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七、從出土文物看唐代的體育活動

　　王自力

　　“體育”一詞，雖然是從西方引入的，但決不意味著中國古代就沒有體育，恰恰相反，我國古代的體育，曆史悠久，內容豐富，風格鮮明。在曆史上，曾為華夏民族增光添彩，成為近現代中國體育的先河與基礎，也曾吸引和影響過世界許多民族，以致不少源於中國的傳統體育項目，至今還在世界各地流行，成為世界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古代的傳統體育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漢代興盛，出現了我國體育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及至唐代，體育運動更是蓬勃發展，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唐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經濟的發展繁榮期，也是古代文化的燦爛輝煌時期，作為唐文化組成部分之一的體育，氣勢磅礴，絢麗多彩，承前啟後，影響深遠，它不但為唐文明增添了光彩，在中國古代體育史和世界中世紀體育史上，也都占據著顯赫的地位。本文依據出土文物，結合有關文獻記載，擬對唐代的體育項目和特點作一簡略的探討。

　　一、馬球

　　馬球運動在古籍中稱作“擊鞠”、“擊�”或“打�”，是指騎在馬上持棍打球的活動。這項運動至遲在東漢末年已經有了。曹植《名都篇》中就有“連騎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的描寫。及至唐代馬球運動風靡一時，帝王、臣子、文人、武士以及富豪子弟等都非常喜好這項運動。史書中不乏記載，如《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九》載唐中宗時“上好擊�，由是風俗相尚。”《舊唐書・德宗本紀》載，貞元元年“寒食節，上與諸將擊鞠於內殿”。唐代詩詞中也有很多描寫，如《全唐詩・第六一三卷》皮日休《洛中寒食二首》中雲：“擊鞠王孫如錦地，鬥雞公子似花衣。”隨著馬球運動的興盛，唐代宮城和禁苑裏，還出現了正規的馬球場。如長安宮城內的球場亭、西苑的梨園、大明宮的東內苑、龍首池、麟德殿、中和殿等。1956年，在唐大明宮遺址出土了一塊刻有“含光殿及�場等大唐大和辛亥歲乙未月建”字樣的碑石，表明在修建宮殿的同時就修建了球場。此外，敦煌發現的唐代文獻伯3451《張淮深變文》，也有關於球場的記載。當時不僅把球場納入了建築計劃之中，而且球場的建築也是很講究的。唐詩中就有“親掃球場如砥平”的句子，史書中還有“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場”的記載。當時的球場周長約千步，三麵用矮牆圍繞著，以防止小球滾出，一麵是殿、廳、樓、台之類的觀賞台。球場不僅麵積廣大，而且平坦光滑。唐代文學家韓愈在詩中有這樣的描述：“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麵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

　　唐代的馬球，體積若拳頭大小，通常用輕而堅硬的木材製成，中間掏空，“堅圓淨滑”，外表再塗漆繪彩，唐人詩歌中常稱為“珠球”或“畫球”。擊球杖，是一根頂端彎曲呈偃月形的木棍，長數尺，表麵也有彩色花紋，時人形象地稱之為“月杖”或“畫杖”。駿馬，是擊球運動的活器材，馬在參賽時，均披掛鞍具，且將馬尾縛紮挽結，以防在激烈運動中，馬尾相互纏繞或纏住球杖。

　　當時馬球的競賽活動是很普遍的，1972年，陝西乾陵章懷太子李賢墓墓道西壁出土了一幅《馬球圖》壁畫，生動形象地反映了唐代馬球競賽的激烈場麵。畫麵上有二十幾匹駿馬在飛奔，馬皆縛尾，騎在馬上的打球者，頭戴襆頭，腳蹬長靴，手揮球杖，在場上追逐擊球。這組壁畫著重描繪了五騎緊張奪球的瞬間：最前一人乘棗紅馬，手持月牙形球杖，作反身擊球狀，其餘四騎則縱馬迎擊，隨後有大隊人馬簇擁著競相爭來。球在飛轉，人歡馬叫，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唐代人打馬球的場景。此外，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也曾出土過唐代擊球俑。唐詩中不乏對馬球比賽的描述：“俯身仰擊複傍擊，難於古人左右射。”

　　“杖移鬃底拂尾後，星從月下流中場。人不約，心自一；馬不鞭，蹄自疾”。唐中宗時還進行過一次漢、藏馬球賽，至今傳為佳話。景龍四年，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球。吐蕃讚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

　　唐代馬球比賽，分單球門、雙球門兩種形式。單球門實際上是個人奪標篩選賽，球場中間立一球門。《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五十三》載，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唐僖宗令陳敬�等四位禁軍將領比賽擊球，以輸贏確定西川節度使人選，結果，“敬�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胡三省注雲：“凡擊球，立球門於球場……放球於場中，諸將皆�馬趨之，以先得球而擊過球門者為勝。先勝者得第一籌。其餘諸將再入場擊球，其勝者得第二籌焉”。這場比賽就是單球門形式，重在發揮個人的擊球技術。雙球門賽，與現代的馬球相似，就是兩支球隊的對抗賽，場的兩端各設一球門，每隊上場人數似未固定，一般約十人左右，兩隊隊員各自互相配合，騎在馬上揮杖爭球、傳球、運球、射門，最後以擊入對方球門次數多者為勝。中宗時舉行的那場宮廷隊與吐蕃隊的比賽便是這樣的形式。雙球門賽較之單球門賽難度更大，上場球員不僅要注意施展個人的運動技能，而且還要注意與隊友的默契配合，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揮集體的運動水平。配合場外的激烈球賽，場外往往要擊鼓奏樂、呐喊助威。

　　唐代貴族打馬球癡迷而奢侈。《資治通鑒・卷二百七十一》載唐末淮南節度使楊渥，在夜晚“燃十圍之燭以擊球，一燭費錢數萬”。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燈光球場了。

　　唐代不僅男子打馬球，女子也熱衷於此項運動。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麵唐代“婦女打球紋”的銅鏡。江蘇邗江也出土過同樣紋飾的銅鏡，鏡背上亦刻有四名婦女騎馬擊球的形象。

　　唐代打馬球的技藝也是很高超的，反映了這一時期馬球運動的發展水平。韓愈在《汴泗交流贈張仆射》詩中雲：“球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紱黃金羈，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唐語林》說宣宗“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兩軍（指左、右神策軍）老手，鹹服其能”。這處描寫雖有誇張，然從中亦可看出當時的馬球技藝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唐代風行的馬球運動，到了宋金時多被看作“軍中戲”，仍較流行。元代時，馬球改進為皮縫的“軟球子”，球杖也加長了，打法與前代也不盡相同。到了明代中葉開始衰落。清初，馬球這顆在中華古文化史上放射了千餘年異彩的明珠，逐漸湮沒了。直到民國初年，西方現代馬球傳入了我國，馬球運動才又緩慢地發展了起來。

　　二、相撲

　　相撲，古稱角抵、角力，即今摔跤運動的一種。是一項有著悠久曆史的傳統體育項目，在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曆史中，這一活動形式既是軍事訓練的重要內容，又是社會上的一種娛樂和競技項目。隨著曆史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這類極具競技特色的中華古代傳統運動形式，還不斷地流傳國外，成為深具影響的具有民族風格的體育運動項目。

　　角抵起源於五千年前，黃帝與蚩尤兩個氏族部落之間的一場戰爭。秦統一後，禁藏兵器，作為徒手搏鬥的角抵因此興盛。晉代伊始，角抵又出現了另一名稱――“相撲”。到了唐代，相撲、角抵二名稱並行，其特點還是賽力性的競技，且多在軍中進行。出土的唐代文物中也有角抵、相撲的圖畫和雕塑形象，這些繪畫和雕刻的形象大多數裸上身，著三角褲，腰係護腹帶。1990年，西安西郊熱電廠唐墓中出土了一件二人摟抱的小三彩俑，塑於一圓形小台座上。正麵一人右手勾住對方的脖子，左手抱對方的腰部；背麵一人右手摟住對方的腰，左手扳住對方的右大腿。著衣不甚清楚，似為裸上身，從正麵一位看，腰係帶，似穿三角短褲。應為相撲俑。1991年8月，西安市東郊的唐金鄉縣主墓，也出土了一件相撲俑，頭戴黑色襆頭，裸上身，下身穿三角短褲。此俑左腿抬起，右腿半蹲以腳尖著地，右手向後擺（左臂已殘）。腳步騰挪、搖頭晃腦，正是相撲交手時低頭貓腰，雙腿晃動，兩臂前伸，尋找進攻時機的摔跤動作。看其著裝與外貌，赤身裸背，光腿跣足，僅穿三角短褲，肥頭大耳，身軀碩壯，當為唐代流行的相撲形象。

　　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裏出土了一幅唐代白描相撲圖的粉本。畫中兩人，赤身裸背，光腿跣足，一人一手在前，一手在後，用弓步直取對方；另一人雙臂彎曲，低俯身體，緊抓對方的腰帶。雙方左右回旋，扭抱一起處於僵持狀態。畫麵以簡練的線條，描繪了相撲力士肌肉突起的健壯體魄和互不相讓、發力扭摔的緊張場麵，形象十分生動。

　　唐代，角抵與擊球被並列為兩項最受歡迎的運動娛樂項目。角抵往往作為壓軸戲放在盛大的節日喜慶的最後。《文獻通考》載：“角力戲，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群戲畢，左右軍擺大鼓而引之”，可見其聲勢。唐代還在宮廷中專門設了摔跤隊，取名“相撲朋”，它集中了全國的相撲高手。如蒙萬贏就是一位專業相撲名家，據宋調露子《角力記》載：姓蒙的角抵力士，於“鹹通中選隸小兒園……尋入相撲朋中”，從十五歲開始就以拳手輕捷而聞名。曆經懿宗、僖宗、昭宗三朝，不知贏了多少場比賽，在數十年間“累累供奉”，受賜豐厚，因而享有“萬贏”的美稱。當時軍中也有一批專門從事相撲的力士，這一活動在民間也很流行，往往還有女子參加。民間的摔跤比賽，分春秋兩季舉行，每年元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中元節為角力之期。據《吳興雜錄》記載，“唐七月中元節，俗好角力相撲”，可見這項運動在當時已成風俗。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相撲運動還傳到了日本，至今，日本相撲的裝束，仍有唐代遺風。唐代相撲運動的興盛和普及可見一斑。

　　三、狩獵

　　狩獵，古代也稱作“田獵”、“畋獵”、“校獵”、“遊獵”、“射獵”、“馳獵”、“弋獵”等。最初是原始社會人類的一種生產活動，自夏以來，曆代統治者多把狩獵活動看作是順四時的大禮，狩獵既是一項國之大典，也是體現尚武精神的一種軍事體育活動。秦漢以後，狩獵成為帝王貴族悠閑享樂的一種娛樂體育活動，漢武帝劉徹即“以馳逐野獸為樂”。唐代統治者尤好狩獵，而且四季皆好，狩獵時大多騎馬，隨身攜帶弓矢刀劍繩索網罟及鷹犬獵豹等，往往興師動眾、場麵壯觀。史載貞觀五年，唐太宗大狩於昆明池，“蕃夷君長鹹從”。《新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列傳》載：齊王元吉“喜鷹狗，出常載�罔三十車，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又載，滕王元嬰亦好狩獵，所到之處，不事公務，借獵狗，求捕獸之網，沉迷遊獵往往深夜不歸。唐時，城門入夜要關閉，但因滕王畋遊未歸，往往徹夜大開。可見唐代的帝王貴族對狩獵是何等的癡迷。

　　較高等級的唐墓中往往有狩獵內容的壁畫和陶俑。唐淮安王李壽墓內，就有狩獵圖壁畫。其上繪有數十位狩獵者，從峽穀之中圍獵群獸，鷹逐狐兔，箭射豕鹿。章懷太子墓墓道東壁也繪有人物眾多的狩獵圖。皆場麵浩大，氣勢雄偉，鞍馬人物生動逼真，刻畫出了唐代貴族田獵活動的場麵。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騎馬狩獵俑，有的張弓搭箭，欲射飛禽；有的馬後捎鹿，滿載而歸。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繪騎馬俑，有一件胡人在馬背上揮拳與一撲過來的野獸激烈搏鬥。1991年發現的金鄉縣主墓出土了8件騎馬狩獵俑，有的拉韁勒馬，觀察動靜；有的懷抱獵犬，準備出擊；有的手托蒼鷹，尋找獵物；有的馬後捎鹿，得意而歸；還有帶著獵豹和猞猁以助狩獵的。

　　唐墓出土的狩獵圖壁畫和狩獵俑正是唐代貴族好尚狩獵的如實寫照。結合曆史文獻的有關記載，可知唐代帝王貴族的狩獵活動有著一整套周密的計劃和組織。皇帝的狩獵組織嚴密，排場很大，也十分考究，前十天即由宮廷有關部門開始準備，先選擇和丈量獵場，上奏皇帝批準，然後征發民工修獵場及道路。前三天，在獵場四處樹立旗幟。前一天，侍奉田獵的軍隊集結到預定地，宣讀《田獵令》（大致包括不殺胎、不覆巢等注意捕殺與養護並舉的內容），隨後軍隊便從東、西、北三麵圍住獵場，隻在南部留一缺口。到了田獵這一天，皇帝一行人馬在鼓樂聲中浩浩蕩蕩開進獵場。各路將士組織騎兵驅趕野獸，使之向缺口逃竄，以供皇帝和王公大臣依次射獵。結束時，鼓樂齊鳴，萬眾歡呼。最後，集中獵物，分配賞賜。為了帝王貴族的狩獵，朝廷還特意建立了一隻由驍勇武士組成的“射生馬隊”，還有“閑廄使押五坊以供時狩：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此外，凡天子外出校獵，隨時征發百姓“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一人狩獵，萬人出動，造成了唐代帝王田獵的宏大場麵。不僅帝王貴族好獵，軍中將士亦然《，新唐書》載節度使王武俊“嚐與賓客獵，一日射雞兔九十五，觀者駭伏”。高宗儀鳳四年大將裴行儉奉旨西征，至西州時“假為畋遊，教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平息了叛亂。裴行儉以狩獵為煙幕，順利地掩護了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這也表明唐朝軍隊的大規模狩獵活動，在時人眼裏已屬司空見慣之事。王維《觀獵》詩中對將士狩獵亦有生動的描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唐代捕獵禽獸的方法主要有騎馬射殺、圍獵、網捕、索套、火攻等，或單獨采用，或配合進行。從出土狩獵俑的著裝看，皆穿緊身的戎衣或胡服以便行動，唐詩亦可印證。張祜《顏郎中獵》雲：“忽聞射獵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帶纓。”司空曙《觀獵騎》雲：“纏臂繡綸巾，貂裘窄稱身。”

　　值得注意的是，金鄉縣主墓出土的狩獵俑中有一件為帶猞猁的女俑，可見唐代女子不僅騎馬出行，露髻馳騁，而且還參與了激烈的騎馬狩獵活動。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曾描述了宮女隨皇帝“胡服騎射”的情景，詩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全唐詩》，杜甫，《哀江頭》）。

　　四、圍棋

　　圍棋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類遊戲之一，亦稱“弈”，因二人手持棋子對弈時體現出雙方思想的碰撞交流，又有一雅號叫做“手談”。傳說堯、舜發明了圍棋，春秋時圍棋已頗流行。我國的圍棋之製在曆史上發生過兩次重要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第一次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主要在於局道的增多，當時17道和19道局製同時流行，還沒有定型，另一方麵，已有了將棋手分為九個等級的圍棋九品製。

　　至唐代圍棋之製發生了第二次重大變化，當時的棋局已基本定型為縱橫各19道（也由17道的）。1959年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出土的瓷質圍棋盤，唐代贈送日本孝武天皇、現藏日本正倉院的象牙鑲嵌木質圍棋盤，皆為縱橫各19道，361個交叉點。1972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187號唐墓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圖》絹畫，上麵畫的棋盤是17道。1973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張雄墓出土了一個木製圍棋盤，縱橫各19道。唐代圍棋子多用玉石製成，分黑白二色。在甘肅敦煌西南唐敦煌郡壽昌縣遺址，曾出土了一批唐代棋子。這就是被列為貢品的“敦煌郡棋子”。棋子呈圓餅形，中間凸起，以花崗岩或其他玉石磨製而成。唐代圍棋是二人對局，以棋子圍困對方，吃子多少定勝負。唐人徐鉉撰《圍棋義例》，全麵闡述了當時圍棋的著法、規則及戰略戰術。由於皇帝的喜愛和其他種種原因，對弈之風遍及全國，圍棋在宮廷、文人學士乃至婦女中都較為流行。《仕女弈棋圖》絹畫中，繪著一位衣著入時、雍容華貴的婦人，坐在棋盤旁，手執棋子正在專心致誌的下棋。這幅絹畫，正是唐代上流社會婦女尚弈的一個生活寫照。唐代還出現了職業圍棋手，稱“棋待詔”，是專門陪皇帝下圍棋的。當時供奉內廷的棋待詔，都是從眾多的棋手中選拔的，具有一流的棋藝，因而有“國手”之稱。棋待詔製度的實行，擴大了圍棋的影響，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專業棋手潛心研究，總結經驗；有的還著書立說，在圍棋理論方麵頗有所建樹。這些都極大地推進了圍棋的發展。

　　從唐代開始昌盛的圍棋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漸走出國門。首先傳到日本，接著傳到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麗和新羅等。

　　五、技巧

　　技巧運動在中國出現很早，源於史前人類自身的活動和生產實踐，秦漢之際就已經成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精神文化形態之一的“樂舞百戲”的主要內容。其主要項目有：筋鬥、倒立、柔術、戲車、戴竿、繩技等。這種技巧運動形式實際上包括了今天體操運動和技巧運動的許多內容，因無統一稱呼，姑且以“技巧”名之。唐代的技巧運動也屬於包羅萬象的百戲內容之一，不僅沿襲了漢代形成的較為完備的運動形式，大體上以翻騰、平衡等動作為主，並有個人或團體的造型，而且技巧有了長足的進步，花樣翻新，別具一格。主要項目有：筋鬥、倒立、疊置伎、戴竿等。

　　1.倒立。唐代不僅有單人倒立，還出現了柳肩倒立和柳格倒立。柳肩倒立為雙人動作，下麵一人張雙臂，分腿站立，上麵一人在其肩上作倒立動作，應是在快速翻騰跌撲中完成的。現代雜技中“柳肩”這一術語，就是由唐代的“柳肩倒立”保存下來的。柳格倒立是三人團體動作。同一時期的古籍《信西古樂圖》中即繪有這兩種倒立形式的圖像。1991年金鄉縣主墓出土了一件單手倒立俑，此俑額上勒短巾，身穿緊身衣褲，右臂直伸以手掌撐地，獨臂倒立而起，雙腿在空中交叉前伸，弓腰抬頭，姿態矯健。值得注意的是，從白衣痕跡看，此俑原無左臂，屬獨臂殘疾人，這應是唐代殘疾人運動的一個例證。

　　2.疊置伎。即今之“疊羅漢”，是唐代新崛起的技巧項目之一。它是由三人以上疊成的多種多樣的人體動作造型。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江蘇連雲港孔望山發現的石刻造像上，就有一幅唐代9人疊置圖，共分五層：最底一層3人，弓步承立；第二層2人，其中1人單足立於底座人的手上；第三層3人；第四、五層各1人。其中三、四、五層均有劈叉、柔術等表演。保存於日本的唐代漆繪彈弓上有一部分圖案就描繪了5人疊置的技巧。《信西古樂圖》中反映疊置圖象的有“三童重立”、“四人重立”等形象。這種技巧不但是一項獨立的運動，也可以與別的技藝相結合。唐人劉言史《觀繩伎》詩中雲：“高出綺羅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說明疊置與走繩結合了起來，能在繩上“重肩接立三四層”，是現今也罕見的技巧，足可見唐代形體技巧的精湛。

　　2002年西安南郊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件三彩疊置伎俑，是由7人組成的，分5層：最底層為1個大力士，雙腿叉開，雙臂舉起；第二層為2童子各用一足站立於底層力士的頭頂，另兩足高高翹起；第三層為1童子雙足站立於其下二童子的肩膀上；第四層又有2童子各用一足立於其下一童子的雙肩上；最頂層為一小童，站立於其下二童子的肩上，雙手扒開褲襠做撒尿狀。這件疊置伎俑，不但技巧高超，而且形象詼諧可愛，表演性很強。

　　3.戴竿。“戴竿”，也叫“頂竿”、“竿木”、“尋�”、“透�”等，是一種曆史悠久的高空技巧項目。爬竿的雜技已見於春秋，漢代爬竿、頂竿、車上竿戲、掌中竿戲，均已出現。唐代的竿技超越前代，占據了百戲之首，成為很受歡迎的廣場演出節目。教坊中，將竿技列為重點項目，名家輩出。據《教坊記》載開元時之侯氏、趙解愁、範大娘、王大娘等，都是著名的藝人。這些藝人常在節慶時演出。詩詞歌賦對此盛況屢有詠及，如王邕的《長竿賦》、《勤政樓花竿賦》，柳曾的《險竿行》，梁涉的《長竿賦》，王建的《尋�歌》，金厚載的《都盧尋�賦》，張楚金的《透�童兒賦》等等，均有精彩的描述。而顧況的《險竿歌》說得更好：“宛陵女兒擘飛手，長竿橫空上下走……翻身掛影恣騰蹋，反綰頭髻盤旋風……頭上不聞打鼓時，手蹉腳跌蜘蛛絲。”張祜《千秋樂》有雲：“八月平時花萼樓，萬方同樂是千秋，傾城人看長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可見其場麵之大。唐代“戴竿”的載重承力，亦超越前代。如《獨異誌》所載的“戴竿”三原王大娘，長竿上能載十八人而行。戴竿技巧之高超，還特別表現在唐代獨多女大力士。尤以開元間王大娘的技藝，更扣人心弦，據唐鄭處誨的《明皇雜錄》載，王大娘於勤政樓大張樂舞，羅列百伎時：頭上頂著百尺的長竿，竿上一座模仿瀛洲方丈之狀的木山，讓小演員持節鞭“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是時，十歲神童劉晏奉玄宗之命，在楊貴妃膝上口占一絕：“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番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讚頌了竿技的巧妙神奇。唐代女力士的風采，在王建《尋�歌》中描寫得亦甚生動：“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回麵爭先緣。”詩中所指竿上演員皆為女性，矯健輕靈。下麵的頂竿者，雜技內行謂之“底坐”者，亦嬌容百媚，透出膽氣豪情：“大竿百尺擎不起，嫋嫋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

　　1991年西安唐金鄉縣主墓出土了7件戴竿俑，皆穿緊身衣褲，據其形態複原為三組：中間的一組，下麵一人雙臂展開，頭頂竿，竿上端一人雙臂伸開也用頭抵竿，倒懸於空中，與下麵的頂竿者相呼應；左邊一組，下麵一人頭紮短巾，腦後梳一小髻，雙手於腹部托竿，竿上一人以臀部騎坐於竿頂端，雙臂上舉，頭頂上左右各有一孔，原當插有支架，支架上通常懸物或有童子表演；右邊的一組，下麵一人腦後垂髻，手置腹前托竿，竿上有兩人皆倒懸空中作表演狀。這三組戴竿俑中有兩組的“底坐”承力者，頭紮短巾，腦後露出短髻，為婦人形象，與詩中描寫正相吻合，也正是唐代女子戴竿藝人的寫照。新疆阿斯塔那336號唐墓出土有戴竿木俑，殘高26.8厘米。由二人組成，一人頭頂竿，竿的頂端有一童子，左手以掌心撐竿單手倒立。

　　敦煌莫高窟156窟北壁晚唐（約867前後）的張議潮妻《宋國夫人出行圖》壁畫中，還有行進中的戴竿表演，底座一人，雙足作騎馬式，兩手分向左右，似在尋找重心，以穩定頭上所頂木竿的平衡。竿上有四人；一人正在中部攀援；上部十字架的兩端各有一人在進行表演，右邊一人手足掛在架上，身軀下垂，左邊一人一手抓住架子，全身懸空；竿頂還有一人正用手部支撐表演運動中的水平動作。

　　日本正倉院珍藏的唐代漆繪彈弓，背上描繪了比較複雜的中國樂舞雜技形象。畫麵分為七段：第二段繪戴竿技，一女子戴竿，四小童攀援架上；第四段為一男子戴竿，三人攀緣，一女童坐於竿之上端盤中，其下為奏樂者，有吹笛、吹排簫、彈琵琶諸樂工，及揮袖舞者多人。西藏桑鳶寺唐代壁畫也有戴竿形象。這些戴竿俑和戴竿圖像的發現，正說明了唐代戴竿技巧的盛行和技藝的高超。

　　唐代是中國古代體育史上的黃金時代。這是因為統一帝國的建立和人們社會生活趨於穩定，特別是封建統治者對軍事和科舉（包括武舉）製度的重視，有力地促進了體育活動的全麵勃興，出現了中國古代體育史上發展的鼎盛局麵。這一時期，已成體係化的各類體育活動形式更具多樣性，包括射箭、球類、武術、棋類、技巧、水上運動及各種民俗娛樂運動形式等皆初具規模，其運動規則和技術方法均有脈絡可尋。本文隻是在豐富多彩的唐代體育運動項目中，擷取了較有特色的五個項目，依據出土文物和有關文獻的記載略加闡述，遠不能概括唐代體育的全貌。然而通過唐代盛行的這幾項體育運動，我們也可看到，唐代的各類體育活動形式已進一步深入到了社會的各階層，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婦女參與體育活動逐漸多了起來，體現了社會穩定時期民眾對體育運動這一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麵，從馬球、相撲、圍棋等運動看唐代體育具有強烈的競爭性，同時在兼容並蓄、自由向上的時代精神影響下，唐代的各項體育運動也得到了廣泛的交流與傳播，具有鮮明的開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