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十三、灞河漢代大型水上建築遺址的調查、勘探與試掘

　　楊軍凱 王磊

　　灞河是關中東部的著名河流，最晚在西漢時就建有灞橋。2000年7月，西安市灞橋區段家村農民在村西�、灞交匯處以北，今灞河東岸的河床上挖沙時發現水上建築遺址。該遺址位於今堤岸水平線下8米處，有大量古木構建築遺存。現存遺址由兩處組成：一處緊靠現河道東側，另一處在其東邊大水坑內。兩處遺址東西相距130餘米，南北寬35餘米，為木質榫卯結構。自2000年7月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分三階段開展工作，對該遺址及周邊地區進行了調查、勘探，並對遺址的局部進行了試掘。

　　一、調查與收獲

　　段家村灞河水上大型建築遺址地處秦漢交通要道，與《漢書・王莽傳》、《三輔黃圖》、《水經注》、《長安誌》、《雍錄》等文獻記載的秦漢灞橋遺址及漕渠遺址位置大致吻合。由於該遺址麵積較大，結構複雜，加之試掘麵積有限。我們認為要確定其性質，除了深入分析遺址本身結構，還需要進一步確定該區域內的秦漢道路和漕渠的相對位置。鑒此，2001年1～3月，我們對該遺址東西兩側進行了古遺址、古道路及漕渠等相關問題的調查。調查是在以漢城宣平門――段家村遺址――新寺遺址――灞橋區與臨潼區交界處的漕渠遺址為中軸線，南北延伸約4千米的範圍內展開的。在這一區域內，我們跑遍了每一個自然村，重點查看了地麵夯土遺跡、台地斷層處及挖沙取土地區，並對此認真勘察、拍照，將遺址具體位置在萬分之一等高線圖上逐一標明。同時走訪了當地村民，采集了各種標本，詳細登記了出土物。

　　在漢長安城至灞河西岸之間，我們調查了青西村的宣平門遺址、北玉豐的清明門遺址、樊家寨的霸城門遺址、北李村遺址、閻新寺遺址、聯合村磚場東北斷崖處夯土遺址、袁樂村磚廠南端建築遺址、譚家鄉北十裏鋪村南漢代金餅窖藏等十餘處遺址，還調查了王前村劉進夫婦墓、薛家寨漢代墓葬區，魏家灣墓群、鄭王村墓群、徐家灣漢墓、帽珥塚漢墓、趙村漢墓、鄭家寺漢墓、西安紙板廠漢墓等墓葬十餘處。

　　在灞河以東至灞橋區與臨潼交界處，我們調查了下橋梓口漢墓，新寺遺址，上雙寨漢墓，新築墓群，董家村廢昌陵遺址，油王村至洪慶堡之間的芷陽故城遺址、洪慶堡遺址及秦東陵區，陶家村至新合村之間的並渭漕渠遺址，千村建築遺址，棗園窯址，薜家夯土建築遺址，上雙寨遺址，蘭村建築遺址等。

　　通過調查，我們認識到段家村水上大型建築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東距漢城宣平門9千米，西距漢新寺遺址3千米，東西一線，正位於過去人們認為的秦漢時期東西大道上，是出入漢長安城東麵的必經之地。周圍秦漢遺址、墓葬分布密集，涉及許多重要的曆史事件和人物。這不僅使我們對灞河兩岸遺址、墓葬的分布情況及相對位置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而且新發現了幾處重要的遺址，如北李村遺址、城運村南北向古道路遺址、袁樂村夯土遺址、張千戶村至徐家灣之間的古河道遺址等。此外，對曆來爭議較大的新寺遺址也有了一定的認識，確定其時代上限應為西漢，但是否為文獻記載的魏晉時期的霸城遺址尚須做進一步的工作。

　　二、勘探與收獲

　　為了進一步弄清遺址的性質、結構及其與周圍古遺址、古道路及漕渠等相關問題之間的聯係，根據有關專家建議，2001年2～5月我所組成專項調查勘探隊，對該遺址東西兩側的古遺址、古道路及漕渠等相關地段進行了勘探。勘探工作分三個階段，以5×5平方米為單位，中間另加一孔梅花點的方式探查。

　　1.灞河西岸

　　鑽探範圍北起北辰村，南至帽珥塚，西到漢城，東至灞河西岸。鑽探麵積14（050+90）萬平方米，經過青東村、青西村、鹽張村、北李村、蔡家村、張千戶、河止西、西航公司、聯合村、鄭家寺、任家寨、伍家、袁樂村、下水腰村等自然村。共探查道路、河道各3條和遺址12處、古墓10餘座。先後有14人參加鑽探，走訪村莊30多個。

　　在漢城附近地區，鑽探範圍西距漢宣平門500米（青東村以南），經鹽張村、楊家村、全家村到蔡家村。初步探明此區間東西、南北有大量淤積土，並夾雜細沙，距地表2米出現細沙層，很可能有古河流或水渠通過。此外，在緊靠現東西向公路的南邊發現古道路一條，西距宣平門500米。道路東西長300餘米、南北寬18米，距地表0.5米，厚1.1米。其下還有一層路土，厚0.4米、寬30餘米，再往下為沙層。種種跡象表明，這很可能是一條東西向的路土堆積，未向東延伸可能是人為或河渠破壞所致。

　　在西航公司至灞河西岸發現古道路3條。其一為東西走向，長3000米、寬3米，距地表0.6米，土層灰黑，包含碳渣、灰燼等。由下水腰灞河渡口起，經任家寨、五家、西安紙板廠、車家堡、徐家堡到官大路很可能為民國前後的官一路，走向和現在的村級公路相同，部分壓在現在路基下。其二為東北、西南走向，長1000米、寬13餘米，距地表深0.6米，路土厚0.3～0.4米，土層分明，土質較為純淨，由團結村起，經塚珥王、汙水渠、帽珥塚土壕至鐵路西龍鋼廠東圍牆下。其三為南北向道路，在塚王村南、電石廠南圍牆外，長12米、寬3米以上，路土距地表0.5米、厚0.6米，南端中斷，似為衝擊溝或人為擾亂。

　　在灞河西岸的漕渠長6500米、寬110餘米，河床寬90餘米，地表下0.8米處見河道於積土，3米以下見沙，經由北辰東南灞河古河道處向西緊貼高速路北邊，經河道村、溝上村，過汙水渠在聯合村西端繞大彎，斜向西航公司生活區東南，再拐彎順西航公司廠區部南，經張千戶到河止西村，向南拐向蔡家村、楊家村、城運花園人工湖西端，流經農科院到漢城附近。由於漢城附近的探察工作一度受阻，詳情有待進一步探查。

　　2.灞河東岸

　　勘探以段家村為起點，北到西王村、東王村、南至下橋梓口，東至漕渠村，勘探麵積150萬平方米，經由杏園、棗園、北舍、千村、上雙莊、下雙莊、西莊、三合社、半坡、倉門村等自然村。

　　西起灞河東岸，東到新築，由於灞河曾幾次泛濫，大片農田被淹，探查工作出現一定難度，多數地域出現水浸土、淤土、膠泥土，路土很難尋找。故隻在灞河東岸探明古道路一條，寬約2米，距地表0.3米，路土堆積較薄，經杏園村、蘭村、上雙寨到新築街，為解放初期道路。

　　此外，探明河道兩條。其一是灞河東岸的漕渠：東西走向，長5500米、寬80餘米，西起灞河東岸的西王村村東（距村西200餘米為灞河古河道，下為黑淤土），經東王村、三合社、深渡、半坡村延伸到萬盛堡，與《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所標明的並渭漕渠相連。漕渠表層下0.40米為耕土，其下為衝積土，距地表1.5米出現粗沙層，不見底（帶不上沙子）。三合社、深渡、半坡村情況基本一致，兩邊均為黑淤土，寬度不等，中間是80餘米寬的衝積土，見沙層。

　　半坡和萬盛堡銜接處北邊無邊界，泥沙向北延伸，沙層距地表0.6米，有可能和古渭河河道相通。其二是黑牛河：南北向，寬3～5米，北入渭河，流經下橋梓、段家、杏園、北舍、千村東、西莊子、乾元寺至西端、三合社、東王村，為解放初期人工修築的排水防澇河。

　　3.灞河河道勘察

　　古灞河在現河道河床東，寬200米左右，東西兩岸發現古樹根（已做碳14測定和樹種分析鑒定）。河道上建有大型水上建築，東西向跨越灞河。東西兩岸植被叢生，古樹參天。兩岸黑淤土深厚。河床在曆史上曾向東移500餘米，向西移動150餘米。

　　三、試掘與收獲

　　從對段家村灞河水上大型建築遺址進行試掘的結果來看，遺址堆積可分三層，即礫石層、泥沙層和細沙層。礫石層厚約2米，為曆年河水衝刷堆積而成；泥沙層厚0.4米，呈灰黑色，夾雜大量腐植物，出土有漢代磚、瓦和陶片；細沙層為古河道河流向堆積而成。已試掘部分南北35米，東西30米，清理出土了大量的木質結構。這些木構成組排列，可分為三類：大箱體、大凹槽型木結構和小箱體。

　　1.大箱體（暫名）1個。

　　在礫石層、泥砂層和細砂層內。位於遺址中部，可分為南、北兩個部分，榫卯相接。已試掘的南麵部分平麵呈梯形，東西長6.35米、南北寬4.15米，實測高度4.8米。四麵均有側板，側板與側板之間以榫卯相套接；周圍用十二根立柱加固；側板與立柱之間用榫卯相連，大鐵釘加固；主體結構中間有上下兩層縱橫拉板，形成一個框架式箱體。箱體內填大卵石和建築石材，起穩定作用。東麵側板有明顯的斜度（北偏東41度），可起分水作用，避免河水直接衝擊，以減小阻力。

　　2.大凹槽形木結構1個。

　　在礫石層和泥沙層內。位於大箱體北麵，為東西向凹槽形結構。已清理部分東西長18.2米、南北寬5.8米，底板寬4.5米，側板殘高0.7米，橫剖麵呈“U”形，其結構向東繼續延伸。該木結構與船體結構相似，兩側為雙層側板，上有火燒痕跡，西麵一側板上還發現有明顯收分；底部為單層底板，暗卯相連，板體上麵分段用10×10厘米橫木連接，橫木下方有數處“三角形”孔。

　　3.小箱體11個。

　　在礫石層和泥沙層內。主要分布在大箱體的東、南兩麵，大小不同，各自獨立。箱體外側四麵用框架加固，結構緊密，四麵均有側板，上下有頂板和底板。內填小鵝卵石。按其結構可分為二種形式：

　　（1）6號箱體：長2.62米，寬2.30米，高1.97米。該箱體兩側截麵呈委角，另兩側立柱為方形，拚板之間以暗卯相連，鐵釘固定。

　　（2）11號箱體：長2.56米，寬1.55米，高1.82米。多數小箱體結構均與此箱體相同。該箱體有立柱兩根，立柱上端有榫卯，側板與側板之間以半卯相連接。

　　4.榫卯結構形式

　　這批木構件榫卯結構複雜，主要可分五種形式。特別是大箱體立柱、側板和縱橫拉板之間有特殊的凹槽形板，使立柱、側板與縱橫拉板相互連接，小箱體的立柱和橫柱之間用明銷加以固定。

　　（1）栽直榫拚合：在遺址榫卯結構中使用最為普遍，主要用於兩板側麵之間的固定相連，直榫兩端用明銷加以固定。

　　（2）榫舌與榫槽拚合：在大凹槽木結構底板和側板上使用，主要用於板與板兩端之間的連接。

　　（3）噙口卯：在大箱體和小箱體側板上使用，用於兩側板十字相交時，側板與側板互相咬和的連接方式，使兩板扣接後，處在一個平麵，在木板一側均開凹槽，相互扣接。

　　（4）雙噙口卯：在大箱體和小箱體側板之間連接的一種形式，結構複雜，在同一木板兩側均開凹槽，使上下側板之間互相緊密咬和。

　　（5）透卯：主要用於大箱體縱橫拉板與立柱之間的連接，起穩定加固的作用。

　　在木結構及箱體內還發現一些漢代磚瓦、陶井圈及部分陶片，出土漢五銖、銅箭頭、鐵器等文物，其中還發現了半塊粗繩紋“亭”字文磚。在箱體以外和遺址附近采集、征集到銅鈴、銅馬鐙、鐵器等文物。同時，在今河道東側發現南北一字排列的古樹根多個，為研究古河道的位置、木構遺址與古河道的關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證據。

　　四、初步認識

　　根據對該遺址及周圍地區的調查、鑽探和試掘，結合曆史文獻和近年的考古資料，我們初步認為：

　　1.遺址的時代應在西漢末、東漢前期之間。遺址內包含物單純，目前發現的器物時代都晚不過東漢，專家初步斷定其時代為漢代。遺址出土的古木和古樹根標本，經中國科學院西安第四紀黃土研究室做C14年代測定，木材的絕對年代為1820±100yrBP，樹根的絕對年代為1780±140yrBP。

　　2.從初步清理發掘的古木構件的結構看，該遺址並非古船，而是一處漢代大型水上建築遺址。

　　3.從調查、勘探過程中發現的古漕渠的狀況看，這處遺址可能並非漕渠的組成部分。

　　4.調查與鑽探中共發現了4條古道路，其中一條與漢城宣平門前路土的質地、深度頗多相似之處。但遺憾的是，它既與宣平門前的路土無法直接相通，又與我們發現的這個遺址無法直接相通。所以雖然文獻資料及調查、鑽探中發現的諸多建築遺址與該遺址的關係，似乎都說明該遺址可能是漢代的灞橋遺址，但我們仍覺有諸多疑點需進一步探明：

　　第一，如果該遺址是漢灞橋遺址，那麽我們已清理出土的這部分古木構件是橋頭部分呢？還是引橋部分？

　　第二，如果這是漢灞橋遺址的一部分，那麽橋墩在何處？

　　第三，這是漢灞橋的一側的橋頭或引橋，那麽另一側的橋頭或引橋在何處？我們因此可否設想這是漢代灞河上的一處碼頭呢？截至目前，就我們已清理出的古木構件還不足以回答這一問題。然而，無論該遺址是灞橋遺址的一部分，還是灞河上的一處碼頭遺址，甚或是其他，都對我們認識了解古灞河周圍的生態環境狀況、灞河流域的曆史地理變遷狀況、漢長安城與周圍眾多建築遺址的關係，以及探究漢代科技發展狀況等問題有諸多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