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一、建所十年考古工作回顧

　　孫福喜 程林泉

　　西安市是周秦漢唐等中國曆史上12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是文物考古工作的沃土。早在1906～1910年，日本人足立喜六就對西安的秦漢隋唐城址和皇帝陵墓進行過調查；1914年，法國人色伽蘭（V。Seglrn）對西安等地的古建築進行了調查；1923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對西安地區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1924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來西安講學，計劃“去陝西做點考古調查工作”，後因“河南和陝西遍地不靖”而未能成行。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古物保護法》後，外國人在中國的文物考察活動受到遏製，中國學者的文物考古調查日漸活躍。1930～1933年，徐炳昶、劉敦楨、常惠到西安從事周秦二族史跡的調查，他們將調查收獲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北平研究院院務匯報》、《科學》及《西京日報》披露後，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抗日戰爭結束後，何正璜、王哲之等學者又對西安的周秦漢唐遺址、遺跡進行了考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安作為西北地區經濟建設的重點，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如雨後春筍一樣發展起來，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央考古訓練班等先後往西安派遣考古隊站，進行考古調查發掘和實習。1953年西北考古工作隊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隸屬西安市人民政府文物事業管理委員會，西安市開始進行田野考古工作。

　　改革開放以後，西安的文物考古事業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麵，配合基本建設的隨工考古清理發掘工作陡然增多，這就迫切需要西安市有一個專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機構，能夠及時、高效、規範、有序地與建設單位緊密配合，確保“兩利方針”順利實施。為適應這種形勢，1988年，西安市文物局正式成立了西安市考古工作隊，1994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批準設立了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其職責任務是：對西安地區的古代遺址、陵墓和古代建築及曆史文化名城的相關問題進行保護和研究；以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為主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對西安地區的出土文物進行保護管理和考證研究；負責西安地區文物征集、文物資料、檔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擁有一支年輕的朝氣蓬勃的科研隊伍。他們謙虛謹慎、求真務實、勇於創新。他們在大遺址保護、曆史文化名城建設、西安地方曆史研究、文物保護修複技術研究以及周秦漢唐曆史研究等方麵，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獲得了一些頗有見地的科研成果。為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產，加強西安曆史文化名城建設，弘揚人類優秀文化傳統，宣傳西安，建設西安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概述

　　（一）概況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位於西安市友誼西路68號，為縣處級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隸屬於西安市文物園林管理局。全所人員編製55人。現在實有職工59人，其中44人為專業技術人員（高級職稱6人，中級職稱20人，初級職稱18人）。絕大多數專業技術人員擁有本科以上學曆（其中博士後1人、博士1人、碩士4人，本科生22人，大專生12人），所學專業基本上都是考古、曆史、文物保護等，年齡構成基本上都是中青年。現全所已有6人獲得考古領隊資格。

　　自1994年正式成立以來，我所嚴格遵循新時期文物工作“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指導思想，抓改革促發展，一步一個腳印，一年一個台階地向前邁進，在考古發掘、文物保護與管理、文物修複及相關研究等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為了進一步地提高田野發掘、文物保護與管理、文物修複及科學研究的水平，2002年我所與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西安交通大學文物保護考古工程係碉成協議，聯合共辦教學科研基地。同年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調查、勘探和發掘秦阿房宮遺址。這些合作為提高我所的科研水平和綜合實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我所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活動，舉辦了西漢美酒研討會、“粟特人在長安”國際學術研討會等一係列學術會議，並邀請有關專家作了“中國古代都城的演變”、“絲綢之路與長安”等學術報告。此外，我所在日本、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單獨舉辦外展多次，參加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外展6次、陝西省文物局組織的外展20多次，累計參展的文物達到1850件次。迄今為止，庫房文物已到過英國、美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國家以及我國的台灣、香港等地展出，為弘揚西安悠久燦爛的曆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經過不斷努力，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現在已經具有了相當優越的科研條件和技術設拴，科研實力相當雄厚。據初步統計，從1953年至今，我們已在文物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未來出版社、陝西美術出版社、西北大學出版社等出版機構出版考古報告、專著、著作、圖冊等20多部，在《考古》、《文物》、《文物天地》、《考古與文物》、《文博》、《華夏考古》、《中原文物》、《四川文物》、《東南文化》、《中國錢幣》、《收藏》和《中國史研究》、《曆史研究》、《秦漢史論叢》、《唐研究》、《周秦漢唐文明》等期刊雜誌上發表論文、簡報等專業文章300多篇。此外，曆年來，我所有多人多次參加國際、國內的學術研討會，並宣讀研究論文，在國內外文博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業務部門簡介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下設7個科室，其中有第一研究室、第二研究室、業務辦公室、文物庫房和技術資料室5個業務科室。

　　1.第一研究室

　　第一研究室以西安地區史前至秦漢時期遺址、墓葬等的調查、勘探和發掘等工作為主，並承擔相應的研究工作和相關的科研任務。

　　目前，我所調查、勘探和發掘的史前至秦漢時期的重要遺址、墓葬有魚化寨遺址、仙遊寺遺址、周豐鎬遺址、秦阿房宮遺址、漢長安城遺址、茅坡秦漢墓群、尤家莊戰國秦漢墓葬群、龍首原漢墓群、樂遊原漢墓群、鳳棲原漢墓群、灞河漢代大型水上建築遺址、響溏寨東漢墓群等。現已出版了《西安南郊秦墓》、《西安龍首原漢墓（甲編）》、《長安漢墓》等考古報告，並在《考古》、《文物》、《考古與文物》等專業雜誌上發表了數十篇報告、簡報和相關的研究論文。

　　2.第二研究室

　　第二研究室以西安地區魏晉北朝、隋唐及其以後曆史時期遺址、墓葬等的調查、勘探和發掘等工作為主，同時對現存的古建築進行調查和保護，並承擔相應的研究工作和相關的科研任務。

　　目前，我所調查、勘探和發掘的魏晉北朝、隋唐及其以後曆史時期的遺址、墓葬主要有隋唐長安城遺址、西安財政幹部培訓中心後趙墓、韋曲北塬北魏至北周墓、北周粟特貴族史君和康業墓、郭杜北周至隋韋氏家族墓、醴泉寺遺址、簡家村隋唐墓群、唐金鄉縣主墓、西安東郊白鹿原唐墓群、西安東郊銅人原唐墓、西安地區唐三彩墓、高陽原隋唐墓、八雲塔地宮、金代官印窖藏、元代壁畫墓、明�陽王家族墓、明氵開陽王家族墓等。現已出版《唐金鄉縣主墓》、《西安元代壁畫墓》等考古報告，並在《考古》、《文物》、《考古與文物》等專業雜誌上發表了數十篇簡報和相關的研究論文。

　　3.業務辦公室

　　為了配合西安地區基本建設工程的順利進行，同時為了保護地下文物不致遭到建設工程破壞，我所成立了業務辦公室。業務辦公室主要負責西安地區建設工程考古勘探、發掘的對外談判工作，簽訂考古勘探和發掘合同，同時協助分管所長將考古勘探任務分配給相關部門和人員，並對其考古勘探、發掘的過程進行質量監督，負責編寫考古勘探報告書。

　　近年來，本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文物保護方針，業務辦公室積極搜集西安地區基本建設工程的信息，及時與建設單位進行聯係，以保證工程前考古勘探、發掘工作及時、有效的開展，防止文物流失、破壞現象的出現。目前，業務辦公室在我市8區5縣均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與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曲江管委會、長安科技產業園、涇河產業園區等大型建設園區簽訂了文物勘探和發掘協議，保障了建設工程中文物的安全。

　　4.文物庫房

　　文物庫房於1988年建成，總麵積2600平方米。庫房內現藏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市出土、征集、接受捐贈和其他單位移交來的文物總計12萬餘件，其中級別文物總計約1.5萬件。文物種類有青銅器、金銀器、玉器、瓷器、陶器、陶塑陶俑、錢幣、鐵器、石刻、字畫、碑帖、印章及珍善本書等，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西周的永盂、戰國的金虎符、秦代的高足玉杯、西漢的銅羽人、北周的石棺、隋代的董欽鎏金銅造像、唐代的都管七國銀盒、“官”字款瓷器和三彩騰空馬、元代盛懋的山水圖卷等。

　　遵照國家文物局的有關要求，庫房藏品全部按統一格式進行了登記造冊，填寫了藏品卡，建立了藏品檔案。同時，級別庫的文物已經實現了數字化管理。庫房所有藏品的征集、調撥、出入庫等都有嚴格的規章製度。庫裏的工作人員除了具體負責文物的收藏、保護、管理、修複和內展、外展等工作外，還負責文物的鑒定與研究等工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庫房文物先後參加國家文物局舉辦的外展6次，陝西省文物局舉辦的外展20多次，西安市文物局單獨舉辦的外展多次，累計參展的文物達1850件次。迄今為止，庫房文物已經到過英國、美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韓國及我國的台灣、香港等地展出，受到了國內外專家和遊客的高度讚譽。

　　5.技術資料室

　　技術資料室下設文物保護技術室、圖書資料室和科研檔案室，1991～2000年還相繼承擔了《中國文物修複通訊》、《中國文物通訊》的編輯工作。

　　文物保護技術室設有專用的實驗室和修複室，專門負責珍貴文物的保護和修複工作，並承擔相應的研究課題。實驗室配有常規的分析、檢測儀器及藥品，能獨立完成初步的分析、觀察和測定工作，為科學地保護文物提供依據；修複室配有相應的修複工具和設施，具備獨立完成文物修複和保護的條件。目前，文物保護技術室在青銅器粉狀鏽的治理、陶器表麵彩繪的保護、壁畫的揭取和修複、漆器的提取、考古發掘中大型資料的提取等方麵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圖書室資料室收藏曆史、文物、考古方麵的專業圖書3萬多冊（其中8259冊為線裝書）、期刊雜誌30多種。現正在進行圖書目錄的微機錄入工作，以實現圖書資料的數字化管理。

　　科研檔案室負責全所科研檔案的登記、保管等工作。為了加強田野考古資料的管理，我所製定了相關製度，要求各考古工地調查、勘探、發掘結束後，及時將文字、表格、照片、圖紙等資料交給科研檔案室分類保管。對於文物庫房的藏品賬目、照片、拓片、圖片等資料，也要求複製一份，存放到科研檔案室統一保管。此外，收集全所每年出版的考古報告、專著、著作和發表的簡報、論文等，進行歸類存放，以備查用。

　　二、四大遺址的調查、發掘與保護研究工作

　　“秦中自古帝王州”。中國曆史上，先後有周、秦、漢、唐等12個王朝建都西安，為這裏留下了豐富燦爛、極其珍貴的文物古跡，周豐鎬、秦阿房宮、漢長安城、隋唐長安城四大都城遺址更是重中之重。為了更好地保護這四大都城遺址，弘揚優秀的曆史文化，我市曆來重視對它們進行調查、考察、勘探和發掘等工作，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基礎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市製定大遺址保護規劃的基本依據。

　　20世紀70年代，在平整農村土地的熱潮中，西安市的文物工作人員騎著自行車，對秦阿房宮、漢長安城、唐大明宮三大遺址進行調查摸底，保護了許多重要的夯土台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安市的文物工作者為四大遺址的保護、管理和利用做了很多基礎性的工作。90年代以來，我所又為這四大遺址的更好保護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出謀劃策，盡心盡力。

　　（一）周豐鎬遺址

　　豐鎬遺址位於西安城西南12公裏處的灃河兩岸。史載：文王作豐邑，在河西；武王都鎬京，在河東。豐鎬二京是西安地區首次出現的全國性都城，建都時間約為公元前11世紀～前771年，是西周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豐鎬遺址對於研究西周曆史和都城的發展都具有珍貴的曆史、科學價值，1956年被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72～1975年，西安市文物事業管理委員會組成的考古小組參加了豐鎬遺址的發掘清理工作。首先，在銅網廠南的宿舍樓與配件廠車間基建區清理西周墓葬80多座、車馬坑3座。後來，在豐鎬遺址的其他地區，如張家坡、新旺村、馬王村、大原村一帶陸續發現很多西周時期的墓葬。這些墓葬和車馬坑中出土了銅鸞鈴、銅鍾、銅鑣、銅當盧、銅鳳鳥紋軸飾、各種銅泡等車馬殘件，還出土了饕餮紋的銅鼎、銅簋、銅�、銅鬲、銅卣、銅尊、銅觚、銅爵和竊曲紋鼎、鳳鳥紋鼎、銅�、銅編鍾、蚌魚、蚌泡等遺物。

　　2001年7～8月，我所對豐鎬遺址的保存現狀進行調查，編製了《豐鎬遺址重要遺存調查報告及保護措施》。其中總結了豐鎬遺址曆年考古工作的成果，並立足豐鎬遺址的保護管理現狀，提出了保護的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還製定了基本的保護措施和具體的保護意見。這些工作對加強該遺址的規劃、保護和管理具有重要意義。

　　（二）阿房宮遺址

　　史載：阿房宮始建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與秦鹹陽宮隔渭河相望，秦末項羽入關後焚毀。遺址在今西安市城西三橋鎮以南，處於龍首原向南延伸的台地上，1956年被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4年，根據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我所對該遺址進行了調查與勘探。這次的工作初步查明了遺址的大致範圍為：北至三橋鎮，南至和平村，東至古�河，西至長安區紀陽寨一帶。這次探明的重要遺跡有“前殿”、“上天台”、武警學院內的夯土基址（俗稱“磁石門”）、紀陽寨的夯土建築基址（俗稱“烽火台”）等等。

　　2002年10月至今，我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阿房宮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全麵的考古勘探和局部的試掘工作。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搞清了“前殿”夯土台基的準確範圍（東西長1270米，南北寬426米），測量出夯土台基的最大高度為12米，證明了它是目前所知的中國乃至世界古代史上最宏大的夯土建築。同時，基本摸清了“前殿”北部邊緣呈台階式的三層台麵結構，初步判斷出台麵上應有廊廡一類的建築，這與史書記載的阿房宮前殿“周馳為閣道”相符。此外，在“前殿”遺址南部邊緣以南還發現一處較完整的鋪瓦遺跡，是秦代考古和中國古代建築史上的一個重要發現。

　　遺址內出土了板瓦、筒瓦等建築材料和銅鏃等遺物，有的板瓦、筒瓦上帶有“左司”“左宮”、“北司”等戳印陶文。這些遺物的時代應為秦和西漢早期，說明遺址的始建年代為秦代，漢代作為上林苑的一部分繼續使用。目前，該遺址的考古工作還在繼續進行。

　　（三）漢長安城遺址

　　漢長安城是西漢時期的都城和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東漢作為陪都（稱“西京”）繼續使用，新莽、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等王朝仍在此建都，延續使用了約800年。該遺址位於今未央區中部一帶，1956年被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所向來重視漢長安城遺址的調查和研究，及時將該遺址區域內發現的各類文物收回保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大白楊廢品收購站征集到大量銅器，對研究漢長安城曆史沿革、規劃布局及漢代、魏晉、北朝的文化等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994年11月，在西安市文物局的領導下，我所派有關業務人員協助局裏對漢長安城遺址的保護現狀進行了一次詳細的實地調查。經過調查與研究，找到了破壞遺址的主要因素（人口壓力、產業結構不合理、鄉鎮企業對環境的汙染、國家對遺址保護的投入較少等），並提出了保護遺址的具體措施，編寫了調查報告。

　　2003年8月，為了促進漢長安城遺址的保護，我所有關業務人員協助西安曆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對該遺址的保護現狀再次進行調查。這次調查使我們認識到：雖然漢長安城遺址沒有安排大的項目建設，保存狀況較好，但隨著周圍經濟的快速發展，前景不容樂觀，急需實施科學、有效的保護措施，以防止經濟建設對它的蠶食。為此，我們正在擬訂具體的、有可操作性的保護方案。

　　（四）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和唐大明宮遺址

　　隋大興、唐長安城是隋唐時代的都城，規模宏大，布局整齊，是中國古代裏坊製封閉式城市的典型。該遺址位於今西安市區。1996年國務院將其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根據陝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的安排，我所組織專業人員於1997年5月對該遺址的保存現狀進行了調查。經過調查得知：該遺址的絕大部分遺跡已被現代城市所疊壓，破壞較為嚴重；至今保留在地麵上的遺跡有安化門遺址、明德門遺址、芙蓉園圍牆遺址、北牆遺址（兩段）、西五台遺址、天壇遺址；另有一些重要遺跡如大明宮、青龍寺、興慶宮、大興善寺、大雁塔、小雁塔等已被保護、利用。在分析、研究現狀的基礎上，我所提出了保護該遺址的具體措施。如城牆可以通過綠化或立標誌塔進行顯示，城門和城牆四角可以砌磚保護或設立石碑等進行標示，街道可以通過巧妙的城市規劃得以再現，裏坊可以濃縮複原，東、西市和寺觀等也可依照具體情況進行合理保護和展示。

　　唐大明宮是唐代的皇宮，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以後，一直是唐代政治中心的所在，晚唐毀於兵火。該遺址位於今西安城北龍首原上的坑底寨、孫家灣和含元殿村一帶，1957年被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為第二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明宮遺址的調查、保護、研究等工作，曆來有我所人員參加。

　　三、田野考古發掘工作

　　配合西安地區的基本建設進行田野考古發掘，是我所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工作。從1988年考古隊正式成立至今，我所已經獨立承擔了400多項配合基本建設項目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科學地揭示了新石器時代～明代的遺址十餘處，清理出各個時代的墓葬近5000座，出土各類文物4萬多件。

　　（一）新石器、商周考古

　　1.魚化寨遺址

　　2002年以來，我所在西安市西郊魚化寨北外事學院新校區內，為配合操場建設，對該遺址進行了調查、鑽探和部分試掘。遺址現存4萬多平方米，是一處內涵豐富、保存完好的仰韶文化聚落遺址。

　　截至目前已發掘1750多平方米，分3個區域。Ⅰ區、Ⅱ區保存較差。Ⅲ區保存較好，發掘出環壕2條、房址70座、灰坑（窖穴）170多個、墓葬58座，出土可複原的陶器100多件、各種生產工具和裝飾品400餘件，種類主要有缽、甕、盆、罐、小口細頸壺、尖底瓶、碗、石斧、石鏟、石鏃、玉墜飾、玉笄、骨錐、骨笄、骨針、骨鏃、圓陶片、陶刀、陶銼、陶環、陶笄、陶塑人頭像、牙飾、蚌飾。

　　環壕2條。1號環壕位於內側，保存較為完好，形狀規整，呈圓環狀，壕溝寬8.0～10.0米、深4.0～4.8米，西、東、東北方向各有一條通道。1號壕溝內堆積分兩大層：上層含灰量大，層次分明；下層含灰量小，土質呈淺黃色，較硬。1號環壕內的聚落麵積約為1.5萬平方米。2號環壕位於1號環壕的外側，兩者相距約30米。2號環壕僅西部、南部和東南部保存較好，壕溝寬4.0～5.0米，深3.0～4.0米，西南側、東南側各有一條通道。

　　房址70座，有半地穴式和地麵建築兩種。半地穴式房址一般為圓形，依壁為牆。地麵建築有圓形和方形兩種，有的為燒土房，有的為木骨泥牆。

　　墓葬58座，其中甕棺葬50座、灰坑葬2座、兒童墓6座。甕棺葬以甕、缽組合為主，以甕、盆組合的僅有2座，甕內隨葬器物的有2座，缽底多鑿一小孔，且部分以陶片覆蓋。灰坑葬均為一次葬，係非正常死亡。兒童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墓，仰身直肢葬，頭向西北，墓內均有尖底瓶、缽、罐等隨葬品。

　　根據目前的考古鑽探、發掘及初步整理結果分析，該遺址以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即仰韶文化早期）為主，個別遺跡單位可晚至仰韶文化西王村類型，對研究關中地區的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2.仙遊寺遺址

　　1997年11月～1998年10月，我所在周至縣配合黑河引水和仙遊寺法王塔搬遷工程中，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遺跡主要分布在仙遊寺南麵山坡的台地上和寺廟以東的區域，由龍山文化、先周、西周、戰國延續至明清，打破關係十分豐富，對研究這一地區的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

　　發掘出龍山、先周和西周時代的房址21座。其中8座為長方形半地穴式，白灰鋪地，四角有圓形或橢圓形柱洞，室內中央設灶；12座為圓形半地穴式，直徑1.6～3.4米，紅色硬燒地麵，周圍有8～12個柱洞，門內側設灶；1座為圓形地麵建築，室內中央有一個柱洞，地麵有燒結塊。

　　發掘龍山時代的窯址3處，一大兩小，均為橫穴式。大的直徑3.2米，火膛邊有一圓形半地穴式作坊，內有泥坯、陶模、石磨棒等物。另有唐代窯址1處、金代1處、元代3處、明代1處、清代1處，除一座龍窯外，均為饅頭窯。龍窯在北方地區極為罕見，為研究北方地區窯室結構的發展、演變提供了珍貴資料。

　　發掘出13座戰國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墓。其中12座為仰身直肢，頭向西；1座為屈肢葬，頭向北。這13座墓均有生土二層台，台上頭部有零散的獸骨。墓內共出土劍6把、戈1件、弩機4件、鏃22件、鍾1件，推測墓主應為將士，結合儲糧窖藏的發現，推測戰國時這裏應為屯兵之地。此外，發掘出漢墓1座，為長方形豎穴土壙墓。墓室四角壘有1.1米高的4個石礅，墓內出土“宜”字鳳鳥紋鏡一件。

　　遺址中共出土遺物160多件。除了上麵提到的銅兵器、銅鏡外，還有罐、盆、�、鬲、缽、釜、蒜頭壺、繭形壺等陶器和石锛、帶孔石斧、雙孔石刀、石鏃等磨製石器。

　　（二）東周、秦漢考古

　　1.相家巷秦封泥遺址

　　1997年1～4月，我所在漢城遺址內的相家巷村南搶救性地發掘出土了3000餘枚秦封泥及其他遺跡遺物。這些封泥中有反映秦中央政府職官的，也有反映地理及地方職官的，還有反映姓名的，它們對於研究秦漢封泥製度、秦漢官製及相關的曆史、地理、文化等方麵的情況具有重要意義。

　　中央政府職官的封泥中，有反映皇帝的“皇帝信璽”，反映三公九卿的“丞相之印”、“左丞相印”、“右丞相印”、“禦史之印”、“禦府丞印”、“奉常丞印”、“公車司馬丞”、“泰行”、“宗正”、“太倉”、“尚書”等，反映諸廄的“泰廄丞印”、“宮廄丞印”、“中廄”、“左廄”、“右廄”、“下廄”、“中廄馬府”等，反映宮苑的“信宮車府”“上寢”、“長信私丞”、“陽宮印”、“北宮”、“章台”、“安台丞印”、“陽陵禁丞”“白水之苑”、“左雲夢丞”等。

　　地理及地方職官的封泥中，有反映首都及故都“鹹陽”、“鹹陽丞印”、“西采金印”、“櫟陽右宮室丞”等，反映郡及地區的“上郡侯丞”、“參川尉印”、“南郡司空”、“邯鄲之丞”、“太原守印”、“四川太守”、“濟北太守”、“琅邪司馬”、“淮陽弩丞”等，反映縣的“寧秦丞印”、“高陵丞印”、“下□丞印”、“洛都丞印”、“蘭陵丞印”、“樂成之印”等，反映鄉的“都鄉”、“中鄉”、“左鄉”、“右鄉”、“北鄉”、“廣鄉”、“西昌鄉印”、“白水鄉印”等，反映亭的“鹹陽亭丞”、“邳亭”等。

　　反映姓名的封泥有“田固”、“牟胡”、“呂賀”、“穀誌”、“高賀”、“衛多”、“蘇段”、“上官臥□”、“司馬武”等。

　　2.茅坡秦漢墓

　　1989～1990年，考古隊在長安縣郭杜鎮茅坡村北西安光華膠鞋廠基建工地清理小型秦墓93座；2001年9月～2002年8月，我所在茅坡村南約50米處的西安郵電學院新校區基建工地清理小型秦墓162座、大型漢墓2座；2002年4～10月，我所在茅坡村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基建工地清理秦漢墓葬數十座。

　　茅坡秦墓基本為東西向。墓葬形製以長方形豎穴墓道土洞墓為主，也有少量豎穴土壙墓（多集中於光華膠鞋廠墓地）。土洞墓以直線式洞式墓為主，平形線式偏洞室墓較少。葬式以屈肢葬為主，也有少量直肢葬，頭向多朝西。葬具為木棺，郵電學院墓地還有一座甕棺葬。隨葬品以陶器為主，有簋、盤、鬲，�、盂、鼎、盒、蒜頭壺、釜、鍪、盆、罐、甕、鈁、灶、缽、甑等，有的陶器上戳印“杜亭”、“杜市”等銘文，為確定茅坡一帶就是秦代杜縣所在地提供了依據；另外出土銅，錯銀帶鉤、玉帶鉤、銅鏡、“半兩”錢和鐵器等隨葬品。這批秦墓排列有序，時代從春秋早期延續到秦統一，時間跨度約300年，對研究西安地區秦墓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的價值。尤其是光華膠鞋廠M75是目前西安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秦墓，為研究秦國勢力在西安地區的擴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據。

　　郵電學院新校區的兩座漢墓一南一北，均坐東向西，墓道為長斜坡，墓室為大開挖的豎穴式。葬具均為木築棺槨，因朽蝕而僅存殘跡。墓道內均有窯洞形龕室5個。這兩座墓雖盜擾嚴重，墓室中仍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封泥、銅車馬飾件、五銖錢、銅鏃頭、玉器等遺物，其中玉璧、玉，玉豬等玉器雕刻精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兩墓墓道南側原地表上均發現了建築遺跡，其中墓室封土處殘留的卵石鋪設的散水及少量的回廊鋪地磚、柱礎石保存較好，全國少見，為研究漢代墓園建築情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政法學院南校區M20可推斷為西漢禦史大夫張湯的墓。它坐東朝西，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帶過洞）、墓室（土洞）組成。由於盜擾嚴重，墓內隻出土了銅洗、星雲紋銅鏡、銅鐓、銅鈴、銅印、銅帶鉤、銅弩機、銅銜鑣、銅當盧、赤仄五銖、鐵劍、鐵刀、鐵削、鐵鋪首等遺物。銅印共兩枚，為雙麵穿帶印：一枚印文為“張湯、張君印信”，一枚為“張湯、臣湯”，應為墓主之印。

　　3.尤家莊、潘家村、崗家寨戰國秦漢墓群

　　1994年至今，我所先後在西安北郊尤家莊、潘家村、崗家寨等地配合西北管道局、電信局第二長途通信大樓、陝西省交通學校、長安醫院等建設單位發掘戰國秦漢墓葬1000餘座。這批墓數量龐大，分布較為集中，出土器物豐富，為西安地區戰國秦漢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戰國墓多為東西向，形製以長方形豎穴墓道直線式土洞墓為主，葬具為木棺，葬式有屈肢葬（蜷曲程度較輕）和直肢葬，隨葬品以鼎、盒、蒜頭壺、罐、釜、鍪為主（也有少量陶鬲）。其中尤家莊M20為豎穴土壙木槨墓，有兩個二層台，葬具為一棺一槨（帶有一頭箱），葬式為側身屈肢葬。墓內隨葬品豐富，主要置於頭箱及墓室東北角的方坑內，有鼎（4件，1件為中原文化與楚文化交融的產物）、盆、燈、勺、鏡、帶鉤、鈕飾、鋪首等銅器和銀帶鉤、玉環、料珠、鼻塞、柱狀器等，其中2件帶鉤均具有北方民族的風格。該墓時代為戰國晚期（公元前275～前222年），墓主可能是在秦為士的楚人。

　　漢墓多為東西向，形製有長方形豎穴土壙墓、豎穴墓道洞式墓、長斜坡墓道洞式墓，較晚出現了磚室墓，東漢出現了穹窿頂多室磚墓和帶有假側室的墓。葬具多為一棺，少數有槨。葬式為仰身直肢葬，多為單人葬，晚期出現了較多的雙人葬，多室墓出現多人合葬。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種類繁多：早期以鼎、盒、鈁、方形倉、灶、凹唇罐、小口繩紋罐為主，部分器物上有紅彩幾何形圖案；中期以後釉陶逐漸流行，出現了圓形倉、奩、成組小陶罐等，五銖錢常見，鐵劍也較常見，隨葬品的數量也有所增多；東漢時期隨葬品數量非常大，常多至五六十件，主要有大罐、井、壺、案、勺、耳杯等陶器及豬、狗等陶俑。

　　4.潘家莊戰國秦漢墓群

　　2003年5月至今，我所在西安市南郊潘家莊村西、村南配合世家星城住宅小區的建設工程中，搶救性地清理出戰國至宋元的墓葬280餘座，其中戰國秦漢墓約200餘座。

　　秦墓約100餘座，多為平行線式豎穴墓道土洞墓。墓道大多寬於墓室，口大底小，部分墓道長壁一側有小龕。墓室口兩壁及底部有封門槽，推測原有木板封門。墓室為長方形土洞，兩壁近封門處多有1到2個小龕。葬具除一座墓為一棺一槨外，其餘均為木棺，棺下鋪有草木灰，人骨大多已朽。葬式多為仰身直肢葬，少數為屈肢葬，頭位於墓室口一端。隨葬品非常豐富，有鼎、盒、蒜頭壺、鍪、釜、灶、盆、甑、罐、缶、盂等陶器27種547件，鼎，壺、鍪、勺、劍、鏡、帶鉤、印、銅錢（半兩）、鈴等銅製品93件，燈、鍤、斧、鋤、環等鐵器30件，環、餅、劍首、劍格、劍，鑿等玉石器29件，另外出土楚國金版“郢冉”一枚。有的陶器上戳印“杜亭”、“杜市”等陶文，對確定秦國杜縣的範圍及探討秦國、秦代手工業的發展情況有一定價值。這批秦墓上起戰國晚期，下至西漢初期（不晚於武帝時期），保存較為完整，隨葬品豐富多樣，器物組合較為特殊，是研究關中地區秦墓發展、演變的珍貴資料。

　　漢墓既有東西向，也有南北向。墓葬形製以豎穴洞室墓和斜坡洞室墓為主，也有少量磚室墓。葬具為木棺，葬式為仰身直肢葬。隨葬品較為豐富，主要是鼎、盒、鈁、倉、罐等陶器。此外，西漢早期墓M209出土陶俑10件，東漢墓M169出土一件多枝燈和一件組裝馬俑等，另有一座墓中出土跽座俑7件（其中2件為胡俑）。這些陶俑製作工藝精美，造型生動，尤其是胡俑的出土對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5.龍首原漢墓群

　　改革開放以來，我所在西安市北郊龍首原上的範南村、棗園村、方新村、龍首村、二府莊、青門村、馬乎沱等地（漢長安城遺址的東南郊）配合搶救性考古發掘，共清理古墓葬近500座。這些墓葬除個別為北朝、宋、金時期的墓葬外，其餘都是漢代墓葬。這批漢墓可分為西漢早期、西漢中晚期、新莽和東漢4個階段。

　　西漢早期的墓葬有42座，推測原有封土。從形製看，這些墓分豎穴土壙墓、墓穴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3類。葬具普遍為一棺一槨，個別為一棺一槨一邊箱、一棺二槨或二棺一槨，棺槨普遍漆繪。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也發現了蜷曲程度很輕的屈肢葬。有10座墓內有羊、狗、馬作為殉牲。隨葬品以陶器為大宗，另有銅、鐵、鉛、玉石、骨牙、漆器等，陶器多有彩繪。一般棺內置小件物品，棺外及墓室放大件物品。墓內均未發現秦半兩，也未發現五銖錢。經分析研究，這42座墓的主人大約相當於大夫和士兩個等級。

　　西漢中晚期、新莽的墓葬有139座，均為中小型墓葬。墓葬形製與西漢早期基本相同，但新出現了磚室墓。葬具基本為木棺，極個別為陶棺。葬式全為仰身直肢。隨葬陶器出現了奩、圓倉等新器形。陶質除泥質灰陶外，新出現了釉陶器。錢幣以五銖為主。

　　東漢墓葬有100多座，均為中小型墓葬。墓葬形製新出現了穹窿頂多室墓。葬具均為木棺。葬式一般為仰身直肢葬。隨葬品變化較大，新出現了案、勺、耳杯、陶狗、陶豬、陶雞等。葬俗方麵，新出現了家族合葬墓。

　　另外，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3～6月我所又在文景路中段（漢長安城東南角，今未央區棗園村南）環宇公司的基建工地發掘了一座西漢早期偏晚的大型積炭墓，據說原有封土。該墓坐南朝北，平麵呈“甲”字形，為長斜坡單室土壙墓，由墓道、側室、墓室組成，墓室底部有大量積炭。墓室內出土的101件玉片與滿城漢墓竇綰墓中出土的玉片形製相同，多數表麵有朱砂痕跡，當與玉衣或木棺上的裝飾有關。側室內出土銅鍾2件、銅鈁4件、銅鼎4件、銅勺2件、銅□2件、銅盆2件、銅鑒1件和陶繭形壺5件。兩件銅□高達78厘米，通體鎏金，蓋頂（密封完好）上鑄口中銜珠、昂首翹尾的朱雀，腹部隻飾三條凸起的箍紋（戰國晚期以來簡潔風格的表現），是國內現已發現的西漢時期最大的鎏金銅鍾。其中一件銅鍾內儲存了26公斤西漢美酒，翠綠清澈，酒香濃鬱，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酒。經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全國酒類檢測中心測定，其酒精含量為0.10%。這是中國考古界、釀酒界及科技史上的重大發現，為研究西漢曆史和中國古代的釀酒技術、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6.西安東郊西漢竇氏墓

　　2001年8月，我所在西安市東郊動物園北側海潤公司基建工地清理古墓葬10餘座。其中M3保存完好，隨葬器物豐富，出土的一批玉器精美珍貴。

　　M3由主室和一個側室組成，平麵呈曲尺形。主室南北向，為豎穴土壙，口大底小。墓壙有兩個二層台，墓室內置一槨兩棺。隨葬器物除一件陶缶置於棺槨之間外，其餘均放在棺內。側室位於主室東側偏北，拱頂土洞，木板封門，底、壁用木板砌成，鋪地木板上鋪葦席一層，席上放隨葬器物。側室與主室木槨之間填土夯實。

　　出土器物182件，有鼎、盒、壺、鈁、罐、缶、盤、盆、倉、灶、甑、紡輪等陶器，鈁、熏爐、盆、燈、襟鉤、印章、環、削、管形飾、鏡等銅器和半兩錢、銀耳杯、琉璃器，還有玉瑗、玉珩、玉夔龍，玉鳳鳥，玉人、玉鳳鳥佩、玉□形配、玉雲紋佩等精美的玉器。其中銅鈁上有銘文“竇氏容四鬥十一斤十兩”，銅燈燈盤外壁有銘文“竇氏重四斤十兩”，雙麵印章上的篆體銘文為“竇氏”和“妾氏”，由此推斷，該墓墓主為漢初外戚竇氏家族中的成員。

　　7.樂遊原漢墓群

　　2003年11月以來，我所在西安市南郊樂遊原上的嶽家寨村西北配合西安理工大學二期基建工程中，發掘出漢墓20多座。這些墓以小型為主，時代多為西漢晚期到東漢。墓葬形製多為豎穴洞室墓、斜坡洞室墓，墓室分土洞、磚室兩種。

　　最有意義的是，2004年2月25日在這裏發現了一座西漢晚期的大型壁畫墓，據當地居民講原有封土。該墓為斜坡墓道磚室墓，平麵呈“甲”字形。墓道位於墓室南側，有三級二層台，北端靠近封門處有兩個磚砌耳室，西側耳室內置漆木車馬兩乘（已朽成灰）。甬道內被條磚封實。墓室土壙平麵呈長方形，開口向下有三級二層台，分別與墓道內的二層台相通。墓室東北部發現了木棺朽痕，還出土了玉眼障2件、玉口□1件、玉鼻塞2件、玉墜飾1件、銅印章1件及五銖錢等遺物。

　　壁畫遍及墓室四壁及券頂，做法為先刷一層白膏泥，再用紅、藍、黑等顏料繪製而成。墓門東、西側分別繪龍、翼虎，均為立狀，爪持長戟。墓室東壁為車馬出行、狩獵等內容，場麵生動；後壁上部為一乘龍羽人，下部繪黃蛇、青蛇各一條，其間布以雲氣；西壁北部圖案剝落，中部為鬥雞場麵，南部為一幅女性宴樂歌舞圖。墓室券頂上展現的是一幅羽化升仙的場景：南部正中繪有一隻飛向墓門的鳳鳥，兩側各繪一條翼龍，東側龍前繪太陽、金烏，西側龍前繪月亮、玉兔和蟾蜍；北部繪有並排飛向墓門的兩隻仙鶴，其間布滿雲氣。

　　該墓是關中地區繼西安交大壁畫墓之後發現的第二座大型西漢壁畫墓，壁畫題材不僅有西漢常見的羽化升仙等內容，還出現了東漢中期以後流行的狩獵、宴樂等場景。繪畫風格也與漢代常見的“粗獷樸拙”迥異，畫麵細膩，線條纖細，所繪人物眉清目秀，具有“工筆重彩畫”的韻味。該墓的發現為研究漢代的社會生活、喪葬習俗、繪畫藝術等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8.西安財政幹部培訓中心漢、後趙墓

　　1997年2～5月，我所為配合西安財政管理幹部培訓中心（現為曲江賓館）的基本建設，在雁塔區長延堡街道辦事處瓦胡同村東清理古墓56座。其中漢墓20座、後趙墓1座。

　　漢墓可分為西漢宣帝至新莽以前、新莽至東漢建武十六年以前、東漢晚期3期。第一期為長斜坡墓道單室墓，墓道一側帶單耳室，隨葬陶器組合為壺、倉、灶、罐等（基本為棕色釉陶），錢幣僅出五銖。第二期的長斜坡墓道洞室墓既有單室（墓室兩側帶雙耳室，墓道一側帶單耳室；或墓道帶雙耳室，墓道、墓室之間帶甬道），又有雙室（前室一側帶單耳室；或前室、墓道之間帶甬道），隨葬陶器組合為倉、壺、盆、釜、甑等，錢幣有西漢五銖、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第三期分豎穴式墓道單室墓、長斜坡墓道洞室墓兩大類，後者的特點是帶有甬道或假耳室，隨葬陶器、陶俑組合為案、耳杯、碗、碟、魁、井、家畜、家禽、灶、大腹罐、壺等，錢幣主要為剪輪或磨郭五銖，另外流行鐵鏡、位至三公鏡。其中屬於第二期的M33還出土玻璃98片（含碎片），結合墓葬的規模形製來看，墓主為列侯一級的高官顯貴。

　　後趙墓為長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前室、後室、側室組成。墓內出陶器、銅器、鐵器、銀器、錢幣等隨葬品。根據墓內出土的“豐貨”銅幣（後趙石勒於公元319年鑄造），結合西安地區墓葬資料，可初步斷定該墓時代為後趙。

　　9.灞河漢代大型水上建築遺址

　　位於灞橋區段家村以西，�、灞交匯處以北，今灞河東岸的河床上。據初步調查和鑽探，遺址現存兩處：一處緊靠現河道東側，另一處在其東邊大水坑內。兩處遺址相距130餘米，均寬35餘米，為木質榫卯結構。

　　從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我所對該遺址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試掘、調查和勘探。遺址可分三個層位，即礫石層、泥沙層和細沙層。發現的木構成組排列，可分為三類：大箱體、大凹槽形木結構和小箱體。這批木構榫卯結構複雜，特別是大箱體立柱、側板和縱橫拉板之間有特殊的凹槽形板，使立柱、側板與縱橫拉板相互連接，小箱體的立柱和橫棖之間用明銷加以固定。

　　在木結構及箱體內還發現一些漢代磚瓦、陶井圈及部分陶片，出土漢五銖、銅箭頭、鐵器等文物，其中還發現了半塊粗繩紋“亭”字文磚。在箱體以外和遺址附近采集、征集到銅鈴、銅馬鐙、鐵器等文物。同時，在今河道東側發現了呈“一”字形南北排列的古樹根多個，為研究古河道的位置及木構遺址與古河道的關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證據。

　　在對遺址本身進行試掘的同時，我們對該區域內的秦漢道路和漕渠的相對位置進行了大範圍的調查、鑽探和試掘。據此，我們認識到段家村水上大型建築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好位於過去人們認為的秦漢時期的東西大道上，是出入漢長安城東麵的必經之地，與文獻記載的秦漢灞橋遺址的位置也大致吻合。遺址內包含物單純，目前發現的器物都晚不過東漢，其時代應在西漢末到東漢前期。

　　10.西安中華小區東漢墓群

　　2001年4月2日～5月20日，我所在西安市西南部的高新技術開發區的中華小區內清理古墓葬26座，其中10座為東漢墓。

　　這批東漢墓中有2座為長斜坡洞室墓，一座墓室為土洞，另一座墓室為拱頂磚室；2座為長斜坡墓道、單室、穹窿頂磚室墓，有短甬道；1座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後室四部分組成；5座為長斜坡墓道磚室墓，帶前、後室及側室。有的墓有木棺，但葬式多不清楚。

　　隨葬器物較為豐富。陶器有陶罐、鎮墓瓶、倉、釉陶壺、扁壺、案、耳杯、勺、瓢、甑、碟、盆、奩、盤、器蓋、井、灶和陶狗、陶豬、陶雞等，其中2件陶罐和1件鎮墓瓶上有朱書陶文。銅器有變形四葉紋鏡、“位至三公”鏡、牌飾、珠形飾、刀、弩機；錢幣有半兩錢、大泉五十、布泉、五銖錢。玉石器有石硯、滑石豬、玉飾、玉眼罩、綠鬆石飾。鉛器有馬銜、馬鑣、鳥形飾、泡釘。另有鐵刀、炭精飾、串珠等。

　　（三）魏晉、北朝、隋唐考古

　　1.長安區北朝、隋韋氏家族墓

　　2001年6月，我所在長安區韋曲北塬上一處下挖約3.5米的基槽內，發掘了北魏至北周韋氏家族墓3座。3墓東西並列，均坐北麵南，方形墓室，長斜坡墓道，平麵呈“甲”字形。西邊墓葬的主人為北魏員外散騎侍郎韋輝和，神龜年間（518～520年）因疾而終，春秋十八歲，永熙二年（533年）葬於京兆郡山北縣高望鄉吉遷裏之北塬；中間墓葬的主人為為韋乾，字德政，永熙二年（533年）因病而終，年二十歲，召贈雍州判史，次年遷附於父秦州使君神塋之右；東邊墓葬未發現墓誌，墓主不詳，推測與韋輝和、韋乾應為同一家族。韋輝和、韋乾墓誌均稱自己為漢丞相韋玄成之十八世孫。雖遭盜擾，3座墓內仍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東邊墓葬的陶俑時代最晚，應為北周時期。這些陶俑為北魏至北周時期的陶俑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2002年10～11月，我所在長安區郭杜鎮長裏村東配合紫薇田園都市的建設工程中，在一個下挖約4米的基槽內發掘了北周墓葬3座（M32、M33、M34）、隋代墓葬（M35）1座，它們均為韋氏家族墓。M33出土韋昭墓誌一合。M34保存較好，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土坯封門、土洞墓室組成，墓內出土韋瓚第一夫人王氏墓誌一合。M35平麵呈“甲”字形，墓室為長方形土洞，北半部有東西並列的木棺2具，仰身直肢葬，墓內出土韋□墓誌一合。這4座墓共出土器物234件（組），有鎮墓獸、武士俑、騎馬俑、儀仗俑、舂米俑、跪坐燒火俑、陶馬、陶羊、陶狗、陶雞、陶倉、陶灶、陶井、陶碓、陶罐等及金戒指一枚。

　　2.北周粟特貴族史君、康業墓

　　2003年6～10月，我所在未央區大明宮鄉井上村東的基建工地（西距漢長安城遺址5.7公裏，與北周安伽墓相距約2.2公裏處）發掘了大型北周墓一座。該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墓道為長斜坡，由5個天井和5個過洞組成；甬道、墓室之間有磚塊封門、石質封門兩重；墓室底部鋪磚，穹窿頂，其中部偏北處有一石槨。石槨為歇山式殿堂建築，麵闊五間，進深三間，外壁有各類西域風格的浮雕，內壁殘留壁畫，槨內出土石榻一個。石槨南麵的槨門上還有一長方形石題刻，分別用粟特文和漢文記載了墓主人的生平。此外，墓內還出土金戒指、金幣、金飾品等珍貴文物。經初步研究，該墓為夫妻合葬，墓主人姓史，為涼州薩保，葬於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石槨、石榻和石封門上浮雕的彩繪貼金圖像，既含有十分明顯的祆教內容，又體現出漢文化的影響。粟特文與漢文相對應的題刻，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研究粟特的文字和文化。總之，該墓為研究絲綢之路、中西文化交流、中國美術史提供了珍貴的文字和圖像資料。

　　2004年4月6日，我所在西安北二環坑底寨村的陝西人民出版社“上林苑”基建工地清理了一座北周墓。該墓坐北朝南，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墓道底為斜坡狀；甬道平麵略呈梯形，有條磚封門、石封門兩重；墓室為穹窿頂土洞，靠近北壁處有一圍屏石榻。石封門的門楣、門框上線刻獸麵、青龍、朱雀、鳳鳥、守門人物等圖案。圍屏石榻由圍屏、榻板和榻腿構成：圍屏上線刻男女主人宴坐或出行圖，並有侍女、隨從（其中有胡人形象）相伴，背景多為山巒、雲氣、水鳥、坡石等；榻板正麵線刻獸麵、四神、蓮花等圖案，兩側用雲氣紋表現出虎、鹿、羊、雞等動物形象；榻腿6個，雕成獅子形狀。石榻之上放置一具保存完整的骨架。根據出土墓誌記載，該墓的主人是康居國王的後裔，名業，字元基，曆任魏大天主、羅州使君、車騎大將軍、雍州呼樂等職，卒於大周天和六年（571年），被詔贈為甘州刺史。康業墓是目前國內發現的第七座有圍屏榻或石槨的粟特人墓葬，為研究北朝時期在華粟特人的社會生活、喪葬習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繪畫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3.醴泉寺遺址

　　根據史書記載，醴泉寺位於隋唐醴泉坊（原名“承明坊”，開皇二年掘得甘泉水，飲者疾愈，故改名）十字街西北，隋文帝於此置醴泉監，取泉水供禦廚，開皇十二年改為寺院。1986年西安西郊飛機場內基建時，發現了該遺址，考古人員對其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遺址平麵略呈“甲”字形，南北向。北邊為主體部分，方形坑體深約2米，坑內四壁用磚壘砌而成，坑底鋪青（砂）石，南壁底部正中向南有一條磚鋪、磚砌的斜坡道直通地麵。坑底中間部位有東西向排列的5個泉眼：中間一孔稍大，呈海棠狀；兩側的較小，呈圓形。此外，坑底北壁正中向內砌築一個小龕，龕內有泉眼2孔，呈圓形。這7孔泉眼與史書記載完全相符。

　　遺址內出土了大量的石刻造像，多殘，以青石佛頭像、青石菩薩頭像最多。從造型、衣飾、雕刻技法等方麵分析，這些石刻造像可分為4期，即北魏遷都洛陽後到東魏西魏時期、北齊北周時期、隋代到初唐、初唐到武宗滅佛。該遺址對研究唐長安城外郭城及佛教的興衰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4.西安西郊熱電廠隋唐墓群

　　1990年3月～1991年2月，考古隊在西安西郊熱電廠新征的300畝地範圍內（唐長安城金光門東約3公裏處）清理隋墓4座、唐墓139座。

　　這些墓葬均坐北朝南，皆為中小型墓。除6座磚室墓外，其餘均為帶有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葬形製有橫式、刀形和“甲”字形等。從出土的5方墓誌來看，最早的墓葬為隋開皇十年（590年），最晚的為唐會昌六年（846年）。這裏應是一處從隋延續至唐末的公共墓地，墓主應多為居住在長安城西部各坊裏或附近的平民，少數為中小官吏。

　　共出土隨葬品1000多件。其中陶俑280多件，有鎮墓獸、武士俑、天王俑、男立俑、女立俑、騎馬俑、伎樂俑、十二生肖俑及陶馬、陶駱駝、陶羊、陶狗、陶雞等，還有罕見的僧人俑和帶蓮花座的陶佛像；陶器180多件，有帶座罐、雙耳罐、壺、瓶等；小型三彩器（多為2.5～9厘米）14件，有騎馬俑、騎牛吹笛俑、獅子、狗、猴頭塤等，似為玩具；釉陶和瓷器類共53件，有四係罐、雙耳罐、唾盂、注子、扁壺等；銅鏡28麵和盒、釵、臂釧、帶具等銅器60件，銅鏡有圓形、葵花形、亞字形等，還有一麵菱花形銀殼鳥獸鏡；銀器7件，有釵、鐲、釧、耳匙等；錢幣300多枚，有隋五銖、開元通寶等；另有少量玉石器。

　　該墓群的發掘對研究西安地區隋唐墓葬的分布、埋葬習俗以及墓葬等級等方麵，都有重要的意義。墓內出土的各類文物包含著隋唐時期社會生活的許多信息，尤其是一個銅盒內出土的紙質印本陀羅尼經咒，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5.唐金鄉縣主墓

　　1991年8月，考古隊在灞河東岸的銅人原畔，即灞橋區灞橋鎮呂家堡村西的於家磚廠內，搶救性地發掘了一座唐代皇室墓葬。

　　該墓坐北朝南，為單室土洞墓。墓葬平麵略呈刀形，全長23米，由斜坡墓道（3個天井、3個過洞、2個壁龕）、甬道、墓室組成。墓內原有壁畫，但多已脫落，隻有墓室南壁的侍女圖和墓道東壁的牽駝出行圖保存尚好。葬具使用了石槨，等級較高。

　　根據出土墓誌記載，該墓的主人為金鄉縣主，她是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孫女，滕王李元嬰的第三女，卒於玄宗開元十年（722年），開元十二年（724年）與丈夫――蜀州司法參軍於隱（武則天永昌元年，即689年卒）合葬於此。

　　由於早年被盜，墓室幾乎被洗劫一空，所幸墓道的兩個壁龕中保存了許多彩繪陶俑。據統計，墓內共出土彩繪陶俑155件、三彩器2件，另有幾件金銅飾品等。出土的彩繪陶俑色彩鮮豔，造型生動，種類齊全，組合完整，包含了盛唐社會生活的諸多信息，是研究唐代音樂、舞蹈、雕塑、服飾藝術以及習俗、對外交流等情況的珍貴資料，具有極高的曆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例如：天王俑、騎馬女樂俑、騎馬狩獵俑等生動傳神，堪稱精品；百戲雜技俑在唐墓中極為罕見，是研究我國古代百戲雜技藝術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戴孔雀冠的騎馬女樂俑、裸袒相搏的角抵相撲俑，在唐俑中也是絕無僅有，均屬首次發現，彌足珍貴。

　　6.西安東郊白鹿原唐墓群

　　1989年以來，考古隊在西安東郊白鹿原上的秦川機械廠、灞橋區政府、華山機械廠、陝西鋼廠廢料庫、田家灣糧庫、國棉三廠住宅樓、十裏鋪等基建工地清理漢唐古墓200多座，其中以唐墓為主。

　　這些唐墓多為中小型土洞墓，坐北朝南，形製分橫式墓和刀形墓。墓道有長斜坡、豎井兩種，個別的長斜坡墓道帶有天井，有的用土坯封門。隨葬品主要有鎮墓獸、武士俑、天王俑、男立俑、女立俑、騎馬俑、馬、駱駝、牛、狗等陶俑和塔式罐、雙耳罐、旋紋罐、壺、灶、磨等陶器，也有釉陶、瓷器、銅器、銅鏡、開元通寶錢和鐵、骨、蚌、水晶、玉石等遺物。有的墓內還出土墓誌，如田家灣出土了道士曹玄濟的墓誌，是研究唐代道教文化的重要資料。

　　此外，1995年在紡織城發掘了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曹氏墓。該墓坐北朝南，由豎穴式墓道、短甬道、磚封門、方形土洞墓室組成。墓室四壁設有11個小龕（除南麵2個外，每麵3個），為拱形頂土洞式，西壁、北壁中央的小龕中有泥塑小佛像。墓室中部有方磚鋪設的棺床，棺床上有鐵棺釘和木棺痕跡，屍骨已朽。墓內出土圓形龍紋銅鏡、雙係瓷瓶、陶塔式罐、石硯、鐵香爐、鐵牛、鐵豬、琉璃器、滑石獅形香薰、墓誌等遺物。其中獅形香薰光潔細膩，純淨微透明，溫潤如玉，帶有佛教色彩。

　　2000年12月～2001年1月在紡正街向陽院住宅小區發掘了唐溫綽（夫婦合葬）、溫思□父子墓。兩墓均坐北朝南。前者為雙室洞室墓，由長斜坡墓道（有4個天井、4個過洞，在第二、三天井底部有4壁龕）、前甬道、墓道、前室、後室組成，4個壁龕內出土了風帽俑、騎馬俑、牛、駱駝、馬等大量的彩繪陶俑。

　　後者為單室土洞墓，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墓室組成，隨葬品有天王俑、鎮墓獸、陶罐、木俑、漆木器、鉛絲、小銅鏡（10麵）、鎏金銅帶具、銅帶扣、鎏金銅箔、玻璃球、玻璃碗形飾、玻璃花結、貝珠、骨器、開元通寶錢等。根據墓誌記載，溫綽貞觀七年（633年）因病而亡，夫人趙氏鹹亨元年（670年）卒；溫思□乃溫綽之子，生前被封為上柱國、司農少卿、太中大夫，武周證聖元年（695年）卒。溫思□墓年代特殊，有明確紀年，又出土大量陶俑，為研究武則天時期的葬製提供了重要資料。

　　7.唐北平郡王李過折墓（向陽公司唐壁畫墓）

　　該墓位於灞橋區洪慶街道辦事處硯灣村南約500米處。這兒地勢高阜，俗稱“洪慶原”。向陽公司在此征地800畝進行遷建工程，文物鑽探完工後，工程擱置，盜墓分子乘機多次盜掘。公安機關擒獲了盜墓賊，追回鐵牛（9頭）等文物。為了防止古墓再次被盜，2001年6月28日～2001年11月27日，我所對該墓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該墓為磚砌，坐北朝南，由長斜坡墓道、甬道和弧方形墓室（邊長4.6米，穹窿頂）組成。墓道、甬道兩壁和墓室四壁、墓頂有壁畫，但因淤土塌陷及盜墓爆破而破壞嚴重。墓道兩壁繪有手持香爐或手捧果盤的仕女，騰雲駕霧的青龍、白虎及手持劍戟的武士；甬道、墓室繪有群馬，惜剝落殆盡。這些壁畫線條流暢，神態逼真，我們已對部分進行了揭取。

　　墓道東西兩壁各有3個小龕，沒有被盜，出土了約450件彩繪陶俑，有披盔戴甲的騎馬俑、男立俑、女立俑及各種動物俑。此外，墓內出土了3頭鐵牛，加上公安部門追繳的9頭，共12頭。

　　根據甬道中出土的青石墓誌（一合）記載，該墓的主人為唐故鬆漠府都督、幽州節度副使、北平郡王李過折，他卒於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永泰二年（766年）遷葬於此。李過折史書有載，他原為契丹軍事長官，後誅其酋長而策反歸唐，唐王朝對其戰功進行了封賞。

　　8.西安地區唐三彩墓

　　近年來，我所在西安地區共發掘唐三彩墓9座。這些墓均坐北朝南，墓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唐三彩，為研究唐三彩的製作工藝、發展變化及產地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1999年6月在雁塔區曲江鄉羊頭鎮村西清理的唐三彩墓，由長斜坡墓道（有3個天井和2個壁龕）、過洞、甬道、墓室（穹窿頂土洞）構成，墓室棺床上為夫妻合葬。2個壁龕內出土了襆頭男俑、小髻女俑、騎馬俑、男侍俑、女侍俑及陶羊等三彩器17件，釉色瑩潤，造型準確。其中女俑體態修長清瘦，既有初唐風格，又有盛唐氣息。此外，墓內出土單耳銀杯、銀花飾、銀鋪首、尖狀器、“開元通寶”錢、鐵劍、鐵削、鐵泡釘等隨葬品。根據墓誌記載，墓主姚無陂為平州司倉，唐萬歲通天二年（697年）八月卒於雍州乾封縣延壽坊裏第。

　　2002年3～6月在雁塔區延興門村西的西安交通大學數碼園東興置業園區內（唐長安城延興門外）清理的唐三彩墓（M2），由長斜坡墓道（過洞、天井各3個，第一天井底部有壁龕）、前甬道、前室、後甬道、後室組成，前、後室均呈方形穹窿頂，後室西部置磚砌棺床。墓內出土了許多三彩俑、三彩器物和彩繪陶俑、瓷器、玉器、銅飾、銅錢等隨葬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描金彩繪三彩俑，其中天王俑、鎮墓獸和武官俑體形高大，做工精細，特別是在釉上施用了彩繪工藝，與以往同類三彩俑有明顯區別，是三彩製作技術上的一次飛躍。根據墓誌記載，墓主康文通出身豪門望族，萬歲通天元年（696年）七月葬於安邑裏私第，神功元年（697年）十月葬於京兆萬年縣龍首鄉界。

　　2002年4～7月在長安區陝西師範大學後勤集團郭杜校區清理的唐三彩墓（M31），由長斜坡墓道（天井、過洞各3個，有壁龕）、甬道、墓室（長方形土洞）組成，墓室西部設磚砌棺床。該墓為盛唐時期的墓葬，墓內出土了大量精美、完整的三彩俑，有鎮墓獸、天王俑、文官俑、武官俑、牽馬俑、騎駝奏樂俑、載物駝俑、胡人俑、女立俑、風帽俑、男立俑、馬、龍首形飾、象首形飾、雜技俑，題材豐富，造型生動。其釉色以黃、綠、藍三色為主，色彩淡雅，色澤瑩潤。此外，墓內還出土了單彩動物俑、彩繪陶俑等隨葬品。

　　9.高陽原（郭杜）隋唐墓群

　　高陽原位於隋大興唐長安城外西南，是當時一處重要的墓葬區。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我所配合西安光華膠鞋廠、陝西新聞中心、中緯山莊、西安郵電學院南校區、陝西師範大學南校區、飛秒工地、冰峰食品廠、紫薇田園都市、西安光機所等建設項目，在這裏清理了隋唐墓葬約400餘座（部分墓葬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長安縣文管會聯合發掘）。

　　高陽原隋唐墓葬排列比較密集，多為小型平民墓葬，也有一些品官墓葬。出土的紀年墓主要有：開皇六年（586年）青州刺史韋□和夫人皇甫氏合葬墓；

　　總章元年（668年）處士田生墓；天授二年（691年）上騎都尉秦元簡墓；開元五年（717年）、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兵部常選孫承嗣和夫人高氏合葬墓；開元十五年（727年）、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銀青光祿大夫彭州刺史韋慎明和夫人劉氏合葬墓；廣德元年（763年）鄭王友馬朝陽之妻王氏墓；大曆元年（766年）墓；貞元十年（794年）墓；元和三年（808年）朝議郎行鄭州司士參軍李□和夫人秦氏合葬墓；大中二年（848年）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行金吾衛翊府左郎將兼禦史中丞齊誌英墓；大中四年（850年）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慶州行營五千人馬步都虞侯齊克諫墓；鹹通元年（860年）贍鹺使宜春尉劉約墓；鹹通三年（862年）奉天鎮博野軍左廂兵馬使齊誌萼墓等。

　　這批唐墓出土器物豐富。尤其是西北政法學院南校區M34出土了鎮墓獸、天王俑、侍女俑、牽馬俑、陶馬、陶駱駝等彩繪陶俑，色彩鮮豔、十分精美。此外，M34還出土了三彩罐、三彩水盂、料簪、骨釵、蚌殼、銅馬鐙、鉛釵、漆盒等遺物。

　　這批墓葬的發掘為研究隋唐曆史、葬製葬俗、中小型墓葬的形製變化、出土器物的演變、墓葬的分期等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

　　（四）宋、金、元、明考古

　　1.八雲塔地宮

　　八雲塔位於周至縣縣城，原名“瑞光寺塔”，傳為唐代所建。該塔平麵呈方形，11層，為仿木結構、密簷式空心磚塔。塔內原有木構樓梯，後毀於兵燹。該塔1957年被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公布列為第二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0年9月，八雲塔地宮被盜。11月29日～12月7日，我所對其進行了清理。地宮磚砌，底部略呈方形（南北長1.48米、東西寬1.32米），四角攢尖頂（已被盜洞破壞，殘高1.35米）。地宮內置石棺和石函，皆被打開：石棺帶蓋，表麵較粗糙，未磨光；石函表麵打磨光滑，四個側麵分別以細線陰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案，風格應為唐代。地宮南壁正中有券洞式甬道（長0.8米、寬0.62米、高0.8米），甬道內用條磚砌了三道封門。第二道封門內放置了一尊漢白玉佛教造像，高42厘米，四阿式屋形頂，底部的榫頭表明其原是安插在底座上的，造像四麵皆有浮雕，當屬北周遺物。

　　此外，地宮甬道及封門磚之間發現許多銅錢和鐵錢，主要有漢半兩、五銖、貨泉、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宋元通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