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十六、西安古都建置變遷考

　　韓保全

　　西安，古稱長安，是舉世聞名的曆史古都，有周、秦、漢、唐等12個王朝在此建都，曆時1100多年，是中國七大古都中建都朝代最多、曆時最久的一個。唐末以後，西安雖然再也沒有建都，但仍是地處要衝的西北地區的重鎮。西安經曆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保留有各個階段的文化史跡，是一部沒有間斷的人類文明發展史，因此在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研究和闡明西安地區古都建置、變遷，從其榮枯盛衰探索中國曆史的演變、中外文化交流的端倪，對當今西安市的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西安地區出現的第一個都城――豐鎬

　　西安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距今110萬年前，灞河兩岸的公王嶺就是藍田猿人的家鄉。在西安地區的渭、灃、灞、�、�等河流兩岸的階地上，分布著相當稠密的新石器文化遺址：半坡、薑寨等遺址，都是典型的母係氏族公社的村落，距今約6000年，屬仰韶文化遺存；而客省莊文化遺存，距今約4000年，屬陝西龍山文化，這時已處在父係氏族公社階段。

　　西安地區原始文化繁榮，是由這裏優越的自然環境決定的。西安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南倚秦嶺，北臨涇、渭，山川秀麗，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在東經108～110度、北緯34～36度，海拔高度400米左右。這裏平原遼闊，氣候溫和，雨量適宜，有利於采集、漁獵、畜牧和農耕，適於原始人類繁衍生息。

　　我國曆史上最早的奴隸製國家是中原地區的夏朝和商朝，因而西安地區原始社會解體和步入階級社會的發展過程，可能要比黃河流域的夏、商部落稍晚一些。由於對夏文化的內涵認識不清，夏朝又無文獻可證，夏朝的勢力是否到達西安地區，尚未可知。而當商代時，西安已是殷商的勢力範圍，已無疑義。從西安老牛坡、袁家崖、藍田懷真坊等遺址出土的器物，都與中原商文化同類器物相同，沒有表現出地域性，可以認為屬於商文化範疇；而西安以西出土的商代器物，除少數是滅商時的俘獲物外，大都表現出與商文化不同的地方特點。因此可以認為：在商代，關中東部是商人直接控製的地域，關中西部則是臣服商朝的周方國的勢力範圍。

　　建立西周王朝的周族，是興起於陝西西部的一個古老部落。幾經遷徙，到古公�父時，周族由豳（今陝西旬邑）遷到岐（今陝西岐山），在名叫“周”的肥美原野上定居，社會有了迅速發展，逐步進入階級社會。到古公�父之子――季曆時，周族勢力日益擴大，已初具國家的規模。周族的發展導致了它與商的矛盾，殷王文丁殺死了季曆。季曆之子――文王昌繼立後，征服了許多小國和部落，擴大了領土，使周成為威脅殷商的強大力量。周文王積極做剪商的準備，特別是滅了商在灃水上遊的一個強大的與國崇（今戶縣），排除了東向擴張的最大障礙。為了鞏固勝利，周族繼續向東發展，文王乃“作邑於豐（今長安區灃河中遊西岸）”，繼承他的武王又在灃河東岸營建鎬京。這時周族已擁有“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政治優勢，初建的豐鎬已成為新興的奴隸製國家――周的統治中心。

　　周人遷都豐鎬，除了東擴剪商的政治、軍事原因外，也與這裏優越的自然條件密不可分。灃水是渭河的重要支流，它流經的關中平原中部是關中平原上最開闊的地帶，地勢低平，土地肥沃，適於農耕。這裏曾是關中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最密集的地區，加之崇國經營多年，已具相當的經濟基礎。在此基礎上繼續開發，當然易見成效。與西岐相比，周原雖美，但地勢高亢，無水利之便，極易受到旱災的威脅。從發展農業生產來看，周原不如灃水兩岸優越：國都所在，人口集中，必須首先顧及城市用水、用糧的問題，灃河兩岸就有利於這些問題的解決。

　　豐、鎬二京位於灃河兩岸，近在咫尺，隔水相望，文王建都豐京後，武王為什麽要另建鎬京呢？這是由於豐京位於灃水、靈沼河之間，南北狹長，進一步擴建顯然會受到限製。所謂“武王都鎬京，為四方來朝者，豐不以容之。”豐京不足以容納四方之眾，就隻能向地勢開闊、平疇沃野的灃水東岸發展，而另建鎬京。周人雖然將統治中心移到鎬京，但豐京並未廢棄，還留有宗廟。每逢國之大事，周王都要徒步到豐京去祭告祖先。可見豐、鎬二京實際上是一個城市的兩個分區，灃水縱貫其間罷了。

　　豐鎬是西安地區第一次出現的城市建設。武王自鎬出兵伐紂滅商後，建立了東臨大海，西至今甘肅，南至長江以南，東北至今遼寧的地域龐大的國家。豐鎬也就成為西安地區第一次出現的全國性大都會。

　　周王朝為了加強對關東新並入的殷商故地的統治，采取了分封其王室宗族、功臣部屬為大小諸侯的政策，先後建置七十一國。這種“封邦建國”實質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部落殖民。為加強周王室中央的權力，利用宗法製度，尊周天子是天下諸侯的共主，諸侯要定期朝見納貢。周的王都豐鎬被尊為“宗周”，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但豐鎬畢竟離東方較遠，有鞭長莫及之虞。故營建了東都――洛邑（今河南洛陽）作為就近控製東方的政治、軍事重鎮，與豐鎬形成犄角之勢。

　　西周後期，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公元前841年在豐鎬發生了驅逐暴君厲王的“國人暴動”。至周幽王時，寵愛褒姒，因太子廢立，申侯勾結犬戎，攻入豐鎬，幽王被殺。由於周室衰微，豐鎬又在戰火中遭到嚴重破壞，並受到犬戎的嚴重威脅，繼立的周平王乃於公元前770年被迫東遷洛邑，這便是東周。

　　周都豐鎬的湮沒過程，未見古史有詳細記載。豐鎬的大部分建築，可能毀於幽王被殺的戰火中，後因平王東遷而衰落。鎬京的廢棄似乎較早些，古史中未見鎬京在西周以後的記載，今鎬京遺址內也未見東周的文化遺存。且據《詩・黍離篇・毛序》說東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來看，鎬京已完全荒蕪了。豐京的湮沒年代較晚，據《左傳》僖公十五年記載，在秦伐晉之役中，生俘晉侯，曾將晉侯舍諸“靈台”，杜注“在京兆�縣，周之故台。”可見豐邑在東周時仍保留著部分建築。到秦始皇時，豐鎬故址已完全廢棄荒蕪了。

　　根據考古資料，豐京遺址在今長安區東以灃河為界，西至靈沼河，北至客省莊、張家坡，南至馮村、新旺村一帶，鎬京遺址則在灃河東岸的昆明池遺址西北的落水村、上泉村、普渡村、花園村和鬥門鎮一帶。但這些地方除發掘到宮殿建築、一般房舍、手工作坊、中小型墓葬外，始終沒有發現城牆遺址。從漢儒對作為祭祀祖先的宗廟、朝會諸侯的殿堂和宣揚教化的學宮，即所謂西周明堂辟雍製度的陳述來看，這些建築的外圍都有水環繞，為的是“以節觀者”，對此無論漢儒如何附會，都不能掩蓋這是原始的防禦設施這個基本事實。再從半坡原始村落外的防護壕溝印證，可以推想，西周的豐鎬可能並沒有城郭建築，有的僅是防護壕溝罷了。至於豐鎬在平王東遷後，就完全廢棄湮滅，可能不隻因為戰火的嚴重破壞，也是城市發展的原始性質所決定的。豐鎬作為西周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中心，城內居住的除奴隸主貴族外，主要是為其服務的奴隸工匠和拱衛京師的軍人。由於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低下，商品交換尚不發達，城市缺乏經濟的依托，還沒有或很少有相對獨立於奴隸主的商人或其他城市居民，所以隨著周室的衰微東遷，而旋即廢棄湮沒了。

　　二、中國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的首都――鹹陽

　　秦人興起於渭水上遊的甘肅天水一帶，西周時期的秦人還處於部落聯盟階段。平王東遷後，關中落入諸戎之手。秦人隨著國力的發展，不斷沿著渭水而下，向東擴展驅趕諸戎。同時也多次向東播遷其都城，至秦德公時卜居雍城（今陝西鳳翔縣南），在此建都294年，是秦人建都最長的地方。雍適在周原近旁，秦人不循周人舊跡而卜居岐下，選擇了雍，是有原由的。正如《史記・貸殖列傳》指出的：“秦文、孝（德）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就是說雍是控製東西交通的樞紐和通往巴蜀的咽喉，是來往商旅的必經之地。秦穆公時雖滅了十二戎國，辟地千裏，成為西戎霸主，並且戰敗了晉國，擴地到了黃河邊上，成為西方大國，但仍被華夏諸侯視作戎狄之國，不得參與盟會。所以這時的秦人主要是以並滅西周末年入據關中的諸戎來強化對關中的占領，並開拓經營隴蜀以鞏固、擴大後方腹地為戰略目標，尚無力與華夏諸侯爭霸。因而把都城建在這個東西交通樞紐、控製巴蜀的要衝，又有商賈之利的雍城，是最合理的選擇。

　　到了戰國初年社會大變革的時期，各國都變法圖強，鬥爭更加激烈。這時實現了並滅諸戎、後方安定的秦國，已有飲馬黃河、問鼎中原的雄圖，而其向東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最先變法、最為富強的魏國。這時魏又重新占領了河西地，並築少梁城（今陝西韓城南），置河西郡，任名將吳起為河西郡守以拒秦。秦國失去了河西和黃河防線的天然屏障，被迫退守洛河一線，在軍事上已處於劣勢。在此緊急關頭，秦靈公居涇陽（今陝西涇陽縣境），秦獻公更城櫟陽（今陝西臨潼櫟陽鎮），即把國都遷到與魏爭取河西的前線，以應付緊迫的軍事形勢。經過長期鬥爭，秦國逐漸取得勝利。恰好，魏國為與韓、趙、齊、楚爭霸中原，將國都由安邑（今山西夏縣）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形勢為之一變，魏對秦的威脅已基本解除。這樣，鬥爭焦點由今河西地轉到了函穀關東，秦人要大展問鼎中原的宏圖了。秦人為爭河西地而設的臨時都城――櫟陽，已經完成了其曆史使命。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把國都由櫟陽遷到了“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利諸侯”的鹹陽。主要從軍事形勢需要而抉擇的櫟陽，地處高原，距渭水較遠，且無險可憑，又近鹽鹵之地，從交通、水源及經濟上都不適應一個大城市的要求。與此相反，鹹陽所據的優越位置，恰好彌補了櫟陽的不足。

　　秦鹹陽故城在今鹹陽市東15公裏處的長陵車站、窯店鎮與西安市北郊草灘農場一帶。這裏位於關中平原的中心地帶，大片良田沃土早已為人們所開發，是一個農產豐富的“奧區”。加之北依高原，南臨渭河，是關中東西交通的樞紐，正當水陸津梁，既有漕運之利，又據戰守之險，東出函穀可與諸侯交鋒，又能兼顧與宿敵魏國河西之爭。因此，定都鹹陽是秦國因變法圖新，國力強盛，從河西之爭苦於防魏的守勢到雄視關東、橫掃六合、實現統一宏圖的戰略轉移，也是使秦國政治形勢、社會麵貌發生根本變化的轉折點。

　　自秦孝公遷都鹹陽，從“築冀闕宮廷”始，經過秦惠文王、秦昭王至秦莊襄王幾代幾十年的經營擴建，鹹陽已成為一個規模宏大、宮殿壯麗、苑囿廣袤的大都會。

　　秦始皇繼先世之餘烈，據崤、函之固，擁關中、巴蜀膏腴之地，內修法度，獎勵耕戰，舉賢任能，遠交近攻，經過十年征戰，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完成了統一偉業。鹹陽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的首都。

　　秦始皇廢分封，立郡縣，徙六國貴族豪富十二萬戶於鹹陽。並以鹹陽為中心，修築馳道，使鹹陽成為帝國的政治、軍事中心。但作為一個空前遼闊的統一國家的首都，地處渭水之濱的鹹陽，要順應曆史形勢，迅速發展，卻受到其地理位置的限製。

　　鹹陽北靠高原，南臨渭河，平原麵積有限，向南發展又受到渭水的阻隔。這種地理條件限製著大規模的宮殿和城市設施的建設，無法容納迅速膨脹的人口。另外鹹陽雖然地處關中東西交通的樞紐，但渭水在鹹陽附近折向東北，正好是關中東西大道的分界，自古以來人們東去西往都在此渡渭。因為西行的走渭河北岸更為便捷，沿渭河可達秦的舊都雍城，這裏也處東西交通的要衝，西可通隴右，南可抵巴蜀。向東則以渭河南岸為順暢，這裏地勢平坦，可直出崤函關隘，抵達中原。秦統一前是以隴蜀為廣大腹地，東向與諸侯交鋒，向西的交通不容忽視。但在統一後，最重要的莫過於鞏固對關東六國故地的統治。秦始皇多次東巡，又在渭南修東通函穀關的“枳道”和向東南的“武關道”，為的就是東出函穀以控齊、燕，南出武關為製吳、楚。向渭河南岸發展，也是這種戰略形勢的必然要求。

　　“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於是始皇以為鹹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實際上鹹陽對麵的渭水南岸，平原��，河網密布，是關中平原最精華的地域，又是周人早已經營建都的地方。所以在秦惠文王時就開始在渭南營建宮殿、寢廟和苑囿，但政治中心則依舊在鹹陽。而秦始皇所謂的“朝宮”，即指工程浩大、數年不能完工的阿房宮，這決非一般離宮別殿可比，而是皇帝朝會天下的政令中心。所以秦始皇是根據完成統一大業後的新形勢，為鞏固國家統一，決定將政治中心由渭水北岸的鹹陽，移向交通更加便利、自然條件更為優越的渭河南岸（今西安市三橋鎮南）。

　　阿房宮營建了五年，尚未完工，這反映了為體現統一國家政治中樞的氣魄和至高無上的皇權的威嚴，而所規劃設計的工程的浩大與繁難。是否因阿房宮尚未竣工，而秦的政治中心仍滯留鹹陽呢？看來不是這樣。因為在統一六國的次年（公元前220年）就在渭南營造了一座巨大的信宮，信宮事實上已成為皇帝舉行慶典，朝會群臣的大朝之所，其地位之重要有取代鹹陽宮之勢，所以《三輔黃圖》竟說“信宮亦曰鹹陽宮”。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淳於越與李斯關於封建與郡縣的爭論，而引起“焚書”的文化劫難，就是在信宮發生的。再從阿房宮遺址所在的西安三橋鎮南高窯村出土的秦高奴銅石權上所鑄刻的三段銘文來看：第一段是鑄文，應是秦統一前，由秦朝廷發往上郡高奴縣（今陝西延川縣）使用的標準衡器；第二段刻的銘文則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後，經過重新檢定仍發還高奴縣使用的記載；第三段銘文也是刻的，則是秦二世繼位後該器再加檢定的記錄，因未及發還高奴縣而秦亡，故此權在阿房宮遺址出土。這似乎說明秦朝廷的一些衙署，也隨著“朝宮”而至渭河南岸辦公了。

　　鹹陽在秦孝公奠定的基礎上，經過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和秦始皇六世二百餘年的營建，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順應形勢的發展，跨越渭河，將政治中心南移，擴大了都城建設，形成了“渭水貫都”的宏大規模，成為全國最大的都會。隨著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劉邦、項羽相繼入關。項羽用一把仇恨的烈火，使鹹陽這一代都城，化為灰燼。

　　三、世界古代東方的文明中心――漢長安城

　　公元前202年，劉邦已取得對項羽的軍事勝利，即皇帝位，建國號為“漢”。關於都城的選址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隨劉邦從豐沛起義，建立軍功的大多是關東諸地的人，所以在劉邦的文武權貴中，主張建都洛陽的占大多數。他們認為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函，背靠黃河，麵對伊河、洛河，地形有利，位置居中且曾是東周的故都。但一個戍守隴西的老軍人婁敬，求見劉邦，就定都問題力排眾議，而主張建都關中。他指出洛陽雖位居“天下之中”，但作為國都，地理形勢就不理想。因為其周圍腹地狹小，田地瘠薄，打起仗來，四麵受敵，從軍事上講不是用武之地。周平王是由於諸戎的侵逼，周室衰微而被迫遷到洛陽的。而關中的形勢則不然，它左有崤函之險，右有隴蜀可依，腹地麵積廣闊，土地肥沃，堪稱沃野千裏。關中西南有富饒的巴蜀，西北有廣闊的胡苑，具有交通貿易之利。南、北、西三麵有天然的屏障，而東麵則進可攻、退可守，足以製服關東諸侯。天下安定時，可以通過黃河、渭河的漕運，把東部的糧帛、資財運到關中，供應京師。如諸侯叛亂，則可率軍順流而下，以控製形勢。因此他歸結說“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婁敬的遠見卓識得到了留侯張良的支持。劉邦權衡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最後接受了婁敬和張良的意見――定都關中。

　　可能由於鹹陽遭到徹底的毀滅，已無法繼續居住，故劉邦將都城臨時安置在秦故都櫟陽。他沒有費力去清理鹹陽的灰燼，而是在開闊的渭河南岸――秦時的長安鄉營建新都，這是既充分認識到了渭南地形的優勢，也沒有因襲秦始皇建在鄰近豐鎬的阿房宮。因充分考慮了城市用水、交通漕運的方便，而靠近渭水。也從城市防衛的需要，選擇以龍首原為基地，順勢向北展開，直抵渭濱。將主要殿堂都分布在龍首原上，控製了全城的製高點，造成高屋建瓴之勢。千餘年後，李好問登上未央宮神明井上的故址時，不禁發出了“使人神誌不覺森竦！”“當時樓觀在上，又當如何”的慨歎。

　　漢長安城由蕭何主持領導，陽成延負責設計施工。先以秦的興樂宮為基礎，興建了長樂宮，作為皇宮。長樂宮建成後，劉邦即由櫟陽遷都長安。同時又以秦的章台為基礎，興建了未央宮，其主要建築有東闕、北闕和前殿。此外在長樂宮和未央宮之間，修築了武庫。在長安東南建立了太倉，使長安初具規模。惠帝劉盈即位後，才開始營建長安城城牆，先後兩度征召長安周圍600裏之內的勞力築城。至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長安城才告竣工。

　　漢長安城平麵略呈方形，周長22.69公裏，城垣麵積約合36平方公裏。每麵城牆各開三門。城北緊鄰渭河南岸，此段渭河為西南向東北流向，岸邊之城牆與河道平行，故北牆不能不有曲折和向東北斜行；南牆由於宮殿建築在先，為了把宮殿包入城內，也不能不有曲折。後人因而有其象征“北鬥”、“南鬥”的附會。由漢初到武帝，在城北修了北宮、桂宮、明光宮。漢長安城宮殿布滿南半部分，並占了北半部的大半，占全城麵積的2/3以上；城的西北部為官府手工業區；而一般民居住宅分布在長安城北部及東北一隅。這種布局充分反映了為帝王、貴族和官僚服務的封建城堡的性質。

　　由於秦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所限，還形成不了聯係全國各中心市場的經濟中心城市，也沒有形成高度集權的政治中心。秦始皇用軍事征服的手段，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政體，但隻存在了十多年的時間，旋即土崩瓦解。所以漢長安城與周豐鎬、秦鹹陽相較，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統一國家首都中，第一個真正擁有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大都會。

　　“漢承秦製”建立了皇帝至高無上、大權獨攬的封建主義專製體製。皇帝通過中央到地方龐大的國家機器，牢固地控製著全國。西漢一代200年間皇帝居處的未央宮，一直是全國的政令中心。由於長安作為西漢王朝首都的政治地位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聯係逐步形成的洛陽、宛、邯鄲、臨淄、成都等全國商業大市場的商業流通的樞紐。長安又是西漢時代全國學術活動的中心：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培養全國選送深造的學生常達三千人；未央宮內的天祿閣、石渠閣是收藏圖書資料的國家圖書館、檔案館。長安城中人文薈萃，詩賦歌舞、音樂繪畫、建築藝術等各個領域都充分反映出西漢王朝文明昌盛的時代風貌。

　　漢長安城又是一個名聞於世的國際都會。張騫通西域，開辟了世界東西方文化交流、商業貿易的大道――絲綢之路，長安是這條大道的起點。絲綢之路溝通、聯接了長安與羅馬，使這兩個當時世界東、西方的文明中心交相輝映，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有深遠的影響。漢朝政府還設立大鴻臚專門管理對外事務，在長安的槁街設立了接待外國賓客的宅邸，這都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和民間的友好往來。

　　西漢在長安建都傳11世，曆時210年，被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新朝存在了15年，就在農民起義的烈火中敗亡。長安城遭到赤眉軍的焚燒破壞。渭河北岸的西漢諸帝之陵被盜掘，陵邑被夷平。

　　漢光武帝劉秀獲得了農民戰爭的果實，重新建起漢朝的統治。由於長安城遭受兵火的破壞，大亂之後，關中經濟也被嚴重摧殘。而洛陽地位適中，交通便利，漕糧順暢，從經濟角度後者為優。而且劉秀所依靠的是一個以南陽豪強為基幹的豪強集團，在原來西漢的統治集團中缺乏影響力，故雖有還都長安的動議，但把都城建立在其政治權力的腹地洛陽，是勢在必行的。東漢建都洛陽後，對故都長安仍十分重視，把長安稱作“西都”或“西京”，在長安設立京兆尹，作為直轄東漢朝廷的特別行政區。對長安也進行了維修，皇帝不時巡視長安，祭祀西漢帝陵。長安遭受毀滅性破壞是在東漢末年，董卓的部將在長安城內攻掠燒殺，使長安遭到空前的浩劫。

　　西晉永嘉亂後，我國北方處於戰亂紛爭的割據局麵。西晉、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先後仍以漢長安城作為都城。對長安城雖也屢有修葺，但都無力大規模營建。因此，漢長安城終未恢複昔日的盛況。

　　四、氣勢恢弘，繁榮昌盛的國際都會――隋唐長安城

　　隋文帝楊堅篡奪北周政權，建立了隋朝。他認為一個新興的王朝，不能因循在前代殘破的舊宮室中，而力圖改創新都。

　　從實際考察隋建新都的原因，一是漢長安城自漢初建至隋已曆780餘年，屢經戰亂，凋殘日久。後雖有修葺，但規模狹小，已不足使用。二是漢長安城靠近渭河，地勢低平，用水固然方便，但地方水位太高，造成地麵潮濕時有水患。三是漢長安城，水已鹹鹵難以飲用，不甚宜人。因此決定舍棄漢長安城，另辟新址，營建新都。

　　新都的城址，選定在漢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之南（今西安市區）。選在這裏的原因，如營建新都詔書所說：“龍首原山川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這裏地勢高敞，地形東南高西北低，原野開闊伸展。離開了渭水，不但避免了地勢低下，易遭水患，又避免了使都城不足以展開的缺點。新都的西北部仍有灃、渭的水源，東南部則又辟�、灞的水源，可謂左右逢源，獲得更豐富的水源。另外也反映了周秦時代重視岐雍，而憑灃、渭以控東西交通，自漢唐以來則以控製關東為重，故憑灞、潼而控製東西交通的特點。

　　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開始營建新都，因為楊堅曾被周明帝封為“大興公”，所以命名新都為“大興城”，唐興後改名為“長安城”。大興城的修建是由左仆射高�總領其事，太子右庶子宇文愷為總設計師，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賀樓子幹等也參與其事。他們對新都建設，提出了一個周詳的總體規劃和縝密的規範製度，不僅繼承了前代都城的傳統製度和建設經驗，特別吸收了北魏洛陽城和曹魏鄴城的布局特點，而且又充分體現了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中央官署的擴充、加強防衛的要求和文化昌盛的需要，而不囿於舊製，開創了我國都城建設的新局麵。歸結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隋唐長安城氣勢恢弘、規模空前，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城。它略呈方形，郭城周長36.7公裏，全城麵積達84平方公裏，它的麵積比漢長安城大2.4倍，比北魏洛陽城大1.2倍，比隋唐洛陽城大1.8倍，比明清北京城大1.4倍，而比明西安城大7.3倍。也比公元447年建城的拜占庭大7倍，比公元800年建城的巴格達大6.2倍。隋唐長安城不隻規模宏大，而且結構更趨合理，改變了秦漢及其以前都城建設隻著眼於議政的朝堂、皇帝居處的宮殿苑囿、百官衙署而忽視市集和民居的規劃建設，造成城市結構性弊端。漢長安城宮殿區占全城麵積的2/3以上，而民居、市場占全城麵積不到1/3.隋唐長安城則順應曆史發展的趨勢，考慮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現實，使坊裏市集的居民住宅區擴大，占全城總麵積的80%以上，而宮殿建築與百官衙署占全城麵積的10%多一點，這無疑是我國都城發展史上的一個進步。

　　其次，隋唐長安城是依照一個製度精嚴、設計周詳、布局井然的總體規劃施工建設的。全城由宮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組成：宮城是皇帝居處的宮殿建築，位於郭城北部正中；其南即為皇城，是百官衙署所在；外郭城則以宮城、皇城為中心，向東、西、南三麵展開而建，這裏分布著寺院道觀、貴族官邸和一般民居。這種布局打破了以往傳統的“前朝後市”的格局，而將宮城與市裏的位置互易，變成宮城在北，市裏在南。將宮城置於郭城北部中心地位的安排，既突出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又可利用背靠龍首原的有利地形，使宮室禁苑控製都城的製高地段；宮城東、西、南三麵又有坊市的拱衛，可有效地加強宮城的防禦。另外這種布局也改善了以往都城建設隻重宮殿朝堂，缺乏整體規劃，致使宮殿、衙署與居民住宅混雜的狀況。正如《長安誌》指出的：“自兩漢以後，至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民，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止。公私有便，民俗齊肅，實隋文新意也。”這的確是隋唐長安城創新之處。

　　第三，隋唐長安城采取中軸縱貫區劃，左右均衡對稱，坊裏排列整齊，方正封閉，棋局式的規劃布局。在外郭城有東西向的大街14條，南北向的大街11條，兩者相應交錯，將外郭城地區分劃為網格式地段。每個網格即為一個裏坊，全城共計110個坊和2個市。全城又以縱貫南北中央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中分區劃：街東有55坊（曲江占去2坊，實際為53坊）和東市；街西有55坊和西市。朱雀大街東西兩側坊市的數目、位置的排列、麵積的大小、形製的規範和封閉的坊牆，都左右對稱，相互均衡，彼此相同的。對這種棋局式的整齊布局，唐代詩人白居易生動地描繪道：“千百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第四，隋唐長安城在規劃布局時，注意利用自然地形加強都城的防衛。隋唐長安城位於龍首原南麓，地勢東南高西北低，城內又有龍首原的六條餘脈，隱起於地平，自東北向西南形成六條高坡，這給城市的規劃帶來困難。但宇文愷巧妙地在六坡經過的地方，分別置宮殿（宮城），立百司（皇城），各坊有坡頭之處皆為官衙、王宅或寺觀以據。這不僅突出了這些建築的高大雄偉，增加了城內的層次和立體感，而且也嚴密地控製了城內的製高地段，有效地加強了都城的防衛。唐初又建大明宮於城北龍首原上，舉行朝會大典的含元殿“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天晴氣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視如在檻內。”由此可以掌握京城的全局。

　　總之，隋唐長安城是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的偉大建築工程，是我國城市發展史上空前的創舉。它對我國後世的都城，如宋汴京、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設計，甚或鄰近國家的都城建設，如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有很大影響。

　　隋唐時期，特別是唐代，國勢隆盛，聲威遠播，首都長安，名聞天下。其文明繁華之程度，也遠非秦漢之鹹陽、長安所能企及。長安不隻是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而且是人文薈萃的文化都會，學者藝人雲會京師，詩詞歌舞盛況空前，國子監有中外學生八千人。長安城也是各種宗教，特別是佛教的重地。長安城還是交通頻繁、賓客輻湊的國際大都會，最盛時全城人口達百萬之眾。城內有來自各國的使節、學者、高僧、藝術家和留學生，興旺通暢的絲綢之路上來往著中外客商。繁榮昌盛的西市，胡商多達數千人。他們在長安城譜寫了東西方許多國家文化交流、民間友好往來的美好詩篇。

　　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於廣明元年（880年）攻克長安，建立了“大齊”政權。義軍進長安時，“九衢三內，宮室宛然。”而唐末藩鎮軍閥間的混亂，使長安城遭到嚴重的破壞。特別是天�元年（904年）朱溫強迫唐昭宗東遷洛陽時，對長安城進行了毀滅性的摧殘，使營建了三百年的壯麗京華，頓成一片瓦礫。

　　唐末由於長安城破敗空虛，遂棄外郭城和宮城，就皇城縮建。宋元基本沿襲使用。明初改稱“西安”，在舊城垣的基礎上進行了擴建，即今日所見之西安明城。

　　自西周以來，十幾個王朝陸續在西安地區建都，固然都由於關中的優越地形，四塞險固。然唐末以後，這種地理形勢依舊，卻再未在此建都，可見還有其他曆史、政治、經濟的因素。

　　首先是由於我國社會經濟重心的南移。都邑的建立，離不開經濟的條件。關中的渭水平原，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自古經勞動人民的長期開發，沃野千裏，被稱作是“九州之上腴”。關中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全國經濟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是全國的首富地區。所以司馬遷說：“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這是在長安建都的重要原因。但隨著曆史的發展，疆域的擴大，而有相對的變化。上麵司馬遷所說的是指周、秦時的情況，那時關中確實糧豐勢固。但到西漢初，長安人口眾多，西北邊防用糧劇增，關中糧食無法自給，已需漕運山東糧食補充。漢宣帝時“歲增關東�四百萬斛，以給京師。”這時的黃河中下遊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兩漢末年戰亂，關中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而南北朝以來，江南、江淮地區得到開發，經濟地位日起，關中地區在全國的經濟比重已遠不如秦漢時期那樣。到隋唐初期，由於京城規模空前，為解決京師浩繁的需費和西北邊境軍糧的供給，而更加依靠渭水的漕運。當時關中雖仍號稱“沃野千裏”，然而“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所以關中漕運與都城長安的經濟生活與中央政權的穩定關係甚大。每遇水旱災荒，長安就物價飛漲，米鬥千錢，不但百姓難以存活，連皇帝也不得不率文武百官就食洛陽。因為洛陽的地位適中，交通方便，江淮、江南的漕糧都集中於此，所以皇帝到洛陽就食，當時就有“逐糧天子”的譏嘲。中唐以後，迅速開發的江南、江淮已成為國家的穀倉。國家的經濟重心南移，已形成南重北輕的形勢。中國的政治中心也隨之東移，遠離經濟中心的長安遂失去了領導全國的首府地位。

　　其次是國防形勢的變化。凡在中國實現一統的王朝，一方麵要牢固地控製中原，一方麵要注意控製長城線，抵禦和組織進擊周邊遊牧民族統治集團對中原的侵擾，以屏護黃河中下遊的農業生產。在唐代以前，中國的邊患多在西北和正北，如周時的戎狄、秦漢時的匈奴、魏晉時的鮮卑、隋唐時的突厥。所以關中是控製內部與抗禦外患最理想的樞紐所在。關中地處東西交通的要衝，也是外來壓力的對象，從國防觀點也最宜建都。可以說，唐以前，關中和長安就是全國最強大、最重要的國防要塞，軍事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曆代統治者都把占據關中、立都長安視為圖位爭霸和其政權興亡的關鍵。但在唐以後，國防重心則向東北移動，因為中國的邊患多來自東北，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所以抵禦外族入侵的國防要塞的位置，自然由以長安為中心的西北位置轉移到以北京為中心的東北位置了。

　　第三是中外交通路線的改變。漢唐以來的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文化交流與友好往來的最主要的通道，長安是這條傳播文明與友誼之路的起點。特別是唐代，空前繁榮的絲綢之路向沿途更廣闊的地域伸展，使長安以西唐朝境內12000裏的絲綢之路沿線“閶閭相望，桑麻翳野”。可是到了中唐以後，受到吐蕃、回紇等少數民族武裝的幹擾，中國與西域、歐洲的交通被阻隔起來。所以唐代中期以後，對外交通從內陸的絲綢之路轉向海上的絲綢之路。由於江南的開發、沿海經濟的發展、航海術的日趨進步，當時浙江的明州（寧波）、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江蘇的揚州等城市已成為中國與亞、非、歐各地人民交通往來的重要門戶。宋元時代的泉州，成為人口達百萬以上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而長安則淪落為與外阻隔的閉塞的內陸城市，地位自然也一落千丈。

　　長安崢嶸的往昔已成為過去，但西安仍為西北之重鎮。在緬懷這個曆經治亂興衰的古都變遷曆史之後，應該看到隨著東起連雲港、西至阿姆斯特丹，橫跨歐亞大陸的遠遠超過昔日絲綢之路的鐵路大動脈的開通，古都西安恢複以至超過漢唐文化的聲威榮耀，當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