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和煦駘蕩的春風吹得芳草萋萋、桃紅杏青的時候,清明便來到了。最初它隻是一個歲時節氣,逐步和寒食趨同合一以後,便成為人們最重視的佳節之一了。
據說春秋時,晉人介子推隨重耳流亡,嚐割股啖主。重耳曆經艱辛,後回國即位,欲重賞從亡者,很多人競相擺譜邀功,獨子推不計功名,與母親一道隱匿深山。文公(重耳)放火燒山,以逼其出山受賞,子推卻至死不出。高風亮節使晉文公既深為感佩又哀毀至極。為了紀念他,把他隱居的山封為介山(在今山西省介休縣),自己在介子推難日帶頭吃冷食,以示銘誌不忘,同時令天下效行,如此遂有“寒食”之俗。至於節令時間,在長期演變過程中變化很大。初時自三九隆冬,冷食一月,後改為暮春,冷食三日。魏晉時正式確定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正日,民間亦有稱去冬一百四日為“私寒食”的。另據唐人韓鄂《歲華紀麗》自注“司烜”雲:“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這就是說,按照周朝製度,仲春花暖,玄鳥翩飛之際,司火的官吏就要敲響木鐸,提醒人們禁火的時間到了,就將火管起來。禁火的目的就是為了暮春將“出火”。顯然,依“周之舊製”,清明有一個“禁火—出火”的周期,而後來的寒食節,同樣有一個“禁火—出火”(以朝廷分賜新火為標誌)的周期。雖然它們一是昭示物候,一是追悼人事,二者了無關聯,但當寒食節延定於清明前一日後,二者便攪纏到一起,清明、寒食也作為一個節日相提並論了。
寒食清明,細雨霏霏;路上行人,幾欲斷魂。唐人詩人熊孺登有《寒食野望》詩雲:
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惟此兩三辰。
塚頭草種有花樹,春色不關泉下人。
拜掃即掃墓,華夏民族有祖先崇拜遺風,自西周始,已有“哭墓”、“展墓”、“式墓”等祭祀祖先、追悼亡靈的儀式(《禮記·檀弓下》),但長期以來皆無具體的拜掃時間規定。由隋入唐,在日益增進的現世福利麵前,人們的生命意識勃然增強,加之佛教、道教的興盛,薦亡、施鬼的流行,使人們的目光更注意那些蒼莽曆落的黃土墓丘,逐漸形成了寒食定期掃墓的風俗,在備具酒饌、修益墳墓、剪除雜草、培植新樹的儀式中,表達對亡靈的哀悼和安慰。至開元全盛時期,這種祭奠活動臻於極盛,於是,唐玄宗在開元二十年(732)下詔,寒食期間,“士庶之家,宜許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歲時廣記》卷一五)。終唐之世,寒食清明數日,在通往墓叢碑林的道路上,一片哀思,一片啜泣,確實頗有悲涼之意。
但十分有趣的是,一代唐人畢竟風流。他們在黃土墓丘前一灑淚水,盡抒哀思,但壓根兒並沒有讓拜掃祭灑的一陣悲慟衝散縱情享樂的興會情致,仍將寒食清明作為愉快的節令,心底奔迸著歡樂的激情。且看顧非熊《長安清明言懷》詩雲:“明時帝裏遇清明,還逐遊人出禁城。九陌芳菲鶯自囀,萬家車馬雨初晴。”在通往郊外的道路上匯成了一股踏青郊遊的人流,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歡聲笑語,如鶯唱春。正因為清明時節可以如此狂歡,一般士人都翹首企盼著“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崔魯《春日長安即事》)的佳辰良景。婦女們在這風光妖嬈的時刻也享受著特殊的遊冶縱樂的權利。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竟豎秋千,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相與仿之。”其實,豈止都中士民,當“滿街楊柳綠煙絲,畫出清明二月天”時,城鄉各處都有“女郎撩亂送秋千”的倩影。除了蕩秋千外,士女尚有拔河、蹴鞠、紙鳶、擊球等豐富多彩的遊樂活動。當然,最牽人情懷的還是再一次踏青遊春。“鞍馬和花總是塵,歌聲處處有佳人”(盧延讓《樊川寒食二首》之二),她們走出新插上青青柳枝的家門,相呼為伴,成群結隊,盡覽煙花春景,一展青春歡娛,即使春雨綿綿,也不減士女半分遊興。“雕陰寒食足遊人,金鳳羅衣濕麝薰。腸斷入城芳草路,淡紅香白一群群。”衣衫鬢影,如燕翩飛,點綴出無限風光,畫出了春天的一道美麗的彩虹。
趙宋統治者開國之初便大倡宴樂,一代風俗實在奢靡,三春賞玩殆無虛日,清明是其中一大高潮。寒食前一日,都市人家都用麥麵製作棗餅,用柳條串之,形如飛燕,插於門楣,稱做“子推燕”。女子凡到及笄年齡的,都在這一天行笄禮,使她們能帶著成熟的心態享受清明的歡樂。清明日依俗上墳拜掃,但這已完全成為一種形式,甚至隻是一個郊遊的話頭。實際上,“寶馬繡軒南陌路,笙歌舉,踏青鬥草人無數”(歐陽修《漁家傲》)。市郊四野如市,男男女女各攜棗盿、炊餅及各種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子,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盡情野餐逗樂,謂之“土門土儀”,哪裏有半點悲蹙之意!北宋詞人柳永《拋球樂》具體描寫過都市士女少年踏青遊樂的情景:
曉來天氣濃淡,微雨輕灑。近清明,風絮巷陌,煙草池塘,盡堪圖畫。豔杏暖、妝臉勻開,弱柳困、宮腰低亞。是處麗質盈盈,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戲彩球羅綬,金雞芥羽,少年馳騁,芳郊綠野。占斷五陵遊,奏脆管、繁弦聲和雅。
那清明的芳郊綠野簡直是一個天造地設的遣情縱樂的場所。一陣疏雨過後天氣更新,豔杏綻開妝臉,新柳輕輕搖曳,芳草萋萋如茵,鋪滿池塘兩岸,把郊野裝扮得如錦繡畫屏。東風送暖、管弦聲雅,更激起摽梅女子愛的情愫。她們美麗的笑靨,為這幅清明郊野畫卷更增添了幾分多情的色彩。
南渡以後,清明風俗一仍北宋。此日“婦人淚妝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罍。村店山家,分癢遊息。至暮則花柳上宜,隨車而歸”,究其實,如果說是拜掃,還不如說是為了“尋芳討勝,極意縱遊”,為了那“野果山花,別有幽趣”(《武林紀事》卷三)。在“銷金鍋兒”的臨安城中,“士女豔妝濃飾,金翠琛璃,接踵連肩,翩翩遊賞,畫船簫鼓,終日不絕”(同上)。西湖邊上,男女雜遝,到處歌韻清圓,樂聲嘹亮,“雖東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夢粱錄》卷二)。而農村各地,暮春三月,“桃杏滿村春似景,踏歌推鼓過清明”,“媼引濃妝女,兒扶爛醉翁”(範成大《寒食郊行書事》、《清明》),在一片繁鬧之中,婦女們也是分外快樂。
明清兩代,清明繁盛遠遜唐宋,尤其是北方地區,自滿清入主,清明節俗更趨淡化。但從全國範圍而言,仍保留了中古清明的許多習俗:
一、上墳拜掃。《帝京景物略》卷二記載明代北方清明時節,“男女掃墓,擔提尊榼,轎馬後掛楮錠,燦燦然滿道也。”吳中此日亦“士女並出”,“道遠泛舟具饌以往,近則提壺擔盒而出。挑新土,燒楮錢,祭出神,奠墳墓。”凡新娶的媳婦,這一天都必須挈以同行,稱作“上花墳”。蔡雲《吳皒》歌詠清明風俗雲:“柁尾飄飄掛紙錢,出城都是上墳船。荒原落葉何曾掃,勝地名花別有緣。”(《清嘉錄》卷三)看來還是那種三分悲涼、七分歡快的唐宋之風。
二、插柳簪柳。柳對於清明具有象征意義。遠在周代,便有暮春鑽榆柳而改新火的習俗,後代每逢清明,家家插柳滿簷,“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乾淳歲時記》),宋朝人稱之為“明眼”。明田汝成《西湖遊覽誌餘·熙朝樂事》記載寒食清明人家不僅插柳,而且男女皆戴柳枝編的冠或柳葉環,民間流傳謠諺說:“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可見清時簪柳已升華為女性一種美學情趣。清代清明時北方人家依稀可見插柳,南方家家房簷柳枝拂麵,一片翠蒨。簪柳則是女子與兒童特有的樂趣。婦女們將垂柳嫩枝結成一個小球戴在鬢畔,與漾著節日的喜悅的紅暈相映,恰如綠葉紅花,吳中女子謂此為“紅顏不老”。楊韞華《山塘櫂歌》雲:
清明一霎又今朝,聽得沿街賣柳條。
相約比鄰諸姊妹,一枝斜插綠雲翹。
這是描寫吳中女子清明簪柳、含媚嘉悅的風情,也是整個江南女子的生動寫照。
三、郊外遊春。明末張岱《陶庵夢憶》中有一篇專門記載了揚州清明郊遊盛況:“城中男女畢出……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妝藻野,袨服縟川。”明人王思任《揚州清明曲·序》說,揚州祭掃,“不得過一日。於禮極恪,於遊甚狂。”女子是這“狂遊”隊伍中的一個部分。詩雲:“綠女紅兒踏踏肩,遊人目語各心然。莫隻平心看跌博,且來法海放風鳶。”另外,清明這天,南京“傾城士女,鹹出南門”,“舉國若狂”地湧向雨花台;無錫士女遊玩惠山,“踏花歸,鞋底香”;蘇州士女駢集山塘,爭相“看會”;農家女子還特別趕製“踏青鞋”,以便覽勝。總之,杏花春雨時,江南女子匯成一股股熱情亢奮的踏青人流,在各地郊野盡情地領略著清明風光,享受著大自然春天的惠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