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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驅 功垂青史

  center楊永華

  center(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

  今年10月4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傑出的無產階級軍事家、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劉誌丹誕辰100周年紀念日。追懷劉誌丹的光輝業績,我們無不感到驕傲和自豪。他那一心向黨、曆經坎坷、屢遭挫折而不屈不撓的堅定信念,他那剛正不阿、堅持真理、無私無畏的政治勇氣和高風亮節,他那顧全大局、不計個人得失、自覺維護團結、自覺維護黨的領導的高尚品德,他那深謀遠慮、嫻熟的鬥爭藝術和頑強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鐫刻在我們心中,永遠難忘。他以自己卓越的智慧和重大的曆史貢獻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深切愛戴。

  @@組織兵運 創建革命武裝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鎮壓革命勢力,大批的共產黨員和愛國誌士慘遭殺害,白色恐怖籠罩全國,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但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沒有嚇倒中國共產黨人,敵人的鎮壓更加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抗。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中共陝西省委確立了“在西北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的“特要任務”,發出了“黨到農村去”、“黨到軍隊去”的號召,提出了掌握武裝力量、組織發動革命的兵變,培養黨的軍事幹部,組建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的要求,將鬥爭的重點轉移到農村和國民黨軍隊中,積極準備武裝起義,把瓦解敵軍、變白軍為紅軍的革命兵變,作為黨的中心任務。在劉誌丹等人的領導下,先後組織發動了70多次兵變,雖然大都失敗了,但它是我黨在西北地區組織創建革命武裝鬥爭的重要嚐試,強烈地震撼了西北反動政權的統治基礎,喚醒和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鍛煉和培養了黨的軍事幹部和骨幹力量,積累了創建革命武裝的重要經驗。

  1931年9月,劉誌丹等人創建了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南梁遊擊隊。不久,南梁遊擊隊與陝北遊擊隊會合,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2年改編為陝甘遊擊隊,謝子長、劉誌丹、閻紅彥先後任總指揮。82軍陝甘遊擊隊成立後,依托橋山山脈開展遊擊活動。開辟了以照金及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劉誌丹經常對部隊進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嚴肅軍紀,積極開展群眾工作,組織部隊打土豪,解決部隊的給養,減輕群眾的負擔。之後,部隊發展到400餘人,軍事上有了立足之地,政治上擴大了影響。當地群眾編歌頌揚劉誌丹:“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劉誌丹來是清官,他帶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1932年12月,我黨在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這是我黨在西北地區成立最早的正規紅軍部隊。它的成立,標誌著我黨在西北地區的革命鬥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為西北革命鬥爭走向勝利樹起了一麵鮮豔的戰鬥旗幟。這是劉誌丹等革命先驅創造性地使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西北革命鬥爭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舉。

  @@發動群眾 開辟革命根據地

  堅持走“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是紅26軍穩固發展的重要基礎。劉誌丹等人從數十次的兵變失敗中認識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早在陝甘邊武裝鬥爭初期階段,劉誌丹等人,就在子午嶺的南梁地區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他們大都在南梁一帶土生土長,熟悉當地的地理環境,認為這一地區溝壑縱橫,梢林密布,距國民黨統治中心城市較遠,易於發動群眾,為創建革命武裝和開辟革命根據地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優勢和社會基礎,較早地提出了開辟南梁根據地的設想。劉誌丹等人的這種分析和判斷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事實上在陝甘邊以後的鬥爭中,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領導核心一貫堅持了這一正確主張。

  1933年8月,陝甘邊特委批判了“左”傾錯誤對創建發展革命武裝的束縛和影響,使陝甘邊黨的組織能夠獨立自主的解決問題。劉誌丹等人的正確思想,終於為多數人所認識,為陝甘邊黨的組織所接受。由於製定了建立陝甘邊根據地的正確決策,使得紅26軍和根據地建設走上了發展的軌道。陝甘邊黨組織終於擺脫了“城市中心論”的幹擾,掌握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特點和戰爭持久性的規律,在陝甘邊的廣大農村開展遊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經過艱苦的探索和頑強的鬥爭,革命武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使紅26軍成為西北地區的一支主力紅軍,由小片遊擊區變成穩固的紅色政權區域,由原來的一個中心蘇區,發展到東、西、南三個戰略區,最後成為鞏固的根據地,使紅軍和遊擊隊有了可靠的依托。

  1935年1月,劉誌丹由陝甘邊到達陝北。2月5日,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一說謝子長)當選為軍委主席。2月21日謝子長病逝。5月1日,紅26軍42師與紅27軍84師正式會師,成立了統一兩軍領導的前敵總指揮部,西北軍委主席劉誌丹兼任總指揮,全軍約4000人。針對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他采取在運動中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法,連續作戰,一個多月殲敵5000餘人,俘敵2000餘人,繳槍3000餘支,解放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遠、保安6座縣城。在20餘縣建立起工農民主政權,將革命根據地擴大到東臨黃河,西接環縣,南至淳化、耀縣,北接長城的廣大地區,把陝北、陝甘邊兩塊蘇區連成一片,成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紅軍長征的落腳點。

  @@靈活作戰 發展擴大革命武裝

  大革命失敗後,陝西省委雖然認識到抓革命武裝的重要性,但通過什麽途徑、在什麽地方組建革命武裝,還在探索之中。以劉誌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兵運屢遭失敗後,總結經驗教訓,認識到利用軍閥部隊“借雞下蛋”是行不通的,必須準備條件,創建屬於工農群眾自己的、獨立的、在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力量。陝甘邊黨組織抓住當地既無工業、又無產業工人的特定環境,首先把依靠兵運骨幹力量、改造農民武裝、組建農民遊擊隊作為組建紅軍部隊的主要方式。二是注重改造綠林武裝。認為對綠林武裝應當進行階級分析,其中多數是受苦農民,隻要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就可以爭取他們走上革命道路。對“遊民無產者”既利用他們能勇敢戰鬥的一麵,又注意引導他們,防止有破壞性的另一麵。三是緊緊依靠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者農民階級,使之成為紅軍遊擊隊的主要力量。四是健全了政治工作製度。把支部建在連上,逐步糾正了部隊中存在的極端民主化、單純軍事觀點等錯誤思想。五是建立統一戰線。對不攻擊紅軍、保持中立的民團和軍閥武裝,主動做統戰工作,互通情報;同時對階級出身好、同情革命的力量,則積極爭取,使其站在人民一邊,達到了分化瓦解敵對勢力的目的。通過有效的鬥爭策略,使紅軍和遊擊隊爭取到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孤立了反動勢力,使弱小的紅軍部隊得以生存發展壯大。在戰法上,采取了集中優勢兵力殲敵、不打大仗打小仗、積小勝為大勝的作戰方針,依托有利的地勢,采取誘敵深入、疲憊敵人等戰術,擊敵之弱,揚我之長,消滅了敵人,發展了自己。劉誌丹等指揮員身先士卒、勇敢戰鬥、指揮果斷、部署周密,官兵團結和根據地人民的支持也是取得勝利的主要因素。部隊由原來的1個團發展為5個團,人數由原來的200餘人發展到三四千餘人,赤衛隊擴大到1萬餘人。

  陝甘黨的組織中有一批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領導幹部,注重將黨的方針決策密切地與現實鬥爭實際結合起來,不間斷地同“左”傾錯誤作鬥爭,劉誌丹同誌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有文章指出:“劉誌丹雖然遠離中央,能從革命的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西北實際相結合,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對待黨的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調和之鬥爭”。這不僅是對劉誌丹本人的高度評價,也是對西北地區黨組織的充分肯定,這是西北紅軍存在、發展、根據地擴大的內在原因。

  @@堅持真理 自覺維護黨的領導

  堅持黨的正確領導,是奪取勝利的主要保證。紅26軍創始人劉誌丹等人根據形勢發展,適時地把鬥爭的形式由開展兵運變為建立紅軍和遊擊隊,組建正規紅軍部隊,打擊反動勢力,指導陝甘邊區遊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由於受“左”傾錯誤的影響,削弱了以劉誌丹為堅強領導核心的領導指揮。經過血的教訓,才使紅26軍多數同誌自覺維護以劉誌丹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製定了一係列正確的符合實際的軍事路線,使紅26軍能夠按照正確的建軍原則去發展壯大。

  1935年9月,紅25軍、紅26軍、紅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劉誌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協助徐海東、程子華指揮部隊在延安勞山地區全殲國民黨東北軍第110師師部和兩個團。俘敵3000餘人,對粉碎敵人的第三次“圍剿”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時“左”傾路線執行者大搞錯誤“肅反”,以“一貫右傾”、“白軍軍官”等罪名逮捕了劉誌丹。紅26軍營以上幹部有幾百人被捕,其中有些人已當作“反革命”被錯殺。中共中央長征到達吳起鎮。當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人向當地幹部打聽得知陝北正進行錯誤“肅反”,劉誌丹被逮捕關押在瓦窯堡時,心情十分沉痛。劉誌丹1925年入黨,在陝北群眾中威望很高,人們親切地稱他為“老劉”。將這樣的“群眾領袖”、“革命英雄”當作“肅反”對象,明顯是一種“左”傾嚴重錯誤。在中央的指導下,陝北錯誤“肅反”得到及時製止、迅速糾正,挽救了陝北的黨、紅軍和根據地,為黨中央在陝北落腳創造了重要的內部條件。11月初,劉誌丹等人全部獲釋。他先後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紅軍北路軍總指揮、瓦窯堡警備司令、紅28軍軍長等職。他積極向受過錯誤處理的許多同誌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自覺維護黨的領導,顧全大局,維護團結,絕對服從中共中央的領導和調遣。在他以身作則的影響帶動下,陝甘紅軍與地方幹部很快密切了同中央紅軍與幹部們的關係,團結一致,共同對敵。劉誌丹同誌東征犧牲後,毛主席給予了高度評價,先後兩次題詞:“我到陝北隻和劉誌丹同誌見過一麵,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43年周恩來同誌為劉誌丹同誌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

  1990年,我有幸參加了我部的軍史編寫工作,先後多次到西北等地進行調查采訪紅26軍的戰鬥事跡,並於1994年撰寫完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戰史》一書(白山出版社出版)。采訪中,我常常被劉誌丹將軍和紅26軍等將士的動人故事深深打動。在紀念劉誌丹將軍誕辰100周年之際,揮筆追昔,再現英雄精神,教育激勵後人,以表示對劉誌丹將軍的敬仰和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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