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建主義之花
伴隨著日耳曼人潮水一般的湧進，西羅馬帝國的喪鍾敲響了。476年，羅馬雇傭兵首領日耳曼人奧多亞克發動政變，罷黜了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羅穆勒·奧古斯都，徹底埋葬了苟延殘喘的帝國，從此，西歐的曆史步入了嶄新的一頁，開始了野蠻與垂死的文明之間的碰撞與交融的漫長過程。在這個基礎上，西歐封建社會由此誕生了。在西歐封建社會的形成發展過程，日耳曼人的親兵製度如何演化為騎士製度，日耳曼人所帶來的野蠻的品質，又如何得到鞏固加強、發展與升華為閃爍著永恒魅力的騎士精神呢？騎士被稱為封建製度之花，曆史的契機就在於此，讓我們從封建製度楔入，尋覓騎士精神形成的脈絡。
上一節中已談到騎士精神是源於日耳曼人的“野蠻的美德”，而這“野蠻的美德”賴以生存的環境和條件在中世紀初期是否被改變？中世紀初期的西歐恰如日耳曼人那時一樣，戰亂頻繁。中世紀初的幾個世紀裏，薩拉森人、馬紮爾人、諾曼人不停地突襲騷擾，戰爭伴隨著四季節氣的轉換而到來，彌漫了整個西歐大陸。這紛亂的局麵，無疑是滋潤培育了勇敢之精神，使英勇有了用武之地，英勇無畏成為那個時代甚至是以後十多個世紀的主旋律和讚歌。戰爭需要從戰者和製止戰爭的，這就是騎士。在亞瑟王傳奇故事中，仙湖太太曾這樣講到：當邪惡來到這個世界，上帝從每一千個最忠誠最強壯最有貴族精神的有較好的教養以及舉止禮貌的人中，挑選出的一個人，這就是騎士。“注釋1”
騎著戰馬的騎士
所謂騎士就是身著盔甲的騎兵。在拉丁語中，表達騎士的最早的詞匯是“mile”，而盎格魯—撒克遜則用“cnibt”與“knight”表示騎士這個名稱，它們都是意指“騎著馬的”。在中世紀，用方言稱呼騎士取代拉丁語的稱呼，法語用“chevalier”，德語用“Ritter”，意大利語用“cavaliere”，西班牙語則用“caballero”來稱騎士，其意是“身著盔甲的”。從這些字麵意義上，可以看出騎士是指騎著馬著盔甲的戰士。當然騎士最初是源於戰鬥的武士，也就是日耳曼人的親兵，但是以後隨著封建社會製度的形成，他們逐漸演變為貴族階層即武士貴族，並且通過基督教的教化與愛情的軟化以及文學的熏陶，由一位粗野的、逞強好勝的武夫，進而逐漸升華為社會爭相效仿的具有正義社會感的楷模和一種社會所向往追求的精神道德的理想。那麽，中世紀的騎士與古代的騎士是否存在傳承關係？關於騎士概念的界定，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一個特定的兵種，有的則認為是一個貴族階級，還有的認為是貴族階級的一種榮譽稱號。中世紀道德學家認為，騎士被選做社會的右臂去伸張正義、保護無能的人，這種事在古代出現過，《舊約》中的大衛國王應屬騎士之列。但是，騎士的出現的確是中世紀的事情，而不是古代的繼續。古羅馬的確存在一個騎士階層，他們在古羅馬軍隊中擔任騎兵和軍官，但是到古羅馬共和國末期，放棄了軍事角色，成為包買商、租地農場主以及對公共資源進行剝削的人，地位屬於上層社會的底層，位於元老之下。因此，古羅馬的騎士與中世紀的騎士沒有任何關係，中世紀的騎士是日耳曼親兵封建化的產物。
無論怎樣，騎士的產生是直接與戰爭相關的。中世紀初的社會由於外部部落民族的侵掠以及日耳曼民族本身好戰的本性所造成的動蕩不安，對騎士“戰爭者”產生了需求。751年，查理·馬特為了確保戰爭的兵源，加強同貴族之間的聯係，進行了采邑改革。這就是將原來的無條件的土地分封改為有條件分封，即貴族把土地分給附庸，附庸反過來要服軍役和其他的義務。貴族和附庸要彼此宣誓，貴族要保護和支持附庸，附庸要效忠於貴族。按這種方式，首先國王將土地的一部分以服軍役為條件，分封給大貴族；同樣，大貴族將得到的土地的一部分拿出來，以服軍役為條件分給中等封建貴族；依次，中等貴族再將得到的土地的一部分拿出來，以服軍役為條件分給小貴族。這樣，通過以土地為紐帶層層的分封，建立了封君與封臣或封君與附庸之間的金字塔式的封建貴族等級關係，最高的等級是國王，最低的等級是騎士。不過，最初，騎士是貴族等級中的最低的等級，以後成為所有大小貴族的共同的榮譽稱號。在封建製度鼎盛時，騎士是其製度的基石。貴族把土地贈給附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一定數目騎士的服務，附庸依次通過類似相互的誓言把土地贈給騎士，從而獲得騎士的軍事服役。這樣，從上到下，貴族、附庸和騎士，通過相互的契約以及相互的忠誠聯係在一起。
這種分封製並不是突然一下從查理·馬特的軍事采邑製改革中產生出來的，其實它不過是日耳曼人親兵製的翻版，這恰如埃裏希·卡勒爾說的，“無論親兵製度可能經曆怎樣嬗變和補充，它仍然是封建帝國的組織體係背後的基礎力量。”“注釋2”貴族和附庸的個人的聯合聯盟交往，早在日耳曼人親兵製中就已存在。古德國人就有一種習慣“夥伴關係”（Comitatus），即年輕武士同老的武士之間的聯盟，年輕的武士要保證以忠誠和效勞報答老的養育撫養之恩，同樣，年長的武士要對被保護的年輕武士進行庇護、保護、撫養資助以報答他的忠誠。相互聯盟的習慣也存在於法蘭克人中，自由人將自己置於貴族的保護下，誌願依附於貴族，放棄自由，保證忠誠。封建製的本質就是貴族與武裝的侍從之間通過土地有條件的贈給而結成的聯盟。盡管封建製的產生可以追述到中世紀早期，但直到13世紀才成熟，而在意大利從來沒能成為占主導或統治地位的製度。
但是，分封製的實施並不意味著騎士與騎士製度的最終形成，騎士製度的形成曆經了社會各種因素相糅合的一個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而且在西歐各國家所走的道路也是不盡相同的。在英國，諾曼征服帶來了歐洲大陸的封建製度，催生了英國的騎士和騎士製度；最初的英國騎士地位低下，屬於上層社會的最低階層，學者們大都認為他們還不能被認為是貴族，因為他們擁有的土地麵積是很小的。在德國，騎士源於皇帝和諸侯的家臣，他們雖然擔任地方長官、家務官，但是身份近乎於農奴，沒有貴族的同意，就不能結婚，不能在法庭進行訴訟，不能獲得或賣財產，甚至能夠被買賣。德國國王和諸侯之所以讓家臣任職，就是想利用家臣同貴族的權力進行抗衡，這樣，這些家臣借機逐漸獲得了封地、自己的附庸，最終獲得自由，融入到較低的貴族當中，形成騎士階級，他們的後裔有一些成為高級貴族，其他的則憑借政治和文化知識構築了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
中世紀騎士
分封製度的出現，固定了原來日耳曼親兵的職業，將他們從戰的職業製度化合法化。但是，分封製度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此，它還為騎士製度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溫床，因為“封建製孕育和鼓勵了戰爭，培養了崇尚武士的精神，促成了騎士的產生”。“注釋3”查理·馬特進行采邑改革的最初的宗旨就是要獲得穩固的戰爭兵源，另一方麵，就是想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大大小小貴族之間的相互依附相互忠誠的關係，的確，“加洛林王朝被附庸關係，提升到權力地位並在這個地位維持了百年之久。但是加洛林隻有在維持土地的權力的優勢時，才有力量。然而在第九世紀時，這個製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附庸的日益強大，使自己成為比國王更大的土地所有者。他們把王位的空殼留給了國王而自己竊取了果肉。他們的臣服變成了一個虛構，他們的服務也成為了一種姿態了。”“注釋4”隨著采邑的世襲化以及附庸獲得了與采邑相適應的管轄權，附庸們與封君產生了分離的傾向。整個封君與封臣或附庸關係的鏈條變得鬆散，大大小小的附庸在自己的采邑上建立起獨立的封建割據政權，一時間，西歐變得色彩斑斕，被分割為上千個甚至上萬個騎士封地、上百上千個大小諸侯領地。這些大小封建主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擴張，不斷地發生摩擦衝突乃至兵戈相見的戰爭。這些後果都是與查理·馬特的設想背道而馳的，查理·馬特是想建立一種秩序，一種完美的等級關係，但是卻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與封建關係的紊亂。
封建製度所建立起來的從國王到小貴族的封君與附庸之間的等級關係並不是單一的單線的聯係，而是錯綜複雜的。一位附庸可以具有雙重身份甚至是多重身份，既可是附庸又可以是封君，既可以同一位封君建立隸屬關係，也可以與其他許多封建主建立附庸的關係，即一位附庸可以有許多封君，這樣就造成了附庸與封君之間的效忠契約關係的履行發生實質性的困難。按照理論上講，附庸應該效忠於封君，但是當他所效忠的封君之間發生戰爭時，他究竟應該效忠哪一位封君呢？於是，原有的封建關係遭到了破壞，原有的秩序已不複在，隻有無止盡的私戰混亂。因而，封建製度與其說是建立了秩序，不如說它是在縱容鼓勵戰爭，因為它造就了成千上萬個相互傾軋的政權，使西歐變得支離破碎。
封建製度的錯誤不僅僅在於此，它還將窮兵黷武變成了世襲的職業。整個中世紀，封建騎士貴族將戰爭視為他們最神聖的職業，他們是戰爭者，但同時又是製止戰爭的力量，整個社會——國王和諸侯貴族都需要他們貫徹他們宣戰的權利，因而也就都離不開他們。然而，封建製度並不是癲狂，完全喪失了秩序，而是個體的有序社會整體的無序性，也就是說封君與附庸之間的係統鏈條被打破，而個體之間的鏈條依然存在，否則封建社會將會陷入徹底無政府的風暴之中。何況封建的鏈條本來就不那麽嚴密，法國的附庸關係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單線聯係，即個體之間單線的相互忠誠關係，而英國的相對好些，即所有的附庸都是國王的附庸，都必須效忠於國王。為此，布瓦鬆納評述道：“挽救了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使它免於完全解體的是戰士們，即士兵們milites——中世紀對封建武士的稱呼，他們由於臣屬的職責服兵役而彼此聯係在一起。”“注釋5”
盡管封建製度常常帶有強暴而惡劣的性質，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整體來講，它是社會的一個進步。封建社會將社會固定於土地上，來終止作為第6、7、8世紀野蠻的流動生活狀態，歐洲變得更穩定了。封建製度也使早期過度的野蠻的個人主義轉化為服從法律和契約的精神。如果這個社會的權利與義務、責任和自由的觀念，在早11世紀初未曾這樣確定並正規化起來，又如果它的習慣未成為社會化的習慣力量，封建時代的文明永遠不會產生出來。“因為這些初期領主，這些狂暴的戰士構成了從未有過的最自由的人口，他們的自由觀念往往發展到肆無忌憚的程度”。“注釋6”這種狂暴之所以被逐漸抑製，應歸功於忠誠的觀念的維係，“親兵製度完全是建立在首領與隨從之間的私人忠誠和信仰的基礎上。……個人忠誠不僅在部落時期，而且在整個中世紀時代，都是最高的日耳曼美德。它維係起封建體係，居於高於部落聯係和親緣紐帶地位。”“注釋7”
顯而易見，封建製度促成了騎士的產生，將騎士的戰爭職業製度化，而它本身的存在也需要騎士與忠誠觀念的支撐，倘若沒有忠誠觀念的維係，西歐封建社會的混亂是不可想象的，也就不會有11世紀西歐社會全麵的複蘇與發展，尤其是城市的興起。
以戰爭為職業的騎士貴族毫無疑問是最強調武士的勇敢與忠誠，同時也欽佩慷慨的人，慷慨在中世紀貴族中同樣是受到追捧的品質。慷慨是封建主維持騎士們對他忠誠的一種傳統方式，是君主不可分割舍的一項品德，也是所有的領主貴族必備的品格。據艾因哈德的記述，查理大帝“非常喜好外國的來客並且花費很大的力量招待他們，外賓數目之多，可以公正地看作不僅是宮廷的負擔，而且成為整個國家的負擔了。但是，出於一貫高尚精神，他不大注意這種費用。因為在他看來，與上述行為俱來的慷慨的令名盛譽，對於哪怕是嚴重的不利都足以補償。”“注釋8”君主和大貴族之所以注重保持和運用慷慨的品質，就是因為“慷慨對於大貴族來講，具有實際價值，它可以吸引更多的騎士戰鬥在他的旗子下”“注釋9”。慷慨是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的一種社會財富與服務效忠之間的交換方式，恰如以土地分封換取軍事服役以及其他服務一樣。因為封建社會沒有正規的薪俸和稅收，騎士們隻有依靠封主貴族的慷慨，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和必要的裝備。如果沒有慷慨，騎士就無以生存，這恰如一位騎士所說的，“如果沒有慷慨，我們將會死於貧窮與吝嗇”。“注釋10”慷慨對於大貴族來講，不僅可以使更多的騎士聚集在他的帳下，效忠於他，同時也可以遮掩他的缺點，一個富有的但缺乏勇氣的貴族，可以通過慷慨聞名，而且會找到許多希望獲賞的騎士為他戰鬥。
14世紀的奧斯特裏亞（Austria）的魯道夫（Rudolf）四世的封印（璽）
慷慨原本是大貴族和君王的標誌，然而，由於吟遊詩人的渲染，抬高了慷慨在騎士貴族美德中的地位，以致它被公認為是整個貴族的主要特征，騎士的主要美德。在這種氛圍的熏染下，許多騎士不喜歡與吝嗇的人交往，認為真正的騎士是將會為了好客出手大方而將城堡抵押借錢。盡管貴族中明智者和教會人士試圖極力限製這種無節製的慷慨行為的蔓延，但是騎士的慷慨變得越來越與無止盡的浪費奢侈等同，在花錢上完全無所顧忌，被視為貴族的標誌——貴族的美德。對此，抒情詩人馬卡伯恩（Marcaburn）就認為，懦弱吝嗇的男爵是他母親與低賤的人通奸的產物。“注釋11”從此，可以看出品質美德是與地位的高低以及出身的貴賤相關的。慷慨被認為是高貴的人所應具有的品質，倘若喪失這種品質，那麽，也就會失掉“高貴”的稱號，“慷慨就像‘女人’，像‘皇後’一樣，沒有它們，騎士的其他一切品質都等於零”。同樣，“如果一個人忽視名譽和慷慨，那麽，他就沒有尊嚴。”“注釋12”不管怎麽樣，無論是忠誠，還是慷慨，最終要通過榮譽感來維係。榮譽是那個時代無形的道德法官，榮譽就是騎士精神的靈魂。
作為騎士首先是戰爭的產物，因而它的首位品質就是勇敢，不勇敢的騎士是不配做戰爭者的。同時，騎士的這種精神氣質，也需要在戰爭來體現，更需要戰爭來培育。無論忠誠也好，還是勇敢也好，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是為了榮譽，榮譽是二者的實質與核心。
“注釋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05.
“注釋2”埃裏希·卡勒爾：《德意誌人》（黃正柏譯），第40頁。
“注釋3”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上冊），第451頁。
“注釋4”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25頁。
“注釋5”布瓦鬆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5至15世紀）（潘源來譯），第121頁。
“注釋6”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27頁。
“注釋7”埃裏希·卡勒爾：《德意誌人》（黃正柏譯），第39頁。
“注釋8”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戚國淦譯），第25頁。
“注釋9”Barbara W。Tuchman，A distant mirror：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p63.
“注釋10”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31.
“注釋11”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98.
“注釋12”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龐卓恒校），第291頁。
§§第二章 騎士精神與戰爭
上一節中已談到騎士精神是源於日耳曼人的“野蠻的美德”，而這“野蠻的美德”賴以生存的環境和條件在中世紀初期是否被改變？中世紀初期的西歐恰如日耳曼人那時一樣，戰亂頻繁。中世紀初的幾個世紀裏，薩拉森人、馬紮爾人、諾曼人不停地突襲騷擾，戰爭伴隨著四季節氣的轉換而到來，彌漫了整個西歐大陸。這紛亂的局麵，無疑是滋潤培育了勇敢之精神，使英勇有了用武之地，英勇無畏成為那個時代甚至是以後十多個世紀的主旋律和讚歌。戰爭需要從戰者和製止戰爭的，這就是騎士。在亞瑟王傳奇故事中，仙湖太太曾這樣講到：當邪惡來到這個世界，上帝從每一千個最忠誠最強壯最有貴族精神的有較好的教養以及舉止禮貌的人中，挑選出的一個人，這就是騎士。“注釋1”
騎著戰馬的騎士
所謂騎士就是身著盔甲的騎兵。在拉丁語中，表達騎士的最早的詞匯是“mile”，而盎格魯—撒克遜則用“cnibt”與“knight”表示騎士這個名稱，它們都是意指“騎著馬的”。在中世紀，用方言稱呼騎士取代拉丁語的稱呼，法語用“chevalier”，德語用“Ritter”，意大利語用“cavaliere”，西班牙語則用“caballero”來稱騎士，其意是“身著盔甲的”。從這些字麵意義上，可以看出騎士是指騎著馬著盔甲的戰士。當然騎士最初是源於戰鬥的武士，也就是日耳曼人的親兵，但是以後隨著封建社會製度的形成，他們逐漸演變為貴族階層即武士貴族，並且通過基督教的教化與愛情的軟化以及文學的熏陶，由一位粗野的、逞強好勝的武夫，進而逐漸升華為社會爭相效仿的具有正義社會感的楷模和一種社會所向往追求的精神道德的理想。那麽，中世紀的騎士與古代的騎士是否存在傳承關係？關於騎士概念的界定，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一個特定的兵種，有的則認為是一個貴族階級，還有的認為是貴族階級的一種榮譽稱號。中世紀道德學家認為，騎士被選做社會的右臂去伸張正義、保護無能的人，這種事在古代出現過，《舊約》中的大衛國王應屬騎士之列。但是，騎士的出現的確是中世紀的事情，而不是古代的繼續。古羅馬的確存在一個騎士階層，他們在古羅馬軍隊中擔任騎兵和軍官，但是到古羅馬共和國末期，放棄了軍事角色，成為包買商、租地農場主以及對公共資源進行剝削的人，地位屬於上層社會的底層，位於元老之下。因此，古羅馬的騎士與中世紀的騎士沒有任何關係，中世紀的騎士是日耳曼親兵封建化的產物。
無論怎樣，騎士的產生是直接與戰爭相關的。中世紀初的社會由於外部部落民族的侵掠以及日耳曼民族本身好戰的本性所造成的動蕩不安，對騎士“戰爭者”產生了需求。751年，查理·馬特為了確保戰爭的兵源，加強同貴族之間的聯係，進行了采邑改革。這就是將原來的無條件的土地分封改為有條件分封，即貴族把土地分給附庸，附庸反過來要服軍役和其他的義務。貴族和附庸要彼此宣誓，貴族要保護和支持附庸，附庸要效忠於貴族。按這種方式，首先國王將土地的一部分以服軍役為條件，分封給大貴族；同樣，大貴族將得到的土地的一部分拿出來，以服軍役為條件分給中等封建貴族；依次，中等貴族再將得到的土地的一部分拿出來，以服軍役為條件分給小貴族。這樣，通過以土地為紐帶層層的分封，建立了封君與封臣或封君與附庸之間的金字塔式的封建貴族等級關係，最高的等級是國王，最低的等級是騎士。不過，最初，騎士是貴族等級中的最低的等級，以後成為所有大小貴族的共同的榮譽稱號。在封建製度鼎盛時，騎士是其製度的基石。貴族把土地贈給附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得一定數目騎士的服務，附庸依次通過類似相互的誓言把土地贈給騎士，從而獲得騎士的軍事服役。這樣，從上到下，貴族、附庸和騎士，通過相互的契約以及相互的忠誠聯係在一起。
這種分封製並不是突然一下從查理·馬特的軍事采邑製改革中產生出來的，其實它不過是日耳曼人親兵製的翻版，這恰如埃裏希·卡勒爾說的，“無論親兵製度可能經曆怎樣嬗變和補充，它仍然是封建帝國的組織體係背後的基礎力量。”“注釋2”貴族和附庸的個人的聯合聯盟交往，早在日耳曼人親兵製中就已存在。古德國人就有一種習慣“夥伴關係”（Comitatus），即年輕武士同老的武士之間的聯盟，年輕的武士要保證以忠誠和效勞報答老的養育撫養之恩，同樣，年長的武士要對被保護的年輕武士進行庇護、保護、撫養資助以報答他的忠誠。相互聯盟的習慣也存在於法蘭克人中，自由人將自己置於貴族的保護下，誌願依附於貴族，放棄自由，保證忠誠。封建製的本質就是貴族與武裝的侍從之間通過土地有條件的贈給而結成的聯盟。盡管封建製的產生可以追述到中世紀早期，但直到13世紀才成熟，而在意大利從來沒能成為占主導或統治地位的製度。
但是，分封製的實施並不意味著騎士與騎士製度的最終形成，騎士製度的形成曆經了社會各種因素相糅合的一個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而且在西歐各國家所走的道路也是不盡相同的。在英國，諾曼征服帶來了歐洲大陸的封建製度，催生了英國的騎士和騎士製度；最初的英國騎士地位低下，屬於上層社會的最低階層，學者們大都認為他們還不能被認為是貴族，因為他們擁有的土地麵積是很小的。在德國，騎士源於皇帝和諸侯的家臣，他們雖然擔任地方長官、家務官，但是身份近乎於農奴，沒有貴族的同意，就不能結婚，不能在法庭進行訴訟，不能獲得或賣財產，甚至能夠被買賣。德國國王和諸侯之所以讓家臣任職，就是想利用家臣同貴族的權力進行抗衡，這樣，這些家臣借機逐漸獲得了封地、自己的附庸，最終獲得自由，融入到較低的貴族當中，形成騎士階級，他們的後裔有一些成為高級貴族，其他的則憑借政治和文化知識構築了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
中世紀騎士
分封製度的出現，固定了原來日耳曼親兵的職業，將他們從戰的職業製度化合法化。但是，分封製度的作用不僅僅在於此，它還為騎士製度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溫床，因為“封建製孕育和鼓勵了戰爭，培養了崇尚武士的精神，促成了騎士的產生”。“注釋3”查理·馬特進行采邑改革的最初的宗旨就是要獲得穩固的戰爭兵源，另一方麵，就是想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大大小小貴族之間的相互依附相互忠誠的關係，的確，“加洛林王朝被附庸關係，提升到權力地位並在這個地位維持了百年之久。但是加洛林隻有在維持土地的權力的優勢時，才有力量。然而在第九世紀時，這個製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附庸的日益強大，使自己成為比國王更大的土地所有者。他們把王位的空殼留給了國王而自己竊取了果肉。他們的臣服變成了一個虛構，他們的服務也成為了一種姿態了。”“注釋4”隨著采邑的世襲化以及附庸獲得了與采邑相適應的管轄權，附庸們與封君產生了分離的傾向。整個封君與封臣或附庸關係的鏈條變得鬆散，大大小小的附庸在自己的采邑上建立起獨立的封建割據政權，一時間，西歐變得色彩斑斕，被分割為上千個甚至上萬個騎士封地、上百上千個大小諸侯領地。這些大小封建主為了各自的利益而擴張，不斷地發生摩擦衝突乃至兵戈相見的戰爭。這些後果都是與查理·馬特的設想背道而馳的，查理·馬特是想建立一種秩序，一種完美的等級關係，但是卻帶來的是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與封建關係的紊亂。
封建製度所建立起來的從國王到小貴族的封君與附庸之間的等級關係並不是單一的單線的聯係，而是錯綜複雜的。一位附庸可以具有雙重身份甚至是多重身份，既可是附庸又可以是封君，既可以同一位封君建立隸屬關係，也可以與其他許多封建主建立附庸的關係，即一位附庸可以有許多封君，這樣就造成了附庸與封君之間的效忠契約關係的履行發生實質性的困難。按照理論上講，附庸應該效忠於封君，但是當他所效忠的封君之間發生戰爭時，他究竟應該效忠哪一位封君呢？於是，原有的封建關係遭到了破壞，原有的秩序已不複在，隻有無止盡的私戰混亂。因而，封建製度與其說是建立了秩序，不如說它是在縱容鼓勵戰爭，因為它造就了成千上萬個相互傾軋的政權，使西歐變得支離破碎。
封建製度的錯誤不僅僅在於此，它還將窮兵黷武變成了世襲的職業。整個中世紀，封建騎士貴族將戰爭視為他們最神聖的職業，他們是戰爭者，但同時又是製止戰爭的力量，整個社會——國王和諸侯貴族都需要他們貫徹他們宣戰的權利，因而也就都離不開他們。然而，封建製度並不是癲狂，完全喪失了秩序，而是個體的有序社會整體的無序性，也就是說封君與附庸之間的係統鏈條被打破，而個體之間的鏈條依然存在，否則封建社會將會陷入徹底無政府的風暴之中。何況封建的鏈條本來就不那麽嚴密，法國的附庸關係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單線聯係，即個體之間單線的相互忠誠關係，而英國的相對好些，即所有的附庸都是國王的附庸，都必須效忠於國王。為此，布瓦鬆納評述道：“挽救了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使它免於完全解體的是戰士們，即士兵們milites——中世紀對封建武士的稱呼，他們由於臣屬的職責服兵役而彼此聯係在一起。”“注釋5”
盡管封建製度常常帶有強暴而惡劣的性質，是無可置疑的，但是整體來講，它是社會的一個進步。封建社會將社會固定於土地上，來終止作為第6、7、8世紀野蠻的流動生活狀態，歐洲變得更穩定了。封建製度也使早期過度的野蠻的個人主義轉化為服從法律和契約的精神。如果這個社會的權利與義務、責任和自由的觀念，在早11世紀初未曾這樣確定並正規化起來，又如果它的習慣未成為社會化的習慣力量，封建時代的文明永遠不會產生出來。“因為這些初期領主，這些狂暴的戰士構成了從未有過的最自由的人口，他們的自由觀念往往發展到肆無忌憚的程度”。“注釋6”這種狂暴之所以被逐漸抑製，應歸功於忠誠的觀念的維係，“親兵製度完全是建立在首領與隨從之間的私人忠誠和信仰的基礎上。……個人忠誠不僅在部落時期，而且在整個中世紀時代，都是最高的日耳曼美德。它維係起封建體係，居於高於部落聯係和親緣紐帶地位。”“注釋7”
顯而易見，封建製度促成了騎士的產生，將騎士的戰爭職業製度化，而它本身的存在也需要騎士與忠誠觀念的支撐，倘若沒有忠誠觀念的維係，西歐封建社會的混亂是不可想象的，也就不會有11世紀西歐社會全麵的複蘇與發展，尤其是城市的興起。
以戰爭為職業的騎士貴族毫無疑問是最強調武士的勇敢與忠誠，同時也欽佩慷慨的人，慷慨在中世紀貴族中同樣是受到追捧的品質。慷慨是封建主維持騎士們對他忠誠的一種傳統方式，是君主不可分割舍的一項品德，也是所有的領主貴族必備的品格。據艾因哈德的記述，查理大帝“非常喜好外國的來客並且花費很大的力量招待他們，外賓數目之多，可以公正地看作不僅是宮廷的負擔，而且成為整個國家的負擔了。但是，出於一貫高尚精神，他不大注意這種費用。因為在他看來，與上述行為俱來的慷慨的令名盛譽，對於哪怕是嚴重的不利都足以補償。”“注釋8”君主和大貴族之所以注重保持和運用慷慨的品質，就是因為“慷慨對於大貴族來講，具有實際價值，它可以吸引更多的騎士戰鬥在他的旗子下”“注釋9”。慷慨是中世紀西歐封建社會的一種社會財富與服務效忠之間的交換方式，恰如以土地分封換取軍事服役以及其他服務一樣。因為封建社會沒有正規的薪俸和稅收，騎士們隻有依靠封主貴族的慷慨，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和必要的裝備。如果沒有慷慨，騎士就無以生存，這恰如一位騎士所說的，“如果沒有慷慨，我們將會死於貧窮與吝嗇”。“注釋10”慷慨對於大貴族來講，不僅可以使更多的騎士聚集在他的帳下，效忠於他，同時也可以遮掩他的缺點，一個富有的但缺乏勇氣的貴族，可以通過慷慨聞名，而且會找到許多希望獲賞的騎士為他戰鬥。
14世紀的奧斯特裏亞（Austria）的魯道夫（Rudolf）四世的封印（璽）
慷慨原本是大貴族和君王的標誌，然而，由於吟遊詩人的渲染，抬高了慷慨在騎士貴族美德中的地位，以致它被公認為是整個貴族的主要特征，騎士的主要美德。在這種氛圍的熏染下，許多騎士不喜歡與吝嗇的人交往，認為真正的騎士是將會為了好客出手大方而將城堡抵押借錢。盡管貴族中明智者和教會人士試圖極力限製這種無節製的慷慨行為的蔓延，但是騎士的慷慨變得越來越與無止盡的浪費奢侈等同，在花錢上完全無所顧忌，被視為貴族的標誌——貴族的美德。對此，抒情詩人馬卡伯恩（Marcaburn）就認為，懦弱吝嗇的男爵是他母親與低賤的人通奸的產物。“注釋11”從此，可以看出品質美德是與地位的高低以及出身的貴賤相關的。慷慨被認為是高貴的人所應具有的品質，倘若喪失這種品質，那麽，也就會失掉“高貴”的稱號，“慷慨就像‘女人’，像‘皇後’一樣，沒有它們，騎士的其他一切品質都等於零”。同樣，“如果一個人忽視名譽和慷慨，那麽，他就沒有尊嚴。”“注釋12”不管怎麽樣，無論是忠誠，還是慷慨，最終要通過榮譽感來維係。榮譽是那個時代無形的道德法官，榮譽就是騎士精神的靈魂。
作為騎士首先是戰爭的產物，因而它的首位品質就是勇敢，不勇敢的騎士是不配做戰爭者的。同時，騎士的這種精神氣質，也需要在戰爭來體現，更需要戰爭來培育。無論忠誠也好，還是勇敢也好，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是為了榮譽，榮譽是二者的實質與核心。
“注釋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05.
“注釋2”埃裏希·卡勒爾：《德意誌人》（黃正柏譯），第40頁。
“注釋3”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上冊），第451頁。
“注釋4”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25頁。
“注釋5”布瓦鬆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5至15世紀）（潘源來譯），第121頁。
“注釋6”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27頁。
“注釋7”埃裏希·卡勒爾：《德意誌人》（黃正柏譯），第39頁。
“注釋8”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戚國淦譯），第25頁。
“注釋9”Barbara W。Tuchman，A distant mirror：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p63.
“注釋10”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31.
“注釋11”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98.
“注釋12”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龐卓恒校），第291頁。
§§第二章 騎士精神與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