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試論劉誌丹、謝子長的兵運工作

　　center任學嶺　康小懷

　　center（延安大學）

　　@@一、劉誌丹、謝子長在陝甘邊的兵運活動

　　渭華起義失敗後，1928年七八月間，劉誌丹、謝子長先後回到陝西省委，旋即派往陝北。時當陝北特委處在米脂黨組織遭到破壞之後的消沉時期。根據中共中央、中共陝西省委和陝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劉誌丹、謝子長便開始了陝北和陝甘邊界的兵運活動。

　　1929年春，劉誌丹回到家鄉保安縣（今誌丹縣），在當地黨組織負責人王子宜和皖北暴動失敗後回到家鄉從事革命活動的曹力如的幫助下，利用保安縣民團團總路仰之和政界的矛盾，將該路趕走，劉誌丹、曹力如分別擔任了正、副團總。劉、曹利用這一合法身份力圖將這支民團改造成為革命武裝。保安縣黨組織遂派一批黨員進入該民團，並建立了黨的支部，開始了對這支反動武裝的改造。與此同時還積極支持當地群眾的革命鬥爭，曾逮捕和處決了幾個為人民痛絕的豪紳。劉誌丹的革命活動引起了敵人的驚恐和反撲，迫於反革命的壓力，劉誌丹離開了民團。曹力如和其他人則繼續在民團潛伏，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1929年秋，陝北特委派劉誌丹、謝子長到寧夏蘇雨生騎兵第4師做兵運工作。劉、謝帶數十人，以率部來投的合法名義，進入蘇雨生部。劉誌丹、謝子長不但在陝北、陝甘邊人民中有崇高威望，而且在敵人營壘中也享有盛名。蘇雨生以“小廟得大神”，偶得英雄的仰慕心情，款留劉、謝。蘇雨生為求擴大勢力，將劉、謝所帶人馬編為一個旅，以謝子長為旅長。同時委派劉誌丹為張廷芝第16團中校副團長，圖以借助劉誌丹掌握張廷芝（張與蘇原非一個係統）。隨後，陝北特委又先後派出共產黨員張秀山、張東皎、王世泰、馬雲澤、高鵬飛、李樹林、黃玉華、賀晉年、郝興民等50人，進入蘇雨生部，並成立了黨的軍委，書記為張東皎。1930年春，蘇雨生在寧夏失敗，流竄於寧陝甘邊界。這時，陝北特委調回謝子長。劉誌丹則被蘇雨生派回陝北，擴大實力。劉誌丹回到保安後，從保安民團拉出一些人作基礎，收集舊部，接收民間武裝和“杆子”（土匪），很快組成了一個營，劉誌丹為營長。部隊活動於慶陽北道川地區。與此同時，陝北特委又派謝子長、閻紅彥、趙洪枝、趙文蔚、馬雲澤、李維俊去宜川後九天收編土匪楊庚武部周維奇營，隨即將該營300餘人槍拉出進到三道川與劉誌丹所部會合，編為一個團，謝子長任團長。後張廷芝以其妹作誘餌，收買周維奇。該周遂與張合謀叛亂，謝子長等少數幹部脫險，部隊均被搞垮。時，劉誌丹正在慶陽，他獲悉周維奇叛亂後，立即回返三道川，途中遭張廷芝追捕，劉誌丹避於永寧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保護下脫險。劉誌丹、謝子長在陝甘邊的軍事活動受挫。

　　1930年10月，劉誌丹、謝子長回特委參加第三次擴大會議。會後不久，劉誌丹被派往保安拉隊伍，謝子長則調上海中央特科受訓。9月中旬，劉、謝二人分途行動。

　　劉誌丹再次回到保安，在保安黨組織幫助下，組成一支十餘人的武裝部隊，9月上旬，劉誌丹率領這支部隊以隴東民團軍第6營的番號，巧襲太白鎮，擊斃該鎮民團團總黃毓麟，繳獲長短槍60餘支，騾馬數十匹。其後，便遊擊於保安、甘泉、合水一帶，兩三個月內，發展為200餘人槍。後井嶽秀部256旅高雙成的一個營，進駐保安進行“圍剿”。劉誌丹率部與敵交戰。戰鬥多次失敗，部隊損失過半，被迫退至宜君縣小石崖一帶子午嶺山區，劉誌丹在陝甘邊界的軍事活動再次受挫。

　　1931年初，劉誌丹派遊擊隊支部書記楊樹榮去省委聯係，省委指示再次與蘇雨生合作，積蓄力量，待機起義。1930年冬季蘇雨生在寧夏失敗後，接受了楊虎城改編，當上了旅長，駐防彬縣。當劉誌丹再次率部投入蘇雨生部時，該蘇即將劉誌丹的部隊改編為補充團，劉誌丹任團長，駐防旬邑縣職田鎮。劉誌丹利用這個時機，一麵收集被打散的部隊，一麵招收革命青年，積極擴大部隊，準備起義。蘇雨生與反動當局合謀，以職田地主劉日新自殺為由，將劉誌丹關入彬縣監獄。同時調動兩個團圍攻職田。部隊與敵血戰兩晝夜，後經連排長會議決議，為營救劉誌丹出獄，全軍放下武器。部隊被繳械後，編為徒手運輸連，駐彬縣東關村娘娘廟。劉誌丹入獄第8天，恰遇杜斌丞因公入甘，途徑彬縣。經由杜先生解救，劉誌丹得釋。第三次起兵又失敗了。

　　劉誌丹出獄後，巧遇同鄉李勤甫。該李係隴東暫編13師師長陳珪璋的副官處長，他為陳在天津購買駁殼槍兩枝，行至彬縣被蘇雨生扣留。陳蘇之間的矛盾驟然激化。李勤甫偕劉誌丹去平涼晤見陳珪璋。陳明知劉誌丹是共產黨員，卻十分敬佩，鑒於陳蘇之間的尖銳矛盾，陳願與劉協力抗蘇，並委任劉誌丹為隴東13師直轄11旅旅長，防地劃為寧縣、正寧兩地。這時，楊虎城已下令消滅蘇雨生，通令陳珪璋執行。於是消滅蘇雨生部的作戰計劃便產生出來了：駐早勝鎮隴東13師直轄騎兵旅高廣仕部，駐寧縣、正寧隴東13師直轄11旅劉誌丹部為攻殲部隊；隴東13師劉寶堂旅為追殲部隊。不料，高廣仕與蘇雨生、張廷芝早有勾結，高、蘇、張三部計劃退往寧夏稱霸一方。在這一陰謀之下，1931年6月29日，高廣仕突然行動，將劉誌丹旅打垮，在此同時劉寶堂旅也被高軍繳械，並將排長以上幹部綁架，向北竄逃。但高軍行至慶陽，被陳珪璋西峰鎮駐軍蔣雲台旅打散，陳珪璋部兩個旅因而得救。高廣仁殘軍退往寧夏後完全失敗。而這時蔣雲台卻通緝逮捕劉誌丹。在這種形勢下，劉誌丹留張秀山、王世泰、張景儒、張爾凱、劉約三等人於陳部，繼續隱蔽，以待時機。他偕馬錫五離隊，進入南梁地區。劉誌丹又遭到第四次失敗。

　　1931年7月中旬，劉誌丹、馬錫五進入南梁地區後迅速展開活動，很快便收編了趙連璧、楊丕盛、賈生才三股武裝，分別授予三個營的番號：趙連璧為1營營長；楊丕盛為2營營長；賈生才為3營營長。至此，劉誌丹終於組成了一支由共產黨人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南梁遊擊隊。不久，該遊擊隊與轉戰到陝北的晉西遊擊隊會合，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謝子長、劉誌丹任正、副總指揮。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正式打出了紅旗，是西北紅軍的前身。

　　@@二、對劉誌丹、謝子長開展兵運工作的幾點認識

　　1.開展兵運工作是渭華起義失敗後的形勢所迫，且具有相對的有利條件

　　以渭華為中心的各地起義失敗後，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在陝西的反動統治，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黨的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怎樣建立、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武裝組織，是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

　　而當時陝甘地區地方貧瘠，1928年起又發生了連年的自然災害，加上軍閥混戰不斷，經濟急劇崩潰，農民生活極為貧困；再加之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的腐敗，官長克扣軍餉，層層盤剝，士兵的生活也極其惡劣。軍閥之間爭奪地盤，矛盾重重，相互廝殺，士兵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被任意打罵甚至遭殺害，官兵關係緊張，士兵不滿情緒十分嚴重，自發的兵變時有發生。

　　此外，國民黨的統治中心南京遠離陝甘地區，當地的駐軍多為南京政府不夠重視的雜牌軍隊和地方軍閥。中原大戰後，馮玉祥的軍隊退出陝甘地區，當時該地的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為楊虎城第17路軍及一些地方軍閥，他們為擴充自己的實力，到處收兵買馬。這些都說明當時開展兵運工作不僅是形勢所迫，而且存在著開展兵運工作的相對有利條件。

　　2.劉、謝等人開展兵運工作符合當時中央、陝西省委及陝北特委的指示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分析了開展兵運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為中國軍隊的軍閥都是中國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都是全中國失業的工人，大部分失業的農民，及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為了生活的壓迫，受了軍閥的雇傭，所以他們是一種經濟壓迫受到極點，冒險的盲目群眾，要使這部分群眾不要成為敵對階級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們要做活動。……兵士運動是客觀的和可能的。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關於革命形勢與鬥爭策略的決定》中提到，黨的策略應該是“組織革命兵士，鼓動兵變，務普遍進行”等。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會議上，通過了《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確立了兵運工作的方針；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體同胞書》中，又闡明了國民黨士兵在中國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和開展兵運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陝西問題決議案》指出，陝西黨目前的任務是“加緊士兵中的工作，積極發動士兵中的工作，積極發動士兵中的日常生活鬥爭。擴大黨的政治宣傳，以奪取廣大的士兵群眾，使與工農鬥爭匯合起來。”

　　192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目前中國士兵狀況與我黨兵運策略及工作路線》的第56號通告，闡述了兵運工作的策略方針和具體要求，規定了向敵軍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口號。

　　1930年6月19日，在中共中央特別通告《關於組織兵士暴動問題》中，就怎樣實現兵士鬥爭的最高形式、過去的寶貴經驗與教訓、組織兵士暴動的工作路線等方麵又作了詳細的說明。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關於目前兵運工作的決議》中又指出：“當此國內戰爭時期，我們的黨不但要領導紅軍英勇的來解除國民黨的軍隊武裝，而且黨及一切革命的組織，必須要在敵人軍隊中進行破壞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奪取兵士群眾到革命方麵來。隻有這雙方麵的共同行動，才能取得對敵人的勝利。”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陝北特委在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黨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派黨員到白軍中爭取武裝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隨後陝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間的榆林紅石峽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三種顏色——白色、灰色、紅色”的武裝鬥爭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為開展兵運工作，並決定以“白色工作”為主。於是，兵運工作成為陝甘地區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劉、謝二人從事的兵運活動（絕非他們個人的“稱王”心理），適應了當時中共黨組織的要求，也符合陝甘地區當時黨組織的中心任務。

　　3.通過兵運工作，為黨培養了一批軍事幹部，黨員數量也得到了增加，黨的力量得到了發展

　　劉誌丹、謝子長等經過三年的兵運工作，多次打入敵軍內部，出生入死，積極工作，雖然大多遭到失敗，但卻有力地推動了西北地區武裝鬥爭的開展，並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造就了一批軍事、政治骨幹，為爾後創建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參加兵運工作的許多共產黨員，後來大多成為西北紅軍的領導人。如習仲勳、馬文瑞、王世泰、張秀山、賀晉年等，為以後紅26、紅27軍的創立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以及以後的革命戰爭與人民軍隊建設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另一方麵，他們在軍閥部隊中通過各種方式，與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團結到共產黨組織周圍，還吸收進步士兵加入了黨的組織，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使黨的組織得到了發展。正如王世泰回憶說，在蘇雨生部補充團時，誌丹指示我們要利用暫時穩定的機會，抓緊作好戰士的思想工作，發現積極分子，發展黨員。那時，我們黨的活動是秘密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黨員，雖然黨員身份不公開，但活動還是搞得有聲有色的，經過一段工作，戰士們的情緒比較穩定了，我們吸收了幾個黨員。我記得我們那時的黨員有劉誌丹等二十幾名。二十幾名黨員，在當時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們分散在各個連、班起骨幹帶頭作用。同時，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兵運工作，才使國民黨和官兵加深了對紅軍的了解，開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為以後中共軍事統戰工作在西北地區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如先後與劉誌丹交往的國民黨軍官韓練成、牛化東、曹又參、左協中、劉寶堂等受到劉誌丹政治思想的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些，就為後來的革命鬥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且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參加鬥爭，謝子長、劉誌丹還對陝北地區的幫會組織哥老會進行了爭取改造，將一批哥老會成員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如永寧山哥老會大爺馬錫五、小石崖哥老會大爺羅連城等。

　　4.劉誌丹總結了兵運工作的經驗教訓，將軍事工作轉向了農村，為後來創建自己的軍隊打下了基礎

　　如前所述，劉誌丹、謝子長開展的兵運工作，即符合黨的指示精神，也為以後黨的軍事工作的開展培養了大批骨幹，但兵運工作最終未能取得完全勝利。這使他們逐漸認識到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劉誌丹等意識到幹革命首先要有槍杆子，這是一個樸素的觀念。槍杆子從哪裏去抓？槍在敵人手裏，在反革命軍隊裏頭，從那裏去抓，這是又一個樸素觀念。走了彎路，吃了大虧，認識了一個道理：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利用現成的舊時武裝，一切舊時的武裝都不能生成革命的軍隊。而這一點正是列寧主義關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理論原則。從這一原則出發，在創建革命軍隊的過程中，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爭取一些條件，無疑是正確的。但這隻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徑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眾中去創造人民的軍隊。正像劉誌丹總結這一曆史時期的經驗時所說的：“利用軍閥是暫時的，利用軍閥的名義是搞不成的，準備了條件我們就要單獨出去搞”。“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謝子長也意識到“搞革命武裝，依靠在舊軍隊的合法地位招兵買馬是不行的……還是要走井岡山的道路，要發動群眾，搞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用從敵人手裏奪過來的武器武裝工農，建立和逐步壯大共產黨絕對領導的工農紅軍……隻有這樣的部隊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隊，和人民血肉相連，永遠不被敵人打垮”。從這以後，他們便甩開了軍閥部隊而另尋途徑了。

　　綜上所述，劉誌丹、謝子長的兵運活動，雖然其間曆盡了各種各樣的失敗、挫折，但同時，這些失敗也使共產黨人增長了才幹，積累了開展軍事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為爾後的西北紅軍鍛煉和造就了一批重要的軍事骨幹力量，打擊了國民黨的統治，擴大了共產黨在陝甘邊區的影響。他們不畏艱辛和勇於探索的革命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兵運工作作為劉誌丹、謝子長早期試圖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嚐試，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讚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