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劉誌丹傳略

　　center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劉誌丹，名景桂，字誌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於陝西省保安縣金湯鎮（今屬金鼎鎮）。父親劉培基是清末的秀才，劉誌丹出生時，在金湯小學任教，後轉而經商，一度擔任金湯鎮民團副官（文書）。劉誌丹6歲時，隨母親回到金湯鎮北30裏的山村老家蘆子溝，入祖父劉士傑開辦的私塾學習，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劉誌丹自幼目睹家鄉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淒慘景象，十分同情窮苦人民。他和家裏的長工張萬銀關係很好，親昵地稱張為“幹大”（對長輩的一種尊稱），有空即隨張一起上山勞動。張萬銀也很喜歡劉誌丹，常向他講說貪官汙吏的罪惡及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為民除害的故事，這些都孕育了少年劉誌丹對舊勢力仇恨的種子。稍長，就讀於永寧山（保安縣政府所在地）縣立高等小學堂。劉誌丹勤奮讀書，接觸進步老師，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立誌改變社會不平等現象。小學畢業後，十八九歲的劉誌丹，抱著複興中華的願望，於1922年徒步來到離家六七百裏的榆林，考入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時值五四運動之後，新思潮的影響逐漸波及偏僻的陝北，劉誌丹迅即跟上時代的潮流，從此開始了他艱難曲折的革命生涯。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成長

　　榆林中學是當時陝北23縣唯一的一所中學，在文化落後的陝北算是最高學府了，但仍是封建教育體製。校長杜斌丞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為了振興教育事業，改革校政，實施民主辦學法，延聘名師。劉誌丹入學後，正是魏野疇、李子洲、呼延震東等進步教師陸續來校任教的時候。由於他們積極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學的麵貌開始改觀，民主、改革的思想逐漸變得活躍起來。劉誌丹因為和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員教師經常接觸，深受他們的熏陶和影響，如饑似渴地閱讀《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李大釗等革命先驅的馬克思主義觀和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動得徹夜難眠。不久，榆林中學學生在魏野疇幫助下組織起學生自治會，1923年後，劉誌丹當選為會長。在他的主持和進步老師的指導下，學生會積極開展各項活動：推銷革命書刊，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劇社、畫社等團體，為貧苦孩子舉辦平民小學，同陝北軍閥井嶽秀操縱的封建迷信組織同善社進行鬥爭，並勝利地領導了榆林中學學生反對舊勢力的一次學潮。後來旅京陝西學生進步組織——共進社發展到榆林，劉誌丹即成了這個組織的骨幹成員。他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帶頭演話劇和為刊物撰稿，並以學生會名義，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揭露帝國主義利用宗教進行文化侵略、搞間諜活動的罪惡，勸說學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現十分活躍。1924年秋，李子洲、王懋廷在陝北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劉誌丹等成為榆林中學第一批團員，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世界觀。1925年3月，共產主義青年團榆林支部建立。不久，劉誌丹接替張肇勤任支部書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他的眼界更加開闊，對學生運動的領導更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陝北，劉誌丹立即組織榆林中學學生積極響應，上街遊行示威，開展援滬募捐，號召抵製日貨，進行街頭講演，聲討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熱潮，使閉塞的陝北高原頓時沸騰起來。

　　劉誌丹在陝北學生運動中，一開始就顯示出他的組織才能。1925年7月，他被選為陝北學生聯合會代表，赴三原參加陝西省學生聯合會代表會議和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誤，到三原時學代會已經結束，隻趕上參加共進社的會議，被選為該會第一審查委員會委員。他在會上作了關於榆林地區共進社活動情況的發言，並滿懷激情地為大會題詞：“共進！共進！同誌引著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者進攻！不惜犧牲，殺開血路！前途自有光明與幸福！”表現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熱情，充滿了對未來的信心。

　　1925年秋，廣東處於革命高潮，黨組織決定選派劉誌丹等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學習。這時，他中學尚未畢業，校方不準退學，家庭也希望他畢業後再去。但劉誌丹認為“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他的心早已奔向革命中心——廣州，說服家庭，衝破校方的阻攔，斷然離開榆中，繞道山西，經京、津乘船南下，是年冬到達廣州。翌年初，進人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科第1團第2連學習，不久轉入炮兵科。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在蘇聯幫助下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創辦的一所革命軍事學校，充滿著反帝反封建革命救國的氣氛。劉誌丹到校後，眼界為之一新，結識了政治教官惲代英、蕭楚女，政治部宣傳科長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學員陳賡、唐澍等。在黨組織的教育和同誌們的關懷下，他刻苦學習，嚴格訓練，政治上也十分活躍。由於對南方飲食和氣候不適，誌丹一度曾患瘧疾，醫生勸其休學，但他意誌堅強，仍堅持學習，不曾懈怠。

　　1926年10月初，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這時，馮玉祥已從蘇聯回國，成立國民軍聯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參加國民革命，要求中國共產黨選派幹部到其部隊工作。劉誌丹黃埔軍校畢業後，與唐澍、王尚德等被派往國民軍聯軍工作。劉誌丹被分配在總部政治部任組織科長。不久被派往第4路軍馬鴻逵部，任黨代表兼政治處處長。馬部多係回民，實行的是封建家長製和雇傭軍教育，一說打仗，從上到下，都伸手要錢。但由於回民尚武，騎兵較多，這支部隊還有一定的戰鬥力。劉誌丹到任後，耐心地向馬鴻逵進行說服工作，指出：參加革命的軍隊，就要有革命的行動。征得馬鴻逵的同意，劉誌丹在軍、師、團、營逐級建立政治工作機關，製定新的軍容風紀，開展了新式練兵。回民戰士和下級軍官大都出身窮苦，進行革命教育後，覺悟迅速提高。同時注意發展黨員，培養了韓煉成、牛化東、劉保堂等人，他們後來成為共和國的將軍。這支部隊在解圍西安、東出潼關、會師中原的策應北伐戰爭中，行動迅速，作戰有功，這與劉誌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開的。

　　次年春，豫陝正處在革命高潮中，被趕出陝境的吳佩孚餘孽劉鎮華部，還盤踞豫西山區作亂。劉誌丹奉命作為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總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編劉鎮華的軍隊。劉鎮華陰險狡猾，不願接受改編，但又怕得罪馮玉祥，爾後對己不利，便企圖以重金收買劉誌丹，要其在馮玉祥麵前替他說好話。劉誌丹立場堅定，嚴詞怒斥劉鎮華的陰謀，使其狼狽不堪，不得不答應接受改編。

　　時勢造英雄。劉誌丹這時雖隻有23歲，但因為他一入黨就完全以黨的意誌為己任，勇於接受艱巨的任務，勇於進取，樂於迎著一個又一個的風浪前進，所以很快成長了起來。

　　@@渭華起義　組建工農革命軍

　　1927年春夏之交，蔣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在其軍隊和地方進行“清黨”，將一批共產黨員“禮送出境”。他借“集訓”為名，下令將劉誌丹、宣俠父、方仲如、劉貫一等幾十名在該部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扣押於開封，逐個進行“審查”。馮玉祥威逼共產黨員：必須宣誓脫離共產黨，聽國民黨之領導，守國民黨之規則，否則要“查明槍決”。劉誌丹等毫不畏懼，斷然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7月中旬，馮玉祥下令將這批黨員押送出境，擬借湖北反動派之手殺害之。劉誌丹等20餘人被分別押進兩節貨車，送出武勝關，甩在湖北孝子店車站。這些共產黨員機警地躲過了反動派的暗算，設法到武漢找中共組織。到武漢後，他們始知武漢政府亦已叛變，遂又輾轉通過關係找到了黨組織。按照中共組織的指示，大部分同誌被派往蘇聯，一部分前往南昌準備參加武裝起義，劉誌丹被組織安排到武漢軍校和湖北省委工作。此間，劉誌丹與武漢市委書記羅章龍多有聯係，互相探討中國革命的道路及白色恐怖下如何開展黨的工作等問題。1927年冬，劉誌丹離開湖北時，羅章龍曾贈詩一首。回陝後，劉誌丹擔任省委交通，往返於上海和河南陝西之間，傳遞信息，進行聯絡工作。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領導陝西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決定實行策略上的轉變，並通過了農民鬥爭和軍事運動等九項議案，強調黨必須掌握武裝力量，組織革命兵變，準備武裝起義。

　　1928年1月上旬，中共陝西省委改組，潘自力為書記。新省委成立後，接連發出黨內通告，部署武裝起義，並具體劃分了陝西各地的暴動區域。通告強調武裝起義必須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指示建製上接受軍閥李虎臣收編、實際上由中共組織控製的國民黨西北軍新編第3旅旅長許權中（中共黨員）積極準備起義。與此同時，劉誌丹、唐澍、廉益民、吳浩然、謝子長等，陸續被派往該旅加強領導工作。劉誌丹等根據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許旅駐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盧氏一帶，幫助地方黨組織開展農民運動，恢複和發展農民協會，建立赤衛隊，培訓革命武裝骨幹，開展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並公審和處決了幾個惡霸地主，迅速擴大了革命影響。3月，渭（南）華（縣）地區因“宣化事件”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首先在這個地區發動起義，為了加強領導，成立了中共陝東特派委員會，劉繼曾為書記。4月6日，中共陝東特委根據省委關於渭華暴動《行動大綱》，具體製定了起義計劃。與此同時，省委又轉發了1927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強調革命軍隊一定要脫離軍閥部隊，作農民暴動的“副力”；並指示許權中旅迅速擴大力量，以配合渭華農民起義。這時，李虎臣乘馮玉祥主力離陝參加軍閥混戰之際，發動了反馮戰爭，企圖獨霸陝西。李虎臣除以大部兵力圍攻西安外，還調駐商洛地區兵力進攻潼關。劉誌丹、唐澍等於5月10日夜率許權中旅撤離潼關，向華縣高塘開進。部隊途經華縣瓜坡鎮時，宣布起義。第二天，劉誌丹即率起義部隊奔赴高塘，與5月1日在渭華塬上已經爆發的農民起義武裝相結合。後在高塘舉行了盛況空前的軍民聯歡大會，宣布許權中旅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劉誌丹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通俗地說明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窮，隻有起來鬧革命。大會宣布劉誌丹任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唐澍任前敵總指揮，劉繼曾任政治委員，許權中任總顧問。革命軍近千人，下分四個大隊、一個赤衛隊和一個騎兵分隊。革命軍所到之處，大力幫助農民開展反對地主豪紳的鬥爭，進一步推動了渭華地區革命運動的發展，很短時間內，東起少華山，西至臨潼，南靠秦嶺，北到西（安）潼（關）公路200多平方公裏地區的反動政權基本上被摧毀，打土豪，分財物，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農民群眾熱情歌唱：“不愛銀子不愛財，光愛工農蘇維埃；不愛金子不愛錢，光愛人民新政權。”

　　渭華地處豫陝交通要道，向為兵家必爭之地。黨領導革命軍民在這裏發動起義，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驚恐。因此，從6月上旬開始，馮玉祥部先後向這裏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由於起義軍民團結奮戰，頭兩次進攻均被勝利粉碎。6月19日，宋哲元又調集了孫連仲等三個師的兵力，由其親自指揮，分左、中、右三路向起義中心——高塘發動第三次圍攻。因圍攻兵力過強，革命軍決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為了阻擊敵人，劉誌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駱駝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指揮的中路軍一個師作戰。駱駝渠是革命軍司令部的前沿陣地，宋部用重炮連續轟擊，戰鬥十分激烈。麵對數倍於己之敵，劉誌丹鎮定自若，一麵指揮革命軍英勇阻擊，一麵掩護司令部和傷員迅速撤退，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形成對峙局麵。與此同時，在唐澍的指揮下，五六百手持長槍、鋤頭的農民，英勇地擊退了自赤水西川進攻的敵人。革命軍在完成阻擊任務後，於22日相繼撤退到洛南兩岔河。但立足未穩，又遭李虎臣部5個旅之眾的進攻，唐澍壯烈犧牲，革命軍被迫轉移藍田地區，隻剩下不到200人。7月初，根據省委指示，中共陝東特委在藍田張家坪召開軍事會議，劉誌丹在總結起義失敗原因時指出：1.光杆鬥爭；2.軍事冒險；3.脫離群眾；4.燒殺政策；嚴肅指出了這次起義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錯誤。會後，劉誌丹和謝子長等回省委匯報工作，一部分同誌分散活動，部隊由許權中率領，離陝開赴河南確山地區，途中在鄧縣失利，全軍覆沒。

　　渭華暴動雖然失敗了，但它是大革命失敗後，西北地區爆發的一次農民運動和軍隊配合的最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一次大演習。它打擊了國民黨在陝西的反動勢力，擴大和加深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培養和鍛煉了一批革命骨幹，為劉誌丹、謝子長等後來在陝甘邊、陝北領導武裝鬥爭，創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艱苦卓絕的兵運工作

　　1928年七八月間，劉誌丹等冒著被敵人通緝的危險，化裝潛回西安，向省委匯報了渭華起義失敗的情況和經驗教訓。秋，省委派劉誌丹和謝子長等回陝北工作。劉誌丹在途經家鄉保安時，和皖北暴動失敗後回到家鄉的曹力如一起，籌建了保安縣第一個黨支部——中共永寧山支部，劉誌丹任書記，曹力如任組織委員，王子宜任宣傳委員。他們利用黨員擔任縣教育局長職務的方便，安排黨員和進步人士到全縣7所小學任職，以學校為立足點，開展革命工作。冬，劉誌丹到達陝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參加特委工作。當時，特委負責人楊國棟懾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主張隻做點宣傳工作，不搞武裝鬥爭，甚至提出黨組織暫時停止活動。劉誌丹和特委其他成員一起，同這種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29年4月，中共陝北特委在紅石峽召開會議，決定劉誌丹任特委軍委書記，主持特委工作。會議提出了通過白色（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灰色（做綠林土匪的工作）、紅色（建立工農遊擊隊）三種形式開展武裝鬥爭。不久，劉誌丹即去保安縣從事兵運工作。根據陝北特委紅石峽會議關於派大批黨團員打人軍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的精神，劉誌丹在保安以主要精力從事兵運活動。他說：“敵人的軍隊有現成的人槍，我們做工作，把他端過來，就成了革命武裝。這是事半功倍的事。”當時，保安縣民團團總路仰之橫行鄉裏，群眾恨之入骨，縣長及地方上一些士紳與路也有矛盾。劉誌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麵分頭聯絡士紳，爭取他們讚成改選民團，一麵揭露路仰之欺壓老百姓的罪行，鼓動廣大群眾到縣長那裏告狀，要求改選團總。縣長迫於人民壓力隻好答應改選。中共組織又通過社會關係提出劉誌丹、曹力如為團總候選人，並巧妙地爭取了多數選票，使劉誌丹、曹力如當選為正副團總。選舉勝利後，路仰之收買了一部分人，企圖阻止劉誌丹上任。中共組織又及時發動廣大團丁進行抗爭，結果把路煞費苦心安排的阻止劉誌丹上任的示威，變成了歡迎劉誌丹上任的儀式，取得了鬥爭的勝利。劉誌丹擔任團總後，立即對民團進行整頓，廢除打罵，改善生活，加強政治教育，建立黨的組織，把一個本來反動的民團，逐步改造成為黨掌握的武裝力量。

　　1929年7月，中共陝西臨時省委第三次全體會議選舉劉誌丹為省委候補常委。8月中旬，中共陝北特委召開第五次會議，劉誌丹辭去軍委書記，在陝甘邊界一帶開展兵運工作。那時候，陝甘交界地區北到定邊，南到淳化、耀縣的橋山山脈，是個“三不管”的地區，軍閥統治比較薄弱，不少土匪搞幾杆槍就可割據一座山頭，一些因反抗壓迫走投無路的農民也常在此聚義，封建社團如哥老會、青洪幫等也在這裏占有地盤。劉誌丹看清了這個形勢，就號召黨團員占山頭鬧革命。他常說，連土匪都可以在這些地方稱“山大王”，弄得國民黨無可奈何，為什麽我們共產黨人不可以在這裏鬧革命呢？1930年1月，劉誌丹到陝甘邊界南梁一帶活動，啟發教育哥老會成員鄭德明、朱誌清等克服封建思想，維護窮苦百姓利益。從此，劉誌丹利用親友等各種關係，先後打入陝甘邊界一些軍閥軍隊和民團進行兵運活動。1930年夏，乘隴東民團軍總司令譚世麟擴充勢力之機，劉誌丹、謝子長在譚部掛名建軍。劉誌丹出任譚部騎兵第6營營長。此時，謝子長派李力果、閻紅彥等將駐宜川後九殿民團楊庚武部的周維祺營百餘人拉到慶陽北部三道川（今屬吳旗縣），編為一個營。兩部合編為一個團，謝子長任團長，駐防三道川。不久，土匪張廷芝投靠譚世麟，繳了周維祺營的槍，並襲擊了團部和騎兵第6營，使剛拉起的部隊受到嚴重損失。10月1日，在保安縣中共永寧山支部的配合下，劉誌丹打著騎兵第6營的旗號，進駐合水縣太白鎮，擊斃隴東民團軍第24營營長黃毓麟，繳槍50餘支。以此為基礎，劉誌丹建立了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裝，在安塞、保安、合水一帶打土豪分財物。部隊編為兩個中隊，並建立了中共組織，書記楊樹榮（薑兆瑩）。並抽出部分槍支給民間武裝趙連璧、同守孝，讓其在太白、南梁一帶發展武裝。自己則率部在永寧山南石峁灣的深山密林裏加緊練兵，當地群眾高興地唱道：“劉誌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

　　1930年10月，劉誌丹和謝子長到綏德合龍山參加中共陝北特委召開的擴大會議，研究如何在陝北開展武裝鬥爭的問題。會議決定繼續進行兵運工作，條件成熟時舉行起義，建立獨立的革命武裝。按照立三“左”傾錯誤的要求成立了陝北總暴動行動委員會，趙伯平任書記，謝子長、劉誌丹分任行動委員會正、副總指揮。但是，由於立三“左”傾錯誤很快就被糾正，實際工作中並沒有貫徹執行。會議期間，特委曾提議由劉誌丹繼續擔任軍委書記，留機關工作，劉誌丹以基層武裝鬥爭更重要為理由，請求仍回陝甘邊從事兵運工作，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見，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楨為軍委書記。

　　中共陝北特委合龍山擴大會議後，劉誌丹回到保安，向黨組織傳達了特委會議精神，研究了擴大革命武裝的計劃。

　　1931年1月，劉誌丹率部進駐瓦子川。2月進駐合水固城川，與趙連璧、同守孝、賈生財等民間武裝會合，部隊擴大到300餘人，並在固城川麻峪村進行整編，劉誌丹任總指揮。2月下旬，劉誌丹率領部隊在寧縣盤克塬遭隴東軍閥陳珪璋部謝紹安旅騎兵的襲擊，損失慘重。劉誌丹遂率部分黨員和骨幹突圍到子午嶺山區，後轉到中部（今黃陵）小石崖休整。3月，劉誌丹奉命繼續和蘇雨生合作，任該部補充團團長，並任中共支部宣傳委員，駐栒邑（今旬邑）職田鎮。夏，蘇雨生獲悉補充團有共產黨活動，遂借職田鎮土豪劉日新拒絕向補充團交糧自殺，以商議軍機為名，將劉誌丹召到邠縣（今彬縣）關押，並將補充團繳械。劉誌丹“雖受鐐鎖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誌工作，毫無懼怠”。旋經黨組織和南漢宸、杜斌丞等通過楊虎城的關係營救獲釋。

　　同年7月，劉誌丹出獄後，根據省委指示，利用地方軍閥之間的矛盾，又打進平涼國民黨暫編第13師陳珪璋部。陳明知劉誌丹是共產黨員，但對劉誌丹的能力十分欽佩，企圖利用劉誌丹反對當地其他軍閥，擴充自己實力。劉誌丹心中有數，亦借此以陳的名義在橋山的南端寧縣成立了一個旅，編為13師直轄11旅，自任旅長，人槍300餘，並不斷吸收當地農民和共產黨員參加。8月，陳珪璋部第13旅旅長高廣仁嘩變，在寧縣早勝扣押了劉誌丹，並將11旅繳械。接著高廣仁在合水附近被陳部蔣雲台旅擊潰。蔣又企圖以防務不力，丟失早勝為由扣押劉誌丹。得信後，劉誌丹連夜進入子午嶺山區，派馬錫五幫助趙連璧整頓部隊，自己到保安、南梁一帶活動。

　　在兵運工作屢屢挫折的情況下，劉誌丹等從實踐中逐步悟出：“利用軍閥是暫時的，無產階級應該也隻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創造條件，搞革命的武裝。”後來他曾沉痛地總結說，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9月，劉誌丹將分散活動於合水、慶陽山區的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的三支民間武裝，集合於太白倒水灣進行整編，建立起陝甘邊地區中共組織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南梁遊擊隊。劉誌丹任總指揮，馬錫五任軍需。

　　這支部隊建立後，劉誌丹總結以往開展兵運工作的經驗教訓，堅持以南梁為中心，依托橋山山脈開展遊擊活動，開辟南梁遊擊區；重視對部隊幹部、戰士的教育工作；組織小股部隊到南梁周圍打土豪、分糧食，解決部隊給養，減輕群眾負擔。南梁遊擊隊首戰二將川，旗開得勝，消滅張廷芝一個騎兵連。接著又擊潰了合水民團的進攻。一時遊擊隊名聲大振，敵人惶恐不安，人民揚眉吐氣，革命鬥爭形勢迅速發展。當地群眾高興地唱道：“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誌丹，劉誌丹來真勇敢，他帶上隊伍上橫山，一心要共產。”

　　劉誌丹在艱苦卓絕的兵運工作中，麵對千變萬化的複雜形勢，出生入死，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膽略，一向被當作傳奇式的英雄人物。他雖屢經挫折卻從不氣餒，並善於從實踐鬥爭中不斷總結經驗，終於探索出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道路，但這條道路並不平坦。

　　@@創建正規紅軍　開辟照金蘇區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9月22日，中共中央號召組織群眾性的反帝運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此時，全國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勢。10月下旬，閻紅彥、楊重遠等率領的陝北遊擊支隊輾轉來到甘肅合水林錦廟同劉誌丹領導的南梁遊擊隊勝利會合。兩支部隊會合後，建立了中共隊委會，謝子長任書記，劉誌丹等任委員。是年冬，部隊轉移到合水縣月明塬柴橋子。根據當時全國抗日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1931年冬，兩支部隊在柴橋子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下轄兩個支隊，謝子長任總指揮，劉誌丹任副總指揮兼第2支隊隊長。

　　1932年2月6日，根據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在正寧三嘉塬整訓過程中，主要領導人在如何整頓部隊，在何處開辟蘇區等問題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發生了1支隊繳2支隊槍，並打死打傷幹部、戰士的事件。對這一事件，中共中央在1986年曾作出結論。認為，隊伍成分不純，作風、紀律不好，按照黨的建軍原則進行整頓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采取一部分人繳一部分人槍的辦法，甚至還打死了人，不論是誰的決定，都是不對的，更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好在這支隊伍中許多同誌以大局為重，始終堅持革命，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劉誌丹同誌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塬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遊擊隊設立總指揮部，謝子長任總指揮。遊擊隊建立後，劉誌丹到西安向省委匯報工作。

　　4月中旬，劉誌丹返回陝甘邊。21日，參與指揮陝甘遊擊隊攻占栒邑城，殲敵300餘人。24日，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在栒邑宣布撤銷遊擊隊總指揮部，將部隊改編為第3、5兩個支隊，劉誌丹、閻紅彥分任3、5支隊長。下旬，劉誌丹率部在永壽、乾縣一帶活動。4月底，又率部襲擊永壽縣常寧鎮與禮泉南坊、叱幹民團，繳槍50餘支。

　　5月10日，陝甘遊擊隊3、5支隊集結於栒邑清水塬。為統一指揮，中共陝西省委決定重建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劉誌丹任總指揮。這時，敵人部署重兵數旅“進剿”陝甘遊擊隊，省委指示遊擊隊立即北上。劉誌丹主持召開隊委會議，分析了敵情，認為分駐中部（今黃陵縣）、宜君、洛川之敵86師256旅511團戰鬥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遠，增援不易；這一帶又係山區，遊擊隊在群眾中有一定影響，利於作戰；於是決定向該地區行動。5月15日夜，劉誌丹指揮遊擊隊奔襲栒邑馬欄鎮，一舉殲滅國民黨85師511團兩個連及一個營部和民團一部，繳槍200餘支。17日，一天之內又連殲楊家店子守軍511團兩個連及焦家坪、五裏鎮兩地民團共500餘人，繳槍400餘支。戰鬥結束後，遊擊隊在五裏鎮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糧食，擴大紅軍，隊伍迅速發展至1500餘人。20日，繼續向敵進攻，殲滅了白水縣及中部縣民團百餘人。隨後，部隊在宜川英旺鎮殲國民黨軍86師1個營，繳槍300餘支，彈藥兩萬餘發。至此，國民黨軍86師轉入守勢，中、宜、洛反動民團不敢輕舉妄動。在此次反“進剿”中，劉誌丹和他領導的遊擊隊，依靠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支持，運用遊擊戰術，半月之內，挺進數百裏，經過5個縣，大小9戰，8次獲勝，並殲敵1400餘人，繳槍1200餘支，粉碎了國民黨當局的“進剿”。6月上旬，由於3支隊2大隊長高崗臨陣撤退，使陝甘遊擊隊在甘泉臨真鎮戰鬥中失利。劉誌丹遂率遊擊隊自鄜縣（今富縣）東移，在集義鎮消滅民團一部，進至韓城的上官莊，發動群眾，幫助地方黨組織建立了50餘人的赤衛隊。部隊原計劃在此開辟根據地，但因遭強敵襲擊，傷亡較大，被迫退至甘肅寧縣麻子掌，部隊思想混亂，在行動方向上發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陝北的爭執，相持不下。為此，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在寧縣麻子掌召開會議，統一了部隊行動方向，做出了以橋山山脈為依托，就地開展遊擊戰爭，伺機向南發展的決定。同時將3、5支隊改編為兩個步兵大隊和一個騎兵大隊，閻紅彥任陝甘遊擊隊總指揮，劉誌丹任2大隊大隊長兼政委。7月下旬，中共陝西省委派常委李艮到陝甘遊擊隊任政委。李艮到後，推行“左”傾錯誤，不顧敵人準備“進剿”遊擊隊的嚴重形勢和劉誌丹、閻紅彥等人的反對，在正寧南邑村連續召開幹部會議，空談創造新蘇區和紅26軍（此時，中央已同意陝西省委建立正規紅軍的意見，番號為紅26軍），批評劉誌丹、閻紅彥等所謂的“機會主義領導”，並限定20天內在正寧五頃塬完成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權的任務。8月中旬，當遊擊隊反“進剿”時，李艮又命令部隊進攻王郎坡寨子，失利後又命死守五頃塬，導致王郎坡、五頃塬、三嘉塬三戰皆敗，部隊損失很大。劉誌丹同這種“左”傾錯誤進行了堅決鬥爭，並耐心進行說服。但這些人根本不聽，仍令進攻敵人設防堅固的城鎮，結果連打敗仗，使部隊遭受極大挫折，被迫退至栒邑馬欄附近。

　　8月底，省委複派謝子長為陝甘遊擊隊總指揮。9月上旬，國民黨隴東綏靖司令部兩個團從正寧、寧縣早勝等地自西向東，敵84師511團以同官（今銅川印台區、王益區）為中心由東向西，陝西警衛團和陝西省保安第一遊擊隊由邠縣、栒邑向北，富平、同官、耀縣民團向西，企圖將陝甘遊擊隊包圍在照金消滅。陝甘遊擊隊則由楊柳坪向後山撤退，誘敵深入。當敵人進入照金撲空後，陝甘遊擊隊又回頭在墳灘、柿坪等地殲滅民團一部，活捉黨謝芳、蔡子發等7名民團頭目，繳獲長短槍300餘支。照金戰鬥的勝利大大鼓舞了士氣。不日，敵人又集結幾縣的兵力聯合反撲。為了避敵主力，部隊又撤離照金，北上保安。離照金時，劉誌丹將特務隊留下，交由兩當兵變失敗後回到照金地區進行革命活動的習仲勳領導，就地堅持遊擊，開辟根據地。

　　9月中旬，陝甘遊擊隊進攻保安失利，總指揮部決定分散活動，伺機殲敵。劉誌丹率70餘人到合水、慶陽一帶活動；楊森、黃子文帶領60餘人到三原武字區；楊重遠、閻紅彥帶騎兵隊到照金一帶活動；謝子長依靠群眾的掩護，帶領30餘人，在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裏，照看傷病員。經過各路部隊的努力，部隊籌得了一批糧款，取得了一些勝利，又恢複了戰鬥力。

　　12月上旬，各路遊擊隊在合水縣黑慕塬、塔兒塬地區會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區遊擊。此時，根據4月20日中央作出的《關於陝甘遊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同意陝西省委創建正規紅軍的意見，規定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的決定精神，省委指示遊擊隊開往宜君整編。省委常委杜衡來到部隊，利用改編機會極力進行宗派活動，打擊領導幹部。同月20日，杜衡在宜君楊家店子召開黨、團員大會，宣布省委改編紅軍陝甘遊擊隊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的決定，杜衡任軍政委兼團政委。並對遊擊隊一年來的活動橫加指責，誣蔑劉誌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等“有反革命陰謀”；攻擊他們的正確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並且蠻橫地撤銷了謝子長、劉誌丹等同誌的領導職務，欲將劉誌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開除出部隊。由於謝子長、王世泰等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才將劉誌丹、楊重遠留在部隊。令謝子長、閻紅彥去上海臨時中央“受訓”。22日，紅2團召開軍人大會，推選王世泰為紅2團團長。24日，杜衡在宜君轉角鎮（今屬旬邑）召開軍人大會，宣布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正式改編為紅軍第26軍第2團，並舉行授旗儀式。王世泰任團長，鄭毅任參謀長，劉誌丹任政治處長。為了便於控製部隊，杜衡在改編中規定幹部必須從班長和戰士中選舉產生，由政委任命，原遊擊隊排以上的幹部全部被剝奪了被選舉權。麵對這種無情打擊，劉誌丹表現出堅強的黨性修養。他心地坦蕩，顧全大局，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仍積極協助團長王世泰做好工作，幫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訓令》和紀律條例，並盡一切可能維護部隊的團結。遇到戰鬥，他精心擬定作戰計劃，並協助團長、參謀長指揮戰鬥。由於他工作出色，幹部戰士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參謀長”。

　　由於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蠻幹，紅26軍成立半年多時間幾乎被搞垮了。

　　紅26軍成立後，原決定開辟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因為照金位於栒邑、淳化、三原、耀縣、宜君五縣之邊，北連橋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間山嶽連綿，便於紅軍活動。同時，這裏曾是陝甘遊擊隊與渭北遊擊隊活動的老遊擊區，群眾基礎好，居民大多是外來災戶，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當地雖有幾個民團，但人數不多，居住分散，其中廟灣民團夏玉山又和紅軍遊擊隊有統戰關係；加以習仲勳、李妙齋等率領的遊擊隊一直在此活動，有一定群眾基礎。紅2團建立不久，又成立了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黨政組織均已建立，隻要路線政策正確，在這裏是大有發展前途的。但杜衡堅持推行“左”傾錯誤，隻知鬥爭，不搞聯合，主張打倒一切。當時白軍有些軍官是共產黨員或進步分子，和紅軍幹部有秘密聯係，送槍支彈藥給紅軍，杜衡就罵紅軍幹部勾結軍閥。而且杜衡不顧劉誌丹等的反對，進攻與紅軍有統戰關係的廟灣夏玉山民團失利，結果使周圍民團聯合起來反對紅軍。後來為防止國民黨軍隊駐守香山寺，又燒了香山寺，惹得幾百僧人也成了革命的反對者。在此不利形勢下，杜衡將團參謀長鄭毅撤職，命令劉誌丹接任。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劉誌丹於1933年2月上旬，率紅2團北上正寧，在三嘉塬、湫頭一帶開展遊擊活動，並在湫頭石炭溝口設伏，全殲王郎坡寨子民團，擊斃團頭趙世坤。3月下旬，紅2團轉入外線作戰，攻克同官金鎖關，消滅民團30餘人。至此，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已經形成，麵積2000多平方公裏，建有照金、金盆、韓家山、芋園、香山、七界石、老爺嶺、桃渠河等區、鄉、村革命委員會，與渭北蘇區遙相呼應。6月17日，紅2團完成外線作戰任務，返回照金。中共陝甘邊特委和紅2團領導在北梁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邊區工作和紅2團行動計劃。杜衡粗暴地否定了劉誌丹等人以橋山山脈中段為依托，發展和鞏固陝甘邊根據地的正確意見，強令紅2團南下創建渭（南）華（縣）藍（田）洛（南）根據地。22日，紅2團在三原二台子和渭北遊擊隊會合。渭北遊擊隊負責人再次提出同劉誌丹一致的意見，對紅2團南下表示異議，杜衡拒不接受意見，強令部隊盡快南渡渭河。23日拂曉，紅2團在三原長坳配合渭北遊擊隊襲擊了富平張德潤民團。戰後，杜衡離開部隊向省委匯報工作，政委交汪鋒代理。24日，劉誌丹、王世泰、汪鋒等率部從高陵渡過渭河。

　　6月25日，劉誌丹、王世泰、汪鋒等率部一日五戰，衝破國民黨陝西警備第3旅的圍追堵截，行軍百餘裏到達藍田流峪口。7月中旬，紅2團與警3旅及地方民團在藍田張家坪激戰竟日，傷亡慘重。劉誌丹遂同其他領導人商議，決定丟掉輜重，分路突圍，在秦嶺山中與敵周旋，找準時機，返回照金。劉誌丹、曹士榮率一路，汪鋒、楊琪率一路，王世泰、吳岱峰率一路，在秦嶺山中苦戰兩月，終因孤軍作戰，彈盡糧絕，造成了極為痛心的損失。

　　劉誌丹帶領10餘人衝出重圍，又被圍困在深山老林裏，靠采集野果充饑。時值盛夏多雨，加之敵人重賞通緝劉誌丹，經常派兵搜山，處境十分困難。嚴重挫折，動搖不了劉誌丹堅定的意誌，他親切地和戰士們談心，鼓舞士氣說：“月亮都有時圓，有時缺呀！革命哪能一帆風順？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麽？失敗了再幹呀！咱們道理正，窮苦人都站在咱們這邊！”“天不能老是陰雨，總有個放晴的時候！”後來他率領大家突圍，在通過封鎖線時又遭到敵人的襲擊，大部分同誌壯烈犧牲。劉誌丹死裏逃生，一個人衝了出來，隱蔽在深山裏，晝伏夜出。一次，從一個險峻的高崖上滑了下去，摔成重傷，又遇著一場暴雨，幾乎喪生。但他堅強地戰勝種種困難，後來遇見紅2團一個戰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榮等會合。後在渭南、華縣黨組織及黃子文和其妻李勝雲的幫助下化裝成遊鄉小販，擔著貨郎擔子，渡過渭河，爬山越嶺，奔向陝甘邊根據地。一路非常危險，但劉誌丹等仍堅持不丟掉武器，他們把貨郎擔子分做兩層，上層放貨物，下層放武器，曆盡艱難險阻，終於在1933年10月4日，帶著幾支駁殼槍回到了照金蘇區。

　　@@創建南梁蘇區

　　1933年夏，全國革命形勢又有新的發展。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宣告成立；同時，中央紅軍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麵軍又創造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紅25軍也在陝南創建了鄂豫陝根據地。抗日救亡運動和紅軍的勝利推動了陝甘邊革命鬥爭的發展。在中共陝西省委領導下，7月21日，楊虎城部騎兵團團長王泰吉（中共早期黨員）率部在耀縣通電起義，成立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受挫後，與新成立的耀縣遊擊隊（負責人張邦英、張仲良、陳學鼎）等部，先後轉入照金，壯大了在艱苦環境中堅持鬥爭的照金蘇區的武裝力量。8月14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批判了分散紅軍的錯誤主張，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革命武裝力量，深入陝甘邊地區活動的方針。會議任命王泰吉為總指揮。指揮部下轄紅4團（原渭北遊擊隊一大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第3路、耀縣3支隊。10月4日，劉誌丹由南山脫險回到照金，即被任命為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劉誌丹總結了紅26軍南下失敗的教訓，對習仲勳說：“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習仲勳匯報了陳家坡會議的情況，劉誌丹興奮地說：“這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清算了‘左’傾錯誤，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了。現在需要把部隊集中起來，統一領導，統一指揮。我們重新幹起來，前途是光明的。”

　　由於紅軍集中指揮，運用靈活的鬥爭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係列勝利。紅軍的勝利，使國民黨陝西當局十分驚慌，急調4個正規團和三原、耀縣、淳化等6個縣民團共6000餘人，發起對照金蘇區的進攻。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分析敵情，認為敵人“進剿”兵力較大，不宜在狹小的根據地內與其周旋，要粉碎進攻，必須轉移外線作戰，深入敵後打擊敵人。於是決定留遊擊隊堅持內線鬥爭，主力紅軍北上。10月12日，劉誌丹和王泰吉率紅軍北上。主力紅軍北上後，在叛徒陳克敏的帶領下，楊虎城部特務團攻克薛家寨，照金蘇區陷落。17日，主力紅軍在遊擊隊的配合下，一舉攻克敵人守備薄弱的甘肅合水縣城，斃俘200餘人。10月下旬，劉誌丹、王泰吉率主力紅軍在慶陽三十裏鋪消滅了當地民團。接著在合水毛家溝門，擊潰國民黨軍趙文治部，殲敵200餘人。三戰三捷，重挫了敵人銳氣，大振了紅軍聲威。此後，部隊繼續在合水、慶陽一帶遊擊，接連獲得勝利。

　　11月上旬，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合水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根據劉誌丹的建議，總結了以往武裝鬥爭的經驗，並討論了部隊改編、根據地建設和行動方針等問題，決定撤銷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複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先成立42師，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誌丹任參謀長，黃子文任政治部主任。42師下轄第3團和騎兵團，全師人槍500餘。並決定建立師黨委，書記楊森。會議鑒於紅軍暫時撤離照金蘇區，部隊在無後方的情況下，連續作戰十分不利，為堅持和發展革命武裝，決定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據地。同時建立三路遊擊區，成立第一、二、三路遊擊總指揮部（第一路以安定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為中心），紅26軍居中策應。南梁位於陝甘兩省交界處慶陽境內，地處橋山山脈中段大梁山麓，方圓百餘裏，境內山嶽起伏，森林茂密，溝壑縱橫，地形複雜，便於開展遊擊戰爭。同時這一帶也是劉誌丹、謝子長早期從事兵運活動的地方，群眾基礎很好。境內之敵多為小股地主武裝，戰鬥力較弱，有著開展遊擊戰爭，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會後，劉誌丹和王泰吉為完成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的計劃，分兵兩路積極掃蕩反動民團。11月中旬，紅42師揮師南下，在宜君楊家店子殲滅國民黨86師511團1個連，擊斃連長李文傑。下旬消滅了荔園堡張廷芝部新兵營60餘人，擊斃營長梁邦棟。接著又在二將川消滅了趙富奎民團。12月中旬，紅3團和騎兵團再次南下，占領正寧南邑後溝，收繳了民團部分槍支。此次行動為建立南梁蘇區打下初步基礎。隨後，部隊利用戰鬥空隙，分兵發動群眾，以連為單位，分別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馬廟川、二將川一帶，打土豪分糧食，在南梁附近農村相繼建立起農會組織，並建立了約1000人的赤衛隊。1934年1月上旬，紅42師返回合水連家砭。因王泰吉請求去豫陝邊做兵運工作，師黨委決定劉誌丹任師長，楊森任政委。2月25日，新的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成立。紅軍和根據地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大震驚。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轉移到南梁地區後，國民黨對陝甘邊根據地的“圍剿”重點也由南向北轉移，多次發動對南梁蘇區的進攻。

　　1934年2月至5月，國民黨陝甘當局對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圍剿”。其部署是：駐守慶陽的仇良民團、王子義團和譚世麟部合圍紅軍和蘇區；駐耀縣孫友仁的特務團、栒邑的何高侯團、洛川的馮欽哉部一個團、延安張瑞盧團嚴守駐地，相繼堵截轉入外線作戰的紅軍主力。劉誌丹與紅42師黨委分析敵情後，製定了以第三路遊擊總指揮部牽製和襲擊南線之敵，紅42師到外線打擊敵人的戰略方針。2月，紅軍主力從耀縣出發，相繼攻打了瑤曲，宜君石板、五裏鎮，中部店頭等地。3月上中旬，劉誌丹采用聲東擊西戰術，襲擊了保安藺家砭，消滅敵軍一個營。接著奔襲慶陽元城、高橋、趙梁子的國民黨軍與民團。4月2日，在合水西華池抓住有利戰機，全殲“圍剿”的主力王子義團兩個營及一個機炮連，殲敵700餘人。西華池戰鬥後，紅42師南下支援第三路遊擊總指揮部作戰，先後取得了三裏塬、和尚塬、瓦子川戰鬥的勝利，迫使竄入南梁的仇良民團和譚世麟部狼狽退出，根據地軍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總計從1933年冬到1935年春，在劉誌丹的正確領導下，紅26軍主力和遊擊隊配合作戰，從南到北，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邊地區十多個縣的廣大農村，拔掉敵人成百據點，摧毀了國民黨地方的保甲製度，建立了大片地區的工農兵政權和十多個遊擊（支）隊，並進行了土地分配。先後建立了陝甘邊南區及華池、赤安、慶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寧縣、正寧等11個蘇維埃縣治。1934年11月，在荔園堡正式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及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任軍委主席，習仲勳任蘇維埃政府主席。貧農團、農會、赤衛軍、工、青、婦、兒童團等組織也相繼建立。邊區黨政軍發布了一係列政策法令，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到群眾生活都作了明確規定。為了培訓幹部還開辦了軍政幹校，劉誌丹兼校長，習仲勳任政委，吳岱峰任軍事主任，蔡子偉、馬文瑞、張文華等任兼職教員，分批輪訓各級幹部和戰鬥骨幹。各鄉辦起了列寧小學，發展教育，掃除文盲。陝甘邊銀行還發行了布製貨幣，建立了集市貿易，根據地的經濟、文化日益繁榮和發展起來。

　　與此同時，陝北地區的革命鬥爭也有了很大發展。1933年夏，以馬明方、崔田夫為首的中共陝北特委，決定擴大陝北遊擊隊第1支隊，創建第2、第3等支隊，開辟安定、綏德、神府三個遊擊區，開展遊擊戰爭。1933年底，謝子長回到陝北，由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任命為西北軍事特派員。在陝北特委和謝子長的領導下，陝北遊擊戰爭迅猛發展。1934年7月25日，謝子長等帶領陝北遊擊隊來到陝甘邊根據地，28日參加了中共陝甘邊特委與中共陝北特委在閻家窪子召開的紅26軍和陝北遊擊隊幹部聯席會議。會議宣讀了上海臨時中央局、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兩封信。因受當時“左”傾錯誤的影響，指示信不顧客觀事實，否定紅26軍開創陝甘邊根據地艱苦卓絕的鬥爭，也有個別人對紅26軍不負責任地進行指責。但劉誌丹忍辱負重，考慮到敵人“圍剿”陝北根據地的大局，沒有爭辯。會議決定紅42師3團北上陝北，配合陝北遊擊隊粉碎國民黨陝北當局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並推舉謝子長為紅26軍42師政委。會後，在中共陝甘邊特委和劉誌丹的熱情支持下，撥給陝北遊擊隊100支槍和數百枚銀元。不日，謝子長率領紅26軍3團返回陝北，先後在安定、綏德、清澗、橫山等地連打勝仗，粉碎了井嶽秀部對陝北根據地的“圍剿”。不幸的是，8月26日，謝子長在清澗河口戰鬥中中彈負傷，於次年2月21日逝世。遵照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指示，1935年1月30日，陝北各路遊擊隊正式改編為紅27軍84師。1935年1月，經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巡視員黃翰建議，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惠子俊、軍委主席劉誌丹等率紅42師第2團北上，到陝北根據地赤源縣（原安定縣，今子長縣）水晶溝燈盞灣看望了正在養傷的謝子長，就建立陝甘邊和陝北兩塊蘇區的黨政軍的統一領導機構，以及組織第二次反“圍剿”等問題進行了研究，達成共識。2月5日，劉誌丹參加了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嶮舉行的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正式統一了兩地區黨和軍隊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軍事委員會。劉誌丹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和西北軍委主席，工委書記惠子俊（未到職前由崔田夫代理）。會議還討論通過了劉誌丹、謝子長提出的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戰略方案，為進一步擴大西北根據地創造了條件。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建立，標誌著陝甘邊、陝北兩塊蘇區的統一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從此，在中共西北工委和劉誌丹的領導下，西北根據地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建立西北根據地

　　1935年2月，西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以及中央紅軍向西部轉移，使蔣介石極度不安，急調駐河南的高桂滋部84師及陝、甘、寧、晉四省軍閥部隊，總兵力約4萬人，對西北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此時，根據地武裝雖有極大發展，但紅26軍和紅27軍主力還隻有4000人左右，遊擊隊也不過3000多人。麵對這種形勢，如何粉碎敵人的進攻？當時紅軍和西北工委領導人有兩種不同意見：以劉誌丹為代表的一種意見，主張向南發展，進攻延長、延川、保安、安塞，使陝北蘇區與陝甘蘇區打通；另一種意見主張攻打國民黨統治力量較強的據點綏德、米脂、葭縣（今佳縣）、吳堡，以與神府蘇區（陝北蘇區之一部）打通。大多數同誌同意劉誌丹的意見。劉誌丹即據此和周家嶮會議精神，親自為西北軍委起草了粉碎國民黨當局第二次“圍剿”的動員令。動員令分析了敵我形勢，要求首先打擊雖深入根據地但對陝北人地生疏，又與陝北軍閥井嶽秀互有戒備的高桂滋部，爾後向南、向西發展，使陝甘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為了保證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動員令要求紅軍、遊擊隊、赤衛軍、少先隊實行嚴格的軍事化，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反對散漫習氣和無組織無紀律狀態。動員令下達後，根據地黨政軍民立即投入戰鬥，紅軍所到之處，赤衛軍站崗放哨，群眾緊密配合，帶路送信，婦女補衣做鞋、看護傷員，整個根據地森嚴壁壘，眾誌成城。

　　反“圍剿”戰鬥開始後，紅27軍84師按劉誌丹命令率先和敵人接觸，3月初，在清澗殲滅國民黨軍一個連。4月22日，紅26軍主力北上，在橫山寺兒畔首戰告捷，殲滅井嶽秀一個精銳連。5月1日，紅26軍、27軍在赤源縣白廟岔勝利會師，當日舉行了盛大的聯歡會，劉誌丹和兩支紅軍的代表都在會上講了話，會場洋溢著兄弟部隊親密團結的氣氛。會後又進一步進行了戰鬥動員，士氣更加旺盛。為統一兩軍作戰，西北軍委成立前敵總指揮部，劉誌丹兼任總指揮。接著兩軍在劉誌丹統一指揮下，根據地群眾武裝協同作戰，連戰皆捷。先在安定吳家寨、馬家坪殲高桂滋部兩個營又一個連，迫使駐安定縣城守敵撤至瓦窯堡，10日安定縣城解放。這是西北革命根據地解放的第一座縣城。根據地軍民乘勝再戰，又在清澗無定河邊，殲敵一個連。接著，再以聲東擊西的奔襲戰術，製造假象，揚言要打清澗和綏德縣城，給敵人造成錯覺，主力則兼程南下，隱蔽運動到延長城下。30日淩晨，劉誌丹親自指揮攻城，全殲守敵400餘人，嚇得附近甘穀驛民團自動投誠，延長守敵棄城而逃，延長縣城遂告解放。6月1日，國民黨延川守軍懼怕紅軍攻城，星夜逃遁清澗，延川縣城順利解放。延長和延川相繼解放後，前敵總指揮部決定乘勝拔除陝甘邊與陝北根據地之間的敵人據點，以便打通兩根據地的聯係。為此，劉誌丹製定了先奪甘泉，孤立延安，然後再打安塞的作戰計劃。6月4日，紅軍晝夜兼程，南下奔襲甘泉，但因意圖暴露，敵人戒備增強，未能得手。劉誌丹遂改變計劃，在甘泉虛晃一槍，率主力沿洛河兩岸西上，在延安高橋擊潰國民黨軍一個連，擊斃延安縣民團團長李漢華。接著，紅軍重重包圍了安塞縣政府所在地興隆寨，在政治爭取無效後，挖地道爆破寨牆，於6月13日強攻占領山寨，殲敵200餘人，俘虜了安塞縣新舊兩任縣長，解放了安塞縣城。安塞縣境的地主武裝、反動民團被相繼掃光，使陝甘邊與陝北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6月28日，劉誌丹又率紅軍主力揮師北上，奔襲靖邊縣城——鎮靖城。該城西山寨是個製高點，火力足以控製全城，地形對紅軍不利，敵人負隅頑抗，戰鬥十分激烈。由於主力紅軍與赤衛隊緊密配合，經過反複強攻，終於全殲了守軍一個營，擊斃營長屈子鵬，勝利攻下鎮靖城。靖邊縣城解放，保安隨之孤立，使“圍剿”根據地的國民黨軍大為震驚，保安守敵不戰而逃，紅軍不費一槍一彈解放了保安縣城。接著，劉誌丹又令賀晉年率紅1團乘敵人外出搶劫之際，在綏德老君殿全殲高桂滋部一個營，擊潰兩個營，擊斃團長艾捷三。至此，敵人第二次“圍剿”被徹底粉碎。此次反“圍剿”中，紅軍殲敵正規軍2200餘人，反動民團及地主武裝3000餘人，繳獲長槍3000餘支、輕重機槍200餘挺，俘敵約2000人，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安定、靖邊、保安6座縣城，使陝北、陝甘邊兩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在20多個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遊擊區擴大到30多個縣，根據地範圍擴大到北起長城、南到淳耀、西接環縣、東臨黃河的廣大地區，主力紅軍發展到5000人左右，遊擊隊也發展到4000人，形勢一片大好。

　　第二次反“圍剿”連打了幾個漂亮仗，取得了很大勝利，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主力紅軍和遊擊隊緊密配合，並在人民群眾大力支持下取得的結果；同時也集中體現了劉誌丹的戰略戰術思想和軍事指揮才能。他在指揮作戰中，善於審時度勢，捕捉戰機，常常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劣勢對優勢而戰勝敵人。在接連取勝的形勢下，他仍十分注意總結經驗，一再告誡部隊戒驕戒躁，因而能夠帶領全軍，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

　　第二次反“圍剿”接連取勝之際，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快要到達陝北的時候。蔣介石為了使中央紅軍無立足之地，於7月間又發動了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妄圖一舉摧毀這塊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唯一保存下來的革命根據地。正因為這樣，蔣介石對這次“圍剿”下的本錢更大，在西安設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張學良任副總司令。除調集陝、甘、寧、晉、綏五省軍閥軍隊外，還調集駐陝西的東北軍主力和國民黨中央軍一部分，共十多萬人，超過紅軍十餘倍。劉誌丹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製定了集中主力紅軍各個擊破敵人的作戰方針，趁敵部署尚未就緒之時，先發製人。8月下旬，在東線的吳堡、綏德一帶，劉誌丹指揮紅軍首先在定仙墕殲滅閻錫山部一個團，其中俘敵1800餘名，擊落敵機一架迫使閻軍退回山西。接著又集中兵力進攻北線敵人。西北根據地的發展和紅軍的強大，牽製了十多萬國民黨軍隊，減輕了長征路上各路紅軍的壓力。正在這時，徐海東、程子華等率領紅25軍，由鄂豫陝蘇區西征北上到達陝北。劉誌丹親自起草了《為歡迎紅25軍給各級黨部的緊急通知》，並派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前往保安瓦子川熱情迎接。9月中旬，紅25軍和紅26、紅27軍在延川永坪鎮勝利會師。同時成立了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朱理治任書記。會師後，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在永坪鎮召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作委員會和鄂豫陝省委，成立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並改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聶洪鈞。同時，為統一紅軍指揮，確定紅25、26、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誌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下轄3個師，75師（紅25軍改編）、78師（紅26軍改編）、81師（紅27軍改編）。紅15軍團成立後，徐海東、劉誌丹即率部南下。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勞山地區全殲東北軍110師兩個團和師直屬隊，擊斃師長何立中。勞山戰役的勝利給國民黨當局以極大震動，瓦窯堡守敵84師所部連夜棄城逃往綏德，紅軍乘勝追擊，拔除了瓦窯堡周圍敵人的全部據點。5日，根據地首府遷駐瓦窯堡。這時，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已進至甘肅通渭、靜寧地區，國民黨“西北剿總”一麵急調大軍阻擊，一麵電令董英斌、王以哲、孫楚等部，立即在陝北“聚殲”劉誌丹、徐海東部，“不準與毛、周靠攏”，反“圍剿”鬥爭進入緊張階段。

　　@@黨中央來了晴了天

　　正當反“圍剿”鬥爭勝利進行的緊要關頭，王明“左”傾錯誤卻在西北根據地惡性發展。早在1934年夏，中共陝甘邊特委執行正確路線的同誌就被無端指責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的執行者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和中共陝甘晉省委又決定“開展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和“肅反”。這次他們先是利用永坪聯席會議組織上的變動，不公正地將劉誌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軍委領導之外，同時安插“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擔任要職，接著即以“肅反”為名到處捕人。他們始則攻擊劉誌丹“一貫右傾”，誣陷他是“右派”，“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繼則幹脆戴上“白軍軍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紅26軍營以上的幹部和原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區縣委書記及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捕，嚴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劉誌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領”，並殘酷地殺害了一批幹部。許多忠於黨和革命的幹部，經多次嚴刑拷打，寧死不屈，拒不承認他們的誣陷。

　　當時，劉誌丹正在前線，他們采取欺騙手段，以調往北線指揮作戰為名，於10月初勞山戰役之後將劉誌丹騙離前線。劉誌丹在途經安塞縣真武洞時，恰好碰見從瓦窯堡（中共陝甘晉省委和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所在地）來的通信員，通信員認識劉誌丹，說有一封給紅15軍團的急件，順手交給了他。劉誌丹一看，原來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員的名單。他對這種不顧大局、搞陰謀詭計陷害同誌的卑劣行徑十分憤慨。但他具有極高的黨性，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絲毫不顧個人安危，鎮定地把信交還通信員，說：“你快把信送到軍團部，說我自己去瓦窯堡了。”隨即策馬揚鞭，過家門而不入，毫不猶豫地徑直奔赴瓦窯堡，打算向西北代表團申訴，寧願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線其他指揮員。但他一到瓦窯堡即被投入監獄。“左”傾錯誤的執行者無視劉誌丹這種赤膽忠心和大義凜然的行為，竟然說“劉誌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黨對其信任”，並進一步錯誤地斷定劉誌丹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和根據地的反革命”；誣陷他率領紅軍打開縣城消滅白軍，純係反革命欺騙群眾的“花招”。劉誌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監獄受盡折磨。但他麵對隨時可能被處死的殘酷現實，始終泰然處之。

　　西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製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根據地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麵。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乘機搗亂，根據地一些地區發生了“反水”現象。同時，敵人也增調兵力，完成對根據地新的“圍剿”部署，妄圖從南北兩路夾擊紅軍而消滅之。內遭錯誤路線的破壞，外受強大敵人的包圍，本來形勢大好的革命根據地，一度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嚴重局麵。

　　正當碩果僅存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陷於嚴重危機的關鍵時刻，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突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到達西北根據地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喜訊傳來，軍民振奮。毛澤東等同誌是在突破臘子口後，在哈達鋪始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知陝北有個劉誌丹領導著一支相當數量的紅軍，並創建了一塊不小根據地，十分高興。到達陝北後，了解到根據地正在進行錯誤“肅反”，劉誌丹等已被關押，毛澤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並派王首道、劉向三、賈拓夫等代表黨中央，奔赴瓦窯堡接管“左”傾錯誤領導控製的保衛局。經過審查，於11月先後將劉誌丹等受誣被捕人員全部釋放。劉誌丹出獄後，西北根據地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張聞天、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親切地接見了劉誌丹。劉誌丹見到周恩來，親熱地說：“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周恩來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接著周恩來又領他去見毛澤東。他們親切地安慰和鼓勵劉誌丹，說：“你和陝北的同誌受委屈了。”劉誌丹毫無怨言，立即代表全體獲釋幹部感謝黨中央的正確處理，激動地說：“中央來了，今後事情都好辦了。”在黨中央召開的受害同誌座談會上，劉誌丹一再謙虛地表示：我們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強調要“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完成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

　　毛澤東不但及時糾正了西北蘇區“肅反”，並且親自指揮紅軍打擊敵人的進攻。接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當局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紅軍聲威大震，根據地空前發展。在直羅鎮戰役中，劉誌丹指揮地方武裝圍攻延安，牽製敵軍，有力地配合了直羅鎮戰役。之後，黨中央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將西北根據地重新劃分為陝北、陝甘兩個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委，並相應地建立了政府機構。同時，又成立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管轄西北地區的革命武裝，劉誌丹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周恩來兼主任）兼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在此前後，有些受迫害的同誌出自對王明及其“左”傾錯誤執行者的義憤，多次要求劉誌丹向黨中央、毛澤東同誌反映，處理犯錯誤的人。劉誌丹胸懷坦蕩，一再進行解釋說服工作，他一方麵嚴肅批評那些犯錯誤的人是不相信從土地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紅軍，不相信從長期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幹部，而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瘋狂病；另一方麵一再勸慰受害同誌，以大局為重，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他常說，黨內曆史問題不必性急，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分清是非，作出正確處理的。但是當時“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一般不是公正的”。1936年初，他要習仲勳轉告受迫害的同誌：“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他向部隊講話時，每次都要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顧全大局識大體，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要向中央紅軍學習，加強團結。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受害同誌都不計個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徹底平反（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時才徹底清算了“左”傾錯誤），職務上安排不公的現狀，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