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對西北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的貢獻

　　center蓋軍　李東朗

　　center（中共中央黨校）

　　西北革命根據地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碩果僅存的這塊根據地，是中國革命實現曆史性轉折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它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西北和開創新中國的雛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和發展，與西北各級黨組織的正確領導、西北共產黨人的探索和奮鬥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正是由於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有在鬥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的黨的組織，西北革命才蓬勃發展，根據地才得以形成和鞏固。

　　作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劉誌丹十分重視黨的建設。在兵運活動中，他指示跟隨他一起工作的同誌，要“抓緊做好戰士的思想工作，發現積極分子，發展黨員”；黨領導的正規軍隊成立後，他以過去多次起義和紅軍遊擊戰爭的經驗教訓提醒大家，注意發揮黨的戰鬥堡壘作用，做好思想工作；對於在白區做地下工作的同誌，他一再告誡說，“一定要抵禦反動派的腐蝕利誘，要保持共產黨員的氣節”，“堅持革命誌向”，並要求“在那個環境裏，要發展組織，決不許混進來一個不可靠的人”。在當時遠離中央、與南方根據地難以及時溝通和充分借鑒各地先進經驗的條件下，西北根據地黨的建設經曆了艱苦的探索過程，劉誌丹為此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和極為重要的貢獻。

　　@@在武裝鬥爭中促進黨的建設

　　組織建設適應和配合黨的政治路線，是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八七會議確定了進行土地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從此，武裝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任務，成為全黨的最大政治，也成為擴大黨的政治影響、促進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甚至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建設的一個規律。西北黨的建設也是循著這個途徑而進行、發展的。劉誌丹長期主要從事軍事鬥爭工作，他在黨的建設方麵的建樹也主要是在武裝鬥爭過程中形成的。

　　1928年秋，劉誌丹在參與領導了著名的渭華起義後，遵照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返回陝北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時任陝北特委書記的楊國棟懾於國民黨在陝北的統治者井嶽秀實行的白色恐怖，主張隻做點宣傳工作，不搞武裝鬥爭，甚至提出暫時停止黨組織活動。劉誌丹和特委的同誌對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29年4至5月間，中共陝北特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集中反對楊國棟的右傾錯誤。在劉誌丹等人的力主下，會議重點討論了加強武裝鬥爭的問題，根據陝北的實際情況，決定以多種形式開展武裝鬥爭，而以爭取白軍工作為主，即確定了大力開展兵運工作的方針。回顧西北革命曆史，應該說，這次會議對陝北革命鬥爭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改變了黨的領導不力的狀況，正確而堅決地貫徹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明確了黨在陝北開展革命鬥爭的方向。會後，陝北特委和各地黨組織先後派出大批黨團員到陝甘寧地區各色軍隊和綠林土匪武裝中開展兵運活動，陝北黨組織大規模的兵運工作由此開始。這個工作重點的確定和實施，對西北革命鬥爭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對後來西北根據地黨的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明確了黨在陝北的工作方針之後，劉誌丹身體力行，投入到爭取白軍的武裝鬥爭的工作中。1929年至1931年春，他進行了一係列的兵運活動，例如，掌握保安縣民團的領導權，到軍閥蘇雨生部任副團長，到隴東民團軍譚世麟部任騎兵第6營營長，“太白收槍”受挫後再到蘇雨生部任補充團團長，繼而又到軍閥陳珪璋部任第11旅旅長等。雖然這些兵運工作最終都失敗了，但是，通過這些兵運活動，積累了開展軍事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為爾後的武裝鬥爭提供了借鑒。從組織工作的角度考察：第一，多次拉起基本可以獨立掌握的武裝力量，尋機打擊了一些反動軍事勢力和土豪劣紳，在劉誌丹周圍團結和凝聚了一批革命力量。第二，使大革命失敗後一些失去組織關係、不知如何開展革命工作的共產黨員明確了鬥爭方向；使一些在當地難以立足的共產黨員有了存身之處，繼續為革命而奮鬥。第三，通過兵運，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並從中發展了黨員。如王世泰回憶說，在蘇雨生部補充團時，“誌丹指示我們要利用暫時穩定的機會，抓緊做好戰士的思想工作，發現積極分子，發展黨員。那時，我們黨的活動是秘密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黨員，雖然黨員身份不公開，但活動搞得還是有聲有色的，經過一段工作，戰士們情緒比較穩定了，我們吸收了幾個黨員。我記得我們那時的黨員有劉誌丹等二十幾名。二十幾名黨員，在當時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們分散在各個連、班，起骨幹帶頭作用”。第四，在這些軍隊中和陝甘寧人民中傳播了革命的思想，擴大了黨的（通過劉誌丹）的政治影響。如當時在陝甘地區曾流傳這樣的民謠：“劉誌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再如，先後與劉誌丹交往的國民黨軍官韓練成、牛化東、曹又參、劉保堂等，都深受劉誌丹政治思想的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些，就為後來的革命鬥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他和其他黨員所從事兵運工作連續遭到失敗以後，劉誌丹深感單純的兵運是不行的，“利用軍閥是暫時的，利用軍閥的公開名義是搞不成的”。而毛澤東在南方所進行的革命鬥爭給了他很大的啟發。1931年夏天他曾對習仲勳說過：“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逐步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劉誌丹總結經驗教訓後，堅定地走井岡山的道路。

　　1931年7月，劉誌丹毅然來到橋山山脈中段的子午嶺地區，聯絡舊部，進行整編，9月，建立起南梁遊擊隊，全隊300多人，編為3個大隊，劉誌丹任總指揮。以此為開端，劉誌丹在西北的武裝鬥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組建革命軍隊的階段。這年10月下旬，他領導的遊擊隊與晉西遊擊隊會合，建立了中共隊委會，加強了黨對這兩支遊擊隊的統一領導。隨後部隊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1932年2月，這支隊伍改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12月又改編為紅26軍第2團。激蕩西北的革命軍事鬥爭開始了，西北的革命鬥爭隨之進入一個新階段。劉誌丹長期置身於這支革命軍隊，擔任重要的並在很長時期擔任主要的領導職責，在領導軍事鬥爭的同時，關注黨的建設，並通過軍事鬥爭推動西北黨的建設不斷發展。

　　首先，表現在革命軍隊黨的建設上。陝甘遊擊隊和紅26軍成立之初，由於處在革命軍隊的初創時期，更由於“左”傾領導人的瞎指揮，曾屢受挫折，甚至有南下終南山的嚴重失敗，同時內部也發生過收繳劉誌丹領導的第二支隊武器的“三嘉塬繳槍”事件，但劉誌丹始終以高昂的熱情和全部的心血來建設這支革命的武裝。在遇到挫折後，他堅忍不拔，從不氣餒，並幫助和鼓勵戰友們堅定革命信念。據張策回憶說：“在紅26軍轉戰過程中，一部分同誌產生消極的悲觀情緒，曾有一個同誌向劉誌丹提出疑問：‘我們什麽時候才能打出一個局麵？’誌丹同誌當即答複：‘不出三五年嘛。’他的答複幹脆而肯定，我聽了之後，也不知道什麽道理，但是感覺精神振奮，對革命充滿希望。”而對於革命內部的不正確做法和受到的錯誤打擊，他正確對待，顧全大局，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劉誌丹同誌是一個一向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領袖人物。”在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問題上，劉誌丹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堅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領導才能，以身作則、作風民主和無微不至關心同誌、幫助同誌，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和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的優秀品質，贏得紅26軍廣大指戰員的信任和愛戴，維係和鍛造了這個革命的戰鬥集體，發展了這個革命的戰鬥集體，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促進了這個軍隊的黨的建設。陝甘遊擊隊和紅26軍幾經挫折而不垮，並且不斷發展，越來越強，黨員的作用、部隊黨的建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35年12月有關部門在考察西北革命根據地情況時指出：“陝甘黨的同誌，紅26軍工作最好。”毫無疑問，這是與這支部隊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並且長期領導這支部隊的劉誌丹，與他的工作、影響和領導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其次，引導了許許多多的人走向革命、走向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的陝甘寧地區，人民痛苦不堪。國民黨當局苛重的捐稅和草菅人命的反動統治，土豪劣紳的殘酷剝削和任意欺壓，使人民處在饑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此時來過陝西的國民黨要員何應欽也被迫承認：“陝西人民之苦甲於全國。”因此，到處充滿了革命的幹柴。劉誌丹等領導紅軍轉戰陝甘，所到之處打土豪分財物，發動人民起來革命，在窮苦大眾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多人由此參加紅軍、參加革命。牛書申，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陝西省軍區副政委、國家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等職，他回憶參加革命的曆程時說：“曾在1932年夏季，劉誌丹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在店頭鎮、隆坊鎮打土豪分財物，張貼告農民書、告國民黨士兵書，宣傳抗日。有不少貧雇農參加了遊擊隊。我記得有王文定、蘇繼堂、孫振海等一二十人。我在隆坊鎮見到劉誌丹，他和我談過話，主要問了我學校的情況，講了一些抗日道理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動員我們參加抗日，這給我很大的影響。……1934年夏，已參加紅軍的親友捎信讓我參加紅軍。我走了一百多裏路，到了陝甘交界的小石崖兔洛尾村參加了紅軍，投入黨的懷抱。”曾任甘肅省副省長、人大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李培福，曾任空軍某軍軍長、南京軍區和蘭州軍區空軍司令員、放牛娃出身的劉懋功，曾任國防部第22器材基地司令員、領導創建新中國儲存庫的賈乾瑞，等等，一大批後來成為中國革命的棟梁之才和新中國的重要領導幹部，在回顧他們的曆程時，都說是在劉誌丹革命活動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成長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的。

　　再次，推動了西北革命根據地黨組織的發展。軍事鬥爭帶動地方黨的組織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建設的一般規律。一方麵，革命軍事鬥爭在打擊敵人的同時，更加廣泛也更加有力地傳播了革命的思想，在窮苦人民中間引起震撼、引起向往，吸引他們參加革命；另一方麵，革命軍事鬥爭打擊敵人，掃除敵人在當地的統治，為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在群眾運動中發現和吸收積極分子入黨創造了條件。也就是說，軍事鬥爭的勝利是黨的組織發展的重要前提。西北黨組織的大發展也是如此。西北革命獲得蓬勃發展是在紅26軍重組特別是第42師成立之後。這時，中共陝西省委被敵人破壞，紅26軍和陝甘邊特委失去與上級的聯係，避免了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的幹擾，劉誌丹充分展現了他作為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始人的才華。他提議紅軍的戰略重點北移，在以南梁為中心的橋山山脈中段建立根據地，並領導紅軍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運用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和對陝甘邊根據地、陝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轉戰陝北，連克六座縣城，開創了西北革命的大好局麵。同時，采取堅決的措施加強黨的建設。一是，解決了自照金根據地喪失後陝甘邊特委不健全的問題，以紅42師人員為主組建了新的陝甘邊特委，加強了黨對根據地的領導工作；二是，在戰爭空隙，以紅26軍主力配合三路遊擊隊，大力深入各地發動群眾，在革命鬥爭中發現、培養積極分子，在組建基層政權的同時，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形成西北根據地黨的建設大發展的局麵。第一，在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區發展黨員、建立了黨組織。如，慶北地區原來沒有黨組織，曾擔任慶北地區最早一個黨支部書記的李培福回憶說，他是在劉誌丹、謝子長領導的革命武裝來慶北活動後知道紅軍的，後來他在與紅軍遊擊隊的接觸中逐漸懂得了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為窮苦人翻身解放的革命武裝，因此就幫助遊擊隊做事、參加了紅軍。“1933年9月的一天，紅軍遊擊隊的王寶珊同誌找我和何興發、蔣桂堂等6人談話，問我們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我們6人異口同聲地回答：‘願意。’於是，都被吸收入了黨。……以後，又陸續發展了20多個黨員，壯大了革命力量。”陝甘邊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南梁根據地的第一個黨組織白馬廟黨支部是這樣建立的，陝甘邊根據地的富西、正寧、赤淳、中宜、華池、寧縣等地的黨組織也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抗戰時期，上述地區大都成為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所轄地。1943年，時任中共關中分區書記的習仲勳在總結關中黨組織的發展曆史時說，關中黨的發展主要是通過武裝鬥爭的形式實現的，“它的發展與壯大是在紅軍遊擊隊的武裝中成長起來的，特別是26軍的直接幫助與指導，是關中黨發展存在的有力支援”。第二，恢複和發展各地原有的黨組織。如1933年照金根據地失陷後，國民黨軍隊殘酷屠殺，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34年7月中共陝甘邊特委責成第三路遊擊隊盡快恢複根據地，經過艱苦的鬥爭和細致的工作，到9月該地革命形勢重新高漲，基層政權和黨的組織相繼建立。保安縣黨組織在1931年遭到嚴重破壞，1933年秋王子宜、趙耀先經組織營救出獄後，組建了一個黨支部。1934年陝甘邊特委決定：“恢複保安黨的組織，盡可能的找過去同誌的關係，並以腳紮川、吳堡川、白豹川為中心，建立農民支部。”經過努力，到1935年初，全縣建立了7個黨支部，黨員發展到100多人。其他如旬邑縣、淳化縣以及陝北的延長縣等地的黨組織，都是在這個時期重新組建和獲得發展的。

　　總之，劉誌丹在革命轉折時期的正確選擇、正確決策推動了西北革命的勝利發展，而革命鬥爭的勝利有力地推動了黨的建設。

　　@@在統一戰線中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和革命力量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法寶，這是毛澤東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後得出的正確結論。曆史證明，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必須時常牢記和認真運用這一法寶。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後進人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開展政治思想工作，實際上就是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並且卓有成效地擴大了黨的政治影響，發展了革命力量。在進行西北革命鬥爭的實踐中，他對統一戰線重要性的認識是十分清楚的。他曾反複向對此不理解的同誌說，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針對當時在陝北開展武裝鬥爭的具體情況，他指出，槍杆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這就要我們靈活運用各種辦法，關鍵是團結民眾，再就是團結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軍政官員、紳士、老先生，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做工作，爭取他們，團結他們。這樣我們才能有基礎，站住腳。清醒的認識變成了自覺的行動。他十分注重統一戰線策略的運用，開展了多方麵的統一戰線工作。當時，陝甘寧地區國民黨軍隊的派係很多、構成混亂，相互之間矛盾叢生；哥老會組織在當地頗為盛行，群眾很受迷惑，其影響和勢力很大；由於各種原因聚嘯山林打家劫舍、對抗官府的土匪也有多股。在分析這些情況後，劉誌丹對其中的一些國民黨軍官、對一些哥老會首領、對一些土匪頭目進行了大力的爭取工作，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果。

　　第一，爭取一些人轉向革命。如，馬錫五是永寧山哥老會的“大爺”（領頭人），教過書，為人正直。劉誌丹就去找他，給他講革命道理，引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結果，從1930年起，馬錫五一直跟隨劉誌丹進行武裝鬥爭，並經他聯係各地“大爺”，使200多個哥老會成員參加了革命。1935年，馬錫五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更加積極地為黨工作。他曾任陝甘邊工農民主政府糧食部長、主席，陝甘寧邊區慶環分區、隴東分區專員和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所創造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曾在各抗日根據地推廣。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黃龍山的“山大王”郭寶珊，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和民團的一再勒索和壓迫被迫做了“山大王”的，俠義正直，他手下的大多數追隨者都是仇視土豪劣紳的貧苦農民。為爭取他，劉誌丹曾兩次派黃羅武、後又派馬錫五去做他的工作，在他軍餉困難、彈藥不足、軍心不穩時，給他送去羊、馬等物資幫助他。郭寶珊在談到他起義的經過時說：“在行軍途中，曾碰到紅軍的騎兵部隊，並沒有向我們開火（當時紅軍騎兵想消滅我們是很容易的）……在我拉上部隊沒有什麽去處的時候，碰到馬錫五來慰問我們，劉誌丹也派人給我們送了三匹馬。這時我覺得紅軍對我還是不錯，投了他們可能不會有什麽危險，就下了決心投奔紅軍。”幾經爭取，終於把這支武裝引上了革命道路。郭寶珊加入紅軍後，作戰勇敢，服從命令，立下許多戰功，後來加入共產黨，解放後曾擔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所部先編為“義勇軍”，後正式改編為紅軍部隊，擴大了紅軍的力量，而跟隨他起義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了革命幹部。

　　第二，與一些人建立統一戰線關係，利用他們為革命鬥爭提供便利。當時，陝甘邊地區許多地方都有民團，劉誌丹提出應對其區別對待：凡與我軍為敵對抗，我有力量消滅的，堅決消滅，暫時消滅不了的，待我力量壯大，再消滅之；凡向我軍表示友好共處，或願保持中立者，則盡量繼續爭取他們，維持現存關係，以便我軍集中力量，消滅最頑固最反動的民團武裝。他的這一策略，對紅軍和革命的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談到西北革命曆史時，當年的領導人幾乎都會提到羅連城。羅是陝甘邊小石崖民團團總，又是一個哥老會大爺，政治上態度中立。劉誌丹在進行軍運時就派馬錫五去聯絡他，送他許多東西，與他建立了統戰關係。後來，他幫助紅軍買了許多的子彈和糧食，紅軍遊擊隊在作戰失利後曾多次到他的防地休整，尤其是他曾幫助紅軍寄養過許多的傷員。還有建莊的賀世興、篙嘴鋪的賈生財、太白鎮的李緒增等民團首領，紅軍都與之建立聯係。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的張邦英，就曾由劉誌丹安排到這些民團駐地養病。他回憶說：“我們常常將繳獲的大洋、煙土、牲口等送一些給他們，他們也幫助我們買些子彈、醫藥，掩護傷病員，探聽敵情，允許我們的部隊從他們的駐地周圍通過等。這對便利我軍行動，克服某些困難，起了一定作用。”民團團總馬海旺，在劉誌丹的影響和幫助下，走向革命，後來成為在延安成立的全國哥老會會長，陝甘寧邊區中華抗日救國會副主任。西北地區另一個有名的民團——夏老麽民團，劉誌丹也曾與之建立統戰關係，他也幫助紅軍買過彈藥、物資。紅26軍成立後，根據劉誌丹的建議，紅軍再次與他達成了協議：兩家繼續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報，互行方便。這在當時，對於紅軍的機動作戰是十分有利的，但執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杜衡不顧劉誌丹等人的反對，貿然命令部隊進攻，結果給紅軍造成很大的損失。至於哥老會首領，劉誌丹聯絡得更多，如蒼溝的馬大爺、東坪的馮大爺等都是他親自聯係的。在南梁，不少哥老會為紅軍掩護過傷員，或幫助過其他革命工作。有一個鄭大爺最後脫離哥老會，成為根據地赤衛隊的總指揮，並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另外，劉誌丹還與國民黨的一些軍政人員建立聯係，“通過誌丹的關係，安塞、保安縣政府的不少人經常給我們送來關於敵人方麵的情報”。

　　第三，傳播革命思想，為後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對於可能爭取的人，劉誌丹都是大力爭取。國民黨軍旅長劉保堂，劉誌丹少年時的同學，劉誌丹對其做了許多的工作，使其思想發生轉變，他曾感歎地說：“我明白了，和你們交往值得！”他為劉誌丹的兵運工作提供了不少的幫助，後來想參加紅軍。劉誌丹對他說：“你現在用這個身份在國民黨軍隊中做事，對革命事業更有好處，時機成熟就可以過來。”此後劉保堂一直暗地為黨工作，直至1941年被敵人發覺暗殺，而其部隊中的進步軍官後來都參加了革命隊伍。劉誌丹還多次給國民黨軍團長左協中、曹又參寫信，勸導他們走向革命。結果對左、曹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拿著劉誌丹的信說：“你看，這可是大手筆呀！大道理小道理都感人至深。”在抗戰後期，他倆分別率部起義了。

　　@@在革命鬥爭實踐中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這是黨的建設史上一條非常重要的經驗。在開辟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劉誌丹個人在黨內曾多次遭到不公正的對待，受過打擊、撤職等處分，但他都能以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正確對待這些遭遇，不顧個人榮辱得失，正確地對待領導、正確地對待同誌，顧全大局，積極工作，努力彌補領導和同誌們工作的失誤，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

　　1.麵對本部被繳槍事件，能冷靜處理

　　南梁時期曾經發生過一起嚴重的“三嘉塬繳槍”事件。1931年10月下旬，陝北遊擊支隊尋找劉誌丹部隊到南梁，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陝北遊擊支隊編為第1支隊，南梁遊擊隊編為第2支隊，謝子長任總指揮，劉誌丹任副總指揮兼第2支隊支隊長。同時，部隊成立了中共隊委會，謝子長為書記，劉誌丹、榮子卿為委員，支隊均建立了黨支部。1932年1月，因為部隊給養困難，2支隊第1大隊長趙連璧帶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為打擊麵過寬，並在集市上搶了群眾的東西，造成不良影響。少數領導人認為第2支隊成分不純、部隊不穩，於1932年2月6日繳了第2支隊的槍，當場打死了趙連璧。對於這種突然襲擊，劉誌丹很不理解，想不通這究竟是為什麽。但他能從黨的利益出發，維護這支合編不久的部隊的統一，製止了事態的發展。事件後他去西安向省委作了匯報。事隔幾十年以後，1985年，中央對此事作了結論，指出：“隊伍成分不純，作風、紀律不好，按照黨的建軍原則進行整頓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采取一部分人繳另一部分人槍的辦法，特別是在劉、謝兩位主要領導人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采取繳槍的辦法，甚至還打死了人，不論是誰的決定，都是不對的，更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好在這支隊伍中許多同誌以大局為重，始終堅持革命，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劉誌丹同誌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2.被錯誤撤職，能以大局為重

　　陝西省委為貫徹“左”傾冒險主義，不斷派人到遊擊隊來巡視。錯誤地認為，陝甘遊擊隊有嚴重問題，隊伍不純，無法執行土地革命，擴大群眾鬥爭，開展遊擊戰爭，不能執行省委的路線和政治任務。省委常委杜衡到達遊擊隊後，在宜君楊家店召開的黨團員大會上，對遊擊隊的活動橫加指責，誣蔑劉誌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等“有反革命陰謀”，把他們學習井岡山道路的做法說成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右傾機會主義”，撤銷了劉誌丹等同誌的領導職務。原遊擊隊排以上幹部全部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實現了杜衡的“以無產階級的至誠，執行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確路線、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所給予我的任務”。

　　對於杜衡的錯誤決定，同誌們不服氣，要鬧。但劉誌丹以大局為重，他勸同誌們不要鬧，一鬧他們就會說是反黨，矛盾將更加激化，勸大家服從這個決定，從革命的全局利益出發。他在被領導的崗位上，仍以積極的態度對待黨的事業，對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議，幫助2團團長王世泰製定作戰計劃，參與作戰指揮，直至挽救敗局，重返照金根據地。王世泰回憶說：“左”傾領導錯誤造成紅26軍南下失敗，300多個情同手足的兄弟，血灑疆場，他和劉誌丹死裏逃生於1933年陰曆八月十五日回到照金的薛家寨時，“‘誌丹回來了！’‘誌丹回來了！’這激動人心的聲音，猶如平地卷起的一陣狂飆，飛揚在薛家寨的上空。根據地的領導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的負責人王泰吉、習仲勳、張秀山、高崗、黃子祥、楊森迎出來了！先於我們回來的紅2團指戰員吳岱峰、高錦純、黃羅斌、劉約三等迎出來了！紅4團、抗日義勇軍、遊擊隊的戰士們也迎出來了。”是啊！是劉誌丹領導他們從無到有地創建了紅軍和根據地，又是劉誌丹不顧個人得失，保持了這支革命武裝的團結和重新集結，所以，廣大指戰員們視劉誌丹為他們的“主心骨”。

　　3.蒙冤入獄，依然耿耿丹心

　　西北根據地在劉誌丹領導下取得了重大勝利，解放了6座縣城和廣大農村，把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擴大了西北根據地和紅軍，已經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左”傾錯誤的陰雲不散，有些人仍把劉誌丹說成是“老右傾”，否定紅26軍堅持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的成績。1935年，“左”傾分子繼續並進一步誣陷劉誌丹為“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給他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10月勞山戰役之後，將劉誌丹騙離前線。

　　劉誌丹麵對保衛局逮捕自己的密令，對搞陰謀詭計陷害同誌的行徑十分憤慨。但為了避免革命隊伍的分裂，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他不顧個人的安危，去向中央駐西北代表團申訴。但他一到瓦窯堡就被投入監獄，甚至連他的妻子和幼女也被禁閉起來。在獄中，他受盡折磨，始終泰然處之，並堅持不說假話。他對同獄的同誌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雲總遮不住太陽。”當時如果不是黨中央到達陝北，劉誌丹就可能慘遭殺害。

　　對此天大的冤屈和無端的迫害，劉誌丹冷靜對待，始終顧全大局。在中央召開的受害同誌的座談會上，他一再謙虛地表示：我們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強調要“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完成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當時，許多受到迫害的人情緒激動，要求他向黨中央告狀處理犯錯誤的人，他做了許多勸解工作。在對部隊講話時、在和同誌談話中，他一再強調指出，黨的利益、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要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要加強團結。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西北紅軍和中央紅軍團結得緊密無間。事實上，他清楚地知道，對他的平反並不徹底，雖然否認了“反革命”的罪名，但仍然留有犯了“嚴重右傾錯誤”的尾巴。他一直未對別人講，更沒有鬧情緒，而是在革命實踐中經受黨的考驗。東征出發時他對妻子說：“這次出征對我仍然是一個考驗，事實會證明一切的。如果我死了，是作為一個革命黨人犧牲的。”這充分表現了劉誌丹作為一個優秀共產黨人的寬闊胸襟，周恩來對他的品德給予高度的評價：“劉誌丹同誌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

　　@@在黨的作風建設中樹立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

　　黨的作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取得革命勝利的有力保證。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鬥爭中逐漸形成了一係列優良作風，而許多優秀共產黨人在培養與弘揚黨的優良作風中身體力行、積極實踐，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劉誌丹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

　　第一，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結合西北的實際開展革命鬥爭，是劉誌丹領導開創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方法和領導特點。絕不能簡單地照搬書本和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他和黨內唯書唯上的“左”傾領導人的根本分歧，也是他曾屢次遭到錯誤打擊的根本原因。但他對此始終不渝，堅持根據陝甘地區的實際情況進行革命鬥爭，表現了共產黨人實事求是、堅忍不拔的優良作風。

　　比如，在紅軍發展戰略問題上，他從實際出發，堅持在陝甘交界的南梁地區建立根據地。1932年7月，擔任陝甘遊擊隊政委的李艮既不懂軍事又不顧實際情況，要求堅決執行中央北方六省會議和省委決議的精神，提出在不具備條件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並要在20天內分完土地等一套“左”的計劃。劉誌丹認為在尚未建立政權的地方不能過急地進行土地革命，堅持依托橋山山脈開展遊擊戰爭。李艮聽不進正確意見，給劉誌丹等戴上“逃跑主義”、“上山路線”、“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加以打擊，撤銷了劉誌丹陝甘遊擊隊總指揮職務，並強令進攻敵人設防堅固的城鎮，致使部隊連打敗仗。但劉誌丹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1933年6月，在陝甘邊特委、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和紅26軍聯席會議上，他再次明確提出：應當以橋山山脈為依托，堅持並擴大陝甘邊根據地，廣泛開展遊擊戰爭。特委書記金理科等讚同劉誌丹的意見，但紅26軍政委杜衡實行家長作風，憑借權力否決劉誌丹的提議，強令紅軍南下，結果遭到嚴重失敗。在重建紅26軍後，劉誌丹又一次提議研究紅軍戰略發展的決策問題，並詳述在南梁建立革命根據地有三個有利條件：一是南梁地處橋山山脈中段，北起定邊、鹽池，南至關中的照金，連接陝甘邊18個縣，山大溝深，梢林密布，地形複雜，交通阻塞，便於紅軍回旋；二是該地是陝甘兩省交界處，敵人統治力量薄弱，雖有小股土匪和地方反動武裝，但都不敢與紅軍對壘；三是該地群眾多是外地難民，深受封建壓迫，有強烈的革命要求；而且他和謝子長早年在這一帶進行過革命活動，在群眾中有很大影響，便於發動群眾起來革命。1933年11月的包家寨會議采納了劉誌丹的建議。實踐證明，劉誌丹的戰略思考是符合實際的，正是這個決策開創了陝甘邊革命鬥爭的大好局麵，從而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優良作風。

　　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上、在軍事鬥爭的一係列問題上，他都強調和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因此提出的對策大都切實可行。他的這一優良作風，黨中央在1943年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劉誌丹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調和之鬥爭。

　　第二，重視人民，想著人民。密切聯係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是中國共產黨區別其他政黨的最大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來源和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這個優良作風，在劉誌丹身上體現得非常充分。他把紅軍與人民的關係看得非常重，提高到了黨性原則和勝敗存亡的高度。他強調，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為我黨絕對領導的、為人民利益而戰鬥的紅軍。劉誌丹常說：“群眾宣傳好了，我們就能打勝仗；群眾宣傳不好，沒有人替你通風報信，就要挨打。”在第三路遊擊隊指揮部成立後，一些同誌對遊擊戰爭的性質、任務和工作方針不清楚，1934年秋劉誌丹專門給他們講話，指出，我們所進行的遊擊戰爭實際上是農民戰爭，是黨領導下的一場廣泛的農民戰爭。因此，在戰爭的過程中始終不要忘記一定要向廣大農民群眾敞開大門。這樣我們所進行的遊擊戰爭才有廣闊的複雜前景，如果忽視了這一點，我們的隊伍就不可能發展，甚至有失敗的危險。在實踐中，劉誌丹非常注意解決人民的疾苦。一方麵堅決打擊欺壓人民的官吏軍匪、土豪劣紳；另一方麵雖然當時紅軍麵臨的鬥爭緊張激烈、生活條件十分艱辛，但每當打了地主老財，就把財糧、土地、衣服等東西全部分給窮人。同時，十分嚴明紅軍的軍紀，他要求部隊處處維護群眾利益，遵守群眾紀律，秋毫無犯，凡是吃了老百姓的米、麵等，必須付錢，即使群眾不在家，也得將錢留在容易看見的地方。劉誌丹本人更是善待群眾，平易近人，熱情和藹，不擺官架子。每到一地宿營，誌丹總要找當地群眾或熟識的人談話，一方麵詢問周圍敵情，另一方麵了解當地的社會情況和群眾要求。有一次，當地八九個老農民來看他，他工作之後回到住地已是深夜，但還是一方麵熱情與來人交談，一方麵盡其所有給大家煮南瓜吃。老農民感動得吃不下去，他卻不答應：“你們看我來了，我應該招待你們，招待得不好，大家不要見怪，可是不吃不行。”細微處見精神，由此可見劉誌丹對人民的感情和共產黨人的作風。正是因為這樣，黨和紅軍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劉誌丹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作為紅軍部隊的指揮員，劉誌丹沒有一點特殊化。戰士穿什麽他穿什麽，戰士吃什麽他吃什麽。黃羅武回憶說：“劉誌丹也經常把自己騎的馬讓給傷病員騎，有時還幫助炊事員做飯。戰士行軍打仗過分疲勞，他就替戰士站崗放哨。這都是我親身經曆的。真是同甘苦，共命運。”部隊由此而形成了團結友愛的戰鬥集體，劉誌丹的優良作風和光輝形象更為戰士們所敬仰和愛戴。

　　第三，作風民主，嚴以律己。在黨內、軍內，劉誌丹平等待人，尊重同誌，愛護戰士，和藹可親，因此大家都稱他“老劉”，與他的關係很近，有什麽意見和建議都願向他說。他總是等人把話說完，再談自己的意見。劉誌丹常說：“要避免錯誤就要講民主，善於聽取大家意見。”幾次打仗，命令已經下達，但有同誌根據新情況提出不好打，或者損失太大，他馬上接受意見，改變作戰部署。許多次戰後，他召集同誌們研討戰況，集思廣益，總結經驗。正因如此，所以他少犯錯誤，有了錯誤也能很快糾正。

　　正因為劉誌丹具有作風民主，所以同誌們暢述己見，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有一次，在紅26軍42師師委會上，一位同誌在一個問題上轉不過彎來，不肯接受劉誌丹的意見，並當場爭辯起來，但劉誌丹並沒有計較他。後來的鬥爭發展證明誌丹的意見是全麵、正確的。劉誌丹的平易近人、虛懷若穀、赤誠相見、誨人不倦的良好作風是永遠值得學習和懷念的。

　　劉誌丹的民主作風，還體現在正確處理黨、政、軍的關係上。由終南山回到照金之後，陝甘邊的一切軍事活動，都是在劉誌丹親自領導和指揮下進行的。他事實上成為陝甘邊根據地的領導核心，頗孚眾望，又屢立戰功。但他不自矜功，能正確處理好軍隊同黨、政的關係，尊重黨和政府的領導。1934年在南梁建立了革命政權，習仲勳被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劉誌丹尊重根據地的黨政領導，妥善處理各種關係，在領導層當中形成了團結、民主、協作的良好氛圍。

　　同時，劉誌丹勇於自我批評。他常說，自己也犯錯誤，領導渭華起義失敗就是犯的大錯誤。紅26軍南下失敗後，有的同誌責怪劉誌丹沒有負起責任，劉誌丹一點也不為自己開脫，而是反思。他說：“極‘左’的人最後會走上極右。杜衡把部隊葬送了，他又叛變投降敵人了，這是對我們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訓，事情未經曆過，總是不深刻，這下我們就知道‘左’是什麽東西了。”在被錯誤逮捕關押之後，他仍主要是進行自我反思，檢討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他的這種聞過則喜、從高從嚴要求自己的作風，是非常感人至深的。

　　在劉誌丹身上，還有著艱苦樸素，勤政廉潔，奮發向上，不斷進取等優良作風。他的這些優良作風，給黨員和紅軍戰士樹立了表率，在人民群眾中塑造了共產黨人的高大形象，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