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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四項基本原則為本！改革開放強國之路(11)
雄壯的《解放軍進行曲》中匯進了震撼人心的腳步聲。分列式開始了！軍事院校、步兵、海軍、空降兵……受閱方隊依次通過天安門檢閱台。
天安門檢閱台上，鄧小平的高級助手們也在凝神觀望。同當日中國的大多數軍人一樣，將軍們穿的還是舊式滌涼軍裝，這大概是世界閱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現象。它毫不掩飾地表明，我們的國家和軍隊正處在變革的新舊交替之中。
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也在觀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為這支軍隊一切重大行動的實際組織者，今天，即使在別人最激動的時刻，他的笑容中也蘊含著沉思。
昨天晚上，當天安門廣場進行最後的裝飾和清掃的時候，總參軍務部接到軍委辦公廳電話：“楊副主席要看‘方案’，請立即送來。”
是閱兵的方案嗎？不，是這支軍隊即將實行大規模精簡整編的方案。他一連看了幾遍。雖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軍委常務會研究過多次了。
今天的檢閱，似乎包含著某種向曆史告別的意味……
國慶閱兵一個月之後――11月1日，中央軍委委員們，包括海軍、空軍、第二炮兵和11個大軍區司令員、政委在內，聚集在京西賓館的會議廳裏，舉行軍委座談會。鄧小平主席同大家打過招呼，輕鬆地在講台前坐下來，然後發表了將近90分鍾的講話。他以幽默詼諧的口吻，表達了一個驚人的戰略決心。在人民解放軍的曆史上，這份講話無疑是重要的曆史性文獻，僅從風格和演講藝術上來說，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豐富的散文。
“從哪裏講起呢？”鄧小平隨和、親切地望著高級將領們。
“從這次國慶閱兵講起吧。我不是講這次閱兵如何，這次閱兵是不錯的，國際國內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國際友人講，非常好。”
“我說有個缺陷，就是80歲的人來檢閱部隊，本身就是個缺陷……”
80多歲的軍委主席觸及了對在座的人來說最敏感的問題，即軍隊高層領導老化問題。他由此講到軍隊的體製改革和進一步實行精簡整編的必要性。就在這次會議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戰十幾年內打不起來的驚人論斷。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若幹年來我軍“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思想，使我軍從此走上了和平時期建軍的軌道。
據此，鄧小平提出要裁減員額100萬！
這位以清醒果斷、堅韌不拔和善於處理最複雜局麵而著稱於世的統帥人物，把最大的決心傳達給在座的每一位將軍。他說：
“這是個得罪人的事情哪！我來得罪吧，不把這個矛盾交給新的軍委主席。”
於是，一個引起國際輿論轟動的重大戰略決定形成了。1985年，成為中國的“裁軍年”。當“國際和平年”――1986年到來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從總體上完成了裁減100萬員額的戰略性行動。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的和平誠意。當然，這一行動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表白什麽。我國黨和政府公開承認，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節省軍費，減輕人民負擔，支援國家經濟建設，同時也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製戰爭、維護和平的武裝力量。這同樣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聯邦德國《波恩評論報》說：大家都在談裁軍，可是迄今為止隻有中國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報》評論道：中國裁減軍隊100萬的決定將會受到全世界歡迎。它確實是一次單方麵行動。這與其他國家一方麵連篇累牘地發表軍備競賽如何如何壞的慷慨激昂的廢話，另一方麵，繼續加緊生產武器，甚至拚命地部署人員和武器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
（摘自《紅船交響曲》）
第三節 克困難智囊團出謀，獲突破新理論誕生
政府開始對我國經濟體製的改革進行大膽的探索。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黨的十三大指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
從1987年開始，承包製和租賃製在全國企業普遍推行。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
1979年，政府在著手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開始對我國經濟體製的改革進行大膽的探索。作為一個經濟研究和政府決策的谘詢人員，我對此極其關心。
為克服調整中的困難出謀劃策
到1980年四季度，許多同誌都已看到，過去一年半調整方針的貫徹執行很不得力。在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國家的投資不但沒有縮減反而繼續增加，致使貨幣形態上支出的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總和，超過實有的國民收入。財政連年赤字、貨幣過量發行，物價上漲。如再不進一步堅決貫徹調整方針，國民經濟將遇到更大的困難。這年11月，我給趙紫陽總理寫了一封信，信中分析了經濟形勢，主張切實貫徹調整方針，扭轉兩年來積累加消費超過國民收入的狀況，製止通貨膨脹，保證經濟穩定，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調整積累和消費之間、農輕重之間的比例關係，達到調整的目的。我認為，在調整和改革的關係上，當時應當繼續把調整放在首位，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改革在當時仍要有利於調整。
我的這些意見，得到了采納。1980年12月16日，陳雲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他指出：“現在的經濟形勢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形勢。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麵。除了若幹種國家規定不準漲價的商品以外，許多商品都在漲價”。“如果不加製止，人民是很不滿意的。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他同意財政領導小組提出的調整計劃，認為“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麵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他還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同一天，趙紫陽總理作了《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的講話，說明為什麽要對國民經濟進行大的調整、明年調整的要求和初步方案、如何正確處理調整和改革的關係，並強調我們要努力提高經濟效果，走出一條發展經濟的新路子。經過討論，中央工作會議同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意見，決定對國民經濟作進一步的調整。
這次會議後，趙總理立即要求經濟研究中心如何克服調整中所遇到的困難。從1981年1月份起，我召集經濟研究中心分析經濟形勢和調整中出現困難的原因，向中央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提出一係列建議。
關於過去兩年調整中出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原因，我們認為這不是調整方針本身有問題，恰恰相反，是由於調整方針貫徹執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調整方針，要求把基本建設投資壓到360億元，把省出來的錢用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職工工資，克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現象，這是十分正確的。兩年來農業輕工業顯著增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經濟形勢總的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1979年由於許多同誌對調整認識不足，執行不力，加上壓縮投資工作起步太遲，預算內投資並未減少，同1979年持平，達395億元，而預算外投資卻達到105億元，全年實際完成投資總額達500億元，不僅沒有達到緊縮目標，反而比1978年的480億元還多20億元。與此同時，這一年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職工工資，原計劃使居民收入增加100億元，實際執行中超過預計，達到140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財政出現170.6億元赤字，這是建國以來曆史上空前未有的。這一年除動用曆年財政結餘外，增發貨幣（現金）50多億元。
1981年這一年，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做得是比較得力的。在年初“急刹車”見效後，隨即抓緊了農業、輕工業的增產和機械工業的轉軌工業。到年底，國民經濟中多年失調的一些重大比例關係，開始有些改善。這一年基建投資比上年減少126億元，積累率回落到28.3%，農業生產在克服重大災害後獲得豐收，增長6.4%，輕工業生產增長14.3%，扭轉了過去重工業“一馬當先”、農業輕工業相對落後的不正確現象，市場供應緊張狀態緩和，物價趨向基本穩定。財政赤字則減少到25億元，調整的成效十分明顯。但是這一年第四季度許多地方又盲目追求產值，生產了不少積壓產品。經濟研究中心提請國務院領導注意，並及時製止這種傾向。1981年12月，趙紫陽總理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發展國民經濟十條方針，比較全麵地表達了新時期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政策。1982年3月召開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要求糾正盲目追求產值忽視經濟效益的錯誤。之後，各地政府追求產值向企業壓產值任務的傾向有所收斂。1982！1983年，盡管由於體製上的原因，不斷出現不切實際的擴大投資、片麵追求速度的傾向，但國務院領導頭腦是清醒的，始終堅持調整的正確方針，措施也比較得力，組織工作做得比較好。到1983年末1984年上半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了。連續年積累率控製在30%以下（1981、1982、1983年分別為28.3%、28.8%、29.7%）；財政赤字大大縮減（1982年為30億，1983年為43億）；農輕重比例調整得比較合理（1982年為上年的101.9%，1983年為上年的101.5%），市場供應緊張狀況得到緩和，部分商品還出現了買方市場，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為1983年以後的經濟改革準備了比較好的經濟環境。
在1982和1983年期間，經濟研究中心每年年初都提出形勢分析報告，指出經濟工作的成績、存在的問題和應采取的政策。我們還連續研究了“六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以及如何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如何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等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建議，對國務院決策起了一定的參謀作用。
在這段時間，為了積極支持經濟調整工作，我連續作了一些報告、寫了一些文章。由於這次調整也引起國外的關注，我在一些外事活動中，要向外國朋友宣傳我國經濟調整的方針。1981年3月，我在杭州“世界經濟討論會”上說明我國當時壓縮基建投資的必要性。同年5月，“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我作為顧問、馬洪同誌作為團長率領中方代表團赴日本參加會議。在會議開幕前夕，我應朝日新聞社邀請，在該社禮堂作了《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的報告。我針對當時國外經濟界所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答複。例如，當時我國正麵臨1979年和1980年兩年大幅度財政赤字，物價上漲，所以要堅決壓縮基建投資。有的日本朋友說，日本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比你們高，你們何必采取緊縮政策？據我們的經驗，少量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對生產利多害少。我回答說，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不同，你們害怕的是生產過剩、投資萎縮，所以需要用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來刺激投資。社會主義國家常患投資過熱症，所以決不能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在目前的情況下必須采取緊縮政策。他們說中國物資供不應求，應當擴大投資以增加供給，為什麽要壓縮投資。我回答說中國多年來急於求成，投資超過國力，生產資料供應緊張，繼續增加投資會使生產資料供應更加緊張。有的日本朋友問中國要把積累壓縮到25%是否明智，日本的投資率曾高達30%以上。我回答說積累率高低決定於生產發展水平。我國1979年平均每人的國民收入大約隻有250美元，按這樣的水平，積累率即使是25%，就已經很高了。日本在50年代前半期，投資率還不到20%，50年代後半期才上升到25%上下，60年代達到30%以上。我國生產力水平提高後，積累率也可能提高。這個報告長達兩個小時。次日，日本各大報紙紛紛摘要報道，有一個刊物全文登載，反映較好。
“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第一次會議開會地點是在日本的旅遊勝地箱根。日本方麵參加的有日本政府首席經濟顧問大來佐武郎，企劃廳常務次官宮崎勇（後來到企業中任職），興業銀行調查部長小林實（後來升任常務董事，現已故）等，這三位多次來我國，我在報告中強調中國經濟建設“一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二要進行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是要使重工業為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服務，決不能再去擠輕工業和農業”。日本方麵主要介紹了日本製訂經濟計劃的具體方法和如何為保證計劃的實現而進行宏觀調節，這些經驗對我國是很有用處的。
三年前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許多部長、省長國外去參觀，看見先進的生產設備就整套引進。由於沒有統一管理，在一年多時間內就引進22套成套設備，又吃了急於求成的苦頭。1980年我國向外商建議，可否把某些設備的引進時間推遲一點。在“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箱根會議中對此問題也有反映。所以我在報告中還談到1978年過多地引進了外國設備，這樣多的項目短時間內消化不了。經過再三考慮，才向外商提出某些項目能否推遲建設的建議。中國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決不廢約。我認為經過雙方協商，這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寶山鋼鐵總廠是從日本引進整套設備中的最大的建設項目，中國在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有爭論，日方也很重視，為此邀請我們去參觀清津鋼鐵廠。我看到這樣一個大鋼鐵廠，沒有一點煙塵，我國鋼鐵廠的“黑龍”“紅龍”與之相比，差距太大，內心感到我們實在太落後了。
訪問日本對我們的啟發很大。1979年我到美國訪問，研究的主要是企業管理，在日本主要研究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日本雖然是私有製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中央政府通過經濟企劃廳，同通產省、大藏省等有關部門和“經團聯”等民間團體進行反複磋商，製定國民經濟中期發展計劃，給企業以信息指導；同時，通過通產省、大藏省執行產業政策引導企業發展重點行業，效果不錯。日本除大藏省利用稅收政策外，中央銀行的信貸政策收效更大。日本的中央銀行積累了大量的資金，通過私營銀行貸給私營企業。企業的全部資金，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約有70%左右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所以銀行執行“傾斜政策”，扶持什麽，限製什麽，很有效果，當然，這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金融體係，善於執行國家政策。興業銀行（日本的三個長期信用銀行之一）的調查部長小林實對我說，中國的銀行辦理不像個銀行，中國向銀行要求貸款的企業，按照日本的審查標準，幾乎沒有一個合格。日本的稅收執行也很嚴格，與銀行一起成為兩大宏觀調控機構。我國要實行經濟體製改革，多用經濟辦法來進行宏觀調控，日本的這條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在箱根開會期間，我曾寫詩一首，贈出席“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日本友人：
青春思東渡，
古稀償夙願。
翹首喜流長，
促膝惜時短。
朝日會英賢，
箱根聆宏論。
但願歲歲見，
求知無止境。
回國後不久，“三邊會議”（北美、歐洲、日本三方麵大資本家的會議）決定在北京開會，我和許滌新、宦鄉應邀參加。在會議快要結束時，十幾個代表指責中國廢止引進外國設備的合同。我答複他們說並非廢止合同，由於1978年引進外國成套設備太多，因此與外國商量能否把部分合同推遲。願推遲的我們歡迎，不願推遲的按期交貨，按期付款。中國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決不會單方麵廢約。會議結束後外賓舉行告別宴會，會議主席洛克菲勒把我的席位安排在他的右邊，詳細問我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我說我們剛剛開放，缺乏經驗，許多部長、省長出國訪問，看到許多先進設備就紛紛引進，比如今天的宴會，如果每道好菜都盡量吃，就肯定會吃脹肚子。吃脹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明天後天少吃一點，過幾天就消化掉了。他點頭同意。
為推進經濟體製改革努力探索
經過1981年一年的努力，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調整方針的貫徹已較為順利，從1982年起，經濟研究中心開始用更多的力量來研究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
1982年5-9月，研究中心會同新成立的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組織了一次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理論問題的討論。參加這次討論的主要是在京的經濟學家以及有關部委和若幹企業的實際工作者，共300多人，分成8個組，累計召開小小討論會不下70次，討論曆時4個多月，到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以後，討論才告一段落。
這次討論是遵照趙紫陽總理的授意，為了配合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而組織的。十二大要確定到2000年的奮鬥目標和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同時要對經濟體製改革的指導方針作出決策。但是當時在研究體製改革的同誌中間，對於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方針和指導思想，卻存在著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領導要求經濟研究中心組織在京有關研究人員認真進行一次討論。
天安門檢閱台上，鄧小平的高級助手們也在凝神觀望。同當日中國的大多數軍人一樣，將軍們穿的還是舊式滌涼軍裝，這大概是世界閱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現象。它毫不掩飾地表明，我們的國家和軍隊正處在變革的新舊交替之中。
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也在觀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為這支軍隊一切重大行動的實際組織者，今天，即使在別人最激動的時刻，他的笑容中也蘊含著沉思。
昨天晚上，當天安門廣場進行最後的裝飾和清掃的時候，總參軍務部接到軍委辦公廳電話：“楊副主席要看‘方案’，請立即送來。”
是閱兵的方案嗎？不，是這支軍隊即將實行大規模精簡整編的方案。他一連看了幾遍。雖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軍委常務會研究過多次了。
今天的檢閱，似乎包含著某種向曆史告別的意味……
國慶閱兵一個月之後――11月1日，中央軍委委員們，包括海軍、空軍、第二炮兵和11個大軍區司令員、政委在內，聚集在京西賓館的會議廳裏，舉行軍委座談會。鄧小平主席同大家打過招呼，輕鬆地在講台前坐下來，然後發表了將近90分鍾的講話。他以幽默詼諧的口吻，表達了一個驚人的戰略決心。在人民解放軍的曆史上，這份講話無疑是重要的曆史性文獻，僅從風格和演講藝術上來說，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豐富的散文。
“從哪裏講起呢？”鄧小平隨和、親切地望著高級將領們。
“從這次國慶閱兵講起吧。我不是講這次閱兵如何，這次閱兵是不錯的，國際國內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國際友人講，非常好。”
“我說有個缺陷，就是80歲的人來檢閱部隊，本身就是個缺陷……”
80多歲的軍委主席觸及了對在座的人來說最敏感的問題，即軍隊高層領導老化問題。他由此講到軍隊的體製改革和進一步實行精簡整編的必要性。就在這次會議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戰十幾年內打不起來的驚人論斷。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若幹年來我軍“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思想，使我軍從此走上了和平時期建軍的軌道。
據此，鄧小平提出要裁減員額100萬！
這位以清醒果斷、堅韌不拔和善於處理最複雜局麵而著稱於世的統帥人物，把最大的決心傳達給在座的每一位將軍。他說：
“這是個得罪人的事情哪！我來得罪吧，不把這個矛盾交給新的軍委主席。”
於是，一個引起國際輿論轟動的重大戰略決定形成了。1985年，成為中國的“裁軍年”。當“國際和平年”――1986年到來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從總體上完成了裁減100萬員額的戰略性行動。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的和平誠意。當然，這一行動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表白什麽。我國黨和政府公開承認，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節省軍費，減輕人民負擔，支援國家經濟建設，同時也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製戰爭、維護和平的武裝力量。這同樣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聯邦德國《波恩評論報》說：大家都在談裁軍，可是迄今為止隻有中國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報》評論道：中國裁減軍隊100萬的決定將會受到全世界歡迎。它確實是一次單方麵行動。這與其他國家一方麵連篇累牘地發表軍備競賽如何如何壞的慷慨激昂的廢話，另一方麵，繼續加緊生產武器，甚至拚命地部署人員和武器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
（摘自《紅船交響曲》）
第三節 克困難智囊團出謀，獲突破新理論誕生
政府開始對我國經濟體製的改革進行大膽的探索。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黨的十三大指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
從1987年開始，承包製和租賃製在全國企業普遍推行。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
1979年，政府在著手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開始對我國經濟體製的改革進行大膽的探索。作為一個經濟研究和政府決策的谘詢人員，我對此極其關心。
為克服調整中的困難出謀劃策
到1980年四季度，許多同誌都已看到，過去一年半調整方針的貫徹執行很不得力。在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國家的投資不但沒有縮減反而繼續增加，致使貨幣形態上支出的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總和，超過實有的國民收入。財政連年赤字、貨幣過量發行，物價上漲。如再不進一步堅決貫徹調整方針，國民經濟將遇到更大的困難。這年11月，我給趙紫陽總理寫了一封信，信中分析了經濟形勢，主張切實貫徹調整方針，扭轉兩年來積累加消費超過國民收入的狀況，製止通貨膨脹，保證經濟穩定，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調整積累和消費之間、農輕重之間的比例關係，達到調整的目的。我認為，在調整和改革的關係上，當時應當繼續把調整放在首位，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改革在當時仍要有利於調整。
我的這些意見，得到了采納。1980年12月16日，陳雲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發言，他指出：“現在的經濟形勢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形勢。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麵。除了若幹種國家規定不準漲價的商品以外，許多商品都在漲價”。“如果不加製止，人民是很不滿意的。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勢的不穩定”。他同意財政領導小組提出的調整計劃，認為“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麵的後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他還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同一天，趙紫陽總理作了《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的講話，說明為什麽要對國民經濟進行大的調整、明年調整的要求和初步方案、如何正確處理調整和改革的關係，並強調我們要努力提高經濟效果，走出一條發展經濟的新路子。經過討論，中央工作會議同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意見，決定對國民經濟作進一步的調整。
這次會議後，趙總理立即要求經濟研究中心如何克服調整中所遇到的困難。從1981年1月份起，我召集經濟研究中心分析經濟形勢和調整中出現困難的原因，向中央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提出一係列建議。
關於過去兩年調整中出現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原因，我們認為這不是調整方針本身有問題，恰恰相反，是由於調整方針貫徹執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調整方針，要求把基本建設投資壓到360億元，把省出來的錢用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增加職工工資，克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現象，這是十分正確的。兩年來農業輕工業顯著增長，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經濟形勢總的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1979年由於許多同誌對調整認識不足，執行不力，加上壓縮投資工作起步太遲，預算內投資並未減少，同1979年持平，達395億元，而預算外投資卻達到105億元，全年實際完成投資總額達500億元，不僅沒有達到緊縮目標，反而比1978年的480億元還多20億元。與此同時，這一年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職工工資，原計劃使居民收入增加100億元，實際執行中超過預計，達到140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財政出現170.6億元赤字，這是建國以來曆史上空前未有的。這一年除動用曆年財政結餘外，增發貨幣（現金）50多億元。
1981年這一年，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做得是比較得力的。在年初“急刹車”見效後，隨即抓緊了農業、輕工業的增產和機械工業的轉軌工業。到年底，國民經濟中多年失調的一些重大比例關係，開始有些改善。這一年基建投資比上年減少126億元，積累率回落到28.3%，農業生產在克服重大災害後獲得豐收，增長6.4%，輕工業生產增長14.3%，扭轉了過去重工業“一馬當先”、農業輕工業相對落後的不正確現象，市場供應緊張狀態緩和，物價趨向基本穩定。財政赤字則減少到25億元，調整的成效十分明顯。但是這一年第四季度許多地方又盲目追求產值，生產了不少積壓產品。經濟研究中心提請國務院領導注意，並及時製止這種傾向。1981年12月，趙紫陽總理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發展國民經濟十條方針，比較全麵地表達了新時期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政策。1982年3月召開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要求糾正盲目追求產值忽視經濟效益的錯誤。之後，各地政府追求產值向企業壓產值任務的傾向有所收斂。1982！1983年，盡管由於體製上的原因，不斷出現不切實際的擴大投資、片麵追求速度的傾向，但國務院領導頭腦是清醒的，始終堅持調整的正確方針，措施也比較得力，組織工作做得比較好。到1983年末1984年上半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了。連續年積累率控製在30%以下（1981、1982、1983年分別為28.3%、28.8%、29.7%）；財政赤字大大縮減（1982年為30億，1983年為43億）；農輕重比例調整得比較合理（1982年為上年的101.9%，1983年為上年的101.5%），市場供應緊張狀況得到緩和，部分商品還出現了買方市場，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為1983年以後的經濟改革準備了比較好的經濟環境。
在1982和1983年期間，經濟研究中心每年年初都提出形勢分析報告，指出經濟工作的成績、存在的問題和應采取的政策。我們還連續研究了“六五”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以及如何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如何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等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建議，對國務院決策起了一定的參謀作用。
在這段時間，為了積極支持經濟調整工作，我連續作了一些報告、寫了一些文章。由於這次調整也引起國外的關注，我在一些外事活動中，要向外國朋友宣傳我國經濟調整的方針。1981年3月，我在杭州“世界經濟討論會”上說明我國當時壓縮基建投資的必要性。同年5月，“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我作為顧問、馬洪同誌作為團長率領中方代表團赴日本參加會議。在會議開幕前夕，我應朝日新聞社邀請，在該社禮堂作了《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的報告。我針對當時國外經濟界所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答複。例如，當時我國正麵臨1979年和1980年兩年大幅度財政赤字，物價上漲，所以要堅決壓縮基建投資。有的日本朋友說，日本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比你們高，你們何必采取緊縮政策？據我們的經驗，少量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對生產利多害少。我回答說，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不同，你們害怕的是生產過剩、投資萎縮，所以需要用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來刺激投資。社會主義國家常患投資過熱症，所以決不能采取凱恩斯主義的辦法，在目前的情況下必須采取緊縮政策。他們說中國物資供不應求，應當擴大投資以增加供給，為什麽要壓縮投資。我回答說中國多年來急於求成，投資超過國力，生產資料供應緊張，繼續增加投資會使生產資料供應更加緊張。有的日本朋友問中國要把積累壓縮到25%是否明智，日本的投資率曾高達30%以上。我回答說積累率高低決定於生產發展水平。我國1979年平均每人的國民收入大約隻有250美元，按這樣的水平，積累率即使是25%，就已經很高了。日本在50年代前半期，投資率還不到20%，50年代後半期才上升到25%上下，60年代達到30%以上。我國生產力水平提高後，積累率也可能提高。這個報告長達兩個小時。次日，日本各大報紙紛紛摘要報道，有一個刊物全文登載，反映較好。
“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第一次會議開會地點是在日本的旅遊勝地箱根。日本方麵參加的有日本政府首席經濟顧問大來佐武郎，企劃廳常務次官宮崎勇（後來到企業中任職），興業銀行調查部長小林實（後來升任常務董事，現已故）等，這三位多次來我國，我在報告中強調中國經濟建設“一要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二要進行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就是要使重工業為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服務，決不能再去擠輕工業和農業”。日本方麵主要介紹了日本製訂經濟計劃的具體方法和如何為保證計劃的實現而進行宏觀調節，這些經驗對我國是很有用處的。
三年前中國開始對外開放，許多部長、省長國外去參觀，看見先進的生產設備就整套引進。由於沒有統一管理，在一年多時間內就引進22套成套設備，又吃了急於求成的苦頭。1980年我國向外商建議，可否把某些設備的引進時間推遲一點。在“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箱根會議中對此問題也有反映。所以我在報告中還談到1978年過多地引進了外國設備，這樣多的項目短時間內消化不了。經過再三考慮，才向外商提出某些項目能否推遲建設的建議。中國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決不廢約。我認為經過雙方協商，這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寶山鋼鐵總廠是從日本引進整套設備中的最大的建設項目，中國在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時有爭論，日方也很重視，為此邀請我們去參觀清津鋼鐵廠。我看到這樣一個大鋼鐵廠，沒有一點煙塵，我國鋼鐵廠的“黑龍”“紅龍”與之相比，差距太大，內心感到我們實在太落後了。
訪問日本對我們的啟發很大。1979年我到美國訪問，研究的主要是企業管理，在日本主要研究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日本雖然是私有製的市場經濟國家，但中央政府通過經濟企劃廳，同通產省、大藏省等有關部門和“經團聯”等民間團體進行反複磋商，製定國民經濟中期發展計劃，給企業以信息指導；同時，通過通產省、大藏省執行產業政策引導企業發展重點行業，效果不錯。日本除大藏省利用稅收政策外，中央銀行的信貸政策收效更大。日本的中央銀行積累了大量的資金，通過私營銀行貸給私營企業。企業的全部資金，包括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約有70%左右來自銀行的間接融資。所以銀行執行“傾斜政策”，扶持什麽，限製什麽，很有效果，當然，這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金融體係，善於執行國家政策。興業銀行（日本的三個長期信用銀行之一）的調查部長小林實對我說，中國的銀行辦理不像個銀行，中國向銀行要求貸款的企業，按照日本的審查標準，幾乎沒有一個合格。日本的稅收執行也很嚴格，與銀行一起成為兩大宏觀調控機構。我國要實行經濟體製改革，多用經濟辦法來進行宏觀調控，日本的這條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在箱根開會期間，我曾寫詩一首，贈出席“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日本友人：
青春思東渡，
古稀償夙願。
翹首喜流長，
促膝惜時短。
朝日會英賢，
箱根聆宏論。
但願歲歲見，
求知無止境。
回國後不久，“三邊會議”（北美、歐洲、日本三方麵大資本家的會議）決定在北京開會，我和許滌新、宦鄉應邀參加。在會議快要結束時，十幾個代表指責中國廢止引進外國設備的合同。我答複他們說並非廢止合同，由於1978年引進外國成套設備太多，因此與外國商量能否把部分合同推遲。願推遲的我們歡迎，不願推遲的按期交貨，按期付款。中國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決不會單方麵廢約。會議結束後外賓舉行告別宴會，會議主席洛克菲勒把我的席位安排在他的右邊，詳細問我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我說我們剛剛開放，缺乏經驗，許多部長、省長出國訪問，看到許多先進設備就紛紛引進，比如今天的宴會，如果每道好菜都盡量吃，就肯定會吃脹肚子。吃脹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明天後天少吃一點，過幾天就消化掉了。他點頭同意。
為推進經濟體製改革努力探索
經過1981年一年的努力，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調整方針的貫徹已較為順利，從1982年起，經濟研究中心開始用更多的力量來研究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
1982年5-9月，研究中心會同新成立的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組織了一次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理論問題的討論。參加這次討論的主要是在京的經濟學家以及有關部委和若幹企業的實際工作者，共300多人，分成8個組，累計召開小小討論會不下70次，討論曆時4個多月，到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以後，討論才告一段落。
這次討論是遵照趙紫陽總理的授意，為了配合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而組織的。十二大要確定到2000年的奮鬥目標和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同時要對經濟體製改革的指導方針作出決策。但是當時在研究體製改革的同誌中間，對於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方針和指導思想，卻存在著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領導要求經濟研究中心組織在京有關研究人員認真進行一次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