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九、半坡遺址的發掘、研究和展示的實踐及其意義

　　石興邦

　　在西安市區，各個河流旁的階地上，留存不少的原始社會遺址，據文獻記載：發現最早的是魚化寨遺址（西郊），發掘研究最早的是半坡遺址（東郊）。半坡遺址從發掘到現在已整整半個世紀。回顧這五十年來的發展變化，感受頗多，我想借西安考古文物保護研究所建所十周年紀念之機，談些觀感：

　　一、半坡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幸會其時

　　建國初期，百事待興，西安乃曆史名都，又是基建重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主要力量，投入到西安地區的文物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在1951～1953年的普查中發現了半坡遺址，其地位適中，距西安城近，文物保存又好，便列為重點研究的文化點址之一。

　　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陸續開展，豐富珍貴的曆史文物不斷出土，為適應保護文物與建設工程正常進行，中央有關單位和部門連續四年（1952～1955年）開辦了“考古訓練班”，以培訓急需的考古幹部。第三次考古訓練班學員在西安實習，我負責田野考古實習課程的講授和輔導。在遺址實習方麵便擇選了半坡遺址作為實習基地。

　　1954年秋九月開始工作，一直延續到1958年博物館建成始停。很幸運，我們旗開得勝，一開工就挖出重要的堆積（中心部分及部分外圍），掘開表土即到後積地層，原始堆積便顯露出來……在二十天的時間內，我們發掘出一座完整的圓形房屋塌倒後的堆積和一座大型房子的遺跡，以及其他幾座房屋，和一批埋藏小孩的甕棺墓遺跡。這些史跡和文物，都是中國考古史上前所未見的。因此，大家興致很高，引起考古界同仁的特別重視。認為這次實習，不僅使學員的田野技術和水平有所提高，而且在學習視野和認識上也大為開闊，實習結束時，北京幾位老前輩夏鼐、裴文中等先生大加讚揚。

　　半坡遺址的重大發現立刻在考古學界引起強烈反響。訓練班結束後，將陝西學員留下來與考古隊同誌繼續發掘未完的部分。

　　次年（1955年）夏，西安修築通往紡織城公路，在遺址北邊墓葬區取土墊方。我們便開始了第二次規模較大的發掘工作，除清理墓葬區殘留部分外，對遺址部分也作了些發掘。當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56級三十多位同學來實習，使原來發掘的地方向北延伸，規範的、科學的、更深入地作了發掘。使發掘麵積達到萬餘平方米。

　　這次發掘，收獲頗大。在積累起豐富珍貴的文化類型品的基礎上，在青年學生積極熱情的推動下，舉辦了一次現場露天展覽會，吸引了附近工人、農民、學生和西安市的幹部，群眾絡繹不絕前來參觀，達一月之久，起到了很好的愛祖國愛文物的教育作用。引起了社會人士和各方領導的重視，從此半坡之名，傳揚西安全市，文物考古始為大家所初知。

　　1955年冬，陳毅副總理路過西安去西藏，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長鄭振鐸、副局長王治秋來西安視察工作。他們三位領導會聚西安，共同看了半坡出土文物和遺址現場，對半坡的發現及其曆史價值和意義給予充分肯定，並決定在原址上建立博物館以保護展示文物，並電令國務院撥款實施。省上積極配合進行，博物館於1958年建成開放。

　　1956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半坡遺址的發現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個重要科研成果，向學部大會匯報，引起大會諸前輩學者的重視，初次在以實物史料論證了中國氏族社會史畫麵的原貌，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和興趣，不論疑古派的顧頡剛老前輩，還是信古派的尹達、翦伯讚等先生都很重視。

　　同年秋，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同誌，從蘇聯訪問回來到西安工地參觀，建議我們結合中國古籍《山海經》等的記載，深入探源研究，這是各前輩參觀後給我們指出最有意義的一個方麵。他還囑咐我們給《人民日報》寫一篇文章，發表在第七版，我們寫了《我們祖先在原始時代的生活情景》一文（六千餘字），很快地全文登出。這篇文章很有影響，王治秋同誌特加讚譽，有一位軍隊同誌看了後，很感興趣，建議我們拍成電影向群眾映出更有意義。從此半坡遺址為天下人們所傳頌。影響之快且大，實我們始料未及。

　　自半坡遺址博物館建立和《西安半坡》的出版（1963年）問世，半坡遺址成了學術界和人們社會文化生活中，獨領風騷的一個大亮點，達數十年之久。

　　二、半坡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在科研和社會宣傳教育等方麵有所創新

　　建國初期，在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和指導原則，作為曆史科學一個有機構成部分的考古學是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的。它是理論鬥爭的一個陣地。考古學以其方法的科學性、實踐性，獲取資料的實證性，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而勝任了這個任務。我們當時在前輩教導下進行工作，在半坡遺址發掘中，也是按這個原則精神辦事，取得了一些成果：

　　1.根據文化史跡的特點和內涵，吸取世界田野考古的實踐經驗，采用大麵積，分區、分層地揭露遺存的科學方法。這在中國考古學上尚屬首次，有開創性的意義。並製定出一套係統記錄遺存的類別和辦法，使文化遺存，其部位保存原狀態、層積關係和類型數量，並以文字記述、照相和繪圖等方式，將跡象和遺存巨細無遺地記錄下來。除人文史跡外，與文化發展相關聯的自然生態方麵的跡象：動物、植物、土壤等標本，都作了選樣采集，以做多學科的研究和分析，對當時人們與其所創造文化的環境之間的有機聯係進行探索，使遺跡的整體有了科學的保存，展現出這種發掘方法的先進性和科學性，為考古界同誌承認和采用。在發掘工作完結後，我們作了回顧總結並寫了《略談新石器時代晚期居住遺址的發掘》（半坡遺址發掘的實踐總結），並翻譯了蘇聯C・T・帕謝克教授的《特裏波裏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一文作參考。在理論和方法及遺存性質等多方麵，與國內外同樣遺存發掘使用的方法作了比較論述，既切合實際，也符合規律。

　　2.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人們的思想精神狀態，發掘采取開放式，向社會和群眾公開，這是基於我們的任務是宣傳曆史唯物主義，對群眾進行曆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而采取的方式。在工地有專人向參觀群眾講解遺跡和文化的曆史意義和價值，效果十分好。新發現的奇跡和人們對新的事物的好奇心理，連續吸引大量的人來參觀，在群眾中形成了參觀文物的熱潮。半坡之所以很快地為群眾所認識並熱愛，最終建成博物館，與在這種方針指導下舉辦相應的活動是分不開。

　　3.揭露出的史跡和大量珍貴的文化類型品，如何長期地保護保存和有效利用是必須解決的問題，經大家研究討論便采取了建立遺址博物館的辦法予以解決。這是一個創造，以後的事實證明，建立博物館是對文化史跡長期保護和有效利用的最好形式和最佳模式。博物館成立和開放後，取得了很大的社會效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博物館的建成和開放是向國際展示新中國文物保護與研究最好的窗口。半坡博物館不論其規模、內涵和形式，在當時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凡是國外來賓，參觀後對中國曆史文化的久遠，保存之良好，中國共產黨人之重視和愛護文化史跡讚不絕口，所以當時國內外領導人、著名學者和名人都被安排到這裏來參觀，並題詞留念。當時國內領導人除毛主席外差不多都來過，黨的八大會上，世界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西安的同誌都參觀過，他們都以唯物主義的語辭稱讚博物館和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文物事業上的卓越業績。

　　第二，半坡博物館建成後，通過文物的展示，對群眾和青少年進行熱愛祖國文化和曆史的教育，使其學習和了解社會發展史和勞動創造文化的科學涵義，並對之有了感性的實證的理解和認識，總之，博物館成為曆史文化、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場地。

　　第三，發掘考古文化點址並成立遺址博物館，這種保護文物與弘揚文化的模式，為文物考古界同仁們深刻理解和認識，並形成為大家的共識。因此，全國各地凡具條件的史前文化點址，都成立博物館，至今已有十餘處。由半坡博物館發起，20世紀90年代成立了史前遺址博物館協會，每年輪流在各館開會，討論會務，交流經驗，研討學術，創新發展，成為文物考古界一支富有活力而且有發展前景的新生力量和實體，值得我們慶幸。

　　4.半坡考古隊這個小的集體，是在我們馬克思主義前輩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研究和工作的。前輩們深知考古學的曆史任務，是依據文化遺存複原祖國曆史，特別是史前和古代社會階段的曆史。因此，我們是根據半坡遺址的時代、內涵和特點，即按氏族部落社會的曆史來對待這個問題，並以半坡這個氏族部落為對象來解剖和分析的。在《西安半坡》的報告書中，我們即依部落形態研究規範，報導我們所獲得的有關資料，即社會經濟形態和意識形態，生產、生活和各種工藝、技術等各方麵所顯現的內涵，使人們對半坡這個六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有個曆史的科學的理解和認識。這種研究在中國史上是創新的。報告發表後，得到學界的讚賞和肯定，並在國際學界有一定的影響。

　　5.在半坡遺址總體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對最具典型性的彩陶花紋作了專題和典型研究，為彩陶紋飾研究開了一條新路子。我們根據彩陶紋飾在社會工藝技術上的社會涵義，經典作家關於紋飾在原始氏族社會生活上（經濟的和社會的）的功能，及其演變發展的規律，對半坡彩陶紋飾深入考察，作了全麵係統的、巨細無遺的對比研究，探索出半坡彩陶紋飾發展變化的規律（典型的紋飾發展演變規律），並已為大家所承認，也得到海外一些學者的肯定，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具有“經典性”的。

　　根據這個規律，我們對半坡後續階段的廟底溝類型時代及其相關時代的其他地區的仰韶文化體係的彩陶紋飾也作了同一規律性的類比分析，證明這些紋飾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半坡彩陶藝術葉脈相連。根據這個線索，我們就能有條有序地理順黃河流域（及鄰近地區）氏族部落文化發展的脈絡和軌跡。

　　三、半坡遺址文化遺存研究的延伸

　　從已知資料確知，半坡是仰韶文化傳統中較早的一個類型，屬於發展的中期階段。從磁山――裴李崗文化提供的線索和陝西北首嶺、北劉等早期的遺存跡象可推知，早於它以前還有一個發展階段，我們稱之為“前仰韶文化”時期。為了探索該文化的淵源及內涵，在陝西同誌調查的基礎上，選擇了臨潼白家村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對這個遺址的發掘頗有收獲。發現了一批墓葬、幾座簡陋的原始屏風居室的遺存和大量的彩陶資料、獸骨遺骸測試資料。特別重要的是彩陶紋飾，這些彩陶紋飾是文化萌芽階段的遺存，有符號形繪畫和簡單的曲線紋樣。經我們研究，它是彩陶紋飾的早期遺存，有些紋樣與半坡早期紋飾存在著有機的曆史聯係。考古隊的同誌據以闡述了它與中國彩陶文化起源的關係，基本上理論而辯證地解決了中國彩陶文化的起源問題。這在《臨潼白家村》發掘報告中和一些同誌的論考中都有論述。這證明了中國彩陶文化發展變化的本土性和承傳性，使中國考古史上這一久論不決的問題，始以獲釋，在學術發展史上具有很重的意義。

　　上述諸多成果的取得，是在唯物史觀思想理論指導下，前輩學者的領導、指導下，各級領導同誌的大力支持下，在追根探源的學術任務鼓勵下，經過考古團隊集體的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它既是學者集體的指導和努力的結果，也是時代機遇和特點的標誌，都是寶貴並值得我們弘揚和保持的。

　　四、半坡遺址的現狀，是沒有完成的曆史任務和學術研究工程，希望有誌者繼續進行它的後續工作

　　半坡博物館建立後，我們原計劃從解剖半坡氏族聚落開始，研究中國氏族社會的結構和特點，複原中國氏族社會的圖景，以完成我們複原曆史的任務和目的。

　　在半坡遺址發掘告一段落後，我們對�河和灞河流域作了普查，發現了數十處仰韶文化聚落遺址，分布和特點都有一定規律。那時想一個河流一個河流地開展研究，一個氏族文化部落一個氏族地解剖，然後擴大到渭河流域和關中地區（這裏是最具典型的一個曆史文化區域），由聚落點址到氏族分布，再到部落領域，然後達到部落聯盟的區劃和聯係。這是一個巨大而長期的工程，需要很多有誌者，持續不斷地進行工作，總有一日，會完成任務。

　　最後，我建議西安市文保研究所的同誌和相關地區文物工作者，可從魚化寨遺址的解剖開始，在西安與西邊八水繞長安的某一係一區，先作一個小區，然後推而廣之，隻要實踐而又掌握規律，是很容易見效的，來者可畏，必然勝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