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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四項基本原則為本！改革開放強國之路(22)
今後若幹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在開支方麵都要大大緊縮，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麵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調整不是耽誤，不調整才會造成更大的耽誤。
李先念講話的主要精神是：
計劃工作要實事求是，不能做虛假文章，更不能憑主觀偏見，財政要做到收支平衡，產品要適銷對路；要在保證糧食的穩步增產的同時，發展多種經營。
鄧小平講話的主要精神是：
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麵要後退，而且要退夠。如果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定前進。
所謂某些方麵要退夠，主要是說，基本建設要退夠，一些生產條件不足的企業要關、停、並、轉或減少生產，行政費用要緊縮，使財政收支、信貸收支達到平衡。生產建設、行政設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為出。這次對經濟進一步的調整，是為了站穩腳跟，穩步前進，更有把握地實現四個現代化。至於走什麽樣的路子，采取什麽樣子的步驟實現現代化，這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縛，真正摸準、摸清我國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據以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然後著手編製切實可行的第六個五年計劃。這次調整是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繼續和發展，是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糾正左傾錯誤的指導思想的進一步貫徹。
根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會議確定了進一步調整的要求和方案。提出了“兩平一穩”的要求，即在1981年基本上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和信貸收支平衡，進而實現物價穩定。會議確定在整個“六五”計劃期間，都要繼續進行調整。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前一階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繼續堅持，改革的成果要鞏固和發展，少量的新的改革試點也要有領導有步驟的進行。但是，調整是改革的前提，要適當加強集中統一和宏觀控製，實行以調整為主，改革服從調整，促進調整的原則。有些改革從長遠看是合理的，但同調整有矛盾，就推遲進行。
為了搞好在經濟上的進一步調整，克服困難，避免發生混亂，中央工作會議強調，在扭轉國民經濟被動狀況的重大調整措施上必須高度集中統一，服從中央統一指揮，為此提出了以下重要措施：第一，對於中央決定的調整的方針、政策和重大措施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陽奉陰違，不能頂著不辦；第二，各種渠道用於基本建設的資金，要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統管起來，綜合平衡；第三，財政稅收製度和重大財政措施要集中統一；第四，任何地方、部門和企業都必須嚴格遵守信貸管理製度和現金管理製度；第五，國家規定的重要物資的調撥計劃，包括重要的農副產品和原材料，各地方、各部門、各企業必須堅決完成，不能打折扣；第六，嚴格控製物價，整頓議價，任何地方、部門和企業都不得違反；第七，統一規定發放獎金的條件，嚴格檢查監督製度，堅決製止濫發獎金；第八，加強外貿和外匯管理，加強內部協調，統一對外，聯合對外，防止互相拆台。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的經驗教訓，對經濟工作上的左傾錯誤作了比較徹底的清理；對在我國這樣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進一步比較清醒的認識，開始提出了要實行經濟發展要走一條新路子的基本思想，從而實現了經濟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為了貫徹會議精神，全麵落實1981年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方案，中央和地方各極政府機關派出了大批幹部深入基層，調查情況，解決調整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根據中央領導的要求，薛暮橋、馬洪領導的經濟研究中心轉為研究如何克服調整中所遇到的困難。從1981年1月份起，薛暮橋召集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幹事並邀請經濟專家學者，連續討論近20次，進一步分析經濟形勢和調整中出現困難的原因，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提出一係列建議。
關於過去兩年調整中出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原因，經濟研究中心認為這不是調整方針本身有問題，恰恰相反，是由於調整方針貫徹執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調整方針，要求把基本建設投資壓到360億元，把省出來的錢用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職工工資，克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現象，這是十分正確的。兩年來農業輕工業顯著增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經濟形勢總的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1979年由於許多人對調整認識不足，執行不力，加上壓縮投資工作起步太遲，預算內投資並未減少，同1978年持平，達395億元，而預算外投資卻達到105億元，全年實際完成投資總額達500億元，不僅沒有達到緊縮目標，反而比1978年的480億元還多20億元。與此同時，這一年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職工工資，原計劃使居民收入增加100億元，實際執行中超過預計，達到140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財政出現170.6億元赤字，這是建國以來曆史上空前未有的。這一年除動用曆年財政結餘外，增發貨幣（現金）500多億元。
1980年國家再次要求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但不少人還是想“騎在馬上調整”。同時，這一年開始實行財政“分灶吃飯”和企業利潤留成，地方和企業的資金增多，計劃內的投資壓縮了一點，計劃外的投資大大膨脹，實際完成的投資總額達到540億元，比1979年又增加40億元。與此同時，這一年農產品價格因超售加價和議價收購的比重增加而繼續上升，使國家在這方麵的補貼從1978年的38億元增加到1980年的130億元；職工上一年升級增加的工資大部分在1980年補發，企業又用留成利潤多發獎金。結果，這一年財政收支又有127.5億元赤字，增發了70億元貨幣。商品價格穩定不住，1980年社會零售商品物價指數上漲6%，其中城市零售物價指數上升8.1%，群眾中頗有怨言。
對此，薛暮橋在1981年初一篇文章中說：“問題出在什麽地方呢？就在積累基金不能按照計劃壓縮下來，而消費基金的增長則突破了原定計劃。國家支出的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合計，超過國民收入總額”。壓縮投資不堅決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步子偏大，這就是近兩年財政連年赤字、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放棄調整，而是要排除阻力進一步堅決調整。經濟研究中心討論中認識中央工作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
1981年初，國務院開始采取堅決措施，壓縮計劃外投資。除借用地方財政存款和向企業發行國庫券外，在第一季度暫時凍結了許多企業在銀行儲存的自有資金，緊縮銀行貸款。這種急刹車措施，有利於把計劃外投資壓縮下來，但也使生產和流通發生了困難。第一季度工業生產比上年同期下降0.2%（輕工業增長9.9%。重工業則下降8.7%，機械工業更是大幅度下降）。針對這種情況，經濟研究中心反複進行討論，提出不少政策建議，主要是：
第一，要選擇適當時機稍稍放鬆信貸，但必須堅持落實壓縮投資的決策。經濟研究中心認為，借用地方財政結餘和發行國庫券，既有利於中央平衡財政收支，又有利於控製計劃外投資，但是凍結企業在銀行存款，則隻能是在短時間內使用的非常措施，一旦堵住計劃外投資盲目擴大的勢頭，就應放棄。在信貸方麵，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貸款要管嚴，但流動資金貸款不宜過緊，應及時適當放鬆，以利於生產正常進行。與此同時，經濟研究中心建議堅決落實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的工作，當時不少單位對於應該停建緩建的項目戀戀不舍，借口避免損失，千方百計拖延。經濟研究中心強調要從全局利益著眼，迅速審定停建緩建項目，切實把壓縮基建規模的工作落實下去。不但一部分國內基建項目下馬，某些從國外引進的項目，也要停建或緩建。
第二，對消費基金的增長幅度要適當控製。在調整中遇到財政連年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這些困難，主要原因固然是積累基金的膨脹，但消費基金增長偏快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1979、1980年決定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並增加職工工資是必要和正確的，但是在實際執行中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步子偏大了一些，使國家在這方麵的價格補貼超過了財政承受能力；同時工資總額的增長也超出國家預定計劃，在企業自主權擴大以後沒有加強必要的財務預算約束，許多企業濫發獎金和補貼，據不完全統計，1980年獎金數額達到78億元，比計劃用於增加工資的十幾億元大好幾倍。由於提高農民和職工收入的步子偏大了些，使社會購買力的增長超過了全社會零售商品供應量的增長。1979-1980年兩年中，社會購買力增加676億元，而商品供應量隻增加536億元。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雖然是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的次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視。經濟研究中心建議，1981年在堅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的同時，也適當控製消費基金的增長，實現經濟平衡，使調整能順利推進。農產品收購價格近期應當穩定一段時間；職工工資總額增長速度要放慢一些，特別是要製止企業濫發獎金；此外，還要努力壓縮軍政費用，控製社會集團購買力。
第三，要抓緊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生產逐步回升。
首先是要抓好農業生產，使農業繼續以較快速度增長，進一步擺脫農業長期滯後的狀況。在當時發展農業主要不是靠增加多少投資，關鍵是在落實黨的政策。經濟研究中心建議除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外，還要繼續推廣和穩定行之有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經濟研究中心還建議要注意糧食播種麵積，確保糧食增產。1980年全國經濟作物播種麵積大幅度擴大，糧食播種麵積減少6400多萬畝，1981年春播又減少1500萬畝。經濟研究中心認為經濟作物是應當發展的，但糧食播種麵積不宜過快縮減，應當在確保糧食增產的條件下，逐步擴大經濟作物生產。為此，要正確處理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比價關係。
其次，要狠抓輕工業生產。就當時來說，加快輕工業生產發展，既有利於扭轉調整過程中工業生產增長速度下降局麵，又是增加財政收入、回籠貨幣、平抑物價、穩定經濟的重要措施，同時也是擺脫輕工業長期落後狀態的需要。據有關部門估算，僅僅把呢絨、中長纖維、滌綸針織品、卷煙、啤酒和糖等七種產品加上去，就可增加稅利150多億元，如實行煙酒專賣還可增加財政收入20億元。我們建議，要在物資、電力供應和資金等方麵給輕工業以優先照顧，並且可以讓一些經濟上適宜和有條件的重工業企業和軍工企業，轉產輕工產品，以加快輕工業的發展。
再次，再調整重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特別是要轉變機械工業的服務和發展方向。在當時，能源和交通運輸顯然不能滿足需要，但是這方麵建設需要的投資量大、建設周期又長，經濟研究中心認為，一方麵在近期要抓緊能源節約，從節約中求工業的增長，另一方麵也應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加強煤炭、石油、電力等的建設。國內資金不足，可設法利用外資，爭取利息低、償還期長的國外貸款，將來靠出口石油、煤炭來償還。經濟研究中心認為，當前特別要抓緊的是機械工業的調整。機械工業在過去因盲目擴大基本建設而發展過猛，生產能力過剩。在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後，機械工業生產任務嚴重不足，許多工廠停產減產，生產大幅度下降。機械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1/4強，機械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把整個工業生產增長指數拉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中心認為應當立即著手調整機械工業的服務方向，從過去主要為了建設新廠服務，轉到更多地為改造老廠服務，從過去主要為重工業服務，轉到更多地為輕工業服務。我們有30多萬個城市工業企業，長期以來機械設備很少更新改造，這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嚴重問題，逐步實現老廠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是今後經濟發展中的一大戰略任務，機械工業一旦轉上這一軌道，就有發展前途。應當立即動手抓這項工業，使機械工業逐步擺脫困境，促使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經濟研究中心認為，國民經濟的調整，並非是全線後退。要後退的主要是基本建設和與此相關的機械工業、鋼鐵工業。許多部門應當前進，農業、輕工業、能源、交通運輸、商業服務業、科教事業以及為企業設備更新改造服務的機械工業等，應當前進。因此，調整並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方針。
1981年上半年經濟研究中心關於國民經濟調整的許多政策建議提出了對進一步調整和克服困難的基本途徑的設想，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
經過一年全黨上下的努力，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局麵得到了調整，並取得了明顯階段性成果。
第一，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在原材料和能源供應、銀行貸款、挖潛革新改造、基本建設、利用外匯和引進技術、交通運輸六個方麵優先保證輕工業發展，使輕工業獲得較為迅速的增長，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顯著上升。重工業也改變了服務方向，實行麵向人民生活，麵向輕工業、農業和出口，從而促使工業內部結構開始趨於合理。與此同時，農業生產由於農村政策的調整和農業管理體製改革的推動，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樣，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就得到了改善。
第二，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1981年，政府采取了堅決措施，切實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堅持做到“退夠”。這一年，基建總投資由1980年的500億元，減為300億元，削減了27.8%。同時，在各個生產領域開展增產增收工作，采取多種有效措施增加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農副產品和一些長期短缺的輕工業產品的生產，保證消費品的市場供應，適當提高廣大人民的實際消費水平。這樣，過去那種積累和消費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三，調整財政收支和市場物價的關係。1981年，國務院采取一係列果斷措施，控製市場物價，製止濫發獎金，嚴格財政和信貸管理，控製基本建設規模，大幅度壓縮行政開支，等等。通過艱苦努力，1981年的財政收支實現了基本平衡，財政赤字從1979年的170億元、1980年的127億元，降低到1981年的25億元。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財政收支從有很大赤字達到基本平衡。價格水平升降相抵，總的趨勢是穩中有降。
1981年11月，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關於《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的報告中，對一年來的經濟調整作了總結，肯定了調整工作取得的成績。並宣布：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預計可以勝利完成，穩定經濟的目標能夠基本實現。
報告進一步闡明了我國今後經濟發展的道路，提出要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必須認真貫徹執行下列十條方針：
1.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
2.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在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
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
4.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
5.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麵整頓和必要改組；
6.講究生財、聚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
7.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
8.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製，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
9.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
10.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
這十條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具體體現，是建國以來特別是近三年來的經驗積累。其實質就是要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經濟質量。
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1979年到1981年三年調整期間，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不但沒有下降，而且有適度的上升，經濟沒有倒退，而是在調整中前進。1979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6175億元，完成計劃的101.5%，比上年增長8.5%。1980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6619億元，完成計劃103.2%，比上年增長7.2%。其中工業總產值達到4992億元，完成計劃103.1%，比上年增長7.2%。1981年，在大調整的情況下，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7490億元，比上年增長4.5%。
在調整經濟取得初步成就的同時，中央決策層的領導也清醒地看到，調整工作的成績，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運用行政強製手段，靠緊縮必要的開支來實現的，因而是不鞏固的。要繼續保持財政和信貸的基本平衡，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和作出艱苦的努力。高層領導頭腦的清醒，這對於國家經濟大政方針的正確製訂和實施，意義自然是十分重大的。
（選自張湛彬：《大轉折的日日夜夜》）
李先念講話的主要精神是：
計劃工作要實事求是，不能做虛假文章，更不能憑主觀偏見，財政要做到收支平衡，產品要適銷對路；要在保證糧食的穩步增產的同時，發展多種經營。
鄧小平講話的主要精神是：
這次調整，在某些方麵要後退，而且要退夠。如果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定前進。
所謂某些方麵要退夠，主要是說，基本建設要退夠，一些生產條件不足的企業要關、停、並、轉或減少生產，行政費用要緊縮，使財政收支、信貸收支達到平衡。生產建設、行政設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為出。這次對經濟進一步的調整，是為了站穩腳跟，穩步前進，更有把握地實現四個現代化。至於走什麽樣的路子，采取什麽樣子的步驟實現現代化，這要繼續擺脫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縛，真正摸準、摸清我國的國情和經濟活動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據以正確決定我們的長遠規劃的原則，然後著手編製切實可行的第六個五年計劃。這次調整是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繼續和發展，是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糾正左傾錯誤的指導思想的進一步貫徹。
根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會議確定了進一步調整的要求和方案。提出了“兩平一穩”的要求，即在1981年基本上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和信貸收支平衡，進而實現物價穩定。會議確定在整個“六五”計劃期間，都要繼續進行調整。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前一階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繼續堅持，改革的成果要鞏固和發展，少量的新的改革試點也要有領導有步驟的進行。但是，調整是改革的前提，要適當加強集中統一和宏觀控製，實行以調整為主，改革服從調整，促進調整的原則。有些改革從長遠看是合理的，但同調整有矛盾，就推遲進行。
為了搞好在經濟上的進一步調整，克服困難，避免發生混亂，中央工作會議強調，在扭轉國民經濟被動狀況的重大調整措施上必須高度集中統一，服從中央統一指揮，為此提出了以下重要措施：第一，對於中央決定的調整的方針、政策和重大措施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陽奉陰違，不能頂著不辦；第二，各種渠道用於基本建設的資金，要由國家計劃委員會統管起來，綜合平衡；第三，財政稅收製度和重大財政措施要集中統一；第四，任何地方、部門和企業都必須嚴格遵守信貸管理製度和現金管理製度；第五，國家規定的重要物資的調撥計劃，包括重要的農副產品和原材料，各地方、各部門、各企業必須堅決完成，不能打折扣；第六，嚴格控製物價，整頓議價，任何地方、部門和企業都不得違反；第七，統一規定發放獎金的條件，嚴格檢查監督製度，堅決製止濫發獎金；第八，加強外貿和外匯管理，加強內部協調，統一對外，聯合對外，防止互相拆台。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經濟的經驗教訓，對經濟工作上的左傾錯誤作了比較徹底的清理；對在我國這樣生產力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艱巨性和複雜性有了進一步比較清醒的認識，開始提出了要實行經濟發展要走一條新路子的基本思想，從而實現了經濟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為了貫徹會議精神，全麵落實1981年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方案，中央和地方各極政府機關派出了大批幹部深入基層，調查情況，解決調整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根據中央領導的要求，薛暮橋、馬洪領導的經濟研究中心轉為研究如何克服調整中所遇到的困難。從1981年1月份起，薛暮橋召集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幹事並邀請經濟專家學者，連續討論近20次，進一步分析經濟形勢和調整中出現困難的原因，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提出一係列建議。
關於過去兩年調整中出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原因，經濟研究中心認為這不是調整方針本身有問題，恰恰相反，是由於調整方針貫徹執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調整方針，要求把基本建設投資壓到360億元，把省出來的錢用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職工工資，克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現象，這是十分正確的。兩年來農業輕工業顯著增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經濟形勢總的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1979年由於許多人對調整認識不足，執行不力，加上壓縮投資工作起步太遲，預算內投資並未減少，同1978年持平，達395億元，而預算外投資卻達到105億元，全年實際完成投資總額達500億元，不僅沒有達到緊縮目標，反而比1978年的480億元還多20億元。與此同時，這一年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職工工資，原計劃使居民收入增加100億元，實際執行中超過預計，達到140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財政出現170.6億元赤字，這是建國以來曆史上空前未有的。這一年除動用曆年財政結餘外，增發貨幣（現金）500多億元。
1980年國家再次要求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但不少人還是想“騎在馬上調整”。同時，這一年開始實行財政“分灶吃飯”和企業利潤留成，地方和企業的資金增多，計劃內的投資壓縮了一點，計劃外的投資大大膨脹，實際完成的投資總額達到540億元，比1979年又增加40億元。與此同時，這一年農產品價格因超售加價和議價收購的比重增加而繼續上升，使國家在這方麵的補貼從1978年的38億元增加到1980年的130億元；職工上一年升級增加的工資大部分在1980年補發，企業又用留成利潤多發獎金。結果，這一年財政收支又有127.5億元赤字，增發了70億元貨幣。商品價格穩定不住，1980年社會零售商品物價指數上漲6%，其中城市零售物價指數上升8.1%，群眾中頗有怨言。
對此，薛暮橋在1981年初一篇文章中說：“問題出在什麽地方呢？就在積累基金不能按照計劃壓縮下來，而消費基金的增長則突破了原定計劃。國家支出的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合計，超過國民收入總額”。壓縮投資不堅決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步子偏大，這就是近兩年財政連年赤字、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放棄調整，而是要排除阻力進一步堅決調整。經濟研究中心討論中認識中央工作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
1981年初，國務院開始采取堅決措施，壓縮計劃外投資。除借用地方財政存款和向企業發行國庫券外，在第一季度暫時凍結了許多企業在銀行儲存的自有資金，緊縮銀行貸款。這種急刹車措施，有利於把計劃外投資壓縮下來，但也使生產和流通發生了困難。第一季度工業生產比上年同期下降0.2%（輕工業增長9.9%。重工業則下降8.7%，機械工業更是大幅度下降）。針對這種情況，經濟研究中心反複進行討論，提出不少政策建議，主要是：
第一，要選擇適當時機稍稍放鬆信貸，但必須堅持落實壓縮投資的決策。經濟研究中心認為，借用地方財政結餘和發行國庫券，既有利於中央平衡財政收支，又有利於控製計劃外投資，但是凍結企業在銀行存款，則隻能是在短時間內使用的非常措施，一旦堵住計劃外投資盲目擴大的勢頭，就應放棄。在信貸方麵，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貸款要管嚴，但流動資金貸款不宜過緊，應及時適當放鬆，以利於生產正常進行。與此同時，經濟研究中心建議堅決落實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的工作，當時不少單位對於應該停建緩建的項目戀戀不舍，借口避免損失，千方百計拖延。經濟研究中心強調要從全局利益著眼，迅速審定停建緩建項目，切實把壓縮基建規模的工作落實下去。不但一部分國內基建項目下馬，某些從國外引進的項目，也要停建或緩建。
第二，對消費基金的增長幅度要適當控製。在調整中遇到財政連年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這些困難，主要原因固然是積累基金的膨脹，但消費基金增長偏快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1979、1980年決定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並增加職工工資是必要和正確的，但是在實際執行中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步子偏大了一些，使國家在這方麵的價格補貼超過了財政承受能力；同時工資總額的增長也超出國家預定計劃，在企業自主權擴大以後沒有加強必要的財務預算約束，許多企業濫發獎金和補貼，據不完全統計，1980年獎金數額達到78億元，比計劃用於增加工資的十幾億元大好幾倍。由於提高農民和職工收入的步子偏大了些，使社會購買力的增長超過了全社會零售商品供應量的增長。1979-1980年兩年中，社會購買力增加676億元，而商品供應量隻增加536億元。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雖然是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的次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視。經濟研究中心建議，1981年在堅決壓縮基本建設投資的同時，也適當控製消費基金的增長，實現經濟平衡，使調整能順利推進。農產品收購價格近期應當穩定一段時間；職工工資總額增長速度要放慢一些，特別是要製止企業濫發獎金；此外，還要努力壓縮軍政費用，控製社會集團購買力。
第三，要抓緊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生產逐步回升。
首先是要抓好農業生產，使農業繼續以較快速度增長，進一步擺脫農業長期滯後的狀況。在當時發展農業主要不是靠增加多少投資，關鍵是在落實黨的政策。經濟研究中心建議除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外，還要繼續推廣和穩定行之有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經濟研究中心還建議要注意糧食播種麵積，確保糧食增產。1980年全國經濟作物播種麵積大幅度擴大，糧食播種麵積減少6400多萬畝，1981年春播又減少1500萬畝。經濟研究中心認為經濟作物是應當發展的，但糧食播種麵積不宜過快縮減，應當在確保糧食增產的條件下，逐步擴大經濟作物生產。為此，要正確處理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比價關係。
其次，要狠抓輕工業生產。就當時來說，加快輕工業生產發展，既有利於扭轉調整過程中工業生產增長速度下降局麵，又是增加財政收入、回籠貨幣、平抑物價、穩定經濟的重要措施，同時也是擺脫輕工業長期落後狀態的需要。據有關部門估算，僅僅把呢絨、中長纖維、滌綸針織品、卷煙、啤酒和糖等七種產品加上去，就可增加稅利150多億元，如實行煙酒專賣還可增加財政收入20億元。我們建議，要在物資、電力供應和資金等方麵給輕工業以優先照顧，並且可以讓一些經濟上適宜和有條件的重工業企業和軍工企業，轉產輕工產品，以加快輕工業的發展。
再次，再調整重工業內部的比例關係，特別是要轉變機械工業的服務和發展方向。在當時，能源和交通運輸顯然不能滿足需要，但是這方麵建設需要的投資量大、建設周期又長，經濟研究中心認為，一方麵在近期要抓緊能源節約，從節約中求工業的增長，另一方麵也應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加強煤炭、石油、電力等的建設。國內資金不足，可設法利用外資，爭取利息低、償還期長的國外貸款，將來靠出口石油、煤炭來償還。經濟研究中心認為，當前特別要抓緊的是機械工業的調整。機械工業在過去因盲目擴大基本建設而發展過猛，生產能力過剩。在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後，機械工業生產任務嚴重不足，許多工廠停產減產，生產大幅度下降。機械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1/4強，機械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把整個工業生產增長指數拉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中心認為應當立即著手調整機械工業的服務方向，從過去主要為了建設新廠服務，轉到更多地為改造老廠服務，從過去主要為重工業服務，轉到更多地為輕工業服務。我們有30多萬個城市工業企業，長期以來機械設備很少更新改造，這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嚴重問題，逐步實現老廠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是今後經濟發展中的一大戰略任務，機械工業一旦轉上這一軌道，就有發展前途。應當立即動手抓這項工業，使機械工業逐步擺脫困境，促使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經濟研究中心認為，國民經濟的調整，並非是全線後退。要後退的主要是基本建設和與此相關的機械工業、鋼鐵工業。許多部門應當前進，農業、輕工業、能源、交通運輸、商業服務業、科教事業以及為企業設備更新改造服務的機械工業等，應當前進。因此，調整並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方針。
1981年上半年經濟研究中心關於國民經濟調整的許多政策建議提出了對進一步調整和克服困難的基本途徑的設想，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
經過一年全黨上下的努力，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局麵得到了調整，並取得了明顯階段性成果。
第一，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在原材料和能源供應、銀行貸款、挖潛革新改造、基本建設、利用外匯和引進技術、交通運輸六個方麵優先保證輕工業發展，使輕工業獲得較為迅速的增長，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顯著上升。重工業也改變了服務方向，實行麵向人民生活，麵向輕工業、農業和出口，從而促使工業內部結構開始趨於合理。與此同時，農業生產由於農村政策的調整和農業管理體製改革的推動，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這樣，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就得到了改善。
第二，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1981年，政府采取了堅決措施，切實壓縮基本建設規模，認真清理在建項目，堅持做到“退夠”。這一年，基建總投資由1980年的500億元，減為300億元，削減了27.8%。同時，在各個生產領域開展增產增收工作，采取多種有效措施增加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農副產品和一些長期短缺的輕工業產品的生產，保證消費品的市場供應，適當提高廣大人民的實際消費水平。這樣，過去那種積累和消費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三，調整財政收支和市場物價的關係。1981年，國務院采取一係列果斷措施，控製市場物價，製止濫發獎金，嚴格財政和信貸管理，控製基本建設規模，大幅度壓縮行政開支，等等。通過艱苦努力，1981年的財政收支實現了基本平衡，財政赤字從1979年的170億元、1980年的127億元，降低到1981年的25億元。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財政收支從有很大赤字達到基本平衡。價格水平升降相抵，總的趨勢是穩中有降。
1981年11月，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關於《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後經濟建設的方針》的報告中，對一年來的經濟調整作了總結，肯定了調整工作取得的成績。並宣布：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預計可以勝利完成，穩定經濟的目標能夠基本實現。
報告進一步闡明了我國今後經濟發展的道路，提出要切實改變長期以來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出一條速度比較實在、經濟效益比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實惠的新路子。圍繞著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必須認真貫徹執行下列十條方針：
1.依靠政策和科學，加快農業的發展；
2.把消費品工業的發展放在重要地位，進一步調整重工業的服務方向；
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強能源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
4.有重點有步驟地進行技術改造，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作用；
5.分批進行企業的全麵整頓和必要改組；
6.講究生財、聚財、用財之道，增加和節省建設資金；
7.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
8.積極穩妥地改革經濟體製，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
9.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科學文化水平，大力組織科研攻關；
10.從一切為人民的思想出發，統籌安排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
這十條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具體體現，是建國以來特別是近三年來的經驗積累。其實質就是要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經濟質量。
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資料，1979年到1981年三年調整期間，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不但沒有下降，而且有適度的上升，經濟沒有倒退，而是在調整中前進。1979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6175億元，完成計劃的101.5%，比上年增長8.5%。1980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6619億元，完成計劃103.2%，比上年增長7.2%。其中工業總產值達到4992億元，完成計劃103.1%，比上年增長7.2%。1981年，在大調整的情況下，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7490億元，比上年增長4.5%。
在調整經濟取得初步成就的同時，中央決策層的領導也清醒地看到，調整工作的成績，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運用行政強製手段，靠緊縮必要的開支來實現的，因而是不鞏固的。要繼續保持財政和信貸的基本平衡，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和作出艱苦的努力。高層領導頭腦的清醒，這對於國家經濟大政方針的正確製訂和實施，意義自然是十分重大的。
（選自張湛彬：《大轉折的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