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8、自持不亂

封建禮教在要求婦女對丈夫的私生活采取“賢達不妒”的同時又要求婦女加強貞操自律，嚴格防止任何形式的外遇。

西周時代對婦女的貞操尚無嚴格的限製，但已開始要求婦女行為莊重，並開始防範有夫之婦的外遇。《易經·既濟》雲及“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古代解經者認為這是“靜以俟之”，乃“柔中之最美者”的風度。其實，婦人丟失了車輛的蔽飾（茀），令其不要到處追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防範措施，使婦人能夠自持其身。即使是一家人也要求“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雜坐，不同癈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叔嫂不通問”。當丈夫離開身邊的時候，妻子應當格外清心寡欲。“女為悅己者容”，而“悅己”隻能是丈夫的專利，既然丈夫不在家，私自容飾就是近嫌啟微的不良行為了。魯宣公夫人穆薑的私生活懺悔中就曾特別提到“棄位而姣，不可謂貞”。

“有變而逃，寧死不亂”（《女教篇》）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成為要求婦人自守持重的禮規。《左傳·襄公三十年》中特別表彰過宋恭伯姬的貞專正色、守節持義。在一次夜火突發猛燒的時候，別人勸她趕快避開火情，但當時保傅、保姆不在身邊，她恪守“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的規約，最後被大火活活燒死。與之相類，楚貞姬不見夢王親授符信，不肯下被水包圍的漸台，終於被淹沒斃命（《古列女傳·貞順》）。鄭師伐陳，黑夜突破陳城。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出逃，遇大夫賈獲駕車載其母其妻。陳侯乘車，賈獲母與妻即下車，口稱“不祥”，相扶而奔。在生命危急的緊要關頭，仍不忘男女之大防，堪稱守禮楷模，後世引為風範。

不過，先秦是遠古之風猶存的時代，已婚女子在兩性關係上公然犯禮的現象十分普遍。《韓非子·內儲說下》記載了一個幽默謔浪的故事：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發，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見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婦人與士人私通，明明被丈夫撞見，但最後妻子以丈夫神經錯亂為名用狗屎澆頭幫他“清醒”。如此荒唐，正說明婚外私情在當時實在是一個不足為怪的公開的秘密。至於貴族婦女的私通淫亂更昭著於史。齊悼公即位之前，因內亂而逃亡魯國。魯國的執政者季康子把妹妹季姬嫁給了他。齊悼公回國即位時，季康子的叔父季魴侯與季姬通奸。當齊悼公派人到魯國迎接季姬時，她把與季魴侯通奸的情況告訴了季康子，季康子不敢把季姬交給迎者，齊悼公被激怒了，一舉攻打魯國，占領了兩個城邑。但過了幾個月，齊、魯二國言歸於好，齊國派人把季姬接到了齊國，齊悼公由於寵愛季姬，把攻占的兩個城邑也歸還了魯國（參《左傳·哀公八年》）。齊悼公隻是以季姬本人為重，並沒有把她和別人通奸當做永遠不可原諒的事。秦國的宣太後更以攝政之顯，愛上了魏醜夫，而且公開宣之於朝廷，死後由情人魏醜夫殉葬，後由於大臣的勸阻才作罷（《戰國策·秦策》）。另如“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魯恒公送夫人文薑與齊襄”，“魯哀薑與夫弟慶父通”，“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等等記載洋洋灑灑，無褒無毀，足見私通淫媾在先秦實在是一個恬不為怪的現象。

秦代在國家歸於一統的同時，專製主義也得到了確立。國家專製主義呼喚著家庭專製主義，宗法製社會的完善向婦女提出了更嚴格的貞潔要求。誅滅太後所寵嫪毐族，飲鴆仲父呂不韋，囊殺同母二兄弟，采取這一切嚴刑峻法猶如整肅男女關係、提倡婦女貞潔的無言詔示，中國古代婦女被勒緊“貞操帶”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巡狩各地，立《會稽刻石》宣告天下：

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輕。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丈夫不得像公豬一相宿外淫亂，妻子不得逃離夫家，拋棄子女，否則一律作為“淫侈逾製”而嚴懲，以往的道德教訓到秦代已變成鐵的法度。

如前所說，漢唐之際是貞潔觀不斷擴散、滲透的時期，但應當辯證地看到，這一時期的情形較之撥亂反正、劍拔弩張的秦代要複雜得多，那種較為自由開放的兩性交際的古風並沒有完全消彌。“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衰絕。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這是漢代婦女赤誠性愛的肆無忌憚的披露，那內中流溢的自然生命的熱力和原野式的粗獷氣勢，足以衝破禮教的圈囿。魏晉六朝玄風熾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潮流也波及婦女生活，在“禮，豈為我輩設也”的呼喊中也回蕩著婦人們的共鳴。《世說新語·排調》載：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又見《晉書·列女傳》）武子是王渾的兒子，參軍指的是王渾的弟弟王倫。鍾氏以太傅名家，京陵盛閥之婦，竟敢當著丈夫的麵用與小叔子相配的事來調侃，確是公然無視“叔嫂不通問”的禮教了，而這類言行在當時並非絕無僅有。《北齊書》所載徐之才遇見其妻與男子私通，倉皇走避曰“恐妨少年嬉笑”一事更諧謔可笑，這可以說是一個地道的向犯禮之妻屈服的典型。

唐代較之前朝似乎對婦人不能自持其身的事情能更寬容些。當時，上流社會的貴族婦女公開與朝官交接，女冠入道總也免不了那份俗念，往往與新進士階層風流激蕩，一拍即合，而新興的教坊職業日夜吸引著詩界名家川流往返。少婦懊惱空室寂寞，宮女尤恨長門冷落，淫逸之事時有出現，處罰也並不怎麽厲害。《新唐書·公主傳》載，太宗女合浦公主下嫁房玄齡之子遺愛，一次夫妻在畋獵時遇到浮屠辯機，公主居然“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又浮屠智勖、惠弘和道士李晃，“皆私侍主”。肅宗女郜國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蕭升。蕭升死後，“公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澧陽令韋惲、太子詹事李癶，皆私侍主家”。如此這般淫逸，卻未見嚴懲。其實，有皇帝武則天公開選美少年，寵幸臣屬，嬪妃上官婉兒婚外韻事沸沸揚揚，從不避人嫌，整個社會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如同唐代以後特別重視“處女貞”一樣，從這時起對婦人的貞操要求也走向了極端。“萬惡淫為首”，男性潛意識被理學說教再度喚醒。如果說唐前婦人無私通或弄騷之嫌即可謂貞專的話，唐後貞專的要求則擴展到婦人身體的每一部分都不能暴露，不能被觸碰。一旦受到“非禮”，則應立即作出強烈的反應，不然就被看做失貞，留下罵名。五代時虢州司戶參軍王凝病死任所，其妻李氏帶著一個孩子，背著丈夫的遺骸返回故鄉。路經開封，天色已晚，李氏便想住進一家旅店。店主觀其行色，懷疑她是私逃出來的，不許住店。李氏實在為難，不願離開，店主上前，抓住她的胳膊將她硬拽出門。李氏頓時羞愧交加，對天自艾：“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汙吾身！”說完操起一把斧子把被執的胳膊砍斷了（《新五代史·雜傳》）。

在五代之際，李氏的行為可稱“壯烈”，但如果擱到以後也還算不了什麽。宋建炎三年春，一夥盜賊進掠臨淮縣，王宣勸妻曹氏離開內室暫避一下，曹氏慨然答曰“我聽說婦人守禮當至死不出閨房”，堅決不肯離開。盜賊來了，王宣躲避起來，曹氏堅臥不起，最後被盜賊活活殺害（《宋史·列女傳》）。幽閉閨房，恪守防閑禮規，而能臨危不懼，至死不渝，不可謂不虔誠，不可謂不壯烈。還有更甚者：元人楊某妻馬氏，大德七年十月患乳腺炎，病情惡化，有人勸她立即就醫治療，不然生命將有危險。馬氏堅辭不從說：“吾為婦人，寧死此疾也不可讓男子見。”最後竟然疼死（《節婦馬氏傳》）。又，明人成氏，登封訓導尤輔之妻。輔遊學靖江，成氏伴隨同行。一天深夜，江水猛漲，眾人慌忙爬上屋頂，有的連衣服也沒來得及穿。成氏整衣戴冠正欲上屋，見男女混雜，有人甚至不遮羞恥，問道：“你們怎麽衣衫不整，如此狼狽？”眾人皆說“實在來不及”。成氏深愧而歎：“天下哪有男女裸露團聚一起圖生的道理！如此，不如讓我獨自留下等死吧！”洪水湧至，眾皆號哭固請，成氏默然不應。第二天早晨，洪水終於退去，成氏卻已坐死在床榻（《明史·列女傳》）。

馬氏病危不願裸乳示於男人，成氏縱死不願窺見男人赤身，都是為了同一個信念：貞操。在衛道者心目中，她們算“貞”得透徹，“烈”得果敢。明末清初戰亂頻仍，為了避免“馬前懸人頭，馬後載婦女”，士大夫們更要求婦人逢亂必須殉節。馬士英在南明做官，南京失守，他削發逃命，臨逃前坐在樓下催逼妻子高氏自殺。高氏在樓上抱著孩子痛哭，馬士英幾次命婢仆敦促高氏速死，殘忍至極。連史可法在揚州堅守，見“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早晚必死”，亦致信勸妻“早早決斷，隨我而去”（《史忠正公文集》）。自明以來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婦女遇賊已遭淫亂，盡管後來自盡仍以失貞視之。所以一些糊塗的婦女往往鐵蹄未至，就爭先恐後地尋死去了。李自成農民軍尚未破城入京，宛平縣就有查氏一家妻女九人在長婦帶領下自縊了，最幼的女兒才十二歲。一門數“烈”，屍體橫陳，其狀慘不忍睹。這些婦女早就被封建禮教推上了精神絞架，她們被要求時刻準備在絞架下立起一座閃爍著“道德”之光的“貞節牌坊”，而代價便是付出自己無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