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善惡報應習俗

一 “人血饅頭”——麻木不仁的心智

善惡報應作為一種宗教觀念，像其他神學宗教一樣，其巨大危害首先在於：它教人們不去關心滿足人們的生活意圖和需要，它讓人相信這樣的鬼話；凡人啊！你們生來就是要成為不幸的，因為你們的前身或是你們的祖先曾經犯下了罪過；打擊你那些以幸福為目標的叛逆的欲望，放棄那些出於你的本質要去喜愛的快樂；不要羨慕和忌妒別人的富貴和成功，因為他們的前身或是他們的祖先已積下了功德；把你們靈魂的動力摧毀，把想要使你們的痛苦告終的那種衝動壓製下去；忍耐吧，受苦吧，虔心誠意地行善積德吧，這就是你們擺脫痛苦走向幸福的惟一道路！

對於來世幸福、子孫昌盛的期待和對死後刑罰的恐懼，阻止人們去追求自己在塵世的幸福，使他們忘卻了自己的現世生活，而隻為一個想象的未來和他們應該在死後去懼怕的種種虛構的不幸而忙忙碌碌。同時，也阻止人們去改善他們的製度、法律、道德和科學，使他們滿足於幽冥賞善罰惡的自我陶醉而放棄對封建專製壓迫的主動抗爭。既然“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即使暫時無報，時辰一到，也一定要報；既然行善積德，敬天畏神就可期望獲得今生或來世的好運氣，那麽，一切積極的努力和反抗鬥爭又有什麽必要呢？那些因奮起反抗而自討苦吃、自尋鎮壓者，又有什麽意義呢？於是，人們不但不去進行積極的鬥爭，反而譴責那些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勇敢戰鬥的人，並且和統治階級一樣，視之為“盜”，曰之為“賊”。

唐末黃巢率眾起義，打擊封建官府及地主豪紳如秋風之掃落葉，“天街踏盡公卿骨”，“朱門甲第無一半”，“中原士庶，十室九空”。這對於平日飽受官府和地主惡霸欺壓淩辱的貧苦百姓來說，該是何等痛快、何等愜意的事！然而，在黃巢未入京師（西安）時，城裏人以黃米和黑豆蒸食，作了一條諺語：“黃賊打黑賊”。兒童們還到處誦唱這樣一首童謠：“黃巢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古謠諺》卷三二，卷一二）這是多麽可悲！

北宋皇祐年間（1049-1054）儂智高起義，宋朝派狄青帶軍前往鎮壓，民間有這樣一條諺語流傳：“農家種，糴家收。”（《宋史·五行誌》，《古謠諺》卷一二）後來儂智高果然被狄青打敗。沈征《諧史》記載：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王則揭竿起義後，想聘娶民家趙氏女為妻，該女堅決不肯，說：“我雖然是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地十九年了，縱不能橫刀立馬討叛，也絕不做叛賊的老婆！”又說：“給叛賊做老婆，絕無好後代！”最後以自縊拒絕。《宋史·列女傳》記載：有個叫馬友的，起義後求娶故友向薌林之妾為妻，起義前還挺親熱的，這時，這位婦女卻立誓不與馬友共天地，自溺以全“貞潔”。人們對敢於反叛官府尋求改變命運的人，真可謂深惡痛絕而恥與為伍了。

在宋代，你如果“看斬人賞劊子好手”的話，就會被指為“不識羞惡”、“不知好歹”、沒有同情心而遭到人們的唾棄。然未幾何時，人們便逐漸樂於觀賞統治階級屠殺造反者的盛典，聽劊子手鋼刀斬人頭的“哢嚓”聲了，然後感歎造反者不走“正路”。像趙氏、阿Q口沫四濺地向人介紹城裏殘殺革命黨的盛況，秋瑾烈士的鮮血成了癆病患者的良藥——人血饅頭。戊戌政變六君子殉難，《康聖人顯聖記》的作者“伏魔使者”曾有這樣一段評論：“隻聽一排槍炮聲，六名犯官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好一個“富貴功名”！在他們眼中，什麽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六君子的最大錯誤是沒有得到富貴功名，沒有走“正路”！

在抗日戰爭期間，浙江有一個地下工作者製造淪陷區通行的偽鈔，用以在淪陷區采購槍枝彈藥和藥品打遊擊，不幸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人抓住，槍決犧牲。當死訊傳到他的故鄉時，人們無不搖頭歎息：“這個孩子什麽都好，就是不肯正幹，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到如此下場！”一個抗敵英雄，死後得到的竟是這樣的評價。保衛民族和國家的正義事業，竟被視為不是“正幹”，不是“正路”。那麽，投降侵略者，當漢奸賣國賊才是“正幹”、“正路”嗎？人們隻在內心不斷念咒：“小鬼子你別太猖狂了，老天爺有一天會發一聲霹靂，把你們這些烏龜王八蛋全部劈死、燒光！”就行了。這怎不使人感歎：“血淚流盡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滿襟。”

年複一年，代複一代，人們愈來愈變得麻木不仁，萎靡不振，愈來愈甘心於現實暴政的奴役，甘心困守錯誤之中，甘心在不幸之中，在死後或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比較幸福的幻想之中沉淪下去。“懦弱滋養暴政，而恐懼又使暴政綿延。一句話，隻要人們的意見迫使人們自己戰戰兢兢，那麽人們就不能快活，也不能幸福。”（霍爾巴赫《自然的體係》）因此，滿足於鬼神賞善罰惡的善惡報應觀念不可避免地要對古代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專製統治的鬥爭產生巨大的消極影響，甚至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它在本質上是有利於地主階級的統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