劃，也實行了計口授糧。
我伯父在農業方麵是有天才又善於經營。因為年饉我失學了，我與長工同樣待遇，並生活在一起。這年冬天特別冷。雞叫二遍，我伯父把一家人都叫起來。那年月因為大旱，土地都結在一起，一犁就是一大堆土塊，關中方言把這土塊叫“胡基”。人們餓著肚子，但伯父讓我們早早起來，捶打“胡基”，或者挖秫黍（高粱）根，打掉根上的土，用秫黍根作柴燒（過去我家燒煤，這時買不起煤，就燒秫黍根）。我們一早打胡基，不大一會就餓得腰都直不起來。到地裏幹活我腰裏別一本書，當我與表兄抬秫黍根回家的路上，我讓他走在前邊，我跟在後邊，就把書擱在擔子上，邊走邊看。一次被伯父看見，生氣地吊下臉，動手就打我，還罵我：“懶蟲！你念書能當飯吃？”這時，他已忘記或者顧不得過去對讀書的重視和對我的期望，所以“小老虎”就一變而為“懶蟲”了。
一直挨餓，人漸漸支持不住了，祖母年邁已經躺在床上起不來了。見此情景，伯父隻得向遠在山東的弟弟也就是我父親求援。他先把劉明齋先生請來，讓他給我父親寫信，向我父親要錢；又請張子昌先生給我父親寫信，結果都不見回音；他又到高陵縣，請世順魁字號的二掌櫃先生再給我父親寫信，還是不見回音。後來才知道，這些信到父親手中時，都被他的小老婆從中阻攔，父親未能給家寄錢，也未複信。
伯父懂易經，學會“文王神課”，窮極無奈，他於晚上決定要卜算一下，為什麽這些信都沒有起作用？卦象卜出，其解是“家有魁星”。魁星者，文曲星也。我家幾輩人，秀才都沒有撈著一個，哪有什麽文曲星？伯父怔怔地思索了半夜，猛然想到：要講文才，永娃這孩子讀書倒是很穎悟的，莫非應在他身上？但小小年紀，算得了數嗎？一想如今饑寒交迫之際，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叫永娃子（我的乳名）給他大（父親）寫封信試試。他把我叫到跟前說：“給你大寫封信，就說這裏年饉嚴重，一家人都快餓死了，看他管不管？”這時我已十幾歲了，讀過許多古書，還跟劉明齋學會寫狀子。於是，我握起筆，以伯父的名義，按照寫狀的格式，稍加思索，提筆就寫。也是年饉挨餓死人之情，曆曆在目，湧上心頭，埋頭疾書，竟是一揮而就。那信的內容，後來大人們常常複述，感慨備至，所以多年之後還記得些。父親說，他接過此信，當看到“赤地千裏，民不聊生，百裏斷炊，野殍在道。賣兒鬻女，老母臥床，骨瘦如柴，兒女滿堂，嗷嗷待哺，難以為生”這幾句時，不禁痛哭失聲，順手打了小老婆兩下耳刮子，立刻給家寄回200塊現洋。這封信寫好念給伯父聽，他也哭了。我父親還對當時在他身邊我的哥哥說：“家中有這樣的孩子，能讓他把學業荒廢下去嗎？”於是決定把我接出去讀書，這是後話了。
那時的200塊現洋，是個不小的數目。錢一到家，伯父覺得我的這一封信，竟然比賬房先生和我的兩位老師寫的還起作用，看來卦上“魁星”之說，不為無稽，從此對我又另眼相看，不再罵“懶蟲”了。不過平心而論，賬房先生的文筆固然不見得高明，但當時我的寫信水平，自忖是不會超過兩位老師的，無非是情真意切，身臨其境才可寫出來的罷了。
伯父是位有心計的人，他的心也硬。收到父親寄回的200塊現洋，他沒有用來度荒，而是買了三石麥種（約1000斤）。伯父說：“就是把人餓死完也不準動一粒種子。”以後他幹脆把種子埋在他的臥室內，上麵蓋上石板。剩下的錢就買地。在我家一片40畝和一片50畝的中間，插了別家一塊地，就像個楔子插在那裏。過去找人說話願出三倍之價，這家不幹。現在年饉一個銀元就可買一畝地，我家以每畝5元之價把這塊楔子地買了過來，總共買了100畝地。至於吃飯，還是照舊，仍喝刺薊麥糝湯，來客也隻添水不添糧。年饉買地固然是乘人之危，明明放下幾石麥卻不讓人吃飽飯，連家裏人都無法理解。伯父這些苛刻措施，惹得裏裏外外的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正是因為他的心太狠，所以才不生兒子，光生女娃。但要論經濟頭腦，我伯父算得上是個天才。
那一年他除買了地，第二件事就是把舊房拆了，把木料劈成木柴賣。災荒之年燒柴極貴。他決定把已經破舊的後樓拆了，木料賣不到幾個錢，就讓我表兄把木料鋸成一截一截，劈成木柴，由我表兄用牛車拉到三原縣去買。我曾跟著去賣過，一算竟比木料要多賣3倍的價錢。我伯父的理論是：“房是浮財，地是根本。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他倒懂得政治經濟學，分清了什麽是生產資料，什麽是生活資料。拆房賣柴得到一筆錢，使刺薊麥糝湯中所摻的麥糝子稍微稠了一點。這一年為了度災荒，將本來不能吃的古槐花都吃了。我家門前的古槐花落了一層，伯父就叫家人把槐花掃起來，撿淨，用清水漂過，加點麵粉蒸著吃，他還讓把槐豆摘下來吃。
第三件就是塘土種麥。在1929年農曆八月十五日之前，除了祖母和伯母之外，他下令全家大小一起下地，打畛子準備種麥。胡基已經打碎，由於久旱，地裏的土已成粉末，一腳踩下去可以埋住腳的塘土向下挖沒有一點墒。一家人在那裏整地，弄得塵土飛揚，個個成了土人。過路的人莫明其妙，經詢問聽說這家人在塘土裏種麥就搖頭，認為一定是瘋了。我伯父對議論者不予理睬，或者說他算過卦，卦上說今年幹地也能種麥。其實他是從《齊民要術》中學的，那裏講“大旱之後，必有大雪”，麥先種下去，地遇雪水不就有墒了。中秋節這一天，他令人到高陵世順魁鋪子裏取來五封月餅，晚上召集全家人賞月，大家吃過月餅後，他宣布：“要穿穿個綢褲子，要脫脫個精尻子。明天咱們種麥，要麽全家毀滅，要麽全家興旺！”雞叫二遍，他把一家人趕到地裏，連夜開犁，天明搶種，把3石種子全種了，共種了100多畝。家裏人抱怨說：“你把咱們全家人往死裏累嗎？哪見過把麥種到塘土裏？”他回答說：“話我已經說過了。你們沒念過書也看過戲，戲上常說三年大旱，什麽時候說過四年大旱？”硬是按他的主意，把麥都種下去了。下種前，他把麥種都用炕灰拌過，乍看看不出什麽。這也是他的心計：一來炕灰是很好的肥料，二來拌過的麥粒地老鼠不吃，三來也防人偷去吃掉。話雖如此，家裏人並不放心，有的根本不信，有的半信半疑。隔幾天到地裏刨開看看，種子毫無動靜，再隔幾天看看，還是毫無動靜，人們都說他糊塗了。農曆十月一日，農村習俗是給祖先“送棉衣”，買了火紙夾上點棉花到墳上燒掉就算是“棉衣”了。上罷墳，天變了，不一會兒飄雪花了，真是鵝毛大雪，這一年連下了六場大雪，積雪三尺多厚。這下伯父寬心了，臉變得不那麽嚴峻了。他吩咐給野菜湯裏多加麥糝子，讓大家肚子吃得比較飽了。
雪霽，他悠然到櫟陽鎮去買牛。年饉時的牛，人還沒有吃的，哪裏還喂得起，瘦得露出骨頭，因牛瘦價錢便宜，幾塊錢能買一頭，他一下子買了好幾頭。這種瘦牛口齒輕，不過跟人一樣是肚子餓的，喂好了很快就膘肥體壯。冬天已過雪化了，伯父到地裏看種的麥，刨開一看，果然見那麥子生出了黃芽！開春地暖，很快麥子長出地麵。見此光景，伯父就到北山量糜子，糜子雖是粗糧，卻是正經糧食，這以後吃糜子粥，就可以吃飽了。一連幾年顆粒不收，等於休閑，地力特別壯，加上上肥和炕土的肥力，麥苗出土後就發瘋似的長，墨綠墨綠的，幾天變了樣。麥子成熟每畝就打一石多（300多斤），100畝小麥就打了100多石，20多畝大麥竟打了60多石。先收了大麥，他讓家裏人用大麥麵壓餄餎，這回讓大家放開肚子吃。這一年，我們家是當地獲得豐收的一家。方圓百把裏的人家都來賒我家的糧。荒年糧價極貴，伯父不要錢，他說：“年饉坑人是損陰德的，”隻要求賒一鬥大麥還一鬥小麥就行了。同村中那些對我伯父佩服的人，見我伯父塘土種麥也跟著試種，結果都獲得好收成。
年饉尚未過去的1930年11月，楊虎城出任陝西省主席，他深感陝西人民身遭大旱之苦，立即請來舉國聞名的水利專家李儀祉並委任他為陝西省建設廳長，領導興修水利。李儀祉決定首先修涇惠渠。李儀祉深入實地進行勘測，並走訪群眾進行調查。我伯父就向他講鄭國渠，並領李儀祉去看鄭國渠的遺址，向李儀祉介紹南渠梁、中渠梁、南鬥門、北鬥門等。李儀祉就選涇河所經涇陽縣的崔咀，築橫跨涇河之攔河大壩，渠首引水閘，引水涵洞，排洪橋，退水閘及引水鬥門等工程。基本按鄭國渠走向，分總幹渠、南幹渠、北幹渠及8大支渠，全長270公裏，灌溉禮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5縣田地65萬餘畝。過去的旱地變成水地，旱澇保收，我的家又興旺起來了。
我伯父郝登基沒有兒子，因為他見我小時聰明，書念得好，就特別愛我。他別的錢舍不得花，但對我讀書願意花錢。他是希望家中能有個在外做官的人給他撐門庭，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他對我教育還有一套獨特的哲學。他經常向我講：“一個人念了書以後，若沒有膽量，就應該守在家裏，拉狗取鐵鍁，抱娃收雞蛋，成為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在家過一輩子。若要外出做事，就必須有膽量，要能有第一不怕死，要有那種把頭割了隻當是頭上的草帽子飛走了的精神；第二不顧家，不要怕抄家，把咱家的家當看成不過是一隻公雞都能馱起來的家當，沒有什麽了不起，抄了再掙；第三不要吃現成的飯，去錦上添花，要雪裏送炭，不要給一棵大樹上添綠葉，那綠葉大樹不稀罕，要給一株小樹上添一朵花。”伯父的意思是說不要在人家已打成的江山裏做事，要在開創江山那邊做事。因此，他對我們弟兄們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也就是他說的當“八路”並不反對，對於陝西省委的巡視員、交通員以及來往的我黨人員由我父親和弟弟郝克順招待和掩護也不反對。他認為自己侄子們方麵的朋友是自己人。他把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看成是“創事”。因此，當他於1947年逝世時，仍認為“八家”（指共產黨）是要成功的，認為我們弟兄們所走的路沒有錯。當然他老人家的所謂沒有錯，完全是出於他所謂“八家”能成功，自己的侄子們要做大官，做大事，是榮宗耀祖，而不是他對共產黨和參加革命有什麽認識。他的這些哲學和思想，對我少年時代曾起了很大的影響。
1926年，直係軍閥劉鎮華圍西安。楊虎城部和李虎臣部守西安，我父親當時是守城指揮，多次打退劉鎮華鎮嵩軍的進攻。劉鎮華懸賞索我父親的頭未得，惱羞成怒，就派了一個團洗劫渭北各縣，兵到之處十室九空，我的家鄉成為洗劫的主要對象。我家得知土匪般的“糧子”到來，全家遷至距家不遠的三義村躲避。劉鎮華的軍隊一到，直奔我家的宅院，將騾馬和所有能找到的浮財搶掠一空。我們在距家很近的三義村朝不保夕，隻得再遷至我父親部隊曾駐紮過的耀縣。兵荒馬亂之中，我們這個逃難的大家庭，人口眾多，我當然上不成學了，每日還不得不和家中別的孩子們一起，清晨跑到縣城南門外的山上挖野菜，到石川河去撈河裏衝下來的柴火。白麵是很稀罕的了，就是蔬菜油鹽也十分匱缺。這年10月，馮玉祥部隊入陝，西安解圍，劉鎮華鎮嵩軍被驅逐出陝西。父親自西安凱旋歸來，坐著雙套騾子的轎車，帶了一大群馬弁，好不威武。我們全家老小也從耀縣回到了櫟陽老家。這時，白麵又有了，菜也有了，更不用下河去撈柴火了。但是，遭“糧子”搶掠過的家園已無複舊日之風光，而是滿目瘡痍，一片淒涼。財產既遭洗劫，日子過得拮據起來了，“詩”與“禮”那一層薄薄麵紗，便再也遮蓋不住物質的衝突了。堂伯郝隆光的兒子郝如泉、郝兢生與我伯父（家長）之間開始為家務爭吵不休了。
中國的封建家庭是由嫡係（俗稱正門）長子，長孫當家，就是家長，俗稱掌櫃的，就像巴金著名小說《家》、《春》、《秋》裏寫的那樣。我家六祖父是家長，他的兒子郝隆光從戎在外，六祖父去世時，正門長孫郝如泉尚年幼，不能當家，就把掌櫃的權交給了我們這股不是正門的老大，由我的伯父郝登基當了掌櫃的。伯父為家長的前期家庭尚和睦相處，到了一定時候，遇上“糧子”搶掠，遭難破產的情況下，家中起了內訌，吵著要分家了。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家庭要分是很不容易的，要請說話人，也就是現在說的調解人。請了當地紳士名流劉明齋老先生。劉明齋在清朝時是個秀才，參加了辛亥革命，是民國後三原縣第一任縣長。由他主持，並請了郝姓族長、姑姑、舅舅、姨姨等等。由他們主持與我們家各門協商。每次說話都得備席，經過多次說話決定：郝如泉弟兄合為一家，伯父和我父親合為一家，八叔父、九叔父、十叔父各自為一家。
分家給我幼小的心靈留下裂痕是最深的啊！一向受人稱譽的“四世同堂”的鍾鳴鼎盛之家，就這麽解體了；過去兄弟們、妯娌們、翁叟們、奶奶們之間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霎時間變成兩樣，在爭家當的日子裏，那貪婪和猙獰，竟一掃以往的“仁義”，一下子便暴露得淋漓盡致。為了爭一根椽子，什麽弟兄，什麽長幼，立刻反目為仇，你爭我奪，乃至破口大罵。十祖母本與我親祖母是親姐妹，平時十祖母對我們很好，對伯父也很好，我伯父也很尊敬她，分家時她已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伯父是掌櫃的，對她已多方照顧。但在人唆使下，她仍然不滿。正式分家產這天，隻見她披頭散發，拄著拐杖，來到大廳，就是那個裕德堂裏，大哭大鬧，說是分給我九叔父那房的份子少了，指著某一家具說，如果不給她，她就要墜命，還說我伯父分家不公，她要去櫟陽鎮政府告我伯父等等。頃刻間，裕德堂裏裏外外，哭叫者有之，爭吵者有之，謾罵者有之，那“耕讀傳家”多年的體統，通通蕩然無存。經說話人好不容易好說歹勸，才攙扶著她老人家進後堂，才算平靜下來。
更令我窘迫的，是我們這些純潔無瑕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分家這種尷尬。各房的大人，此時就紛紛慫恿著各自的孩子為自己搶拿東西，見什麽拿什麽。這時我已十多歲了，大小算是個讀聖賢書的人了，平日所學的是“溫良恭儉讓”，現在叫我去做這種事，羞慚得簡直是無地自容。我伯父過去勉勵我立誌時，是曾教訓過我說：“好兒不圖家當，好女不圖陪房”的。到了這時候，竟也與其他人並無兩樣，他叫我去為自己拿東西，我想起了書中講的，我覺得無論如何這樣拿東西，臉發紅，羞得受不了。我轉了一大圈，空著手回來了。他打著要我去，我哭著還是不去，他就罵我是個沒有用的“囊子”。這時，原先對我成龍成虎的期望，完全拋到九霄雲外。裕德堂分裂時這些觸目驚心的事情使我感到悲痛，並在我的心靈裏留下了厭惡這個家庭，痛恨這個家庭的創傷。是的，那巍巍城堡、那金碧輝煌的匾額，從此不再是神聖的了。雖然此時我還不足以洞悉它蘊含的意義，但已開始使我思索，厭倦，並在朦朧中萌動著新的渴求。我希望了解這個世界，我隱約地感覺到生活裏絕不僅僅是歡樂和肅穆，它還存在著使人驚愕和創痛的東西……
克勇這個名字，記得大約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我的八祖母（親祖母）逝世後所出的訃文上，按家譜我這一輩為“克”字輩，就給我的大哥起名克俊、二哥起名克傑，給我起名克勇，我弟弟起名克順。
我的家是個農村家庭。我的家鄉櫟陽，曾是古代秦國的都城。據史書記載：秦“獻公即位（公元前382年）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並於“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櫟陽”。秦獻公卒，秦孝公即位，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就在櫟陽。變法令未公布之前，為了取信於民，采取了“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南寺），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這個遺址就是現在櫟陽的南寺。曆史上第二個與櫟陽有關的大事，就是項羽入關，封了王，其中“立司馬欣為塞王，王鹹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章邯為雍王，王鹹陽以西，都廢兵（槐裏）。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後，劉邦率兵占領了整個關中，接著率軍東出潼關與項羽打仗，開始建都櫟陽，留蕭何，“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成了漢王劉邦的大後方。以後劉邦建未央宮將都會移長安，把他的父親封到櫟陽。其北二裏許的卷子堡即當時蕭何收取秦朝的檔案卷宗保存在這卷子宮裏。後落為梁氏家族居地，故名卷子堡。我的老伴梁楓即此村人。
櫟陽的地理位置在渭河以北，與高陵、三原、涇陽連成一片，地麵廣闊平坦，土地肥沃。櫟陽南望秦嶺（南山），北為橋山（北山），西北為嵯峨山。通過郝、邢兩堡之間有條官道大路，唐朝的開國皇帝李淵的陵寢就在櫟陽以北的三原縣徐木鄉永和村，為修建這個皇帝陵，派軍隊從渭河一直擺到北塬，由人傳送沙袋，使從渭河經櫟陽至北塬沿途撒的沙子成了一條路，就叫唐沙路，又名陽官道。
從涇陽、三原、高陵到我們家鄉櫟陽這一馬平川的土地上，是我國水利史上著名的鄭國渠灌溉的地方。這就是秦始皇時，韓國派了一位水利專家鄭國到秦國做間諜，鄭國到了秦國，就說服秦始皇動員人去引涇河水修渠灌溉，以致抽不出兵力東征，結果把渠修成了。這時發覺鄭國原來是個間諜，秦始皇要殺鄭國，鄭國說：“開始我是作為間諜來的，但為秦國修了渠灌溉田地也是為秦國做了好事。”秦始皇聽後沒有殺他，就讓他負責把渠修成。以後渠修成了可灌四萬餘頃良田，於是給渠起名鄭國渠。因為有了鄭國渠，渭北的涇陽、三原、高陵和臨潼的櫟陽糧食產量大增，所以就把這些地稱作“白菜心”。在我的家鄉仍留有鄭國渠的遺跡，渠已經不見了，但有些地卻稱南渠梁、中渠梁、北渠梁或者南鬥門、北鬥門等等渠的名稱。這個渠沒有了，我們那裏成了旱地，靠天吃飯，天不下雨就顆粒不收，農民的說法就是年饉來了。
以後櫟陽曾更名萬年，設萬年縣，再後來地區劃分，將櫟陽劃歸臨潼縣，它成了縣下的一個鎮——櫟陽鎮，算是渭北的一個有名的鎮。距離櫟陽鎮西八裏之處，就是我的家鄉郝邢村，郝姓與邢姓各建城堡，郝姓城堡內全是姓郝的。
從我3歲能記事起，我的家是一個號稱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鼎盛時期，有50多口人，擁有400多畝土地，一座油坊，一座粉坊，有馬、騾、牛、驢等大牲口幾十頭，兩輛大車和一輛轎車，雇有八九個長工。在郝家城堡內，我的家最大最富。這個城堡的牆很高、很寬，牆的寬度以至於可以在上麵行車走馬。城牆上壘有槍眼，城牆外是去高陵、三原的官道大路。城堡內有大澇池，有兩棵四個人摟那麽粗的古槐樹。朝著城堡的城門很高很大、房屋很多的兩院住宅就是我的家。門前有一對大石滾，兩旁裝有兩個石鼓，砌著五個石台階，距地麵約三四尺高。房很高很大，屋簷很寬。門楣上掛著三塊黑漆金字北魏體的大匾，正中是“耕讀傳家”，兩側分別是“公正可風”和“德高望重”。宅院寬大甚深，最後是正廳，大廳上高懸“裕德堂”三字。正廳東西兩邊的粉壁上掛滿字畫，西邊掛滿了鬆竹梅、山水、二十四孝圖等；東邊掛有相傳為嶽飛書寫的諸葛亮《出師表》和陝西著名翰林白遇道所寫的《朱子家訓》、牛昭嵐（牛才子）所寫的《蘭亭序》等。這就是當時向鄉裏所炫耀的東字西畫。大廳中間的牆上掛著神軸（卷），即各代祖先神軸。每逢婚喪大典和春節，不僅都要全幅掛起來，並且還要由父兄輩中有功名或有學問的長者，向我們一群在私塾專館上學的子弟講解背誦朱子家訓和灑掃應對敬酒、轉角換手等繁文縟節一大套，並以此作為選才培養的標準，分別為上學、經商、留家務農三大類。庭院裏還有一座藏書樓，收集了很多線裝古書。我小時候就是臨摹門上的匾，學寫毛筆字並到藏書樓讀古書的。當地一位很有名的老先生劉明齋指著大門上“公正可風”的匾常對人說：“這個‘公正可風’是有點來曆的啊！”
相傳我的祖先是山西榮火縣人，大概在明朝時，從山西遷移到陝西的，以後又定居櫟陽的。那以前的事甚為渺茫，我也說不清楚。
我聽說我們這個大家是在清朝同治年間以後，由我祖先兄弟七人共同創建起來的。
大概在鹹豐末年，我的這個家很窮，爺爺兄弟七人，住在郝邢村西村外的一個破地窯裏。隻有五六畝地。我國西北地區的黃土高原上，土層極厚，有的厚達數十丈，利用這種高原黃土的黏性和“壁立性”，農民常常依崖鑿洞而穴居。沒有山崖，就平地挖出一個大方坑，在坑的三側鑿洞，一邊修坡下窯，叫做“地窯”。我的祖父們就住在這樣一個地窯裏。按照宗族的排行，我的祖父排老八，稱八爺，其他有六爺、九爺、十爺、十二爺（除去十稱二爺）等等，我的祖父八爺是個著名的木匠，九爺是鐵匠，十爺種地以後賣蒿子，二爺在漢中經商，六爺是榨油的梁頭（即打油的技師）。除十爺種地在家外，其餘都給柳村財東綽號叫“西北風”的朱姓做長工，六爺是我家的主要創業人。這些祖父早年去世，我沒有見過麵，隻有十爺大約在我5歲時也去世了，我隻是模模糊糊記得，這是一位常常帶著他的小孫子割草、拾糞的老人。
六爺個子很高，身子很結實，力氣特別大，是個有名的油坊梁頭，飯量也特別大，吃蒸饃能吃6個，吃撈麵條不用大碗，用比耀州大老碗還大的黃瓷盆。一頓飯要吃2斤糧。這時，他給姓朱的大財東家開的油坊當梁頭。農村手工式的油坊，是一種木結構，一根比房屋大梁還要粗，約三丈長的大梁，一頭掛上一個石碌碡用滑輪把梁升高，不斷給梁加木楔子，加大梁的力量。六爺就是掌握榨油技術和能把楔子打得深和多的榨油工，農村稱“梁頭”。因為他的技術高，力氣大，由他掌管蒸榨油原料（棉子、菜子），做榨油打楔子等既要力氣又要有技術的活時，他總比別的梁頭要多出20斤油，因此很受姓朱的財東器重，將他的女兒嫁給我六爺，這位財東姑娘就是我的六祖母。
六爺雖然沒有文化，卻是個聰明人，他心中有數。他明白財東看中了他，絕不是看上了他這個一無所有的人，而是看上了他的榨油技術。在封建宗法製度裏，女婿不過是個外人，主人把女兒嫁給他並不是保證他不受窮，倒是更便於使用他這個勞動力。但他已經成了家，他心中有自己打算，要創業。他自己拚命地幹，白天在油坊裏幹，晚上為自己拉犁種地，要攢錢，要創業。他買了一個大“撲滿”（笸籮），與幾位弟弟商量，自己做工、賣蒿子的錢不能自己任意花掉，要節衣縮食，大家都要把每月每日掙得的麻錢投進這個“撲滿”中，任何人不能私自打開“撲滿”，直到年底當眾打開，計算這一年攢了多少錢。這時，無主的荒地遍野，幾個弟兄辛勤勞動，日積月累，很快就攢了一筆錢，向官府買了幾百畝荒地，大家不再外出做工了，可以開墾荒地種莊稼了。
朱家財東不讓六爺離開他家，繼續當梁頭為他榨油。六爺是個有心人，就偷偷置了榨油的工具，自己也開了個油坊，給朱家榨油也給自己榨油。以後離開朱家，雇了長工，教了徒弟，再不需自己下苦用榔頭去打榨油梁的楔子了，逐漸變成按過去主人對待自己那樣去對待雇工了。我的幾位祖父在六爺帶領下，終於創建了一個封建大家庭。六爺怎樣掌管這個封建大家庭我不知道，我記得伯父為這個家的掌櫃時，大廳已掛上了“裕德堂”的匾。每至歲末，把全家老幼齊集在裕德堂大廳裏，長輩們在上端坐，子孫們在下肅立。開始由伯父帶領全家祭祖叩頭後，他即席訓示，總結一年的生產和家務，褒貶得失，獎勤罰惰，條理分明，極富威嚴。在晚輩們的眼中，伯父是一位甚可敬畏的長者。在他的麵前，在這裕德堂裏，我自幼年就感到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甚至產生過一個大家子弟的自豪感。
然而及至年齡稍長，我也知道就在這個莊嚴的大廳裏，在同樣肅穆的氣氛中，封建禮法怎樣埋葬過一個年輕婦女的青春，那便是我婆，也就是十二祖母。我的親祖父排行為八，我的十二爺也叫二爺早亡無子，就將我父親過繼給二婆，我叫婆，反把我的親祖母改叫八婆。我親祖母一直隱瞞，不讓我們孫子輩知道此事。直到我已經上了學的一天，她生病了，走路很困難，被我碰上，立刻上前攙扶。過路的人看見說還是骨頭裏親，我聽了不解其意忙問八婆，她才告訴我，她是我的親祖母。我從小在婆也就是十二祖母身邊，她向我訴說過她的遭遇。
我十二祖父是在漢中做生意，做的是鹽米生意，他是個二掌櫃，民間稱“切家”。他善於做生意，把四川做鹽米生意的人擠走了，在漢中站住了腳。十二祖父原配早夭，我婆是繼室。沒有幾年十二祖父吐血亡故，我婆年方二十，無子。十二祖父死後，把靈柩搬回，出殯之前，我的家族邀請她的父、舅等娘家人至家，征詢她是否守節。在那種以三綱五常為“德”的社會，這種征詢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形式，尤其對所謂大家的婦女。這位十二祖母的父親是位儒生，從小就向她講授過《女兒經》和《禮記》，因此她回答當然是“願意守節”。於是她被尊為節婦，並在十二祖父出殯之前，要為十二祖母舉行守節儀式，這個儀式隆重得很，把我十二祖母扶到裕德堂大廳的最高座位上坐下，由家族最高領導也就是族長五爺率領幾輩人，兒子、孫子輩等分別列為幾排，一齊向這位守節婦婆磕頭、掛紅、喝三杯酒。按當時的習俗，如果不願意守節，就在辦完丈夫喪事後領回娘家，再由娘家改嫁，不能由婆家改嫁。因為守節，這位十二祖母便這樣被埋藏了一生，整整寡居守節40年，受盡難以忍受的痛苦，活到60多歲便去世了。
我家鼎盛時期有50多口人，由我伯父郝登基繼承六祖父當家長。除堂伯父郝登禮（隆光）、父親郝登弟（鵬程）和堂兄郝兢生（郝隆光之二子）在外搞軍隊外，這個家庭由八叔父、十叔父（係九祖父之子），九叔父（十祖父之子）和堂兄郝如泉（郝隆光長子）等經營。那時共有土地400多畝，房屋兩大院，油坊一個，粉坊一個，牛、馬、騾、驢幾十頭，大車兩輛，轎車一輛，雇長工八九人，農忙時節還要雇短工數十人。
我們從住破窯上升到擁有數百畝地、高房大馬的大家族了。但因為它還隻是一個土財主，還常常受官府和權貴的氣。所以掌管這個家庭的掌櫃——我的六爺，就決定他的晚輩，也就是我的父輩們要讀書，以學優登仕。這除了光耀門庭外，更為現實的倒是希望通過讀書的階梯，能謀取一官半職，以對付官府和地方權貴的欺壓。我們家第一位讀書人是我的堂伯父（六爺之子）郝隆光，他的原名郝登禮，字開始為龍光，以後改為隆光。這位堂伯父，我隻見過他一麵，那是我在童年時候的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小孩，光著P股在大門廳裏鋪的一張席上玩，他從外麵身著戎裝走進門，拍拍我的P股說：“這是咱們家一隻虎，好好念書吧！”當時我受到稱讚，心裏很高興。那是清朝光緒年間，他參加過科舉考試，本來他已經考取了秀才，在考場門口，被衙役、師爺攔住，要他行賄，被他嚴詞拒絕，結果已考取的秀才被黜免了。從這一天起，他立誌不再應試，並且從那世道中自己總結出一條處世之道，以此教誨後代：“房蓋低，地種少，多讀書，少應考。”顯然，他看透了科舉製度的黑暗，也深深感到在一個腐敗的政權的統治下財產並無保障。但他卻認識到知識是有用的，因此他仍鼓勵子弟們要多讀書。秀才未中，他就以數百銀子買了一個斜口監生（和秀才資格一樣），在臨潼縣裏當起士紳來了。
我這位伯父體高魁梧，以後棄文投武，跟隨富平胡笠僧（胡景翼）組織的民軍，參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胡景翼搞了10個連，我伯父是一個少校連長。我伯父回到家裏，賣了50畝地，向臨潼的一個銀匠，買了來複槍，也叫快槍，就是現在的步槍，還為胡景翼拉部隊。我們家有個特點，在部隊都搞“獨立”。伯父搞的是獨立連，我父親在楊虎城部也是獨立連。1951年我奉命率西北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進軍西藏，這支部隊對外也叫獨立支隊。
1914年袁世凱的爪牙直係軍閥陸建章來陝任督軍。1915年袁世凱稱帝，陝西和全國一樣，義軍四起。陸建章之子陸承武以中堅團駐渭北，胡景翼部首先發難，生擒承武。陸建章派部隊來奪，我伯父的獨立連在渭河以北的繩武村死守，被陸建章包圍。伯父作戰英勇，因被敵人包圍，全連大部傷亡，本來他可以突圍逃走，但他堅守陣地，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壯烈犧牲。陝西義軍群起反陸，終於將陸建章驅逐出陝境。胡景翼為紀念反對直係軍閥陸建章而犧牲的烈士，在富平縣美原鎮立了紀念碑。
伯父郝登基是我父親的親哥哥，於解放前已經辭世了。他年輕的時候，隻讀了幾天書，因為我祖父死得早，是寡婦祖母的過繼兒子，曾被歧視而趕出門給別人當過長工。但由於他是個有心之人，並能刻苦鑽研，不但學會和熟練掌握了鐵匠、木匠、榨油等技術，而且幾乎熟讀了所有古代農業、畜牧學書籍，對農田、水利、土壤、棉花種植、選種等都有很好的研究。這位伯父又是個按關中方言稱作“痰氣”的典型人物（“痰氣”本義是指神經不正常，如果以詼諧的語氣出之，其含義往往是褒貶各半，相當普通話的“神經兮兮”）。
關中的農村有農民娛樂的組織叫“自樂班”，我家是自樂班的班主，這是我六祖父創立並由我伯父繼承下來的。我家的祖傳寶物，一個是銅鑼，一個是我父親的馬五劍，一直保存到現在。自樂班宣傳為官為宦，聯絡農民之間的感情，當時民間稱自樂班的活動為“喧嘩”。開始我一直不知是哪兩個字，後來，我從陝西地方語匯中才查到，得知是“喧嘩”兩字。自樂班唱的是秦腔，是清唱，但民間不叫唱戲，而叫“喧嘩”，或叫“亂彈”。自樂班的樂器（鼓、鑼、鈸）民間稱“響貨”。我的家鄉參加自樂班的人很多，自樂班也很多，彼此競爭。我家這個自樂班不僅唱得好，“響貨”也好，特別是銅鑼，有一聲鑼退二十的說法，就是銅鑼敲三聲，有二十個自樂班一聽，甘拜下風，不參加比賽，都退場走了。
我的六祖父給朱家油坊當長工，當梁頭打楔子，已經累得夠嗆，但他還要大著嗓門唱亂彈，有了錢創了業，他就組織起來自樂班。他就是個“痰氣”式的人物。賣了50畝的土地，買了一個銅鑼。六祖父把自樂班組織起來了，拉出去與別人家的自樂班比賽老是輸。這個自樂班唱得好，弦索也好，就是響貨比不過人家。這個時候，我六祖父聽說蘇州有個鑼很有名氣，價也極高，他就通過鹽商的關係買通縣長，賣了50畝地，把這個鑼買到手。這個鑼的特點：一般鑼敲一下，其音波能波到12環就已相當好了，而這個鑼敲一下，音波則是24環，一個聲音與一個聲音不相同，這個鑼響24環要調換8次音。我家自從有了這個鑼以後的自樂班，誰也比不過了。
這個鑼傳到伯父郝登基手裏，他愛鑼如命。軍閥混戰，社會很亂，土匪來了，糧子（群眾對軍閥的軍隊的稱呼）來了，老百姓就躲避起來。這時，我的伯父對我家的金銀財寶，大騾大馬全不顧，隻將大煙盒和這個銅鑼向褡褳裏一裝，背著就跑。由此可見，他是多麽愛銅鑼啊！
因為我家有自樂班，家裏人都懂戲，也愛唱戲。我父親就會唱戲，伯父更有名氣，特別唱嶽飛、唱諸葛亮的戲很出名。伯父作為響主，戲唱得好，唱壓台戲，加上“響貨”好，就使這個自樂班出了名。
那時所唱之戲，主要是忠臣、奸賊之類，什麽二進宮、諸葛亮、嶽飛、金兀術之類。因為我家是響主，對三國演義、東周列國都是很熟的。那時民間流傳有十大本，都是比較長的戲，一直唱到深夜。還有燈影戲、木偶戲，連我母親都懂戲，能聽出誰唱得好誰唱得壞。我還在祖母懷裏就聽到香山還願一類戲。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小這些東西就給我灌輸了什麽是忠臣，什麽是奸賊，以及英雄豪傑之類東西，在我還沒有上學之前，就已經灌輸了很多。還有民間所傳的故事，主要講因果報應，好人壞人、忠孝節義等；還有民間農時節氣，農諺之類。我從民間的這些傳說中得到的結論是：過去的有些知識分子，對醫藥衛生、健康、生活，窮人受苦，富人為富不仁等等，以及婦女、兒童、窮人爭自由權利，都有意識給戴上迷信、宗教的色彩，把它神化了，鬼化了，因果報應化了。例如到了農曆臘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必須給所雇的長工放假，過了正月初五之後才能上工。說要是對長工過了臘月二十六日還不放假，就要家破人亡！這是以迷信的辦法來換得給窮苦人的一點好處。民間有個日子叫“不當”，就是這一天應該休息，不要幹活，如大年初一，不能掃地，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初五這幾天，不能打罵孩子，不能吵架，不做針線活，說做了針線要瞎掌櫃的眼睛等等。我查史書，禮記上就有“不當”這個詞。現在國務院規定實行五日工作製，我國早在漢朝就是五日輪休，金木水火土五日完了就得休息，不休息就要遭殃的。還有向窮人討債，最遲隻能在臘月三十上午之前，當家中貼了門神，把祖先祭起來，討債人再不能進門了，因為這時土地等神已到，外人再來討債是會得災的。
伯父郝登基這個人，平時節約得很，看起來有些刻薄，但對供孩子讀書，他從不吝嗇，舍得花錢。他曾賣了50畝地去買一部宋版陳壽著《三國誌》。陝西的一位文化名人牛昭嵐，人稱牛才子，本是清朝一位翰林，不去做官，來到三原嵯峨山，開了個道學學院，在那裏講學。我伯父讀書不多，但結識了這位牛才子，向牛才子專學易經，學八卦，他對易經學得很精，用易經陰陽推算，算卦出了名。1929年是關中的大年饉，三原一位有名望的人，因為年饉來了，家破產了，生活發生了困難，拿了這部宋版陳壽著《三國誌》到橋頭（魯橋鎮）去賣，書價100兩銀子，人們對宋版書不識貨，沒人買。牛才子得到這一消息後就向我伯父推薦說：“你對後人不要把土地多置，要是家有這部書就了不得了。”牛才子識貨，知道這部書的價值。我伯父一聽同意了，就決定賣地買這部書。正值年饉，人們的命都難保，有誰還要地呢？那時一畝地才值一兩銀子。伯父一狠心賣了50畝地，才得50兩銀子，又籌了50兩，湊齊100兩，約定在三原橋上交貨。牛才子說：這部書是三原縣的一寶，千萬不能讓縣政府知曉，如果三原縣政府知曉就要阻攔，不讓書出三原地界。我家有馬有轎車，伯父帶了買書之款坐著轎車，來到三原的橋上，付了款接了書，立刻乘車揚鞭，一溜風跑回櫟陽。
從1928年下半年起直到1929年冬一直無雨，大旱之後緊接蝗災、瘟疫，蝗群過境，遮天蔽日，數百畝、上千畝莊稼須臾食盡。關中一帶，赤地千裏，據記載：全省受災地區達80餘縣，災民5355264人，其中關中314015人，全省因災死亡250餘萬人，到外省逃荒40餘萬人。因為災害全省人口從940餘萬減至650餘萬。這就是人們一提仍有後怕的“民國18年年饉”。這時我們家雖然還有些糧食，但按照伯父的計劃，也實行了計口授糧。
我伯父在農業方麵是有天才又善於經營。因為年饉我失學了，我與長工同樣待遇，並生活在一起。這年冬天特別冷。雞叫二遍，我伯父把一家人都叫起來。那年月因為大旱，土地都結在一起，一犁就是一大堆土塊，關中方言把這土塊叫“胡基”。人們餓著肚子，但伯父讓我們早早起來，捶打“胡基”，或者挖秫黍（高粱）根，打掉根上的土，用秫黍根作柴燒（過去我家燒煤，這時買不起煤，就燒秫黍根）。我們一早打胡基，不大一會就餓得腰都直不起來。到地裏幹活我腰裏別一本書，當我與表兄抬秫黍根回家的路上，我讓他走在前邊，我跟在後邊，就把書擱在擔子上，邊走邊看。一次被伯父看見，生氣地吊下臉，動手就打我，還罵我：“懶蟲！你念書能當飯吃？”這時，他已忘記或者顧不得過去對讀書的重視和對我的期望，所以“小老虎”就一變而為“懶蟲”了。
一直挨餓，人漸漸支持不住了，祖母年邁已經躺在床上起不來了。見此情景，伯父隻得向遠在山東的弟弟也就是我父親求援。他先把劉明齋先生請來，讓他給我父親寫信，向我父親要錢；又請張子昌先生給我父親寫信，結果都不見回音；他又到高陵縣，請世順魁字號的二掌櫃先生再給我父親寫信，還是不見回音。後來才知道，這些信到父親手中時，都被他的小老婆從中阻攔，父親未能給家寄錢，也未複信。
伯父懂易經，學會“文王神課”，窮極無奈，他於晚上決定要卜算一下，為什麽這些信都沒有起作用？卦象卜出，其解是“家有魁星”。魁星者，文曲星也。我家幾輩人，秀才都沒有撈著一個，哪有什麽文曲星？伯父怔怔地思索了半夜，猛然想到：要講文才，永娃這孩子讀書倒是很穎悟的，莫非應在他身上？但小小年紀，算得了數嗎？一想如今饑寒交迫之際，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叫永娃子（我的乳名）給他大（父親）寫封信試試。他把我叫到跟前說：“給你大寫封信，就說這裏年饉嚴重，一家人都快餓死了，看他管不管？”這時我已十幾歲了，讀過許多古書，還跟劉明齋學會寫狀子。於是，我握起筆，以伯父的名義，按照寫狀的格式，稍加思索，提筆就寫。也是年饉挨餓死人之情，曆曆在目，湧上心頭，埋頭疾書，竟是一揮而就。那信的內容，後來大人們常常複述，感慨備至，所以多年之後還記得些。父親說，他接過此信，當看到“赤地千裏，民不聊生，百裏斷炊，野殍在道。賣兒鬻女，老母臥床，骨瘦如柴，兒女滿堂，嗷嗷待哺，難以為生”這幾句時，不禁痛哭失聲，順手打了小老婆兩下耳刮子，立刻給家寄回200塊現洋。這封信寫好念給伯父聽，他也哭了。我父親還對當時在他身邊我的哥哥說：“家中有這樣的孩子，能讓他把學業荒廢下去嗎？”於是決定把我接出去讀書，這是後話了。
那時的200塊現洋，是個不小的數目。錢一到家，伯父覺得我的這一封信，竟然比賬房先生和我的兩位老師寫的還起作用，看來卦上“魁星”之說，不為無稽，從此對我又另眼相看，不再罵“懶蟲”了。不過平心而論，賬房先生的文筆固然不見得高明，但當時我的寫信水平，自忖是不會超過兩位老師的，無非是情真意切，身臨其境才可寫出來的罷了。
伯父是位有心計的人，他的心也硬。收到父親寄回的200塊現洋，他沒有用來度荒，而是買了三石麥種（約1000斤）。伯父說：“就是把人餓死完也不準動一粒種子。”以後他幹脆把種子埋在他的臥室內，上麵蓋上石板。剩下的錢就買地。在我家一片40畝和一片50畝的中間，插了別家一塊地，就像個楔子插在那裏。過去找人說話願出三倍之價，這家不幹。現在年饉一個銀元就可買一畝地，我家以每畝5元之價把這塊楔子地買了過來，總共買了100畝地。至於吃飯，還是照舊，仍喝刺薊麥糝湯，來客也隻添水不添糧。年饉買地固然是乘人之危，明明放下幾石麥卻不讓人吃飽飯，連家裏人都無法理解。伯父這些苛刻措施，惹得裏裏外外的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正是因為他的心太狠，所以才不生兒子，光生女娃。但要論經濟頭腦，我伯父算得上是個天才。
那一年他除買了地，第二件事就是把舊房拆了，把木料劈成木柴賣。災荒之年燒柴極貴。他決定把已經破舊的後樓拆了，木料賣不到幾個錢，就讓我表兄把木料鋸成一截一截，劈成木柴，由我表兄用牛車拉到三原縣去買。我曾跟著去賣過，一算竟比木料要多賣3倍的價錢。我伯父的理論是：“房是浮財，地是根本。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他倒懂得政治經濟學，分清了什麽是生產資料，什麽是生活資料。拆房賣柴得到一筆錢，使刺薊麥糝湯中所摻的麥糝子稍微稠了一點。這一年為了度災荒，將本來不能吃的古槐花都吃了。我家門前的古槐花落了一層，伯父就叫家人把槐花掃起來，撿淨，用清水漂過，加點麵粉蒸著吃，他還讓把槐豆摘下來吃。
第三件就是塘土種麥。在1929年農曆八月十五日之前，除了祖母和伯母之外，他下令全家大小一起下地，打畛子準備種麥。胡基已經打碎，由於久旱，地裏的土已成粉末，一腳踩下去可以埋住腳的塘土向下挖沒有一點墒。一家人在那裏整地，弄得塵土飛揚，個個成了土人。過路的人莫明其妙，經詢問聽說這家人在塘土裏種麥就搖頭，認為一定是瘋了。我伯父對議論者不予理睬，或者說他算過卦，卦上說今年幹地也能種麥。其實他是從《齊民要術》中學的，那裏講“大旱之後，必有大雪”，麥先種下去，地遇雪水不就有墒了。中秋節這一天，他令人到高陵世順魁鋪子裏取來五封月餅，晚上召集全家人賞月，大家吃過月餅後，他宣布：“要穿穿個綢褲子，要脫脫個精尻子。明天咱們種麥，要麽全家毀滅，要麽全家興旺！”雞叫二遍，他把一家人趕到地裏，連夜開犁，天明搶種，把3石種子全種了，共種了100多畝。家裏人抱怨說：“你把咱們全家人往死裏累嗎？哪見過把麥種到塘土裏？”他回答說：“話我已經說過了。你們沒念過書也看過戲，戲上常說三年大旱，什麽時候說過四年大旱？”硬是按他的主意，把麥都種下去了。下種前，他把麥種都用炕灰拌過，乍看看不出什麽。這也是他的心計：一來炕灰是很好的肥料，二來拌過的麥粒地老鼠不吃，三來也防人偷去吃掉。話雖如此，家裏人並不放心，有的根本不信，有的半信半疑。隔幾天到地裏刨開看看，種子毫無動靜，再隔幾天看看，還是毫無動靜，人們都說他糊塗了。農曆十月一日，農村習俗是給祖先“送棉衣”，買了火紙夾上點棉花到墳上燒掉就算是“棉衣”了。上罷墳，天變了，不一會兒飄雪花了，真是鵝毛大雪，這一年連下了六場大雪，積雪三尺多厚。這下伯父寬心了，臉變得不那麽嚴峻了。他吩咐給野菜湯裏多加麥糝子，讓大家肚子吃得比較飽了。
雪霽，他悠然到櫟陽鎮去買牛。年饉時的牛，人還沒有吃的，哪裏還喂得起，瘦得露出骨頭，因牛瘦價錢便宜，幾塊錢能買一頭，他一下子買了好幾頭。這種瘦牛口齒輕，不過跟人一樣是肚子餓的，喂好了很快就膘肥體壯。冬天已過雪化了，伯父到地裏看種的麥，刨開一看，果然見那麥子生出了黃芽！開春地暖，很快麥子長出地麵。見此光景，伯父就到北山量糜子，糜子雖是粗糧，卻是正經糧食，這以後吃糜子粥，就可以吃飽了。一連幾年顆粒不收，等於休閑，地力特別壯，加上上肥和炕土的肥力，麥苗出土後就發瘋似的長，墨綠墨綠的，幾天變了樣。麥子成熟每畝就打一石多（300多斤），100畝小麥就打了100多石，20多畝大麥竟打了60多石。先收了大麥，他讓家裏人用大麥麵壓餄餎，這回讓大家放開肚子吃。這一年，我們家是當地獲得豐收的一家。方圓百把裏的人家都來賒我家的糧。荒年糧價極貴，伯父不要錢，他說：“年饉坑人是損陰德的，”隻要求賒一鬥大麥還一鬥小麥就行了。同村中那些對我伯父佩服的人，見我伯父塘土種麥也跟著試種，結果都獲得好收成。
年饉尚未過去的1930年11月，楊虎城出任陝西省主席，他深感陝西人民身遭大旱之苦，立即請來舉國聞名的水利專家李儀祉並委任他為陝西省建設廳長，領導興修水利。李儀祉決定首先修涇惠渠。李儀祉深入實地進行勘測，並走訪群眾進行調查。我伯父就向他講鄭國渠，並領李儀祉去看鄭國渠的遺址，向李儀祉介紹南渠梁、中渠梁、南鬥門、北鬥門等。李儀祉就選涇河所經涇陽縣的崔咀，築橫跨涇河之攔河大壩，渠首引水閘，引水涵洞，排洪橋，退水閘及引水鬥門等工程。基本按鄭國渠走向，分總幹渠、南幹渠、北幹渠及8大支渠，全長270公裏，灌溉禮泉、涇陽、三原、高陵、臨潼5縣田地65萬餘畝。過去的旱地變成水地，旱澇保收，我的家又興旺起來了。
我伯父郝登基沒有兒子，因為他見我小時聰明，書念得好，就特別愛我。他別的錢舍不得花，但對我讀書願意花錢。他是希望家中能有個在外做官的人給他撐門庭，這是很自然的事。另外，他對我教育還有一套獨特的哲學。他經常向我講：“一個人念了書以後，若沒有膽量，就應該守在家裏，拉狗取鐵鍁，抱娃收雞蛋，成為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在家過一輩子。若要外出做事，就必須有膽量，要能有第一不怕死，要有那種把頭割了隻當是頭上的草帽子飛走了的精神；第二不顧家，不要怕抄家，把咱家的家當看成不過是一隻公雞都能馱起來的家當，沒有什麽了不起，抄了再掙；第三不要吃現成的飯，去錦上添花，要雪裏送炭，不要給一棵大樹上添綠葉，那綠葉大樹不稀罕，要給一株小樹上添一朵花。”伯父的意思是說不要在人家已打成的江山裏做事，要在開創江山那邊做事。因此，他對我們弟兄們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也就是他說的當“八路”並不反對，對於陝西省委的巡視員、交通員以及來往的我黨人員由我父親和弟弟郝克順招待和掩護也不反對。他認為自己侄子們方麵的朋友是自己人。他把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看成是“創事”。因此，當他於1947年逝世時，仍認為“八家”（指共產黨）是要成功的，認為我們弟兄們所走的路沒有錯。當然他老人家的所謂沒有錯，完全是出於他所謂“八家”能成功，自己的侄子們要做大官，做大事，是榮宗耀祖，而不是他對共產黨和參加革命有什麽認識。他的這些哲學和思想，對我少年時代曾起了很大的影響。
1926年，直係軍閥劉鎮華圍西安。楊虎城部和李虎臣部守西安，我父親當時是守城指揮，多次打退劉鎮華鎮嵩軍的進攻。劉鎮華懸賞索我父親的頭未得，惱羞成怒，就派了一個團洗劫渭北各縣，兵到之處十室九空，我的家鄉成為洗劫的主要對象。我家得知土匪般的“糧子”到來，全家遷至距家不遠的三義村躲避。劉鎮華的軍隊一到，直奔我家的宅院，將騾馬和所有能找到的浮財搶掠一空。我們在距家很近的三義村朝不保夕，隻得再遷至我父親部隊曾駐紮過的耀縣。兵荒馬亂之中，我們這個逃難的大家庭，人口眾多，我當然上不成學了，每日還不得不和家中別的孩子們一起，清晨跑到縣城南門外的山上挖野菜，到石川河去撈河裏衝下來的柴火。白麵是很稀罕的了，就是蔬菜油鹽也十分匱缺。這年10月，馮玉祥部隊入陝，西安解圍，劉鎮華鎮嵩軍被驅逐出陝西。父親自西安凱旋歸來，坐著雙套騾子的轎車，帶了一大群馬弁，好不威武。我們全家老小也從耀縣回到了櫟陽老家。這時，白麵又有了，菜也有了，更不用下河去撈柴火了。但是，遭“糧子”搶掠過的家園已無複舊日之風光，而是滿目瘡痍，一片淒涼。財產既遭洗劫，日子過得拮據起來了，“詩”與“禮”那一層薄薄麵紗，便再也遮蓋不住物質的衝突了。堂伯郝隆光的兒子郝如泉、郝兢生與我伯父（家長）之間開始為家務爭吵不休了。
中國的封建家庭是由嫡係（俗稱正門）長子，長孫當家，就是家長，俗稱掌櫃的，就像巴金著名小說《家》、《春》、《秋》裏寫的那樣。我家六祖父是家長，他的兒子郝隆光從戎在外，六祖父去世時，正門長孫郝如泉尚年幼，不能當家，就把掌櫃的權交給了我們這股不是正門的老大，由我的伯父郝登基當了掌櫃的。伯父為家長的前期家庭尚和睦相處，到了一定時候，遇上“糧子”搶掠，遭難破產的情況下，家中起了內訌，吵著要分家了。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家庭要分是很不容易的，要請說話人，也就是現在說的調解人。請了當地紳士名流劉明齋老先生。劉明齋在清朝時是個秀才，參加了辛亥革命，是民國後三原縣第一任縣長。由他主持，並請了郝姓族長、姑姑、舅舅、姨姨等等。由他們主持與我們家各門協商。每次說話都得備席，經過多次說話決定：郝如泉弟兄合為一家，伯父和我父親合為一家，八叔父、九叔父、十叔父各自為一家。
分家給我幼小的心靈留下裂痕是最深的啊！一向受人稱譽的“四世同堂”的鍾鳴鼎盛之家，就這麽解體了；過去兄弟們、妯娌們、翁叟們、奶奶們之間和睦相處，親如一家，霎時間變成兩樣，在爭家當的日子裏，那貪婪和猙獰，竟一掃以往的“仁義”，一下子便暴露得淋漓盡致。為了爭一根椽子，什麽弟兄，什麽長幼，立刻反目為仇，你爭我奪，乃至破口大罵。十祖母本與我親祖母是親姐妹，平時十祖母對我們很好，對伯父也很好，我伯父也很尊敬她，分家時她已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伯父是掌櫃的，對她已多方照顧。但在人唆使下，她仍然不滿。正式分家產這天，隻見她披頭散發，拄著拐杖，來到大廳，就是那個裕德堂裏，大哭大鬧，說是分給我九叔父那房的份子少了，指著某一家具說，如果不給她，她就要墜命，還說我伯父分家不公，她要去櫟陽鎮政府告我伯父等等。頃刻間，裕德堂裏裏外外，哭叫者有之，爭吵者有之，謾罵者有之，那“耕讀傳家”多年的體統，通通蕩然無存。經說話人好不容易好說歹勸，才攙扶著她老人家進後堂，才算平靜下來。
更令我窘迫的，是我們這些純潔無瑕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分家這種尷尬。各房的大人，此時就紛紛慫恿著各自的孩子為自己搶拿東西，見什麽拿什麽。這時我已十多歲了，大小算是個讀聖賢書的人了，平日所學的是“溫良恭儉讓”，現在叫我去做這種事，羞慚得簡直是無地自容。我伯父過去勉勵我立誌時，是曾教訓過我說：“好兒不圖家當，好女不圖陪房”的。到了這時候，竟也與其他人並無兩樣，他叫我去為自己拿東西，我想起了書中講的，我覺得無論如何這樣拿東西，臉發紅，羞得受不了。我轉了一大圈，空著手回來了。他打著要我去，我哭著還是不去，他就罵我是個沒有用的“囊子”。這時，原先對我成龍成虎的期望，完全拋到九霄雲外。裕德堂分裂時這些觸目驚心的事情使我感到悲痛，並在我的心靈裏留下了厭惡這個家庭，痛恨這個家庭的創傷。是的，那巍巍城堡、那金碧輝煌的匾額，從此不再是神聖的了。雖然此時我還不足以洞悉它蘊含的意義，但已開始使我思索，厭倦，並在朦朧中萌動著新的渴求。我希望了解這個世界，我隱約地感覺到生活裏絕不僅僅是歡樂和肅穆，它還存在著使人驚愕和創痛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