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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4)
由於中蘇邊境衝突後，蘇聯已把持續的軍事集結當成對中國政策的一個中心組成部分，因而在最初考慮中國問題時，尼克鬆政府最擔心的是中國的軟弱，他們害怕蘇聯通過征服中國將會從根本上改善它本身在國際力量均衡中的地位，而對美國不利。基辛格認為：“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於無能為力的地步，蘇聯的全部軍事壓力就要轉向西方。在那種情況下，蘇聯冷酷無情，而美國軟弱無力，那就會促使日本和西歐去遷就蘇聯的其他要求，至於蘇聯周圍的許多小國那就更不用說了。”
於是，三角外交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三角關係不要瓦解，如果這個任務得以完成，那麽蘇聯同中國的“糾纏”就有可能成為遏製蘇聯的工具。正如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國前對尼克鬆所說的那樣：“我們要使我們的對華政策向莫斯科顯示一下，它不能代表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說話；同我們達成協議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必須考慮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可能性――這一切並沒有過分觸犯蘇聯的偏執狂。我們這次對中國采取主動行動得到的最大的好處也許就是對蘇聯的影響。”
基辛格認為，三角外交戰略的運用，一是“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這種“均衡可以保證大國之間的穩定”；二是利用美國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前景，以便在解決越戰問題上得到蘇聯的幫助，“借助於三角外交來解決戰爭是可能的。這兩個共產黨強國，都因為害怕我們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一個，而不能在越南問題上冒和我們決裂的風險，這一點已經是明確無疑了。”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使三角關係公開化，從此，三國政府就不得不在計劃他們的政策時考慮到結成新的聯盟的可能性。當接到訪華的邀請時，基辛格向尼克鬆誇口說：“現在形勢變了，我們開始見到國際新秩序的輪廓了……我們現在已完成這件事，我們已經把各部分全都連接在一起了。”
基辛格認為，三角關係建立起來後，需要非常小心謹慎地把中蘇之間的敵意轉化為對美國有利的條件。“這場遊戲的名稱就叫做均勢”，“這是一場有三方參加的遊戲，然而任何簡單化都有可能導致一場大災難。如果我們表現出猶豫不決或傾向於莫斯科，北京就會被迫與蘇聯和解。然而，如果我們采納中國的看法，我們甚至可能不是在幫助北京，實際上，我們可能會誘使蘇聯對中國發動一場先發製人的進攻，從而麵臨巨大危險的後果。”而要實行他提出的這樣一種建立在難以捉摸、微妙、均衡、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等基礎上的政策，並且還要在中蘇兩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好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走一條中間路線。基辛格打中國牌取得成功的證明之一就是美蘇關於柏林和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談判在“陷入僵局達好幾個月後像魔術一般地解凍了”，而且蘇聯人很快向尼克鬆發出了訪問莫斯科的正式邀請，甚至三個月前蘇聯就這樣訪問所提出的一些條件也取消了。
總之，在尼克鬆―基辛格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更加注意地緣政治方麵的考慮和推行均勢外交。他們認為，利用中蘇分歧，實現美中和解，不僅會使美國在全球戰略上得到巨大的好處，而且還能製衡蘇聯，這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上海公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聲明微妙而又明確地表明了中美兩國反對蘇聯推行擴張主義的共同利益和立場。
由於尼克鬆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及美中的和解，美國在對蘇關係上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它不僅加強了美國對付蘇聯的實力，而且還使蘇聯不得不在70年代加緊同美國實行緩和，使美國在全球力量的重新組合中獲得了戰略上的種種利益，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相對的主動。但是，利用中國因素來實現其對蘇政策方麵的目標還是有種種困難和局限性的。
首先，尼克鬆政府內部存在分歧。以尼克鬆和基辛格為代表的一些人主張以發展美中關係來製衡蘇聯，認為這會促使蘇聯更加願意同美國和解。但政府內也有一些人主張應把改善美蘇關係置於優先地位，他們認為任何改善對華關係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蘇合作告吹。正是由於這樣，當美中關係處於十分微妙的時刻，尼克鬆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不時出現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造成了政策上的一些混亂。
其次，雖然尼克鬆政府要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但他並未改變把中國作為敵對性國家的政策。1969年3月，在就部署反彈道導彈問題作出決定時，尼克鬆仍強調需要對付中國可能的核攻擊。3月14日，在宣布決定時他說：“我認為蘇聯同我們一樣，不願把他們的國家置於中共潛在的威脅之下。”這種說法實際上表明在遏製中國方麵美蘇還是有共同的利益。
第三，利用中國因素製衡蘇聯還要受到美蘇關係的製約。盡管基於美中兩國對蘇聯威脅的共同擔憂實現了雙方的和解，但尼克鬆政府極力避免給人以美中聯合反蘇的印象，基辛格多次表明：“我們並不想與中國聯合起來和蘇聯進行挑釁性的對抗。”在中美雙方和解後，尼克鬆政府又希望通過改善美蘇關係，使它的對華和對蘇政策得到某種平衡，並使美中和解不致損害美蘇緩和的利益。
第四，尼克鬆政府利用中國因素製衡蘇聯的政策存在著根本的矛盾。他試圖利用蘇聯對美中合作的擔心，壓蘇聯以妥協姿態同美國談判與合作，以便在有利於美國的條件下實現美蘇緩和。但中國也要製約美蘇緩和，防止它們合謀反對中國。因此，中國的安全利益同美蘇緩和之間的矛盾使尼克鬆政府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使它不得不謹慎從事，在美中關係和美蘇關係兩方麵都不能走得太遠。
福特雷聲大，雨點小
福特入主白宮時，美蘇緩和正麵臨嚴峻考驗，對其打擊最沉重的無疑是“水門”事件。此時，共和黨政府在國內外已失去了為推行緩和政策所必須的那種政治上強有力地位，在幾乎兩年半的時間裏，福特政府無論是在處理和蘇聯還是中國的關係方麵都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不可否認，蘇聯由於對中國的擔憂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加強了美國在談判中的地位，這種全球力量的均衡的改變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的最重要成就。的確，同一個20多年來與美國處於敵對狀態的沒有邦交的亞洲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新的關係，不僅是尼克鬆外交政策中具有曆史意義的最重要的突破，而且也是戰後美國外交史上一個驚人的轉折。
但是，蘇聯對此問題的擔憂並未隨著它對緩和發生興趣而終止，它為處理中國問題所采取的軍事措施不應僅僅被看作是反華，這些措施也有針對美國的意圖。蘇聯為針對中國的持續的軍事集結不僅充實了它的現代武器庫，並且還日益增強了蘇聯抵抗美國及其盟國的能力。
另一方麵，在美國國內反對緩和的勢力正在增長，在國會，以參議員傑克遜為代表的強硬派堅持把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同要求蘇聯放寬猶太人移民聯係起來的做法使緩和上空籠罩陰雲。在政府內，以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為代表的反對緩和的勢力強調蘇聯的威脅，要求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並在戰略武器談判中采取強硬立場。
1975年，美國國內就中國在美國對蘇戰略中的作用展開了一場辯論，其中關鍵的問題是中美軍事關係。以傑克遜和施萊辛格為代表的強硬派主張聯合中國對付蘇聯。他們認為，向中國出售某些先進武器或轉讓某些先進軍事技術，可以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提高中國遏製蘇聯的能力，在遠東更多地牽製蘇聯的常規兵力，減少其在西線對北約的壓力，而且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還可以迫使蘇聯在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和其他雙邊關係方麵作出讓步，並且還能增加中蘇間的猜疑和緊張，使中國采取傾向美國的政策，防止中蘇和好。然而，負責掌管美國外交的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緩和派則對此持謹慎態度，作為基辛格的地緣政治戰略，就是要利用蘇聯對美中聯合抗蘇的擔憂來壓蘇聯作出妥協。他認為，發展同中國的軍事關係不是以此來過分刺激蘇聯，使其對美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方針，危及美蘇緩和，而僅僅是增強美國在對蘇關係中的地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必須服從與蘇聯的緩和這一利益。
在強硬派的壓力下，1975年12月，福特和基辛格訪華時不得不朝著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的方向作出了一個姿態，他們讚同英國向中國出售噴氣飛機發動機並在西安建立一個製造發動機的工廠。
1976年是個不祥之年。首先，由於蘇聯加緊幹涉安哥拉，美蘇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中的僵局遲遲不能打破，福特―基辛格的緩和路線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其次，這一年恰逢美國大選，從年初起，情況就極不利於福特的競選連任。兩黨保守派和自由派中的“新保守派”民主黨人正聯合起來對緩和發起攻擊。為此，福特政府不得不對限製戰略武器談判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到3月，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實際上已被擱置起來。3月5日，福特在一次講話中宣布：“我們將忘掉使用緩和這個詞。”從此，福特政府開始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取代了緩和政策，在美蘇關係的各個領域裏，美國也開始執行較以前強硬的政策。
此時的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相繼逝世，鄧小平被解除了領導職務。福特政府是密切地注視著中國政局的變化，他們擔心中國領導層的變動會導致中國政策的改變而不利於美國。為此，美國通過繼續支持中國反對蘇聯的威脅以及加強同中國的軍事合作來表明它對中美關係的立場。10月1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向中國出售兩部具有軍事用途的Cyper-72型電子計算機，以此作為在中美軍事合作方麵的進一步行動。
雖然如此，福特政府在支持中國反對蘇聯威脅方麵仍然是小心謹慎的，其支持也主要是停留在口頭上，它並不意味著美國將采取聯華反蘇的方針。相反，福特政府不願因中美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中美在軍事上的合作促使蘇聯作出強烈反應，從而危及美蘇關係。1976年9月，基辛格還在一次談話中否認了施萊辛格關於可能向中國出售武器的建議，他說：“我們從未同中國就防務問題進行過討論，我預計今後也不會有這種討論。”由於美國對蘇和對華政策間的相互製約，使福特政府不得不謹慎從事，其結果是在對蘇與對華關係兩方麵都進退兩難，難以取得重大進展。此時，中美關係甚至出現了某種停滯不前的現象，尤其是在實現關係正常化方麵沒能取得突破。
卡特的“中國牌”打得越來越高明
1977年1月，卡特一上台就在處理對外政策的方法上顯示出對基辛格的現實政治相當反感，他在作總統候選人時就曾抨擊過它，他提出以加強美歐日三邊同盟和改善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來阻遏蘇聯的擴張，維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卡特對國務卿萬斯第一次出訪中國前所作的指示中就表達了與過去對外政策決裂的意向：“我們不能奉承他們。”卡特說，“不能像尼克鬆和基辛格那樣做。”萬斯本人也表達了這種在不使蘇聯受損害的情況下與中國發展關係以獲取某些三角利益的後現實政治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和中蘇兩個對手的關係不一定要聯係在一起，他讚成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因為中國“是一個將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國，而不僅僅是一個能成為對蘇聯的一種有益的抗衡的國家”。但實際上，萬斯開始把同中國的關係看作是對美蘇關係不斷增加的威脅。
然而另一方麵，卡特政府又繼續推行尼克鬆―福特―基辛格的緩和政策，希望以此來謀求一個穩定的世界局麵。他上任之初就致信勃列日涅夫，表示要“在互惠、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同蘇聯改善關係”，希望盡早舉行美蘇最高級會談。在軍備控製方麵，卡特政府也迫切需要同蘇聯達成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協定，以穩定業已形成的美蘇戰略均勢。
由於卡特政府對於推行美蘇緩和並沒一個明確和統一的方針，以國務卿萬斯為代表的一派更多地重視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一派則強調美蘇競爭的一麵。因此，美國在處理戰略三角關係上具有了新的特色：因在對待中蘇兩國其中一國的政策上的意見不一致影響到對另一國的政策製定。
此外，卡特的人權外交同他的緩和政策也是矛盾的。人權外交反映了民主黨的理想主義外交政策傳統和卡特本人強烈的道德觀。這和尼克鬆―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形成了鮮明對照。在蘇聯看來，卡特的人權外交對蘇聯的國內政治構成了巨大挑戰，因而它同緩和精神是不一致的。
在卡特政府執政的第一年，他把中美關係放在了美蘇關係之後。他希望先和蘇聯達成限製戰略武器協議，然後再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布熱津斯基卻主張利用“中國牌”來推動美蘇關係。1977年3月，當萬斯訪蘇時被蘇聯拒絕了美國提出的關於限製戰略武器問題的建議並譴責卡特的人權外交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讚成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以此對蘇聯施壓。但萬斯和國務院的官員則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這會對蘇聯太有挑釁性，他們不希望中美關係的發展妨礙美蘇緩和以及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取得進展。1977年，美國政府內部的爭論以拒絕打“中國牌”而告終，萬斯一派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到了1978年，形勢的變化卻迫使卡特政府開始對蘇聯采取較以前強硬的路線。
首先，蘇聯和古巴對非洲三角的幹涉及蘇聯相繼在阿富汗、南也門、印度支那等地連連得手嚴重地威脅到美國的全球利益，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強同蘇聯的抗爭。
其次，蘇聯在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中的不妥協態度和它在第三世界的行為，使卡特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其緩和政策也受到更多的批評。人們要求他增加防務開支，在軍控談判中持更為強硬的立場，而且對蘇聯在非洲的幹涉作出強有力的反應。
第三，中國政府也激烈地批評美國國內的“綏靖主義”思潮，指責美國政府的一些人企圖使蘇聯轉向東方，以犧牲其他國家安全的辦法來使自己解除來自蘇聯的威脅。
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韋克福雷斯特大學發表了主要由布熱津斯基起草的演說，他著重指出，由於蘇聯加速發展軍事力量，美國有必要加強自身的軍事建設，以適應安全方麵的需要，美國“不會允許任何其他國家取得對我們的軍事優勢”，“如果蘇聯不在發展核武器和其他地區衝突中表現克製，美國公眾對美蘇合作的支持必將大大削弱。”這篇講話標誌著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對蘇政策。
為此，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實際步驟：增加了北約的防務預算；推動埃以和解，削弱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加緊向非洲和中東一些國家提供經濟、軍事援助以及放慢從南朝鮮撤軍。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進一步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這幾乎成了美國政府當時用來對付蘇聯惟一有效的一張牌。卡特本人此時也看到了中國潛在的價值：“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更令人感興趣的潛在利益之一是中國具有暗中支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能力，而對這些國家我們卻難以與之建立聯係。”
1978年4月，卡特宣布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概念，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他不顧萬斯的反對，派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華，這標誌著美國願意加快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訪問期間，布熱津斯基表示，“美國並不把它同中國的關係看作權宜之計。我們認識到中國決心抵抗任何國家尋求建立全球霸權或地區霸權的努力，我們也有這種決心”。他還表示美國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中美雙方還討論了向中國出售與軍事有關的技術和西方武器問題，美方還向中方詳細介紹了關於美蘇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談判的情況。這次訪問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中一個新的轉折點，雙方在戰略觀點上的一致也使停滯不前的中美關係獲得了新的推動力。此後，中美雙方經過半年的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建立起了正式外交關係。這為70年代末在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形勢下中美聯合抗蘇格局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然而，盡管中美建交大大改善了美國在同蘇聯對抗中的地位，但是，卡特在打“中國牌”方麵仍然是有限度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美國政府並沒有放棄對蘇緩和的基本方針。卡特希望在中美建交後，通過和蘇聯達成新協議來保持美國在中蘇間的平穩，並且實現美蘇首腦會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競選連任創造條件。
第二，美中關係的發展在美國國內遇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美中建交後不久，美國方麵很快從建交公報所宣布的立場後退了。1979年1月26日，卡特向美國國會提交了《與台灣關係法》，4月10日，在參眾兩院分別通過該法後，卡特簽署了這一法案，使之成為美國法律。《與台灣關係法》多處違背中美建交公報，它實際上使美國繼續為台灣的“安全”承擔義務，從而損害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為中美關係的繼續發展製造了嚴重的障礙。這就不能不使美國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的方針受到很大的削弱。
於是，三角外交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三角關係不要瓦解，如果這個任務得以完成，那麽蘇聯同中國的“糾纏”就有可能成為遏製蘇聯的工具。正如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國前對尼克鬆所說的那樣：“我們要使我們的對華政策向莫斯科顯示一下，它不能代表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說話；同我們達成協議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必須考慮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可能性――這一切並沒有過分觸犯蘇聯的偏執狂。我們這次對中國采取主動行動得到的最大的好處也許就是對蘇聯的影響。”
基辛格認為，三角外交戰略的運用，一是“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這種“均衡可以保證大國之間的穩定”；二是利用美國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前景，以便在解決越戰問題上得到蘇聯的幫助，“借助於三角外交來解決戰爭是可能的。這兩個共產黨強國，都因為害怕我們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一個，而不能在越南問題上冒和我們決裂的風險，這一點已經是明確無疑了。”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使三角關係公開化，從此，三國政府就不得不在計劃他們的政策時考慮到結成新的聯盟的可能性。當接到訪華的邀請時，基辛格向尼克鬆誇口說：“現在形勢變了，我們開始見到國際新秩序的輪廓了……我們現在已完成這件事，我們已經把各部分全都連接在一起了。”
基辛格認為，三角關係建立起來後，需要非常小心謹慎地把中蘇之間的敵意轉化為對美國有利的條件。“這場遊戲的名稱就叫做均勢”，“這是一場有三方參加的遊戲，然而任何簡單化都有可能導致一場大災難。如果我們表現出猶豫不決或傾向於莫斯科，北京就會被迫與蘇聯和解。然而，如果我們采納中國的看法，我們甚至可能不是在幫助北京，實際上，我們可能會誘使蘇聯對中國發動一場先發製人的進攻，從而麵臨巨大危險的後果。”而要實行他提出的這樣一種建立在難以捉摸、微妙、均衡、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等基礎上的政策，並且還要在中蘇兩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好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走一條中間路線。基辛格打中國牌取得成功的證明之一就是美蘇關於柏林和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談判在“陷入僵局達好幾個月後像魔術一般地解凍了”，而且蘇聯人很快向尼克鬆發出了訪問莫斯科的正式邀請，甚至三個月前蘇聯就這樣訪問所提出的一些條件也取消了。
總之，在尼克鬆―基辛格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更加注意地緣政治方麵的考慮和推行均勢外交。他們認為，利用中蘇分歧，實現美中和解，不僅會使美國在全球戰略上得到巨大的好處，而且還能製衡蘇聯，這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上海公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聲明微妙而又明確地表明了中美兩國反對蘇聯推行擴張主義的共同利益和立場。
由於尼克鬆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及美中的和解，美國在對蘇關係上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它不僅加強了美國對付蘇聯的實力，而且還使蘇聯不得不在70年代加緊同美國實行緩和，使美國在全球力量的重新組合中獲得了戰略上的種種利益，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相對的主動。但是，利用中國因素來實現其對蘇政策方麵的目標還是有種種困難和局限性的。
首先，尼克鬆政府內部存在分歧。以尼克鬆和基辛格為代表的一些人主張以發展美中關係來製衡蘇聯，認為這會促使蘇聯更加願意同美國和解。但政府內也有一些人主張應把改善美蘇關係置於優先地位，他們認為任何改善對華關係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蘇合作告吹。正是由於這樣，當美中關係處於十分微妙的時刻，尼克鬆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不時出現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造成了政策上的一些混亂。
其次，雖然尼克鬆政府要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但他並未改變把中國作為敵對性國家的政策。1969年3月，在就部署反彈道導彈問題作出決定時，尼克鬆仍強調需要對付中國可能的核攻擊。3月14日，在宣布決定時他說：“我認為蘇聯同我們一樣，不願把他們的國家置於中共潛在的威脅之下。”這種說法實際上表明在遏製中國方麵美蘇還是有共同的利益。
第三，利用中國因素製衡蘇聯還要受到美蘇關係的製約。盡管基於美中兩國對蘇聯威脅的共同擔憂實現了雙方的和解，但尼克鬆政府極力避免給人以美中聯合反蘇的印象，基辛格多次表明：“我們並不想與中國聯合起來和蘇聯進行挑釁性的對抗。”在中美雙方和解後，尼克鬆政府又希望通過改善美蘇關係，使它的對華和對蘇政策得到某種平衡，並使美中和解不致損害美蘇緩和的利益。
第四，尼克鬆政府利用中國因素製衡蘇聯的政策存在著根本的矛盾。他試圖利用蘇聯對美中合作的擔心，壓蘇聯以妥協姿態同美國談判與合作，以便在有利於美國的條件下實現美蘇緩和。但中國也要製約美蘇緩和，防止它們合謀反對中國。因此，中國的安全利益同美蘇緩和之間的矛盾使尼克鬆政府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使它不得不謹慎從事，在美中關係和美蘇關係兩方麵都不能走得太遠。
福特雷聲大，雨點小
福特入主白宮時，美蘇緩和正麵臨嚴峻考驗，對其打擊最沉重的無疑是“水門”事件。此時，共和黨政府在國內外已失去了為推行緩和政策所必須的那種政治上強有力地位，在幾乎兩年半的時間裏，福特政府無論是在處理和蘇聯還是中國的關係方麵都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不可否認，蘇聯由於對中國的擔憂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加強了美國在談判中的地位，這種全球力量的均衡的改變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的最重要成就。的確，同一個20多年來與美國處於敵對狀態的沒有邦交的亞洲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新的關係，不僅是尼克鬆外交政策中具有曆史意義的最重要的突破，而且也是戰後美國外交史上一個驚人的轉折。
但是，蘇聯對此問題的擔憂並未隨著它對緩和發生興趣而終止，它為處理中國問題所采取的軍事措施不應僅僅被看作是反華，這些措施也有針對美國的意圖。蘇聯為針對中國的持續的軍事集結不僅充實了它的現代武器庫，並且還日益增強了蘇聯抵抗美國及其盟國的能力。
另一方麵，在美國國內反對緩和的勢力正在增長，在國會，以參議員傑克遜為代表的強硬派堅持把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同要求蘇聯放寬猶太人移民聯係起來的做法使緩和上空籠罩陰雲。在政府內，以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為代表的反對緩和的勢力強調蘇聯的威脅，要求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並在戰略武器談判中采取強硬立場。
1975年，美國國內就中國在美國對蘇戰略中的作用展開了一場辯論，其中關鍵的問題是中美軍事關係。以傑克遜和施萊辛格為代表的強硬派主張聯合中國對付蘇聯。他們認為，向中國出售某些先進武器或轉讓某些先進軍事技術，可以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提高中國遏製蘇聯的能力，在遠東更多地牽製蘇聯的常規兵力，減少其在西線對北約的壓力，而且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還可以迫使蘇聯在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和其他雙邊關係方麵作出讓步，並且還能增加中蘇間的猜疑和緊張，使中國采取傾向美國的政策，防止中蘇和好。然而，負責掌管美國外交的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緩和派則對此持謹慎態度，作為基辛格的地緣政治戰略，就是要利用蘇聯對美中聯合抗蘇的擔憂來壓蘇聯作出妥協。他認為，發展同中國的軍事關係不是以此來過分刺激蘇聯，使其對美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方針，危及美蘇緩和，而僅僅是增強美國在對蘇關係中的地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必須服從與蘇聯的緩和這一利益。
在強硬派的壓力下，1975年12月，福特和基辛格訪華時不得不朝著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的方向作出了一個姿態，他們讚同英國向中國出售噴氣飛機發動機並在西安建立一個製造發動機的工廠。
1976年是個不祥之年。首先，由於蘇聯加緊幹涉安哥拉，美蘇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中的僵局遲遲不能打破，福特―基辛格的緩和路線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其次，這一年恰逢美國大選，從年初起，情況就極不利於福特的競選連任。兩黨保守派和自由派中的“新保守派”民主黨人正聯合起來對緩和發起攻擊。為此，福特政府不得不對限製戰略武器談判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到3月，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實際上已被擱置起來。3月5日，福特在一次講話中宣布：“我們將忘掉使用緩和這個詞。”從此，福特政府開始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取代了緩和政策，在美蘇關係的各個領域裏，美國也開始執行較以前強硬的政策。
此時的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相繼逝世，鄧小平被解除了領導職務。福特政府是密切地注視著中國政局的變化，他們擔心中國領導層的變動會導致中國政策的改變而不利於美國。為此，美國通過繼續支持中國反對蘇聯的威脅以及加強同中國的軍事合作來表明它對中美關係的立場。10月1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向中國出售兩部具有軍事用途的Cyper-72型電子計算機，以此作為在中美軍事合作方麵的進一步行動。
雖然如此，福特政府在支持中國反對蘇聯威脅方麵仍然是小心謹慎的，其支持也主要是停留在口頭上，它並不意味著美國將采取聯華反蘇的方針。相反，福特政府不願因中美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中美在軍事上的合作促使蘇聯作出強烈反應，從而危及美蘇關係。1976年9月，基辛格還在一次談話中否認了施萊辛格關於可能向中國出售武器的建議，他說：“我們從未同中國就防務問題進行過討論，我預計今後也不會有這種討論。”由於美國對蘇和對華政策間的相互製約，使福特政府不得不謹慎從事，其結果是在對蘇與對華關係兩方麵都進退兩難，難以取得重大進展。此時，中美關係甚至出現了某種停滯不前的現象，尤其是在實現關係正常化方麵沒能取得突破。
卡特的“中國牌”打得越來越高明
1977年1月，卡特一上台就在處理對外政策的方法上顯示出對基辛格的現實政治相當反感，他在作總統候選人時就曾抨擊過它，他提出以加強美歐日三邊同盟和改善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來阻遏蘇聯的擴張，維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卡特對國務卿萬斯第一次出訪中國前所作的指示中就表達了與過去對外政策決裂的意向：“我們不能奉承他們。”卡特說，“不能像尼克鬆和基辛格那樣做。”萬斯本人也表達了這種在不使蘇聯受損害的情況下與中國發展關係以獲取某些三角利益的後現實政治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和中蘇兩個對手的關係不一定要聯係在一起，他讚成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因為中國“是一個將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國，而不僅僅是一個能成為對蘇聯的一種有益的抗衡的國家”。但實際上，萬斯開始把同中國的關係看作是對美蘇關係不斷增加的威脅。
然而另一方麵，卡特政府又繼續推行尼克鬆―福特―基辛格的緩和政策，希望以此來謀求一個穩定的世界局麵。他上任之初就致信勃列日涅夫，表示要“在互惠、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礎上同蘇聯改善關係”，希望盡早舉行美蘇最高級會談。在軍備控製方麵，卡特政府也迫切需要同蘇聯達成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協定，以穩定業已形成的美蘇戰略均勢。
由於卡特政府對於推行美蘇緩和並沒一個明確和統一的方針，以國務卿萬斯為代表的一派更多地重視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一派則強調美蘇競爭的一麵。因此，美國在處理戰略三角關係上具有了新的特色：因在對待中蘇兩國其中一國的政策上的意見不一致影響到對另一國的政策製定。
此外，卡特的人權外交同他的緩和政策也是矛盾的。人權外交反映了民主黨的理想主義外交政策傳統和卡特本人強烈的道德觀。這和尼克鬆―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形成了鮮明對照。在蘇聯看來，卡特的人權外交對蘇聯的國內政治構成了巨大挑戰，因而它同緩和精神是不一致的。
在卡特政府執政的第一年，他把中美關係放在了美蘇關係之後。他希望先和蘇聯達成限製戰略武器協議，然後再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布熱津斯基卻主張利用“中國牌”來推動美蘇關係。1977年3月，當萬斯訪蘇時被蘇聯拒絕了美國提出的關於限製戰略武器問題的建議並譴責卡特的人權外交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讚成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以此對蘇聯施壓。但萬斯和國務院的官員則反對這樣做，他們認為這會對蘇聯太有挑釁性，他們不希望中美關係的發展妨礙美蘇緩和以及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取得進展。1977年，美國政府內部的爭論以拒絕打“中國牌”而告終，萬斯一派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到了1978年，形勢的變化卻迫使卡特政府開始對蘇聯采取較以前強硬的路線。
首先，蘇聯和古巴對非洲三角的幹涉及蘇聯相繼在阿富汗、南也門、印度支那等地連連得手嚴重地威脅到美國的全球利益，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強同蘇聯的抗爭。
其次，蘇聯在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中的不妥協態度和它在第三世界的行為，使卡特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其緩和政策也受到更多的批評。人們要求他增加防務開支，在軍控談判中持更為強硬的立場，而且對蘇聯在非洲的幹涉作出強有力的反應。
第三，中國政府也激烈地批評美國國內的“綏靖主義”思潮，指責美國政府的一些人企圖使蘇聯轉向東方，以犧牲其他國家安全的辦法來使自己解除來自蘇聯的威脅。
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韋克福雷斯特大學發表了主要由布熱津斯基起草的演說，他著重指出，由於蘇聯加速發展軍事力量，美國有必要加強自身的軍事建設，以適應安全方麵的需要，美國“不會允許任何其他國家取得對我們的軍事優勢”，“如果蘇聯不在發展核武器和其他地區衝突中表現克製，美國公眾對美蘇合作的支持必將大大削弱。”這篇講話標誌著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對蘇政策。
為此，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實際步驟：增加了北約的防務預算；推動埃以和解，削弱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加緊向非洲和中東一些國家提供經濟、軍事援助以及放慢從南朝鮮撤軍。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進一步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這幾乎成了美國政府當時用來對付蘇聯惟一有效的一張牌。卡特本人此時也看到了中國潛在的價值：“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更令人感興趣的潛在利益之一是中國具有暗中支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能力，而對這些國家我們卻難以與之建立聯係。”
1978年4月，卡特宣布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概念，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他不顧萬斯的反對，派布熱津斯基於1978年5月訪華，這標誌著美國願意加快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訪問期間，布熱津斯基表示，“美國並不把它同中國的關係看作權宜之計。我們認識到中國決心抵抗任何國家尋求建立全球霸權或地區霸權的努力，我們也有這種決心”。他還表示美國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中美雙方還討論了向中國出售與軍事有關的技術和西方武器問題，美方還向中方詳細介紹了關於美蘇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談判的情況。這次訪問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中一個新的轉折點，雙方在戰略觀點上的一致也使停滯不前的中美關係獲得了新的推動力。此後，中美雙方經過半年的談判，終於達成協議，建立起了正式外交關係。這為70年代末在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形勢下中美聯合抗蘇格局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然而，盡管中美建交大大改善了美國在同蘇聯對抗中的地位，但是，卡特在打“中國牌”方麵仍然是有限度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美國政府並沒有放棄對蘇緩和的基本方針。卡特希望在中美建交後，通過和蘇聯達成新協議來保持美國在中蘇間的平穩，並且實現美蘇首腦會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為競選連任創造條件。
第二，美中關係的發展在美國國內遇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美中建交後不久，美國方麵很快從建交公報所宣布的立場後退了。1979年1月26日，卡特向美國國會提交了《與台灣關係法》，4月10日，在參眾兩院分別通過該法後，卡特簽署了這一法案，使之成為美國法律。《與台灣關係法》多處違背中美建交公報，它實際上使美國繼續為台灣的“安全”承擔義務，從而損害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為中美關係的繼續發展製造了嚴重的障礙。這就不能不使美國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的方針受到很大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