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四）
> 第50章 清明時節喊除妖！老帥午夜縛四凶(17)
第50章 清明時節喊除妖！老帥午夜縛四凶(17)
因此，廣場上的群眾比白天的人數激增了幾倍，整個廣場上人山人海。
幾十萬群眾在廣場上流動，圍觀那些被燒壞的汽車和那座遠遠看去門前還紅彤彤地閃著火光的小樓。群眾的議論是多種多樣的：
“為什麽沒有人救火？”
“燒了，活該！”一位軍人在人群中大聲說。
廣播喇叭播出的講話，對廣場上的群眾不起什麽作用，人們不願意仔細去聽它，出自上邊的一切宣傳，已經沒有人相信了。人們明白，當時的輿論工具控製在“四人幫”的手裏。特別是在此時此刻，尤其如此。
在紀念碑周圍，群眾中又爆發出一陣陣口號聲，聲音之大，甚至把大喇叭的聲音都壓下去了。
7點，市公安局的黑幹將下達命令：
“今晚搞統一行動，組織要嚴密，準備武器，可以帶棍棒，銬子。”
7點過後，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裏，開始聚集了大量的人。他們都是按照部署從城郊各個工廠緊急征調來的工人民兵。
據估計，當時在這兩個公園裏的工人民兵近十萬人。
北京市公安局的說法是五萬。但不管怎麽說，中山公園裏的民兵多到都快讓人邁不開步子了。
當然，這些工人民兵中並不都是身強力壯的人，其中還有一些年老體弱的婦女。這是因為六點鍾以後，很多工人都下班了，但是為了湊齊規定的數量，就把一些從來沒有當過民兵的人也征集來了。一些兩班或三班倒的工人都為此而停工停產了。
這些工人接到的上麵的指示是：政治任務第一，停工停產沒關係。
工人民兵都是從中山公園和文化宮後門下的車，一下車，很多人就分得了一根木棒，或長或短，或粗或細。
有些單位在來的時候就把棒子和鐵棍帶上了。北郊木材廠來的人就都把做家具用的電鍍鐵棍帶了來，黑暗中顯得明晃晃的。
在中山公園的大門口，還堆放著一大堆鐵鍬把和鎬把，沒有木棒的人還可以去領取。勞動人民文化宮裏的木工房，電鋸從下午開始就一直沒有停過。
他們接到的任務是，加班加點，多多趕製木棒子。
工人民兵在公園裏待命。這時有人拿著話筒講話了：
“現在廣場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鬧事，我們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們血戰到底！”
“和階級敵人鬥，要有武器，每人拿一根木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走。”
民兵們三一群倆一夥地議論紛紛。也有人心裏在想：“誰是反革命？誰是階級敵人？是那些悼念周總理的群眾嗎？”
“看來真是要向人民下毒手了。”
除了中山公園和文化宮外，靠近天安門的28中，靠近王府井的空軍招待所等處，也聚集了兩千多人。這些人都身穿藍製服，大蓋帽上的皮帶都勒到了顎下，作好隨時出發的準備。
在曆史博物館裏，在小樓的後院，五個營的部隊也集合完了，正處在“一級戰備”狀態。
這時“四人幫”在公安部的那個親信，坐鎮電話機旁。
“四人幫”的親信馬天水從上海打來電話，為他撐腰打氣。
“四人幫”在解放軍總政、全國總工會的親信，也紛紛竄到公安部那個親信的辦公室密謀。他們在等待著他們所謂“反擊”的時刻的到來。
太陽從西山背後落下了。
當西方最後一抹餘輝消失後，夜幕終於降臨了，黑暗又一次籠罩了天安門廣場。
苦鬥了一天的群眾，這時已經是又餓又渴，精疲力盡。那個廣播講話已經反複播了兩個多鍾頭，它不能不在人們的心頭罩上了一層陰影。
廣播講話裏連一句肯定人們悼念周總理的話都沒有，反而誣陷群眾是“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
人們心裏都清楚，繼續留在廣場裏，將會遭遇到什麽情況。
但是，很多群眾還是在廣場上徘徊著，久久不願離去。
他們的身體雖然疲勞了，但對“四人幫”的仇恨和怒火，還在他們的胸中燃燒著；他們對周總理的無限深情，還鬱積在心中，還沒有得到抒發；人們應有的權利，還沒有爭得，還需要鬥爭。
這時，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道路已經封鎖了。
隻見一個青年從前門方向走過來，他繞了一個大圈子，才從長安街那裏找到一個入口處，進入天安門廣場。
他快步走上紀念碑，從懷裏掏出三張紙，趁著夜色，迅速把它們分別貼到紀念碑底座的南麵和北麵。人們趕忙圍了過來。
上麵是用毛筆寫著的幾首詩，一首是：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這首詩，如一顆重磅炸彈在天安門炸開了。
“四人幫”一夥知道後，嚇得渾身打顫，恨得咬牙切齒。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這首詩被北京市公安局列為重點追查的一號的所謂反革命案件，也就是後來姚文元給天安門事件栽贓，把天安門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的重要“罪證”。
和這首詩同時貼出的，還有其他三首詩。
一個帶眼鏡的青年一遍又一遍地朗讀著這些詩句。
人們鬱悶和壓抑的心情不禁為之一振。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那個廣播講話一再以“反革命”的大帽子，要挾、驅趕群眾的時候，竟然有人敢於貼出這樣犀利的詩篇，鞭笞“四人幫”，更是難得了。
人們爭相地把這些詩句抄錄下來。
看著人們這親熱愛這幾首小詩，貼詩的青年感到極大的安慰。
他不顧便衣盯梢的危險，又在紀念碑前流連了好一會兒。
他就是共青團員王立山，鐵道部三局建築處機械廠的工人，今天已經是第二次到這裏來張貼詩詞了。
上午，他就曾經冒著危險把自己寫的一首詩裝在鏡框裏，端端正正地獻到紀念碑前，上麵還插了一朵精製的白花。
但是，當他傍晚再到廣場來時，這首詩已經不見了，而那個廣播講話卻一個勁地嚷嚷著。
機警而憤怒的王立山看到這種情況，馬上意識到，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了，他必須把自己這幾天寫的詩當作子彈，全部讓它發射出去，投入這場最後的戰鬥。
於是，他轉身來到前門大街，買好了紙、筆、墨、漿糊，又到附近的郵局，把它書寫出來，貼到廣場上。
這是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最後一批詩詞。
這一天繼續用詩詞作為武器同“四人幫”進行鬥爭的，也不僅是王立山一個人。
在紀念碑的西南角，貼著一張油印的傳單。傳單用辛辣而幽默的語言，痛斥了“四人幫”。
這時，還有幾個帶著童音小朋友在念著：“他們躲進陰溝的深處，還不甘心失敗地在編些更惡毒的謊言，又拿出更陰險的花樣……”
這是對“四人幫”醜惡嘴臉的真實寫照。
夜色更濃了，一直沒有停止過的廣播講話此時又在每次播完後，加上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廣場上的群眾感到，這已經是不能不走的時候了，但是，他們的心離不開這裏呀！
人們再一次湧向紀念碑，向總理的英靈告別。他們高唱《國際歌》，高呼“我們永遠懷念周總理”的口號。
還有的人在離開時，用嗚咽的聲音朗讀著紀念周總理的抒情詩《告別》：
我多想，多想生出淩雲的翅膀――
飛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聽聽您那深情的教導，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願，多願是那月裏的吳剛――
把最醇的美酒為您捧上……
但我隻有悲痛的歌聲，
能向那九霄輕揚；
我隻有這哀悼的詩詞，
能在您靈前獻上。
……
晚上9時過後，“四人幫”控製的“聯合指揮部”開始組織人馬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進行鎮壓了。
9時29分，“反擊”的命令從曆史博物館臨時指揮部發出了：“到時間了，把廣場上的燈全部打開，命令各路隊伍立即出動。”
在這之前幾分鍾，集結在28中的民警已經趁著夜幕從廣場西側迂回到廣場的西南角。9點35分，廣場上的燈全部打開。隱蔽在鬆林中的民警，馬上從鬆樹林裏鑽出來，排成一個扇麵形，首先衝向紀念碑。
紀念碑上的群眾起初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但當他們明白了的時候，已經晚了。
揮舞著的棒子已經落到了群眾的頭上。
反應快的人立即分散奔跑。站在曆史博物館樓上的指揮部的一個頭頭看到這種情景，急得連聲說：“糟了，糟了，再慢一點，人都跑光了！”
他親自抓起電話，把電話打到中山公園指揮民兵隊伍的一個頭頭說：“怎麽搞的，太慢了，民兵隊伍快出動啊！”
民兵隊伍從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裏衝出來了。他們十人一排，組成了一個大包圍圈。
從廣場的東南方向向紀念碑包抄過來的是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他們手拉手圍成一個大網，凡是碰到群眾便都驅擋回去。
參加包圍的公安局的641名民警從西路首先衝到紀念碑附近，包圍了在場的群眾。
有人掄起皮帶打一個群眾，邊打邊罵道：“死反革命，竟敢在天安門鬧事！”
在場的其他民警也高喊著：“打！”
“打！”
他們對著群眾，棍棒齊下。
很快，廣場上出現了一片狂叫聲，抗議聲，慘叫聲，呻吟聲，一聲聲，撕裂著人們的心。有個十來歲的小姑娘發出了淒厲的叫喊：“你們打死我吧！我不活了！”
有一個青年人喊：“打倒法西斯！”
但是他的聲音就很快被一片喊打聲和慘叫聲淹沒了。
還有一個小姑娘麵對著打她的警察喊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許打人罵人，你們為什麽打人？”
警察惡狠狠地回答她：“打的就是你，打死你這個反革命！”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時廣場上的大喇叭裏還正播放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
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幹部、共產黨員孟連，當時正在紀念碑南側抄詩，看見有人追打四散的群眾，心想不好，趕緊收起筆記本、繞到紀念碑北側。隻見北麵也跑來了好多人，於是急忙跑下台階想衝出包圍圈，但已來不及了。
包圍的人一邊狂喊：“回去！回去！”一邊揮舞著棍棒劈頭蓋腦地打過來，猛然，孟連被一腳踢倒在地，十多個人圈著他，連踢帶打，直打得他頭暈目眩，不能動彈。
他清醒過來時，感覺還有一個人壓著他的腿，胳膊旁邊還躺著另外兩個人。這個壓著他腿的，是北京市第二服務公司修建隊的架子工李世綿。
李世綿也是下班後到紀念碑來看詩的。正看時，紀念碑被包圍了，一個人先給了李世綿一鐵棍，接著就奪去他隨身攜帶的工具釺子，過了一會，李世綿準備回家，就找那個人要回釺子，正巧這個人走過來，一手抓住李世綿，一手拿著釺子大喊：
“他是暴徒，這是凶器！”
頓時，十來個人一下冒上來，直打得他頭上流血、右腿站不直，這時有一個人說：“別打死了。”
接著，他們用皮帶把李世綿反綁著推到紀念碑下，接著又用彈簧鋼把他毒打了一頓，然後把他摔在孟連身上。
北京房管局牛街房管所幹部潘光毅下班回家時，路過天安門廣場，看見警察包抄過來，就騎著車子急向東行，但是，剛騎到紀念碑東側的旗杆下，就被一個警察一把拉住他的車後架喊道：
“你往哪裏騎？”
他忙說：“我是過路的。”
話音未落，那個警察扯起皮帶朝他頭上打來。皮帶上的鐵扣打破了他前額，鮮血噴了出來，綠軍帽也被打破了一個大口子，他立刻摔倒在地上。
這時，十幾個警察馬上跑了過來。木棍像雨點般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兩次掙紮著從地下站起來，想和他們分辯，但這隻能更加使那些警察生氣，打得更凶了，而且邊打邊罵：“讓你們鬧事、打死你這個王八蛋！”
一直打到潘興毅無法動彈了，這才被揪到紀念碑前等候處理。
在打手們行凶的時候，北京第二汽車公司工人阮南南正站在遠處。他看到了廣場上打人的情形，就跑到廣場東南角的一些群眾中間。
這時，隻見一些人從紀念碑走來，恐嚇驅趕群眾，還有一個人叫著：“革命同誌快離開廣場，反革命的留在廣場……”
阮南南看到這一幕，很氣憤，就說：“好，我們走，留下的可是反革命。”
那個人先是一愣，接著就大吼起來：“抓住他！”其他幾個人也立刻衝過來，拳頭、皮鞋照著他的頭部、胸部、腹部猛襲過來。他被打倒在地，棉衣、襯衣的扣子全撕掉了，褲子也撕了一個大口子。這還不算，打手們又連踢帶打，把他拖到紀念碑下。還有一個打手過來搜他的身，還用皮鞋猛踢他的臉，踢得他鮮血直流，休克過去。
等他醒過來時，隻見一個人用皮鞋在擦他流在紀念碑上的血跡。
大約又過一個多小時，阮南南才被押到中山公園，在寒風中站了幾小時，然後把他關進了牢房。
在阮南南被打時，紀念碑鬆牆西邊有一個青年正被警察打倒在地，頭被打破。他用白手套捂著頭，手套都染紅了。他爭辯著說：“我是去看戲的。”並用另一隻手拿出戲票來給警察看，但這也是沒用的。打手們邊打邊罵：
“反革命，白天叫你們猖狂夠了，現在該收拾你們了！”
將近9點45分的時候，民兵和部隊的包圍圈合攏了，沒有一個人再能跑出去了，也沒有一個人能跑得動。
紀念碑的漢白玉欄杆旁，躺著的、蹲著的、趴著的有200多名群眾，他們一個個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身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的。
還有些群眾由於傷勢過重，不得不馬上送醫院搶救。
天安門廣場上，發出了一片呻吟聲、大口的喘氣聲不時地從他們中間發出來。
接著，被圍在紀念碑鬆牆內的這200多人，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文化宮、原空軍招待所、市公安局接待室等地方進行審查。
夜晚11時，統一調動的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升旗杆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
第二天清晨，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緊閉，門前懸掛著一塊牌子，上麵寫道：因內部整理，暫停開放。
天安門廣場雖然有陽光的照耀，但卻是死一般的寂靜。隻有紀念牌上還殘留著一時無法擦幹淨的血跡。
這就是“四人幫”一手製造的鎮壓群眾紀念周總理活動的四五流血事件。
4月7日，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抗議“四人幫”的活動被中央定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7日晚八時正，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同時播放了中共中央作出的兩個決議：第一個決議是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第二個決議是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在播放以上兩個文件的同時，還播放了“四人幫”一夥炮製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一文。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剛好半年，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就被趕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明確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誌，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為天安門事件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另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根據北京市公安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而被捕的300多名幹部和群眾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曆史是無情的，也是最公正的。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七節 共和國危難之秋，一代偉人離人間
朱德坦然地說：“曆史終歸是曆史。曆史是最公正的！”
指揮千軍萬馬的總司令，讓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個小小軍代表的批準。
康克清冒著酷暑，坐在車上，滿麵愁容，一顆帶傷的心早已飛上了西山。
葉劍英聽了深受感動，十分敬佩朱德的膽識，連連讚歎說：“老總有這樣的分析啊！”
兩位老戰友正做深談的時候，葉劍英也急匆匆地過來了。
葉劍英離開病房不久，毛澤東的意識完全失去了自我控製。
“含和堂”主人留下深深的遺憾
在中南海“豐澤園”內中心偏西處，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後，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的噩耗傳來，朱老總萬分悲痛，熱淚一滴滴順著臉頰往下流，嘴裏不斷念叨：“恩來，你在哪裏？”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懷著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焦慮，拄著手杖，向周恩來遺體告別，行莊嚴的軍禮，久久不忍離去。
這一年的7月6日，朱德懷著深深的遺憾和不安離開了人世。
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元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事業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關於他戎馬一生，大戰三百，小戰五千的事跡一直廣為流傳，但他在十年逆境中的高風亮節，卻鮮為人知。解放軍報社紀學寫了《最後的十年――康克清談朱德同誌》，這是迄今為止惟一的係統地記敘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的文章。現全文照抄如下：
盡管十年前的7月6日，朱德同誌就懷著深重的憂慮，離開了他為之奮鬥終身而又正處在劫亂中的人民，但他和藹的形象，他光輝的業績，卻一直活在人民的心裏。對康克清同誌來說，自然更是如此。
朱總誕辰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見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聽她講過她和朱總一起走過的戰鬥曆程，知道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始終相隨相依。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們最後十年的共同生活，卻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總和我們的許多老革命家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而她，最了解朱總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現出來的鮮為人知的高風亮節。
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總，康大姐說：“運動剛開始時，朱總很少說話，常常一個人獨坐默想。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情是十分苦悶的。”
幾十萬群眾在廣場上流動，圍觀那些被燒壞的汽車和那座遠遠看去門前還紅彤彤地閃著火光的小樓。群眾的議論是多種多樣的：
“為什麽沒有人救火？”
“燒了，活該！”一位軍人在人群中大聲說。
廣播喇叭播出的講話，對廣場上的群眾不起什麽作用，人們不願意仔細去聽它，出自上邊的一切宣傳，已經沒有人相信了。人們明白，當時的輿論工具控製在“四人幫”的手裏。特別是在此時此刻，尤其如此。
在紀念碑周圍，群眾中又爆發出一陣陣口號聲，聲音之大，甚至把大喇叭的聲音都壓下去了。
7點，市公安局的黑幹將下達命令：
“今晚搞統一行動，組織要嚴密，準備武器，可以帶棍棒，銬子。”
7點過後，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裏，開始聚集了大量的人。他們都是按照部署從城郊各個工廠緊急征調來的工人民兵。
據估計，當時在這兩個公園裏的工人民兵近十萬人。
北京市公安局的說法是五萬。但不管怎麽說，中山公園裏的民兵多到都快讓人邁不開步子了。
當然，這些工人民兵中並不都是身強力壯的人，其中還有一些年老體弱的婦女。這是因為六點鍾以後，很多工人都下班了，但是為了湊齊規定的數量，就把一些從來沒有當過民兵的人也征集來了。一些兩班或三班倒的工人都為此而停工停產了。
這些工人接到的上麵的指示是：政治任務第一，停工停產沒關係。
工人民兵都是從中山公園和文化宮後門下的車，一下車，很多人就分得了一根木棒，或長或短，或粗或細。
有些單位在來的時候就把棒子和鐵棍帶上了。北郊木材廠來的人就都把做家具用的電鍍鐵棍帶了來，黑暗中顯得明晃晃的。
在中山公園的大門口，還堆放著一大堆鐵鍬把和鎬把，沒有木棒的人還可以去領取。勞動人民文化宮裏的木工房，電鋸從下午開始就一直沒有停過。
他們接到的任務是，加班加點，多多趕製木棒子。
工人民兵在公園裏待命。這時有人拿著話筒講話了：
“現在廣場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鬧事，我們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們血戰到底！”
“和階級敵人鬥，要有武器，每人拿一根木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走。”
民兵們三一群倆一夥地議論紛紛。也有人心裏在想：“誰是反革命？誰是階級敵人？是那些悼念周總理的群眾嗎？”
“看來真是要向人民下毒手了。”
除了中山公園和文化宮外，靠近天安門的28中，靠近王府井的空軍招待所等處，也聚集了兩千多人。這些人都身穿藍製服，大蓋帽上的皮帶都勒到了顎下，作好隨時出發的準備。
在曆史博物館裏，在小樓的後院，五個營的部隊也集合完了，正處在“一級戰備”狀態。
這時“四人幫”在公安部的那個親信，坐鎮電話機旁。
“四人幫”的親信馬天水從上海打來電話，為他撐腰打氣。
“四人幫”在解放軍總政、全國總工會的親信，也紛紛竄到公安部那個親信的辦公室密謀。他們在等待著他們所謂“反擊”的時刻的到來。
太陽從西山背後落下了。
當西方最後一抹餘輝消失後，夜幕終於降臨了，黑暗又一次籠罩了天安門廣場。
苦鬥了一天的群眾，這時已經是又餓又渴，精疲力盡。那個廣播講話已經反複播了兩個多鍾頭，它不能不在人們的心頭罩上了一層陰影。
廣播講話裏連一句肯定人們悼念周總理的話都沒有，反而誣陷群眾是“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
人們心裏都清楚，繼續留在廣場裏，將會遭遇到什麽情況。
但是，很多群眾還是在廣場上徘徊著，久久不願離去。
他們的身體雖然疲勞了，但對“四人幫”的仇恨和怒火，還在他們的胸中燃燒著；他們對周總理的無限深情，還鬱積在心中，還沒有得到抒發；人們應有的權利，還沒有爭得，還需要鬥爭。
這時，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道路已經封鎖了。
隻見一個青年從前門方向走過來，他繞了一個大圈子，才從長安街那裏找到一個入口處，進入天安門廣場。
他快步走上紀念碑，從懷裏掏出三張紙，趁著夜色，迅速把它們分別貼到紀念碑底座的南麵和北麵。人們趕忙圍了過來。
上麵是用毛筆寫著的幾首詩，一首是：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這首詩，如一顆重磅炸彈在天安門炸開了。
“四人幫”一夥知道後，嚇得渾身打顫，恨得咬牙切齒。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這首詩被北京市公安局列為重點追查的一號的所謂反革命案件，也就是後來姚文元給天安門事件栽贓，把天安門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的重要“罪證”。
和這首詩同時貼出的，還有其他三首詩。
一個帶眼鏡的青年一遍又一遍地朗讀著這些詩句。
人們鬱悶和壓抑的心情不禁為之一振。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那個廣播講話一再以“反革命”的大帽子，要挾、驅趕群眾的時候，竟然有人敢於貼出這樣犀利的詩篇，鞭笞“四人幫”，更是難得了。
人們爭相地把這些詩句抄錄下來。
看著人們這親熱愛這幾首小詩，貼詩的青年感到極大的安慰。
他不顧便衣盯梢的危險，又在紀念碑前流連了好一會兒。
他就是共青團員王立山，鐵道部三局建築處機械廠的工人，今天已經是第二次到這裏來張貼詩詞了。
上午，他就曾經冒著危險把自己寫的一首詩裝在鏡框裏，端端正正地獻到紀念碑前，上麵還插了一朵精製的白花。
但是，當他傍晚再到廣場來時，這首詩已經不見了，而那個廣播講話卻一個勁地嚷嚷著。
機警而憤怒的王立山看到這種情況，馬上意識到，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了，他必須把自己這幾天寫的詩當作子彈，全部讓它發射出去，投入這場最後的戰鬥。
於是，他轉身來到前門大街，買好了紙、筆、墨、漿糊，又到附近的郵局，把它書寫出來，貼到廣場上。
這是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最後一批詩詞。
這一天繼續用詩詞作為武器同“四人幫”進行鬥爭的，也不僅是王立山一個人。
在紀念碑的西南角，貼著一張油印的傳單。傳單用辛辣而幽默的語言，痛斥了“四人幫”。
這時，還有幾個帶著童音小朋友在念著：“他們躲進陰溝的深處，還不甘心失敗地在編些更惡毒的謊言，又拿出更陰險的花樣……”
這是對“四人幫”醜惡嘴臉的真實寫照。
夜色更濃了，一直沒有停止過的廣播講話此時又在每次播完後，加上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廣場上的群眾感到，這已經是不能不走的時候了，但是，他們的心離不開這裏呀！
人們再一次湧向紀念碑，向總理的英靈告別。他們高唱《國際歌》，高呼“我們永遠懷念周總理”的口號。
還有的人在離開時，用嗚咽的聲音朗讀著紀念周總理的抒情詩《告別》：
我多想，多想生出淩雲的翅膀――
飛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聽聽您那深情的教導，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願，多願是那月裏的吳剛――
把最醇的美酒為您捧上……
但我隻有悲痛的歌聲，
能向那九霄輕揚；
我隻有這哀悼的詩詞，
能在您靈前獻上。
……
晚上9時過後，“四人幫”控製的“聯合指揮部”開始組織人馬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進行鎮壓了。
9時29分，“反擊”的命令從曆史博物館臨時指揮部發出了：“到時間了，把廣場上的燈全部打開，命令各路隊伍立即出動。”
在這之前幾分鍾，集結在28中的民警已經趁著夜幕從廣場西側迂回到廣場的西南角。9點35分，廣場上的燈全部打開。隱蔽在鬆林中的民警，馬上從鬆樹林裏鑽出來，排成一個扇麵形，首先衝向紀念碑。
紀念碑上的群眾起初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但當他們明白了的時候，已經晚了。
揮舞著的棒子已經落到了群眾的頭上。
反應快的人立即分散奔跑。站在曆史博物館樓上的指揮部的一個頭頭看到這種情景，急得連聲說：“糟了，糟了，再慢一點，人都跑光了！”
他親自抓起電話，把電話打到中山公園指揮民兵隊伍的一個頭頭說：“怎麽搞的，太慢了，民兵隊伍快出動啊！”
民兵隊伍從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裏衝出來了。他們十人一排，組成了一個大包圍圈。
從廣場的東南方向向紀念碑包抄過來的是五個營的衛戍部隊，他們手拉手圍成一個大網，凡是碰到群眾便都驅擋回去。
參加包圍的公安局的641名民警從西路首先衝到紀念碑附近，包圍了在場的群眾。
有人掄起皮帶打一個群眾，邊打邊罵道：“死反革命，竟敢在天安門鬧事！”
在場的其他民警也高喊著：“打！”
“打！”
他們對著群眾，棍棒齊下。
很快，廣場上出現了一片狂叫聲，抗議聲，慘叫聲，呻吟聲，一聲聲，撕裂著人們的心。有個十來歲的小姑娘發出了淒厲的叫喊：“你們打死我吧！我不活了！”
有一個青年人喊：“打倒法西斯！”
但是他的聲音就很快被一片喊打聲和慘叫聲淹沒了。
還有一個小姑娘麵對著打她的警察喊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許打人罵人，你們為什麽打人？”
警察惡狠狠地回答她：“打的就是你，打死你這個反革命！”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時廣場上的大喇叭裏還正播放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
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幹部、共產黨員孟連，當時正在紀念碑南側抄詩，看見有人追打四散的群眾，心想不好，趕緊收起筆記本、繞到紀念碑北側。隻見北麵也跑來了好多人，於是急忙跑下台階想衝出包圍圈，但已來不及了。
包圍的人一邊狂喊：“回去！回去！”一邊揮舞著棍棒劈頭蓋腦地打過來，猛然，孟連被一腳踢倒在地，十多個人圈著他，連踢帶打，直打得他頭暈目眩，不能動彈。
他清醒過來時，感覺還有一個人壓著他的腿，胳膊旁邊還躺著另外兩個人。這個壓著他腿的，是北京市第二服務公司修建隊的架子工李世綿。
李世綿也是下班後到紀念碑來看詩的。正看時，紀念碑被包圍了，一個人先給了李世綿一鐵棍，接著就奪去他隨身攜帶的工具釺子，過了一會，李世綿準備回家，就找那個人要回釺子，正巧這個人走過來，一手抓住李世綿，一手拿著釺子大喊：
“他是暴徒，這是凶器！”
頓時，十來個人一下冒上來，直打得他頭上流血、右腿站不直，這時有一個人說：“別打死了。”
接著，他們用皮帶把李世綿反綁著推到紀念碑下，接著又用彈簧鋼把他毒打了一頓，然後把他摔在孟連身上。
北京房管局牛街房管所幹部潘光毅下班回家時，路過天安門廣場，看見警察包抄過來，就騎著車子急向東行，但是，剛騎到紀念碑東側的旗杆下，就被一個警察一把拉住他的車後架喊道：
“你往哪裏騎？”
他忙說：“我是過路的。”
話音未落，那個警察扯起皮帶朝他頭上打來。皮帶上的鐵扣打破了他前額，鮮血噴了出來，綠軍帽也被打破了一個大口子，他立刻摔倒在地上。
這時，十幾個警察馬上跑了過來。木棍像雨點般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兩次掙紮著從地下站起來，想和他們分辯，但這隻能更加使那些警察生氣，打得更凶了，而且邊打邊罵：“讓你們鬧事、打死你這個王八蛋！”
一直打到潘興毅無法動彈了，這才被揪到紀念碑前等候處理。
在打手們行凶的時候，北京第二汽車公司工人阮南南正站在遠處。他看到了廣場上打人的情形，就跑到廣場東南角的一些群眾中間。
這時，隻見一些人從紀念碑走來，恐嚇驅趕群眾，還有一個人叫著：“革命同誌快離開廣場，反革命的留在廣場……”
阮南南看到這一幕，很氣憤，就說：“好，我們走，留下的可是反革命。”
那個人先是一愣，接著就大吼起來：“抓住他！”其他幾個人也立刻衝過來，拳頭、皮鞋照著他的頭部、胸部、腹部猛襲過來。他被打倒在地，棉衣、襯衣的扣子全撕掉了，褲子也撕了一個大口子。這還不算，打手們又連踢帶打，把他拖到紀念碑下。還有一個打手過來搜他的身，還用皮鞋猛踢他的臉，踢得他鮮血直流，休克過去。
等他醒過來時，隻見一個人用皮鞋在擦他流在紀念碑上的血跡。
大約又過一個多小時，阮南南才被押到中山公園，在寒風中站了幾小時，然後把他關進了牢房。
在阮南南被打時，紀念碑鬆牆西邊有一個青年正被警察打倒在地，頭被打破。他用白手套捂著頭，手套都染紅了。他爭辯著說：“我是去看戲的。”並用另一隻手拿出戲票來給警察看，但這也是沒用的。打手們邊打邊罵：
“反革命，白天叫你們猖狂夠了，現在該收拾你們了！”
將近9點45分的時候，民兵和部隊的包圍圈合攏了，沒有一個人再能跑出去了，也沒有一個人能跑得動。
紀念碑的漢白玉欄杆旁，躺著的、蹲著的、趴著的有200多名群眾，他們一個個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身上也是青一塊、紫一塊的。
還有些群眾由於傷勢過重，不得不馬上送醫院搶救。
天安門廣場上，發出了一片呻吟聲、大口的喘氣聲不時地從他們中間發出來。
接著，被圍在紀念碑鬆牆內的這200多人，分別被押送到中山公園、文化宮、原空軍招待所、市公安局接待室等地方進行審查。
夜晚11時，統一調動的公安幹警從廣場北側升旗杆處一字橫排，用水和墩布由北往南拖擦地上的血跡。
第二天清晨，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大門緊閉，門前懸掛著一塊牌子，上麵寫道：因內部整理，暫停開放。
天安門廣場雖然有陽光的照耀，但卻是死一般的寂靜。隻有紀念牌上還殘留著一時無法擦幹淨的血跡。
這就是“四人幫”一手製造的鎮壓群眾紀念周總理活動的四五流血事件。
4月7日，人民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抗議“四人幫”的活動被中央定為“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7日晚八時正，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同時播放了中共中央作出的兩個決議：第一個決議是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第二個決議是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各地人民廣播電台在播放以上兩個文件的同時，還播放了“四人幫”一夥炮製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一文。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剛好半年，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就被趕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明確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誌，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為天安門事件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另據新華社記者的報道：根據北京市公安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參加天安門事件而被捕的300多名幹部和群眾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曆史是無情的，也是最公正的。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七節 共和國危難之秋，一代偉人離人間
朱德坦然地說：“曆史終歸是曆史。曆史是最公正的！”
指揮千軍萬馬的總司令，讓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個小小軍代表的批準。
康克清冒著酷暑，坐在車上，滿麵愁容，一顆帶傷的心早已飛上了西山。
葉劍英聽了深受感動，十分敬佩朱德的膽識，連連讚歎說：“老總有這樣的分析啊！”
兩位老戰友正做深談的時候，葉劍英也急匆匆地過來了。
葉劍英離開病房不久，毛澤東的意識完全失去了自我控製。
“含和堂”主人留下深深的遺憾
在中南海“豐澤園”內中心偏西處，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後，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的噩耗傳來，朱老總萬分悲痛，熱淚一滴滴順著臉頰往下流，嘴裏不斷念叨：“恩來，你在哪裏？”那些天，他老人家吃不好，睡不好。他懷著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焦慮，拄著手杖，向周恩來遺體告別，行莊嚴的軍禮，久久不忍離去。
這一年的7月6日，朱德懷著深深的遺憾和不安離開了人世。
朱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元帥，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事業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關於他戎馬一生，大戰三百，小戰五千的事跡一直廣為流傳，但他在十年逆境中的高風亮節，卻鮮為人知。解放軍報社紀學寫了《最後的十年――康克清談朱德同誌》，這是迄今為止惟一的係統地記敘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的文章。現全文照抄如下：
盡管十年前的7月6日，朱德同誌就懷著深重的憂慮，離開了他為之奮鬥終身而又正處在劫亂中的人民，但他和藹的形象，他光輝的業績，卻一直活在人民的心裏。對康克清同誌來說，自然更是如此。
朱總誕辰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見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聽她講過她和朱總一起走過的戰鬥曆程，知道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始終相隨相依。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們最後十年的共同生活，卻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總和我們的許多老革命家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而她，最了解朱總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現出來的鮮為人知的高風亮節。
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總，康大姐說：“運動剛開始時，朱總很少說話，常常一個人獨坐默想。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情是十分苦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