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4、蒙學閨塾

根據《禮記·內則》的記載，男孩與女孩的稚齡教育內容是基本相同的。會說話時，保姆要教習簡單的應答，六歲時教習計數和辨別東南西北各種方向，七歲時教習“謙讓”之類最簡單的禮節，九歲時教習朔望晦日和六十甲子，懂得計算時間。

自十歲起，男女開始分別進行啟蒙教育。男孩“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內則》），並全麵地學習倫理、禮儀和語言（小學）、文學方麵的基本知識。而女孩長到十歲就要開始實施專門的女子教育，亦即所謂“婦學”。

“婦學”一詞最早出於《周禮·天官·塚宰》，內容包括婦女品德、言語、姿態、勞動四個方麵的規範，其主要目的是教導女子“習禮”，以培養她們與男性為中心的宗法社會利益相一致的道德情感和服務於宗法家庭的實際能力。教育的場所在家庭內，《禮記·內則》嚴格規定：“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

上古時片麵強調“女子無才是德”，排斥了婦女學習文化知識的權利，因此雖然“男女之資稟無異，而受教育機會不等，致學業成霄壤之判”。中古以後隨著全民文化的提高，一些知識家庭的女子也自幼識字讀書，“有天才高雋者，或略經指示，便斐然成章；或觀摩父兄，沾溉餘藝”。至唐宋時代出現了一批早慧的女性，文學創作隊伍中增添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在社會上影響較大，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客觀上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宋代司馬光在《家範》中就明確提出女子讀書學習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可謂石破天驚之語。不過他仍然強調女性主要應學習倫理著作，“不宜教近人歌謠”。其後以倫理教育為基礎的文化教育得到了社會的普遍重視，一係列女子教育單行課本陸續問世，迄明代晚年，教育家王相從曆代女子教材中選取四種匯成專門的女子教育課本曰《女四書》。這四種課本是：

（一）《女誡》，東漢史學家班昭為教育她的諸女所編的教本。全書共七篇：卑弱、夫婦、敬順、婦行、專心、曲從、和叔妹。全書吸取並闡發了《三禮》和其他著作關於女性規範的內容，參以己意，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本婦學專著。書成之後，得到當時經學家馬融的高度讚賞，明神宗認為此書“簡要明肅，足為萬世女則之規”。

（二）《女論語》，唐代女學士宋若莘撰著，提出了許多具體的行為規則，旨在教誨女子成為傳美千古的“賢婦”。共有十二章：立身、學作、學禮、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訓男女、營家、待客、和柔、守節。語句均為四言韻文。據說全書曾經作者之妹若昭注釋訂正。

（三）《內訓》，明成祖徐皇後為教育宮中婦女“以佐皇上內治”而著。作者認為班昭《內誡》過於簡略，所以廣征博引，多角度地闡發為婦之道。全書共二十章：德性、修身、慎言、謹行、勤勵、節儉、警戒、積善、遷善、崇聖訓、景賢範、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儀、睦親、慈幼、逮下、待外戚。

（四）《女範捷錄》，明末鴻儒王相之母劉氏所作。以傳統的“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的綱常之理作為總的原則，除一般闡述女教常識外，特別大量地引述了曆代的貞婦、孝女、賢妻、良母的女界封建典範，也列舉了一些烈女、才女人物。共十一篇：統論、後德、母儀、孝行、貞烈、忠義、慈愛、秉禮、智慧、勤儉、才德。

以上四種女教課本，自東漢至晚明先後問世，經王相一一箋注，名地書坊廣為刻印，成為最權威、最典範的教材。除此以外，曆代還有許多婦女的典範著述，如晉人李婉的《女訓》，唐人鄭氏的《女孝經》，宋人莫氏的《賢訓篇》，明人朱隆姬的《女教經》、清人李晚芳的《女學言行纂》等等，真可謂洋洋大觀。它使中國古代以倫理教育為基礎的女學在封建王朝宮中後妃、名門大家閨秀乃至庶門寒戶中都得以普及。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宗法製封建社會的一片黑暗中，女性終於迷失了自我，當自身被戕害、奴役時，又自覺地加入了維護宗法秩序的行列，充當說客去“招安”千千萬萬個女子。這種自我禁錮機製的形成與傳承是女性最大的不幸和悲哀。

在女子教育的形式發展上值得一提的是閨塾問題。自從唐代私學興起，經過宋代的穩定發展，最遲在明初仕宦家庭中已出現了閨塾，專門延師於家中對在室女子進行教育。至清末還進一步開設了社會化的女子專館，教學的內容也逐步由傳統的倫理閨範擴展到詩文、四書、五經甚至史記等。但設帳坐館的閨塾教育仍以“習禮”為主導。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中就有閨塾的場景的描繪。

（老儒陳最良上，唱）燈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場苦禁，蹉跎直恁。可憐辜負看書心，吼兒病年來迸侵。

（白）昨天聽見本府杜太守有個小姐要請先生，好些奔競的鑽去，他可為甚的。（小仆）杜太守要請個先生教小姐，掌教老爹開了十數名去都不中，說要找個老成的。我去掌教老爹處稟上了你，太爺有請帖在此。

（陳最良上，白）我陳最良杜衙設帳，杜小姐家傳《毛詩》，極承老夫人管待。今日早膳已過，我且把毛注潛玩一遍。（作念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逑也。（作看狀）這早晚了，還不見女學生進館，卻也嬌養得凶；待我敲三聲雲板。（作敲雲板狀）春香，請小姐上書！

（杜麗娘引春香捧書上，白）先生萬福，（春香）先生少怪。（陳最良）凡為女子，雞初鳴，鹹，瀨、櫛、笄，問安於父母；日出之後，各供其事。如今女學生以讀書為事，須要早起。（杜麗娘）以後不敢了。（陳最良）昨日上的毛詩，可溫習？（杜麗娘）溫習了，則待講解。（陳最良）你念來。（杜麗娘作念書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陳最良）聽講“關關雎鳩”，雎鳩是個鳥；關關，鳥聲也……

可以看出，這種設帳坐館的閨塾教育盡管把“誦詩”作為專門內容了，但時時刻刻仍然以“習禮”為主導，言必稱內則，詩必選風雅。

非常有趣的是，為了嚴格防閑，明清閨門家塾先生一般都是《牡丹亭》中陳最良式的老朽腐儒，即使後來設置女子專館也往往是由一些彎腰白須者坐館，“吼兒病年來迸侵”的老儒最有資格。這當然是“以其年篤老，瓜李無嫌疑”（袁枚《喜老五首之三》），一旦發現“瓜李之嫌”則要受到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乾隆年間，袁枚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辭官移居隨園後廣收女弟子，教詩習文，普及文化，而隨園女子“入謁必嚴妝，惜別常握手”（同上）。這使得一些以衛道為己任者直氣得發抖，章學誠（實齋）首當其衝，連篇累牘撰寫文章加以嚴厲抨擊，在《丁巳劄記》中他更怒不可遏地痛斥：“近有無恥之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秀多為所誘。征詩刻稿，標榜名聲，無複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

中國古代的女子教育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馴化女性，使之成為父權社會積極的附庸，成為男性享樂（包括精神上的）更高雅的工具，而決不允許這種教育反過來衝擊封建道德、攪亂社會既定的秩序。因而竭力在教育過程中建立起嚴密的陰陽隔絕機製，包括空間上的隔絕：啟蒙於私室；心理上的隔絕：以侍女出身的保姆和老態龍鍾的腐儒為師。中國古代教育史留給女性的一頁是這樣的詭秘、晦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