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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3)
1978年12月14日，鄧小平接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這位美國老資格外交官深知中美關係正常化已到緊要關頭，為自己能參與曆史性的會見而激動萬分。他與鄧小平研究公報草案，保證按條約規定在1979年底自動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鄧小平對此表示欣賞，要求美國在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仍然有效的最後一年裏，不再向台灣出售武器。
伍德科克代表卡特總統正式邀請鄧小平訪美，鄧小平爽快地接受邀請。卡特對鄧小平如此幹脆答應訪美感到吃驚，中美雙方都為雙方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欣喜異常。
在美國右翼勢力幹擾下，伍德科克在最後關頭又提出新意見說：“我奉美國政府之命，希望貴方同意美國在暫停對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後，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權利，盡管美國將盡可能加以克製。”韓念龍代外長表示：“中國方麵對此堅決反對，沒有商量的餘地。”伍德科克看會談陷入僵局，提出建議說：“我對中方的態度表示理解，希望暫時擱置這一分歧。”韓念龍稍做思考說：“為了顧全大局，我同意暫時擱置分歧。”
會談結束後，韓念龍馬上會見鄧小平研究對付方案。在第二天的中美會談中，鄧小平親自出馬，對伍德科克闡述中國的態度說：
“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設置障礙。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麵，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伍德科克深知這是個最微妙和最困難的問題，見鄧小平的講話既有令人尊敬的原則性，也有使他極感興趣的靈活性，更印證了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的評價：“鄧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機智、精明、理解很快，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麽、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伍德科克迅速把鄧小平的意見報回華盛頓，美方仔細研究後，布熱津斯基12月15日早晨在華府約見柴澤民時說，美國同意在這一問題上各持異議。
經中美緊張談判，雙方達成三項協議：
（一）美國承認中國關於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布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
（三）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
1978年12月16日，中國領導人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他回顧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美國有關總統尼克鬆、福特、卡特和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及萬斯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的寶貴貢獻，然後更強調指出：“中美建交是一個曆史性的事件，它將為發展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促進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開辟廣闊的前景，也將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有個記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美關係正常化是否會使中蘇關係惡化？在場的人都覺得難以回答，華國鋒說：“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並不意味著結成中日美三國軸心或同盟，但毫無疑問有利於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無論是大霸權主義，還是小霸權主義，也無論是全球性的霸權主義，還是地區性的霸權主義。”
同一天，美國政府同時在華盛頓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宣布中美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卡特總統發表電視談話說：“我們采取這一重要步驟並非出於暫時的策略的原因或權宜之計。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因此，中國在世界事務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在未來的年月中隻會越來越重要。”
鄧小平更深刻指出：“中美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是兩國關係中的曆史性事件，也是國際生活中有著深遠影響的大事。卡特總統在宣傳中美建交消息時說，美國並不是出於暫時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權宜之計而采取這個重要步驟的。我讚賞這個富有遠見的見解。中國政府一向是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係的。”
第九節 基辛格小心走鋼絲，福特雷聲大，雨點小
尼克鬆政府明智地承認了美國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
理查德？尼克鬆和亨利？基辛格發明了三角外交並極為成功地將其加以兜售。
基辛格也認為：“中國人民顯然是一個偉大的人民。”
基辛格認為，三角外交戰略的運用，“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
尼克鬆一直都在誇耀此一突破全是他的功勞。
他會找些理由拖延辯論和討論的進行，甚至借口發生鼠疫或其他大災禍，把聯合國大廈封鎖一星期。
福特入主白宮時，美蘇緩和正麵臨嚴峻考驗，對其打擊最沉重的無疑是“水門”事件。
“戰略三角關係”的形成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世界形成了一個以美蘇對抗為基本特點的兩極國際體係。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擁有最強的實力，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占據支配地位，其對抗與緩和都對世界形勢有巨大的影響。因此，美國戰後曆屆政府所麵臨的最重要、最緊張的課題，就是同蘇聯的對抗，其對蘇政策也就成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雖然美國對蘇政策的製訂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但中國因素無疑是這眾多因素中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為中國是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亞洲大國。在地理位置上介於美蘇之間，中國無論向哪一邊傾斜都會對世界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中國對於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畢竟是有限度的，對美國來說，美蘇關係的重要性總是高於美中關係。
50年代初期，美蘇均勢尚未形成，美國在力量對比上仍占據優勢。此時，中國的“一邊倒”的方針對蘇聯極為有利，它改變了美蘇力量的對比，給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美國不得不麵對“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的挑戰，被迫從歐亞兩線作戰，實行全球遏製，在軍事上則采取“兩個半戰爭”的戰略，設想在亞洲同中國，在歐洲同蘇聯同時打兩場大戰。
從50年代末開始，中蘇關係由於兩國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終於導致分裂，美國也改變了“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看法，不再感到中蘇聯合的壓力。然而，當時的美國執政者並沒有意識到中蘇分裂的深遠意義而加以利用，此時的約翰遜政府也一心隻想贏得越南戰爭，沒有把中美關係的改善提到議事日程上。
到60年代後期，隨著國際形勢和中美兩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美國通過改善對華關係來製衡蘇聯成為了可能，美國對蘇政策中的中國因素也變得空前活躍和重要起來。
首先，世界戰略格局和美蘇間的相互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的經濟相對衰落，而蘇聯不僅取得了同美國的核均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縮小了同美國的經濟差距，擴充了軍備和加強了軍事實力。尼克鬆政府明智地承認了美國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正由兩極走向多極，出現了美國、蘇聯、西歐、日本、中國這“五大力量中心”。美國已經不再“處於十分突出的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而蘇聯已成為這幾個中心中惟一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美國造成最大威脅的國家。為了遏製蘇聯的擴張主義，美國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其他幾個大國，為此，美國“為了製定一種新的對外政策來迎合一個新時代的需要”而從四個方麵調整了其全球戰略：第一，由於美國的實力地位正在下降，美國有必要改變兩極戰略結構，利用中蘇分裂並把希望寄托在“蘇聯集團的內部演變”上；第二，同蘇聯相比，中國給越南的援助是更實質性的，美國在結束越南戰爭的問題上更需要中國，但尼克鬆也“想讓蘇聯參與解決這場戰爭”；第三，尼克鬆認為，蘇聯構成了“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的主要威脅，並把中國看作是解決俄國問題和其他問題的關鍵”，他試圖利用中國來遏製蘇聯；第四，在經濟上蘇聯渴望從西方獲得技術和資金，在戰略上它指望美國能幫助它對付中國，因此，美國也可以利用蘇聯來遏製中國。尼克鬆的戰略就是在美蘇中三角中確保美國能占據一個最有利的位置以便從中得利。基於此，尼克鬆首先就調整了其對華政策，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七億五千萬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有穩定和持久的和平。”
其次，中蘇衝突的發展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機會。從1965年起，蘇聯開始在遠東大規模增兵。1966年1月，蘇聯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為期20年的允許蘇聯在蒙古駐軍和設置基地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1969年，蘇聯軍隊入侵中國的珍寶島，由此雙方在中蘇邊境發生了一係列的武裝衝突，使兩國關係幾乎瀕臨爆發大規模戰爭的邊緣，蘇聯甚至還威脅要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先發製人的襲擊。此後，蘇聯開始了從中國的西北邊界到阿富汗、印度支那的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的計劃，它還把它在亞洲的110萬軍隊的80%部署在中蘇和中蒙邊界。中蘇對抗已從著重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分歧發展成為國家關係上的尖銳衝突。這時，雖然美國仍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但已意識到中蘇的敵對狀態使美國獲得了一個“極好的曆史性機會”，認識到中國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阻遏蘇聯的擴張，並且由於中國“國內的困難”，它同蘇聯的爭端以及麵對蘇聯優勢的軍事壓力，中國今後不可能成為“大規模的擴張力量”，也不會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構成“軍事威脅”，對美國全球利益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蘇聯。對此，尼克鬆和基辛格提出了一項新的以遏製蘇聯為主要目的的對華政策，因為和中國改善關係不但能被用作同蘇聯打交道時影響蘇聯的手段，而且還能幫助美國在不丟失麵子的情況下結束越南戰爭。
第三，美國國內政治出現的變化為美國改善對華關係奠定了基礎。1964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批評了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陳詞濫調，認為同中國的敵對絕非“永久的現象”，要求美國“在處理同中國的關係中采取靈活性”。1966年，一些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在國會舉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聽證會上，又力陳反對孤立中國的理由，提出對中國應實行“遏製而不孤立”的政策。尼克鬆當選為總統後不久，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就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敦促他采取與中國和解的政策。1971年，據民意測驗，美國國內支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已超過半數。這表明美中和解的時機已經成熟。
第四，尼克鬆當選為總統終於使美中和解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戰後美國長期執行反共政策造成中美間長達20年的敵對，50年代初，民主黨政府因“丟失中國”而備受麥卡錫攻擊的情景人們還記憶猶新，因此，美國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害怕被指責為“親共”或“對共產黨國家采取軟弱態度”，在當時他們還很難有膽量提出與中國和解的政策。而尼克鬆卻是一個以反共堅決和忠於台灣國民黨政權聞名的保守派共和黨人，他反而在打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大門時無所顧忌，雖然他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熱衷於反共，但他卻成了同中蘇兩個共產黨大國和解的建築師。
第五，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也為中美和解創造了條件。尼克鬆上台時，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因而中國的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幹擾，其結果是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受到損害。但是，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從1969年起，中國就開始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狀態，從而使外交工作得以較快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70年代初，在粉碎了林彪集團後，中國外交進一步轉到較為務實的方向上來，中國決心改變中美長期對抗的局麵，一則是適應反對蘇聯擴張的需要，二則是想通過改善中美關係來進一步消除美國設置的阻撓中國積極參加世界事務的障礙，恢複和擴大自己的國際交往，同時還希望這有助於逐步解決台灣問題。
70至80年代，美國包括蘇聯對於中國的戰略作用的重視，還和另三個相互結合緊密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分不開。
首先，中國的常規軍事能力不僅大大超過除超級大國外的任何其他國家，而且它還足以對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構成相當大的常規軍事威脅。不僅蘇聯這樣看，美國也是這樣認識的，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遏製中國，這就表明了美國對中國常規軍事能力有可能嚴重地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的擔憂。
第二，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和外交上的靈活性讓人感到捉摸不定。中國和法國、英國都不同，它們因都對北約承擔了義務，因而人們不會對它們的未來的政策產生模棱兩可的看法，但中國卻保持著充分的外交靈活性，這使得美蘇都對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否會保持其外交姿態感到信心不足。對美國來說，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反對“美帝國主義”表明，中國至少有可能疏遠美國，甚至還可能尋求同蘇聯和解以減輕蘇聯的壓力，此外，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也可能會導致中國拉開同美國的距離。
第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間的冷戰加劇是導致它們重視中國的戰略作用的第三個因素。孤立的來看，中國並不能對蘇聯構成嚴重的戰略威脅，對美國也隻在抵消蘇聯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力量上助美國一臂之力外，沒有多少直接的價值，但它們都意識到在美蘇雙邊關係中，中國既能加重也能減輕它們的衝突負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獲得了一種被誇大的戰略重要性，因而當冷戰結束後，戰略三角關係也跟著結束了。
美中蘇三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是不帶任何浪漫色彩的。“戰略三角關係”也有幾個不足。首先，它高估了中國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這並非貶低了中國的重要性。不論是和美國或是蘇聯相比，在國民生產總值、武器裝備或在其領土之外投入其力量的能力來說，中國都顯得相形見絀。時至今日，中國尚未在亞洲以外的任何地區獲得反對美蘇兩個大國中任何一個的競爭優勢。
其次，這個概念還包含著中蘇關係是從屬於蘇美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樣一種意思。盡管中國十分審慎地權衡世界力量的相互關係並經常采取相應的行動，但戰略三角關係僅僅勾勒出美中蘇三角關係的一個總輪廓，而要解釋其中許多具體問題時，這一概念就遠遠不夠用了。
第三，這一概念也易使人們陷入歧途，它渲染了中蘇之間的困難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的差異，把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相提並論，仿佛這兩種維係在一起的關係中包含的戰略性因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蓋過一切其他的考慮。其實，除了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之後的那幾年外，它們不可能也並沒有蓋過一切其他考慮，一些非戰略因素也經常不斷地發生作用。
總之，在70至80年代，由於國際關係發生了戲劇性和根本性的變化，美國、蘇聯和中國這三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戰略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其中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性質，都對第三國的安全有很大的影響。雖然中國並沒有取得美蘇那樣的超級大國地位，而且在三角政治中，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僅僅是對其他兩個國家的行動作出反應而已，但這三個國家都相當注意相互間的影響，每一個國家的政策製定者都掂量其他兩個國家的有關政策，並且在製定本國政策時注意其在三角關係中的影響。由於這三個國家間的政治關係可以而且在許多方麵還必須從一種三角關係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因此，政治家和學者們都普遍地把美、蘇、中三國間的三邊關係看作是一種“戰略三角”關係。
基辛格小心翼翼走鋼絲
理查德？尼克鬆和亨利？基辛格發明了三角外交並極為成功地將其加以兜售。
1967年10月，尼克鬆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著名的話：“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1968年8月9日，他又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的記者說：“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經常尋找機會同它對話。”
基辛格也認為：“中國人民顯然是一個偉大的人民。在現有文明的地區裏，他們有著最悠久而未曾間斷過的一套統治記錄；其次，八億人民代表著人類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不管我們打算作什麽和采取什麽樣公開宣布的政策，他們都會給國際事務以影響，他們是一個現實。不管他們的政策是好是壞，都將決定和平和進步的可能性，而且不管我們要作些什麽，都是這樣……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一個緊迫的大問題是避免出現動亂的話，如果說今後20年的一個大問題是建立一個較為持久的和平的話，那麽，單單是無視八億人民這一件事，在我們看來就不可能建立和平，而這種和平與我們所說的避免危機是有所不同的。”
伍德科克代表卡特總統正式邀請鄧小平訪美，鄧小平爽快地接受邀請。卡特對鄧小平如此幹脆答應訪美感到吃驚，中美雙方都為雙方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欣喜異常。
在美國右翼勢力幹擾下，伍德科克在最後關頭又提出新意見說：“我奉美國政府之命，希望貴方同意美國在暫停對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後，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權利，盡管美國將盡可能加以克製。”韓念龍代外長表示：“中國方麵對此堅決反對，沒有商量的餘地。”伍德科克看會談陷入僵局，提出建議說：“我對中方的態度表示理解，希望暫時擱置這一分歧。”韓念龍稍做思考說：“為了顧全大局，我同意暫時擱置分歧。”
會談結束後，韓念龍馬上會見鄧小平研究對付方案。在第二天的中美會談中，鄧小平親自出馬，對伍德科克闡述中國的態度說：
“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設置障礙。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麵，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伍德科克深知這是個最微妙和最困難的問題，見鄧小平的講話既有令人尊敬的原則性，也有使他極感興趣的靈活性，更印證了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的評價：“鄧個子小，氣魄卻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機智、精明、理解很快，相當幽默，強硬而直率。和他談話以後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經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麽、能和誰打交道的政治領袖。”
伍德科克迅速把鄧小平的意見報回華盛頓，美方仔細研究後，布熱津斯基12月15日早晨在華府約見柴澤民時說，美國同意在這一問題上各持異議。
經中美緊張談判，雙方達成三項協議：
（一）美國承認中國關於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布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
（三）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
1978年12月16日，中國領導人華國鋒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他回顧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美國有關總統尼克鬆、福特、卡特和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及萬斯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的寶貴貢獻，然後更強調指出：“中美建交是一個曆史性的事件，它將為發展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促進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開辟廣闊的前景，也將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有個記者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美關係正常化是否會使中蘇關係惡化？在場的人都覺得難以回答，華國鋒說：“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並不意味著結成中日美三國軸心或同盟，但毫無疑問有利於各國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的鬥爭，無論是大霸權主義，還是小霸權主義，也無論是全球性的霸權主義，還是地區性的霸權主義。”
同一天，美國政府同時在華盛頓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宣布中美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卡特總統發表電視談話說：“我們采取這一重要步驟並非出於暫時的策略的原因或權宜之計。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因此，中國在世界事務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在未來的年月中隻會越來越重要。”
鄧小平更深刻指出：“中美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是兩國關係中的曆史性事件，也是國際生活中有著深遠影響的大事。卡特總統在宣傳中美建交消息時說，美國並不是出於暫時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權宜之計而采取這個重要步驟的。我讚賞這個富有遠見的見解。中國政府一向是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係的。”
第九節 基辛格小心走鋼絲，福特雷聲大，雨點小
尼克鬆政府明智地承認了美國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
理查德？尼克鬆和亨利？基辛格發明了三角外交並極為成功地將其加以兜售。
基辛格也認為：“中國人民顯然是一個偉大的人民。”
基辛格認為，三角外交戰略的運用，“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
尼克鬆一直都在誇耀此一突破全是他的功勞。
他會找些理由拖延辯論和討論的進行，甚至借口發生鼠疫或其他大災禍，把聯合國大廈封鎖一星期。
福特入主白宮時，美蘇緩和正麵臨嚴峻考驗，對其打擊最沉重的無疑是“水門”事件。
“戰略三角關係”的形成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世界形成了一個以美蘇對抗為基本特點的兩極國際體係。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擁有最強的實力，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占據支配地位，其對抗與緩和都對世界形勢有巨大的影響。因此，美國戰後曆屆政府所麵臨的最重要、最緊張的課題，就是同蘇聯的對抗，其對蘇政策也就成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雖然美國對蘇政策的製訂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但中國因素無疑是這眾多因素中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為中國是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亞洲大國。在地理位置上介於美蘇之間，中國無論向哪一邊傾斜都會對世界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中國對於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畢竟是有限度的，對美國來說，美蘇關係的重要性總是高於美中關係。
50年代初期，美蘇均勢尚未形成，美國在力量對比上仍占據優勢。此時，中國的“一邊倒”的方針對蘇聯極為有利，它改變了美蘇力量的對比，給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美國不得不麵對“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的挑戰，被迫從歐亞兩線作戰，實行全球遏製，在軍事上則采取“兩個半戰爭”的戰略，設想在亞洲同中國，在歐洲同蘇聯同時打兩場大戰。
從50年代末開始，中蘇關係由於兩國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終於導致分裂，美國也改變了“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看法，不再感到中蘇聯合的壓力。然而，當時的美國執政者並沒有意識到中蘇分裂的深遠意義而加以利用，此時的約翰遜政府也一心隻想贏得越南戰爭，沒有把中美關係的改善提到議事日程上。
到60年代後期，隨著國際形勢和中美兩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美國通過改善對華關係來製衡蘇聯成為了可能，美國對蘇政策中的中國因素也變得空前活躍和重要起來。
首先，世界戰略格局和美蘇間的相互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的經濟相對衰落，而蘇聯不僅取得了同美國的核均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縮小了同美國的經濟差距，擴充了軍備和加強了軍事實力。尼克鬆政府明智地承認了美國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正由兩極走向多極，出現了美國、蘇聯、西歐、日本、中國這“五大力量中心”。美國已經不再“處於十分突出的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而蘇聯已成為這幾個中心中惟一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美國造成最大威脅的國家。為了遏製蘇聯的擴張主義，美國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其他幾個大國，為此，美國“為了製定一種新的對外政策來迎合一個新時代的需要”而從四個方麵調整了其全球戰略：第一，由於美國的實力地位正在下降，美國有必要改變兩極戰略結構，利用中蘇分裂並把希望寄托在“蘇聯集團的內部演變”上；第二，同蘇聯相比，中國給越南的援助是更實質性的，美國在結束越南戰爭的問題上更需要中國，但尼克鬆也“想讓蘇聯參與解決這場戰爭”；第三，尼克鬆認為，蘇聯構成了“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的主要威脅，並把中國看作是解決俄國問題和其他問題的關鍵”，他試圖利用中國來遏製蘇聯；第四，在經濟上蘇聯渴望從西方獲得技術和資金，在戰略上它指望美國能幫助它對付中國，因此，美國也可以利用蘇聯來遏製中國。尼克鬆的戰略就是在美蘇中三角中確保美國能占據一個最有利的位置以便從中得利。基於此，尼克鬆首先就調整了其對華政策，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七億五千萬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有穩定和持久的和平。”
其次，中蘇衝突的發展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機會。從1965年起，蘇聯開始在遠東大規模增兵。1966年1月，蘇聯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為期20年的允許蘇聯在蒙古駐軍和設置基地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1969年，蘇聯軍隊入侵中國的珍寶島，由此雙方在中蘇邊境發生了一係列的武裝衝突，使兩國關係幾乎瀕臨爆發大規模戰爭的邊緣，蘇聯甚至還威脅要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先發製人的襲擊。此後，蘇聯開始了從中國的西北邊界到阿富汗、印度支那的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的計劃，它還把它在亞洲的110萬軍隊的80%部署在中蘇和中蒙邊界。中蘇對抗已從著重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分歧發展成為國家關係上的尖銳衝突。這時，雖然美國仍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但已意識到中蘇的敵對狀態使美國獲得了一個“極好的曆史性機會”，認識到中國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阻遏蘇聯的擴張，並且由於中國“國內的困難”，它同蘇聯的爭端以及麵對蘇聯優勢的軍事壓力，中國今後不可能成為“大規模的擴張力量”，也不會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構成“軍事威脅”，對美國全球利益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蘇聯。對此，尼克鬆和基辛格提出了一項新的以遏製蘇聯為主要目的的對華政策，因為和中國改善關係不但能被用作同蘇聯打交道時影響蘇聯的手段，而且還能幫助美國在不丟失麵子的情況下結束越南戰爭。
第三，美國國內政治出現的變化為美國改善對華關係奠定了基礎。1964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批評了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陳詞濫調，認為同中國的敵對絕非“永久的現象”，要求美國“在處理同中國的關係中采取靈活性”。1966年，一些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在國會舉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聽證會上，又力陳反對孤立中國的理由，提出對中國應實行“遏製而不孤立”的政策。尼克鬆當選為總統後不久，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就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敦促他采取與中國和解的政策。1971年，據民意測驗，美國國內支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已超過半數。這表明美中和解的時機已經成熟。
第四，尼克鬆當選為總統終於使美中和解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戰後美國長期執行反共政策造成中美間長達20年的敵對，50年代初，民主黨政府因“丟失中國”而備受麥卡錫攻擊的情景人們還記憶猶新，因此，美國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害怕被指責為“親共”或“對共產黨國家采取軟弱態度”，在當時他們還很難有膽量提出與中國和解的政策。而尼克鬆卻是一個以反共堅決和忠於台灣國民黨政權聞名的保守派共和黨人，他反而在打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大門時無所顧忌，雖然他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熱衷於反共，但他卻成了同中蘇兩個共產黨大國和解的建築師。
第五，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也為中美和解創造了條件。尼克鬆上台時，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因而中國的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幹擾，其結果是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受到損害。但是，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從1969年起，中國就開始有步驟地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狀態，從而使外交工作得以較快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70年代初，在粉碎了林彪集團後，中國外交進一步轉到較為務實的方向上來，中國決心改變中美長期對抗的局麵，一則是適應反對蘇聯擴張的需要，二則是想通過改善中美關係來進一步消除美國設置的阻撓中國積極參加世界事務的障礙，恢複和擴大自己的國際交往，同時還希望這有助於逐步解決台灣問題。
70至80年代，美國包括蘇聯對於中國的戰略作用的重視，還和另三個相互結合緊密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分不開。
首先，中國的常規軍事能力不僅大大超過除超級大國外的任何其他國家，而且它還足以對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構成相當大的常規軍事威脅。不僅蘇聯這樣看，美國也是這樣認識的，美國卷入越南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遏製中國，這就表明了美國對中國常規軍事能力有可能嚴重地損害美國在亞洲的利益的擔憂。
第二，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和外交上的靈活性讓人感到捉摸不定。中國和法國、英國都不同，它們因都對北約承擔了義務，因而人們不會對它們的未來的政策產生模棱兩可的看法，但中國卻保持著充分的外交靈活性，這使得美蘇都對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否會保持其外交姿態感到信心不足。對美國來說，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反對“美帝國主義”表明，中國至少有可能疏遠美國，甚至還可能尋求同蘇聯和解以減輕蘇聯的壓力，此外，美中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也可能會導致中國拉開同美國的距離。
第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間的冷戰加劇是導致它們重視中國的戰略作用的第三個因素。孤立的來看，中國並不能對蘇聯構成嚴重的戰略威脅，對美國也隻在抵消蘇聯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力量上助美國一臂之力外，沒有多少直接的價值，但它們都意識到在美蘇雙邊關係中，中國既能加重也能減輕它們的衝突負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獲得了一種被誇大的戰略重要性，因而當冷戰結束後，戰略三角關係也跟著結束了。
美中蘇三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是不帶任何浪漫色彩的。“戰略三角關係”也有幾個不足。首先，它高估了中國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所能達到的範圍，這並非貶低了中國的重要性。不論是和美國或是蘇聯相比，在國民生產總值、武器裝備或在其領土之外投入其力量的能力來說，中國都顯得相形見絀。時至今日，中國尚未在亞洲以外的任何地區獲得反對美蘇兩個大國中任何一個的競爭優勢。
其次，這個概念還包含著中蘇關係是從屬於蘇美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樣一種意思。盡管中國十分審慎地權衡世界力量的相互關係並經常采取相應的行動，但戰略三角關係僅僅勾勒出美中蘇三角關係的一個總輪廓，而要解釋其中許多具體問題時，這一概念就遠遠不夠用了。
第三，這一概念也易使人們陷入歧途，它渲染了中蘇之間的困難並掩蓋了中美之間的差異，把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相提並論，仿佛這兩種維係在一起的關係中包含的戰略性因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蓋過一切其他的考慮。其實，除了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之後的那幾年外，它們不可能也並沒有蓋過一切其他考慮，一些非戰略因素也經常不斷地發生作用。
總之，在70至80年代，由於國際關係發生了戲劇性和根本性的變化，美國、蘇聯和中國這三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戰略上的相互依賴性，這種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其中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的性質，都對第三國的安全有很大的影響。雖然中國並沒有取得美蘇那樣的超級大國地位，而且在三角政治中，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僅僅是對其他兩個國家的行動作出反應而已，但這三個國家都相當注意相互間的影響，每一個國家的政策製定者都掂量其他兩個國家的有關政策，並且在製定本國政策時注意其在三角關係中的影響。由於這三個國家間的政治關係可以而且在許多方麵還必須從一種三角關係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因此，政治家和學者們都普遍地把美、蘇、中三國間的三邊關係看作是一種“戰略三角”關係。
基辛格小心翼翼走鋼絲
理查德？尼克鬆和亨利？基辛格發明了三角外交並極為成功地將其加以兜售。
1967年10月，尼克鬆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著名的話：“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1968年8月9日，他又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的記者說：“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經常尋找機會同它對話。”
基辛格也認為：“中國人民顯然是一個偉大的人民。在現有文明的地區裏，他們有著最悠久而未曾間斷過的一套統治記錄；其次，八億人民代表著人類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不管我們打算作什麽和采取什麽樣公開宣布的政策，他們都會給國際事務以影響，他們是一個現實。不管他們的政策是好是壞，都將決定和平和進步的可能性，而且不管我們要作些什麽，都是這樣……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一個緊迫的大問題是避免出現動亂的話，如果說今後20年的一個大問題是建立一個較為持久的和平的話，那麽，單單是無視八億人民這一件事，在我們看來就不可能建立和平，而這種和平與我們所說的避免危機是有所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