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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30)
在慈禧策劃政變的同時，康有為也在密謀采取果斷措施，組織力量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據當時參與其事的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記載，9月13日晚，康有為將畢叫去說，事態已十分危急，太後將在天津閱兵時發動政變，“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後之舉”，因皇上手無寸鐵，難以舉事，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助行此事。16日晚，傳來光緒提拔袁為侍郎候補的消息，康有為感到光緒皇帝已經接受了他的主意，大為興奮，立即召集畢永年商議行動步驟，叫畢趁袁世凱帶兵包圍頤和園時，“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並打算“其奏知皇上時，隻言廢之，且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19日，畢永年一早去見譚嗣同，詢問譚昨晚遊說袁世凱的結果，譚對畢說，袁隻是說此事須緩辦。譚、畢二人對袁世凱能不能助行此事，都持懷疑態度。當畢得知已將行動的計劃全部告訴了袁世凱時，連聲說“事今敗矣，事今敗矣”，趕快逃走了。
康有為為了排除變法阻力，決計對慈禧采取果斷措施，這不失為有勇氣和魄力，但要取得成功又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和一定的實力。可是，當譚嗣同、畢永年都感到不大可行時，手無寸鐵的康有為卻仍然堅持己見並寄厚望於袁世凱，表現出了書生的本色。就在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當天，還未等到袁告密時，慈禧已經先下手了。在這場政變中，慈禧似乎是勝利者，其實，她是真正的失敗者，因為扼殺了戊戌變法，同時就意味著拒絕給病入膏盲的清王朝以及時治療，其後果必然是加快它的滅亡。
慈禧發動政變的八月初三（9月18日），正好是張之洞的生日，他的兒子在京舉行祝壽活動。張之洞的門生故吏前往祝賀。在場的楊銳“舉杯不能飲”，心情沉重地說：“今上與太後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在此前三天，即9月15日光緒已賜密詔給楊銳諭：“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故楊銳已知政變的危機。
9月16日，劉光第在家書中也說，軍機四卿參與新政“遂為嫉妒者詬病，勢如水火，將來恐成黨禍”。可能正因為如此，楊、劉二人才采取了穩健的態度。楊銳在接到光緒的密詔時，就勸光緒對太後“應宜遇事將順，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己見”，“變法宜有次第”，“進退大臣不宜太驟。”還把態度激進的林旭喚去責備了一番。然而，由於慈禧已經搶先發動了政變，康有為圍頤和園的策劃又事機泄漏，一切補救措施再也無濟於事，一切穩健的做法也無法緩和新舊勢力的尖銳衝突了。
在袁世凱入京覲見光緒時，大概曾受榮祿之托，準備薦舉張之洞入京主政。張之洞從在京的幕僚錢恂處得知這一消息後，可能已經風聞京師情況不妙，於9月18日連忙電告錢恂：“袁如擬請召不才入京，務望力阻之，才具不勝，性情不宜，精神不支，萬萬不可。”看來，善於把握時機的張之洞，可能已經預計到政變在即，因而決不願卷入這個危險的漩渦。9月20日，袁世凱離京前向光緒請訓時，仍然薦舉了張之洞。其《戊戌日記》記述了當時奏請的內容：“威信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營，如操之過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正直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曆太淺，辦事不能縝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當時，光緒已經失去了權力，雖然為之“動容”，但“無答諭”。
宮廷政變
“百日維新”期間的形勢是，一方麵光緒帝“銳意變法”，設計新政，連連頒布變法詔令，把維新運動向縱深推進；另一方麵慈禧太後麇集頑固勢力，加緊政變部署。榮祿、奕？、剛毅等頑固派幹將頻繁地出入頤和園，同西太後秘密策劃阻止變法和反對光緒帝的陰謀活動。
隨著維新運動的發展，頑固派反對光緒帝的活動越來越囂張，最關鍵的一步是陰謀廢光緒帝而另立新帝。先是慈禧太後授命其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北洋三軍，直接控製了衛戍京津的軍權。榮祿對於西太後的安排心領神會，他說：“皇上任用匪黨，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陸軍可資鎮製。”榮祿出任以前，慈禧太後已布置了廢立計劃，唆使禦史李盛鐸奏請光緒帝恭奉皇太後“天津閱兵”，陰謀在閱兵時，用武力脅迫光緒帝“讓位”，另立新君。同時，慈禧太後還發出一係列任命，進行廢立的各方麵準備：五月初六日任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八旗及鳥槍營事務；任命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加強了對首都和紫禁城的軍事控製；任命裕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配合剛毅、奕？在中樞機構內的活動，以牽製光緒帝發布變法諭旨。此外，慈禧太後還派出大批爪牙，對光緒帝的一舉一動加以監視，內廷布置她的心腹太監，稽查各宮門的出入人員；紫禁城各門也有步軍統領所派出的八旗官兵把守，嚴厲盤問行人，遇有疑慮即刻向西太後稟報。通過各方麵的布置，到七月底八月初（9月間），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頑固派攜手聯合，完成了發動政變的部署。榮祿一語道破了天機，他說“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頑固派虎視眈眈地張開扼殺新政的羅網，等待著他們的最高統帥慈禧太後發出宮廷政變的命令。
黑雲密布，雷鳴電閃，暴風雨即將來臨
變法諭令不斷發出，引起了社會上守舊勢力對維新運動的不滿和仇視，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社會基礎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不斷擴大著。廢除八股文體應試，大批八股士子失去進身之階，他們多年來揣摩四書的本領成為無用，因而對新政也有對抗情緒，這也是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一股社會勢力。書院及祠廟改為中西學兼習的學校，必然使鄉間的一些土豪劣紳和奸僧惡巫失去賴以生活的依據，他們大肆散布誣蔑之詞，危言聳聽，說什麽光緒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為在宮中設立禮拜堂等等。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等閑曹被撤之後，造成一些官吏失業，他們也對新政懷著怨恨，在宮裏成了頑固派的耳目和間諜。此外，一些其他衙門的大小官僚們看到變法詔令不斷推出，也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維新變法是一場有深刻意義的改革運動，必然觸犯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他們紛紛站到維新運動的對立麵，成為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社會基礎。頑固派就是利用這股舊勢力，在新政推行103天的時候，發動了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
天津“閱兵”的日期愈來愈臨近，盡管光緒帝不願意去天津，可是慈禧太後和榮祿已經商定好“閱兵”的日程和儀式，並擅自以上諭的形式宣布中外。形勢發展的日益惡化，使維新派感到驚恐，康有為認為北洋三軍的將領中袁世凱曾經駐紮朝鮮，略略知道日本明治維新情況，並且還加入過強學會，便把天津“閱兵”一旦發生險情時拯救光緒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康有為派他的弟子徐仁祿前往小站遊說袁世凱，希圖爭取他從頑固派營壘中分化出來，派兵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後，並除掉西太後的心腹、當時執掌兵權的榮祿。袁世凱是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兩麵派，在徐仁祿麵前表示對康有為非常欽服，徐仁祿滿以為遊說成功，趕回北京向康有為報告了袁的態度。維新派書生氣十足，上了大當還信以為真，康有為立即草擬密折，向光緒帝建議“結袁以備不測。”光緒帝按照康有為的建議，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發出上諭：“電寄榮祿，著傳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二十九日袁世凱乘火車晉京，他首先拜訪滿洲權貴禮親王世鐸和慶親王奕？等以探聽風聲，窺測方向。因為他們兩人正忙著奔走頤和園同慈禧太後密謀政變活動，袁世凱均未遇見。八月一日（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並諭內閣：“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出於形勢的緊要，光緒帝在召見後立即授以侍郎候補銜，委他專辦練兵事務，也中了袁世凱的迷魂陣。狡猾的袁世凱惟恐因光緒帝的授命而引起頑固派對他的懷疑，他馬上去拜訪剛毅、榮祿、王文韶等軍機大臣，表示無功受賞，無意領受，向頑固派打了招呼以取得諒解。第二天光緒帝再次召見，袁世凱兩麵三刀在光緒帝麵前謝恩重賞，使光緒帝對他失去提防，在陷阱裏愈陷愈深。
袁世凱晉京，頑固派敏捷地覺察出光緒帝已作重大部署，迅速采取了應急措施：首先，榮祿把北洋三軍之一的聶士成手中的武毅軍由蘆台調到天津，屯紮在陳家溝一帶，截斷北京和小站之間的交通，防止袁世凱軍西行；其次，調董福祥的甘軍移駐北京彰德門外的長辛店，“專供皇差彈壓之用。”在北京的頑固派奕？、懷塔布、李蓮英等連日在頤和園見慈禧太後，“跪請訓政”，禦史楊宗伊於八月初二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政折”。京、津一帶風聲鶴唳，氣氛日益緊張。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緒帝詣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太後請安，請開懋勤殿以議製度，見“太後不答，神色異常，懼而未敢申說”。光緒帝從西太後陰森的神態中判斷事態將有可能發生劇變，當日賜密詔給楊銳向維新派示意局勢的逆轉。密詔雲：
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願將此輩老謬昏庸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楊銳見了密詔驚惶不安，推說：“陛下家事，當謀宗室，小臣懼操刀而自割也。”因為恐懼而竟把密詔擱了幾天之後才送到其他三位維新派手中。
事態發展愈益緊逼，慈禧太後廢立之謀，光緒帝也有察覺。他知道搞廢立的主要罪狀是聽信康有為妄言而亂家法，所以光緒帝必須立刻催促康有為離京，以免被頑固派抓住口實。八月初二日（9月17日）諭內閣催康有為離京：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八月三日（9月18日）早晨，康有為接諭令，召集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徐仁祿等在南海會館商討應變對策。最後決定由譚嗣同去會見袁世凱，策動他“殺榮祿，除舊黨”，舉兵勤王。
當日夜間，譚嗣同獨去法華寺訪袁世凱，梁啟超前往金頂廟容閎寓所等候消息。會見時袁世凱再耍兩麵派手法，一麵向譚嗣同慷慨表示“殺榮祿乃一狗耳”；一麵又歎苦衷：“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袁世凱給維新派吃了一隻模棱兩可的空心湯圓，實際上不肯派兵“勤王”。八月初四日清晨，譚嗣同趕到金頂廟向梁啟超等報告了昨夜訪袁情況，一致斷定袁世凱不肯舉兵相助，大家相對歎息，無可奈何。康有為離京前夕，走訪李提摩太，要他請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出麵幹預，複又求見來華遊曆的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請他去遊說慈禧太後“回心轉意”。康有為的奔波亦無結果，八月初五日傍晚，匆匆乘火車離京，六日自天津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慶號輪船取海道赴上海。
由於形勢不斷惡化，光緒帝進行了最後的努力，期望挽轉危局。其一是八月初四日召集軍機大臣，向他們攤牌說：“朕不自惜，死生聽天，汝等肯激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而無憾。”希望激起樞臣的正義感，借以保全新政。然而，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樞臣中幾乎全是西太後的死黨和投機鑽營分子，他們豈會改變頑固立場站到維護新政一邊。其二是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朱筆密諭”，命他保護新政。這一著更是無稽之談。袁世凱退朝時立刻變卦，他對人表示：“皇上若責我以練兵，我不敢不奉詔，若他事則非我之所知也。”公開表示了投靠慈禧太後的態度。其三是接見伊藤博文爭取日本政府的支持；還傳諭於初八日召見李提摩太，聘他為新政“顧問”。但是未到初八日，光緒帝已經成為慈禧太後的囚徒了。光緒帝的三項努力，結果全部落空，維新勢力完全失去對抗頑固派發動政變的能力。
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向光緒帝“請訓”之後就回到了天津，當夜向榮祿泄露了光緒帝的“朱筆密諭”和維新派策動兵變的機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榮祿如獲珍寶地乘專車直奔北京向慈禧太後密報內情。西太後早已布張羅網，頑固派在紫禁城內外密切注視著光緒帝和維新派的任何舉動，所以袁世凱的密告隻是為他們發動政變提供“口實”，無別的重要價值。此時，慈禧太後認為鎮壓維新運動已經“俟到了時候”，用不著等到“天津閱兵”就可以動手了，所以她匆匆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八月六日（9月21日）發出“訓政”旨令。這天清晨，光緒帝到中和殿閱奏文，一群侍衛太監和一隊“榮祿之兵”闖入殿內，聲稱“奉太後命”，押光緒帝到慈禧太後的便殿。光緒帝跪在西太後麵前，遭到一頓嚴厲的訓斥。
是日，太後禦便殿，召慶王、端王、軍機禦前大臣跪於案右；皇上跪於案左，竹杖於座前。疾聲厲色，訊問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
在訓斥中慈禧太後和盤托出了她反對新政的理由，就是為了維護腐朽的祖宗大法和保持她在清朝的太上皇地位。訓斥之後，就把光緒帝送至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來了。
慈禧太後一日間就完成了幽禁光緒帝的宮廷政變，當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上諭聲稱：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皇太後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之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節，著各衙門敬謹預備。
盜用光緒名義發諭旨和用“籲懇慈恩”的借口是慈禧太後控製最高權力的一貫手法，從八月六日起，她由幕後跳到幕前，牢牢地掌握著清朝的統治大權。這一事件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幹支為戊戌年，故史稱“戊戌政變”。從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國是》詔的頒布到八月初六日“戊戌政變”為時103天，這就是“百日維新”的由來。
瀛台風雨
慈禧回宮發動政變後，立即指派了20名親信太監，護送光緒帝往瀛台幽禁。
原來這瀛台，乃是清代皇宮西苑南海中的一片樓台。因它四麵環水，有如蓬瀛，所以名叫瀛台；為明、清兩代帝王後妃遊宴之所。慈禧見它位於海水中央，隻有一麵吊橋與陸地相通，防衛方便，便把光緒帝幽禁在這裏。
這瀛台也有不少宮殿，穿過一座木吊橋，爬上數十級平階，進入仁曜門，門南即為翔鸞閣，東西共九間，左右遷樓回抱，又各十九間。閣上向南的窗檻上，嵌有大理石兩方，圓如明月，碩大光明，傳為稀世之寶。閣後東有祥輝樓，西有瑞曜樓，都是空著的，並未住人。正中為涵元殿也就是瀛台正殿了。殿前左右各有一井，也有井亭遮護。殿後有一些花木，與波光水影相掩映，雖然景象佳麗，隻是隔離宮廷，因此淒涼得很。從現在起，光緒就將在這裏度過一種長期監禁、有如囚徒般的苦悶生涯，以了卻他那痛苦的餘生。
盡管光緒隻是一個囚困瀛台有名無實的皇帝，不過，這種“名”與“實”不相符的情況仍潛伏著危機。載―保有的皇帝名義仍在被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並可能成為帝黨東山再起的契因。於是，廢帝與反廢帝的鬥爭便成為戊戌政變宮廷鬥爭的焦點。
政變後不久，禦史張仲4、黃桂均率先呈遞密疏：“皇上得罪祖宗，當廢。”1898年9月25日，清廷正式下詔：“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囑馳送京，勿稍延誤。”該詔意在：一方麵為慈禧複出尋找借口；另一方麵為廢黜光緒預做鋪墊。它以“朝廷聖旨”的形式出現，所關非同小可。從10月18日開始，清廷又逐日公布光緒脈案，渲染病情。誰將是光緒替代者的問題也被提出，引起外間的各種揣測。9月24日，有西文報紙認為“以合法繼承人來說，似乎應該是最近逝世的那位恭親王的兒子”來“繼承大統”。25日，即將離滬出逃的康有為告訴英國外交官班瑞（Baurne）“一位小孩子將要繼皇上登基”，候選人之一是“恭王的孫子”（溥偉）。10月12日，《泰晤士報》駐北京高級記者莫裏循聲稱“光緒皇帝已被謀殺或將被謀殺，選定的繼承人是端王年方10歲的孫子”（按：應為兒子，指溥儀）。顯然，慈禧廢黜光緒的圖謀已不再是什麽秘密。一場替換皇帝的大風波即將來臨，但這卻遭到各種力量的反對。
康有為為了排除變法阻力，決計對慈禧采取果斷措施，這不失為有勇氣和魄力，但要取得成功又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和一定的實力。可是，當譚嗣同、畢永年都感到不大可行時，手無寸鐵的康有為卻仍然堅持己見並寄厚望於袁世凱，表現出了書生的本色。就在譚嗣同遊說袁世凱的當天，還未等到袁告密時，慈禧已經先下手了。在這場政變中，慈禧似乎是勝利者，其實，她是真正的失敗者，因為扼殺了戊戌變法，同時就意味著拒絕給病入膏盲的清王朝以及時治療，其後果必然是加快它的滅亡。
慈禧發動政變的八月初三（9月18日），正好是張之洞的生日，他的兒子在京舉行祝壽活動。張之洞的門生故吏前往祝賀。在場的楊銳“舉杯不能飲”，心情沉重地說：“今上與太後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在此前三天，即9月15日光緒已賜密詔給楊銳諭：“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故楊銳已知政變的危機。
9月16日，劉光第在家書中也說，軍機四卿參與新政“遂為嫉妒者詬病，勢如水火，將來恐成黨禍”。可能正因為如此，楊、劉二人才采取了穩健的態度。楊銳在接到光緒的密詔時，就勸光緒對太後“應宜遇事將順，行不去處，不宜固執己見”，“變法宜有次第”，“進退大臣不宜太驟。”還把態度激進的林旭喚去責備了一番。然而，由於慈禧已經搶先發動了政變，康有為圍頤和園的策劃又事機泄漏，一切補救措施再也無濟於事，一切穩健的做法也無法緩和新舊勢力的尖銳衝突了。
在袁世凱入京覲見光緒時，大概曾受榮祿之托，準備薦舉張之洞入京主政。張之洞從在京的幕僚錢恂處得知這一消息後，可能已經風聞京師情況不妙，於9月18日連忙電告錢恂：“袁如擬請召不才入京，務望力阻之，才具不勝，性情不宜，精神不支，萬萬不可。”看來，善於把握時機的張之洞，可能已經預計到政變在即，因而決不願卷入這個危險的漩渦。9月20日，袁世凱離京前向光緒請訓時，仍然薦舉了張之洞。其《戊戌日記》記述了當時奏請的內容：“威信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營，如操之過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正直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曆太淺，辦事不能縝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陳。”當時，光緒已經失去了權力，雖然為之“動容”，但“無答諭”。
宮廷政變
“百日維新”期間的形勢是，一方麵光緒帝“銳意變法”，設計新政，連連頒布變法詔令，把維新運動向縱深推進；另一方麵慈禧太後麇集頑固勢力，加緊政變部署。榮祿、奕？、剛毅等頑固派幹將頻繁地出入頤和園，同西太後秘密策劃阻止變法和反對光緒帝的陰謀活動。
隨著維新運動的發展，頑固派反對光緒帝的活動越來越囂張，最關鍵的一步是陰謀廢光緒帝而另立新帝。先是慈禧太後授命其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北洋三軍，直接控製了衛戍京津的軍權。榮祿對於西太後的安排心領神會，他說：“皇上任用匪黨，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陸軍可資鎮製。”榮祿出任以前，慈禧太後已布置了廢立計劃，唆使禦史李盛鐸奏請光緒帝恭奉皇太後“天津閱兵”，陰謀在閱兵時，用武力脅迫光緒帝“讓位”，另立新君。同時，慈禧太後還發出一係列任命，進行廢立的各方麵準備：五月初六日任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八旗及鳥槍營事務；任命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加強了對首都和紫禁城的軍事控製；任命裕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配合剛毅、奕？在中樞機構內的活動，以牽製光緒帝發布變法諭旨。此外，慈禧太後還派出大批爪牙，對光緒帝的一舉一動加以監視，內廷布置她的心腹太監，稽查各宮門的出入人員；紫禁城各門也有步軍統領所派出的八旗官兵把守，嚴厲盤問行人，遇有疑慮即刻向西太後稟報。通過各方麵的布置，到七月底八月初（9月間），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頑固派攜手聯合，完成了發動政變的部署。榮祿一語道破了天機，他說“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頑固派虎視眈眈地張開扼殺新政的羅網，等待著他們的最高統帥慈禧太後發出宮廷政變的命令。
黑雲密布，雷鳴電閃，暴風雨即將來臨
變法諭令不斷發出，引起了社會上守舊勢力對維新運動的不滿和仇視，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社會基礎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不斷擴大著。廢除八股文體應試，大批八股士子失去進身之階，他們多年來揣摩四書的本領成為無用，因而對新政也有對抗情緒，這也是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一股社會勢力。書院及祠廟改為中西學兼習的學校，必然使鄉間的一些土豪劣紳和奸僧惡巫失去賴以生活的依據，他們大肆散布誣蔑之詞，危言聳聽，說什麽光緒帝加入了天主教，康有為在宮中設立禮拜堂等等。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等閑曹被撤之後，造成一些官吏失業，他們也對新政懷著怨恨，在宮裏成了頑固派的耳目和間諜。此外，一些其他衙門的大小官僚們看到變法詔令不斷推出，也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
維新變法是一場有深刻意義的改革運動，必然觸犯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他們紛紛站到維新運動的對立麵，成為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社會基礎。頑固派就是利用這股舊勢力，在新政推行103天的時候，發動了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
天津“閱兵”的日期愈來愈臨近，盡管光緒帝不願意去天津，可是慈禧太後和榮祿已經商定好“閱兵”的日程和儀式，並擅自以上諭的形式宣布中外。形勢發展的日益惡化，使維新派感到驚恐，康有為認為北洋三軍的將領中袁世凱曾經駐紮朝鮮，略略知道日本明治維新情況，並且還加入過強學會，便把天津“閱兵”一旦發生險情時拯救光緒帝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康有為派他的弟子徐仁祿前往小站遊說袁世凱，希圖爭取他從頑固派營壘中分化出來，派兵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後，並除掉西太後的心腹、當時執掌兵權的榮祿。袁世凱是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兩麵派，在徐仁祿麵前表示對康有為非常欽服，徐仁祿滿以為遊說成功，趕回北京向康有為報告了袁的態度。維新派書生氣十足，上了大當還信以為真，康有為立即草擬密折，向光緒帝建議“結袁以備不測。”光緒帝按照康有為的建議，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發出上諭：“電寄榮祿，著傳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二十九日袁世凱乘火車晉京，他首先拜訪滿洲權貴禮親王世鐸和慶親王奕？等以探聽風聲，窺測方向。因為他們兩人正忙著奔走頤和園同慈禧太後密謀政變活動，袁世凱均未遇見。八月一日（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並諭內閣：“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出於形勢的緊要，光緒帝在召見後立即授以侍郎候補銜，委他專辦練兵事務，也中了袁世凱的迷魂陣。狡猾的袁世凱惟恐因光緒帝的授命而引起頑固派對他的懷疑，他馬上去拜訪剛毅、榮祿、王文韶等軍機大臣，表示無功受賞，無意領受，向頑固派打了招呼以取得諒解。第二天光緒帝再次召見，袁世凱兩麵三刀在光緒帝麵前謝恩重賞，使光緒帝對他失去提防，在陷阱裏愈陷愈深。
袁世凱晉京，頑固派敏捷地覺察出光緒帝已作重大部署，迅速采取了應急措施：首先，榮祿把北洋三軍之一的聶士成手中的武毅軍由蘆台調到天津，屯紮在陳家溝一帶，截斷北京和小站之間的交通，防止袁世凱軍西行；其次，調董福祥的甘軍移駐北京彰德門外的長辛店，“專供皇差彈壓之用。”在北京的頑固派奕？、懷塔布、李蓮英等連日在頤和園見慈禧太後，“跪請訓政”，禦史楊宗伊於八月初二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政折”。京、津一帶風聲鶴唳，氣氛日益緊張。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緒帝詣頤和園樂壽堂向慈禧太後請安，請開懋勤殿以議製度，見“太後不答，神色異常，懼而未敢申說”。光緒帝從西太後陰森的神態中判斷事態將有可能發生劇變，當日賜密詔給楊銳向維新派示意局勢的逆轉。密詔雲：
近來朕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願將此輩老謬昏庸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楊銳見了密詔驚惶不安，推說：“陛下家事，當謀宗室，小臣懼操刀而自割也。”因為恐懼而竟把密詔擱了幾天之後才送到其他三位維新派手中。
事態發展愈益緊逼，慈禧太後廢立之謀，光緒帝也有察覺。他知道搞廢立的主要罪狀是聽信康有為妄言而亂家法，所以光緒帝必須立刻催促康有為離京，以免被頑固派抓住口實。八月初二日（9月17日）諭內閣催康有為離京：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聞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八月三日（9月18日）早晨，康有為接諭令，召集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徐仁祿等在南海會館商討應變對策。最後決定由譚嗣同去會見袁世凱，策動他“殺榮祿，除舊黨”，舉兵勤王。
當日夜間，譚嗣同獨去法華寺訪袁世凱，梁啟超前往金頂廟容閎寓所等候消息。會見時袁世凱再耍兩麵派手法，一麵向譚嗣同慷慨表示“殺榮祿乃一狗耳”；一麵又歎苦衷：“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也。”袁世凱給維新派吃了一隻模棱兩可的空心湯圓，實際上不肯派兵“勤王”。八月初四日清晨，譚嗣同趕到金頂廟向梁啟超等報告了昨夜訪袁情況，一致斷定袁世凱不肯舉兵相助，大家相對歎息，無可奈何。康有為離京前夕，走訪李提摩太，要他請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出麵幹預，複又求見來華遊曆的日本前任首相伊藤博文，請他去遊說慈禧太後“回心轉意”。康有為的奔波亦無結果，八月初五日傍晚，匆匆乘火車離京，六日自天津搭英商太古公司的重慶號輪船取海道赴上海。
由於形勢不斷惡化，光緒帝進行了最後的努力，期望挽轉危局。其一是八月初四日召集軍機大臣，向他們攤牌說：“朕不自惜，死生聽天，汝等肯激天良，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而無憾。”希望激起樞臣的正義感，借以保全新政。然而，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樞臣中幾乎全是西太後的死黨和投機鑽營分子，他們豈會改變頑固立場站到維護新政一邊。其二是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朱筆密諭”，命他保護新政。這一著更是無稽之談。袁世凱退朝時立刻變卦，他對人表示：“皇上若責我以練兵，我不敢不奉詔，若他事則非我之所知也。”公開表示了投靠慈禧太後的態度。其三是接見伊藤博文爭取日本政府的支持；還傳諭於初八日召見李提摩太，聘他為新政“顧問”。但是未到初八日，光緒帝已經成為慈禧太後的囚徒了。光緒帝的三項努力，結果全部落空，維新勢力完全失去對抗頑固派發動政變的能力。
八月初五日，袁世凱向光緒帝“請訓”之後就回到了天津，當夜向榮祿泄露了光緒帝的“朱筆密諭”和維新派策動兵變的機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榮祿如獲珍寶地乘專車直奔北京向慈禧太後密報內情。西太後早已布張羅網，頑固派在紫禁城內外密切注視著光緒帝和維新派的任何舉動，所以袁世凱的密告隻是為他們發動政變提供“口實”，無別的重要價值。此時，慈禧太後認為鎮壓維新運動已經“俟到了時候”，用不著等到“天津閱兵”就可以動手了，所以她匆匆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八月六日（9月21日）發出“訓政”旨令。這天清晨，光緒帝到中和殿閱奏文，一群侍衛太監和一隊“榮祿之兵”闖入殿內，聲稱“奉太後命”，押光緒帝到慈禧太後的便殿。光緒帝跪在西太後麵前，遭到一頓嚴厲的訓斥。
是日，太後禦便殿，召慶王、端王、軍機禦前大臣跪於案右；皇上跪於案左，竹杖於座前。疾聲厲色，訊問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刑。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憒，不肖乃爾！”
在訓斥中慈禧太後和盤托出了她反對新政的理由，就是為了維護腐朽的祖宗大法和保持她在清朝的太上皇地位。訓斥之後，就把光緒帝送至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來了。
慈禧太後一日間就完成了幽禁光緒帝的宮廷政變，當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出上諭聲稱：
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兢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皇太後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之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節，著各衙門敬謹預備。
盜用光緒名義發諭旨和用“籲懇慈恩”的借口是慈禧太後控製最高權力的一貫手法，從八月六日起，她由幕後跳到幕前，牢牢地掌握著清朝的統治大權。這一事件發生在光緒二十四年，幹支為戊戌年，故史稱“戊戌政變”。從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國是》詔的頒布到八月初六日“戊戌政變”為時103天，這就是“百日維新”的由來。
瀛台風雨
慈禧回宮發動政變後，立即指派了20名親信太監，護送光緒帝往瀛台幽禁。
原來這瀛台，乃是清代皇宮西苑南海中的一片樓台。因它四麵環水，有如蓬瀛，所以名叫瀛台；為明、清兩代帝王後妃遊宴之所。慈禧見它位於海水中央，隻有一麵吊橋與陸地相通，防衛方便，便把光緒帝幽禁在這裏。
這瀛台也有不少宮殿，穿過一座木吊橋，爬上數十級平階，進入仁曜門，門南即為翔鸞閣，東西共九間，左右遷樓回抱，又各十九間。閣上向南的窗檻上，嵌有大理石兩方，圓如明月，碩大光明，傳為稀世之寶。閣後東有祥輝樓，西有瑞曜樓，都是空著的，並未住人。正中為涵元殿也就是瀛台正殿了。殿前左右各有一井，也有井亭遮護。殿後有一些花木，與波光水影相掩映，雖然景象佳麗，隻是隔離宮廷，因此淒涼得很。從現在起，光緒就將在這裏度過一種長期監禁、有如囚徒般的苦悶生涯，以了卻他那痛苦的餘生。
盡管光緒隻是一個囚困瀛台有名無實的皇帝，不過，這種“名”與“實”不相符的情況仍潛伏著危機。載―保有的皇帝名義仍在被某些政治勢力所利用，並可能成為帝黨東山再起的契因。於是，廢帝與反廢帝的鬥爭便成為戊戌政變宮廷鬥爭的焦點。
政變後不久，禦史張仲4、黃桂均率先呈遞密疏：“皇上得罪祖宗，當廢。”1898年9月25日，清廷正式下詔：“朕躬自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其現在外省者即囑馳送京，勿稍延誤。”該詔意在：一方麵為慈禧複出尋找借口；另一方麵為廢黜光緒預做鋪墊。它以“朝廷聖旨”的形式出現，所關非同小可。從10月18日開始，清廷又逐日公布光緒脈案，渲染病情。誰將是光緒替代者的問題也被提出，引起外間的各種揣測。9月24日，有西文報紙認為“以合法繼承人來說，似乎應該是最近逝世的那位恭親王的兒子”來“繼承大統”。25日，即將離滬出逃的康有為告訴英國外交官班瑞（Baurne）“一位小孩子將要繼皇上登基”，候選人之一是“恭王的孫子”（溥偉）。10月12日，《泰晤士報》駐北京高級記者莫裏循聲稱“光緒皇帝已被謀殺或將被謀殺，選定的繼承人是端王年方10歲的孫子”（按：應為兒子，指溥儀）。顯然，慈禧廢黜光緒的圖謀已不再是什麽秘密。一場替換皇帝的大風波即將來臨，但這卻遭到各種力量的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