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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章 共和逆流卷狂飆！袁世凱魂斷天安門(12)
（3）派粵軍第一師師長友覲光由廣西入貴州，另由安徽調倪毓？所屬的安武軍由湘西入黔，從側麵攻擊。然而這三路兵並沒有發揮什麽作用。護國軍共分三軍，由蔡鍔、戴戟、李烈鈞分統，蔡軍攻四川，戴軍經貴州攻湘西，李軍經滇南攻廣州。袁世凱把這次戰爭的賭注全部壓在了北洋軍身上，不僅在兵力上占護國軍的絕對優勢，而且不斷封爵賞俸，補足給養；而護國軍人數不多，糧餉也不足，唐繼堯又不積極加以補充，但在困難中仍然獲得進展。蔡鍔所統的護國軍共分六梯團，兵額總共3130人，所帶餉糈不夠兩個月的夥食津貼之用。蔡鍔與戴戟所率領的滇、黔饑卒數千人和曹錕、張敬堯所部袁軍數萬人苦戰於敘州、滬州、綦江之間，2月21日，蔡鍔曾致電唐繼堯乞援說：“我軍激戰數旬，耗彈頗多，炮彈現隻存二百發，槍彈除原領者悉數用罄外，縱列彈藥亦耗三分之一。各部隊紛紛告急，請予補充。逆料在川境尚有數場惡戰，務乞餘兵站速配炮彈三千顆，槍彈每支加發三百發，趕運來滬，不勝禱切。”24日，蔡鍔又致電催問補給，電中說：“我軍現額實不足四千，其中義勇隊近千人，戰鬥力尤弱……所最苦者，彈藥未能如時到手，每難收戰勝之效……務望公（按：指唐繼堯）將每槍所儲彈藥千發，悉數飭解，分存畢、永，並每月撥送補充兵五百乃至千人，則逆援雖重，不足平也。”但是，坐鎮後方的唐繼堯仍不積極支援，對前方坐視不顧，反而以餘款擴充實力，致使兩軍“曠日相持”，而“敵能更番休息，我則夜以繼日；敵能源源增加，我則後顧難繼。”盡管如此，護國軍仍能“士卒堅定，上下一心，雖傷亡頗重，晝夜不能安息”，但“風餐露宿，毫不為沮”。後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朱德同誌當時就在蔡鍔所部的護國軍第一軍第三梯團第六支隊任步兵第十團團長（護國軍第一軍下轄三個梯團，每梯團又轄兩個支隊）。朱德向以“勇敢善戰，稱於滇省”。在進攻滬州保衛納溪的艱苦戰鬥中，從2月19日到3月7日，朱德率領部隊在棉花坡一帶與北洋軍進行了16個日日夜夜的背水之戰，在戰鬥中守則固，攻必克，成為護國軍中的一支英雄勁旅。在第二次進攻滬州時，朱德支隊麵對號稱“北洋精銳”的張敬堯部，衝破層層防守長驅百裏，所向披靡，像尖刀一樣直插張敬堯的大本營滬州。在護國軍的打擊下，張敬堯驚恐萬狀，形成“滬州方麵萬分緊急”的狀態。朱德等護國軍支隊退兵多日，他還不敢行動。護國軍與北洋軍的這場戰鬥雖然沒有達到奪取四川的目的，而曹、張也未能有所進取，這不能不說是滇黔護國軍浴血奮戰的結果。
在戰爭中，慣於搜刮、搶掠的北洋軍閥到處作惡，人民視之如洪水猛獸。當時四川詩人吳芳吉描述四川人民被北軍蹂躪，強拉兵差的苦狀說：
“棘為鞭，鐵為鏈，破柴門，行調遣，母伏林頭避，婦驚灶下竄。縛手棄家赴兵站，老者運糧，少者肩彈。肩彈最要速，運糧不妨慢，危岩千尋，狹路如線……鳥飛絕，人跡亂，軍令嚴，誰能怨？夜無住宿，日食餐飯，老男嘔血死，瘦男骨折斷，壯男獨笑言，背地指天歎：願娘勿念妻勿戀，今後已矣來生見。”
人民對軍閥恨之入骨，根本談不到對他們的支持。在湘省，袁軍“因沿路地方居民避之若鶩，均不肯充當行軍夫役，遂致運送軍械軍需萬分困難，不能前進”。抵寶慶後，將該府中小女子各學校占據暫作兵房，使各學校紛紛停學。“其軍隊亦徑入民家，恣行騷擾，全城商鋪旅館，有歇業者，有遷避者，附近一帶青年壯士，亦恐被差使，均聞風他適。”不久，由於軍閥內部的矛盾和全國形勢所趨，廣西軍閥陸榮廷3月15日在柳州宣布廣西獨立討袁，改稱廣西都督兼兩廣護國軍總司令，任命梁啟超為總參謀。原來袁氏企圖對川、滇、黔的護國軍采取包圍形勢，一麵令曹、張等率大軍由川攻滇，令馬繼增所部由湘入黔；一麵令龍覲光率粵軍與桂聯合，由桂省的百色進攻滇南。沒想到陸榮廷、劉顯世等竟聯合宣告獨立，並迫使龍軍繳械投降。這不僅使袁的圍攻計劃破產，而且使雲南、貴州、廣西連成了一片，直接威脅了廣東、四川和湖南。護國軍聲勢較前為振，戰情出現轉機。這時候，以日本為主的列強對袁表示不支持和愛莫能助的態度。同是，本是袁世凱所倚為心腹的一些地方軍閥如馮國璋、李純、靳雲鵬、朱瑞等又密電請取消帝製。這些地方實力派的反目，更使袁世凱陷於四麵楚歌之中。這些都決定了袁世凱應得曆史懲罰的命運已經開始。
在此之前，袁世凱本想於5月1日召集立法院，再演一套民意決定來取消帝製。這樣，一麵爭取列強的同意，一麵可以與滇軍協商斡旋，彌縫一時，以作自己的周旋餘地，並把籌備登極的機構取消，表麵上表示要取消帝製，實際上是推延一些時日來觀察一下形勢變化再決定。現在，形勢發展已經不允許他這樣做了。2月25日，他便以因發生反袁戰爭而“痛念吾民”為遮羞布暫緩登極；3月21日，袁世凱又召集會議，提出立即取消帝製之議；22日，正式公布取消帝製之命令，廢除洪憲年號，仍改民國5年，自稱大總統，以徐世昌為國務卿，並焚毀關於帝製之公文八百數十件；4月4日，又將政事堂改為國務院。
袁世凱在宣布撤銷帝製後，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徹底失敗。他宣稱：“今承認（帝製）之案業已被撤銷，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他仍然迷夢於總統位置的延續。他企圖通過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向南方的反袁勢力謀求妥協，擬定了以下議和條件，大總統無辭職及退位之必要；速召集正式國會；罷斥禍首；南北軍隊即日息戰；）滇、黔、桂三省即日取消獨立，歸中央統轄；滇、黔、桂三省獨立首領，不得任意提出他項權利之要求；滇、黔、桂三省軍隊除正額外，其獨立後招募者解散之，速行修正憲法。其目的顯而易見，不外是皇帝沒有做成，回過頭來想再當總統。袁世凱在種種譴責聲中仍不肯下台，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慨，當時有《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內稱：“……欲民國而長治久安乎？非有真正共和國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於國法上能裁判袁世凱之罪案始……故曰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海外華僑也紛紛發出通電，聲討袁世凱，要求將袁“執行國法”，孫中山也連續發表討袁宣言，號召人民要“除惡務盡”，堅定地表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肯使謀危國民者複生於國內”。這一切都表示在人民群眾中蘊藏著軍閥、政黨所不能替代的強大力量。
廣東在4月6日、浙江在4月12日又相繼獨立。22日袁世凱請段祺瑞出任國務卿，宣布恢複責任內閣製，一方麵表示對南方讓步，一方麵籠絡段祺瑞為自己出力。但是南方反袁勢力卻在5月8日由護國軍軍政府聯合了滇、黔、兩廣各省反袁勢力成立了以唐繼堯、岑春煊為正副撫軍長的軍務院，形成了一個以進步黨和西南地方軍閥勢力為主的反袁聯合戰線。這種聯合表明了這些地方軍閥和官僚政客照抄了辛亥革命的老辦法，要利用人民中的反袁情緒來獲取自己的權力。這樣，以反洪憲帝製為目的護國戰爭也在唐、岑諸人偷換內容的手段下宣告結束。在南北雙方僵持的局麵下，北洋軍閥中的地方實力派馮國璋、張勳、倪嗣衝召集一些尚未宣布獨立的省份於5月18日召開了一個南京會議，然而他們三人卻是各有目的：馮想利用這個會造成自己可以操縱於南北之間的一種政治勢力；張勳想做這個會議的盟主，為他複辟清室創造條件；倪嗣衝則完全是效忠於洪憲王朝。這個會議除了一些爭吵以外，沒有什麽實際作用。而在會議期間，5月22日四川陳宦宣布獨立，29日湖南湯薌銘也宣布獨立。陳、湯原來是袁世凱可靠的家奴，如今也叛而獨立，給袁世凱一個相當沉重的打擊。袁世凱在29日宣布了帝製議案始末，企圖推卸責任；但是，一切已經無法挽救，獨夫的末日已經來臨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這個叛國、竊國、賣國的大強盜，在人民反對的怒潮中，既失歡於自己的主人，又受到敵人和黨徒的圍攻，尤其是遭到全國人民的普遍反抗。他雖然竭盡最大的“智慧”，用遍他所獨具的各種“政治機智”，但是一切終歸無效，他在萬眾唾罵之下，極度難堪地死去，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護國軍之所以能達到去袁的目的，不是由於它的力量如何大和它的本身如何健全，而隻是因為這個行動配合了全國人民對袁世凱反動統治的憎惡和反對帝製的浪潮。當時反袁力量已在全國人民中間普遍地滋長起來；這主要是由於袁世凱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殘破和困苦所致。在袁世凱反動政權的統治下，工農商各業均形凋敝。如1912年全國各種工業的職工總數是661784人，1913年為630890人，1914年為624521人，而至1915年則減退至619729人。農戶總數1914年是59402315戶，而1915年則減至46776256戶。荒地麵積則從1914年的19127萬餘畝增至1915年的22946萬餘畝。商業則由於“十裏一卡，二十裏一局，剝削留難，無所不至”而造成凋零衰敝，使“商人無生活之希望，而置諸死地矣。”對外又負債累累，據1916年9月30日北京日文《新支那》報所載《中國現在外債》一文所記，對英、德、法、俄、日、美、比等國所借外債為17190.6萬鎊，地方借款為1428.9萬鎊。內外交困，民生塗炭，致使人民存時日曷喪之感。
在各地蜂起的反抗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5月間在冀中一帶由“山北社”領導進行的長期反袁鬥爭的實際行動。山北社是河北易縣山北村因反對袁世凱政府丈量土地勒征稅收而發起的一個抗捐組織，由於他們所反對的事情正是一般民眾身受其苦的苛政，因此很快得到翼中十幾縣人民的響應，並且由反對驗契而擴大成為反對封建剝削的鬥爭，據《涿縣誌》載其事稱：
“五年，易縣山北社因抗雜捐，竟挾該縣縣長來涿，聲言赴京起訴。涿縣人民附合之，並乘勢將由涿試辦之經界局在事人員全行驅逐，遲則毆辱以隨其後。兩縣人民填塞街巷。嗣易縣電請保定道尹許元震來涿，會同駐涿之守備隊營長陳長青及本縣紳士尚廷弼等往返說合，其事遂寢。”
這次反抗鬥爭的情況，還在當時報刊上得到反映，如《大中華雜誌》二卷六號報道說：
“（民國5年）5月5日，直省各知事收捐納款，至為苛細。一般劣紳，從中漁利，人民頗有反抗之意。近日涿縣紛紛告變，聯絡淶（淶水）、廣（廣昌，今改名淶源）、定（定興）、固（固安）諸縣群起攻擊名處經界局，經界局人員聞風四竄，並每村每家各出代表一人，集於涿縣，共同來京，要求政府停止地捐果木捐及一切雜捐，懲辦營私舞弊之官吏，為數不下20萬人。易縣起因由於果木捐，涿縣起因由於包辦經界事宜雲”。
這次鬥爭的結果，終於迫使袁世凱下令“將近畿清丈和清查各事宜暫行停止”，將“各省有奉前令舉辦清丈清厘田賦者亦著一律從緩辦理。”6月間，袁世凱在人民反袁聲浪中死去，這個反抗活動中心並未因此停止，一直持續到8月間才漸漸停止活動。這次鬥爭雖在中間經過地主階級的破壞和軍閥政權的鎮壓，最後又因內部不一致而未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它終究表明了人民群眾反抗軍閥不甘緘默的態度。人民反抗浪潮正是袁世凱注定要失敗的根本原因。
（摘自《北洋軍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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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中，慣於搜刮、搶掠的北洋軍閥到處作惡，人民視之如洪水猛獸。當時四川詩人吳芳吉描述四川人民被北軍蹂躪，強拉兵差的苦狀說：
“棘為鞭，鐵為鏈，破柴門，行調遣，母伏林頭避，婦驚灶下竄。縛手棄家赴兵站，老者運糧，少者肩彈。肩彈最要速，運糧不妨慢，危岩千尋，狹路如線……鳥飛絕，人跡亂，軍令嚴，誰能怨？夜無住宿，日食餐飯，老男嘔血死，瘦男骨折斷，壯男獨笑言，背地指天歎：願娘勿念妻勿戀，今後已矣來生見。”
人民對軍閥恨之入骨，根本談不到對他們的支持。在湘省，袁軍“因沿路地方居民避之若鶩，均不肯充當行軍夫役，遂致運送軍械軍需萬分困難，不能前進”。抵寶慶後，將該府中小女子各學校占據暫作兵房，使各學校紛紛停學。“其軍隊亦徑入民家，恣行騷擾，全城商鋪旅館，有歇業者，有遷避者，附近一帶青年壯士，亦恐被差使，均聞風他適。”不久，由於軍閥內部的矛盾和全國形勢所趨，廣西軍閥陸榮廷3月15日在柳州宣布廣西獨立討袁，改稱廣西都督兼兩廣護國軍總司令，任命梁啟超為總參謀。原來袁氏企圖對川、滇、黔的護國軍采取包圍形勢，一麵令曹、張等率大軍由川攻滇，令馬繼增所部由湘入黔；一麵令龍覲光率粵軍與桂聯合，由桂省的百色進攻滇南。沒想到陸榮廷、劉顯世等竟聯合宣告獨立，並迫使龍軍繳械投降。這不僅使袁的圍攻計劃破產，而且使雲南、貴州、廣西連成了一片，直接威脅了廣東、四川和湖南。護國軍聲勢較前為振，戰情出現轉機。這時候，以日本為主的列強對袁表示不支持和愛莫能助的態度。同是，本是袁世凱所倚為心腹的一些地方軍閥如馮國璋、李純、靳雲鵬、朱瑞等又密電請取消帝製。這些地方實力派的反目，更使袁世凱陷於四麵楚歌之中。這些都決定了袁世凱應得曆史懲罰的命運已經開始。
在此之前，袁世凱本想於5月1日召集立法院，再演一套民意決定來取消帝製。這樣，一麵爭取列強的同意，一麵可以與滇軍協商斡旋，彌縫一時，以作自己的周旋餘地，並把籌備登極的機構取消，表麵上表示要取消帝製，實際上是推延一些時日來觀察一下形勢變化再決定。現在，形勢發展已經不允許他這樣做了。2月25日，他便以因發生反袁戰爭而“痛念吾民”為遮羞布暫緩登極；3月21日，袁世凱又召集會議，提出立即取消帝製之議；22日，正式公布取消帝製之命令，廢除洪憲年號，仍改民國5年，自稱大總統，以徐世昌為國務卿，並焚毀關於帝製之公文八百數十件；4月4日，又將政事堂改為國務院。
袁世凱在宣布撤銷帝製後，並不甘心於自己的徹底失敗。他宣稱：“今承認（帝製）之案業已被撤銷，如有擾亂地方，自貽口實，則禍福皆由自召，本大總統有統治全國之責，亦不能坐視淪胥而不顧也。”他仍然迷夢於總統位置的延續。他企圖通過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向南方的反袁勢力謀求妥協，擬定了以下議和條件，大總統無辭職及退位之必要；速召集正式國會；罷斥禍首；南北軍隊即日息戰；）滇、黔、桂三省即日取消獨立，歸中央統轄；滇、黔、桂三省獨立首領，不得任意提出他項權利之要求；滇、黔、桂三省軍隊除正額外，其獨立後招募者解散之，速行修正憲法。其目的顯而易見，不外是皇帝沒有做成，回過頭來想再當總統。袁世凱在種種譴責聲中仍不肯下台，激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慨，當時有《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內稱：“……欲民國而長治久安乎？非有真正共和國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於國法上能裁判袁世凱之罪案始……故曰袁逆不死，大禍不止，養癰蓄疽，實為亂基！願國人速以決心，再接再厲，撲殺此獠，以絕亂種！”海外華僑也紛紛發出通電，聲討袁世凱，要求將袁“執行國法”，孫中山也連續發表討袁宣言，號召人民要“除惡務盡”，堅定地表示“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決不肯使謀危國民者複生於國內”。這一切都表示在人民群眾中蘊藏著軍閥、政黨所不能替代的強大力量。
廣東在4月6日、浙江在4月12日又相繼獨立。22日袁世凱請段祺瑞出任國務卿，宣布恢複責任內閣製，一方麵表示對南方讓步，一方麵籠絡段祺瑞為自己出力。但是南方反袁勢力卻在5月8日由護國軍軍政府聯合了滇、黔、兩廣各省反袁勢力成立了以唐繼堯、岑春煊為正副撫軍長的軍務院，形成了一個以進步黨和西南地方軍閥勢力為主的反袁聯合戰線。這種聯合表明了這些地方軍閥和官僚政客照抄了辛亥革命的老辦法，要利用人民中的反袁情緒來獲取自己的權力。這樣，以反洪憲帝製為目的護國戰爭也在唐、岑諸人偷換內容的手段下宣告結束。在南北雙方僵持的局麵下，北洋軍閥中的地方實力派馮國璋、張勳、倪嗣衝召集一些尚未宣布獨立的省份於5月18日召開了一個南京會議，然而他們三人卻是各有目的：馮想利用這個會造成自己可以操縱於南北之間的一種政治勢力；張勳想做這個會議的盟主，為他複辟清室創造條件；倪嗣衝則完全是效忠於洪憲王朝。這個會議除了一些爭吵以外，沒有什麽實際作用。而在會議期間，5月22日四川陳宦宣布獨立，29日湖南湯薌銘也宣布獨立。陳、湯原來是袁世凱可靠的家奴，如今也叛而獨立，給袁世凱一個相當沉重的打擊。袁世凱在29日宣布了帝製議案始末，企圖推卸責任；但是，一切已經無法挽救，獨夫的末日已經來臨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這個叛國、竊國、賣國的大強盜，在人民反對的怒潮中，既失歡於自己的主人，又受到敵人和黨徒的圍攻，尤其是遭到全國人民的普遍反抗。他雖然竭盡最大的“智慧”，用遍他所獨具的各種“政治機智”，但是一切終歸無效，他在萬眾唾罵之下，極度難堪地死去，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護國軍之所以能達到去袁的目的，不是由於它的力量如何大和它的本身如何健全，而隻是因為這個行動配合了全國人民對袁世凱反動統治的憎惡和反對帝製的浪潮。當時反袁力量已在全國人民中間普遍地滋長起來；這主要是由於袁世凱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殘破和困苦所致。在袁世凱反動政權的統治下，工農商各業均形凋敝。如1912年全國各種工業的職工總數是661784人，1913年為630890人，1914年為624521人，而至1915年則減退至619729人。農戶總數1914年是59402315戶，而1915年則減至46776256戶。荒地麵積則從1914年的19127萬餘畝增至1915年的22946萬餘畝。商業則由於“十裏一卡，二十裏一局，剝削留難，無所不至”而造成凋零衰敝，使“商人無生活之希望，而置諸死地矣。”對外又負債累累，據1916年9月30日北京日文《新支那》報所載《中國現在外債》一文所記，對英、德、法、俄、日、美、比等國所借外債為17190.6萬鎊，地方借款為1428.9萬鎊。內外交困，民生塗炭，致使人民存時日曷喪之感。
在各地蜂起的反抗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5月間在冀中一帶由“山北社”領導進行的長期反袁鬥爭的實際行動。山北社是河北易縣山北村因反對袁世凱政府丈量土地勒征稅收而發起的一個抗捐組織，由於他們所反對的事情正是一般民眾身受其苦的苛政，因此很快得到翼中十幾縣人民的響應，並且由反對驗契而擴大成為反對封建剝削的鬥爭，據《涿縣誌》載其事稱：
“五年，易縣山北社因抗雜捐，竟挾該縣縣長來涿，聲言赴京起訴。涿縣人民附合之，並乘勢將由涿試辦之經界局在事人員全行驅逐，遲則毆辱以隨其後。兩縣人民填塞街巷。嗣易縣電請保定道尹許元震來涿，會同駐涿之守備隊營長陳長青及本縣紳士尚廷弼等往返說合，其事遂寢。”
這次反抗鬥爭的情況，還在當時報刊上得到反映，如《大中華雜誌》二卷六號報道說：
“（民國5年）5月5日，直省各知事收捐納款，至為苛細。一般劣紳，從中漁利，人民頗有反抗之意。近日涿縣紛紛告變，聯絡淶（淶水）、廣（廣昌，今改名淶源）、定（定興）、固（固安）諸縣群起攻擊名處經界局，經界局人員聞風四竄，並每村每家各出代表一人，集於涿縣，共同來京，要求政府停止地捐果木捐及一切雜捐，懲辦營私舞弊之官吏，為數不下20萬人。易縣起因由於果木捐，涿縣起因由於包辦經界事宜雲”。
這次鬥爭的結果，終於迫使袁世凱下令“將近畿清丈和清查各事宜暫行停止”，將“各省有奉前令舉辦清丈清厘田賦者亦著一律從緩辦理。”6月間，袁世凱在人民反袁聲浪中死去，這個反抗活動中心並未因此停止，一直持續到8月間才漸漸停止活動。這次鬥爭雖在中間經過地主階級的破壞和軍閥政權的鎮壓，最後又因內部不一致而未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它終究表明了人民群眾反抗軍閥不甘緘默的態度。人民反抗浪潮正是袁世凱注定要失敗的根本原因。
（摘自《北洋軍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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