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6、生子繼嗣

對於古代婦女來說，婚後最擔心害怕的還不是“倚以為天者”的公婆、丈夫，而是無子斷嗣。因為無論公婆、夫婿性情如何，甘作弱柳，隨風俯仰，總能苟安，而如果無子斷嗣的話則斷然無立足之地了。

《大戴禮記·本命》係統地提出七條休妻原則：“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釋曰：“無子去，為其絕世也。”這一原則成為後代立法的根據。唐代首先將“七去”列入法律條文。《唐令》雲：“諸棄妻須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二淫癱，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皆夫手書去之。”稍加留意便可發現“七出”原則在從禮製演變為法律的過程中，“無子”從第二位條件提升為首要條件。這無疑表明家族承嗣觀念隨著社會的發展越發加強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法律已嚴肅地將“無子”列為婚姻解除的條文，但禮製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職責，仍反複地加以宣傳，與法律呼應，為法律張本。如被列為《女四書》之一的《內訓》以倫常權威的口吻說：“君子為宗廟之主，奉神靈之統，宜繁衍嗣續，傳序無窮。故夫婦之道，世祀為大。”唐鄭氏《女孝經》亦雲：“其子孫保其宗廟，蓋夫人之孝也。”

這一禮製與法律的規範淵源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孔孟之道。何謂“三不孝”？趙岐《孟子注》雲：“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到了一定的年齡，不娶妻室，不生下兒子接續家廟香火，那是男子的最大的不孝。在孟子看來，為了得到後代，甚至可以變通禮法。比如“舜不告而娶”本為非禮，但“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孟子·離婁上》）。為求後嗣這樣崇高的目的，雖未稟告父母，但這一行為的內在心曲卻是與父母完全一致的，因此實際上就同稟告了一樣。可見在傳統禮教中，“有後”是何等的重要！

必須說明，在傳統觀念中，“後”並非泛指後代，而專指能夠繼承家庭政治地位、物質財富並能夠進行本宗人口再生產的兒子，女兒是排除在外的。因而對於婦女來說，婚後僅僅獲得了“母親”的稱號還不夠，必須進一步成為“有子之母”才取得了在新的家庭長期生活的資格，才能得到親屬的認可和整個社會的尊重，也才有了最終成為婆母而改變奴仆地位的希望。

但是，婚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生育是男女雙方行為的結果並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可變性。那麽應該在哪一個婚姻生活的階段上確認“無子”呢？《唐律疏議》特別作了解釋：“問曰，妻無子者聽出，未知幾年無子即合出之？答曰，律雲，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即是四十九以下無子未合出之。”就是說，妻年五十以上未生子者便在當出之列。惟一例外的是，士大夫有納妾的合法權利，如果妻雖年及五十以上自己無子但妾有子，則可以庶出代替，妻子也就不算無子，可免遭被休的厄運。“立庶以長”屬於孔子所說的那種“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韓詩外傳》卷二）的權變。但是，撩起其溫和寬容的麵紗，那極為嚴酷的惟子是求的麵孔是十分清楚的。這類“立庶以長”的婦女雖未受“紅牌”懲罰，但地位之搖墜，生活之多虞則是完全可以想見的。這種惟子是求的婚姻觀無疑是對愛情的排斥。馮夢龍《古今譚概》中引《國朝餘史》雲：“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於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又載一則故事雲：

唐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仆通語再三，然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談虛論，茶果而退。或欲就宿，必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方可入，禮亦如之。

在這種家庭生活中，活潑的生命意識消逝了，夫妻親愛之情隱退了，自然而美好的兩性關係完全用生子斷嗣的道德責任來注釋，顯得滑稽、迂腐、可笑！

當能否生子傳承夫裔決定了婦女在家庭地位中的枯榮沉浮的時候，婦女的基本價值實際已成為“生孩子的簡單工具（《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了。這意味著在婦女的頭上高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劍，她們必須生子，以保證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致失落。如果確實不能生子，不能茂衍夫裔，那將是最大的不幸，丈夫在世時隻能忍辱度時，丈夫死後便茫然失措，明代鄭氏《女教篇》說：”

不幸無子，亦完乃節。

堅如鐵石，勁如鬆柏。

或依其姑，或從其女。

或貧而生，或縊而死。

寂寞、貧窮、死亡，是封建禮教為無子之母早已確定而無法逆轉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