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一）
> 第63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19)
第63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19)
此外，他又請求在每道設一民政局，選才督辦，準其專折奏事，體製與督撫平等；每縣設民政公局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他認為，這樣可以“內外並舉”，新政有效。
至於派員出國遊曆，翻譯西書，交通科舉，創造紙幣，收印花稅等辦法，在這次上書中，也都提到了。
光緒皇帝看了這個奏折，非常滿意，置禦案，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誌更決。不久，康有為進《俄大彼得變政記》，主張效法俄國，進行變法，上了《第七次書》，略謂：
“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款則阻撓，今雖欲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之舉動奇絕，不能桓撥速成、雷轟電掣也。”
康有為要光緒帝以俄彼得為榜樣，這榜樣究竟如何？
俄國大彼得改革，光緒帝更感興趣的是彼得堅強的個性和銳意變革的氣勢。據說這位沙皇為了向當時發達的西歐國家學習，曾喬裝打扮，使用化名，隱匿在一個俄國使團中。首站訪問普魯士，使團在庫爾蘭公國的米塔瓦受到隆重接待時，彼得已乘船到了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在自己寓所裏與勃蘭登堡皇帝腓特烈三世密談。第二站到荷蘭，彼得照例搶在使團的前頭，到達荷蘭首都，訂做了一套薩爾丹人穿的衣裳，訪問各造船廠，參觀木材廠和造紙廠，甚至拿起斧頭幹點活兒。等使團來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彼得也趕來，穿上長袍、紅襯衣，戴上氈帽，混雜在使團的二等人員之中進了城。在荷蘭期間，彼得和10個俄國留學生向這個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國家學習造船。但荷蘭工匠會造船卻不懂造船的理論，彼得非常掃興。一天有人問彼得：“你為什麽這樣不高興？”彼得解釋了發愁的原因。一個在場的英國人告訴他，在英國這種船體結構學以及旁的學科都很完備，短期內就可以學會。沙皇彼得立即與10名俄國留學生坐快艇到倫敦。在英國四個月，彼得仍然隱姓娌名，潛心研究造船學，有時也去了解英國政治。一次彼得訪問英國議會時，斷然拒絕到會議廳裏去，卻跑到大廈的屋頂上，隔著天窗看議會開會情景。英國人說是看到了世界上最稀罕的事：國王坐在王位上，皇帝（英國人稱他為皇帝）站在屋頂上。
就是這位性格古怪的沙皇，憑著他的魄力和努力，通過一係列改革，使落後的俄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歐洲占有了一席之地。
全民上書
給光緒帝上書成功，大大鼓舞了康有為，他又開始在北京重新活躍起來。
這時康有為的得力助手、弟子麥孟華等人來京，未幾梁啟超、康廣仁也來到京。梁啟超是抱病從湖南到上海就醫的。
梁啟超到上海經過醫生精心治療後，病很快初愈，聞列強公開叫嚷瓜分中國，同時北京改革風潮已風起雲湧，老師康有為在北京已打開局麵，急需一批得力助手，於是他不顧身體虛弱，決意北上，並邀請正在上海辦印書局的康廣仁同行。康廣仁在上海的出版事業剛開始，很不願離去，但因梁啟超北上之意堅決，而大病初愈，身體還弱，不放心他一人上路，隻好一道北上。
麥孟華、梁啟超、康廣仁等人的到來，使康有為精神為之一振，他們都是康有為絕對信得過的學生和親人，他們可為康有為讚畫奔走，展開積極活動。
這時正值會試，各省萬餘舉人再次雲集京城，這給康有為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可以如同1895年發動舉人上書一樣再次利用高昂的士氣，於是康有為決定發動更多的人來參與救亡活動。康有為因已是朝廷命官，與1895年領導公車上書時的身份有所不同，不便出頭露麵，於是他讓當時還是舉人的麥孟華梁啟超等人出麵聯絡發動，而自己則退居幕後，3月下旬，康有為口授一折《乞力拒俄請眾公車保疏》，令麥孟華、梁啟超、龍應中等弟子聯絡各省公車一同上書。在麥、梁、龍等人的四處奔走呼籲下，兩廣雲貴等數省百餘名舉人奮起響應。3月27日，百餘舉人來到都察院請求代遞上書。
康有為在發動舉人上書的同時，又策劃發動禦史聯合請願。禦使文悌常慷慨大言，表示願意一死以報國，康有為即建議他約請宋伯魯、高燮曾、王鵬運、楊深秀等禦史，一道“僚闕痛哭，力請變法。”文悌在康有為的鼓動下，熱血沸騰，慷慨陳辭，表示同意。康有為隨即為文悌草擬了一份《請拒俄變法折》。但文悌過後一想此事幹係重大，弄得不好會丟掉官位，於是就將奏折改為自赴俄交涉，若俄國不同意，他願自刎在俄人麵前，但有關變法問題隻字不提，文悌知道清廷不願與俄多事，決不會同意他的建議，這樣一來他既顯得十分愛國，也不會受到守舊派的攻擊。
4月下旬來京參加會試的百餘山東舉人分別上奏，告發德國人於是年初，在山東即墨縣闖入文廟，將孔子神像打毀，將子路像的雙目挖去。而地方官畏洋人如虎，不敢與德國人論理，也不敢向朝廷上報。眾山東舉人將德國人的暴行公諸於眾後，京城嘩然，朝野上下和各省在京舉人無不怒形於色。康有為是孔子的忠實信徒，一向鼓吹弘揚孔教，而德國人如此踐踏他心中的偶像，這使他義憤填膺，決意利用此一事件來推動維新變法。他命在京的學生們四出活動，聯絡各省舉人分頭上書。在康有為的策劃下，由麥孟華、林旭、梁啟超等12人聯合署名的《請聯名上書查辦聖像被毀公啟》被送到各省會館，他們以保衛孔教相號召，以激勵士人們的愛國熱情。在他們的聯絡下，由林旭等367名福建舉人、莊仁泳等31名江蘇鬆江府舉人、汪曾武等204名江蘇舉人、程子鵠等17名江蘇淮安府舉人麥孟華、梁啟超等831名廣東舉人，以及李家璧、易順鼎等湖北、湖南、安徽、廣西等省的110名舉人先後向都察院上書，請求清廷向德國政府抗議，查處破壞孔廟之人，賠償一切損失。
在發動公車上書的同時，康有為還策動禦史、翰林院編修等一批中級官員向朝廷上書。經康有為的鼓動和在舉人們上書熱潮的推動下，一批中下級官員也紛紛聯名上書，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為翰林院編修李桂林等156名中下級京官聯名的上書，這樣大規模的京官聯名上書在清代曆史上是少見的。
保國保種
由於亡國危機不斷加深，“膠、旅、大、威相繼割棄”，然而還有不少士大夫醉樂酣嬉、不識不知，因而康有為感到應該將分散的團體集中起來，“成一大會，以伸國憤”，使“愛國之忱，當為天下所共與”，將更多的知識分子吸引到維新變法運動中來。其時江南道監察禦使李盛鐸來拜訪康有為時，也主張成立一個大的學會，以團聚天下之英才。因而康有為約請李盛鐸一起來作為發起人共同成立“保國會。”
康有為草擬了《保國會章程》，共30條，其要點有以下幾方麵。
一、成立保國會的目的：“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會，名為保國會。”
二、保國會的宗旨為“保國、保種、保教”，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聖教之不失。
三、保國會要盡力講求內政外交等方麵變法事宜。
四、保國會在京師和上海成立保國總會，各省各府成立分會，以地名冠之。
經過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等人的多方聯絡，保國會於1898年4月17日在北京粵東新館召開了成立大會。
是日來參加保國會成立大會的官員和舉人達200餘人，“上自二三品大員，詹翰道科，各部員郎主事各官，下至公車會試之人，下及於在京之行商坐賈，無人不集”。粵東新館後麵的戲樓坐滿了前來開會者。眾人公推康有為演說。
康有為登上舞台，英氣逼人的目光向全場掃了一眼，然後慷慨激昂地大聲說道：“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籠中之鳥，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幅令人怵目驚心的亡國慘圖頓時展現在眾人麵前，不少的人感到熱血奔湧，呼吸急促，心跳肺張，也有的人一念及亡國的奇慘大痛，心中一酸，熱淚湧出眼眶。
康有為接著曆數了半個世紀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他指出，中國在與外國的衝突中屢遭失敗，士大夫應該負擔相當的責任，因為他們固步自封，不能看到外國的科技長處，不敢向外國學習，以致中法戰爭後，康有為提出變法維新，也無人呼應。直到甲午戰敗後，士大夫的愛國心才開始覺醒，但是朝廷卻沒有進行任何積極的變法改革，以致國勢日弱，“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20見（件），來日方長，何以卒歲？”他沉痛地指出：緬甸、安南、印度、波蘭等國亡國的命運很快就要降臨中國頭上。他針對那種對亡國抱著僥幸心理的人說道，中國一旦被瓜分亡國，其命運將會很慘，外國人既不可能給中國人以官職，也不會給予功名，甚至連當和尚都不可能，因為亡國後連地廟將被毀而不存在。說到這裏，康有為感到一陣抽心的疼痛，不禁淚隨聲下，在場的不少受其感梁，也淚流滿麵，甚至泣不成聲。
康有為進一步尖銳地指出，亡國大禍迫在眉睫，而政府當局卻不能挽救危亡，惟一的希望就是寄托在士大夫身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喪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為也，實吾輩甘為之賣地，甘為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忿，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勵，非吾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
今吾中國以無動為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將安危矣……
康有為因為太激動了，聲音有些顫抖和嘶啞。他停頓了一下，然後以鏗鏘有力的一段話結束演講：“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勵其心力，生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為江河。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
在場的每一個聽眾都為康有為真誠的愛國激情和雄辯的口才所打動，都紛紛起而發言，無不慷慨激昂。
保國會的成立在北京城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康有為的演說也深受愛國士人的歡迎，根據在場記錄的演說辭在士大夫中不脛而走，很快就傳抄到中國其他的各大城市。
4月21日，康有為、梁啟超等在達智橋胡同河南會館召開了保國會第二次大會，人數逾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講，號召大家各盡其聰明才力所能及者，奮起保國救國，群開學會，講求救亡之道。其後，在康有為的主持之下，保國會又在貴州會館舉行了第三次大會，到會者也達百餘人。保國會的成立和幾次大會的召開對於北京城的愛國救亡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受保國會的影響和啟發，各省人士相繼成立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群眾愛國組織，參加者皆超過百人。
保國會自身難保
保國會成立後聲勢日大，康有為、梁啟超等成為京城中十分活躍的人物和人們議論的中心。近十年來，康有為“憂時七上皇帝書”，出版各種“異端”著作，組織學會，創辦報紙，到處進行宣傳演說，呼籲維新變法，猛烈抨擊朝廷中的頑固守舊派，指責他們老朽昏庸、鼠目寸光、貪財好事。因此守舊派官僚對此十分反感，恨康有為入骨，一再要求逮捕和處死康有為。當康有為等人正在高興保國會的成立的成功和效果顯著時，守舊派官僚們也開始進行有力的反擊。榮祿放言恫嚇說：“康有為立會保國，現放著許多大臣未用，即使亡國尚不勞他人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你們如果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徐桐於4月16日晚，將保國會的發起人李盛鐸找去訓斥一頓，不準他與康有為等大逆不道之人往來。次日，保國會成立，作為保國會發起人的李盛鐸卻遲遲不到會。
對保國會首先公開進行攻擊的是吏部主事洪嘉與。洪嘉與原是一個守舊的官吏，保國會成立後，他欲趨新並結識康有為，曾三次拜訪康有為，康有為都不在，而他所留下的地址，守門人也忘記告訴康有為。洪嘉與以為康有為瞧不起自己，心中積氣越來越大，乃到處造謠誹謗。其時康有為的活動確實太頻繁，應酬太多，一般的訪客來或不能見，或不能答拜，故多有怨者，但康有為並不在意。一日浙江舉人孫浩前來拜訪洪嘉與，想走洪嘉與的門路考新開的經濟特科。洪嘉與見機會來了，於是就慫恿孫浩說：“當今主考官非常恨康有為，你如果抨擊康有為必可舉特科。”孫浩一聽十分高興，欣然同意，於是先上《駁保浙會折》，後由洪嘉與代草《駁保國會章程》，對保國會的30條章程逐條批駁，並對康有為大肆進行人身攻擊，稱康有為為“地方大光棍”，意欲做“民主教皇”，邪說誣民，搖動人心，形同叛逆，辯言敵政，莫此為甚。洪嘉與將該文印製千冊，以孫浩的名義遍送京中大員顯要。守舊官員得此十分高興，並借勢一齊來圍攻康有為和保國會，於是謠言也沸騰不止，對康有為和擁護者進行攻擊的奏折如雪片般地飛進宮中。
正當康、梁在京“開堂設講”，組織保國會時，清廷駐日公使裕庚忽有密函致總署，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孫中山在橫濱開中西大同學校，專與時務報館諸人通聲氣，在新舊鬥爭日趨激烈的當時，此事若為守舊分子所獲知，對時務報館及維新派將會產生極為不利的惡果。汪大燮從張元濟處得知消息後，急忙求助於總理大臣張蔭桓，“言獄不可興”，請設法從中斡旋。張蔭桓亦深知大學士徐桐因保國會事正欲舉劾康、梁，總署中又有人欲興風作浪。關鍵時刻，他遂與翁同（為掩飾，以防事態惡化。張蔭桓還親自告訴康有為實情，“密囑康、梁諸人弗再張皇。”但康、梁仍心有餘悸，“終日不安。”可以斷定，裕庚來函一事打亂了康、梁開展保國會的正常活動。
裕庚致函總理衙門反映孫中山與時務報館諸人相通的情況，是有一定背景和根據的。189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懸牌行醫，而康有為也講學於廣府學宮萬木草堂，與聖教樓相距很近，時常到聖教樓購書，尤好瀏覽西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無不盡量購取。孫中山見康有為有誌於西學，視為同道，欲與之結交，並托友人向康有為轉達其意。康有為其時門生很多，而孫中山比康有為年輕，故他認為孫中山不能與自己平輩相交，如欲相交，須先具門生帖拜師後才行。孫中山覺得康有為未免太狂妄自大了，於是不願與他相交。這樣，中國近代史上兩個重要人物因康有為的自傲而失去了一次相交的機會。
當時孫中山的想法與康有為相近，也是試圖走自上而下進行變法改革的道路。1894年春，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上李鴻章書》，全麵闡述了他對中國進行改革的主張，其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國家學習，改革教育製度，培養新式人才，采用先進科學技術，發展農工商業，以期達到國家的獨立與富強。孫中山到天津去找李鴻章，通過李的幕僚將上書呈遞給李鴻章，但李鴻章借軍務繁忙為由拒絕接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人，也不理睬他的上書。此次上書的失敗，一度使孫中山感到失落。但隨之而來的中日戰爭慘敗，使孫中山看到了清朝政治的腐朽黑暗和不可救藥，“知和平之法不可複施”，於是他毅然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高舉起反清革命的大旗。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中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即用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次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並將革命提上日程。
當康有為正為強學會的建立奔走呼號時，孫中山在香港與楊衢雲、謝纘泰等人發動會黨準備於10月26日在廣州起義，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興中會分會，以“農學會”為名進行掩護。孫中山知道康有為及其門生都有誌於改革中國，於是又托人邀請康有為的學生參加，康有為當時雖然沒有在廣州，但其學生知先生反對暴力，以有違師命而拒絕。孫中山所領導的這次廣州起義因缺乏周密的組織和準備，並出現了叛徒告密，清政府采取了緊急措施，起義還未發動就失敗了，陸皓東等數十名起義參加者被捕後犧牲，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流亡日本。
孫中山在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被迫流亡國外。清政府曾多次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與各國當局交涉，急盼將其引渡回國，但始終未能成功。1897年8月孫中山第二次到達日本後，清政府遂令駐日外交官員對其活動嚴密監視，及時具奏。裕庚此函便是孫中山在日活動探查後的一次奏報。
至於派員出國遊曆，翻譯西書，交通科舉，創造紙幣，收印花稅等辦法，在這次上書中，也都提到了。
光緒皇帝看了這個奏折，非常滿意，置禦案，日加披覽，於萬國之故更明，變法之誌更決。不久，康有為進《俄大彼得變政記》，主張效法俄國，進行變法，上了《第七次書》，略謂：
“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款則阻撓，今雖欲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之舉動奇絕，不能桓撥速成、雷轟電掣也。”
康有為要光緒帝以俄彼得為榜樣，這榜樣究竟如何？
俄國大彼得改革，光緒帝更感興趣的是彼得堅強的個性和銳意變革的氣勢。據說這位沙皇為了向當時發達的西歐國家學習，曾喬裝打扮，使用化名，隱匿在一個俄國使團中。首站訪問普魯士，使團在庫爾蘭公國的米塔瓦受到隆重接待時，彼得已乘船到了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在自己寓所裏與勃蘭登堡皇帝腓特烈三世密談。第二站到荷蘭，彼得照例搶在使團的前頭，到達荷蘭首都，訂做了一套薩爾丹人穿的衣裳，訪問各造船廠，參觀木材廠和造紙廠，甚至拿起斧頭幹點活兒。等使團來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彼得也趕來，穿上長袍、紅襯衣，戴上氈帽，混雜在使團的二等人員之中進了城。在荷蘭期間，彼得和10個俄國留學生向這個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國家學習造船。但荷蘭工匠會造船卻不懂造船的理論，彼得非常掃興。一天有人問彼得：“你為什麽這樣不高興？”彼得解釋了發愁的原因。一個在場的英國人告訴他，在英國這種船體結構學以及旁的學科都很完備，短期內就可以學會。沙皇彼得立即與10名俄國留學生坐快艇到倫敦。在英國四個月，彼得仍然隱姓娌名，潛心研究造船學，有時也去了解英國政治。一次彼得訪問英國議會時，斷然拒絕到會議廳裏去，卻跑到大廈的屋頂上，隔著天窗看議會開會情景。英國人說是看到了世界上最稀罕的事：國王坐在王位上，皇帝（英國人稱他為皇帝）站在屋頂上。
就是這位性格古怪的沙皇，憑著他的魄力和努力，通過一係列改革，使落後的俄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歐洲占有了一席之地。
全民上書
給光緒帝上書成功，大大鼓舞了康有為，他又開始在北京重新活躍起來。
這時康有為的得力助手、弟子麥孟華等人來京，未幾梁啟超、康廣仁也來到京。梁啟超是抱病從湖南到上海就醫的。
梁啟超到上海經過醫生精心治療後，病很快初愈，聞列強公開叫嚷瓜分中國，同時北京改革風潮已風起雲湧，老師康有為在北京已打開局麵，急需一批得力助手，於是他不顧身體虛弱，決意北上，並邀請正在上海辦印書局的康廣仁同行。康廣仁在上海的出版事業剛開始，很不願離去，但因梁啟超北上之意堅決，而大病初愈，身體還弱，不放心他一人上路，隻好一道北上。
麥孟華、梁啟超、康廣仁等人的到來，使康有為精神為之一振，他們都是康有為絕對信得過的學生和親人，他們可為康有為讚畫奔走，展開積極活動。
這時正值會試，各省萬餘舉人再次雲集京城，這給康有為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可以如同1895年發動舉人上書一樣再次利用高昂的士氣，於是康有為決定發動更多的人來參與救亡活動。康有為因已是朝廷命官，與1895年領導公車上書時的身份有所不同，不便出頭露麵，於是他讓當時還是舉人的麥孟華梁啟超等人出麵聯絡發動，而自己則退居幕後，3月下旬，康有為口授一折《乞力拒俄請眾公車保疏》，令麥孟華、梁啟超、龍應中等弟子聯絡各省公車一同上書。在麥、梁、龍等人的四處奔走呼籲下，兩廣雲貴等數省百餘名舉人奮起響應。3月27日，百餘舉人來到都察院請求代遞上書。
康有為在發動舉人上書的同時，又策劃發動禦史聯合請願。禦使文悌常慷慨大言，表示願意一死以報國，康有為即建議他約請宋伯魯、高燮曾、王鵬運、楊深秀等禦史，一道“僚闕痛哭，力請變法。”文悌在康有為的鼓動下，熱血沸騰，慷慨陳辭，表示同意。康有為隨即為文悌草擬了一份《請拒俄變法折》。但文悌過後一想此事幹係重大，弄得不好會丟掉官位，於是就將奏折改為自赴俄交涉，若俄國不同意，他願自刎在俄人麵前，但有關變法問題隻字不提，文悌知道清廷不願與俄多事，決不會同意他的建議，這樣一來他既顯得十分愛國，也不會受到守舊派的攻擊。
4月下旬來京參加會試的百餘山東舉人分別上奏，告發德國人於是年初，在山東即墨縣闖入文廟，將孔子神像打毀，將子路像的雙目挖去。而地方官畏洋人如虎，不敢與德國人論理，也不敢向朝廷上報。眾山東舉人將德國人的暴行公諸於眾後，京城嘩然，朝野上下和各省在京舉人無不怒形於色。康有為是孔子的忠實信徒，一向鼓吹弘揚孔教，而德國人如此踐踏他心中的偶像，這使他義憤填膺，決意利用此一事件來推動維新變法。他命在京的學生們四出活動，聯絡各省舉人分頭上書。在康有為的策劃下，由麥孟華、林旭、梁啟超等12人聯合署名的《請聯名上書查辦聖像被毀公啟》被送到各省會館，他們以保衛孔教相號召，以激勵士人們的愛國熱情。在他們的聯絡下，由林旭等367名福建舉人、莊仁泳等31名江蘇鬆江府舉人、汪曾武等204名江蘇舉人、程子鵠等17名江蘇淮安府舉人麥孟華、梁啟超等831名廣東舉人，以及李家璧、易順鼎等湖北、湖南、安徽、廣西等省的110名舉人先後向都察院上書，請求清廷向德國政府抗議，查處破壞孔廟之人，賠償一切損失。
在發動公車上書的同時，康有為還策動禦史、翰林院編修等一批中級官員向朝廷上書。經康有為的鼓動和在舉人們上書熱潮的推動下，一批中下級官員也紛紛聯名上書，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為翰林院編修李桂林等156名中下級京官聯名的上書，這樣大規模的京官聯名上書在清代曆史上是少見的。
保國保種
由於亡國危機不斷加深，“膠、旅、大、威相繼割棄”，然而還有不少士大夫醉樂酣嬉、不識不知，因而康有為感到應該將分散的團體集中起來，“成一大會，以伸國憤”，使“愛國之忱，當為天下所共與”，將更多的知識分子吸引到維新變法運動中來。其時江南道監察禦使李盛鐸來拜訪康有為時，也主張成立一個大的學會，以團聚天下之英才。因而康有為約請李盛鐸一起來作為發起人共同成立“保國會。”
康有為草擬了《保國會章程》，共30條，其要點有以下幾方麵。
一、成立保國會的目的：“本會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會，名為保國會。”
二、保國會的宗旨為“保國、保種、保教”，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聖教之不失。
三、保國會要盡力講求內政外交等方麵變法事宜。
四、保國會在京師和上海成立保國總會，各省各府成立分會，以地名冠之。
經過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等人的多方聯絡，保國會於1898年4月17日在北京粵東新館召開了成立大會。
是日來參加保國會成立大會的官員和舉人達200餘人，“上自二三品大員，詹翰道科，各部員郎主事各官，下至公車會試之人，下及於在京之行商坐賈，無人不集”。粵東新館後麵的戲樓坐滿了前來開會者。眾人公推康有為演說。
康有為登上舞台，英氣逼人的目光向全場掃了一眼，然後慷慨激昂地大聲說道：“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籠中之鳥，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幅令人怵目驚心的亡國慘圖頓時展現在眾人麵前，不少的人感到熱血奔湧，呼吸急促，心跳肺張，也有的人一念及亡國的奇慘大痛，心中一酸，熱淚湧出眼眶。
康有為接著曆數了半個世紀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他指出，中國在與外國的衝突中屢遭失敗，士大夫應該負擔相當的責任，因為他們固步自封，不能看到外國的科技長處，不敢向外國學習，以致中法戰爭後，康有為提出變法維新，也無人呼應。直到甲午戰敗後，士大夫的愛國心才開始覺醒，但是朝廷卻沒有進行任何積極的變法改革，以致國勢日弱，“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20見（件），來日方長，何以卒歲？”他沉痛地指出：緬甸、安南、印度、波蘭等國亡國的命運很快就要降臨中國頭上。他針對那種對亡國抱著僥幸心理的人說道，中國一旦被瓜分亡國，其命運將會很慘，外國人既不可能給中國人以官職，也不會給予功名，甚至連當和尚都不可能，因為亡國後連地廟將被毀而不存在。說到這裏，康有為感到一陣抽心的疼痛，不禁淚隨聲下，在場的不少受其感梁，也淚流滿麵，甚至泣不成聲。
康有為進一步尖銳地指出，亡國大禍迫在眉睫，而政府當局卻不能挽救危亡，惟一的希望就是寄托在士大夫身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故割地喪權之事，非洋人之來割脅也，亦不敢責在上者之為也，實吾輩甘為之賣地，甘為之輸權。若使吾四萬萬人皆發忿，洋人豈敢正視乎？而乃安然耽樂，從容談笑，不自奮勵，非吾自賣地而何？故鄙人不責在上而責在下，而責我輩士大夫，責我輩士大夫義憤不振之心，故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者。
今吾中國以無動為大，無一事能舉，民窮財盡，兵弱士愚，好言安靖而惡興作，日日割地削權，命門火衰矣，冷矣，枯矣，縮矣，將安危矣……
康有為因為太激動了，聲音有些顫抖和嘶啞。他停頓了一下，然後以鏗鏘有力的一段話結束演講：“今日之會，欲救亡無他法，但激勵其心力，生長其心力，念茲在茲，則爝火之微，自足以爭光日月。基於濫觴，流為江河。果能四萬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奚患於不能救。”
在場的每一個聽眾都為康有為真誠的愛國激情和雄辯的口才所打動，都紛紛起而發言，無不慷慨激昂。
保國會的成立在北京城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康有為的演說也深受愛國士人的歡迎，根據在場記錄的演說辭在士大夫中不脛而走，很快就傳抄到中國其他的各大城市。
4月21日，康有為、梁啟超等在達智橋胡同河南會館召開了保國會第二次大會，人數逾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都在會上發表了演講，號召大家各盡其聰明才力所能及者，奮起保國救國，群開學會，講求救亡之道。其後，在康有為的主持之下，保國會又在貴州會館舉行了第三次大會，到會者也達百餘人。保國會的成立和幾次大會的召開對於北京城的愛國救亡運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受保國會的影響和啟發，各省人士相繼成立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群眾愛國組織，參加者皆超過百人。
保國會自身難保
保國會成立後聲勢日大，康有為、梁啟超等成為京城中十分活躍的人物和人們議論的中心。近十年來，康有為“憂時七上皇帝書”，出版各種“異端”著作，組織學會，創辦報紙，到處進行宣傳演說，呼籲維新變法，猛烈抨擊朝廷中的頑固守舊派，指責他們老朽昏庸、鼠目寸光、貪財好事。因此守舊派官僚對此十分反感，恨康有為入骨，一再要求逮捕和處死康有為。當康有為等人正在高興保國會的成立的成功和效果顯著時，守舊派官僚們也開始進行有力的反擊。榮祿放言恫嚇說：“康有為立會保國，現放著許多大臣未用，即使亡國尚不勞他人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你們如果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徐桐於4月16日晚，將保國會的發起人李盛鐸找去訓斥一頓，不準他與康有為等大逆不道之人往來。次日，保國會成立，作為保國會發起人的李盛鐸卻遲遲不到會。
對保國會首先公開進行攻擊的是吏部主事洪嘉與。洪嘉與原是一個守舊的官吏，保國會成立後，他欲趨新並結識康有為，曾三次拜訪康有為，康有為都不在，而他所留下的地址，守門人也忘記告訴康有為。洪嘉與以為康有為瞧不起自己，心中積氣越來越大，乃到處造謠誹謗。其時康有為的活動確實太頻繁，應酬太多，一般的訪客來或不能見，或不能答拜，故多有怨者，但康有為並不在意。一日浙江舉人孫浩前來拜訪洪嘉與，想走洪嘉與的門路考新開的經濟特科。洪嘉與見機會來了，於是就慫恿孫浩說：“當今主考官非常恨康有為，你如果抨擊康有為必可舉特科。”孫浩一聽十分高興，欣然同意，於是先上《駁保浙會折》，後由洪嘉與代草《駁保國會章程》，對保國會的30條章程逐條批駁，並對康有為大肆進行人身攻擊，稱康有為為“地方大光棍”，意欲做“民主教皇”，邪說誣民，搖動人心，形同叛逆，辯言敵政，莫此為甚。洪嘉與將該文印製千冊，以孫浩的名義遍送京中大員顯要。守舊官員得此十分高興，並借勢一齊來圍攻康有為和保國會，於是謠言也沸騰不止，對康有為和擁護者進行攻擊的奏折如雪片般地飛進宮中。
正當康、梁在京“開堂設講”，組織保國會時，清廷駐日公使裕庚忽有密函致總署，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孫中山在橫濱開中西大同學校，專與時務報館諸人通聲氣，在新舊鬥爭日趨激烈的當時，此事若為守舊分子所獲知，對時務報館及維新派將會產生極為不利的惡果。汪大燮從張元濟處得知消息後，急忙求助於總理大臣張蔭桓，“言獄不可興”，請設法從中斡旋。張蔭桓亦深知大學士徐桐因保國會事正欲舉劾康、梁，總署中又有人欲興風作浪。關鍵時刻，他遂與翁同（為掩飾，以防事態惡化。張蔭桓還親自告訴康有為實情，“密囑康、梁諸人弗再張皇。”但康、梁仍心有餘悸，“終日不安。”可以斷定，裕庚來函一事打亂了康、梁開展保國會的正常活動。
裕庚致函總理衙門反映孫中山與時務報館諸人相通的情況，是有一定背景和根據的。189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懸牌行醫，而康有為也講學於廣府學宮萬木草堂，與聖教樓相距很近，時常到聖教樓購書，尤好瀏覽西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無不盡量購取。孫中山見康有為有誌於西學，視為同道，欲與之結交，並托友人向康有為轉達其意。康有為其時門生很多，而孫中山比康有為年輕，故他認為孫中山不能與自己平輩相交，如欲相交，須先具門生帖拜師後才行。孫中山覺得康有為未免太狂妄自大了，於是不願與他相交。這樣，中國近代史上兩個重要人物因康有為的自傲而失去了一次相交的機會。
當時孫中山的想法與康有為相近，也是試圖走自上而下進行變法改革的道路。1894年春，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上李鴻章書》，全麵闡述了他對中國進行改革的主張，其中心思想是向西方國家學習，改革教育製度，培養新式人才，采用先進科學技術，發展農工商業，以期達到國家的獨立與富強。孫中山到天津去找李鴻章，通過李的幕僚將上書呈遞給李鴻章，但李鴻章借軍務繁忙為由拒絕接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人，也不理睬他的上書。此次上書的失敗，一度使孫中山感到失落。但隨之而來的中日戰爭慘敗，使孫中山看到了清朝政治的腐朽黑暗和不可救藥，“知和平之法不可複施”，於是他毅然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高舉起反清革命的大旗。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中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小團體――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即用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次年2月，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並將革命提上日程。
當康有為正為強學會的建立奔走呼號時，孫中山在香港與楊衢雲、謝纘泰等人發動會黨準備於10月26日在廣州起義，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了興中會分會，以“農學會”為名進行掩護。孫中山知道康有為及其門生都有誌於改革中國，於是又托人邀請康有為的學生參加，康有為當時雖然沒有在廣州，但其學生知先生反對暴力，以有違師命而拒絕。孫中山所領導的這次廣州起義因缺乏周密的組織和準備，並出現了叛徒告密，清政府采取了緊急措施，起義還未發動就失敗了，陸皓東等數十名起義參加者被捕後犧牲，孫中山被迫逃離廣州，流亡日本。
孫中山在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被迫流亡國外。清政府曾多次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與各國當局交涉，急盼將其引渡回國，但始終未能成功。1897年8月孫中山第二次到達日本後，清政府遂令駐日外交官員對其活動嚴密監視，及時具奏。裕庚此函便是孫中山在日活動探查後的一次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