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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四項基本原則為本！改革開放強國之路(2)
這篇文章不長，但是楊西光用了足足一個鍾頭才看完。文章的觀點深深撥動他的心弦，他邊看，邊用手中的毛筆增刪，口中不時叫道：“好！好……”
看完之後，楊西光迅速在大樣上寫了一行字：文章從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
這篇文章最初的誕生隻是普通的約稿。1977年8月，江蘇省理論界召開了一次旨在從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討論會，光明日報社受到邀請，理論部派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到南京參加會議，並帶著組織幾篇稿件的任務。
在理論研討中，王強華結識了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王強華就約請胡為《哲學》專刊撰稿。胡福明答應了，兩個月後，文章寄來了，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理論部經過五次修改，準備刊用，沒想到被楊西光慧眼相中，決定放到一版。
按照楊西光的要求：文章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要衝破禁區，有利於撥亂反正，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於是，報社決定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對文章進行大手術，把胡福明本人也請來。
文章定稿後，以最快的速度上報到胡耀邦的案頭。胡耀邦問：“這篇文章是怎麽回事？”送稿的同誌告訴他：“這篇文章是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胡福明寫的，《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楊西光看到後，認為文章很好，提出了撥亂反正，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麽的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決定撤下來進行修改，使文章進一步觸及當前現實問題。文章經過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進一步修改，現已定稿，要求發表。”
胡耀邦聽完匯報，說：“別急，讓我看看。”
十幾分鍾後，胡耀邦已通讀全文，馬上拍板“發！”於是，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當天，新華社轉發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心論點是在否定“兩個凡是”。文章發表後，在理論界和政壇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叫好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反對的。
就在《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當晚11時，正在報社上夜班的總編輯胡績偉接到吳冷西的電話，他的前任盡管與他交情很深，但是電話裏的聲音很嚴厲，對胡績偉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胡績偉對聽筒說：“既然你在政治上提這麽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
5月13日，新華社社長曾濤接到了《紅旗》雜誌總編輯王殊打來的電話。真是無獨有偶！王殊批評曾濤說：“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文章，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曾濤回敬他說：“我看不見得！”
王殊強調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時，作為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正在朝鮮訪問，汪東興、紀登奎聯合致電華國鋒匯報這件事，並認為這件事關係甚大，後果堪憂，請示華國鋒應付方針。不知是華國鋒對問題的估計不足，還是覺得難以扭轉，泰然回電：且由他們去吧！
主管宣傳的汪東興不能容忍大討論如此蓬勃發展下去，他力主《紅旗》雜誌保持沉默，而且，多次公開批評這篇文章。
《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當時鄧小平並沒有注意。後來，聽說反對派態度很強烈，就讓秘書找來看看，他的評價很高。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當時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說道：“《光明日報》的文章符合馬列主義嘛，扳不倒嘛。”過了幾天，恰好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找到了支持的機會。在會上，大講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文章從理論上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6月24日，《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被稱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姊妹篇。
之後，署名文章、討論會不斷出現，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氛圍越來越濃。汪東興坐不住了。
6月份，汪東興就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他的態度很嚴厲，人們驚訝一向溫和的中辦主任竟然動怒了。他說：“黨報要有黨性。黨性與個性的關係，是個性服從黨性。《紅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台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個性不能超過黨性……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講到：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這是針對毛主席來的
在這場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紅旗》保持了沉默。
《紅旗》是黨的理論刊物，華國鋒、汪東興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紛紛“背棄”後，牢牢掌握這塊輿論陣地。
熊複是接替王殊後於5月17日到《紅旗》任總編輯的。此前，他在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剛到紅旗雜誌社的當天，他就在見麵會上發表意見。他說：“《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我看都有問題。對這些文章，我也有不同意見。”
熊複對雜誌社幾位負責人說：“現在，是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幹什麽？按勞分配，不能離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把按勞分配說得那麽好，毛主席講到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還算不算數？”
第二天，汪東興來到《紅旗》雜誌社，讚賞了熊複的觀點。平時很溫和的汪東興提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時顯得火氣很盛，他說：“這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他用十分堅定和信任的目光看著熊複說：“《紅旗》要一花獨放，不參與真理標準討論。”
熊複有黨中央副主席的指示，更敢於公開他的辦刊指導思想了。5月19日，他向雜誌社的幹部作了首次公開講話。
他說：“《紅旗》的任務是完整而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而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作鬥爭……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有些什麽傾向，離開毛澤東思想傾向。”
之後的兩個月時間裏，各報發表文章，理論家撰文，科學家表態，中央領導表態，舉世都在關注，熊複坐不住了。7月底，他終於布置寫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
在組織撰寫文章之前，熊複已定下基調。他在一個小會上說：“關於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位被指定的副總編輯經過一個月苦戰，在9月11日寫出初稿。
初稿很快送到汪東興手中。汪東興起初不同意寫討論文章，後來經熊複再三請求才同意。當他看到初稿的標題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汪東興不讚成，提議把標題改為：“《實踐論》的認識論”，而且，隻講一般的認識原理，不深入闡述實踐標準問題。
但執筆者不同意，雙方經過協商，最終定題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後來三易其稿，進行了多處修改，然而，最終還是流產了，沒能刊用出來。
真理標準討論不斷深入，《紅旗》雜誌愈來愈被動。此時，真是“屋漏偏遇連夜雨”，譚震林同誌的一篇文章又給《紅旗》帶來一場麻煩。
1987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紀念日，12月份出版的第12期《紅旗》必須要有紀念文章。於是，編輯部從8月份就積極籌劃，約請譚震林撰寫一篇回憶毛澤東的文章。
譚震林曾得到毛澤東的信任，也受到過毛澤東當麵嚴厲批評。“文革”中，譚震林長期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摧殘迫害。
接到約稿時，他堅決地對編輯部人員說：“文章要寫，但是不能隻講曆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
譚震林文章的初稿10月下旬送到了《紅旗》雜誌社。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講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熊複看後主張刪掉，但是責任編輯認為譚震林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增刪應尊重作者意見。
正當《紅旗》編輯部在爭執未定的時候，譚震林又派人送來了修改稿，並附了一封信，說原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闡述得不透徹，提得不突出，現補上加強部分。
熊複為難了。《紅旗》編輯部派人登門告訴譚震林，中央明確指示《紅旗》不介入討論。譚震林一聽很惱火，氣乎乎地對來人說：“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有誰來辯論，找我好了。對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在談話即將結束前，他對來人說：“告訴熊複，這樣做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
熊複隻好把文章送給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常委審定。鄧小平等人都批示刊登，但是，熊複仍不敢做主，又親自寫了一個報告給汪東興：
汪副主席並華主席：
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十二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看完，同意《紅旗》發表譚文。鄧小平、李先念還寫了批語。鄧小平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21日看了這篇文章後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汪東興見木已成舟，隻好說：“那隻好這樣了！”譚震林的文章得以發表。
汪東興覺得一直不順當，他的思想意識總是占不了上風，他把早就窩著的一肚子火發向剛剛複刊的《中國青年》。
建國後曾很有影響的《中國青年》在“文革”中被砸掉，粉碎“四人幫”後，擬定在1978年9月複刊，複刊後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
《中國青年》第一期內容相當豐富，刊登了廣大群眾迫切關注和想了解的文章。《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介紹了青年工人韓誌雄的事跡，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中，他堅定不移地同“四人幫”作鬥爭，麵對打擊迫害堅強不屈。還選登了備受青年朋友歡迎的由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
複刊後的這一期《中國青年》發行量很大，僅北京的一家印刷廠就承印60萬份，其他省市還有7個代印點。9月10日，北京市承印的已全部完成，而且有4萬多份已通過郵局送至讀者手中。
這天，分管中央工、青、婦工作的汪東興也拿到了《中國青年》複刊第一期，政治的敏感使他馬上意識到，雜誌有點走“味”了。於是，他馬上拿起電話找到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韓英，很嚴厲地提出四點意見：
1.《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麽隻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2.《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誌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3.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怎麽又出來了？
4.為什麽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韓英立即把汪東興的批評意見傳達給《中國青年》雜誌社，責令雜誌停印停發，等待中央指示。
編輯們對這一粗暴的幹預不能接受，認為雜誌內容沒有錯誤或不妥之處，不買汪東興的賬。
9月11日，編輯部代表全體編輯意見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黨中央正副主席每人呈送了一封報告，同時，還給共青團十大籌委會及負責人韓英也送了報告。
盡管雜誌社極力申說，9月12日，韓英還是帶著他同汪東興商定的四條指示來到中國青年雜誌社，在雜誌社組長以上的幹部會上，韓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求：一、由汪東興出麵請華國鋒題詞；二、增加毛澤東的詩詞三首及照片；三、把《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部分“不妥當”的段落刪去；四、刪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語。韓英還特別強調說：“關於‘天安門事件’，華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已明確表過態。現在《中國青年》的一些做法與華主席講話精神不符，更重要的是，這樣做損害了毛主席形象。”
第二天，汪東興派人把華國鋒的題詞送到中國青年雜誌社。雜誌社隻好要求全國各地停印、停發，另外增華國鋒題詞和毛澤東的三首詩詞。
同時，編輯部一再要求《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和《青年革命詩抄》最好不改。他們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因為這兩篇東西內容並沒有錯，二是已有4萬多份發放到讀者手中，刪改後必將造成一份刊物兩個版本，若是不能給讀者以滿意的解答，恐怕不利於安定團結。
《中國青年》一複刊就遇到磕磕碰碰，了解內情的群眾十分不滿，有人投書編輯部，有人在西單街頭貼出標語，呼喊“救救《中國青年》”。
得到廣泛支持，《中國青年》再一次上書華國鋒、葉劍英等黨中最高領導，堅持保留汪東興指示刪改的兩篇文章。
汪東興惱怒了。9月14日，他指示韓英，把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晚上召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
汪東興臉色鐵青地走進會議室，連開場白也沒有，就開始了訓斥：“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婦，這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翻了這期《中國青年》的大概內容，沒詳細看，還以為是清樣，不知道已經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審查了。今天把口徑統一一下。你們已經發出41000份，發都發了，怎麽叫審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沒有審查任務，那我們就不審查了。不要我審查，我不負責，我這個人好辦。”
他講完了組織觀念，又開始談文章內容安排。他說：“你叫我提意見我就提，第一期應該有毛主席的東西，應該考慮。華主席不在（已出訪），葉副主席、聶帥題了字，我再講講題個字嘛！毛主席逝世兩周年，有總理的照片，主席的一個都沒有，不考慮考慮？我說可以考慮一下。再有，我說裏邊有兩篇文章內容與華主席講話符合不符合，考慮考慮。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已經定了。是你們記者寫的文章，與轉載不一樣。”
他麵對韓英，像在責問韓英，又像在責問全體人員：“為什麽不發華主席的題詞？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麽不能等兩天？”“……照你們的意見辦，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這是你們的意見。怕什麽？最多隻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委會講的都不靈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題詞可以不登，主席詩詞也不登。這一期，中央沒有審查，就是中國青年社發出的，我聲明，我沒審查。”
接著，他講了第二條意見。他說：“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曆史上有過教訓，凡是離開黨的領導，一事無成，會碰得頭破血流。”
雜誌社總編輯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他們火速派人趕赴印刷廠，讓尚未發表的《中國青年》夾進華國鋒題詞、毛主席詩詞重印。已發出的4萬多份也全部收回封存。
偉大的曆史轉折
壓力一次次衝向華國鋒
真理標準大討論充分顯示了改革思想與保守主張的較量，大是大非即已分清。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負責人也都開始嚴肅思考這個問題了。一些開始拿不定主意、立場左右徘徊的地方大員陸續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
對各路“諸侯”的發言，新華社統統播發消息，全國報紙則紛紛刊登。細心的人曾對新華社發稿時間做過統計，較早的是1979年8月27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表態，較遲的是11月23日，新疆部隊司令員劉震表態，可以看出，同在一個地方，思想觀點的轉變也並不是同步的。
全國人民的思想活躍起來了。中國，就好像一個疲憊癱軟的旅人，突然服用了興奮劑，一下子又恢複了青春活力，馬上生機勃勃起來，“兩個凡是”的桎梏被打破，端正全黨的政治思想路線的時機成熟了。
看完之後，楊西光迅速在大樣上寫了一行字：文章從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
這篇文章最初的誕生隻是普通的約稿。1977年8月，江蘇省理論界召開了一次旨在從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討論會，光明日報社受到邀請，理論部派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到南京參加會議，並帶著組織幾篇稿件的任務。
在理論研討中，王強華結識了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王強華就約請胡為《哲學》專刊撰稿。胡福明答應了，兩個月後，文章寄來了，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理論部經過五次修改，準備刊用，沒想到被楊西光慧眼相中，決定放到一版。
按照楊西光的要求：文章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要衝破禁區，有利於撥亂反正，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於是，報社決定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誌對文章進行大手術，把胡福明本人也請來。
文章定稿後，以最快的速度上報到胡耀邦的案頭。胡耀邦問：“這篇文章是怎麽回事？”送稿的同誌告訴他：“這篇文章是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胡福明寫的，《光明日報》的總編輯楊西光看到後，認為文章很好，提出了撥亂反正，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麽的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決定撤下來進行修改，使文章進一步觸及當前現實問題。文章經過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進一步修改，現已定稿，要求發表。”
胡耀邦聽完匯報，說：“別急，讓我看看。”
十幾分鍾後，胡耀邦已通讀全文，馬上拍板“發！”於是，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當天，新華社轉發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心論點是在否定“兩個凡是”。文章發表後，在理論界和政壇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叫好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反對的。
就在《人民日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當晚11時，正在報社上夜班的總編輯胡績偉接到吳冷西的電話，他的前任盡管與他交情很深，但是電話裏的聲音很嚴厲，對胡績偉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
胡績偉對聽筒說：“既然你在政治上提這麽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
5月13日，新華社社長曾濤接到了《紅旗》雜誌總編輯王殊打來的電話。真是無獨有偶！王殊批評曾濤說：“新華社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轉發了一篇錯誤文章，這篇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曾濤回敬他說：“我看不見得！”
王殊強調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時，作為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正在朝鮮訪問，汪東興、紀登奎聯合致電華國鋒匯報這件事，並認為這件事關係甚大，後果堪憂，請示華國鋒應付方針。不知是華國鋒對問題的估計不足，還是覺得難以扭轉，泰然回電：且由他們去吧！
主管宣傳的汪東興不能容忍大討論如此蓬勃發展下去，他力主《紅旗》雜誌保持沉默，而且，多次公開批評這篇文章。
《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當時鄧小平並沒有注意。後來，聽說反對派態度很強烈，就讓秘書找來看看，他的評價很高。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當時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說道：“《光明日報》的文章符合馬列主義嘛，扳不倒嘛。”過了幾天，恰好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找到了支持的機會。在會上，大講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文章從理論上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6月24日，《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被稱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姊妹篇。
之後，署名文章、討論會不斷出現，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氛圍越來越濃。汪東興坐不住了。
6月份，汪東興就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他的態度很嚴厲，人們驚訝一向溫和的中辦主任竟然動怒了。他說：“黨報要有黨性。黨性與個性的關係，是個性服從黨性。《紅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台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個性不能超過黨性……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講到：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這是針對毛主席來的
在這場真理標準大討論中，《紅旗》保持了沉默。
《紅旗》是黨的理論刊物，華國鋒、汪東興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紛紛“背棄”後，牢牢掌握這塊輿論陣地。
熊複是接替王殊後於5月17日到《紅旗》任總編輯的。此前，他在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工作。剛到紅旗雜誌社的當天，他就在見麵會上發表意見。他說：“《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我看都有問題。對這些文章，我也有不同意見。”
熊複對雜誌社幾位負責人說：“現在，是要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不是要強調發展和創新。這裏有個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有些人抓住實踐和真理的問題大做文章，到底要幹什麽？按勞分配，不能離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把按勞分配說得那麽好，毛主席講到要限製資產階級法權，還算不算數？”
第二天，汪東興來到《紅旗》雜誌社，讚賞了熊複的觀點。平時很溫和的汪東興提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時顯得火氣很盛，他說：“這是針對著毛主席來的！”他用十分堅定和信任的目光看著熊複說：“《紅旗》要一花獨放，不參與真理標準討論。”
熊複有黨中央副主席的指示，更敢於公開他的辦刊指導思想了。5月19日，他向雜誌社的幹部作了首次公開講話。
他說：“《紅旗》的任務是完整而準確地宣傳馬列主義，著重從理論上完整而準確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離開毛澤東思想的傾向作鬥爭……要注意黨內外的思想動向與理論動態。思想理論戰線很活躍，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有些什麽傾向，離開毛澤東思想傾向。”
之後的兩個月時間裏，各報發表文章，理論家撰文，科學家表態，中央領導表態，舉世都在關注，熊複坐不住了。7月底，他終於布置寫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
在組織撰寫文章之前，熊複已定下基調。他在一個小會上說：“關於實踐標準的文章，要寫，但要注意現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應強調發展和創新，不應強調用新結論代替舊結論，而強調堅持和維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一位被指定的副總編輯經過一個月苦戰，在9月11日寫出初稿。
初稿很快送到汪東興手中。汪東興起初不同意寫討論文章，後來經熊複再三請求才同意。當他看到初稿的標題是：《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汪東興不讚成，提議把標題改為：“《實踐論》的認識論”，而且，隻講一般的認識原理，不深入闡述實踐標準問題。
但執筆者不同意，雙方經過協商，最終定題為：《重溫〈實踐論〉――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礎。》後來三易其稿，進行了多處修改，然而，最終還是流產了，沒能刊用出來。
真理標準討論不斷深入，《紅旗》雜誌愈來愈被動。此時，真是“屋漏偏遇連夜雨”，譚震林同誌的一篇文章又給《紅旗》帶來一場麻煩。
1987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5周年紀念日，12月份出版的第12期《紅旗》必須要有紀念文章。於是，編輯部從8月份就積極籌劃，約請譚震林撰寫一篇回憶毛澤東的文章。
譚震林曾得到毛澤東的信任，也受到過毛澤東當麵嚴厲批評。“文革”中，譚震林長期遭受林彪、“四人幫”的摧殘迫害。
接到約稿時，他堅決地對編輯部人員說：“文章要寫，但是不能隻講曆史，要從現實著眼。要我寫文章，我就要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說明毛澤東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革命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
譚震林文章的初稿10月下旬送到了《紅旗》雜誌社。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講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熊複看後主張刪掉，但是責任編輯認為譚震林是以個人名義發表的，增刪應尊重作者意見。
正當《紅旗》編輯部在爭執未定的時候，譚震林又派人送來了修改稿，並附了一封信，說原稿對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闡述得不透徹，提得不突出，現補上加強部分。
熊複為難了。《紅旗》編輯部派人登門告訴譚震林，中央明確指示《紅旗》不介入討論。譚震林一聽很惱火，氣乎乎地對來人說：“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動，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全黨的大事，有誰來辯論，找我好了。對這篇文章我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在談話即將結束前，他對來人說：“告訴熊複，這樣做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
熊複隻好把文章送給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常委審定。鄧小平等人都批示刊登，但是，熊複仍不敢做主，又親自寫了一個報告給汪東興：
汪副主席並華主席：
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十二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看完，同意《紅旗》發表譚文。鄧小平、李先念還寫了批語。鄧小平寫道：“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21日看了這篇文章後寫道：“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很被動了。”
汪東興見木已成舟，隻好說：“那隻好這樣了！”譚震林的文章得以發表。
汪東興覺得一直不順當，他的思想意識總是占不了上風，他把早就窩著的一肚子火發向剛剛複刊的《中國青年》。
建國後曾很有影響的《中國青年》在“文革”中被砸掉，粉碎“四人幫”後，擬定在1978年9月複刊，複刊後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
《中國青年》第一期內容相當豐富，刊登了廣大群眾迫切關注和想了解的文章。《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介紹了青年工人韓誌雄的事跡，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中，他堅定不移地同“四人幫”作鬥爭，麵對打擊迫害堅強不屈。還選登了備受青年朋友歡迎的由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
複刊後的這一期《中國青年》發行量很大，僅北京的一家印刷廠就承印60萬份，其他省市還有7個代印點。9月10日，北京市承印的已全部完成，而且有4萬多份已通過郵局送至讀者手中。
這天，分管中央工、青、婦工作的汪東興也拿到了《中國青年》複刊第一期，政治的敏感使他馬上意識到，雜誌有點走“味”了。於是，他馬上拿起電話找到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韓英，很嚴厲地提出四點意見：
1.《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麽隻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2.《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誌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3.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怎麽又出來了？
4.為什麽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韓英立即把汪東興的批評意見傳達給《中國青年》雜誌社，責令雜誌停印停發，等待中央指示。
編輯們對這一粗暴的幹預不能接受，認為雜誌內容沒有錯誤或不妥之處，不買汪東興的賬。
9月11日，編輯部代表全體編輯意見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黨中央正副主席每人呈送了一封報告，同時，還給共青團十大籌委會及負責人韓英也送了報告。
盡管雜誌社極力申說，9月12日，韓英還是帶著他同汪東興商定的四條指示來到中國青年雜誌社，在雜誌社組長以上的幹部會上，韓英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求：一、由汪東興出麵請華國鋒題詞；二、增加毛澤東的詩詞三首及照片；三、把《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部分“不妥當”的段落刪去；四、刪去《青年革命詩抄》的天安門題圖和編者按語。韓英還特別強調說：“關於‘天安門事件’，華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已明確表過態。現在《中國青年》的一些做法與華主席講話精神不符，更重要的是，這樣做損害了毛主席形象。”
第二天，汪東興派人把華國鋒的題詞送到中國青年雜誌社。雜誌社隻好要求全國各地停印、停發，另外增華國鋒題詞和毛澤東的三首詩詞。
同時，編輯部一再要求《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和《青年革命詩抄》最好不改。他們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因為這兩篇東西內容並沒有錯，二是已有4萬多份發放到讀者手中，刪改後必將造成一份刊物兩個版本，若是不能給讀者以滿意的解答，恐怕不利於安定團結。
《中國青年》一複刊就遇到磕磕碰碰，了解內情的群眾十分不滿，有人投書編輯部，有人在西單街頭貼出標語，呼喊“救救《中國青年》”。
得到廣泛支持，《中國青年》再一次上書華國鋒、葉劍英等黨中最高領導，堅持保留汪東興指示刪改的兩篇文章。
汪東興惱怒了。9月14日，他指示韓英，把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晚上召集到人民大會堂開會。
汪東興臉色鐵青地走進會議室，連開場白也沒有，就開始了訓斥：“中央叫我分管工青婦，這個你們知道不知道？我翻了這期《中國青年》的大概內容，沒詳細看，還以為是清樣，不知道已經正式出版。如正式出版，就不是要我審查了。今天把口徑統一一下。你們已經發出41000份，發都發了，怎麽叫審查？如果你們認為我們沒有審查任務，那我們就不審查了。不要我審查，我不負責，我這個人好辦。”
他講完了組織觀念，又開始談文章內容安排。他說：“你叫我提意見我就提，第一期應該有毛主席的東西，應該考慮。華主席不在（已出訪），葉副主席、聶帥題了字，我再講講題個字嘛！毛主席逝世兩周年，有總理的照片，主席的一個都沒有，不考慮考慮？我說可以考慮一下。再有，我說裏邊有兩篇文章內容與華主席講話符合不符合，考慮考慮。再有，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寫。但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已經定了。是你們記者寫的文章，與轉載不一樣。”
他麵對韓英，像在責問韓英，又像在責問全體人員：“為什麽不發華主席的題詞？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麽不能等兩天？”“……照你們的意見辦，華主席題詞也不登了。這是你們的意見。怕什麽？最多隻能說汪東興講的、韓英講的，籌委會講的都不靈嘛！最多說你們打了個勝仗。題詞可以不登，主席詩詞也不登。這一期，中央沒有審查，就是中國青年社發出的，我聲明，我沒審查。”
接著，他講了第二條意見。他說：“把華主席題詞、毛主席詩詞三首和照片放進去，其他不動，因為動了也不行……曆史上有過教訓，凡是離開黨的領導，一事無成，會碰得頭破血流。”
雜誌社總編輯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他們火速派人趕赴印刷廠，讓尚未發表的《中國青年》夾進華國鋒題詞、毛主席詩詞重印。已發出的4萬多份也全部收回封存。
偉大的曆史轉折
壓力一次次衝向華國鋒
真理標準大討論充分顯示了改革思想與保守主張的較量，大是大非即已分清。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負責人也都開始嚴肅思考這個問題了。一些開始拿不定主意、立場左右徘徊的地方大員陸續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
對各路“諸侯”的發言，新華社統統播發消息，全國報紙則紛紛刊登。細心的人曾對新華社發稿時間做過統計，較早的是1979年8月27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表態，較遲的是11月23日，新疆部隊司令員劉震表態，可以看出，同在一個地方，思想觀點的轉變也並不是同步的。
全國人民的思想活躍起來了。中國，就好像一個疲憊癱軟的旅人，突然服用了興奮劑，一下子又恢複了青春活力，馬上生機勃勃起來，“兩個凡是”的桎梏被打破，端正全黨的政治思想路線的時機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