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六、西安棗園大型西漢積炭墓相關問題研究

　　楊軍凱 孫武

　　西安棗園大型西漢積炭墓（M1）位於西安市北郊文景路中段，出土地點距漢長安城東南角約1公裏，地處今龍首原上的未央區棗園村南（環宇公司基建工地）。從20世紀50年代迄今，這一地區發現了大量戰國、秦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據已發表的材料看，多為中小型墓葬，是當時京城一般居民最主要的墓葬區。M1是這一地區近年來發現的西漢早期大型積炭墓，其耳室內還出土了鎏金朱雀紐銅鍾，鍾內保存了約26公斤西漢美酒，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彩插一，圖版一）。現就該墓的一些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

　　一、墓葬等級與墓主人的身份

　　據當地村民講，該墓地麵原有封土，早年因平整土地現已無存。墓道開口位於耕土和擾土層下0.20～0.50米。形製為大型長斜坡土壙墓，坐南朝北，方向0°。平麵呈“甲”字形，由墓道、耳室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道位於墓室北，斜坡墓道水平全長38米，北寬4.5米，南寬7.7米，坡長31米。墓道東西兩側均有兩層生土台，南側有兩層熟土台。二層台距墓道開口2.80米，東、西側二層台，寬0.1～0.4米，南側二層台寬0.40米。第2個二層台距墓道開口線6米，東、西側三層台，寬0.15～0.30米，南側二層台寬0.45米。耳室位於墓道東壁，距墓道南壁0.3米，距墓道底部0.30米，長3.16米，寬1.6米，頂部殘高1.8米。墓室位於墓道南端，平麵呈橫長方形，上口南北長6.3米，東西長7.5米，口大底小，且有三個二層台（彩插一，圖版二）。

　　墓室底部有大量積炭，厚2.6米，因盜擾嚴重，墓室內部結構和葬具不清，在墓室內發現紅色漆皮多處，填土內發現頭骨1件。隨葬器物主要出土於墓室和耳室。墓室內出土玉片101件；耳室內出土銅鍾2件、銅鈁4件、銅鼎4件、銅勺2件、銅□2件、銅盆2件、銅鑒1件及陶繭形壺5件（彩插一，圖版三）。

　　該墓為西安地區近年來發現的西漢早期大型長斜坡土壙木槨墓之一，墓葬形製為帶耳室的“甲”字形大墓。墓葬形製源於春秋戰國、秦代的“甲”字形長斜坡土壙木槨墓。在秦雍城墓地已探明13座陵園，“甲”字形大墓共發現2座。其中一號陵園一座（M5），十三號陵園一座（M41）。十三號陵園中惶平麵呈梯形，內有帶耳室的“甲”字形大墓（M41）和“目”字形墓（M42）。陵區中12座陵園的主墓均為“中”字形，唯一以“甲”字形墓（M41）為主墓的陵園是十三號陵園，這個陵園麵積隻有26939平方米，是陵區中最小的陵園。按一般看法“中”字形墓為諸侯王級的墓葬，“甲”字形的等級要略低，因此，十三號陵園墓主身份很值得注意。在秦芷陽陵地內已發現4座陵園，“甲”字形大墓共發現5座：二號陵園3座（M4、M5、M6），四號陵園2座（M9、M10）。墓主人地位較高，為秦王室成員。秦芷陽M4坐南朝北，南北通長53米，墓道長28米，寬6～14.5米，墓室南北長25米、東西寬17.5米，麵積1612平方米。地麵封土稍破壞，僅高3米。秦陵考古隊在靠近秦始皇陵巨大的墓壙西壁發掘了一座全長30米的陪葬墓，平麵呈“甲”字，豎穴墓壙部分長15.50米、寬14.50米，其中埋設箱型木槨。此外，在陵園牆壁隔開的內、外槨之間還發掘調查了61座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其中墓葬形製有屬“甲”字形墓的，如臨潼縣上焦村M17.

　　從已發表的資料來看，西安及其周圍地區已探明和發掘的西漢早期“甲”字形大墓不多，有富平昭靈皇後墓、陝西鹹陽楊家灣漢墓（M4、M5）、西安沙坡新安磚廠的利成積炭墓、鹹陽漢景帝陽陵陪葬墓園（M130）、西北國棉五廠漢墓（M5、M6、M95）。其中坐南朝北的墓僅兩座，即昭靈皇後和國棉五廠95號墓。昭靈皇後墓位於陝西省富平縣呂村公社姚村，東南距太上皇陵120米，地麵現存封土。該墓坐南朝北，為大型長斜坡土壙墓。墓室東西26、南北27米，至地表以下9米深仍為夯土，土質十分堅硬，未能繼續鑽探。墓道一條，在墓北正中，長41米，北、南端各寬6、20米，坡度22.5°。西安市東郊國棉五廠M95，為長斜坡墓道土壙木槨墓，方向30°，平麵略呈“甲”字形。全墓由封土、墓道、壁龕、過洞及墓室5部分組成。墓道位於墓室之北，平麵略呈梯形，口大底小，斜坡狀，有二層台。上口長25.10米、北寬1.10、南寬2.30米。壁龕位於墓道西壁下部，平麵呈長方形，龕寬1.30、高1.10～1.35、進深3.50米。過洞長3.10米，北寬1.10、南寬1.25米，北高2.60、南高1.65米。墓室平麵呈“凸”字形，為一口大底小的豎穴土壙，下部置有棺槨，棺槨周圍施以木炭，墓室上口南北長7.00、東西寬2.20～3.25米，下口南北長6.35米、東西寬2.20～3.50米。

　　其他地區發現的“甲”字形斜坡土壙墓，有正陽縣蘇莊M1，荊門市包山M1、M2，山東省長清縣雙乳山大墓，長沙象鼻嘴M1，高郵縣神居山M1，淄博市齊國故城M5，淄博市郎家莊一號墓，洛陽市西郊M4.這些墓葬級別較高，有的甚至是諸侯王和列侯墓葬，出土的隨葬品極為豐富。

　　長沙馬王堆一號墓，據發掘報告得知，墓道在墓坑（墓室）北邊正中。由於墓道北端有現代建築物，僅發掘緊靠墓坑的一段，長8米，其餘部分未能發掘，故長度不明。已發掘的這一段墓道上口寬5.4米，距上口2.2米處設二層台，墓道底部寬2.1～2.3米，坡度32度，墓道盡頭距墓底3.5米，高於槨頂70厘米。墓室上口南北長19.5米，東西寬17.8米；墓室底南北長7.6米，東西寬6.7米。從墓口至墓底深16米。由此我們推測其墓葬形製可能也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甲”字形斜坡土壙木槨墓。

　　帶耳室的“甲”字形木槨墓，葬製沿襲了春秋戰國至秦代王公墓葬的舊習，而“正藏”（槨室）、“外藏”（墓道耳室或壁龕）係統的共存，也基本合乎漢初諸侯王、列侯實行的“正藏”、“外藏”槨製度。環宇M1“正藏”（槨室）由於盜掘，棺槨形式已被嚴重擾亂，墓室內積炭厚度達3米多，充斥了整個墓室，出土玉片101塊和一些陶片。“外藏”（墓道耳室）側室內出土鎏金銅鍾2件、銅鼎4件、銅鈁4件、銅勺2件、銅□2件、銅盆2件、銅鑒1件及陶繭形壺5件。

　　在這幾座坐南朝北的“甲”字形土壙木槨墓中：富平昭靈皇後墓墓葬等級最高；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墓主為□侯夫人，墓葬級別為列侯級；而國棉五廠M95墓葬級別略低，據發掘者推測墓主人身份略低於諸侯王和列侯級，或為關內侯級。而且國棉五廠M95墓葬結構與其他幾座墓相比也有所區別，該墓在墓道和槨室之間又增加了生土隔梁，即過洞部分。

　　環宇M1出土隨葬品中的101片玉飾，可分兩類：玉璧改製的玉片和穿孔玉片。其中用玉璧改製的玉片，為長方形和方形，而且玉片上未經鑽孔，同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衣片和河北滿城竇綰墓出土的“玉衣”上衣前片、後片的玉片形式相同，應為“玉衣”上的玉片。出土的朱雀鈕鎏金銅鍾，高78厘米，通體鎏金，造型精美，體形超過了國內現已發現的其他銅鍾。如河南汲縣山彪鎮1號墓出土的戰國時期銅鍾，高60.45厘米；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西漢鎏金銅鍾，隻是部分鎏金，高45厘米；西安三橋鎮出土的西漢陽信家銅器群中有一件鍾，也不過45.5厘米；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銅鍾，通體鎏金，但高度隻有37厘米，遠不如本器。此鍾通體鎏金，腹部紋飾簡單，隻飾三條凸起的箍紋為飾，是戰國晚期以來簡潔風格的表現。其高度超過西漢王侯塚同類器，是國內現已發現的西漢時期尺寸最大的鎏金銅鍾。

　　這座大墓由於多次被盜，墓室中隨葬品多已被盜，出土的隨葬品主要是耳室中的，無法想象墓主人當時下葬的情景。但是這座大墓形製宏大，是西安北郊龍首原上已發掘的最大的西漢早期墓葬，加之出土的穿孔玉片和用玉璧改製的玉片，又具有了玉衣的特征。此墓為帶耳室的“甲”字形斜坡豎穴土壙墓，根據墓葬的規模形製，結合出土同類玉衣片的其他墓例分析，墓主人的級別比較高，身份可能是高級貴族或列侯。

　　二、墓葬時代

　　秦漢時期厚葬之風十分盛行，西漢建國之初，由於長期戰亂，經濟凋敝，加之漢王朝懾於秦亡的教訓，自漢初直至文帝和景帝時，一直崇尚無為而治，提倡節儉，力求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此時，厚葬之風稍有收斂。但從考古發現來看，都城長安以外的諸侯王墓都是厚葬成風，如廣東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和他的王妃竇綰墓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武帝時，隨著社會經濟日趨繁榮，政治穩定，軍事實力增強，厚葬之風也更趨興盛。

　　《史記・孝文本紀》雲：“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雖然《漢書・張湯傳》記載：“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晉書・索□傳》也雲“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珠寶。”關於漢文帝霸陵，由於沒有進行考古發掘，是否如司馬遷所記皆以瓦器，現不得而知。但“治霸陵皆以瓦器”，如果說出於節儉的考慮，不如說恐後世盜墓。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秦漢時期的厚葬之風，造成盜掘古墓之風大盛。文帝霸陵依山為陵，不與民爭田，“毋煩民”是一種考慮，依山為陵耗資更巨，更多考慮的應該是恐後世盜掘。文帝依山為陵，可謂開創中國古代陵墓製度的先河，至此以後，不僅西漢的諸侯王紛紛效仿，對後世曆朝曆代帝王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當時皇帝的這類詔令，在短時間也可能發生一定的影響。時代為西漢文景時期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絕對年代為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以後數年，最晚不遲於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土的隨葬品數量很多，但絕無金銀珠玉，或與文帝關於隨葬“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的禁令有關。

　　環宇M1墓葬形製為長斜坡豎穴土壙墓，這種帶耳室的“甲”字形大墓，源於春秋戰國秦王公貴族的墓葬形製，至西漢初年，仍繼續使用。墓室內由於嚴重被盜，隨葬器物多寡已不得而知。從僅存的101片玉片、銅構件、莢錢和陶器殘片來看，多為西漢早期常見的器形。出土的97件用玉璧改製的玉片，其紋飾為西漢時期的典型紋飾，由於玉璧上的紋飾在西漢時期流行時間較長，判定其具體時代較為困難。從耳室出土的17件青銅器和5件繭形壺來看，銅鍾的造型、最大徑的位置、圈足的高度和銅鼎、銅鈁，尤其是帶圈足的繭形壺，為西漢早期特有的器形，同類器物在景帝陽陵的陪葬坑也大量發現，武帝以後的漢墓中則很少見到。該墓的出土地點位於長安城近郊，漢文帝時關於隨葬“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的禁令，在當時應具有一定的影響。墓內僅一個側室出土青銅器就達17件之多，而且出土的兩件朱雀鈕銅鍾通體鎏金，這在文帝時期可謂嚴重違反禁令。綜合上述因素，我們認為該墓應是西漢早期偏晚的墓葬，時代為景帝到武帝初年。

　　三、玉璧改製的玉片和穿孔玉片

　　環宇M1墓室出土的玉片僅存101片。可分為兩類：用玉璧加工改製的和穿孔玉片。用玉璧加工製作而成的玉片97片，形狀呈長方形或方形，大小略有差異，上飾有紋飾，一些表麵殘留有朱砂痕跡，切割處均經過簡單的磨製，表麵較粗糙，均未見穿孔；穿孔玉片4片，幾件殘缺，四角有穿孔，均為素麵，表麵殘留有朱砂痕跡，加工製作較細。由於該墓被嚴重被盜擾，這些玉片已離開原來的位置，散亂分布於墓室之中，其原來具體的數量已不得而知，這為我們探討和研究其用途造成了很大困難，現隻能根據其形狀、尺寸，結合曆年已出土和已公布的資料，對用途加以初探。

　　由已發現的考古資料來看，西漢時期出土數量如此之多的這種長方形和方形玉片，主要有兩個用途。其一，作為“玉衣”隨葬，這方麵出土的資料最多。其二，作為棺槨內部鑲嵌使用，目前僅發現一處，即河北滿城竇綰墓。竇綰墓內壁蓋、底和四側壁內側共鑲嵌玉版192塊。玉版呈青色，間有白色或灰白色。每塊玉版都經過加工，表麵琢磨平整光滑，嵌入棺壁內的一麵，僅粗略加工。按其形製絕大多數為長方形，少數為正方形（6塊）或梯形（2塊）。最大者長26.9、寬13.8厘米；最小者長3、寬16厘米。一些玉版背麵保留有朱書編號文字，記載著玉版的排列次序。但環宇M1出土的玉片較小，最大者長7.5、寬4.5厘米，同竇綰墓出土的這些玉版相比在尺寸上相差太大。同時，環宇M1出土的玉片中還有4片穿孔玉片。因此，用玉璧改製的玉片或作為棺槨內鑲嵌用的可能性不大。《滿城漢墓發掘報告》附錄一――《“金縷玉衣”的清理和複原》一文中提到：玉衣片除各種加工痕跡外，還發現“玉衣”上一些玉片的背麵，殘留有玉璧的花紋，說明這些玉片有一些也是利用殘破的玉璧改製而成的。該報告稱劉勝和竇綰墓所出“玉衣”，每塊玉片都經過鑽孔（原文有誤，“竇綰”墓出土的玉衣上很多玉片沒有經過鑽孔），這與環宇M1所出97塊玉璧改製的玉片，均未經過鑽孔有明顯的區別。那麽環宇M1這些玉片的用途到底是什麽？

　　玉衣，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被稱為“玉匣”、“玉柙”等，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死後特殊的斂服。據推測，玉衣的源起可追溯到史前的“玉斂葬”，而其直接承襲的可能是周代死者臉部覆蓋“綴玉麵幕”和綴玉片衣服的傳統。

　　在考古發現中，也獲得過漢代葬玉明顯承襲兩周“綴玉麵幕”的實物例證，在江蘇徐州子房山第3號西漢早期墓和後樓山西漢墓，都獲得過由數十塊玉片組成的“綴玉麵幕”，他們是由傳統的兩周“綴玉麵幕”向漢玉衣的臉蓋發展的過渡形態。稍後又在山東臨沂洪家店西漢前期劉疵墓中，獲得由玉片以金編成的一件頭罩、一對手套和一雙鞋，又可能是結構完整的玉衣出現前，尚缺少玉片編成的上衣和褲筒的過渡形態。至遲在西漢武帝初年玉衣的結構已臻完備，其典型標本就是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殮屍的玉衣，葬於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劉勝玉衣出土時保存完好，共用玉片2498片，以金絲編綴成形，金絲約1100克，整領玉衣可以分為臉蓋、頭罩、上衣的前片和後片、左右兩袖筒、左右兩褲筒、兩手套和兩鞋。與玉衣配合的葬玉有“玉九竅塞”，握於雙手的璜形“玉握”，以及枕於頭下的嵌玉龍首銅枕。與劉勝“同墳異葬”的王妃竇綰，入殮的時間略遲，應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前，玉衣的結構除上衣的前片和後片外，其他部分與劉勝的玉衣基本相同，共用玉片2160片，所用金絲約重700克，除以金縷玉衣殮屍外，還使用了嵌玉飾棺的漆棺，在棺外壁鑲嵌26塊玉璧和8件圭形玉飾，內壁蓋、底和四側壁內側共鑲嵌玉版192塊。

　　根據對出土資料的研究，西漢武帝時雖然玉衣的結構已臻完備，但當時似隻重玉，而沒有形成對編綴用縷質地的等級規定，所以諸侯王、列侯的玉衣多數是金縷的，但也有使用銀縷、銅縷、絲縷的。陝西鹹陽楊家灣5號墓，被推定為周勃、周亞夫家族墓，約葬於文景時期，殘存玉衣片202片以銀縷編綴。江蘇徐州北洞山和獅子山的楚王陵，都出土有金縷玉衣片。到了東漢時期，玉衣分級使用的製度已經確立。《後漢書・禮儀誌》記載：皇帝使用金縷玉衣；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使用銀縷玉衣；大貴人、長公主使用銅縷玉衣。但是漢代玉麵罩等的使用等級較玉衣要低，已達到一般的高官貴族。另外，西漢玉衣片以平素為多，隻有河北邢台北陳村西漢墓和山東五蓮張家仲崮M4所出玉衣片，有的刻有柿蒂紋或雲紋，紋飾內或嵌金絲和金箔。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是用絲縷編織而成，所出玉片素麵，有穿孔和不穿孔兩種。竇綰墓玉衣前片和後片兩部分的結構特殊，玉片之間不是以金絲編綴，而是用織物帶粘貼編結而成。經詢問滿城漢墓的發掘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盧兆蔭先生，原報告說所出“玉衣”每塊玉片上都經過鑽孔，此說有誤。實際上竇綰墓玉衣前片和後片兩部分所用玉片均未鑽孔。出土時前片由於織物早已朽爛，上衣前片的玉片已散亂，僅後片的部分玉片尚保存原來的形狀。後依照資料和玉片上織物編結痕跡，基本上按照原樣複原了竇綰玉衣的上衣。環宇M1出土的玉片當中97塊用玉璧改製而成的，其中穿孔玉片僅發現4片。這些玉片形狀以長方形、方形為主，尺寸大小與漢代出土的玉衣片相符，雖然由於該墓被多次盜擾，玉片已失去原來的位置，加之出土玉片數量有限，現已無法複原。但結合廣州南越王墓和竇綰墓出土的玉衣情況分析，我們推測這些玉片應為“玉衣”片。環宇M1為什麽用如此多玉璧改製的玉片來製作“玉衣”，而且不像竇綰墓那樣對其正麵加以磨製，其原因可能要從兩方麵來考慮：其一，該墓下葬時間倉促，其二，玉璧本身在漢代人喪葬習俗的作用。

　　從現有已發掘的考古資料來看，漢代用玉，特別是對玉璧的使用，已較前代範圍更廣，而且在喪葬習俗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帛畫，置於錦飾內棺的蓋板上。帛畫畫麵呈“T”（“甲”字）形，分上下兩個部分。圖像的象征意義雖然是從時、空兩個方麵來體現的，但敘事情節則主要是以時間為線索展開的。在帛畫的下段正中繪有一個穀璧。璧下垂綬帶和玉磬，綬帶上兩側各棲一人麵鳥，磬下為人物和各種祭享的場麵。璧上置一台，台上正中間為墓主人形象，前後有數位侍者。兩側為兩條升騰的巨龍，兩龍一赤一青相交，從璧好中穿過，龍頭昂於怪鳥兩側，龍尾一直垂於畫麵的最下端。其主題思想是“引魂升天”，穿璧相交的二龍表現的是墓主人之魂正在飛升天堂的途中。闕門以上部分是天堂仙境，則是其魂將要到達的樂土。玉璧在這裏表示的是墓主人的靈魂在兩條巨龍的陪伴下，已穿過了天門，正在向理想的太帝之居飛升。

　　雙龍穿璧圖像，在馬王堆一號漢墓朱底彩繪棺足擋上也有，足擋正中繪白色穀璧，由兩條綬帶將其自上而下地栓係。兩條卷曲的龍穿璧而過，龍首相向於璧上方的綬帶兩側，龍的近旁加飾以雲氣紋。而頭擋畫麵的主體是一座圖案化的高山，山作等腰三角形，頂立於畫麵的中央。山的兩側各有一鹿，昂首騰躍，周圍飾以繚繞的雲氣紋。結合蓋板上的雙龍、雙虎和雲氣紋，左側麵的雙龍相向於山的圖像和右側麵繁複的勾連雲紋來看，足擋上的雙龍穿璧的圖像，與帛畫上的寓意相同。朱底彩繪棺頭檔和左側麵上所繪高山，應該不是一般的山，而是所謂的仙山，可能是昆侖的象征，正是墓主人死後靈魂所要到達的地方。正如《山海經・地形篇》所雲：“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為風涼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在先秦、兩漢時期人們的思想和信仰中，靈魂作為一種精神存在，通常被看成是“氣”。中國的靈魂概念原本是一元結構的，至漢初，由於受到陰陽學說的影響，魂和魄才最終走到了一起，形成二元結構的靈魂概念。《禮記・郊特牲》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人們相信靈魂不滅，人的生命是循環往複、生生不息的，肉體死去的人，其靈魂在另一個世界裏繼續生活。這種靈魂不朽的思想，對漢代喪葬習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祭玉和瑞玉在先秦時指璧、琮、圭、璋、琥、璜等物而言。它們用於祭祀時稱祭玉，用於朝覲等禮儀時稱瑞玉。但到了漢代，以上兩種場合中用玉的品種都大為簡化。除了璧和少量的圭以外，其他或充佩玉，或已不再使用。而玉璧這個祭天的禮器，其用途在秦漢時期也發生了變化。從考古發掘的資料看，在這一時期玉璧紋飾也逐漸增多，出現有素麵、穀紋、蒲紋、渦紋和複合紋玉璧。而且種類也逐漸增加，出現了一些異形璧，如滿城漢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在璧上緣飾以透雕的雙龍紋，頂部有供係結用的小孔；河北定州中山懷王劉修墓所出者，中部重環成璧，其間三處連接，璧兩側附以透雕對稱雙鳳；定縣北莊東漢墓所出者，在上緣附以透雕的雙螭虎。玉璧作為一種裝飾，也大量地用於宮殿和陵墓建築的空心磚上。在陝西鹹陽等地出土秦漢時期的大型龍紋空心磚上，正中間飾有玉璧，龍軀體卷曲於下。據史書記載：漢武帝在修建建章宮時，專門修建了玉璧門，以象征天門，並在宮殿上鑲嵌玉璧作為裝飾。而漢武帝茂陵出土的龍紋和虎紋空心磚，正中間飾一玉璧，旁邊兩個龍和兩個虎相向拱於玉璧兩側。另外，在馬王堆一號墓北邊箱出土的一件屏風，正麵中心繪一穀紋璧，周圍繪幾何雙連紋，背麵彩繪雲紋和龍紋，製作較粗糙，這件屏風可能是作為明器使用的。

　　在秦漢墓葬中玉璧也被大量使用，逐漸變為常見的隨葬品之一，這和《周禮・典瑞》“疏璧琮以殮屍”的說法是一致的。漢代墓葬中的玉璧，有的放在死者的胸部和背部，有的放在棺槨中間，有的鑲嵌在棺外作為裝飾。另外在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和竇綰墓出土的風帽形頭罩頂部，均有一璧形玉片。其中劉勝墓的璧形玉片，直徑8厘米，當中圓孔直徑3.2厘米，這件璧形玉片用途特殊，可能是讓死者靈魂升天用的。河北滿城中山王劉勝墓玉衣內前胸和後背出土玉璧18塊，其中胸部當中豎排3塊，胸部兩側各排5塊，墊在後背脊椎部位豎排3塊，左右肩下各1塊。竇綰墓玉衣內前胸和後背出土玉璧15塊，前胸當中豎排3塊，兩旁對稱各豎排4塊，後背4塊玉璧上下排成一行。另外在竇綰墓棺外壁發現鑲嵌用的玉璧26塊，皆素麵，應為棺的前、後端各嵌大型玉璧1塊，棺蓋及左、右側壁各嵌相對較小的玉璧8塊，皆作兩行排列。廣州南越王墓僅主棺室一處出土玉璧數量就達47塊之多：其中玉衣頭罩上覆蓋1塊，10塊鋪放在玉衣胸腹上，14塊在玉衣裏麵，5塊墊在底下，玉衣鞋下1塊。從這些墓葬出土的玉璧數量和嚴格的擺放位置，可以知道西漢時期人們在喪葬習俗中對玉璧的重視。同時由於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玉璧在漢代也逐漸出現了許多替代品如玻璃璧、陶璧和木璧等等。長沙馬王堆一號墓，雖然沒有隨葬金銀珠玉，但仍然出土木璧32件，其中南邊箱9件，放置於351號笥內的23件。出土的木璧可分為三類：麵塗金粉的穀紋璧4件、麵塗銀粉的11件和素麵的17件。這樣多的木璧隨葬，表明玉璧本身價值已不重要，其象征意義更大，在西漢初期已逐漸作為明器被廣泛使用。

　　在漢代墓葬大量使用玉璧的同時，有的墓葬甚至將玉璧改作他用。如竇綰墓出土的鑲玉璧銅枕，銅枕外表鎏金，枕麵、兩側和兩端分別鑲嵌玉飾，從玉飾的形狀、花紋觀察，顯係用玉璧改製而成的。另外，劉勝和竇綰墓握於雙手的璜形“玉握”，也是用玉璧改製而成的。長安縣郵電學院新校區也出土有用玉璧改製的玉圭4件。除用玉璧改製的器物以外，漢代還有用玉琮改製的現象，如劉勝墓出土的生殖器罩盒，是用玉琮改製而成，作圓筒狀，一端封閉，長6.8、徑6.6厘米。在江蘇漣水三裏墩西漢墓中，玉琮已被改製成鷹座小盒。這些現象一方麵反映出祭玉和瑞玉的使用至漢代已漸趨衰替。另一方麵，也反映出漢代在喪葬習俗上對玉璧又賦予了新的含義。人們將玉璧裝飾於宮殿和陵墓建築之上，並將其大量隨葬，繪於棺槨、帛畫和屏風之上。有的甚至被改製後大量用於墓葬之中，作為玉衣、玉圭使用，並鑲嵌於棺槨和銅枕之上。環宇M1用玉璧改製的玉片和穿孔玉片的出土，為我們研究漢代喪葬理念提供了新的資料。

　　四、銅鍾等級如此之高，那其中所盛酒的品質又如何呢？

　　這兩件鎏金銅鍾均為酒容器，可惜的是其中一件已殘裂，腹部有一道10厘米長的裂縫，容器內已空。而另一件M1：11鎏金銅鍾內，雖曆經兩千年還儲存了26公斤透明的翠綠色液體，揭開頂蓋後，一股強烈的酒香撲鼻而來，立即香氣四溢，保存狀況之好、數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發現的西漢酒，酒色翠綠，清澈透明，酒香濃鬱，是迄今我們知道的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酒（彩插一，圖版四）。經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全國酒類檢測中心測定，其中酒精含量為0.10%，還含有酒類基本組成中的其他微量特質物質，無疑為中國古代酒。其酒類微量香味成分非常豐富，組成十分複雜。

　　1968年從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出土了33件陶製大酒缸，多數缸的肩部有仍可辨認的朱書文字，分別為“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十石”。出土時，在銅鍾內發現的液體雖為淡綠色，但毫無酒味，而在陶質酒缸壁上留下酒蒸發後的痕跡，缸底殘存著粉末狀物質，經微生物檢驗是酒蒸發幹後的酵母殘渣。

　　1974年槁城台遺址出土了一批商代陶器，在陶器側壁和底部發現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經檢驗為酵母，這可以說是目前所知考古發掘中最早的與酒有關的資料了，隻可惜並未發現實物形式的酒。

　　本次出土的西漢美酒是西漢釀酒技術的實物資料。至於酒何以成為綠色？有關專家認為，這和酒長期儲存在青銅器中有關。至於是何種酒，學者們眾說紛紜，隻能等待進一步的研究。

　　西漢美酒如此誘人，盛酒器物如此精美，足以反映出當時社會的飲酒之風。據《漢書・孫叔通傳》講：劉邦稱帝之初，群臣酒後爭功，狂呼亂作，竟發生過拔劍擊柱之事，後經孫叔通整治，才強化了皇威。《史記・高祖本紀》講：當其返鄉時“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可見漢高祖劉邦也曾是“酒徒”。據《北堂詩鈔・西征記》記載：皇帝每年正月初一大宴群臣，太極殿前置一龍形銅鑄貯酒器，飲時開啟機關，酒從龍口流入一個容四十斛酒的銅樽，群臣分飲，可謂盛觀。在民間各郡、縣每年三月都有“鄉飲”儀式，學校祭祀周公、孔子時也要舉行盛大酒會，師生都要開懷痛飲。這些記載足以反映當時朝野飲酒之盛。

　　另外，從當時酒令、酒籌等助興方法和勸酒器具的出現，更可以證明飲酒之盛。在《賓退錄》中有“漢賈逵作酒令”的記載。另外還發明了勸酒玩具――“酒胡”，係用堅木削刻成手舞足蹈狀的胡人，下部削尖如陀螺，可在盤中旋轉，力盡，倒在盤中，其手指向的座中人，即飲一杯。可見當時飲酒已成為一種文化。

　　漢文帝頒布過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的律令。《漢書・景帝本紀》雲“大脯五日，民得沽酒”。隻有大脯期間老百姓才可以買酒。從這些記載可窺知社會上酗酒的嚴重。《漢書・西域傳》載：漢武帝也曾造過“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太平寰宇記》也說：“武帝作酒池以誇胡羌。”漢武帝武功赫赫，建樹不少，所以這些鋪張粉飾還沒有為後人所指責。由於龐大軍費的支出，漢政府不得不廣開財源，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遂實行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的“榷酤”。章昭注釋雲：“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即實行專賣開征酒稅。這樣，酒稅成為政府鹽、鐵之外的重要收入之一，這也是對酒禁的鬆弛，使買賣酒合法化，必促進飲酒的盛行。飲酒的盛行必促進釀酒技術的提高，相對來說，釀酒技術的改進也必然會促進飲酒之風的盛行。

　　由上可見，飲酒之風在西漢時期開始盛行，而釀酒技術也因此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環宇M1出土的西漢美酒無疑是中國考古界、科技史界與釀酒界的一個重大發現，為研究西漢曆史、風俗禮製以及中國古代的釀酒技術、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堪稱國之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