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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搖搖欲墜紫禁城!萬國旗升天安門(19)

  1862年夏天,葡萄牙使節基瑪良士從歐洲來到中國,由廣東到了天津。可是他並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而是直奔北京。三口通商大臣急忙飛谘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訁斤,請飭城門攔阻。就在這時,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出麵了。他自稱法國是葡萄牙的友邦,願意為該國使節擔保,請該國使節基瑪良士暫住法國駐華公使館中。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訁斤堅持認為:所有凡是未與中國簽訂條約的國家,照例是不準擅自到北京來的。更何況葡萄牙使節基瑪良士此次前來,又不在天津呈遞照會,哪有這種道理?假如這個惡例一開,從此不論是哪個國家,都會照此行事,一定會出現十分混亂的局麵,成何體統?!

  一向能言善辯的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被說得一時語塞,無可辯駁。過了一會兒,他才接著請求按照各口領事代辦通商之例,葡萄牙呈請簽訂條約之事,一概不明確提出,而由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代辦。葡萄牙使節基瑪良士作為法國賓客,留在北京,而有關的條約商議、交涉事宜,則惟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是問。條約議定之後,仍然回到天津畫押,並在天津互換。在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巧舌如簧的辯白麵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奕訁斤也無言以對,隻好答應了對方的請求。

  不久,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便擬定好了條約草案,基本上是摹仿了中法《天津條約》,但內容略有減少,而沒有增添。經過與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商議、交涉後,哥士耆起草的這個條約草案為清政府原則接受。在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將議定的條約原本奏報後,得到批準,奉旨欽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善辦理。於是,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帶領葡萄牙使節基瑪良士來到天津,與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恒祺和崇厚於1862年8月13日(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在天津舉行了條約簽訂儀式。這個條約共54款,由於是法國駐華公使哥士耆起草並出麵與清朝政府談判代表商議、交涉的,也就是說是由哥士耆一手包辦的,所以葡萄牙使節基瑪良士未得列入會議銜名。但是,葡萄牙獲得了1858年英、法、俄、美四國《天津條約》中所包括的一切特權,包括最惠國待遇;規定了解決條約解釋問題的一種方式,就是由各國公使仲裁;對澳門現狀的承認等等。雙方互換條約批準書的時間以兩年為限。

  該條約議成之後,卻一直沒有互換。直到1887年12月1日(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因洋藥即鴉片緝私一案,重申前議,特由慶郡王奕?、工部左侍郎孫毓汶與葡萄牙使節羅沙簽訂中葡《天津條約》。這個條約共54款,主要內容包括:葡萄牙人永居澳門,界址俟派人會訂再立專約,協助中國在澳門征收洋藥稅等。

  1863年春,丹麥使臣拉斯勒福泛海至天津,越過天津徑赴北京以議定條約。當時任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的黃恂急忙飛函通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訁斤等人立即照會英、法等國駐華公使:丹麥使臣無故來京,已飭在城門攔阻。不久,英國使館照複:丹麥使臣是英國使館的賓客,請勿禁止入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怕引起英國人的不滿,對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遂置之不問。

  幾天以後,丹麥使臣拉斯勒福也沒有露麵,倒是英國人威妥瑪出麵找到清朝政府官員,代替丹麥使臣請求清政府準予簽訂條約。恭親王奕訁斤告訴他:丹麥使臣初次來華,不遵中國定章,越過三口通商大臣來京議約,顯然是輕視中國,所以斷難允準。威妥瑪急忙解釋道:丹麥與英國是姻婭之國,關係非同一般。接著他又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曾經允許法國公使為葡萄牙等國代請換約為例,再三懇求奕訁斤允準議約。奕訁斤因威妥瑪語近要挾,很難力拒,可又擔心答應得太容易,其他國家更會紛紛效尤。於是,他說:丹麥使節如果想要清政府允許議約,必須遵照中國定章,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講明來曆,懇請奏明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才能允許議約,否則決不能行。

  威妥瑪無言以對。告辭後不久,他便派人送來一份照會,以此後外國使節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訴中國常例等,暗中為丹麥使節認錯。另外,威妥瑪還致函三口通商大臣,代為說情,並奏明仿葡萄牙成案辦理,條約亦專照中葡《天津條約》商辦。隨後威妥瑪攜帶該使照會及所擬條款、章程、稅則草案,交清朝政府談判代表恒祺、崇厚。恒祺等人發現條約草案,是以中英《天津條約》為藍本的,而且還增添了新的條款,當即駁令修改。他們知道這一定是威妥瑪的主謀,想借機擴大各國在華侵略權益,以便將來各國一體均沾。果然,威妥瑪出來申辯說,丹麥與英國姻婭之國,拉斯勒福又托他代辦此事,所以便仿照中英《天津條約》文義定約,未完全參照中葡《天津條約》條款。

  於是,雙方迭次會晤,逐款辯論,對條約草案分別刪除更改。經過長達數月之久的談判,中丹《天津條約》於1863年7月13日(同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簽字儀式。恒祺、崇厚與拉斯勒福分別代表各自國家政府在條約上簽字。這個條約共55款,簽訂後,不僅英國公使館內充滿歡樂,連美國公使館內也洋溢著愉快的氣氛。這因為自從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以來,凡是一些改變的、為各國侵華勢力所不斷要求的內容,都寫進了中丹《天津條約》。清朝政府對外國開放的商埠增加到16個,包括長江兩岸的南京、九江、鎮江及漢口在內,雖然南京仍然掌握在太平天國起義軍的手中。此外,還規定了過境稅辦法,對洋貨或土貨改運沿海口岸或別國者,訂立退稅製度,各國商品可暢通無阻地流入中國內地。宣布中國沿海貿易對外國開放,這是其他條約都沒有規定過的。在海關稅則條款內,取消了從牛莊及煙台運豆出口的禁令,意味著外商能包攬中國土特產品的出口。這一切,用美國公使浦安臣的話來說,就是“對我們全都有莫大利益”。難怪他將中丹《天津條約》稱為“最有利的條約”了。

  1863年10月6日(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政府與荷蘭簽訂了中荷《天津條約》。這個條約共16款,特別規定給予荷蘭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天津條約》中所包括的一切特權,並且還有最惠國待遇的條款。

  從1861年起,一些歐洲小國,紛紛效法英、法、美、俄等國,與清朝政府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使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更雪上加霜,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而這些不平等條約的出籠,與英、法等國駐華公使館的從中幫助、代辦是分不開的。可見公使駐京是《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簽訂後,附著在中國社會肌體上的一大惡贅。

  萬國旗:從天子腳下升起

  1860年底,為了在北京建造公使館,英國率先選中東交民巷北、禦河西的梁公府。經與恭親王奕訁斤商議,以每年1000兩白銀租下。法國人也不甘後人,把目光對準了更為宏偉壯麗的肅王府。由於肅王府屬清朝開國八大功臣肅親王豪格後裔的府邸,所以奕訁斤未敢輕易答應,經過反複商談,最後才改為東交民巷路北、台基廠南口西的純公府。當法國人看中純公府,準備每年花1000兩白銀租為公使館時,純公府的主人純堪正奉命在直隸(今河北省)遵化守護東陵,家眷仍在公府內照常生活。他們萬萬也沒料到就要離開世代居住的府第,遷徙他處。

  1861年3月25日,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以主人的身份進駐由純公府修葺而成的法國公使館。次日,英國公使卜魯斯也大搖大擺地進駐由梁公府修葺而成的英國公使館。同年,俄國公使巴留捷克進駐位於東交民巷北側、禦河西的俄國公使館。它是在英國公使館南,即原俄羅斯館。1862年,美國公使浦安臣進駐設在東交民巷路南、禦河西的美國公使館。同年,德國公使列斐士也來了。他成了建在東交民巷路南、洪昌胡同西的德國公使館的主人。此後,比利時公使金德俄固斯德、西班牙公使克維度、意大利公使費三多、奧國公使嘉理治、日本公使副島、荷蘭公使費果蓀等紛至遝來,進駐設在東交民巷的各國公使館,懸掛起各式各樣的國旗。從此,萬國旗從天子腳下升起。

  公使駐京,是列強多年的夢想。特別是英國政府從《南京條約》簽訂後,就一直要求派公使進駐北京,名義上是為了表明並讓每一個中國人知道,英國是和中國平等的,實際上是為了駕馭清朝政府,“以便用外交壓力來維護一整套條約權利”,進一步殘酷地壓迫、掠奪中國。同時,英國要求公使進駐北京,還有另外的考慮,即俄國早已在北京以不同的名稱建有一座公使館――俄羅斯館。在英國人看來,俄國人憑借著這個俄羅斯館有辦法使中國當權者從心理上歧視其他國家。加上從1853年開始的克裏米亞戰爭,英、俄又是對手,而俄國人在中國黑龍江一帶的頻繁活動,更引起對中國同樣懷有侵略野心的英國人的不安,所以他們覺得同北京的清朝政府建立直接關係是必要的,也是緊迫的事情。其他列強也想通過公使駐京,進一步駕馭清朝政府,維護、擴大侵華權益,幹涉中國內政。

  從19世紀50年代初葉列強開始奏起了修約狂想曲,公使駐京便是其中的一段樂章。曆經數年,直到陳兵大沽口外,才寫入《天津條約》中;而到出師北京,鹹豐皇帝倉皇逃離,才由《北京條約》的完全承認而生效。英、法等國不停地變換外交談判、軍事戰爭等手段,俄、美等國助紂為虐,坐收漁人之利,德國、葡萄牙等國步其後塵,終於使多年的夢想變成為現實。列強們可以通過駐在北京的公使,影響清朝政府,進行一筆筆交易,幹涉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攫取更多的侵略特權。英國人阿思本就直言不諱地說:“公使駐京實現以後,即可由清朝皇帝代替英國海陸軍來執行警察任務,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並懲罰那些對外國人不完全馴順的官吏。”

  自從《北京條約》簽訂以後,列強們也相應調整了對華政策,加強了與清朝政府的勾結,而為了獲取中國人的好感,改變自己國家的形象,各國駐華公使還十分陰險地喬裝打扮起來。英國公使卜魯斯雖繼承了其兄額爾金的衣缽同意使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清朝政府官員,但又把自己打扮成中國的朋友。美國公使浦安臣秉承美國政府旨意,極力提倡所謂的合作政策,即“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護我們的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護條約口岸;在純粹的行政方麵,並在世界性的基礎之上,支持在外國人管理下的那個海關;讚助中國政府在維持秩序方麵的努力;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幹涉中國政府對於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俄國公使巴留捷克更大言不慚地說:“俄國不曾希圖威脅中國的領土完整”,而他本人“若是能在把西方文明像接枝那樣接在東方文明之上的政策中與他人合作,那麽就覺得太愉快了”。

  各國公使進駐北京後所進行的第一筆政治交易就是支持慈禧太後、奕訁斤等人發動北京政變,上台掌權。早在英、法侵略者撤兵之後,在北京的奕訁斤等人便奏報鹹豐皇帝:外國人是守約的,可以用信義籠絡。他們以為嚴格遵守條約,外敦信睦,隱示羈縻,對清政府統治便不會有大害。外國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也不是為“爭城奪地而來”,在北京設立公使館也“決不至別啟爭端”,可以相信外國人的承諾。同時,奕訁斤等人多次懇請鹹豐皇帝早日回鑾。可這時鹹豐皇帝對外國人還心存疑慮恐懼,認為外國人不來則已,一來必起爭端。他根本不信外國人的什麽許諾。肅順等人也表示,皇帝返京後,外國人便要來挾製,皇帝勢必又將去而複返,再度西狩,未免太不成事體,所以不必急著回京。

  駐在北京的公使們從中看出某些跡象,覺得加緊籠絡、扶植恭親王奕訁斤才是希望,而肅順等人並不馴服。因此,公使們不僅僅滿足於照會清朝政府,表示除奕訁斤外決不承認任何地方官有權辦理外交;希望和支持奕訁斤領導未來的中國“外交部”等舉動了。英國公使卜魯斯暗中和奕訁斤頻繁往來,“以溫和協調的態度獲致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們的驚恐,希望遲早總會發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裏去。”而對肅順等人,他則充滿敵意。因為卜魯斯深深地感到:“隻消朝廷不在北京,怡親王、端華和肅順繼續掌政,我們就不能說中國人已確實承受了條約。各省當局看到國家重臣、實際掌權的人是偏向於不友好的,他們也就形成和我們為難的傾向。他們對我們的建議,總是說熱河不能允準,不論這話是真情還是飾詞,總是十分有理,無從駁倒的。”為改變這種狀況,駐在北京的外國公使更積極地拉攏和扶植奕訁斤等人,以待時機。

  1861年8月,鹹豐皇帝病死在熱河行宮,怡親王載恒、鄭親王端華、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禦前大臣景壽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瀛等八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執掌朝政,扶載淳即位,年號“祺祥”。載淳生母慈禧太後聯合慈安太後與肅順等人爭權,並暗中與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訁斤取得聯係,召他到熱河商議大事。奕訁斤遂以奔喪為名,請求趕赴熱河。行前,他特意派文祥會見英國公使卜魯斯,說明此行的意圖就是向慈禧太後解釋清楚英、法等國絲毫不存在敵意,同時,他還要努力削弱阻撓朝廷回北京的勢力。實際上,這完全是為了征得英國公使的同意和支持。當慈禧太後、慈安太後對外國人不放心,擔心外國幹涉時,奕訁斤在熱河就向她們保證:“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同時,他又強調要發動政變並保證成功,非早回北京不可。因為北京現在駐著外國公使,必須依靠他們的勢力,得到他們的保護和聲援。她們完全相信了奕訁斤的話,消除了疑慮。而受奕訁斤籠絡領兵駐守北京一帶的勝保的武力支持,也進一步增強了她們的信心。與慈禧、慈安兩太後密謀後,奕訁斤很快返回北京,進行政變的準備工作。

  10月26日,慈禧、慈安兩太後偕載淳間道回京,鹹豐皇帝的靈柩由肅順等人護送。11月1日,慈禧太後等人回到北京,當日召見奕訁斤等人。次日發動政變,將載垣等人革職拿問,後分別處死或遣戍。3日,授奕訁斤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桂良、文祥等人任軍機大臣。後改年號為同治。兩太後垂簾聽政。肅順等人被處死的罪狀之一就是“不能盡心和議”,這表明政變的成功者們沒有忘記列強的支持,要堅決投靠外國侵略者。對此,駐北京的外國公使當然非常滿意,卜魯斯就頗為自得地說:“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係使然。這個令人感覺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的。”其實,北京政變的成功,確實離不開英國公使。就拿慈禧、慈安兩太後偕載淳返回北京的那一天來說吧,英國公使卜魯斯本人“為了順從恭親王的意思,並證明我們是準備幫他把皇帝從那群險惡黨徒手裏解救出來的,我和我的同僚們曾注意防止外國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時的行列。”他對北京政變後頒發的那個上諭也很讚賞,認為它“實是我們自和中國有關係以來最為有利的文件”。在他看來,所以會轉向有利於英國在華利益的方向,“受我們所執行的路線的極大影響”。因為在過去的一年中,外國公使在清朝政府內部造成了一個傾心於和相信同外國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別,並且“有效地幫助這一派掌權,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

  進駐北京的外國公使還與清朝政府相勾結聯合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隨著《北京條約》的簽訂,列強的對華政策進一步轉變,而事實上也毋須以太平天國為籌碼,逼迫清政府接受無理要求,簽訂不平等條約,所以“英、法、美各國皆一變其方針,鹹欲為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亂”。法國人表示願撥兵數千,由上海助剿太平軍。俄國公使更猖狂,提出派軍人來北京幫助清朝政府,教鑄槍炮,一並教演,以鎮壓“發撚”;另外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太平天國起義軍。俄國公使在1860年11月19日午後,向恭親王奕訁斤等人辭行時,除重申贈送槍炮以外,又談起俄國出兵助剿問題。盡管奕訁斤對沙俄出兵助剿十分讚同,但是由於最高決策者鹹豐皇帝沒有明確表態,封疆大吏經過一番爭論,最後還是被擱置下來。

  可是,奕訁斤、文祥等人一直主張借師助剿,希望英國出兵,剿滅太平天國起義軍。在1861年1月文祥就曾對英國公使秘書威妥瑪說:“隻要我們能夠平定叛亂,樣樣都會好辦。”而他以為隻要有了英國的武器和英國的部隊是能夠平定叛亂的。不久,奕訁斤又約見威妥瑪,以長江開航會引起英國人與太平天國起義軍的衝突;撚軍的進軍,使鹹豐皇帝認為熱河比北京更安全些,遲遲不能回鑾為借口,翻來覆去地詢問對方是否願意並如何幫助他們。為了求得英國出兵,奕訁斤不僅竭盡全力地證明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嚴重阻礙了英國人的商務,英國人有充分的理由采取反對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行動,而且在威妥瑪等人起身離開時,還以多種不同的說法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英國能不能用武裝人員或軍官來幫助他們。

  奕訁斤、文祥等人的苦苦哀乞,終於有了一點反應。1861年2月19日,英國公使卜魯斯照會恭親王奕訁斤,“本大臣早擬派領事各官前赴九江、漢口兩處,並欲使上下大江良賈之船,必無阻礙……倘有阻隔,我水司軍門合務當從嚴懲創。現在近洋所統大軍甚眾,即遇匪徒膽敢攔遏,必克相勝。”英國公使卜魯斯準備從長江沿岸發動對太平天國起義軍的進攻了,首要目的是維護英國在華的特權和利益。盡管在這以後,卜魯斯仍指示威妥瑪:“他們(指清政府)自己應該采取可能的方法以圖自保。我們可不直接給他們援助去平定叛亂。”但是到1862年1月1日,當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英國侵略者這才又深深感到通過外交手段,不可能逼迫太平天國讓步,履行《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中的各項條款,於是便開始采取武裝幹涉的手段了。而清朝政府在2月8日發布“上諭”:“借師助剿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駐京使臣商酌……即著薛煥……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克日辦理。”當時,在上海駐有一支英、法正規軍,另外還有所謂的洋槍隊。

  1862年2月,英國公使卜魯斯同意了英軍關於聯合法軍進攻上海附近青浦、鬆江一帶太平天國起義軍,於強占各城後交給由華爾指揮的洋槍隊協助清軍守衛的行動計劃。通過駐京公使之手,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局麵已經形成。3月,卜魯斯上書外交大臣羅塞爾,態度鮮明地說:“在我看來,如果他們(指太平天國起義軍)繼續威脅著上海,向叛軍進行攻擊是完全正當的。這樣一個打擊,可能使他們今後與我們所占領的地方保持一個較遠的距離。”後來,他還訓令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劊子手戈登:“我們支持清政府,這是出於利益的動機而不是出於感情的動機。”

  美國公使浦安臣是1861年奉派來華的。12月21日到達上海,當時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克了寧波,英、美領事早已宣布中立。他就認為美國領事不該宣布中立,在他眼裏,“承認叛軍,就違背了條約義務!”令浦安臣感到憂愁的是美國“沒有一個正規兵和水手在這地區”。美國誌願兵都被編入英國部隊中。在這種情況下,難怪浦安臣會特別器重華爾的洋槍隊。

  1862年7月,美國公使浦安臣抵達北京後,在晉見恭親王奕訁斤時,雙方便“討論中國的叛亂,削平叛亂的方法,及美人華爾依照西洋標準所訓練的中國軍隊之勝利等等”,浦安臣還建議應該組織一支人數較少但更有效率的軍隊,作為削平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工具。而到此時,華爾的洋槍隊已經變成以美國人為主的國際強盜隊,所以,他特別介紹華爾的弟弟去晉見美國總統林肯和國務卿西華德,對參加聯合剿殺太平天國起義軍的華爾更是大力推崇:“現正訓練中國軍隊,運用洋槍已訓練好了的隊伍,約2000餘名,在他勇敢指揮下,最近獲得好幾次勝仗。”所以當華爾死後,浦安臣一邊向國內報告,一邊向清政府力爭,推薦另一個美國人繼任,以聯合英、法侵略者及清軍共同剿殺太平天國起義軍。

  正是在各國駐北京公使與清政府的密切合作下,太平天國起義軍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失敗。1864年8月1日,奕訁斤接到曾國藩600裏馳奏送來的天京(今江蘇省南京市)陷落的消息後,當天便向各國駐北京公使報捷。美國公使浦安臣立即回信:“這一消息,給我以無言可喻的快慰。”

  由於北京政變得力於進駐北京的外國公使之處甚多,所以他們感到“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正因為如此,這些居住在天子腳下的各國公使自認為他們的首要責任,除了既要約束中國人適當地履行條約條款,並且要保護交托給他們的那些國家利益外,也“還有責任去教導在嶄新的國際關係中並無經驗的那些中華帝國大臣,並且給以意思誠懇而且實際為了中國最大利益的勸告”。可實際上他們對於清政府及其大臣們所謂的教導、勸告,首先考慮到的依然是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他們所標榜的為了中國的最大利益。這與他們不擇手段地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嚴密監視清政府履約情況一樣,都是為了維護各自國家的侵略特權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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