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廣場上人們正在為詩歌內容而感動的時候,有一位不知名的年紀約30歲左右的工人民兵,擠到了戴眼鏡青年的身邊說:“我是工人民兵”,然後他指著東南角的小樓說:“那是聯合指揮部,花圈和人他們都知道。”
說完他又擠到人群中去了。
戴眼鏡的青年聽他說完,就拿起半導體話筒開始講起來:
“大家看那座小樓,那是聯合指揮部,昨天夜裏收花圈、抓人都是他們指揮的,現在我們去同他們交涉,要回花圈和人!”
說完,他和旁邊幾個青年一起走下了台階,群眾也都紛紛從台階上湧下來。在台階下,他們十人一排,唱起了《國際歌》,人們手挽著手,橫穿天安門廣場,向小灰樓的方向走去。
小灰樓是一座用灰磚砌起來的三層尖頂建築,坐落於天安門廣場的東南角。由於窗戶和門都是用大紅色油漆的,遠遠看去,整幢樓都顯得發紅,因此,也有人把它稱作紅小樓。
清明節前,它是天安門廣場上警衛部隊的營房。
兩天前,這裏被臨時改成由部隊、警察、民兵組成的“聯合指揮部”。
小樓的東側是曆史博物館,用磚牆相連,西側是郵局。後麵有一個小院,前邊,有一塊不大的空地,空地的西邊,栽著幾棵大柳樹,東邊是一排整齊的鬆樹。在中間的空地上,停放著兩輛“上海”牌小轎車,一輛淺灰色,一輛淡綠色。
靠曆史博物館那邊,還停放了兩輛吉普車,一輛是北京二一二,一輛是天津吉普車。當群眾衝到小樓前的時候,沿著小樓的牆邊,已經人挨人地站滿了兩排工人民兵和一排解放軍戰士。
為了防備群眾衝進指揮部,“聯合指揮部”調來了一個營的衛戍部隊,又由公安局、民兵指揮部調來民兵200人,在小樓前建起了警戒線。
廣場上的群眾來到小樓前後,又喊起了口號聲:
“還我花圈!”
“還我戰友!”
這時,有人帶頭喊出了一句新的口號:“給人民以悼念周總理的權利!”
這是爭取人民應有權利的呼聲。它立刻和前麵的口號聯到了一起,成為人們鬥爭的重要內容。
然而,小樓裏沒有任何動靜,像死一般地沉寂,沒有人作任何的回答。
見到這種情況,有的群眾爬到了樹上,有的人爬到了汽車上觀看。
站在前排的群眾就對工人民兵和警衛戰士說:“把你們的領導叫出來。”
但是,他們卻回答說:“這裏沒有什麽領導,也沒有花圈。”
群眾一聽,又氣憤了,很多人大聲喊叫起來:“衝進去!衝進去!”
隊伍一下亂了,人們開始向裏擠,一些人一邊擠還一邊對工人民兵說:“你們也都是工人,我們是來找你們頭頭的,沒你們的事,快走吧!”
當時奉命帶領200名工人民兵前來值勤的,是宣武分局治安科的科長和宣武區武裝部的一個副政委。
他們不願意站到與人民對立的立場上,立即下令把全部民兵撤走。
這樣,堵在門口的就剩戰士了。
門很小,隻能容納兩個人並排通過,幾十個戰士死死地擠在門口,群眾並不是那麽容易把他們擠開的。
過了一會,有人便開始宣讀告士兵書了:
“你們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們的糧食是農民生產的,你們的槍是工人製造的,你們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
一個留著小平頭的青年這時也用喇叭向大家說:
“大家不要擠,我們是經過革命鍛煉的人民,是有組織紀律性的,現在宣布無產階級紀律:第一,不許打人;第二,不許破壞公物;第三,要防止階級敵人破壞和搗亂。”
接著,他又說:“我們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們不是鬧事來了,我們是要花圈、要戰友、要悼念周總理的權利來了。”
他的話立刻得到了群眾的響應,人們不再亂了。有人帶頭喊起了口號,唱起了《國際歌》。
這時,有人建議派代表進樓去談判。
這一提議馬上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
在選代表時,很多人都擠過來,自告奮勇地說:“我去!我當代表。”
最後,確定四個人當代表進樓談判,同時又選了一個人當聯絡員,隔幾分鍾出來一次,向群眾報告談判情況。最後又限定了時間為十分鍾。如果他們沒出來,那就是被抓了,由“小平頭”和戴眼鏡的青年組織群眾衝進去營救。
做好安排後,代表們就走到了部隊的前麵向堵門的戰士交涉說:
“讓我們的代表進去和你們的領導談判。”
可是奉命堵門的戰士不敢答應。
“小平頭”看到往裏硬擠很困難,就對大家說:“咱們大家喊一二三,把他們往外拉!”
果然,沒過一會兒就拉出來三四個戰士。
門口鬆動了,一扇玻璃門也被擠掉了。
有些群眾擠上了門前的小台階,跟著群眾衝進了一樓。
但是,通往二樓的樓梯口又被戰士擠住了,代表們上不去。
這時,群眾中有人說:“幹脆把代表們抬起來,從他們頭頂上過去。”
群眾按著這個辦法,把代表們一個個都抬了起來舉到了戰士們的頭上。
一個代表就向一個戰士說:“你們的領導呢?”
正在這時,走出來一個40多歲模樣的軍人。他的左臂佩戴著一個值勤的紅袖章,自稱是連長,是這兒的領導,讓代表們有什麽話和他說。
當代表們向他提出歸還花圈和放回被抓去的人以後,他回答說:“我這裏沒有什麽花圈,也沒有抓人。”
代表們又問他,昨天晚上收花圈和抓人的情況他知道不知道。他回答:“不知道。”代表們又讓他上二樓的涼台上去回答群眾的問題,他卻說:“涼台上的門是鎖著的,開不開。”
代表們說:“人民聚集在這裏,是因為有人破壞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決不是無事生非,是沒有辦法被逼到了這種地步。”
這個人聽了這些話,並不正麵回答群眾提出的問題,隻是一個勁地重複說:“我們也不了解情況。”
這時,站在這個軍人旁邊的一個穿便衣的人說:“你們是代表,希望你們把群眾勸回去,這樣國際影響不好。”
代表們聽了這話以後,當場進行反駁他說:
“你不能把責任推到群眾身上,就是有影響也不是群眾造成的。”
說完又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歸還全部花圈;二、釋放所有因保護花圈、送花圈而被捕的群眾;三、嚴懲昨晚毀壞花圈、抓走群眾的策劃者,並且要保障人民悼念周總理的權利。”
這個軍人聽了之後,聲稱,他做不了主,要向上級匯報。
實際上,這時聯合指揮部的幾個頭頭正在三樓上,對於二樓的情況,他們知道得清清楚楚。群眾代表一進樓的時候,他們之間就商量過和代表談不談,首都民兵指揮部的一個頭頭說:“談什麽呀,我們代表誰呀。”於是就打電話請示,回答說:“不能和他們談判,一談,就等於承認他們是合法的了。”所以,這夥人躲在三樓上,根本不和代表見麵。
就在談判代表進樓後不久,曆史博物館跑出了100多名戰士,由一個40多歲的軍官領隊,直往人群衝來。
他們要幹什麽,人們一看就知道。最先發現他們的是當時爬在樹上的一個工人,他立刻向“小平頭”喊道:“解放軍衝過來了。”
“小平頭”立刻拿起喇叭喊起來:“後麵的群眾把他們堵回去!”
幾個正站在吉普車上的青年馬上跳下來擋住他們的去路。
一個青年領頭振臂高呼:
“解放軍和人民心連心!”
“我們永遠懷念周總理!”
領頭的軍官立即停住了腳步,接著,四人一排的隊伍都整齊地停了下來。有的戰士憨厚的臉上露出同情而又為難的表情,有的眼眶裏閃著晶瑩的淚花。
他們不願意鎮壓人民,結果都退回去了。
正在這時,樹上的“觀察哨”又喊了起來:
“那邊警察又來了!”
隻見200多名警察排成兩列,突然從南麵郵局那邊拐了出來,一路橫衝直撞。
正在台階上的“小平頭”,立刻拿起話筒說:“同誌們,大家把警察擋回去!”
人們立刻行動起來。在群眾的鬥爭下,警察很快也退走了。
十分鍾已經過去了。“小平頭”沒有戴表,很多戴表的群眾在廣場發生那麽多事情的時候,也是顧不上看表了。反正,人們覺得代表們進樓談判的時間快要到了,於是有人把時間長度隨便定在一個點上,並且告訴“小平頭”:“還有兩分鍾!”
“小平頭”拿起喇叭向群眾喊道:“還有兩分鍾……還有一分鍾,衝啊!”
“小平頭”帶頭向前衝去,後邊的群眾也一下子湧進了小樓的前廳。恰恰在這個時候,四名代表從樓上下來。
談判的結果自然使群眾失望,但這也是很多群眾預料中的。
首先這根本不是什麽談判,而那位軍人的最後幾句話對於問題的解決是毫無補益的,隻能使群眾更加憤怒。
一個代表在離開小樓的時候,對那個軍人說:“我們隻有把實際情況告訴群眾,群眾要怎麽辦,那就隻能怎麽辦!”
他說的這句話並不是威脅,隻不過是說實在話而已,算是一個坦率的忠告。因為稍微知道一點當時群眾情緒的人,都會這樣認為的。
但即使這樣,那個軍人的回答仍然是一副毫無表情的臉和一張緊閉的嘴唇。
群眾知道了這些情況後,又一次被激怒了。
人們覺得是自己的感情受到了無法容忍的愚弄,覺得跟這些奉命來的解放軍對話解決不了問題。很多群眾又呼拉一下衝進了小樓,自己去找花圈。在小樓東邊的倉庫裏,群眾找到了六七個花圈,接著,又有人從小樓的院裏找到了七八個花圈。
盡管這些花圈隻不過是被“四人幫”收走的千千萬萬個花圈中極少的一部分,但是此時,它們在小樓裏被群眾找到,這就是群眾鬥爭的一個巨大的勝利。
“四人幫”的陰謀和破壞
從4月初開始,“四人幫”一夥對人民群眾在天安門紀念碑前紀念周總理的活動,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那幾天,王洪文多次深更半夜從人民大會堂坐著小車到廣場窺測動靜。
4月4日下午,他又突然竄到人民大會堂,爬上平台,睜大那雙惡狼般的眼睛,窺視天安門廣場。
當天晚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又一起來到大會堂,策劃收花圈。
那天,江青的情緒特別煩躁,她板著鐵青的麵孔把北京市負責公安工作的頭頭狠狠地訓斥了一通:
“北京發生了這麽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你們就不管,也管不了,你們都是幹什麽吃的,在天安門廣場鬧事的人,該抓的抓,該判的判!”
王洪文馬上附和說:
“對首犯要判重刑。”
說著,他轉身對身邊的服務員說:“人家打上門來了,你們怕不怕,我告訴你們,沒關係,中央會采取措施的。”
他那幾天像得了恐懼症一樣,一會問這個“你怕不怕?”一會又問那個“你怕不怕?”在人民大會堂工作的服務員心裏想:我們沒有做虧心事,心裏沒有鬼,有什麽可怕的?搞陰謀詭計的人才心神不定呢!
這天深夜,王洪文又坐著小汽車,到廣場兜了幾圈,然後偷偷溜進了曆史博物館西南角上聯合指揮部的小灰樓,他親自坐鎮,調集了200多輛大卡車和好幾千民兵、警察,殘酷地毆打並無理拘捕守護花圈的群眾,一夜之間,把廣大人民群眾精心製作的成千上萬個花圈洗劫一空。
4月5日清早,人們發現紀念碑前的花圈橫遭洗劫,再也按不住心中的怒火了。
這時,一個家夥又故意尋釁,公開跳出來攻擊周總理,於是,人們抓住他的衣領,要揍這個家夥,一直追到大會堂的東門台階上。憤怒的群眾就在大會堂前高呼:“誓死捍衛周總理!”“還我花圈!”“還我戰友!”
當時,大會堂前,人山人海,歎聲加雪,悲歌震天。
不出所料,“四人幫”一夥下令把大會堂的四門緊閉,還準備了大量捆綁、毆打群眾的繩索和棍棒,運來了大批武器彈藥,調集了成千戰士,埋伏在大會堂裏,隨時準備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血腥鎮壓。
4月5日下午三點半左右,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再次竄到人民大會堂東麵對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廳室。
這四人個家夥一個個臉色陰森。
姚文元那幾天沒有睡個安穩覺,臉浮腫著,眼裏充滿血絲,胡子拉茬。
說來也巧,聚集在聯合指揮部小灰樓和曆史博物館前的群眾,好像知道“四人幫”就在對麵的大會堂窺視似的,偏偏要在他們麵前示威。
“四人幫”剛到大會堂不久,憤怒的群眾接二連三地把汽車點著了。頓時,廣場東南角濃煙滾滾,烈火熊熊。
姚文元露出門牙,連聲狂叫:“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嗬,活生生的階級鬥爭!”
張春橋提高嗓門說道:“這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現!這是在中國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對付這些鬧事的暴徒,在廣場不能輕易開槍,可以用水龍頭衝他們嘛!”
江青接著說:“也可以用大棒子打嘛!”“四人幫”的一個同夥也凶狠地說:“我手裏有槍,槍上有刺刀,刺刀是不吃素的!”
有人指著一輛已點燃的汽車說:“看,又點著了一輛。”
王洪文心煩意亂地說:“怕什麽呀,這樣可以變成好事嘛!”
江青則歇斯底裏地說:“你們趕快分頭布置,要立即采取行動。”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窗前,拿著望遠鏡向廣場又看了一會兒。
當王洪文發現廣場上停了不少掛著部隊車牌的北京吉普車,立即指使人說:“都是哪些部隊的車?快給我下去把車牌子記下來,以後好查!”
下午4點左右,他們開始分頭布置行動。王洪文負責指揮行動部隊、警察和民兵;姚文元負責那篇廣播講話稿和播放錄音;張春橋是總指揮。
約莫5點半鍾,聯合指揮部的小灰樓起火了。此時,鎮壓群眾的隊伍還沒有調集到,廣播講話也還沒有播放,急得這幾個家夥像熱鍋上的螞蟻。
張春橋低著頭,背著手,邊走邊念叨:“這樣怎麽行!要是打起仗來,怎麽辦?”
王洪文和姚文元一遍又一遍地抓起電話緊催:“快調集隊伍。”
“快播放講話。”
6點半鍾左右,那篇廣播講話才開始播放。開始他們打算用天安門城樓下的播音室,怕被廣場的群眾發現,給砸了,臨時又改用安裝在大會堂的廣播設備。
三個多小時後,鎮壓群眾的隊伍開始在廣場上蠕動著。當拿著木棍、鐵棒的隊伍把整個廣場都包圍了之後,張春橋如釋重負地說:“好了,沒有事了,我們可以放心地走了。”
姚文元仍有些不放心,他從二樓的一個廳跑到一樓東門,隔著大玻璃看外邊的動靜。
看了一會兒後,又壯了壯膽子,對他的警衛員和秘書說:
“走,咱們勇敢一點,到大門外頭去看看。”
在身邊的工作人員以為他要到廣場上去看看呢,誰知他剛邁出大門兩步,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9點鍾,一場慘無人道的血腥鎮壓開始了。
打手們手拿大棒、鐵棍,凶惡地毆打手無寸鐵的群眾。頓時,廣場的斥責聲、慘叫聲、怒吼聲響成一片。
夜深了,四周靜靜的,隻有瑟瑟的風聲,像是人們在悲憤地哭泣。
4月7日一大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就來到了人民大會堂。他們打電話給在《人民日報》的那個心腹,要他帶幾個人到大會堂來炮製那篇臭名昭著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
姚文元同他們一見麵,就眉飛色舞地對那個像大蝦似地躬著腰的心腹說:“大好事,大好事,你們把反映天安門事件的幾期情況,編成一篇公開報道。”
他還特意把這夥黑筆杆帶到一個大廳裏,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見麵,為他們邀功請賞。
姚文元說:“他們就是搞天安門情況的!”
江青快步迎上去,怪聲怪氣地說:“啊!我們的‘土記者’,我們的英雄來了,歡迎呐!歡迎!我們勝利了,祝賀你們!”
她煞有介事地對在場的人說:“你們不曉得吧?好多情況都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搞到的呀!”回頭又問那幾個人:“你們挨打了沒有呀?”
王洪文說:“你們有功勞呀!”他還大聲嚷道:“咱們要慶功,要喝慶功酒!”
他吩咐服務員趕快準備上好酒菜、新鮮水果。
江青一連聲叫嚷:“今天是慶功酒,每個人都要喝,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要給他們酒喝!”
酒足飯飽之後,王、張、江、姚就一起炮製這篇欺世盜名的假報道。他們和心腹等人圍在兩張拚起來的大桌子旁,時而七嘴八舌地吵吵嚷嚷,時而交頭接耳,遠遠看去,就像一堆蒼蠅擠在糞堆上叫嗡。
張春橋在說到鄧小平同誌時,一口一個鄧納吉;說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時,一口一個反革命、暴徒。
從上午10點開始到晚上7點多鍾,一篇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黑文終於炮製出來了。
江青得意洋洋地來到大廳,高聲對在場的工作人員說:
“今天晚上有好消息,你們都等著聽廣播吧!”
流血的廣場
“聯合指揮部”的頭頭們逃出小灰樓後,來到了衛戍區辦公樓的會議室。
下午5點半鍾,北京衛戍區的一個會議室裏正在開會。
他們一進入會議室,就有人給他們端來茶水,以示慰問,有一個頭頭哭著向在座的人說:
“我沒有完成首長們交給的任務。”
接著,他在一片安慰聲中匯報了情況。
然後,商討了具體鎮壓群眾運動的決定,部署晚上進行“反擊”。
一個與會者說:“民兵在中山公園成立一個新的指揮點。”
他還對這次現場指揮由什麽人掛帥,什麽人參加,都一一作了具體的指示。
另一個與會者說:“民兵、公安、部隊都帶上木棒。”
廣播稿也起草出來了,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被找來錄了音。
一切都進行得如此迅速。從開會、匯報情況、部署反擊、起草講話稿、以至錄音,在一小時之內,全部結束了。
下午6點25分,廣場上開始廣播那個講話了。整個廣場上的喇叭全部打開,音量放到了最高度,使人站在喇叭下都覺得震耳朵:
“同誌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這篇講話錄音,一遍又一遍地在廣場上反複播送著。
這是在向紀念周總理的人們發出最後通牒。
6點多鍾,正是下班時間。很多人路過天安門時,自動來到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