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天安門-（一）

第70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26)

　　光緒詔定國是後，光緒為首的帝黨和慈禧為首的後黨的矛盾逐漸加深。在這尖銳的帝、後黨衝突中，楊深秀自覺地站在維新派一邊，以非常堅決的態度，同守舊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當時，公然反對變法且氣焰比較囂張的是禮部尚書許應6.此人連守舊派元老李慈銘都認為他“素以不學為名，語言甚鄙。”楊深秀更認為他“品行平常，見識庸謬，妄自尊大，剛愎淩人。”可他“庸妄狂悖，腹誹朝旨”，專門和維新事業作對：光緒“為鼓舞人才起見，特開經濟特科”，他就“在禮部堂上倡言經濟特科之無益”；光緒“日患經濟之才少，而思所以養之”，他則“日患經濟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對待維新派他刻骨仇恨，“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仇。”但在帝國主義麵前，他又卑躬屈節，畏之如虎。在和德使海靖爭論時，“德使？目一視，以手視察，尚未發言，而許應6已失色，即趨出總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訕誚，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就是這種守舊之徒，卻擔任著禮部尚書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等重要職務。為了鏟除這個障礙，楊深秀和禦史宋伯魯專為彈劾許應6而上奏光緒。在奏折中，他詳細列舉了許應6“窒塞風氣，禁抑人才”，阻撓新政劣跡，並明確指出，這類人留在總署必然“傷邦交而損國體”。所以必須將其“解去部職”，“退出總理衙門行走”，這樣“內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鄰邦之笑柄”，還可以為“守舊誤國者戒”。這個奏折受到光緒的重視，不久就將許應6及其同黨革職，多少起到“懲一警百”的作用，對維新派是很大的鼓舞，梁啟超十分讚賞楊深秀這種“不畏強禦”的舉動，將他譽為“開新誌士之眉目”。

　　1898年9月，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鬥爭空前激烈。守舊派為廢黜光緒進行了周密的布置，京津一帶風聲鶴唳。光緒雖知道慈禧天津閱兵的陰謀，一氣之下裁去了一批頑固派官僚，以示反抗，但終因不掌握軍政實權而沒有徹底扭轉局勢。麵臨危境，楊深秀仍上奏光緒，彈劾守舊派。如：“粵撫許振球老耄貪庸……自奉到詔書，未嚐舉行一事”；“河道總督任道溶，貪狹素著”；“湖北巡撫譚繼洵守舊迂拘”；“王秉恩久在廣，貪險奸橫，無所不至……把持各局，大類權奸”；“歐陽霖久辦厘金，刻薄成性，怨聲載道”；楊樞“招搖納賄，把握威福”；陳寶琛“居鄉貪鄙，網盡商賈之利，行同市儈”等等。對這些“聲名狼藉之輩”，“即不逢裁缺，亦當分別罷斥，或優之聽其告休。”他特別強調在處理他們時要堅決徹底，“既被裁即請任其歸去，勿汲汲別議擢用，庶免阻撓新政。”

　　楊深秀在批判、彈劾守舊派的同時，還直接參與和支持維新派的活動。

　　如前所述，楊深秀和康有為交往較多，康有為對他特別看重。“初入京與相見，即褒獎不置，稱為西北一人。”楊深秀確也沒有辜負康有為的信任。當康有為立會保國時，本來曾同意和康有為一起“伏闕痛哭力求變法”的“台諫中知名之人”，絕大多數“皆不與聞”，楊深秀則“兩次到會，列名傳布”，並親自到文悌官邸向他宣傳康有為“立會保國”的主張，還把自己組織的關學會並入保國會，置於康有為的領導之下。而這正是榮祿宣布“如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的時候。當康有為受到慈禧集團責難時，他又和宋伯魯“同以百口保康有為”。在慈禧訓政後，他還不顧自己的安危，“上疏詰問有為罪名”，以示抗議。湖南巡撫陳寶箴是積極推行新政的官吏，“銳意整頓，為中華自強之嚆矢”，卻受到守舊派的竭力反對，“其誣詞不可聽聞”，楊深秀就“抗疏為寶箴辯”。

　　楊深秀認為，對維新派在保薦人才時薦舉的一些守舊者，也應該罷斥，同時也要處罰保薦這些守舊者的維新派官吏，以利推行新政。例如在陳寶箴所保薦的人員中，除楊銳、劉光第、左孝同諸人以外，其餘多是“守舊中之猾吏”，這是由陳寶箴“無真識定力”所造成的。因此他建議光緒對陳寶箴也要“嚴旨儆勉，以作其氣”，而對於他所“保舉之人”，則應該“分別加以黜陟，萬勿一概重用”。他提醒光緒，即使對陳寶箴這樣的“新政重臣”所推薦的人，也應加以分析，而不能“信其所得皆賢，盡加拔擢。”這是因為“舉行新政，綜核名實之日，舉一人須得一人之用。”很明顯，楊深秀要求“嚴旨懲勉”陳寶箴和守舊派對陳寶箴的“交章彈劾”有本質的不同。區別就在於楊深秀是通過“儆？勉”敦促陳寶箴糾過，而守舊派彈劾陳寶箴則是為了鏟除推行新政的骨幹力量。這就看出楊深秀對維新變法的忠實程度――既為推行新政的人搖旗呐喊，反擊守舊派對他們的攻擊，又不容忍他們身上存在的不利於變法的妥協行為。

　　楊深秀對清統治者能否真正推行他的主張並沒抱很大希望，他認為“本朝氣數已一息奄奄待盡，尚能誅諫官乎！”所以他曾設想，如果出現像唐朝起兵反對武則天腐朽統治的徐敬業那樣的勇士，他決心做積極協助徐敬業起兵的駱賓王那樣的人――“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業其人，我則為駱丞矣。”說明他已初步產生了起兵反清的思想。

　　百日維新期間，台諫中有兩個極為活躍的人物，一是被稱為戊戌六君子的楊深秀，另一個是當時執掌山東道監察禦史宋伯魯。伯魯思想敏銳，學通中外，在擔任禦史的數年中，“豐裁峻整，彈劾不避權貴”，尤其是在變法開始後，他發人之所不敢發，言人之所不敢言，與阻撓維新的頑固派進行了反複較量，對百日維新起了促進作用。親曆戊戌變法的梁啟超就曾指出，台諫諸臣中，惟宋伯魯“言諸新政最多”。

　　宋伯魯，字芝棟，亦稱子鈍，晚號芝田，陝西省陽泉縣人。“家素豐，後中落”，其父為生員，工花鳥，有“南田”之譽。伯魯由稟生“以優行貢成均”，中光緒十一年乙酉科舉人，次年聯捷成進士，入詞林，散館授職編修。1891年充辛卯科順天鄉試同考官，1894年又充甲午科山東鄉試副考官，旋擢山東道監察禦史。

　　在宋伯魯任京官期間，清政府已江河日下，政治十分腐敗，上下賄賂公行，軍備廢弛，吏治敗壞。宋伯魯對這種狀況痛心疾首，多次上書要朝廷澄清吏治整飭軍備。如光緒二十二年他曾先後三次上書，疏陳長江水師積弊，提出整頓辦法，以圖鞏固江防；奏參陝西地方官傅汝梅劣跡，請飭查辦；痛陳陝西商州一帶被災情形，請求朝廷派員賑撫，並建議懲處諱災不報的地方官員。為了防止官吏貪墨，他要求壓縮、嚴核工程開支，凡必須興建的重大工程，經勘估後，仍應交工部複核，以杜漏卮。宋伯魯的這一係列奏疏，都表明他早已對清廷腐敗政治不滿和對民瘼的關心。然而，宋伯魯由一個受傳統教育的封建士大夫轉變為維新派親密的合作者，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他目睹清政府在這次戰爭中慘遭失敗，“國勢頓挫，人心震疊”；民族危機變得十分嚴重，加上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的思想影響，使他痛切地感到：不改變舊法，中國是沒有出路的。他對於舊營壘的弊端看得更加清楚，指責執掌朝政者，“但知泥古，不知通今”，“談經術詞章則有餘，論艱難宏濟則不足”，抨擊洋務派大多是“齷齪之輩”，“操利權者多中飽，懷詐諼者必叵測”，因此，“終年談洋務而時局日棘也。”

　　宋伯魯急切地要求改變現狀。他一麵疏請變通科場舊製，一麵建議總理衙門廣泛頒印有裨實用的西學新書，並建議出使各國大臣博采精譯，推薦回國，以便溝通中西，開闊見聞，使“迂疏之士皆化為有用之才。”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沙俄等帝國主義接踵而至，中國民族危機更加嚴重。在康有為等維新派的策動下，宋伯魯於是年冬天，與閻7竹等人在京師積極籌劃組織“關學會。”該會之緣起略謂：有清二百多年來，官守成法，士耽俗學，終於釀成德發難端，鬧聚膠墨，英覬長江，耀兵舟山，俄艦麇集，養虎自衛。關中為“奧區神皋，天府四塞”，擬為陪都，然而“士僅知恥而鮮聲氣之求，民之奉法而乏勇敢之氣”，工窳商蹙，一無可恃，此種狀況，亟待改變。該會主張組織旅京的同鄉集會，研討新政，籌劃變法，並以京師為起點，“鳩聯桑梓”，帶動整個關中地區奮起維新。“關學會”以鮮明的愛國主義宗旨，吸引了許多有誌於改革的士大夫，為後來“保國會”的成立，在組織上作了準備。

　　當百日維新的高潮到來之際，宋伯魯十分活躍。他滿腔熱情地投入了這場政治改革。綜括他這一時期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不顧頑固派的堅決反對，大膽提出要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對封建政體實施改革。

　　宋伯魯的愛國主義思想有一顯著的特征，即認為要解脫民族的苦難，使國家臻於強盛，必須走向西方學習的道路，尤其是學習他們先進的政治製度。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八，他奏請清廷設立議政處，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思想。

　　宋伯魯在這個奏折中明白提出議政處的宗旨，應“略師泰西議院之製。”他在該折的開頭部分即尖銳指出，封建專製製度的弊端，在於將國家大事“責諸數人，萬緒千端，決於一旦”，其結果往往是“揆諸時務，或似合而實離；施之天下，或始集（濟）而終殆”，於是導致了大局岌岌，不可收拾。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將國事交付議院商討，“蓋不虛衰則理不顯，不博采則事不明也。泰西上下議院深得此意，其所以強耳。”宋伯魯主張把議政處擺在“與軍機、邊界務兩處並重”的地位。議政員人選，由各省督撫舉薦“博通古今，洞曉時務，體用兼宏者各一人”，“由京官一品以上共舉十人”，“以三十員為限，月給薪水輪流住班。有事則集，不足則缺。”議政處的職能為：“凡國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議政處，以十日為限，急則三五日，議成上之軍機王大臣，不可則再議，軍機複核無異，乃上之皇上而裁斷施行焉。”他認為這樣便可以“合眾通才麵議一事，可決其算無遺策矣。”

　　顯然，宋伯魯設計的這個“議政處”，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院頗有相似之處的，所不同的隻是它最終是對封建皇帝負責，“議政員”也非出自民選。因此，它實質上是一個類似於康有為提出的“製度局”一類的機構，其目的是要光緒皇帝拔擢維新誌士參與議政處，從而將守舊勢力架空，以利於新法的推行。所以這個建議必然遭到頑固派的反對，使光緒帝不得不將此折“留中。”然而，宋伯魯並未停止這方麵的努力。在光緒皇帝頒詔宣告維新不久，他再次遞折，要光緒帝采萬國良法，對於迂謬愚瞽的守舊派當“褫其一二以警天下”，並再次提出改革封建政體的建議：“臣考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蓋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方成。”

　　宋伯魯在這裏表露了對資產階級國家三權分立政體的向往之情。他將清政府的現行體製與資產階級國家作了一番對比，提出“軍機為政府，跪對不過須臾，是僅為出納喉舌之人，而無論思經邦之實”，至於六部和總署，都是“行政守例之官，而一切條陳亦得與議，是以手足代謀思之任，五官乖宜，舉動失措。”他提出，要推行新政，當務之急是“開立議院隱於內廷，選天下通才入院辦事，皇上每日親臨，大臣派為參議，相與商榷，一意維新，草定章程，擬定憲法。”宋伯魯認為，隻要設立了立法院、議政處之類的機構，全國的誌士仁人一定會歡欣鼓舞，革弊起衰，指日可待，守舊之徒也會“洗心革麵，改轍易聽，而奉宣新法矣。”宋伯魯的這些建議，帶有資產階級民主色彩，它表達了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封建專製製度的束縛，把先進的政治思想引進中國的強烈願望和急切心情。

　　為了推進向西方學習的進程，宋伯魯還向清廷建議，將總理衙門官書局的時務書籍盡快頒發給翰林院閱讀。近代中國的曆史表明，許多讀經書的封建文人長期拘泥於“夷夏之防”，綱常名教，不知西學為何物。他們“以不談洋物為高見，有講求西學者，則詬之曰名教罪人，士林敗類”，以致“製造局譯出之書，三十餘年而銷售僅一萬三千本，京師書肆尚無地球圖，其講求之寡可想矣。”排斥西學在翰林院尤盛，宋伯魯尖銳指出：京師言儲才首推翰林院，而翰林院所講求的，“仍不出記誦辭章之膚末，漢唐宋明之舊法，敝精殫神，忄曷時玩日，將來循資按格，遊曆卿貳，以其所學，達諸所用，南轅北轍，圓鑿方枘，至於折足覆轍，始悔前此不學。”因此，他提議除學“經學四子”而外，還應該“兼習各國圖書公法”，重點考求西方國家“政事之得失，製度之短長，旁及算法格致等學。”力求做到“探其源而極其流，取人之長，補我之短”。他建議朝廷將“所有切要之書，統統頒發，俾各員一律講求，毋許仍前膠執，以期人才蔚起，其有願入署究閱，或願自行購讀者，均聽自便”，但每月底必須將心得日記交送院長，院長“第其高下而進退之”。這項建議得到光緒帝的支持。

　　二、在思想文化方麵，極力主張廢棄八股取士，為此同頑固派進行了堅決鬥爭。

　　百日維新的序幕一拉開，宋伯魯即代維新派第一個遞上了請廢除八股的奏折，痛陳八股危害，要求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這個建議遭到禮部尚書許應6等頑固分子的反對，宋伯魯與楊深秀聯銜上書，彈劾許應6“日以窒塞風氣禁抑人才為事，致聖意不能宣達，天下無所適從”，要求令其“退出總理衙門，解去禮部職務，以為守舊誤國者戒。”戊戌五月五日光緒帝詔令自下科始，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守舊之徒“有竊竊然議阻此舉者”，有些直隸士人甚至於對維新派行刺。但宋伯魯臨危不懼，於五月十二日再次遞折謂：“八股取士，行之千數百年，守舊之徒，舍此無所謂學，一旦改革，失所憑依，必有起而力爭之者。”認為中國曆來的改革之所以進行不下去，就是由於“恃守舊法為生涯，倚弊政求衣食”之人充塞於天下，一有興革，必群起而攻擊。要求光緒帝“持以毅力，勿為所搖，並申下諭旨，如有奏請複用八股試士者，必係自私誤國之流，重則斥革降調，輕亦嚴旨申飭，庶幾舊焰消沮，人心大定。”這些都充分反映了宋伯魯銳誌更張的堅定立場。

　　三、極力主張盡快發展民族經濟，從帝國主義列強手中挽回權利。

　　宋伯魯在百日維新過程中，一方麵敦促清政府在政治、文化方麵實施改革，同時也要求把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一並進行。他之所以主張振興民族經濟，首先是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在戊戌二月十七日所遞的《請統籌全局折》痛陳喪權辱國的狀況說：“自膠州據後，強鄰以藩屬待我。”“山西鐵路、礦務既借與俄，直隸、山東、山西練兵皆請俄練習，是北方非我有也；長江吳越厘金與英，是南方非我有也；頃又聞瓊州已為法據，大連灣將讓與俄人。”認為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經濟落後，“國勢既弱，一言恫喝，俯首聽命。”因此，他主張派員往美集款數萬萬，開發礦產，修築鐵路，開設銀行，並發展軍事工業，開辦槍炮廠和水師學堂，隻有這樣才能“保大權而存疆土”。盡管宋伯魯向美國尋求借款的計劃未必能實現，然而，他借此以興內政、以弭外患、以保疆土的願望卻是不容置疑的。

　　宋伯魯的經濟改革思想有兩個重點：第一，反對官辦，主張多發展商辦企業。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他上書清廷，疏陳官辦鐵路的弊端，強調“官不如商”，主張讓各省商人籌款承修鐵路。第二，主張學習和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技術。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魯再次疏請仿照西法，修築京師道路。謂：京師為首善之區，而道路凸凹不平，汙穢萬端，其原因是承修者拘守舊法，敷衍了事，“今日鋪平之道，明日一雨，則衝刷淤塞，泥塘如故，再雨再修，再修再雨……月複一月，年複一年，終無工竣之期，亦終無可行之路。”故建議派“通達西政之大臣一員，專理其事，仿照西法，擇九城內外要緊幹路先行修築，安設電燈，巡捕必周必密，一切詳細章程，均須采用外國，總期有利無弊。”

　　綜觀宋伯魯在百日維新期間的表現，他是積極主張實行全麵改革的，他善於從對比中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比當時的封建主義中國優越，因此，在整個變法期間的奏章中，都貫穿著“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他大聲疾呼：“變或可存，不變則削，全變乃存，小變仍削，深通其故，顯豁無疑，而後推行新政，可無滯礙。”他告誡清統治者應“曉然於天變之道，古今之殊，無泥古自驕，無拘墟自惑。”這種迫切要求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麵貌來改革現狀的思想，表現了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應當肯定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