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生活風俗

1、社會分工

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已經常識性地表明，史前時期整個人類處在原始母係社會中，那是一個女性的無比輝煌的時代。

然而，當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早已進入了父權社會後，對初民社會中母係大家庭的發現和認同都是極其困難的。古代學者曾普遍認為父權社會自古而然，天經地義。如西漢董仲舒的綱常等級是：“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順命》）這種錯誤的理論是曆史科學的無知與男性主體意識的偏執相結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麵貌長期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雖然中外史籍中記錄了許多奇風異俗，早就在人們頭上懸掛出開啟遠古曆史之門的鑰匙，但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人們才看到在刀耕火種的漫長時代女性作為人類曆史揭幕人的神秘姿態。我國科學工作者豐富的考古發現和民族學的研究，則以紛呈的遠古民俗事象昭示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大家庭女性先民的特殊風采。

在原始社會初期，先民們同大自然的關係與一般動物同大自然的關係一樣，處在一種直接的天然狀態之中，最高的生活目的即在凶險四伏的環境中保證生命的存在和延續，經濟活動僅僅是為了攫取充饑的食物。采集和狩獵是兩種主要攫取方式，前者主要由婦女擔任，後者主要由男子擔任。當時，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狩獵工具粗陋笨拙，技術也極其簡單落後，從事狩獵的男子麵對著奔走騰躍的動物顯得十分被動低能，他們為了尋找和追捕野獸，四處奔波卻往往空手而歸，收獲極不穩定。而從事采集的婦女以靜止而豐茂的植物為攫取對象則顯得主動而從容。那廣袤無垠的大地，生生不息的萬物使婦女有所勞必有所得。在原始攫取經濟階段，婦女的采集成了先民們生活的主要來源，男子的狩獵隻是一種調劑和補充。對於剛剛從動物中進化出來尚處於自在階段的人類，婦女一開始便以滿足了社會普遍的生存要求（從經濟和生殖兩個方麵，關於後者我們不久就要論述）而理所當然地受到尊重，成為氏族的管理者和主持人。她們肩負起了監守財產、撫育子女、維護氏族內部秩序、主持宗教活動等一係列生活中的重大責任，同時義不容辭地成為神聖火種的保護者。

在人類曆史長河最遙遠的先古，婦女是整個社會的支撐點，正因為如此，她們的靈智即使麵對著一片洪荒，麵對著艱虞叢生的自然也能夠得到體現，而成為人類早期文明的主要推動者。

婦女開創了原始農業。一年一度，春華秋實。她們在采集和保管野生植物過程中，通過長期的觀察、摸索逐漸認識到，在一定的水分、氣候、土壤條件下，植物的種子可以落地而生並結出新的籽實，逐漸積累的經驗終於使她們跨進了原始種植的領域。每當農業季節來臨的時候，她們就率領全氏族男子和老幼一起出動，由男子們披荊斬棘，開辟土地，而婦女們自己鬆土整地，掘洞點播。兒童老人被安排做碎土、蓋土之類輔助性勞動。播種後的田間工作也主要由婦女承擔，收獲則由她們率領全氏族大家庭成員共同進行。

自從有了原始的農業，先民的生活才真正從漂泊遊移的狀態轉變為定居，氏族群落生活才真正有了保障。隨著農業文明進程中的角色變換，雖然婦女的主體形象逐漸暗淡，但其篳路推輪之功並非湮沒無聞。薑嫄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實誕後稷，後稷承母之教以興農耕之說至今傳誦，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現今尚存的勞動風俗更是原始農業的活化石。如雲南有些地方，在收獲水稻時，必須先由婦女開鐮，然後其他人才能動手收割。壯族龍勝龍脊壯人男子若娶了新媳婦，春耕時，丈夫要讓她穿新衣新鞋到田裏踩一下預祝豐年。有些佤族人在吃新穀的儀式中，也首先要由老年婦女品嚐一下，接著其他人才能進餐。西雙版納布郎族習慣在傣曆七月（陽曆五月）完紹（星期六）、完底（星期日）點種旱穀，點種前要在山地中央留一小塊地，先點播幾窩，俗稱“媽媽地”。這些充滿古樸民風的事象體現著原始的女性崇拜，也是人們對婦女開創農業的紀念。

婦女還肇育了原始的蠶桑業。相傳在黃帝時代，他的妻子嫘祖就開始教導人民養桑治絲，所以後世人們將嫘祖當作蠶神崇拜。其他許多有關“育蠶治絲”的神話和風俗習慣也往往與婦女有關。漢代禮儀，“春桑生，而皇後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千薄以上”，同時還以中牢羊？親祀“菀窳婦人”和“寓氏公主”二蠶神（《漢舊儀》）。在《山海經·海外北經》中，蠶則直接幻化為女子：“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踞）樹歐絲。”歐絲即嘔絲。《說文》八訓為吐，故郭璞注為“桑而吐絲”。這則簡短的神話在《搜神記》（卷一四）中衍化出的故事更為曲折動人：

太古之時，有家人遠征，家無餘人，惟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

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於庭。

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繭。

這是晉人根據《山海經》圖畫結合蠶頭似馬的表象而編織出的神奇故事，形象地表達了自原始社會以來人們對女子與蠶桑業緊密關係的認識。自古以來長期流行將蠶呼為“女兒”，四川大涼山地區的耳蘇人至今育蠶時還要把蠶子放在少女的懷裏溫育，都是原始社會婦女養蠶治絲的風俗遺存。

製陶也是由在這方麵有經驗的婦女擔任的。製陶首先需選用質地適合的陶土，然後根據器物的不同用途調土造坯，等陶坯幹後經刮磨繪飾再入窯燒製而成。考古學家曾在仰韶文化那些精美的陶器上發現指紋和甲紋都很細小，經有關專家鑒定是婦女的指紋，證實了有關當時婦女參加大量製陶工藝活動的推想。

另外，當時婦女還大量參與了石器和骨器的製造。她們剝取野麻纖維，用陶、石紡輪撚成細線，織成布，用精巧的骨針、骨錐製成各種衣服，由此產生了原始的紡織和縫紉工藝。她們將拙樸的石、骨、蚌殼敲琢成珠、環等裝飾品美化自己的生活。總之，在原始社會漫長的石刻曆史上，到處體現著婦女勞動的成果，閃爍著婦女的心智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