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試論劉誌丹同誌創建西北根據地中的統戰思想

　　center李忠全

　　center（陝西省社會科學院）

　　劉誌丹同誌是早年為黨為國捐軀的人民軍隊的傑出將領、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成為西北人民愛戴的領袖。在紀念劉誌丹同誌誕辰百周年之際，本文淺論他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的統一戰線思想。

　　@@一、創建西北紅軍中創造性地發揮了統一戰線工作政策

　　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在劉誌丹和謝子長等同誌領導下，1931年後在陝北遊擊戰爭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一塊較早的革命根據地，後來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唯一沒有喪失的根據地，也是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

　　要創建根據地，必須要建立黨的組織和革命武裝。劉誌丹領導創建的西北紅軍，就是在陝北地區黨組織建立之後以遊擊隊為基礎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早在大革命時期，劉誌丹就被派到馮玉祥部隊工作，接觸了社會各方麵的人士，實踐使他認識到：“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他認為革命要勝利，沒有革命的武裝是不行的。因而，在建軍中他是以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為基礎，在群眾鬥爭中組織赤衛軍，再編成遊擊隊，再提升為工農紅軍。那麽，當時的兵源從何而來呢？劉誌丹結合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采取各種渠道來發展革命武裝，除組織基本群眾參加革命武裝外，一是自己長期從事兵運工作，從國民黨部隊中拉出一部分實行起義；二是收編民團及當時所謂的“土匪”，加以改造成遊擊隊；三是利用民間哥老會組織來發展自己的革命武裝。上述這些工作都具有鮮明的統一戰線思想，就是要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而他正是這樣使西北紅軍得到擴大和發展。

　　1928年渭華起義失敗後，劉誌丹回到陝北。當時西北地區的革命形勢處於低潮，他根據黨的六大精神和中共陝西省委關於開展兵運工作的決議，號召共產黨員到兵營中去，爭取群眾，準備起義。當時，組織委派劉誌丹擔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後主持特委工作），領導陝甘寧邊界的兵運工作。他動員黨團員和革命青年打入軍閥部隊，爭取士兵群眾，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爭取掌握兵權。他的這個正確主張，曾遭到當時特委書記的反對。劉誌丹反複闡明自己的觀點，批評了這種“左”傾思想，在特委多數委員的支持下，作出開展兵運工作的決定。從1929年秋到1930年秋，劉誌丹組織動員大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先後打入陝北高誌清、楊庚武，甘肅譚世麟，寧夏蘇雨生等軍閥部隊以及黃龍山“山大王”郭寶珊的隊伍中，曾取得營長、團長、旅長的合法身份，發展黨團員。如他在舊軍隊中培養的韓練成、牛化東，後來分別成為人民軍隊中的中將、少將。劉保堂旅長成為紅軍的忠實朋友。雖然也有過許多失敗，而最終為革命積蓄了力量，為以後創建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29年秋劉誌丹回到保安（今誌丹縣），在總結渭華暴動失敗的教訓時說：“沒有堅強的黨的組織和群眾基礎，單純的軍事行動是一定不會勝利的。”他指出：“保安在陝甘兩省的邊界上，地方偏僻，敵人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加以我們的社會關係多，地理又熟，這是開展工作的順利條件，所以我們應該首先發展地方的黨組織，開展群眾運動，同時采取合法鬥爭的形式，奪取地方反動武裝（民團），作為將來開展遊擊戰爭的基礎。”依照這個方針，他領導保安黨團員向保安各階層人士做統戰工作，利用合法的選舉程序，當選為保安縣民團團總。把這支民團改造成革命力量後，又團結保安縣長，保持中立。他率領民團在陝甘邊境地區消滅了幾股反動民團，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在此期間，劉誌丹還收編了活動在陝甘邊境的“非法武裝”趙二娃（趙連璧）、賈生財、楊丕盛等部，改造為遊擊隊，終於組建成了一支獨立的革命武裝隊伍——南梁遊擊隊。同年10月20日，南梁遊擊隊與晉西遊擊隊（此時改為陝北支隊）在南梁會合。後來這些遊擊隊發展成為西北紅軍。當時，有些人不理解，問他：“你搞土匪的隊伍，他們紀律不好，怎麽能行？”他說：“河裏打起壩了，沒有鱉走的路啦！土匪軍隊中有的是基本群眾——貧農。”他堅決相信黨可以改造好這些人，實踐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許多當時所謂的“土匪”後來大都成為革命的骨幹或領導人。如黃龍山的“山大王”郭寶珊，參加紅軍後英勇作戰，建國後被授予少將軍銜。

　　當時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勢力也很大，活動麵廣，其成員大多是勞苦群眾，多是為了保護生命財產而加入。劉誌丹便對其采取爭取、改造、團結的方針。1930年春，他在誌丹縣永寧鄉的王莊，由碼頭山龍頭大爺馬海旺等人介紹加入了哥老會，號稱“西北堂劉大爺”。他利用大爺身份，先爭取大爺夥，後爭取兄弟夥，宣傳教育他們走革命道路。由於劉誌丹的崇高威望，在他的影響下，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積極擁護共產黨的主張，踴躍參加革命。誌丹縣的哥老會大爺馬錫五，1930年春就帶數百成員參加了革命；1936年馬錫五當了陝甘寧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子長縣哥老會的龍頭大爺李仲英率部參加革命，1936年當了紅29軍軍長。甘肅省華池縣哥老會的鄭海旺大爺跟隨紅軍，參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有的哥老會成員在劉誌丹創建革命武裝力量時，主動地捐獻槍支彈藥，籌糧籌款；有的動員兄弟夥參加紅軍遊擊隊；有的養護紅軍傷病員，給紅軍通風報信，當偵察人員等。誌丹縣蒼溝村哥老會馬海旺大爺的家，一度曾是劉誌丹的兵站，馬海旺後來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模範，成為延安成立的全國進步哥老會組織的副主任。

　　由於劉誌丹的影響和努力工作，使得哥老會的兄弟們對陝甘寧地區革命作出了很大貢獻。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向全國哥老會發出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的宣言》中高度讚揚說：“劉誌丹等諸同誌，他們不獨是紅軍的領袖，並且是哥老會中的模範。”

　　@@二、創建西北根據地過程中科學地體現了統一戰線思想原則

　　劉誌丹關於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想法產生較早。1928年秋，他回到陝北後就曾有在陝甘邊搞革命根據地的思想。認為這一帶地處陝甘寧三省交界，沿著橋山山脈，地形險要，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是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利用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革命武裝容易存在和發展。他懂得，革命武裝殲滅敵人，摧毀反動政權，就是為了建立革命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然後才能領導人民從事各種建設。所以，他反複講過：“搞革命武裝要有根據地，應該有個立足點和活動地盤，沒有地盤是不行的。”

　　那麽，怎樣建立並將根據地建在哪裏更為合適呢？劉誌丹在革命鬥爭實踐中探索出一套比較成功的經驗。據習仲勳同誌回憶說，幾年來劉誌丹走遍陝甘邊區，下決心要搞一塊根據地。由於受“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這個願望始終沒有能實現。1932年秋，他到照金北麵的金剛廟向劉誌丹匯報工作時，劉誌丹說：“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辟工作。隊伍走了，你們會遇上很大困難，但隻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習仲勳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按照誌丹的囑咐，由我領導誌丹走時留下的特務隊，開展遊擊運動，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遊擊隊。在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的基礎上，建立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這可以說是西北建立較早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劉誌丹選擇照金作根據地是有所考慮的：因為照金屬耀縣管轄，是橋山南段的山村小鎮，位於耀縣西部，與淳化、旬邑兩縣之交，距各縣縣城均在60裏左右。它北連橋山中段子午嶺，南接渭北平原，東臨鹹（陽）榆（林）公路，是一個空隙，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照金地區的土地多為耀縣幾家大地主和香山寺所霸占，無地的農民達60%，廣大農民有強烈的革命要求。這裏地形複雜，山巒疊嶂，溝壑縱橫，是紅軍陝甘遊擊隊和渭北遊擊隊活動的地方。從各種條件來看，是創建根據地的最佳處所。經中共陝西省委同意將照金地區作為遊擊戰爭的總後方，把橋山南段作為戰略依托，向渭北、西路發展是有可取之處的。

　　為了鞏固這塊根據地，劉誌丹總結了多年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根據毛澤東關於開展遊擊戰爭和創建根據地的理論，1933年初，率紅2團積極開展對敵鬥爭，拔掉照金地區的敵人據點，為鞏固照金工農民主政權作出重大貢獻。但是，正當此時，“左”傾機會主義者杜衡排擠了劉誌丹的領導地位，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氣地消滅根據地周圍的豪紳地主武裝”，極力主張紅2團攻打廟灣民團。劉誌丹主張暫時不打廟灣，並提出兩條理由：一是廟灣是夏玉山民團的指揮部，團丁多是慣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據著險要的地形，目前我們無力吃掉他；二是夏玉山過去和我們有過來往，與遊擊隊保持一定的聯係，曾給我們買過物資和彈藥。如果硬打，勢必破壞這種統戰關係，給紅軍活動帶來困難，給根據地老百姓帶來危害。而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先打了廟灣夏玉山民團，惹得附近民團聯合起來同紅軍作戰；後又燒了香山寺，使1000多和尚也成了對頭。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小，隻剩下一個薛家寨，處在敵人四麵包圍中，紅軍的傷員也無處安置，糧食無人供應。杜衡又提出紅軍南下渭華一帶，建立新的根據地。劉誌丹當時堅決反對南下，他說：“渭華暴動失敗後，那裏的群眾受到極大摧殘，有失敗情緒。我們費盡心血，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隻要我們堅持創造和發展陝甘邊蘇區，形勢是會好轉的！紅軍脫離根據地，就是自己毀滅自己。”杜衡不但不聽，反而誣蔑劉誌丹是“右傾機會主義”，最終導致南下失敗，造成全軍覆沒。

　　紅2團南下失敗，部隊減少致使照金失守。麵對此種情況，劉誌丹認真分析了當時陝甘邊革命形勢，認為照金作為根據地有著有利的一麵，也有不利的因素，主要是緊挨鹹榆公路，離敵人中心城市太近，地區窄小，回旋餘地不大。那麽，將根據地中心究竟建在哪裏較好呢？此時，劉誌丹經過深思熟慮，認真分析了陝甘邊革命形勢，對紅軍今後的發展前途規劃出新的藍圖。在他的建議下，1933年11月3日，紅軍臨時指揮部和陝甘邊特委在甘肅合水縣包家寨召開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聯席會議。

　　會議共進行了三天，根據劉誌丹的意見，重新恢複了紅26軍，成立紅42師，認真總結了以往作戰經驗，特別是紅2團南下失敗和照金根據地失守的經驗教訓，提出了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敵人統治薄弱的橋山一帶廣泛開展遊擊戰爭；開辟以慶陽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建立三個遊擊區。

　　實踐證明，包家寨會議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而就其總的設想本身也充分體現出劉誌丹在創建根據地當中具有較高的統一戰線思想原則。

　　@@三、開展遊擊戰爭中巧妙地運用了統一戰線策略

　　革命根據地能夠在遊擊戰爭和反“圍剿”鬥爭中不斷發展、鞏固和壯大，充分展示了劉誌丹的軍事才能和統一戰線的策略。蔡子偉同誌說：“陝甘邊特委和邊區政府非常重視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劉誌丹同誌對這項工作抓得很緊很精細，確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從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建立、鞏固到發展統一的過程中，充分體現出劉誌丹的軍事才能，特別是自始至終貫穿著統一戰線策略。劉誌丹自己也曾說：“打仗一定要靈活，不要硬打。能消滅敵人就打，打不過就不打。遊擊隊要善於隱蔽，平常是農民，一集合就是遊擊隊，打仗是兵，不打仗是農民，讓敵人吃不透。”比如在創建南梁根據地時，由於紅軍的勝利發展，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慌。1933年12月初，西安綏靖公署調集駐保安、合水、慶陽等縣的正規軍4個營及地方民團共約5000餘人，分9股向陝甘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時，劉誌丹決定紅42師南下作戰，以二路遊擊隊之一部打擊來犯南梁根據地之敵。1934年2月，國民黨軍隊又重新發動進攻，紅軍配合地方遊擊隊和敵人連打九仗，均獲勝利。特別是西華池一仗，全殲敵一個團部和兩個整營。此後，劉誌丹率部南下三原、淳化、耀縣，幫助三路遊擊指揮部開展工作。5月，國民黨軍隊調兵“圍剿”，誌丹率部又回師南梁，隨後經過一兩月戰鬥，第一次“圍剿”即被粉碎。總計從1933年冬到1934年夏，劉誌丹在陝甘邊特委的領導下，率紅26軍主力和遊擊隊配合作戰，從南到北，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地區十多個縣的廣大農村，拔掉敵人成百據點，建立了大片地區的工農兵民主政權和10支遊擊隊。同年秋，在荔園堡正式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

　　為了鞏固政權，劉誌丹建議恢複和新建集市貿易，請白區的工商業者來蘇區做生意，並對他們予以保護；恢複和建立列寧小學，請知識分子出來教書；他還建議在蘇區代表中應有婦女，曾有幾位女同誌也參加了蘇區政府的工作，並任委員。

　　與此同時，陝北地區的革命鬥爭也有了很大發展。1934年7月，謝子長帶領陝北遊擊隊來到陝甘根據地，參加了在閻家窪子召開的聯席會議，會後，子長率紅26軍3團返回陝北，先後在安定、綏德、清澗、橫山等地連打勝仗，粉碎了井嶽秀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這次行動，實際上是劉誌丹從戰略上考慮，要使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相互支持、協調，共同反擊“圍剿”根據地的敵人。

　　1934年12月底，劉誌丹率紅2團親赴安定，與謝子長商議兩塊根據地的統一領導等問題。1935年2月，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子洲縣周家嶮召開聯席會議，正式統一了兩地區黨和軍隊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劉誌丹任西北軍委主席（一說謝子長）。正當此時，蔣介石對西北革命形勢的發展極度不安，調駐河南的高桂滋部84師及陝甘寧晉四省軍閥部隊5萬兵力對陝北和陝甘邊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當時西北紅軍主力隻有4000人左右，遊擊隊也不過3000多人。麵對這種形勢，如何粉碎敵人進攻？當時西北工委和紅軍領導人中有兩種意見：劉誌丹主張向南發展，進攻延長、延川、保安、安塞，以與陝甘蘇區打通；另一種意見則主張攻打敵堅固據點綏德、米脂、佳縣、吳堡，以與神府蘇區打通。多數同誌支持劉誌丹的意見。劉誌丹親自為西北軍委起草了粉碎國民黨軍隊第二次“圍剿”的動員令。分析了敵我形勢，命令首先打擊深入西北根據地而對陝北人地生疏、又與陝北軍閥井嶽秀互有戒備的高桂滋部，爾後向南、向西發展，使陝甘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反“圍剿”開始後，從4月22日起至6月下旬連克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邊6座縣城，俘敵2000餘人，繳長槍3000餘枝，輕重機槍200餘枝，在20多個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西北根據地正式形成北起長城、南至淳耀、西接環縣、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人左右，遊擊隊發展到4000餘人，形勢一片大好。1935年8月，蔣介石企圖使中央紅軍無立足之地，又調集十多萬大軍，對西北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劉誌丹根據敵強我弱的特點，製定了集中紅軍主力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針，至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前，取得了勞山戰役的重大勝利。但是，由於“左”傾機會主義者實行錯誤“肅反”，給劉誌丹頭上強加了莫須有的罪名而逮捕入獄，致使西北根據地處在嚴重的危機之中。幸虧黨中央的及時到達才使劉誌丹等一大批領導人出獄，也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後來，習仲勳深有體會地說：“我一生注意聽不同意見，聽民主人士的意見，注意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遵從誌丹同誌的教導和從那時的實際經驗得來的。”而西北革命根據地沒有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劉誌丹等人認真實行了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