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二、喪服與守孝

1.五服製度

死者入土，並不意味著喪葬活動的結束，家人和親戚還要為死者服喪守孝。守孝的時間有長有短，根據與死者關係的親疏而定。服喪期間，守孝者必須身穿特製的喪服，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動應遵循一定的規範，不得放任逾禮，以表示對亡親的哀悼之情。

古代傳統的喪服有五種形式，即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合稱“五服”。這五種喪服分別用不同質地的麻布做成，形製和做工各不相同。五服有輕重等次之分，服期有長短之別。使用何種喪服，取決於同死者親緣關係的遠近。

“斬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種，意思是割布做衰，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其悲痛至極之意。這種喪服用極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緝邊，使斷處外露，以示無飾。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裳前三幅，後四幅。胸前綴一塊長六寸、寬四寸的布條，謂之“衰”，冠用厚紙做成，寬三寸，長跨過頭頂。再用一根麻繩纏在額頭下，謂之“武”；多餘的麻繩從兩耳邊垂下，謂之“纓”。頭和腰部各纏以單股和雙股黑麻，謂之“絰”。手持竹杖，腳穿草鞋或麻鞋。斬衰的服期為三年。子和未嫁之女為父，承重孫（即父親早亡的長房嫡孫）為祖父，父為嫡長子，兒媳為公公，妻、妾為夫，服此重孝。

“齊衰”較斬衰為輕。用粗麻布做成，緝邊，衣、裳邊和下際皆縫起，其他形製與斬衰相似，隻是“武”、“纓”、“絰”的佩戴方法有所不同。齊衰的服期有三年、一年、五月、三月之分。子為母，承重孫為祖母，母為嫡長子，兒媳為婆婆，服之三年；夫為妻，為繼母，為祖父母，為伯叔父母，為眾庶子，為兄弟之子，為嫡孫，出嫁女子為父母，妾為嫡妻，為夫兄弟之子，公婆為嫡媳，服之一年；重孫為曾祖父母服五月；玄孫為高祖父母服三月。

“大功”輕於齊衰。意為做工粗大。用熟麻布做成，麻布經過加工，色白較細。服期九個月。為堂兄弟及未出嫁的堂姐妹，為已出嫁的姐妹、姑母，已出嫁的女子為伯父、伯母，公婆為眾媳，為兄弟之妻，為庶孫，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等，皆服之。

“小功”又較大功為輕。意為做工細小。用較細的熟麻布做成，質地比大功細密。服期五個月。為從祖祖父母（即祖父之兄弟及妻），為從祖祖姑（即祖父之姐妹），為從祖父母（即父之伯父叔父及妻），為從祖兄弟、姑姊妹，為兄弟之孫，為堂兄弟之子，為外祖父母，為舅父、姨母、外甥等，皆服之。

“緦麻”是五服中最輕的一種。用極細的麻布製成，做工亦較上述四種喪服講究。服期三個月。為三從兄弟，為曾祖之兄弟姐妹，為祖之從兄弟姐妹，為父之再從兄弟姐妹，為曾孫、玄孫、外孫，為姑、舅、姨之子（即表兄弟），為嶽父、嶽母，為女婿，為庶母（父之妾有子者）、乳母，為庶孫之妻，為外甥之妻等，皆服之。

古人服喪並不完全局限在親戚圈內，還常常為沒有血緣關係的尊者披麻戴孝。在周代，諸侯為天子、臣為君服斬衰之孝。漢初承襲秦製，皇帝駕崩，天下吏民為之服孝三年；漢文帝提倡節喪，改為服孝三日。曹魏舊製，官長卒，屬吏皆服齊衰，葬訖而釋服。晉喪葬令規定：長卒吏，僚屬服齊衰，著喪服理政，新官上任後始得釋服。在師道尊嚴的封建社會，師徒之恩不亞於父子之情，喪師如喪父，學生每每為老師斬衰三年。孔子死後，門徒中就有服三年之喪者。為尊、為長、為師服孝，是五服製度的重要補充。

五服製度創立於先秦時期，風行於整個封建社會，至今遺俗猶存。從先秦禮書《儀禮》、成書於漢代的論禮文集《禮記》、北宋司馬光記述封建家禮的《書儀》和清朝典章製度匯編《清會典》等記載的喪服禮製來看，五服製度在兩千多年間的曆史長河中變化不大，是中國傳統喪葬文化中最穩定的因素之一。

從形式上看，五服製度主要是按照一定的血緣親屬關係劃分服喪守孝的輕重等次，其實質則是為了維護封建宗法製度。

五服製度的基本原則是“尊尊”、“親親”。皇帝為天下至尊，故吏民百姓應為聖上天子服喪守孝；父權居於支配地位，父族之孝則重於母族之孝；嫡尊庶卑，嫡係之孝也明顯地重於庶係之孝。家族成員亡故，無論長幼，其他人都要為之披麻戴孝，即使晚輩早卒，長輩也要服喪，“親親”之情並不因輩分的懸殊而稍有懈怠，隻是輕重、主次有所區別罷了。這些原則與“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的精神相一致，客觀上起到了鞏固封建秩序的作用，其實際功能已遠遠超出了喪葬文化的範疇。五服製度之所以在曆史上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為曆代封建統治者提倡弘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需要說明的是，五服製度屬於漢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曆史上許多少數民族並未遵行這種製度。有些少數民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也為亡親服喪守孝，但喪服製度遠不及漢族那樣嚴格。魏晉時期的東夷諸族，“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麵衣”；吐穀渾族的服喪時間很短，“葬訖而除”，與漢族有別。（《晉書·四夷列傳》）清代滿人服喪，“斬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緦麻廿一日”（《尺咫偶聞》）。其俗雖近於漢製，但最重的斬衰之孝也隻有一百天，服期已大為縮短。與滿俗相類的還有清末新疆境內的蒙人和回民，前者“子為父母，妻為夫，均持百日服，平人則持服四十九日”；後者“子女之於父母，妻之於夫，若親戚兄弟，持服四十日或百日”。（《清稗類鈔·喪祭類》）喪服均較漢人為輕。同書記載昆山一帶喪俗：“鄉女之居母喪也，必以紅色布為褲，服三年乃除。謂母育己身時，惡露甚多，有血汙之穢，死後必入血汙地獄，服紅褲者，為其祓除不祥也。男子亦間有之。”這種紅色喪服頗為奇特，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少數民族的服喪禮俗雖來自漢族，但其中已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因素。

2.居喪守製

古代喪禮要求，有孝在身的人應嚴格節製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一切從簡，遵守居喪的製度，稱為“守製”。在居喪的過程中，守製者常常過著苦行僧一樣的生活，以種種自我虐待和壓抑人性的極端方式，體現所謂的“孝道”。

親人初死，應立即除去華麗的服飾，著素淡之衣；大殮的第二天，“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換上正式的喪服。服期內一般不得洗澡，如肮髒過度導致疾病，方可破例，“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禮記·曲禮》）清代的禮製更為苛刻，居喪者不僅不能洗澡，就連理發亦被禁止。《清稗類鈔·喪祭類》雲：“古者喪而毀容，其時亦必薙發。乃至本朝，於居父母之喪者不薙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然。”如果遇到皇太後、皇帝駕崩的國喪，天下臣民“亦皆百日不薙發，服縞素”，舉國蓄發守孝。毀容盡孝的傳統被清朝統治者發揚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節製飲食也是居喪守製的一項重要內容。父母初終，孝子在三日之內不得飲水進食，空腹盡哀。殮後可少量食粥，以“充虛續氣”，勉強維持身體所需。服喪期間吃缺鹽寡味的粥飯，禁食瓜果菜蔬，酒肉之類的美味佳肴就更與孝子們無緣了。曆史上有很多居喪節食的“動人”事例，如孔門高徒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禮記·檀弓》），後人傳為美談。南朝梁昭明太子喪母，“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由於節食過甚，喪事未畢其腰圍已減削過半，消瘦不堪，“士庶見者莫不下泣”，朝野盛讚，以為至孝。（《梁書·昭明太子傳》）宋人張齊賢居母喪，“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宋史·張齊賢傳》），鄉鄰稱頌，青史留名。

居喪者若貪求口福，違禮奢食，要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乃至以律論處。曹魏時，“竹林七賢”之一的步兵校尉阮籍放達不羈，居喪無禮，飲酒食肉，朝臣何曾斥阮籍為“敗俗之人”，建議文帝將其流放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晉書·何曾傳》）京兆韋高慕居母喪彈琴飲酒，“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的古成詵（時任給事黃門侍郎）聞知此事後頗為憤慨，流淚發誓：“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不敢見”。（《晉書·姚興傳》）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官宦子弟陸慎餘與兄陸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京兆府奏告朝廷，“詔各決四十”，逐出京城。事隔三年之後，駙馬都尉於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歌宴飲，事發後二人分別受到懲處，“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日知錄》卷一五）。

居喪者的住處應樸陋就簡，不得奢華。未葬之前，在中門之外用竹木茅草搭棚，作為孝子的起居之處，稱為“倚廬”。裏邊的陳設極為簡單，以草席為鋪，以土坯為枕，謂之“寢苫枕塊”。孝子身著孝服守於廬中，深居簡出，不與人往，哀至則哭，晝夜無時。睡覺時不脫絰帶，和衣而臥。父母下葬後，有的孝子還在墓旁搭棚而居，稱為“墓廬”。

嚴於律己的墓廬守孝者在曆史上不乏其人。南朝劉覽居母喪，廬於墓側，“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嘔血”（《梁書·劉孺傳》）。皇帝聞其孝行，數次屈駕親臨慰勉。唐代中書舍人歐陽通丁母憂（古人稱父母之喪為“丁憂”），隆冬時節居廬寢苫枕塊，家人擔心這位老爺子不敵嚴寒，暗地裏在其臥席之下塞進幾塊氈絮，歐陽通發覺後大發雷霆，“遽令撤之”，樸陋如故。（《日知錄》卷一五）元初重臣廉希憲喪母，“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朝廷每有大事，輒詣廬求教。（《元史·廉希憲傳》），明永樂年間，霍州學正曹端遭丁憂之難，棄學歸家居廬守孝，諸生慕其品行，紛紛趕來拜師求學，曹端就在墓廬中講學授徒，一時傳為佳話。（《明外史·曹端傳》）

居廬守孝期間，“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書儀》），禁止夫妻生活。東漢鄙儒趙宣為博取孝名，葬親後在墓道中居喪守孝達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禮請，並把他推薦給太守陳蕃。陳蕃前去訪察，查出趙宣與其妻“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竟然在墓道中生養了五個孩子。陳蕃大怒，遂將這位欺世盜名的傷風敗俗之徒下獄治罪。（《後漢書·陳蕃傳》）唐代法律規定，居父母喪生子者，處徒刑一年。（《唐律疏議》卷一二）

服期內嚴禁娶婦嫁女和娛樂遊戲，訪親會友也受到限製。《晉書·張輔傳》記載，梁州刺史楊欣服姐喪，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為妻，張輔時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同書《劉隗傳》記載，世子文學王籍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劉隗“並奏之”，請朝廷予以懲處。廬江太守梁龕服妻喪，在釋服的前一天“請客奏伎”，與丞相長史周□等三十餘人歡聚一堂，劉隗聞知此事後上書朝廷：“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梁龕與聚會者分別受到免官削爵和停發俸祿一月的處罰。唐律明文規定：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已成之婚姻解除無效；居父母喪為人主婚者，杖一百；充當媒妁者，杖八十。（《唐律疏議》卷一三）五代後唐天成年間，原州司馬聶嶼“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事發後朝廷傳旨，“令本處賜死”（《冊府元龜》）。元末社會動亂，綱紀崩壞，朱元璋為矯正民風，於洪武初年發布詔令：有喪在身者，禁止設宴作樂及會親聚友，違者嚴辦。

有孝在身者禁止赴舉，不能因追求功名而忘卻喪親之憂。秦漢魏晉時期，儒生為官主要依靠朝廷的征辟和地方官的推舉；隋唐以降，士人則主要通過科舉製度進入仕途。守製與否是漢代衡量儒生品行優劣的重要標誌之一，漢律規定：“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漢書·揚雄傳》應劭注）。西晉泰始年間，楊旌遭伯母憂，喪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時人對其大加貶責。實行科舉以後，對士人赴舉有許多規定，有父母之喪者絕對不得應考，其他親喪酌情而定，曆代製度不盡相同。北宋天禧三年（1019），宋真宗在崇政殿接見四千三百名諸路貢舉人，其中一位名叫時稹者“冒緦赴舉，為同輩所訟”，真宗聞奏，命禦史台劾問查究。可見在宋代，即使是最輕的緦麻之喪，也不得參加科舉。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雲：“今製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日知錄》卷一五）。明清之際對丁憂重喪以外的赴舉者不加限製，較宋製寬鬆。

為官者遭親喪，一般應辭去職務，歸家守孝。由於官吏身係國家政務，與無官一身輕的平民有別，因而曆代對為官者居喪守製有不同的規定。漢文帝遺詔節喪，以日易月，縮短喪期，故漢代大臣遭丁憂多不行三年之喪。成帝時宰相翟方進母憂，“不敢逾國家之製”，葬後三十六日即除服理政。（《漢書·翟方進傳》）欲服喪者須奏請皇帝恩準，不得擅自棄職。明帝朝太尉趙□母憂，上疏乞歸服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為其釋服。（《後漢書·趙□傳》）安帝永初年間，車騎將軍鄧騭喪母，多次請求服喪，“章連上，太後許之”（《後漢書·鄧騭傳》）。然而，漢代雖有大臣不行三年喪的明確規定，但居喪守孝的官僚貴族仍不乏其人。縣令原涉居父喪墓廬三年，“顯名京師”（《漢書·遊俠傳》）；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哀帝下詔褒揚，譽為“宗室儀表”（《漢書·景十三王傳》）。遵行古禮服孝者受到朝野輿論的一致讚頌。清代學者趙翼認為：“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製”，似在兩可之間。（《陔餘叢考》卷一六）這種情況大概延續到魏晉之際。晉武帝時，大鴻臚鄭默遭母憂，依“既葬還職”的秦漢舊製，大臣是不能居家守孝的，由於鄭默“自陳懇至”，多次上書請求，武帝許其終喪，朝廷還因此重新修訂了大臣服喪的製度，“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晉書·鄭袤傳》）。從此以後，官吏例得居喪服孝，曆代相沿不改，成為封建社會的定製。對於守製在家的官員，朝廷常常遣使前往慰問，贈賜錢米等物。明洪武十一年（1378），廣西布政使臧哲母憂去官，朱元璋特遣使者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又詔令吏部：凡官員丁憂，已在職五年且為政清廉者，居喪期間朝廷依原秩給一半俸祿；在職三年者給三月餘祿。（《日知錄》卷一五）

如因軍事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服期未滿的官員亦可強令其出仕，謂之“奪情”，亦稱“起複”。《朝野類要》雲：“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名起複，即奪情也。”魏晉以降，奪情起複之舉屢見諸史籍，具體情況曆代有所不同。南齊肖坦之居母喪，起複為領軍將軍。（《南史·齊宗室》）唐睿宗景雲中，宰輔蘇□卒，詔其子蘇□起複為工部侍郎。（舊唐書·蘇□傳》）玄宗開元年間，丞相張九齡母憂，詔奪哀起複，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唐書·張九齡傳》）

唐代有的官僚因擔心服喪久居在家而失去權柄，乃想方設法謀求朝廷起複授職。唐順宗時，朝臣王叔文有母喪，“與其黨日夜謀起複”。憲宗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父孝在身，朝廷無起複之意，不惜用重金賄賂宦官，“以冀起複”。昭宗時，丞相韋貽範收受賄賂，許諾替行賄者謀求官職，未果遭母憂去職居喪，行賄者未能如願以償，遂至其家催逼討債，韋氏無奈，乃多方鑽營以圖起複。（《資治通鑒·唐紀》）在這些權欲熏心的政客眼裏，功名利祿高於一切，為生身父母居喪守孝倒顯得無足輕重了。與此相反，有的官僚雖非父母重喪亦辭職行服；有的不從朝廷起複之命，執意守製；有的雖從命起複，但行為舉止嚴於律己。唐高宗時，中書舍人歐陽通丁憂，朝廷強令其起複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穿鞋上朝；值宿在省，“則席地籍槁，非公事不言”；退朝歸府，“必衣衰絰，號慟無常”。雖起複而不敢忘憂，忠孝兩全。（《唐會要》）

宋製，奪情授職者官銜前冠以“起複”二字。如宋初宰相趙普丁憂起複，服期內參政理事時自稱“起複左仆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以示有孝在身。（《陔餘叢考》卷二七）元代規定：“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事者，不許奪情起複”一般官吏例得居喪守製。（《元史·陳思謙傳》）明代亦曾多次發布禁止奪情起複的詔令，力主官吏為父母行服守孝。大功以下輕喪可居官留任，但入署辦公時須著素服，並不得參與朝賀、宴會、祭祀等喜慶典禮，以示與常人有別。清初八旗官員遭父母喪，百日之後即起複授職，並可參加朝會、祭祀等活動。乾隆以後，奪情起複的文武朝臣，服期未滿不得參與吉禮，素服入署理政；總督、巡撫等外任官員，服期結束始授實權。

曆代對奪情起複的不同規定，其實質都是為了調和忠君與孝親的矛盾，力圖使兩者在封建禮教的道德規範之下和諧統一，達到公私兼顧、忠孝兩全的完美境界，其用心可謂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