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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31)
其中，最張揚的當屬康、梁等維新派及帝黨殘餘勢力。他們斷然否定清廷發布所謂光緒病重消息，康有為信誓旦旦地作證，“一直到9月20日他離開北京前，光緒的健康情況都很好，所謂患吐血病等等，純粹是反對變法的旗人們造的謠”，目的是“預為篡弑，藉此以掩中外之口。”如果光緒遭到不測，那也是後黨幹的，“聖體不安，聞係因和飯服食玻璃粉所致。”康、梁黨人流亡異邦，雖然對載―命運極其擔憂，到底力不能及，隻有求助於列強“出麵幹涉”。
廢帝陰謀在統治集團內部也引起相當大的震動。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出來發難。征醫詔頒發後，劉坤一旋即致電朝廷“皇上聖躬欠安，莫名企念”，表示對光緒健康的殷殷關切。當廢帝傳聞日盛時，他又徑電總署：“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諑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伏願我皇太後、我皇上慈教相孚，尊親共戴，護持宗社，維係民心。”還擺出一副冒死直諫的模樣聲明“坤一受恩深重，圖報無由，當此事機危迫之際，不敢顧忌諱，而甘緘默，謹披瀝具陳。”劉坤一感到，他遙居江寧，孤掌難鳴，需朝中有力人物的聲援方能奏效，而當時“朝局之樞紐全在榮相”，所以決意特別做榮祿的工作。榮祿，是協助慈禧發動戊戌政變的最關鍵人物。政變後，入軍機處，統武衛軍，晉大學士，但亦從這時起，其心態有了某種微妙變化，從帝黨的反對者一變而為光緒帝位的保護人。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是因為戊戌政變後的榮祿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這時的載―，徒享帝號，對榮祿已不再有多大威脅，但若廢棄，另立新帝，勢必引入新的權力集團，影響其既得利益。於是，“祿以諫阻廢立”，與劉坤一等“益相親”，二人內外相繼，演了一出雙簧。適慈禧曾就廢帝征求榮祿意見，榮祿不好當麵反駁，便別有用心地建議慈禧先征求劉坤一等地方大僚的意見，結果自在榮祿的預料之中，劉坤一以“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回複，榮祿又持坤一複電往見慈禧，使慈禧“懼而止”。
清廷的異動還引起列強關注。當時，英、日與俄、法各為兩大對立集團。戊戌政變被認為含有俄國背景。所以，英國對政變後的清廷，特別是對被認為有親英傾向的光緒的命運尤其注意。戊戌政變剛一發生，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白利南就致電英國外交大臣：“清宮政變已發生，光緒死了，西太後當政，新黨被打倒了。”接著，駐滬各國領事造訪了鐵路電報督辦盛宣懷，打探光緒近況。英領事當眾聲稱“最毒不過婦人心”，威嚇如有廢帝之舉，“中國必紛亂，各國不能默爾”，英國可以在一周內從印度調兵30萬來華。英國在華辦的報紙也以光緒為熱門話題，連篇累牘地發表言論。10月1日，《字林西報》發表“光緒帝”的專題文章，認為清廷的征醫舉措“完全是虛構的”，建議各國公使應該“提出一個不可抗拒的要求，覲見光緒一次”，以確證光緒的生死。6日，該報對各國一直沒有采取決斷行動來澄清事實感到惱火，它以嚴厲口氣質問：“難道世界各國沒有駐在北京的使節嗎……這些人都是被派遣到中國皇帝的宮廷中充當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個竊據中國宮廷的僭篡攝政那裏的，因此，明了他們奉使的對象究竟是否還生存，就當是一件無上重要的事情。”
在此情況下，列強開始訴諸正式外交行動。日本首相大隈電代理駐華公使林權助，指示他“勸告”中國政府，不要對光緒采取“過激的處置。”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則以“半官方的身份通知總理衙門……假如光緒帝在這場政局變化之際死去，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生非常不利於中國的後果。”外交恫嚇複伴之以軍事威脅。9月22日，英國艦隊從威海衛駛往天津大沽；10月9日，英、俄先派兵入京開進各自使館，中國政府向三國交涉撤兵未成；13日，清政府密令直隸總督榮祿，遇洋兵登陸，隨時阻止。武裝衝突迫在眉睫，清政府又突然軟了下來。15日，總理衙門大臣奕？等人約見竇納樂，通報“光緒的健康大為增進，且常和西太後一同聽政”，竇納樂並不相信這個通報，提出要親自“派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看病。並簽署一份光緒的健康證明書。”這是一項強硬而非分的要求，竇“預料他們不會執行。”但第二天，總署知會同意其建議。清政府態度的迅速改變，跟總署的首要人物慶親王奕？有直接關係。從當時撲朔迷離的跡象看，奕？對廢帝亦持反對態度。唐文治的《茹經堂文集》曰：“戊戌政變後，太後廢立之意已決，賴慶邸爭之而止。”稍後，劉坤一曾向榮祿發電祝賀：“仰見兩宮慈孝相孚，始終無間，我公與禮邸、慶邸從中調護，永保安全。”這裏講了清朝中樞反對廢立最重要的三個人：榮祿、奕？和首席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
18日淩晨，在竇納樂安排下，法國醫生戴瑟維在意大利使館翻譯馬？維西埃爾陪同下進宮為光緒看病，看視結果，“皇帝是有了微恙”，卻“沒有立刻的危險”。診斷書在總理衙門和外交使團間傳閱。竇納樂看後認為，這有利於“各國意見”，而不利於“慈禧及其黨羽。”果然，這個診斷結果很快就被劉坤一等所利用，劉就此詰難朝廷：“天下皆知聖躬康複，而醫案照常通傳外間，轉滋疑義，上海各洋報館持有護符，騰其筆舌，尤無忌憚，欲禁不能”，隻有“停止此項醫案，明降諭旨，聲明病已痊愈”，才能“以息眾喙而釋群疑”。這是釜底抽薪之計，聲明光緒身體很好，使慈禧廢帝無從借口。廢帝與反廢帝兩派勢力處於暫時膠著。
戊戌年間的廢帝謀劃招致各方反對，己亥（1899）年，慈禧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預作防範。針對輿論鼓噪，1899年1月9日，清廷再發諭旨，重申“朕躬違和”，“現行升殿一切筵宴，均著停止”，“各國公使請覲賀年”的要求也被回絕。光緒脈案仍“按五日一權鈔發各省督撫閱看。”從1月28日開始，慈禧秘密在宮中挑選立儲之人，連日召見溥字輩幼童十餘人，反映其意向想從溥字輩中選儲。經過挑選，慈禧屬意於端郡王載漪次子溥雋。
針對榮祿、奕？等朝中重臣均不甚同意慈禧的廢帝計劃，慈禧著手扶植另外的派別。她命令載漪在八旗中挑選精壯兵丁組成“虎神營”，控製了京城的旗兵。又對政府機構進行改組，罷軍機大臣廖壽恒，讓趙舒翹入值。沉默多年的老頑固派崇綺、徐桐等也開始活躍，徐桐的門生啟秀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總署大臣。極端保守又極富棱角的軍機大臣剛毅則被派往江浙、廣東等地，一麵搜刮錢財，一麵對這些反廢帝呼聲最強勁的省份進行實地觀察。到己亥年底，清廷內部已形成一個勢力強大的廢帝集團。主要代表人物有端郡王載漪及其兄弟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大學士徐桐，承恩公崇綺，禮部尚書啟秀等人。
針對列強，慈禧采取軟硬兩手。11月21日，清廷通諭各省督撫，“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必須同心協力，殺敵致果，不可預存和心。”這裏講的“萬不能允之事”，即是指幹預慈禧聽政等事。有研究者注意到，該上諭是清廷庚子宣戰的先聲，反映出慈禧為權勢不惜一搏的決心。另一方麵，慈禧又施展各種拉攏手段，多次親自出麵接待外國公使夫人，聯絡感情。
針對康、梁黨人，戊戌後的康、梁以“奉正統”自居，先是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譽光緒，毀慈禧，不遺餘力。接著，康有為在加拿大域多利成立保皇會，正式揭起保光緒的旗子，使慈禧等格外惱火，懸賞10萬金，令各省緝拿。慈禧還強迫光緒就戊戌年重用康、梁再發自責詔，為廢帝做輿論準備。
己亥建儲
經過籌備，廢帝派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己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慈禧授意下，徐桐、崇綺、啟秀三人草擬了廢光緒立溥雋的稿子，前來試探當時主持朝政的榮祿的態度。啟秀先來，以“伊霍之事諷勸”，“榮大驚”，趕緊打發走啟秀，閉門謝客，急召幕僚商議對策。旋即，徐桐、崇綺至，不得入。翌日一早，榮祿進宮請求獨對，詢問慈禧，“傳聞將有廢立？”慈禧不作正麵回答，反問榮祿，“事果不行乎？”榮祿依違其間：“太後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卻又強調“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幹涉，此不可不慎也”。使慈禧“意稍回”，又問榮祿，“事且露，奈何”，榮祿深知慈禧廢帝之心久蓄，載漪、徐桐等人又氣焰甚囂，勢難挽回，隻好以退為進提出一項修正案，試圖以折衷方式保全光緒。要點是：
（1）改建儲為立阿哥。
“太後議廢帝立溥雋為嗣，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必稱大阿哥。”阿哥不過皇子而已，皇儲則是帝位的繼承人，兩者有所不同。清朝慣例：“凡皇子未有爵號時皆稱阿哥，冠以行次或所生處，如圓明園阿哥之類。”
（2）改立即替換皇帝為“徐承大統”。
原來，慈禧等人的設想是，盡快廢黜光緒，逼迫他“自請歸藩，仿明英宗降為親王”，封為“混德公”，甚至打算在次年正月初一舉行“立新帝”典禮。而榮祿建議：立嗣與廢帝不同時舉行，先立阿哥，以後再考慮繼位。
（3）“為上嗣，兼祧穆宗。”
意思是首先繼嗣光緒，然後兼祧同治，旨在保持光緒的正統名位。這一條慈禧無法接受。原因很簡單，為同治立嗣，慈禧雖然要成為太皇太後，但同治皇後早已死了，慈禧幹政沒有障礙。若為光緒立嗣，則光緒帝、後均在世，他們將成為太上皇和皇太後，慈禧的垂簾聽政將遭到間隔。
但榮祿畢竟代表一派勢力。為防止中央分裂，督撫反對，列強幹涉，慈禧還是部分接受了榮祿的方案。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航船已停，各報俱止”，全國處於戒嚴狀態，清廷下詔，立“溥雋承繼穆宗毅皇帝之子。”既未給光緒立嗣，也沒有遽廢其帝位。大阿哥替代光緒至大高殿、奉選殿、壽皇殿恭代行禮，並規定以後大阿哥居宮中著在弘德殿讀書，居頤和園著在萬壽殿讀書，由崇綺授讀，徐桐川照料。所謂“己亥建儲”正式出台，標誌著戊戌以降慈禧的廢立謀動達到極點。
“己亥建儲”在各方麵引起不同反應。各省督撫，由於牽扯帝位，非臣下能夠隨便過問，加上事情已成定局，所以大多采取默認態度。其中也有偶發異調者，如江督劉坤一，建儲前夕，廢立派調虎離山，令他來京陛見，“解其南洋兵柄”，劉告以痔瘡發作，拒絕奉命。建儲後，劉又拜發“奏國事乞退疏”，以辭職抗爭，給廢立派難堪。李鴻章是另一個反對廢立的重要人物。陳夔龍的《夢蕉亭雜記》雲：己亥冬，當李鴻章聽說有廢立事後，“即大聲起曰：此何等事，詎可行之……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清廷擔心其有異動，將他外調粵督，李鴻章又趁各國公使入賀的機會，將廢立消息透露，然後又讓榮祿、奕？轉告慈禧，“各國拒我矣！”立大阿哥後，李鴻章不發賀電，駐英公使羅豐祿詢問：“朝廷建儲，應奏賀否？”他回複“為毅皇立阿哥，並無太子之名，似不宜賀。”朝廷命令李鴻章掘康有為祖墳，李對此很不以為然，“激則生變，鏟平康有為本籍墳墓，似宜稍緩。”策動聯名上書反對建儲的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潛逃澳門，清廷飭李鴻章就近交涉引渡，李也一再推諉，不了了之。
如果說，在朝的官僚礙於身份對建儲隻能做出一種消極反抗的話。那麽，在野的士紳對這種有悖君道大義的“逆行”則予以公開反對。《申報》記述當時的情形是“群情洶洶，竟傳廢立之說，士大夫倡之於前，愚夫愚婦附之於後，萬眾嘩然，四海鼎沸，狡而黠者遂躍然思起，岌岌焉，幾有朝不保暮之憂。”立大阿哥後的第二天，由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各界1231位有影響的人士聯名致電清廷：“奏請聖上力疾臨禦，勿存退位之思。”該電不脛而走，一時在國內外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聯名上奏風潮。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均有紳民上奏諫阻立儲，連偏僻的廣西也有386人聯名上書。海外華僑也參與其中，新加坡召開華人大會，通過電文：“皇太後決不可有非常之舉，倘有意外，則在新加坡之各華人均不願生。”舊金山、悉尼等46埠華僑向英、日、美三國發出“代救光緒”的呼籲。南洋各埠大家小戶所貼春聯多以光緒二字冠之句首，如“光增堂構，緒衍箕裘”之類。
反廢立的各種力量對列強均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列強對“己亥建儲”保持沉默。立大阿哥後，日本駐英公使鬆井曾往晤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索告以“未成事實以前，不便采取任何行動，至於將來采取任何行動，此刻不便透露。”鬆井不得要領，又去探訪英外交副大臣，得到更明確的答複：“至於立儲，英國不打算給清廷任何勸告，因為實權早已掌握在慈禧手裏，光緒是否在位，並沒有多大區別。英國隻關心其本身利益。如果影響中英關係和英國利益時才采取行動。”英國態度如斯，俄、法等國本來就傾向慈禧，更對建儲漠然處之。較之一年前，各國態度有了絕大變化，個中關鍵是外交以勢利為轉移，慈禧一年多的執政並未給列強在華利益帶來損害，各國也不願為此得罪清朝的當權者。各國對“己亥建儲”的態度是冷眼旁觀，既不支持，也不反對。
立大阿哥畢竟隻是一種過渡性的措施，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主張或是反對廢立的人對這種狀況都不滿意。前者想盡快實現新舊交替，後者想延緩乃至取消廢立，雙方都力圖打破僵局。庚子（1900）年，義和團在各地蜂起，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交錯並熾，廢帝與反廢帝兩大集團的鬥爭也趨於白熱化。
載漪等人，圖謀造成列強逼迫慈禧歸政光緒的假象，並利用義和團促激中外關係的全麵緊張，使慈禧同光緒及反廢立派的矛盾愈發加劇，從而迫使慈禧更快地做出廢舊帝立新帝的抉擇。這年6月16日，他們唆使軍機章京連文衝偽造了一個“請太後歸政，廢大阿哥”等為內容的“外交團照會”。慈禧見後，惱火異常，“未曾見慈顏如此之怒容……遂開戰端。”帝後之爭以“列強插手”的微妙方式再度凸出。21日，慈禧不顧光緒及主要由反廢立派構成的主和派的反對，向各國同時宣戰。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演化成為大規模的對外戰爭。
因緣得勢，廢立派的勢力急劇膨脹。載漪等相繼取得管理總署和招募義和團等權力。慈禧又讓“載漪、奕？、徐桐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奕？支吾其間，噤不敢言。”為了“攝使臣”，達到“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的目的，載漪一夥不顧國際慣例派兵圍攻使館。6月25日，載漪、載瀾竟然率60多個團民闖入光緒臨時居住的寧壽宮，“詈上以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載―“栗栗危懼”，四處躲藏，生命安全已經沒有保障。
在混亂局勢下，反廢立各派也紛紛行動起來。國內的帝黨殘餘與部分地方官員也在醞釀所謂的“迎鑾”行動。6月25日，東南數省督撫公開抗拒宣戰上諭，與列強實行“東南互保”，清朝中央與地方出現重大裂痕，給某些帝黨勢力以可乘之機。同日，原帝黨骨幹張謇、陳三立籌謀了“易西而南事。”當時風傳慈禧即將挾光緒逃往西安，恰適另一傾向於帝黨的官員鄭孝胥被委任主持湖北營務處並奉詔北上，所以他們打算把光緒迎接到南京。而這又必須得到地方疆臣的支持。在以後幾天裏，張謇風塵仆仆往返於滬寧間，與劉）一的親信施炳燮、沈渝慶，張之洞的親信趙鳳昌，盛宣懷的幕僚何嗣火昆等人密謀協商，企圖聯合東南大吏，以南京或上海為中心，合諸省為一聯邦，先推李鴻章率兵北上勤王，然後再“發大兵，令前所遣諸軍，聲明大罪，以討國賊（指載漪等）”，“堅請（光緒）複辟，而有歸重於真有複辟之權，務使帝黨複用，新政再行。”8月14日，聯軍陷北京，次日淩晨，慈禧挾光緒及大阿哥倉惶出逃，經太原往西安，帝黨設想的情況果然出現，陳三立又將“易西而南事”具體化為“退敵迎鑾”的方案。其中包括“退敵”（請求聯軍退出北京）；“迎鑾”（擬將兩宮迎到漢口或南京，作為行都）；“剿匪”（剿滅義和團）；“議約”（同列強講和簽約）；“罷斥端、剛”（罷免載漪、剛毅，改組中央政府）等項內容。劉坤一對這項計劃頗感興趣，派人赴武昌與張之洞密商，又示意於李鴻章，但由於國內外事態迅速變化，這項計劃未能實行。東南在“迎鑾南下”，北方則在“奉帝北上。”在慈禧駐蹕的太原行在，還秘密地策劃著一場大行動。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雲：“時岑春煊，原帝黨活躍分子。聯軍入侵時由甘肅藩司任上帶兵勤王，被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掌握了行在兵權。”岑和幕僚張鳴歧的密謀是：以武力發動宮廷政變，勒太後歸政光緒，然後“奉帝北上”還京，“獨歸議和”。由於岑春煊的地位太低，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未必肯響應，再三權衡後，岑不敢冒險。
上述謀劃大多僅限於醞釀，未及行動或行動未果。但也透露出一些新情況，廢立和反廢立兩派已有你死我活的態勢，雙方都不再囿於上書、建言、勸諫等和平方式，而不惜動用武力。但由於種種原因都未付諸行動。
廢帝陰謀在統治集團內部也引起相當大的震動。兩江總督劉坤一首先出來發難。征醫詔頒發後，劉坤一旋即致電朝廷“皇上聖躬欠安，莫名企念”，表示對光緒健康的殷殷關切。當廢帝傳聞日盛時，他又徑電總署：“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諑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伏願我皇太後、我皇上慈教相孚，尊親共戴，護持宗社，維係民心。”還擺出一副冒死直諫的模樣聲明“坤一受恩深重，圖報無由，當此事機危迫之際，不敢顧忌諱，而甘緘默，謹披瀝具陳。”劉坤一感到，他遙居江寧，孤掌難鳴，需朝中有力人物的聲援方能奏效，而當時“朝局之樞紐全在榮相”，所以決意特別做榮祿的工作。榮祿，是協助慈禧發動戊戌政變的最關鍵人物。政變後，入軍機處，統武衛軍，晉大學士，但亦從這時起，其心態有了某種微妙變化，從帝黨的反對者一變而為光緒帝位的保護人。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是因為戊戌政變後的榮祿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這時的載―，徒享帝號，對榮祿已不再有多大威脅，但若廢棄，另立新帝，勢必引入新的權力集團，影響其既得利益。於是，“祿以諫阻廢立”，與劉坤一等“益相親”，二人內外相繼，演了一出雙簧。適慈禧曾就廢帝征求榮祿意見，榮祿不好當麵反駁，便別有用心地建議慈禧先征求劉坤一等地方大僚的意見，結果自在榮祿的預料之中，劉坤一以“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回複，榮祿又持坤一複電往見慈禧，使慈禧“懼而止”。
清廷的異動還引起列強關注。當時，英、日與俄、法各為兩大對立集團。戊戌政變被認為含有俄國背景。所以，英國對政變後的清廷，特別是對被認為有親英傾向的光緒的命運尤其注意。戊戌政變剛一發生，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白利南就致電英國外交大臣：“清宮政變已發生，光緒死了，西太後當政，新黨被打倒了。”接著，駐滬各國領事造訪了鐵路電報督辦盛宣懷，打探光緒近況。英領事當眾聲稱“最毒不過婦人心”，威嚇如有廢帝之舉，“中國必紛亂，各國不能默爾”，英國可以在一周內從印度調兵30萬來華。英國在華辦的報紙也以光緒為熱門話題，連篇累牘地發表言論。10月1日，《字林西報》發表“光緒帝”的專題文章，認為清廷的征醫舉措“完全是虛構的”，建議各國公使應該“提出一個不可抗拒的要求，覲見光緒一次”，以確證光緒的生死。6日，該報對各國一直沒有采取決斷行動來澄清事實感到惱火，它以嚴厲口氣質問：“難道世界各國沒有駐在北京的使節嗎……這些人都是被派遣到中國皇帝的宮廷中充當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個竊據中國宮廷的僭篡攝政那裏的，因此，明了他們奉使的對象究竟是否還生存，就當是一件無上重要的事情。”
在此情況下，列強開始訴諸正式外交行動。日本首相大隈電代理駐華公使林權助，指示他“勸告”中國政府，不要對光緒采取“過激的處置。”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則以“半官方的身份通知總理衙門……假如光緒帝在這場政局變化之際死去，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生非常不利於中國的後果。”外交恫嚇複伴之以軍事威脅。9月22日，英國艦隊從威海衛駛往天津大沽；10月9日，英、俄先派兵入京開進各自使館，中國政府向三國交涉撤兵未成；13日，清政府密令直隸總督榮祿，遇洋兵登陸，隨時阻止。武裝衝突迫在眉睫，清政府又突然軟了下來。15日，總理衙門大臣奕？等人約見竇納樂，通報“光緒的健康大為增進，且常和西太後一同聽政”，竇納樂並不相信這個通報，提出要親自“派一位外國醫生為光緒看病。並簽署一份光緒的健康證明書。”這是一項強硬而非分的要求，竇“預料他們不會執行。”但第二天，總署知會同意其建議。清政府態度的迅速改變，跟總署的首要人物慶親王奕？有直接關係。從當時撲朔迷離的跡象看，奕？對廢帝亦持反對態度。唐文治的《茹經堂文集》曰：“戊戌政變後，太後廢立之意已決，賴慶邸爭之而止。”稍後，劉坤一曾向榮祿發電祝賀：“仰見兩宮慈孝相孚，始終無間，我公與禮邸、慶邸從中調護，永保安全。”這裏講了清朝中樞反對廢立最重要的三個人：榮祿、奕？和首席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
18日淩晨，在竇納樂安排下，法國醫生戴瑟維在意大利使館翻譯馬？維西埃爾陪同下進宮為光緒看病，看視結果，“皇帝是有了微恙”，卻“沒有立刻的危險”。診斷書在總理衙門和外交使團間傳閱。竇納樂看後認為，這有利於“各國意見”，而不利於“慈禧及其黨羽。”果然，這個診斷結果很快就被劉坤一等所利用，劉就此詰難朝廷：“天下皆知聖躬康複，而醫案照常通傳外間，轉滋疑義，上海各洋報館持有護符，騰其筆舌，尤無忌憚，欲禁不能”，隻有“停止此項醫案，明降諭旨，聲明病已痊愈”，才能“以息眾喙而釋群疑”。這是釜底抽薪之計，聲明光緒身體很好，使慈禧廢帝無從借口。廢帝與反廢帝兩派勢力處於暫時膠著。
戊戌年間的廢帝謀劃招致各方反對，己亥（1899）年，慈禧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預作防範。針對輿論鼓噪，1899年1月9日，清廷再發諭旨，重申“朕躬違和”，“現行升殿一切筵宴，均著停止”，“各國公使請覲賀年”的要求也被回絕。光緒脈案仍“按五日一權鈔發各省督撫閱看。”從1月28日開始，慈禧秘密在宮中挑選立儲之人，連日召見溥字輩幼童十餘人，反映其意向想從溥字輩中選儲。經過挑選，慈禧屬意於端郡王載漪次子溥雋。
針對榮祿、奕？等朝中重臣均不甚同意慈禧的廢帝計劃，慈禧著手扶植另外的派別。她命令載漪在八旗中挑選精壯兵丁組成“虎神營”，控製了京城的旗兵。又對政府機構進行改組，罷軍機大臣廖壽恒，讓趙舒翹入值。沉默多年的老頑固派崇綺、徐桐等也開始活躍，徐桐的門生啟秀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兼總署大臣。極端保守又極富棱角的軍機大臣剛毅則被派往江浙、廣東等地，一麵搜刮錢財，一麵對這些反廢帝呼聲最強勁的省份進行實地觀察。到己亥年底，清廷內部已形成一個勢力強大的廢帝集團。主要代表人物有端郡王載漪及其兄弟貝勒載濂、輔國公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大學士徐桐，承恩公崇綺，禮部尚書啟秀等人。
針對列強，慈禧采取軟硬兩手。11月21日，清廷通諭各省督撫，“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必須同心協力，殺敵致果，不可預存和心。”這裏講的“萬不能允之事”，即是指幹預慈禧聽政等事。有研究者注意到，該上諭是清廷庚子宣戰的先聲，反映出慈禧為權勢不惜一搏的決心。另一方麵，慈禧又施展各種拉攏手段，多次親自出麵接待外國公使夫人，聯絡感情。
針對康、梁黨人，戊戌後的康、梁以“奉正統”自居，先是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譽光緒，毀慈禧，不遺餘力。接著，康有為在加拿大域多利成立保皇會，正式揭起保光緒的旗子，使慈禧等格外惱火，懸賞10萬金，令各省緝拿。慈禧還強迫光緒就戊戌年重用康、梁再發自責詔，為廢帝做輿論準備。
己亥建儲
經過籌備，廢帝派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己亥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慈禧授意下，徐桐、崇綺、啟秀三人草擬了廢光緒立溥雋的稿子，前來試探當時主持朝政的榮祿的態度。啟秀先來，以“伊霍之事諷勸”，“榮大驚”，趕緊打發走啟秀，閉門謝客，急召幕僚商議對策。旋即，徐桐、崇綺至，不得入。翌日一早，榮祿進宮請求獨對，詢問慈禧，“傳聞將有廢立？”慈禧不作正麵回答，反問榮祿，“事果不行乎？”榮祿依違其間：“太後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卻又強調“顧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幹涉，此不可不慎也”。使慈禧“意稍回”，又問榮祿，“事且露，奈何”，榮祿深知慈禧廢帝之心久蓄，載漪、徐桐等人又氣焰甚囂，勢難挽回，隻好以退為進提出一項修正案，試圖以折衷方式保全光緒。要點是：
（1）改建儲為立阿哥。
“太後議廢帝立溥雋為嗣，患外人為梗，用榮祿言，必稱大阿哥。”阿哥不過皇子而已，皇儲則是帝位的繼承人，兩者有所不同。清朝慣例：“凡皇子未有爵號時皆稱阿哥，冠以行次或所生處，如圓明園阿哥之類。”
（2）改立即替換皇帝為“徐承大統”。
原來，慈禧等人的設想是，盡快廢黜光緒，逼迫他“自請歸藩，仿明英宗降為親王”，封為“混德公”，甚至打算在次年正月初一舉行“立新帝”典禮。而榮祿建議：立嗣與廢帝不同時舉行，先立阿哥，以後再考慮繼位。
（3）“為上嗣，兼祧穆宗。”
意思是首先繼嗣光緒，然後兼祧同治，旨在保持光緒的正統名位。這一條慈禧無法接受。原因很簡單，為同治立嗣，慈禧雖然要成為太皇太後，但同治皇後早已死了，慈禧幹政沒有障礙。若為光緒立嗣，則光緒帝、後均在世，他們將成為太上皇和皇太後，慈禧的垂簾聽政將遭到間隔。
但榮祿畢竟代表一派勢力。為防止中央分裂，督撫反對，列強幹涉，慈禧還是部分接受了榮祿的方案。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航船已停，各報俱止”，全國處於戒嚴狀態，清廷下詔，立“溥雋承繼穆宗毅皇帝之子。”既未給光緒立嗣，也沒有遽廢其帝位。大阿哥替代光緒至大高殿、奉選殿、壽皇殿恭代行禮，並規定以後大阿哥居宮中著在弘德殿讀書，居頤和園著在萬壽殿讀書，由崇綺授讀，徐桐川照料。所謂“己亥建儲”正式出台，標誌著戊戌以降慈禧的廢立謀動達到極點。
“己亥建儲”在各方麵引起不同反應。各省督撫，由於牽扯帝位，非臣下能夠隨便過問，加上事情已成定局，所以大多采取默認態度。其中也有偶發異調者，如江督劉坤一，建儲前夕，廢立派調虎離山，令他來京陛見，“解其南洋兵柄”，劉告以痔瘡發作，拒絕奉命。建儲後，劉又拜發“奏國事乞退疏”，以辭職抗爭，給廢立派難堪。李鴻章是另一個反對廢立的重要人物。陳夔龍的《夢蕉亭雜記》雲：己亥冬，當李鴻章聽說有廢立事後，“即大聲起曰：此何等事，詎可行之……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清廷擔心其有異動，將他外調粵督，李鴻章又趁各國公使入賀的機會，將廢立消息透露，然後又讓榮祿、奕？轉告慈禧，“各國拒我矣！”立大阿哥後，李鴻章不發賀電，駐英公使羅豐祿詢問：“朝廷建儲，應奏賀否？”他回複“為毅皇立阿哥，並無太子之名，似不宜賀。”朝廷命令李鴻章掘康有為祖墳，李對此很不以為然，“激則生變，鏟平康有為本籍墳墓，似宜稍緩。”策動聯名上書反對建儲的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潛逃澳門，清廷飭李鴻章就近交涉引渡，李也一再推諉，不了了之。
如果說，在朝的官僚礙於身份對建儲隻能做出一種消極反抗的話。那麽，在野的士紳對這種有悖君道大義的“逆行”則予以公開反對。《申報》記述當時的情形是“群情洶洶，竟傳廢立之說，士大夫倡之於前，愚夫愚婦附之於後，萬眾嘩然，四海鼎沸，狡而黠者遂躍然思起，岌岌焉，幾有朝不保暮之憂。”立大阿哥後的第二天，由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各界1231位有影響的人士聯名致電清廷：“奏請聖上力疾臨禦，勿存退位之思。”該電不脛而走，一時在國內外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聯名上奏風潮。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均有紳民上奏諫阻立儲，連偏僻的廣西也有386人聯名上書。海外華僑也參與其中，新加坡召開華人大會，通過電文：“皇太後決不可有非常之舉，倘有意外，則在新加坡之各華人均不願生。”舊金山、悉尼等46埠華僑向英、日、美三國發出“代救光緒”的呼籲。南洋各埠大家小戶所貼春聯多以光緒二字冠之句首，如“光增堂構，緒衍箕裘”之類。
反廢立的各種力量對列強均寄予了很大希望。但出人意料的是，列強對“己亥建儲”保持沉默。立大阿哥後，日本駐英公使鬆井曾往晤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索告以“未成事實以前，不便采取任何行動，至於將來采取任何行動，此刻不便透露。”鬆井不得要領，又去探訪英外交副大臣，得到更明確的答複：“至於立儲，英國不打算給清廷任何勸告，因為實權早已掌握在慈禧手裏，光緒是否在位，並沒有多大區別。英國隻關心其本身利益。如果影響中英關係和英國利益時才采取行動。”英國態度如斯，俄、法等國本來就傾向慈禧，更對建儲漠然處之。較之一年前，各國態度有了絕大變化，個中關鍵是外交以勢利為轉移，慈禧一年多的執政並未給列強在華利益帶來損害，各國也不願為此得罪清朝的當權者。各國對“己亥建儲”的態度是冷眼旁觀，既不支持，也不反對。
立大阿哥畢竟隻是一種過渡性的措施，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主張或是反對廢立的人對這種狀況都不滿意。前者想盡快實現新舊交替，後者想延緩乃至取消廢立，雙方都力圖打破僵局。庚子（1900）年，義和團在各地蜂起，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交錯並熾，廢帝與反廢帝兩大集團的鬥爭也趨於白熱化。
載漪等人，圖謀造成列強逼迫慈禧歸政光緒的假象，並利用義和團促激中外關係的全麵緊張，使慈禧同光緒及反廢立派的矛盾愈發加劇，從而迫使慈禧更快地做出廢舊帝立新帝的抉擇。這年6月16日，他們唆使軍機章京連文衝偽造了一個“請太後歸政，廢大阿哥”等為內容的“外交團照會”。慈禧見後，惱火異常，“未曾見慈顏如此之怒容……遂開戰端。”帝後之爭以“列強插手”的微妙方式再度凸出。21日，慈禧不顧光緒及主要由反廢立派構成的主和派的反對，向各國同時宣戰。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演化成為大規模的對外戰爭。
因緣得勢，廢立派的勢力急劇膨脹。載漪等相繼取得管理總署和招募義和團等權力。慈禧又讓“載漪、奕？、徐桐主兵事，有請無不從，政在軍府，高下任心，奕？支吾其間，噤不敢言。”為了“攝使臣”，達到“使館朝夷，皇位夕易”的目的，載漪一夥不顧國際慣例派兵圍攻使館。6月25日，載漪、載瀾竟然率60多個團民闖入光緒臨時居住的寧壽宮，“詈上以二毛子”，“大有弑君之意”，載―“栗栗危懼”，四處躲藏，生命安全已經沒有保障。
在混亂局勢下，反廢立各派也紛紛行動起來。國內的帝黨殘餘與部分地方官員也在醞釀所謂的“迎鑾”行動。6月25日，東南數省督撫公開抗拒宣戰上諭，與列強實行“東南互保”，清朝中央與地方出現重大裂痕，給某些帝黨勢力以可乘之機。同日，原帝黨骨幹張謇、陳三立籌謀了“易西而南事。”當時風傳慈禧即將挾光緒逃往西安，恰適另一傾向於帝黨的官員鄭孝胥被委任主持湖北營務處並奉詔北上，所以他們打算把光緒迎接到南京。而這又必須得到地方疆臣的支持。在以後幾天裏，張謇風塵仆仆往返於滬寧間，與劉）一的親信施炳燮、沈渝慶，張之洞的親信趙鳳昌，盛宣懷的幕僚何嗣火昆等人密謀協商，企圖聯合東南大吏，以南京或上海為中心，合諸省為一聯邦，先推李鴻章率兵北上勤王，然後再“發大兵，令前所遣諸軍，聲明大罪，以討國賊（指載漪等）”，“堅請（光緒）複辟，而有歸重於真有複辟之權，務使帝黨複用，新政再行。”8月14日，聯軍陷北京，次日淩晨，慈禧挾光緒及大阿哥倉惶出逃，經太原往西安，帝黨設想的情況果然出現，陳三立又將“易西而南事”具體化為“退敵迎鑾”的方案。其中包括“退敵”（請求聯軍退出北京）；“迎鑾”（擬將兩宮迎到漢口或南京，作為行都）；“剿匪”（剿滅義和團）；“議約”（同列強講和簽約）；“罷斥端、剛”（罷免載漪、剛毅，改組中央政府）等項內容。劉坤一對這項計劃頗感興趣，派人赴武昌與張之洞密商，又示意於李鴻章，但由於國內外事態迅速變化，這項計劃未能實行。東南在“迎鑾南下”，北方則在“奉帝北上。”在慈禧駐蹕的太原行在，還秘密地策劃著一場大行動。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雲：“時岑春煊，原帝黨活躍分子。聯軍入侵時由甘肅藩司任上帶兵勤王，被任命為前路糧台督辦，掌握了行在兵權。”岑和幕僚張鳴歧的密謀是：以武力發動宮廷政變，勒太後歸政光緒，然後“奉帝北上”還京，“獨歸議和”。由於岑春煊的地位太低，中央大員和地方督撫未必肯響應，再三權衡後，岑不敢冒險。
上述謀劃大多僅限於醞釀，未及行動或行動未果。但也透露出一些新情況，廢立和反廢立兩派已有你死我活的態勢，雙方都不再囿於上書、建言、勸諫等和平方式，而不惜動用武力。但由於種種原因都未付諸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