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7、溫柔嫻靜

作為一個淑女，除了清貞無瑕外，還必須做到溫柔嫻靜，古人有謂“婦德尚柔，含章貞潔。婉癏淑慎，正位居室”（張華《女史箴》）。

原始社會，婦女在氏族公社生活中扮演著主要角色，高強度的勞動，緊張激烈的節奏，事務主持者的地位把她們鍛煉得敏捷、果斷、勇敢、強悍、外向。殷周以後，婦女失去了社會主人的地位，逐漸從社會退居於家庭之中。庭院式的生活阻隔了女性與社會、自然的直接聯係，造就了內向的性格，繁瑣細微的女紅冗務，職責至上的生育活動更培育出女性纖弱、細膩、溫柔、嫻靜的性格和崇高的母愛。而這一切恰恰適合於逞雄社會的男性的脾胃，他們竭力強化女性的這些新的特征，並使之上升到“女德”的高度。

全麵為這一“女德”奠基的是《易經》那形而上的陰陽之道。它把陰和女性相聯係，又和大地相比附：女性像大地一樣孕育萬物，也像大地一樣靜止不動，安德柔順，“坤，至柔至靜而德方”。與之相對，《易》將男性比擬為陽，為天，主動而性剛。至於二者的關係《易經》認為：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係辭傳下》）

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係辭傳上》）

柔來而文剛，故享；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賁卦》）

《易經》反複強調這種剛柔往來、上下相易、陰陽合德之說，在於說明男剛女柔構成了一個矛盾對立的統一體，它恰當地反映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生成發展的規律。按照這一辯證法則運行，自然與社會都能夠昌明亨通。正是在這種學理的基礎上，傳統文化特別強調“柔順的婦道”，並在道德評價上與“善”相聯係，在審美評價上與“美”相聯係。女性柔順，合乎自然，便是善是美，否則，便是惡是醜。這種陰陽之道直接灌輸著“以柔事剛，以柔敬剛”的男尊女卑的意識，為女性永遠處於卑下微賤的地位製造出似乎天經地義的根據。

在中國古代，“女德尚柔”的要則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氣質卑弱，與世無爭。班昭《女誡》列“卑弱”為第一要義：“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敬順第三》又說：“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這些不憚辭煩的訓誡說透了，就是要求女子不要強，不爭先，安於本分，甘於居下，逆來順受，默默無聞。

至於如何體現卑弱氣質，班氏以為最重要的是語言表達必須溫順，“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說得過於原則，後人紛紛加以闡發，以明代鄭氏《女教篇》論述最為具體。其雲：

惟女之言，貴乎謹默。

勿為強辯，勿為長舌。

勿談人短，勿誇己長。

勿訐人非，勿稱己良。

詐不可逞，眾不可欺。

巧言亂德，利口貽機。

這些條款再周備不過了，不但大大弘揚了《禮記·內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的精神，而且達到了聖賢提倡的“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境界，因而曆代家禮都把它列為重要規範，作為保持家道雍穆的必要條件。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看法：在室女子如不知言語溫順比不諳女紅更加糟糕。為免得出閣以後多嘴多舌，惹是生非，被夫家休了，辱賤家門，一些家族幹脆在家法中訂立出懲罰條例，如清代湖北麻城《鮑氏戶規》規定：女子“肆行無忌而亂罵人者及無故罵人者，笞四十”。與此同時，小說家們也杜撰出種種典型來“幫忙”教化女子。你看，《快嘴李翠蓮》中那個李翠蓮“年方二八，姿容出眾，女紅針指，書史百家，無所不通，隻是嘴快些，凡向人前，說成篇，道成溜，問一答十，問十道百”，最後落得了削發為尼的可悲下場。你再看，《紅樓夢》中那個“竟敢駁老太太的話”的鴛鴦；那個敢違元妃之命，“執意不從”賈薔演出要求的齡官；那個性如“爆炭”，在怡紅院裏“滿屋子就是她磨牙”的晴雯；以及那個眼尖嘴利，“說話比刀子還厲害”的黛玉，個個都因其剛烈之性而結局悲慘。而像平兒、襲人、探春、元春、寶釵這類能“使一天風雲，化為和風細雨”的女子，或能取信鳳姐，或能侍側寶玉，或能操掌家庭，或能受封賢妃，無一不以其溫柔之性輝煌一時。這些小說實在堪稱更形象的女子教訓書，每一個典型猶如一篇勸誡少女溫柔斂性的“警世通言”，生動地反映了社會對女子氣質的要求。

二、應對從容，舉止輕柔。應對舉止不但體現女子的修養，而且表明其身份層次，不容忽略。因而曆代女子教訓書及族規家禮在這方麵製訂了一係列繁文縟節，甚至連一顰一笑，舉手措腳之類的細微末節都一一作出規定。

一般說來，女子應對禮儀的動作幅度都比男子小些，顯得從容而輕柔。如行禮表示敬意，先秦時尚跪拜禮，男子頓首、稽首皆要引首至地，而女子則須肅拜、手拜。肅拜，兩膝跪地後斂手放低。手拜，跪下後兩手點地再抬起拱合，同時低頭至手。這兩種行禮姿勢流行時間較長。

唐人向人行禮，有一種叉手的習俗。柳宗元有詩說：“入郡腰恒折，逢人手盡叉。”溫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律賦，每次入試，八叉手成八韻，故有“溫八叉”之名，《事林廣記》載“叉手法”說：“以左手緊把右手，其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右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不得著胸，稍令稍離，方為‘叉手法’。”其手距離胸前約二三寸。如果見人當施禮時卻撒手，則為不敬。叉手禮矜持含蓄，所以女子也尚此禮，其形象我們還能從張九齡墓壁的殘缺《侍女蟠桃圖》中看到。壁畫上尚見二女，一女側身行叉手禮（叉手局部不太明顯），一女麵部漶漫，正麵叉手動作卻提供了清晰的實證。這種叉手禮在五代和宋代女子中亦流行。雖然跪拜之禮一直未廢，但隻是在重大的禮儀中才使用。

唐宋女子向人行禮時還要口道“萬福”。清代翟灝《通俗篇·祝誦》中說：“王廣津詞：‘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蓋萬福之言，宋時已經盛行。”實際上這一禮節唐代已有，宋若莘《女論語》中就是“主賓相顧，‘萬福’一聲”的規定，可為確證。明清時道萬福泛指女子與人見麵時與人行禮儀式，口誦“萬福”時雙手手指相扣（叉手禮的演化姿勢），放在左腰間，低頭屈身以示敬意。清代滿族婦女禮節有所不同。一般請安時以雙腿略屈，作往下蹲身狀，俗稱癐安。亦有以雙手扶左膝，右腿微屈往下作蹲身狀。如平常人還禮，隻以手上摸其髻而已。無論道萬福、行癐安，舉止都很優柔，與表達的“謙恭”意義表裏浹洽。

相見敬禮是女子行為的犖犖大節，此外還有許多與之配套的禮數。如起居行止要求“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登高，不臨深”（鄭氏《女孝經》），“行莫回頭，語莫露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宋若莘《女論語》）；接待女客要求“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聲低氣，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敘，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同上）；過訪人家要求“相見傳茶，即通事務，說罷起身，再三辭去”（同上）；吃飯時要求“動匙箸，忌聲響”；吃完後要求“洗盅盞，輕輕頓”（賀瑞麟《改良女兒經》）……

我們實在無須把具體、細微而又不勝其繁的女性禮儀範型加以充分展示，曆代廣大教化主的良苦用心已經昭然若揭：既然社會、宗族、家庭需要溫良氣息，便竭盡全力去教導女子們學會恬靜幽嫻，斂性矜持，克己為良，得坤德之順，以創造一個溫情脈脈的人文環境。其鍛鑄、弘揚傳統美德的功績永不可滅！但是，這份溫順、這份斂性、這份嫻靜為社會帶來雍穆、和諧與寧靜的同時還會帶來些什麽？這過於沉重的思考被曆代所回避，永遠留給了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