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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義和團血染紫禁城！八強盜蹂躪天安門(18)
毫無辦法。光緒皇帝親政後，就是這些“清流黨”人統治了朝綱。他們說的都是正確的話，愛國的話，而且一件實際的事情不做，所以就永遠不會犯錯誤。
但戰爭中，剛剛親政沒幾年的光緒皇帝倒是真正著急的。這位毫無軍事和政治經驗、年輕氣盛、一心要有點作為的皇上，急著“露一手”，以便在他的母後慈禧和並不怎麽買他的賬的大臣們麵前，證明他是個能力很強的皇帝。戰爭一開始，他就急著給李鴻章撥銀子，一次就是幾百萬兩，要他快去買世界上最好的軍艦，要德國的。李鴻章磕頭謝恩，可他心想：“你們早幹嘛去啦！”
十年前，中國的北洋水師在他的慘淡經營下，比日本水師強多了。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舉國之力，奮起直追，很快就在各個方麵都超過了中國。“中國的戰敗還不僅僅是由於它的虛弱；日本則是靠它的力量打贏了這場戰爭。”（《劍橋中國晚清史》）
十年前，李鴻章是多麽以他的北洋艦隊自豪啊！
――經過調查，日本兵船在20艘以外，而堅利可用者，不過10餘艘而已。
――而我們中國，“臣鴻章與內外諸臣熟商禦侮之要，力整武備，雖限於財力，格於浮議，而購船製械，選將練兵，隨時設法，獨具規模。”
――這樣，以當時的力量對付日本，“能合力以圖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勝算。中國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日本必服。”
這是1883年7月的事情。當時的李鴻章一時興奮，竟命令他的北洋艦隊“搖弋於日本海”，並在日本的“盛邀”下，停泊在日本海岸。日本首相伊藤登上了中國艦艇，當時，“臉色蒼白，默然不語者良久”。
但十年後的情形如何呢？戰爭開始前，李鴻章就沒把握能打贏這一仗。
――“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後，我軍未購一船。”而日本人呢，卻乘機“逐年增置”。6年後，到戰爭開始前，日本的軍艦數量和速度都大大超過了中國。這其中，艦艇的速度尤為緊要：日船多鐵甲快艇，時速達23海裏，而中國艦雖有兩艘大的（鎮遠號和定遠號），“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且“我船定購在先，僅時速18海裏，已為極速。”
這相差5海裏的速度，常常就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則易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後來甲午海戰的實戰證明，北洋水師敗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船速太慢。
而且，豈止沒買軍艦，已有軍艦上的炮彈也是奇缺。海戰發生時，定遠艦上的巨炮炮彈隻有一枚，鎮遠艦也隻有兩枚，其他小口徑炮彈也沒多少。戰爭一開，巨炮轟了一下就啞巴了，小炮也轟了沒幾下就成了擺設，艦上官兵能不“未戰已心存怯懦，戰開即立呈敗形”嗎！
那麽，戰前整整6年時間，為什麽明知日本大肆擴張軍備，而“我軍未購一艦”、“未購一炮”呢？曆史書上的答案是“沒錢”。為什麽沒錢呢？這一問，所有史家的憤怒炮彈都朝著慈禧太後轟過去了。“是這個禍國殃民的女人把海軍經費挪用修建頤和園了！”
關於此事，正式史書無一字記載，但清末以來的私家筆記言之屢屢，小說影視不斷渲染，遂成定案。道德義憤如何遮蔽了曆史理性，除了對袁世凱的評價，沒有比這件事情更發人深省的了。
1889年3月4日，已經成年的光緒皇帝親政，一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把政權交出去了。此前的2月26日，光緒皇帝花了500萬兩銀子，把婚事辦了。為了感謝太後的養育，也為了讓“皇爸爸”在退休以後休息好，他決定把慈禧喜歡的頤和園修理一下。據晚清的筆記載，這件事情要花3000萬兩銀子。於是“自中央以至十八行省，各方搜刮，海軍軍費又何能例外？”可以假定這是事實，也可以假定這一搜刮行動一直持續到戰爭前夕，還可以假定，就像這些野史記載的：慈禧太後挪用海軍經費，到甲午開戰前，持續了5年時間，每年挪用30萬兩，那麽一共是150萬兩。但請翻查《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記載：19世紀90年代，清朝政府預算支出北洋水師的軍費是，每年500萬兩！根據預算，即使去掉慈禧挪用的150萬兩，從1891年到中日戰爭發生的1894年，4年時間，也應可以撥給李鴻章1850萬兩。如果這些錢用來購置軍艦，可以再增加兩支原來規模的北洋艦隊！那麽，為什麽也沒買一艘兵艦、一枚炮彈？這到底是誰之罪？
一個時間的斷點。一個曆史迷離的時刻。一種為“愛國者”遮蔽罪行的史家道德。幾乎所有的史家都已經先入為主地認為：光緒皇帝不可能犯罪，而柄持政府並掌管國家財政支出（戶部）的皇帝師傅翁同（也不可能犯罪。真是這樣嗎？
《中國海軍大事記》光緒十七年（1891年）載：
“四月，戶部決定：‘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船、機器事，暫停兩年，所省銀子解部充餉。’（注意：不是為了修建頤和園！）丁汝昌（海軍提督）力陳：‘我國海軍戰鬥力遠遜於日本，添船換炮刻不容緩！’5月，上諭說‘可以撥款’，但到了秋天，還沒見錢。而且聽說前麵的上諭不算數了。李鴻章急了，親自出馬，奏稱：‘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我恐怕這不是慎重海防，激勵士氣的做法吧！’然而，上諭居然說‘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
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把皇帝“可以撥款”的上諭弄得像放屁一樣不算數了？隻有以軍機大臣、皇帝師傅身份主管戶部的翁同。
買炮彈的事情也是一樣。當時德國的工程師漢納根，是北洋海軍的顧問，他在甲午海戰的前兩年建議李鴻章購買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大開花彈，以供戰鬥艦上的大炮使用。李鴻章已經簽發了命令，但最後也沒實行，原因就是翁同＜還是不給錢，說是“無用的浪費”。再看《國聞備乘》中的記載（譯文）：
甲午之戰，實在就是翁同鼓蕩的。他是皇帝的師傅，光緒親政後，他以軍機大臣兼皇帝的老師，經常可以和皇上獨對（指光緒皇帝隻召見他一個人），其他諸大臣不能盡聞其謀。
翁同的手下，全都是一幫子文人，如文廷式（珍妃的親戚）、張謇等，都稱翁為老師，日日夜夜都想著用不了多久就會當上大官了。朝鮮事變後，就是這一夥人嚷嚷著向朝鮮出兵。當時，李鴻章是北洋大臣，認為海軍還不強大，兵器也不能比敵，不敢輕易就開邊釁。於是文廷式恃翁之力，密通宮闈，讓珍妃向皇上進言。珍妃沒日沒夜地慫恿光緒皇帝，把皇上說動了心，兵禍一下子就來了。
繼而屢戰不勝，敵人都打到國內來了。慈禧聽說了，大怒，把翁同叫來，痛罵一頓，讓他當天就飛奔天津，向李鴻章問策。
翁同一見到李鴻章，就問：“你北洋的軍艦在哪裏？”
李鴻章怒目相視，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後來把頭轉過去說：“翁師傅，你是總理度支、管錢的，平時請你撥款，你沒一回不給駁了。現在出事了，你來問兵艦了！兵艦果然可以依靠嗎？”
翁同說：“唉，過去的事情嘛，我們當臣子的，以節約用錢為盡職盡責啊！可現在，事情危急了。你為什麽不再寫一份撥款申請呢？”
李鴻章說：“我一提撥款，政府嘛，懷疑我專橫拔扈，大臣嘛，參劾我貪婪，好像我把錢裝進自己的私囊了。我再請您給我撥款，我李鴻章還能活著站在這裏嗎！”
翁同聽了，立刻說不出話來了。
李鴻章非常清楚，這是翁同＜存心與他為難。過去，慈禧親政，寵信鴻章，翁僅為帝師，想陷害他，能力還不達。慈禧親政時，從來沒有一年短缺過北洋的撥款，現有軍艦的規模，全是慈禧當政時形成的。光緒親政後，翁一下子成了軍機大臣，立刻有了刁難李鴻章的全部條件。
為了讓李鴻章倒台，翁同＜的一口氣，已經憋了幾十年啦。
那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晚期，翁同＜的哥哥翁同書為安徽巡撫（省長），在定遠被圍時居然棄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其後，曾國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失職而激起內部兵變，彼此仇殺，導致壽州失守。這一次，罪無可赦，曾國藩上奏劾疏。當時，翁父是同治皇帝的師傅，要參倒他的兒子，僅憑一紙劾疏是很難做到的。但那劾疏措辭嚴峻，使皇帝和皇太後亦無法為翁家曲予寬待。其中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而這一鋒茫內斂，暗藏殺機的彈章，是出於李鴻章的手筆。沒辦法，朝廷隻好判了翁同書“斬刑”。他的父親聽到這個消息，一口氣沒上來，先死了。皇帝和皇太後這才借口“眷念師傅”，將翁同書從輕判罪，但也是死罪免了，活罪難逃，充軍新疆，這一輩子就毀在大西北的荒漠中了。想想看，父死兄徙，全因李鴻章那支如刀之筆，翁同＜能咽下這口氣、能不伺機報仇嗎！
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以他的親身經曆，講了中日戰爭發生時的一件事情。
甲午戰前，翁同一力主戰，李鴻章言不可輕開釁端……我去見翁同，向他力陳主戰的錯誤。我想，翁同也是我的老師，他向來是器重我的。但翁同聽了我的勸說後，笑我是書生膽小。
我說：“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能放膽嚐試？而且，我國無論兵器還是戰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輕率地決定開戰啊！”
翁同說：“李鴻章治軍數十年，掃平了多少壞人啊！（這裏暗指李鴻章以彈疏害了翁同的哥哥）現在，北洋有海軍陸軍，正如火如荼，豈能連一仗都打不了嗎？”
我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今已知自己確實不如人，哪裏有勝利的希望呢？”
翁同說：“我正想讓他到戰場上試一試，看他到底是騾子還是馬，將來就有整頓他的餘地了！”
真讓人毛骨悚然。這已經不是大敵當前是否主戰的問題，而是：在主戰的說詞背後，身為軍機大臣的翁同＜，於中日交戰之際、國事成敗之時，不顧國家安危，寧可國家敗亡，也要挾私報複，以私害公。對此，《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在為翁同＜立傳時論述道：“他因與李鴻章之間久懷宿怨，屢謀報複，李鴻章不欲戰而迫之戰，在他看來，正是所以挫抑之而困頓之的良好機會，又豈能輕易放過？至於萬一試而不效，淮軍挫敗，私怨雖報而國事已壞，則就不是翁同＜所考慮的問題了。”以一個秉持國政之人而謀國如此，害人如此，其心肝實在太黑了些。
此後戰爭爆發和失敗後，在李鴻章調兵遣將、赴日談判時，翁同＜也三番五次地為其設置障礙，一任李鴻章焦頭爛額，而他自己始終置身於清涼之地。對此，連對李鴻章素無好感，在李死後的第3天即作《李鴻章傳》的梁啟超，論及甲午戰事，也不無感慨地說：
西方報紙有評論：日本不是和中國在作戰，實在是和李鴻章一個人在打仗呀！這話，說過了一些，但也近乎事實。君不見各省大吏，就知道劃疆自守，好像這是件國家的私事一樣，難道有一個官兒給李鴻章籌一分錢的軍餉、在李鴻章危難的時候派出一兵一卒救他一把嗎？（戰爭中，一次有官員欲奏派一高級將領去幫助一下李鴻章軍，請示翁同，翁臉色一變說：如果這樣做，那我下台，把我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李鴻章遂無任何臂助！）這樣說來，日本真的是在和李鴻章一個人交戰呀！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你雖然打敗了，也是個豪傑啊！
但戰後的李鴻章，所有的豪氣都喪失殆盡了。戰爭輸了，官職罷了，戰後求和的一P股屎，還得他去擦。當時的中國，真正懂外交的，除了李鴻章，還有誰呢？朝旨命令他“赴日談判，與日求和”。時值1895年3月，北京乍暖還寒的季節，即將再次受辱的李鴻章，拖著老病之身到日本去了。
那天是1895年的3月13日，李鴻章自東便門啟節，隻有可數的幾個官員給他送行。那些平常拍馬屁的人不知藏到哪裏去了，此時生怕沾上一身腥。因為李鴻章身材高長，那些人曾恭維他為“雲中之鶴”，瞅著他胡子稀疏、顴骨突出、眼眶浮腫、滿麵秋霜的一張老臉，說是“仙鶴之相”，還把這種算命般的語言寫進了詩裏，說“萬裏封侯由骨相”。可現在他們去吹捧誰人了？“雲中之鶴”成了一根扶不住的竹竿，他們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拋棄了。真的，那天的李鴻章真像一根竹竿。風很大，揚沙撼木，車行困難，半天才走了20裏，隻好“在於家衛午尖”。已經73歲的李鴻章下車時，適有一陣狂風刮過，他晃了晃，差點真像竹竿一樣折斷了。於家衛地區有兩個縣在此辦差，但沒有一個縣令出來迎接李鴻章，隻好在一民房外紮個天棚，在棚子裏擺上飯菜，大家圍坐一圈。當時所有在現場的人都對天氣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人的記載是“棚搖搖震撼作聲，如欲拔地飛去。飛塵眯目，席間盤盂杯盎，悉被掩蓋，幾無物可以下箸。”麵對此景，隻有李鴻章還算鎮靜。他對在座的人說：“我從少年時起到現在，凡有出門的事情，不是狂風就是暴雨，出海沒一回不遇上驚濤駭浪，真不知是什麽緣故。”在座的人安慰說：“中堂豐功盛德，所以雨師風伯，都來給您送行了。”李鴻章苦笑了，忽然聲高氣促而言：“想我李鴻章，不至於得罪了老天呀，為什麽一次又一次地與我為難呢！”所有的人都不說話了。李鴻章緩緩地站起身來，把一杯漂著塵土的酒端起來，枯澀的眼睛把每個在場的人都看了一眼，語氣沉痛地說道：“承蒙諸君遠道相送，你們的深情厚意我感激不盡。我這次出國公幹，千裏長途，已經是70多歲的老東西了，誰知道是不是還能回得來再與諸君相見？我隻希望大家努力前程，各自珍重吧！”說完，塵酒一飲而盡，淒然上路。
他在1895年3月19日抵達日本，險些把自己的老命丟在東瀛。
談判期間，日軍攻陷遼陽鞍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的和議條件是：朝鮮自主，中國割遼東、台灣、澎湖給日本，賠款三萬萬兩。李鴻章電複國內。等了一個星期，回電是：太後指示，遼東、台灣均不可棄，讓地應以一地為宜，賠兵費應以萬兩為斷。此後的談判過程，李鴻章和伊藤一個討價，一個不讓。第三次會議結束後，李鴻章歸途遇刺，一個日本人朝他開了一槍，子彈鑽進了他的左臉。日本天皇大為震驚，遣禦醫視疾。
日本醫生說：“得取出槍子，傷口才可以治療，但須靜養多日，不可再勞心力了。”
李鴻章慨然說：“國家正在艱難的時刻，和局之成，已經刻不容緩了，我怎麽能延誤時機，耽誤國家大事啊！”寧死也不動手術。
第二天，醫生再來，隻見李鴻章已經是血染袍服。但他還是不準動手術，一定要堅持到國家有了和平之後再說。據當時觀者記錄：李鴻章流了眼淚，他說：“就算是舍了我這條命，但隻要有益於我的國家，在所不辭！”
日本報紙記載，李鴻章的這種慷慨忠憤之氣，大大感動了日皇和日本臣民，伊藤“躲詣慰問，謝罪甚恭”，舉國“同深震撼”。
4月17日，日本在談判桌上做出了一點讓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較原日方條件有所減輕，如賠款減少了一萬萬兩，割地少了一處。時議對此的評價是：“口舌所不能爭者，借一槍子而得之。”意思是說：日本在條約上的讓步，完全是因為李鴻章挨了一槍。
一日宴會間，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說：“我有一個上聯，您能給對上個下聯嗎？”
他的上聯是：“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
如此挑釁，李鴻章又憤又愧，奮起而對。
他的下聯是：“天難度，地難量，這才是帝王度量。”
聯對工巧，似乎沒有失了麵子，但忍辱蒙垢，定約馬關，是他更羞憤的事情。
4月20日，李鴻章托著腮幫子回到中國。他發現，他已經在國人眼中成了一個大賣國賊。他在天津登岸時，他平時重用的幕僚沒來迎接他，連他過去的副手陳原，聽說李鴻章回來了，也不和他見麵。朝廷內更是洶洶嚷嚷，翁同（的死黨文廷式聯合了35人參劾李鴻章“通敵叛國”，其中的罪行有：李鴻章在戰爭期間，日本的兵船來了，是他給放跑了；日本人來采運中國的煤炭，他聽之任之；日本的間諜讓我們給抓住了，他私下裏給放了；而且，他所領導的天津軍械所，在戰爭開始後，還把槍彈賣給日本人；還有，他的兒子李經方娶的是日本婦女為妻，有日本駙馬之稱，既有姻親關係，當然就會不惜以國家利益為利敵之計，有意賣國。這份參折雖被當時和後世的曆史學家稱之為：“胡說八道，不值一駁”，但其作用是：傳到百姓的耳朵裏，李鴻章的賣國之行、漢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當時，恰好北京京劇界名醜楊三病故，而李鴻章在家派行第二，有人便以楊三和李鴻章連在一起作了一幅對聯：
楊三已死無蘇醜，
李二先生是漢奸。
總之，李鴻章完了。原本是一條飛龍，現在掉到了井裏；一個巨人，讓螻蟻給困住了；一匹老馬，騰蹄奮躍，努力為國家幹了件大事，竟受到了攻擊嘲弄；他成了賣國的人，投敵的人。天下人氣短之事，還有過於此的嗎？直隸總督的官職給撤了，北洋大臣的職務也沒了，總理事務衙門也管不得了，隻能在“衙門行走”了，說得清楚一點，他還有點權力，就是可以跟著總理事務衙門的人一起上下班。呃，不，他還有一個虛銜：大學士，這就是說，在名義上，他還是“宰相”。而終於在1900年初，他給調離了北京，到遠遠的廣東去打他最後的政治遊擊了。倘若不是朝廷需要他再當一次“賣國賊”，他一生的最後日子，可能不會再見到北京城了。
1900年9月15日，李鴻章從上海起程北上。最初，他想乘俄國的軍艦赴津，但考慮到在已被西方聯軍占領的天津口岸，必須有各國的保護接待，才能暢通無阻，而乘俄國的軍艦容易受到列強的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的“安平”號商輪，由一艘俄國軍艦護送赴津。
18日，“安平”號停泊在塘沽海麵。李鴻章坐轎來到碼頭，俄國水兵在碼頭歡迎他。岸上聚集著一群剛剛登陸的德國兵，他們好奇地瞧著這一隊從未見過的中國官員以及護送他們的衣著顏色鮮豔的侍衛，德國人對俄國人為什麽對中國人如此尊敬感到奇怪。一個站在碼頭上的德軍中尉因為俄國軍官穿上禮服歡迎李鴻章，非常粗魯地表示莫名其妙。
1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8天後，27日，聯軍統帥瓦德西也到了天津。李鴻章知道，在將來的談判中，瓦德西將是一個主要人物，急不可待地謀求與其會晤，但瓦德西“對李氏之請求，每拒絕之”。李鴻章預感到，未來的和談將充滿殺氣。
10月1日，李鴻章遵旨在天津接任直隸總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這位年近八旬、飽經滄桑的大吏，在曾坐鎮25年而又調離數載的總督衙門重接關防大印，不禁感慨萬千。一個快80歲的老人，應該沒有眼淚了，但他目睹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這一名城重鎮殘破不堪的景象，不禁悲從衷來，痛哭了一場。
11日，李鴻章終於到達北京，寓居賢良寺。這裏，正是他甲午戰後失勢、投閑寓居之所。就在這裏，他整天聽到外麵罵他為“賣國賊”的痛斥聲。而現在，他知道，他又將被人們痛斥一次了。
整個北京被各國瓜分完畢，全部為“外國轄境”，各國隻承認李鴻章的住處為“中國地方”，但門口的“守衛者”是外國士兵。西方人每當路過賢良寺的大門口，便會指著裏麵說：“那裏，住著一個受到‘禮遇’的俘虜！”
17日，聯軍統帥瓦德西到達北京，公然住進中南海儀鸞殿。
住中國皇宮的外國人和住和尚廟的中國人就要“和談”了。
征服前的準備，瓦德西的試驗
初登金鑾寶殿的瓦德西，一分鍾，十分鍾，閉著眼睛，心裏亂糟糟，假想如果他真是這裏的皇帝，那該是怎樣令人心醉的甜美。然後他命令關上宮門，把軍官們打發走。他還得仔細想想，他，這個各國聯軍對之頗為冷淡的統帥，該怎樣為他的國家爭取到最大的在華利益。
此前8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授予瓦德西聯軍元帥權杖，並發表演說，深信瓦德西以聯軍統帥身份赴華，將對他“常有的瓜分中國思想”（瓦德西語），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當天晚上，北京被聯軍占領的消息傳到德國。《瓦德西拳亂筆記》載：
這一消息傳來，皇上大失所望，因為他曾經深信北京各國公使以及使館全體人員都已經被殺死了。他本來預計，我到中國後，各國聯軍將在我的指揮下，直向北京開行，我將因此而獲得占領北京的榮譽。此種夢境，現在已成陳跡。
但皇上對我將遠征北京，仍懷有一種發展我們東亞商業之最大希望。皇上命令我要謹記在心：要求中國賠償，務到最高限度，而且必須貫徹主張。因為皇上急需此款，以製造戰艦。我更察知，皇上希望我們在山東方麵，擴充我們的占有權。
或許，瓦德西從德國皇帝那裏接到的諭旨還要更多。總之，不僅要巨額的賠款，而且要從中國的版圖上挖土地，越多越好。
有什麽樣的皇帝，便有什麽樣的人民。威廉皇帝這種侵略行徑，被德國人民視為偉大的愛國主義。
我的遠征軍之成立與出發以後，德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因西方各國由德國統帥而日益強烈。我所到之處，人山人海，歡迎盛會，越來越多。凡我所經過之車站，無不聚滿群眾，往往數千人以上。真是一種巨大的愛國波濤。
瓦德西是懷著皇帝和人民如此巨大的期待來中國的，他決計不辜負委托。但他一到中國便發現，事情沒那樣簡單。他發現，他不能執行“瓜分中國”的指令。這是他自己發現的，不是英美兩國說服他的。
他對自己的這一發現感到悲哀。
後世的影視文學，把瓦德西放寬對中國的懲罰，尤其是沒有瓜分中國，歸功於妓女賽金花的床上功夫，純屬無稽之談。
但戰爭中，剛剛親政沒幾年的光緒皇帝倒是真正著急的。這位毫無軍事和政治經驗、年輕氣盛、一心要有點作為的皇上，急著“露一手”，以便在他的母後慈禧和並不怎麽買他的賬的大臣們麵前，證明他是個能力很強的皇帝。戰爭一開始，他就急著給李鴻章撥銀子，一次就是幾百萬兩，要他快去買世界上最好的軍艦，要德國的。李鴻章磕頭謝恩，可他心想：“你們早幹嘛去啦！”
十年前，中國的北洋水師在他的慘淡經營下，比日本水師強多了。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舉國之力，奮起直追，很快就在各個方麵都超過了中國。“中國的戰敗還不僅僅是由於它的虛弱；日本則是靠它的力量打贏了這場戰爭。”（《劍橋中國晚清史》）
十年前，李鴻章是多麽以他的北洋艦隊自豪啊！
――經過調查，日本兵船在20艘以外，而堅利可用者，不過10餘艘而已。
――而我們中國，“臣鴻章與內外諸臣熟商禦侮之要，力整武備，雖限於財力，格於浮議，而購船製械，選將練兵，隨時設法，獨具規模。”
――這樣，以當時的力量對付日本，“能合力以圖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勝算。中國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日本必服。”
這是1883年7月的事情。當時的李鴻章一時興奮，竟命令他的北洋艦隊“搖弋於日本海”，並在日本的“盛邀”下，停泊在日本海岸。日本首相伊藤登上了中國艦艇，當時，“臉色蒼白，默然不語者良久”。
但十年後的情形如何呢？戰爭開始前，李鴻章就沒把握能打贏這一仗。
――“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後，我軍未購一船。”而日本人呢，卻乘機“逐年增置”。6年後，到戰爭開始前，日本的軍艦數量和速度都大大超過了中國。這其中，艦艇的速度尤為緊要：日船多鐵甲快艇，時速達23海裏，而中國艦雖有兩艘大的（鎮遠號和定遠號），“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且“我船定購在先，僅時速18海裏，已為極速。”
這相差5海裏的速度，常常就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遲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則易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後來甲午海戰的實戰證明，北洋水師敗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船速太慢。
而且，豈止沒買軍艦，已有軍艦上的炮彈也是奇缺。海戰發生時，定遠艦上的巨炮炮彈隻有一枚，鎮遠艦也隻有兩枚，其他小口徑炮彈也沒多少。戰爭一開，巨炮轟了一下就啞巴了，小炮也轟了沒幾下就成了擺設，艦上官兵能不“未戰已心存怯懦，戰開即立呈敗形”嗎！
那麽，戰前整整6年時間，為什麽明知日本大肆擴張軍備，而“我軍未購一艦”、“未購一炮”呢？曆史書上的答案是“沒錢”。為什麽沒錢呢？這一問，所有史家的憤怒炮彈都朝著慈禧太後轟過去了。“是這個禍國殃民的女人把海軍經費挪用修建頤和園了！”
關於此事，正式史書無一字記載，但清末以來的私家筆記言之屢屢，小說影視不斷渲染，遂成定案。道德義憤如何遮蔽了曆史理性，除了對袁世凱的評價，沒有比這件事情更發人深省的了。
1889年3月4日，已經成年的光緒皇帝親政，一直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把政權交出去了。此前的2月26日，光緒皇帝花了500萬兩銀子，把婚事辦了。為了感謝太後的養育，也為了讓“皇爸爸”在退休以後休息好，他決定把慈禧喜歡的頤和園修理一下。據晚清的筆記載，這件事情要花3000萬兩銀子。於是“自中央以至十八行省，各方搜刮，海軍軍費又何能例外？”可以假定這是事實，也可以假定這一搜刮行動一直持續到戰爭前夕，還可以假定，就像這些野史記載的：慈禧太後挪用海軍經費，到甲午開戰前，持續了5年時間，每年挪用30萬兩，那麽一共是150萬兩。但請翻查《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記載：19世紀90年代，清朝政府預算支出北洋水師的軍費是，每年500萬兩！根據預算，即使去掉慈禧挪用的150萬兩，從1891年到中日戰爭發生的1894年，4年時間，也應可以撥給李鴻章1850萬兩。如果這些錢用來購置軍艦，可以再增加兩支原來規模的北洋艦隊！那麽，為什麽也沒買一艘兵艦、一枚炮彈？這到底是誰之罪？
一個時間的斷點。一個曆史迷離的時刻。一種為“愛國者”遮蔽罪行的史家道德。幾乎所有的史家都已經先入為主地認為：光緒皇帝不可能犯罪，而柄持政府並掌管國家財政支出（戶部）的皇帝師傅翁同（也不可能犯罪。真是這樣嗎？
《中國海軍大事記》光緒十七年（1891年）載：
“四月，戶部決定：‘南北兩洋購買洋槍、炮船、機器事，暫停兩年，所省銀子解部充餉。’（注意：不是為了修建頤和園！）丁汝昌（海軍提督）力陳：‘我國海軍戰鬥力遠遜於日本，添船換炮刻不容緩！’5月，上諭說‘可以撥款’，但到了秋天，還沒見錢。而且聽說前麵的上諭不算數了。李鴻章急了，親自出馬，奏稱：‘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我恐怕這不是慎重海防，激勵士氣的做法吧！’然而，上諭居然說‘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
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把皇帝“可以撥款”的上諭弄得像放屁一樣不算數了？隻有以軍機大臣、皇帝師傅身份主管戶部的翁同。
買炮彈的事情也是一樣。當時德國的工程師漢納根，是北洋海軍的顧問，他在甲午海戰的前兩年建議李鴻章購買德國克虜伯廠製造的大開花彈，以供戰鬥艦上的大炮使用。李鴻章已經簽發了命令，但最後也沒實行，原因就是翁同＜還是不給錢，說是“無用的浪費”。再看《國聞備乘》中的記載（譯文）：
甲午之戰，實在就是翁同鼓蕩的。他是皇帝的師傅，光緒親政後，他以軍機大臣兼皇帝的老師，經常可以和皇上獨對（指光緒皇帝隻召見他一個人），其他諸大臣不能盡聞其謀。
翁同的手下，全都是一幫子文人，如文廷式（珍妃的親戚）、張謇等，都稱翁為老師，日日夜夜都想著用不了多久就會當上大官了。朝鮮事變後，就是這一夥人嚷嚷著向朝鮮出兵。當時，李鴻章是北洋大臣，認為海軍還不強大，兵器也不能比敵，不敢輕易就開邊釁。於是文廷式恃翁之力，密通宮闈，讓珍妃向皇上進言。珍妃沒日沒夜地慫恿光緒皇帝，把皇上說動了心，兵禍一下子就來了。
繼而屢戰不勝，敵人都打到國內來了。慈禧聽說了，大怒，把翁同叫來，痛罵一頓，讓他當天就飛奔天津，向李鴻章問策。
翁同一見到李鴻章，就問：“你北洋的軍艦在哪裏？”
李鴻章怒目相視，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後來把頭轉過去說：“翁師傅，你是總理度支、管錢的，平時請你撥款，你沒一回不給駁了。現在出事了，你來問兵艦了！兵艦果然可以依靠嗎？”
翁同說：“唉，過去的事情嘛，我們當臣子的，以節約用錢為盡職盡責啊！可現在，事情危急了。你為什麽不再寫一份撥款申請呢？”
李鴻章說：“我一提撥款，政府嘛，懷疑我專橫拔扈，大臣嘛，參劾我貪婪，好像我把錢裝進自己的私囊了。我再請您給我撥款，我李鴻章還能活著站在這裏嗎！”
翁同聽了，立刻說不出話來了。
李鴻章非常清楚，這是翁同＜存心與他為難。過去，慈禧親政，寵信鴻章，翁僅為帝師，想陷害他，能力還不達。慈禧親政時，從來沒有一年短缺過北洋的撥款，現有軍艦的規模，全是慈禧當政時形成的。光緒親政後，翁一下子成了軍機大臣，立刻有了刁難李鴻章的全部條件。
為了讓李鴻章倒台，翁同＜的一口氣，已經憋了幾十年啦。
那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晚期，翁同＜的哥哥翁同書為安徽巡撫（省長），在定遠被圍時居然棄城逃跑，犯了失守封疆之罪；其後，曾國藩令其戴罪立功，居然又因失職而激起內部兵變，彼此仇殺，導致壽州失守。這一次，罪無可赦，曾國藩上奏劾疏。當時，翁父是同治皇帝的師傅，要參倒他的兒子，僅憑一紙劾疏是很難做到的。但那劾疏措辭嚴峻，使皇帝和皇太後亦無法為翁家曲予寬待。其中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而這一鋒茫內斂，暗藏殺機的彈章，是出於李鴻章的手筆。沒辦法，朝廷隻好判了翁同書“斬刑”。他的父親聽到這個消息，一口氣沒上來，先死了。皇帝和皇太後這才借口“眷念師傅”，將翁同書從輕判罪，但也是死罪免了，活罪難逃，充軍新疆，這一輩子就毀在大西北的荒漠中了。想想看，父死兄徙，全因李鴻章那支如刀之筆，翁同＜能咽下這口氣、能不伺機報仇嗎！
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以他的親身經曆，講了中日戰爭發生時的一件事情。
甲午戰前，翁同一力主戰，李鴻章言不可輕開釁端……我去見翁同，向他力陳主戰的錯誤。我想，翁同也是我的老師，他向來是器重我的。但翁同聽了我的勸說後，笑我是書生膽小。
我說：“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能放膽嚐試？而且，我國無論兵器還是戰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輕率地決定開戰啊！”
翁同說：“李鴻章治軍數十年，掃平了多少壞人啊！（這裏暗指李鴻章以彈疏害了翁同的哥哥）現在，北洋有海軍陸軍，正如火如荼，豈能連一仗都打不了嗎？”
我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今已知自己確實不如人，哪裏有勝利的希望呢？”
翁同說：“我正想讓他到戰場上試一試，看他到底是騾子還是馬，將來就有整頓他的餘地了！”
真讓人毛骨悚然。這已經不是大敵當前是否主戰的問題，而是：在主戰的說詞背後，身為軍機大臣的翁同＜，於中日交戰之際、國事成敗之時，不顧國家安危，寧可國家敗亡，也要挾私報複，以私害公。對此，《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在為翁同＜立傳時論述道：“他因與李鴻章之間久懷宿怨，屢謀報複，李鴻章不欲戰而迫之戰，在他看來，正是所以挫抑之而困頓之的良好機會，又豈能輕易放過？至於萬一試而不效，淮軍挫敗，私怨雖報而國事已壞，則就不是翁同＜所考慮的問題了。”以一個秉持國政之人而謀國如此，害人如此，其心肝實在太黑了些。
此後戰爭爆發和失敗後，在李鴻章調兵遣將、赴日談判時，翁同＜也三番五次地為其設置障礙，一任李鴻章焦頭爛額，而他自己始終置身於清涼之地。對此，連對李鴻章素無好感，在李死後的第3天即作《李鴻章傳》的梁啟超，論及甲午戰事，也不無感慨地說：
西方報紙有評論：日本不是和中國在作戰，實在是和李鴻章一個人在打仗呀！這話，說過了一些，但也近乎事實。君不見各省大吏，就知道劃疆自守，好像這是件國家的私事一樣，難道有一個官兒給李鴻章籌一分錢的軍餉、在李鴻章危難的時候派出一兵一卒救他一把嗎？（戰爭中，一次有官員欲奏派一高級將領去幫助一下李鴻章軍，請示翁同，翁臉色一變說：如果這樣做，那我下台，把我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李鴻章遂無任何臂助！）這樣說來，日本真的是在和李鴻章一個人交戰呀！以一人而戰一國，合肥合肥，你雖然打敗了，也是個豪傑啊！
但戰後的李鴻章，所有的豪氣都喪失殆盡了。戰爭輸了，官職罷了，戰後求和的一P股屎，還得他去擦。當時的中國，真正懂外交的，除了李鴻章，還有誰呢？朝旨命令他“赴日談判，與日求和”。時值1895年3月，北京乍暖還寒的季節，即將再次受辱的李鴻章，拖著老病之身到日本去了。
那天是1895年的3月13日，李鴻章自東便門啟節，隻有可數的幾個官員給他送行。那些平常拍馬屁的人不知藏到哪裏去了，此時生怕沾上一身腥。因為李鴻章身材高長，那些人曾恭維他為“雲中之鶴”，瞅著他胡子稀疏、顴骨突出、眼眶浮腫、滿麵秋霜的一張老臉，說是“仙鶴之相”，還把這種算命般的語言寫進了詩裏，說“萬裏封侯由骨相”。可現在他們去吹捧誰人了？“雲中之鶴”成了一根扶不住的竹竿，他們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拋棄了。真的，那天的李鴻章真像一根竹竿。風很大，揚沙撼木，車行困難，半天才走了20裏，隻好“在於家衛午尖”。已經73歲的李鴻章下車時，適有一陣狂風刮過，他晃了晃，差點真像竹竿一樣折斷了。於家衛地區有兩個縣在此辦差，但沒有一個縣令出來迎接李鴻章，隻好在一民房外紮個天棚，在棚子裏擺上飯菜，大家圍坐一圈。當時所有在現場的人都對天氣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人的記載是“棚搖搖震撼作聲，如欲拔地飛去。飛塵眯目，席間盤盂杯盎，悉被掩蓋，幾無物可以下箸。”麵對此景，隻有李鴻章還算鎮靜。他對在座的人說：“我從少年時起到現在，凡有出門的事情，不是狂風就是暴雨，出海沒一回不遇上驚濤駭浪，真不知是什麽緣故。”在座的人安慰說：“中堂豐功盛德，所以雨師風伯，都來給您送行了。”李鴻章苦笑了，忽然聲高氣促而言：“想我李鴻章，不至於得罪了老天呀，為什麽一次又一次地與我為難呢！”所有的人都不說話了。李鴻章緩緩地站起身來，把一杯漂著塵土的酒端起來，枯澀的眼睛把每個在場的人都看了一眼，語氣沉痛地說道：“承蒙諸君遠道相送，你們的深情厚意我感激不盡。我這次出國公幹，千裏長途，已經是70多歲的老東西了，誰知道是不是還能回得來再與諸君相見？我隻希望大家努力前程，各自珍重吧！”說完，塵酒一飲而盡，淒然上路。
他在1895年3月19日抵達日本，險些把自己的老命丟在東瀛。
談判期間，日軍攻陷遼陽鞍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的和議條件是：朝鮮自主，中國割遼東、台灣、澎湖給日本，賠款三萬萬兩。李鴻章電複國內。等了一個星期，回電是：太後指示，遼東、台灣均不可棄，讓地應以一地為宜，賠兵費應以萬兩為斷。此後的談判過程，李鴻章和伊藤一個討價，一個不讓。第三次會議結束後，李鴻章歸途遇刺，一個日本人朝他開了一槍，子彈鑽進了他的左臉。日本天皇大為震驚，遣禦醫視疾。
日本醫生說：“得取出槍子，傷口才可以治療，但須靜養多日，不可再勞心力了。”
李鴻章慨然說：“國家正在艱難的時刻，和局之成，已經刻不容緩了，我怎麽能延誤時機，耽誤國家大事啊！”寧死也不動手術。
第二天，醫生再來，隻見李鴻章已經是血染袍服。但他還是不準動手術，一定要堅持到國家有了和平之後再說。據當時觀者記錄：李鴻章流了眼淚，他說：“就算是舍了我這條命，但隻要有益於我的國家，在所不辭！”
日本報紙記載，李鴻章的這種慷慨忠憤之氣，大大感動了日皇和日本臣民，伊藤“躲詣慰問，謝罪甚恭”，舉國“同深震撼”。
4月17日，日本在談判桌上做出了一點讓步，《中日馬關條約》簽字，較原日方條件有所減輕，如賠款減少了一萬萬兩，割地少了一處。時議對此的評價是：“口舌所不能爭者，借一槍子而得之。”意思是說：日本在條約上的讓步，完全是因為李鴻章挨了一槍。
一日宴會間，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說：“我有一個上聯，您能給對上個下聯嗎？”
他的上聯是：“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
如此挑釁，李鴻章又憤又愧，奮起而對。
他的下聯是：“天難度，地難量，這才是帝王度量。”
聯對工巧，似乎沒有失了麵子，但忍辱蒙垢，定約馬關，是他更羞憤的事情。
4月20日，李鴻章托著腮幫子回到中國。他發現，他已經在國人眼中成了一個大賣國賊。他在天津登岸時，他平時重用的幕僚沒來迎接他，連他過去的副手陳原，聽說李鴻章回來了，也不和他見麵。朝廷內更是洶洶嚷嚷，翁同（的死黨文廷式聯合了35人參劾李鴻章“通敵叛國”，其中的罪行有：李鴻章在戰爭期間，日本的兵船來了，是他給放跑了；日本人來采運中國的煤炭，他聽之任之；日本的間諜讓我們給抓住了，他私下裏給放了；而且，他所領導的天津軍械所，在戰爭開始後，還把槍彈賣給日本人；還有，他的兒子李經方娶的是日本婦女為妻，有日本駙馬之稱，既有姻親關係，當然就會不惜以國家利益為利敵之計，有意賣國。這份參折雖被當時和後世的曆史學家稱之為：“胡說八道，不值一駁”，但其作用是：傳到百姓的耳朵裏，李鴻章的賣國之行、漢奸之名便再也洗刷不掉了。當時，恰好北京京劇界名醜楊三病故，而李鴻章在家派行第二，有人便以楊三和李鴻章連在一起作了一幅對聯：
楊三已死無蘇醜，
李二先生是漢奸。
總之，李鴻章完了。原本是一條飛龍，現在掉到了井裏；一個巨人，讓螻蟻給困住了；一匹老馬，騰蹄奮躍，努力為國家幹了件大事，竟受到了攻擊嘲弄；他成了賣國的人，投敵的人。天下人氣短之事，還有過於此的嗎？直隸總督的官職給撤了，北洋大臣的職務也沒了，總理事務衙門也管不得了，隻能在“衙門行走”了，說得清楚一點，他還有點權力，就是可以跟著總理事務衙門的人一起上下班。呃，不，他還有一個虛銜：大學士，這就是說，在名義上，他還是“宰相”。而終於在1900年初，他給調離了北京，到遠遠的廣東去打他最後的政治遊擊了。倘若不是朝廷需要他再當一次“賣國賊”，他一生的最後日子，可能不會再見到北京城了。
1900年9月15日，李鴻章從上海起程北上。最初，他想乘俄國的軍艦赴津，但考慮到在已被西方聯軍占領的天津口岸，必須有各國的保護接待，才能暢通無阻，而乘俄國的軍艦容易受到列強的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的“安平”號商輪，由一艘俄國軍艦護送赴津。
18日，“安平”號停泊在塘沽海麵。李鴻章坐轎來到碼頭，俄國水兵在碼頭歡迎他。岸上聚集著一群剛剛登陸的德國兵，他們好奇地瞧著這一隊從未見過的中國官員以及護送他們的衣著顏色鮮豔的侍衛，德國人對俄國人為什麽對中國人如此尊敬感到奇怪。一個站在碼頭上的德軍中尉因為俄國軍官穿上禮服歡迎李鴻章，非常粗魯地表示莫名其妙。
1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8天後，27日，聯軍統帥瓦德西也到了天津。李鴻章知道，在將來的談判中，瓦德西將是一個主要人物，急不可待地謀求與其會晤，但瓦德西“對李氏之請求，每拒絕之”。李鴻章預感到，未來的和談將充滿殺氣。
10月1日，李鴻章遵旨在天津接任直隸總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這位年近八旬、飽經滄桑的大吏，在曾坐鎮25年而又調離數載的總督衙門重接關防大印，不禁感慨萬千。一個快80歲的老人，應該沒有眼淚了，但他目睹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這一名城重鎮殘破不堪的景象，不禁悲從衷來，痛哭了一場。
11日，李鴻章終於到達北京，寓居賢良寺。這裏，正是他甲午戰後失勢、投閑寓居之所。就在這裏，他整天聽到外麵罵他為“賣國賊”的痛斥聲。而現在，他知道，他又將被人們痛斥一次了。
整個北京被各國瓜分完畢，全部為“外國轄境”，各國隻承認李鴻章的住處為“中國地方”，但門口的“守衛者”是外國士兵。西方人每當路過賢良寺的大門口，便會指著裏麵說：“那裏，住著一個受到‘禮遇’的俘虜！”
17日，聯軍統帥瓦德西到達北京，公然住進中南海儀鸞殿。
住中國皇宮的外國人和住和尚廟的中國人就要“和談”了。
征服前的準備，瓦德西的試驗
初登金鑾寶殿的瓦德西，一分鍾，十分鍾，閉著眼睛，心裏亂糟糟，假想如果他真是這裏的皇帝，那該是怎樣令人心醉的甜美。然後他命令關上宮門，把軍官們打發走。他還得仔細想想，他，這個各國聯軍對之頗為冷淡的統帥，該怎樣為他的國家爭取到最大的在華利益。
此前8月18日，德皇威廉二世授予瓦德西聯軍元帥權杖，並發表演說，深信瓦德西以聯軍統帥身份赴華，將對他“常有的瓜分中國思想”（瓦德西語），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當天晚上，北京被聯軍占領的消息傳到德國。《瓦德西拳亂筆記》載：
這一消息傳來，皇上大失所望，因為他曾經深信北京各國公使以及使館全體人員都已經被殺死了。他本來預計，我到中國後，各國聯軍將在我的指揮下，直向北京開行，我將因此而獲得占領北京的榮譽。此種夢境，現在已成陳跡。
但皇上對我將遠征北京，仍懷有一種發展我們東亞商業之最大希望。皇上命令我要謹記在心：要求中國賠償，務到最高限度，而且必須貫徹主張。因為皇上急需此款，以製造戰艦。我更察知，皇上希望我們在山東方麵，擴充我們的占有權。
或許，瓦德西從德國皇帝那裏接到的諭旨還要更多。總之，不僅要巨額的賠款，而且要從中國的版圖上挖土地，越多越好。
有什麽樣的皇帝，便有什麽樣的人民。威廉皇帝這種侵略行徑，被德國人民視為偉大的愛國主義。
我的遠征軍之成立與出發以後，德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因西方各國由德國統帥而日益強烈。我所到之處，人山人海，歡迎盛會，越來越多。凡我所經過之車站，無不聚滿群眾，往往數千人以上。真是一種巨大的愛國波濤。
瓦德西是懷著皇帝和人民如此巨大的期待來中國的，他決計不辜負委托。但他一到中國便發現，事情沒那樣簡單。他發現，他不能執行“瓜分中國”的指令。這是他自己發現的，不是英美兩國說服他的。
他對自己的這一發現感到悲哀。
後世的影視文學，把瓦德西放寬對中國的懲罰，尤其是沒有瓜分中國，歸功於妓女賽金花的床上功夫，純屬無稽之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