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革命精神與崇高品質的文化探析

　　center尚建飛

　　center（陝西省社會科學院）

　　劉誌丹將軍不僅是陝北人民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用自己的生命再現與詮釋了天下為公、疾惡如仇、自強不息等等中華民族的美德。今天，我們在讚美他的革命精神與崇高品質之時，不禁要問一問，是什麽因素促使他要帶領勞苦大眾，推翻舊的社會製度，以至縱有百般曲折亦不能動搖他堅定的信念與遠大的理想？我們知道，20世紀初期，中國經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首先是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社會的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製，接著由於巴黎和會引發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其後是國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敗等等一係列的重大事件相繼發生。在這個動蕩不安的年代裏，自然會產生諸多英雄，劉誌丹將軍就是其中的一個。除過這些社會曆史的大背景之外，我們還想知道，在他成長、奮鬥的過程中是什麽直接的因素導致他的理想信念與意誌品質的形成。這就需要從個人生活的文化背景方麵來考察、分析。所謂文化，一般是指意識形態或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具體地講，“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複合體。”本文所作的文化探析，主要是對劉誌丹革命精神與崇高品質發生過影響的知識、信仰、道德及傳統等方麵因素的考察分析，以便使我們對這位民族英雄精神世界的發展演變曆程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

　　@@一、陝北地方文化是劉誌丹革命精神得以誕生的搖籃

　　文化所涵蓋的內容非常寬泛，但它是通過特定的地域及時代對個人產生影響的。因此，我們在分析文化對個人的品質、德行之產生所起的作用時，首先應該考察一個人所賴以生長的地方文化。劉誌丹是陝北人，陝北的地方文化是他的革命精神與高尚品質得以形成的先天條件。其中對劉誌丹革命精神與高尚品質產生直接影響的應該是陝北地方文化中所蘊含的反抗精神與淳樸的民風。

　　劉誌丹將軍的家鄉在陝西省保安縣金湯鎮，它位於陝北黃土高原的西北部。這裏溫差較大，春旱嚴重，降水變率大，並且“由於黃土具有質地勻細、組織鬆散、富含鈣質、易溶於水等特點，加之不合理的耕作製度，以及流水長期侵蝕，在埋藏地形的基礎上，形成了塬、梁、峁、溝壑等地形。”這種惡劣的自然環境是不利於農業生產的。另外，由於軍閥官僚和豪紳地主的殘酷統治，當地人民的生活非常艱苦。因此，許多人迫於生計，從事於販牲口、運鹽以及幫外地商客“趕腳”的行業。這就造就了陝北人闖世界的個性和頑強的生命力。1925年暑期，劉誌丹正是利用為關中商客“趕腳”的行當，不僅解決了去三原參加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的費用，而且還賺到了買進步書刊的錢。

　　從秦漢以來，保安就是關中地區防禦北方民族侵擾的軍事重鎮。此地居民大都是屯兵戍邊將士的後裔。他們秉性剛毅豪爽，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自古以來，這裏的人民就積極參加反抗殘暴統治者的行動。“據民間流傳，在隋朝的時候，就出了一個名叫石彤的農民英雄。為了反抗隋煬帝荒淫殘暴的統治，他聚集了近百名饑餓農民打地主、殺官宦，給窮苦農民分糧食、分浮財，把縣官嚇得屁滾尿流地逃走了。到了明朝末年，這裏又出了一個名叫王墩的好漢，他發動了數百名窮苦百姓，組織起來，從這裏出發，加入了李自成領導的起義大軍，跟著闖王大旗，直打進北京城，推翻了明朝的黑暗統治……”正是由於身處這種擁有反抗暴政傳統的環境中，劉誌丹從小就帶有疾惡如仇的秉性。此外，其祖父劉士傑雖是清同治年間的拔貢，但秉性剛直，喜打抱不平，頗受鄉親敬重。祖父對他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可以說是影響他性格形成的直接因素。在其祖父影響下，劉誌丹十分同情勞苦人民。他與家裏的長工關係很好，經常聽他們講述貪官豪紳的罪惡和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為民除害的故事，這些都孕育了劉誌丹改造社會、鏟除不平的思想種子。

　　我們通過對劉誌丹家鄉風土民情和他成長環境的考察，發現它具有兩方麵的特征：一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使這裏的人民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一是自古以來這裏就具有反抗暴政的傳統。這兩方麵的因素共同為劉誌丹革命精神與高尚品質的形成提供了先天條件。雖然，劉誌丹從小就擁有了形成反抗壓迫和不屈不撓性格的可能性，但是還必須有外在的條件把它們引導、實現出來。盡管劉誌丹祖父是直接影響他的人，然而，使劉誌丹真正走向成為一個民族英雄道路的卻是他所受到的教育。

　　@@二、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使劉誌丹的革命精神與高尚品質得以熏陶

　　綜觀劉誌丹所接受的教育，我們可以把它分為文化教育與軍事教育兩個部分。在1926年初以前，他主要獲得的是傳統文化、算術、地理和世界曆史等方麵的知識。從1926年初，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炮兵科學習，他開始掌握軍事知識並在實際應用當中拓展視野。這些知識為他的革命實踐活動與崇高品質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1909年至1919年，劉誌丹是在老家陝西省保安縣金湯鎮北30裏的蘆子溝村度過的。在此期間，他就讀於本村的私塾，接受的是傳統的舊式教育。雖然我們目前還沒有劉誌丹如何學習《三字經》、四書五經以及諸子百家和其他古代文獻典籍情況的直接材料，但是，我們可以根據經典本身的內容來推斷它對劉誌丹的影響。傳統的舊式教育固然有許多弊端，諸如天人感應，“窮天理滅人欲”的禁欲主義，科舉考試的“八股文”更是教條主義的典型。然而，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全盤否定傳統中優良的東西。《三字經》開頭便說：“人之初，性本善。”這就為初學的人指出向善的路徑，在其內心植下取義成仁的種子。孔子指出，“仁者，愛人”，就是說，作為一個知識修養完備的人應該會把人當作人來看。《中庸》主張，“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有真實、實在和果真之意。這句話的意思是，“天”的準則是真誠，“人”的準則是使自己變得真誠。如果說《中庸》注重人的內在修養，那麽，《大學》則側重於如何把求知修養與天下國家聯係起來。《大學》認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就是說，個人的真才實學與真誠品質不僅使自己有一身正氣，而且能使家庭和睦、國家安定富強，最終會讓天下太平。天下是百姓的天下，這一點孟子早在先秦之時已指出了。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這種民本思想使古往今來的讀書人深深地認識到，國家與統治者是建立在百姓之上的。如果一國無民，哪有社稷與國君存在的道理！真正的統治者會愛護老百姓，為他們主持公道，不是一味的驕橫跋扈、目中無人、不通人情的怪物！諸子百家與其他古代典籍中的經典作品，在舊式私塾教育中一般均列為必讀書目。假使劉誌丹有所涉獵，也許是受其祖父的影響，但並非是主要的。

　　1919年至1921年，劉誌丹就讀於永寧山縣立高等小學堂。他在這兩年期間才開始接受算術、地理、曆史等近代西方科學知識。教他課的老師叫李子才，“他是一個有進步思想的人，痛恨舊的封建專製，向往歐洲的資產階級民主，擁護孫中山先生的政策，常常向我們（作者注：指劉誌丹、王子宜等人）灌輸這些東西，給了我們很深的印象”。但是，這個李老師一年半以後就走了，使劉誌丹等剛踏入新知識大門的學生們輟學了。然而，當人的求知本性被喚醒之後，是不會輕易地沉睡的。劉誌丹與其同學決定到榆林中學去求學。如果說這兩年對劉誌丹的知識積累有所影響的話，那就是開啟了新思想的大門。

　　@@三、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使劉誌丹的革命精神與高尚品質得以自覺

　　1922年，劉誌丹與其同鄉好友一道報考榆林中學。經過考試，劉誌丹以優異的成績被破格錄取。至1925年離開榆林中學，前往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學習，劉誌丹在榆林呆了三個年頭。這三年可以說是劉誌丹人生曆程的一個轉折點。在這裏他接觸到了新文化運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找到了拯救民族危難的正確道路。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當時榆林道與榆林中學的一些情況，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劉誌丹獲取新知識的具體條件與客觀環境。榆林道統轄榆林、延安兩府23縣。榆林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和商貿集散地，這是由於它北通蒙古，東至山西、直隸，與蒙古、山西、直隸等地的貿易往來非常頻繁。同時，教育事業也比較發達，是當時陝北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的中心。榆林中學在陝西省是很有名氣的，不僅是由於校長杜斌丞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開明人士，采取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而且是因為當時榆中聚集了一批從北京回來的具有一定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師隊伍。特別是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的魏野疇與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的李子洲二人都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並且是西北地區最早加入共產黨的人。他們在榆林中學積極傳授新文化、新思想，傳播馬克思主義學說。可以這樣說，當時榆林與榆林中學是陝北地區了解外界的一個重要窗口，於此生活與學習，可以緊跟全國發展的大趨勢。這為劉誌丹樹立遠大理想與人生誌向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

　　劉誌丹在榆林中學期間，除學習近代科學知識之外，積極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且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此時的劉誌丹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社會問題上麵，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等，積極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他在魏野疇、李子洲二位老師的引導下，組織同學在榆林中學辦起了“平民學校”，專門為那些上不起學的童工進行義務教育。同時，他利用自己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之便，組織同學並親自帶頭演戲、寫文章、寫詩歌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積極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揭露帝國主義利用教堂進行文化侵略和間諜活動的罪行，並勝利領導了反對舊勢力的罷課風潮。在社會實踐中，他逐漸認識到，學生的進步活動必須要有一個像蘇俄的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的組織指導才行。劉誌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作用在於實際應用。社會的支柱是養活了我們的農工大眾，他們如果都起來革命，中國革命豈能不成功！”1924年，劉誌丹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擔任了榆中團支部書記，隨即轉為共產黨員，成長為一個自覺的革命者。同年7月，他被選為陝北學生聯合會代表，參加了在三原召開的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他滿懷激情地為大會題寫了“共進！共進！同誌引著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者進攻！不惜犧牲，殺開血路！前途自有光明與幸福”，充分體現了劉誌丹的鬥爭勇氣和決心。同時，通過幾年的鬥爭也使他認識到，和武裝的敵人鬥，自己也必須武裝！當1925年秋天，上級黨組織決定派劉誌丹去黃埔軍校學習時，劉誌丹格外的興奮。這可以看作是他以武裝鬥爭創建西北紅軍與西北革命根據地所需軍事知識貯備期的開始。

　　1926年初，劉誌丹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炮兵科學習。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為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培養軍事幹部而創辦的軍事院校。當時的黃埔軍校中，從教官到學員，有很多人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在這樣的環境中，劉誌丹一方麵學習軍事理論，另一方麵深入學習和體會馬列主義。黃埔軍校的最大特點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養學生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這是它同一切舊式軍校根本不同的地方。這正好同時滿足了劉誌丹進行革命鬥爭所必需的政治理論和軍事指揮方麵知識的要求。同年秋季，劉誌丹在黃埔軍校參加了北伐誓師大會。畢業後，劉誌丹先後參加了北伐戰爭、領導武裝起義、開展兵運活動、建立陝甘遊擊隊和西北紅軍的革命鬥爭。

　　我們從劉誌丹受教育情況看，這些知識，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為他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傳統文化中的美德使他從小就懂得了，一個人的真正價值就在於不僅要獨善其身，而且應該兼濟天下蒼生，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一個人要成為政治家，他就應該看到，百姓才是國家社稷的根本，政治家隻不過是作為組織百姓更好地生活的人。這些因素為劉誌丹養成以天下為己任、平等待人、大公無私的品德起了良好作用。在榆林中學期間，由於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組織同學辦平民學校、領導學生運動，使他的組織領導能力得到了極大的鍛煉。更重要的是，他的進步思想與革命誌向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正確引導，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開始了他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艱苦奮鬥的革命生涯。在黨組織的派遣下，他有機會進入黃埔軍校學習，為他成為一個傑出的軍事將領奠定了良好基礎。在這所把政治思想教育與軍事訓練同等對待的學校裏，他不僅提高了理論修養，而且掌握了進行革命鬥爭所必需的軍事知識，擁有了同統治階級作鬥爭的有力武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劉誌丹革命精神與崇高品質的形成，包含著多方麵的因素。就其文化教育方麵的因素分析，既有家鄉地域文化的影響，也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而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和黨的培養才是他革命精神與崇高品質形成的決定因素。正是馬克思主義，使他找到了拯救人民苦難的正確道路，樹立了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理想信念，在革命實踐的千錘百煉中成為一個深受黨和人民愛戴的、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勝利作出重要貢獻的、具有崇高品德的人民英雄和共產主義偉大戰士。紀念劉誌丹，就是要學習他那堅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胸懷大局的堅強黨性和為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貢獻一生的高尚品德，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民族振興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