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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19)
自此以後，雙方有技巧的做法就是，彼此都不把每件事情說得一清二楚；因此，國務卿基辛格最後一次訪問北京時，也未試圖探究中國總理心中所想的每一個細節。
美國官員說，基辛格故意不加以探究，因為雙方對於賦予已建立的原則完整的意義，都還需要再加以考慮。
但是，他們強調，盡管問題複雜，美國預期邁向關係正常化必然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美國並未改變對華政策
11月19日是基辛格就任國務卿以來首次會見沈劍虹。二人寒暄一番後，就基辛格去北京簽訂的新公約展開了說明。
基辛格表示，所有的事情都記在公報裏，和上海公報沒有什麽兩樣，隻是中方在最後一刻在第7段的後麵加了一些話。由於他和隨行人員按照原定時間返國，因此沒有時間探究新加文句的意義。就美國方麵而言，一切都和以前一樣，仍以上海公報為基礎。
基辛格說，中國並未表示美國必須與台灣斷絕關係，作為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這是否表示他們願意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而不決定任何先決條件？
“沈大使”表示，這其中必有原因，中國政府希望美國首先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基辛格是一個談判老手，必然相當了解中國。他告訴台北方麵說，他和中國並未就這一點交換意見，事實上，美國甚至尚未開始加以研究。基辛格曾向中國保證，不論美國政府的人事更迭，它對中國的長期政策不會改變。
但是，基辛格保證，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包括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會有重大變化。
沈劍虹清楚地覺得基辛格對於最近一次北京之行的結果並不很滿意。像以往的訪問一樣，他接受款待宴會，又獲得毛澤東接見。可是，他對於北京的新朋友的幻想已有點破滅。“大使”覺得，也許中國使基辛格為一些文字細節不斷的爭論到深夜的手段，以及在最後一刻提出一些新問題來討論，讓他沒有時間加以考慮或研究的做法，已經開始使他覺得不耐煩。可能令他不滿意的另一個理由是，中國官員經常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態度向他說話。他們這種做法已到損及基辛格自尊心的程度。基辛格說，在周恩來等人的眼中，他隻是才智中上之士而已。大家都知道基辛格是個才智卓越的人，也是若幹年來華盛頓政界出現的最富才幹的人士之一。被人當成沒有真正學識、缺乏外交技巧和機智的平庸政客，實在令他無法忍受。
另一個明顯的跡象，基辛格現在既然當上了國務卿，就不打算時常訪問北京，為自己加上太多不必要的負擔。也許這就是沈劍虹問他今後是否會維持每年訪問北京兩次的時間表時，他回答說“我懷疑”的原因。他似乎不再喜歡這種訪問帶來的廣泛宣傳。這件事的魅力已經消失。據悉，基辛格有一次說：“權力是一種效力強大的春藥。”如果真是這樣，魅力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從與基辛格的會談中，“台灣大使”獲得以下幾個初步結論：
一、出於全球戰略考慮，尼克鬆政府要與北京建立更密切關係，而且有一天要完成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並未改變。
二、關係完全正常化必然表示美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及中止承認台灣“政府”。
三、由於水門醜聞，“1974年底”的時間表已經往後移，可能延遲一年。
四、尼克鬆政府希望能夠維持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條約承諾的本質，可是不知道應該如何才能辦到。
五、周恩來最後一刻在新公報中加上的詞句使華盛頓方麵希望，鑒於北京與莫斯科關係日漸惡化，中國大陸可能對台灣問題采取較富彈性的立場，隻要美國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即讓華盛頓與台北維持實質關係。
六、在獲得能確保台灣安全之前；尼克鬆政府不會對華盛頓―北京―台北的關係采取進一步行動。
又一位美國總統來到北京
1974年，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副總統福特成為美國第38任總統。
在尼克鬆的閣員中，福特首先召見基辛格，並且要他留任，借以告訴華盛頓的每一個人，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會改變，基辛格在新政府中甚至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福特挽留基辛格表示，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政策將繼續進行，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基辛格將試圖實現即使不現於文字，亦存於他腦海中的時間表了。1974年11月，基辛格又去了北京，離美前，他的助理對每一個人都說，不要期望任何戲劇化的結果；結果大家發現這句話純屬煙霧，因為基辛格促成了北京邀請福特於1975年訪問中國。一份簡短的聯合公報透露這項邀請，內容如下：
美國國務卿暨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4年11月25到29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與中國雙方舉行了坦誠、廣泛而互惠的會談。雙方政府同意，福特總統將於1975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份公報沒有指明基辛格在訪問期間會晤了哪些中國領導人，也沒有宣稱他們在關係正常化的討論上獲得任何進展，而僅是重申他們仍將信守上海公報原則。
真正值得留意的發展是，基辛格在他第七次訪問北京，未獲毛澤東接見。是提出要求而被拒絕了，還是他沒有要求，中國亦未做此安排？不論屬何種情況，北京是否企圖對尼克鬆訪問大陸已曆時兩年多，而關係正常化缺乏進展表示不滿呢？
有一點很清楚，中國對水門醜聞感到迷惑而困擾。尼克鬆的辭職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中國雖接受了基辛格在1973年11月訪問北京時提出的保證：不論美國政府內部有何變化，華盛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不會改變，但多少對這一保證不大滿意。另外，北京知道福特的任期至少到1976年底，但基辛格擔任國務卿還會有多久呢？他不是有一次因為輿論的批評而說要辭職嗎？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一怒而離開國務院，那怎麽辦呢？
若說是中國提出福特訪問的建議，就中國人的體會來說，這似是北京借此告訴基辛格：“下次把你的新老板帶來，我們才好談生意。”
根據隨同基辛格赴華的《紐約時報》香港特派員李利維爾德說，中國或許沒有促請美國外交承認或與台灣斷交，但他們邀請福特將對美國形成壓力，迫使美國終於宣稱，它所承認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李利維爾德認為，福特接受邀請，給了美國幾乎一年時間去研究具體的表現，來滿足北京對關係正常化的要求，北京對基辛格每年來一兩次訪問已不感滿意了。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伯恩斯從北京報導說，北京的外交界人士認為，福特受邀是中國與美國修好有進展的明顯征兆。北京外交界人士還認為，除非雙方已經認定這次訪問可作為進一步促進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時機，否則中國不可能邀請福特，而福特也不會接受邀請。伯恩斯推想，除非福特已獲保證，此行將有比基辛格這次訪問後官方公報中所說“坦誠、廣泛而互惠的討論”更為具體的結論，不然他不可能答應訪問中國大陸。
另一位隨行的新聞記者，《華爾街日報》的凱特利不以為毛澤東未接見基辛格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認為，未接見的原因，健康的因素大於政治的因素。因此，他相信，美國國務卿離開中國大陸的時候，顯然對現階段關係的良好及未來發展的光明感到滿意。
基辛格返國後，拒絕了沈劍虹的會見要求，這使“沈大使”覺得，他待在華盛頓的作用已接見尾聲了。
沈劍虹在返回台北述職時，曾報告行政院長蔣經國，他對在華盛頓的重擔及責任已感到心力交瘁，要求在適當的時機調回國。
沈劍虹要求國務院安排見副國務卿英格索爾，求見的目的是表明他即將退休，並為繼任人選征求同意。但美國拒絕了他的離任，英格索爾說：“國務卿和我已討論過此事，我們都覺得，目前不是換大使的時機。”
這使沈劍虹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損害已造成了，由於這位“大使”顯然不再深受台灣的信任，國務院及白宮甚至更有理由不禮遇他。“沈大使”成為一位“跛足大使”。
中美關係現在十分敏感，有好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一直想降低華盛頓與台灣之間的“外交關係”，而改由一位代辦級人員替代昂格爾“大使”。據說，當職業外交官沙利文於1977年前往台灣擔任副館長職時，美國確已為此狀況預做籌措了。
1975年，蔣介石在睡眠中去世。“台灣大使館”在距雙橡園不遠的華盛頓大教堂舉行追悼會，由葛理翰牧師講道，抗戰後期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致辭。當天，教堂內擠滿了人，眾議院議長艾伯特，若幹國會議員，哈裏曼州長，格林及少數國務院人員到場，但沒有福特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出現。
福特原是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當阿格紐副總統辭職時，尼克鬆請他出任副總統。1974年8月，尼克鬆自己辭職時，他就成為美國總統。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療傷止痛的最佳人選，使受水門案創傷後的政治恢複過來。但是福特不擅長外交事務，所以他對基辛格的信任更超過尼克鬆。與北京的關係，像其他外交問題一樣，他任由基辛格負責。
福特為人非常和氣，態度友好。他在50年代初期訪問台灣，次年又隨眾院多數黨領袖包格斯訪問中國大陸。
福特在1975年去中國大陸訪問之前，派遣幾個國會議員到北京去。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是眾院議長艾伯特和少數黨領袖羅茲。他們在3月底以前去，4月到華盛頓。
這次議員訪問北京是福特和基辛格建議的，是北京方麵挑選他們兩位，並且不希望其他議員參加。他們搭乘美國飛機到上海，再由中國飛機接到北京。
國務院替他們作了兩次簡報，強調自1972年2月以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現存關係。國務院並沒有給他們任何指示大綱或建議他們在大陸應該說什麽，或是希望發現什麽。這完全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艾伯特和羅茲訪問後還會有其他國會議員去北京，他們的目的是告訴中國，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一樣，有意與北京改善關係。
他們為了給北京留下一個專訪中國的好印象，拒絕了台灣和蘇聯要求順訪的請求。艾伯特不認為福特秋天訪問北京會有任何驚人之舉，至少還沒有任何跡象。根據艾伯特的想法，福特想要做的是讓中國了解他會繼續尼克鬆的改善關係政策，但是關係正常化之舉則有待於來年大選以後。艾伯特議長說，他和福特在眾院同事二十多年，相知甚深。他說，福特是一個“正人君子”，不會以犧牲台灣為代價，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艾伯特和羅茲隻訪問了北京、上海和廣州。他們的行程完全由中國擬定，訪問了人民公社、工廠和學校。他們發現中國大陸人工作努力，很有禮貌。他們將此歸功於中國悠久的文化影響。
在北京，他們沒有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中國人員告訴他們，毛不在北京，周生病住院。他們見到的兩位高級官員是副總理鄧小平和外長喬冠華。喬外長指責美國政府未能按照上海公報定下的原則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問到喬冠華對改善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的看法時，喬回答說，美國政府隻要按照日本模式承認北京，不承認台北就行了。兩位議員聲稱：“但是我們不是日本，我們有我們的原則和立場。而且，我們與台灣有非常良好的關係，我們希望看到此一地區的和平，能夠不受騷亂的維持下去。”
這時候，喬冠華激動地說：“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等。”
艾伯特和羅茲追問喬冠華，如果美國被迫撤離台灣，而另外一個大國――蘇俄――進來填補空隙，那會怎麽樣？喬冠華的答複是那時候中國會決定該怎麽辦。兩人又問：“蘇軍百萬陳兵貴國北疆，有何對策？”喬說：“我們不怕他們，畢竟，一百萬俄軍能夠對八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怎麽樣？”“為什麽蘇俄在中蘇邊境陳重兵？”喬冠華的答複令兩位訪客吃了一驚：“因為他們真正的敵人是美國的第七艦隊。”
喬外長對美國的中東政策甚多批評，他指責美國完全偏袒以色列，結果給蘇聯製造進入中東的機會。兩位議員認為喬是從北京認定的全球利益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的。他們問喬，北京是否想成為第三世界的發言人，他予以否認。
在兩位議員訪問北京之前，中國曾為了美國取消中國藝術團訪美之行提出抗議。藝術團訪美的節目表，特別包括一首“解放台灣”的曲子。美國的主辦人士建議取消這首歌曲，但是北京堅持不肯。到了最後，這個藝術團的訪問被取消了。喬冠華在談話中，重提此事，意指美國不遵守上海公報的原則。他說，既然美國對中國所稱，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沒有異議，中國藝術團絕對有權把“解放台灣”的歌曲在訪問美國時唱出。
按艾伯特和羅茲的說法，福特秋天去大陸訪問的時候不可能正式與中國大陸建交。理由很簡單；總統競選快要開始了，如果他在中國問題上草率行事，就會在共和黨內挑起一場爭論，福特在黨內不太經得起這樣的爭議。當裏根的挑戰逐漸升高的時候，福特需要集結他所有能集結的力量，才能贏得黨內提名。
福特去北平是在1975年11月。他的行程還包括訪問印尼和菲律賓，有理由相信中國是不滿意這次旅程安排的。私下裏，中國可能認為基辛格應負責任，把福特訪問的重要性降低一定是基辛格的設計。
經由通常的外交渠道，美國政府事前向台灣保證，雖然美國和中國會達成改善雙方接觸的某些措施，但是華盛頓和台北間現行的雙邊關係不會在福特訪問北京五天之間，有任何戲劇化的演變。同以前一樣，台北重申反對美國政府高級人員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在12月4日北京的記者會上，基辛格曾經這樣提及台灣問題：“我們會參考日本模式，在一段時日以後，找出一種方式。”當被問及美國政府是否已經決定套用日本模式，基辛格的回答似在回避：“我認為在正常化實際發生之時，才能有所決定。”據報道，在福特訪問期間，中國曾經表示過希望美國能考慮沿用日本方式，也就是華盛頓與北京建交，然後與台北保持非政治關係，設立一個非官方或準官方組織。
從基辛格12月4日的談話來看，很顯然的，福特或基辛格都沒有立即排斥中國的建議。這種態度自然加強中國的信心，認為美國早晚會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廢止防禦條約。
12月9日，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卜抵達台北，向台灣簡報福特北京之行的經過。哈比卜把福特此行描述為自1971年尼克鬆、基辛格多次訪問以來，美國政策的再次肯定。他說福特與中國會談，大部分時間都用於交換彼此對國際局勢的意見，極小部分時間花在討論雙方關係上。華盛頓和北京對於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尋求霸權的行動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許多問題上的意見並不相同，包括韓國問題在內。
哈比卜是1972年3月以來，訪問台北的最高級美國官員。前一次是格林助理國務卿在尼克鬆北京之行後訪問台北。雖然二次訪問時間間隔將近4年，但是其目的都是向台灣保證，雖然美國政府為了全球戰略利益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但仍然會注意到台灣的立場。
哈比卜帶到台北的惟一信息是，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自從發布上海公報以來並未改變，美國政府也不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戲劇化的改變。這些話聽起來真像是在播放一張破唱片。
至於美國政府何時及如何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仍有待決定，但是哈比卜向台北保證美國政府在講到有關台灣安全、繁榮及福祉之時，會以非常負責而且謹慎的態度處理。這種表示很快的成為美國國務院回答華盛頓北京和華盛頓台北之間關係的標準答案，一直到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與台灣斷交為止。
哈比卜的簡報使台北深信，如果福特在1976年大選中獲勝，他會在1978年年底之前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美國人忙總統大選去了
華盛頓一消息靈通人士透露，盡管在中南半島遭受挫折，福特政府仍將繼續進行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工作，但是步伐會減緩一些，這主要是由於基辛格堅持的結果。這位人士相信，福特訪問大陸之行，原先時間訂在年中，而後被延期到11月底，12月初。要不是因為越南問題，福特極可能在一個較早的日子去訪問，以便他能夠在距離總統大選較遠的日期處理中國問題，免得他變成競爭中的話題。
這位人士曾陪同基辛格去過北京兩次，包括1974年11月那次，當時毛澤東並未接見基辛格，他隻去醫院看望了周恩來。他認為這些是中國對於華盛頓在台灣問題上缺乏行動的不悅表示。基辛格否認中國是因台灣問題而不悅，他說北京是為了旁的事情不高興，雖然他並沒有詳加說明。可能是北京要求一旦蘇聯攻打中國，美國應給予某種援助，華盛頓隻肯在口頭上表示協助。不肯給更具體的承諾。可是這位人士，比較他的前兩次隨同基辛格去北京訪問，認為雖然中國繼續公開地提到蘇聯的威脅，在語調上似乎不那麽急切了。也許是因為中國在核武器方麵已經有了相當進展，可以減少蘇聯先發製人攻擊的危險。
這位人士的另一項判斷是，1972年尼克鬆訪問北京期間，曾與中國達成一項不公開的諒解，尼克鬆會至遲不超過五年內完成關係正常化。尼克鬆的條件之一是，承認中國大陸之舉必須在蔣介石去世之後。
美國官員說，基辛格故意不加以探究，因為雙方對於賦予已建立的原則完整的意義，都還需要再加以考慮。
但是，他們強調，盡管問題複雜，美國預期邁向關係正常化必然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美國並未改變對華政策
11月19日是基辛格就任國務卿以來首次會見沈劍虹。二人寒暄一番後，就基辛格去北京簽訂的新公約展開了說明。
基辛格表示，所有的事情都記在公報裏，和上海公報沒有什麽兩樣，隻是中方在最後一刻在第7段的後麵加了一些話。由於他和隨行人員按照原定時間返國，因此沒有時間探究新加文句的意義。就美國方麵而言，一切都和以前一樣，仍以上海公報為基礎。
基辛格說，中國並未表示美國必須與台灣斷絕關係，作為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這是否表示他們願意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而不決定任何先決條件？
“沈大使”表示，這其中必有原因，中國政府希望美國首先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基辛格是一個談判老手，必然相當了解中國。他告訴台北方麵說，他和中國並未就這一點交換意見，事實上，美國甚至尚未開始加以研究。基辛格曾向中國保證，不論美國政府的人事更迭，它對中國的長期政策不會改變。
但是，基辛格保證，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包括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會有重大變化。
沈劍虹清楚地覺得基辛格對於最近一次北京之行的結果並不很滿意。像以往的訪問一樣，他接受款待宴會，又獲得毛澤東接見。可是，他對於北京的新朋友的幻想已有點破滅。“大使”覺得，也許中國使基辛格為一些文字細節不斷的爭論到深夜的手段，以及在最後一刻提出一些新問題來討論，讓他沒有時間加以考慮或研究的做法，已經開始使他覺得不耐煩。可能令他不滿意的另一個理由是，中國官員經常以一副“高高在上”的態度向他說話。他們這種做法已到損及基辛格自尊心的程度。基辛格說，在周恩來等人的眼中，他隻是才智中上之士而已。大家都知道基辛格是個才智卓越的人，也是若幹年來華盛頓政界出現的最富才幹的人士之一。被人當成沒有真正學識、缺乏外交技巧和機智的平庸政客，實在令他無法忍受。
另一個明顯的跡象，基辛格現在既然當上了國務卿，就不打算時常訪問北京，為自己加上太多不必要的負擔。也許這就是沈劍虹問他今後是否會維持每年訪問北京兩次的時間表時，他回答說“我懷疑”的原因。他似乎不再喜歡這種訪問帶來的廣泛宣傳。這件事的魅力已經消失。據悉，基辛格有一次說：“權力是一種效力強大的春藥。”如果真是這樣，魅力必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從與基辛格的會談中，“台灣大使”獲得以下幾個初步結論：
一、出於全球戰略考慮，尼克鬆政府要與北京建立更密切關係，而且有一天要完成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並未改變。
二、關係完全正常化必然表示美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及中止承認台灣“政府”。
三、由於水門醜聞，“1974年底”的時間表已經往後移，可能延遲一年。
四、尼克鬆政府希望能夠維持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條約承諾的本質，可是不知道應該如何才能辦到。
五、周恩來最後一刻在新公報中加上的詞句使華盛頓方麵希望，鑒於北京與莫斯科關係日漸惡化，中國大陸可能對台灣問題采取較富彈性的立場，隻要美國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即讓華盛頓與台北維持實質關係。
六、在獲得能確保台灣安全之前；尼克鬆政府不會對華盛頓―北京―台北的關係采取進一步行動。
又一位美國總統來到北京
1974年，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被迫辭職，副總統福特成為美國第38任總統。
在尼克鬆的閣員中，福特首先召見基辛格，並且要他留任，借以告訴華盛頓的每一個人，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會改變，基辛格在新政府中甚至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福特挽留基辛格表示，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政策將繼續進行，而且，如果可能的話，基辛格將試圖實現即使不現於文字，亦存於他腦海中的時間表了。1974年11月，基辛格又去了北京，離美前，他的助理對每一個人都說，不要期望任何戲劇化的結果；結果大家發現這句話純屬煙霧，因為基辛格促成了北京邀請福特於1975年訪問中國。一份簡短的聯合公報透露這項邀請，內容如下：
美國國務卿暨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於1974年11月25到29日，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與中國雙方舉行了坦誠、廣泛而互惠的會談。雙方政府同意，福特總統將於1975年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份公報沒有指明基辛格在訪問期間會晤了哪些中國領導人，也沒有宣稱他們在關係正常化的討論上獲得任何進展，而僅是重申他們仍將信守上海公報原則。
真正值得留意的發展是，基辛格在他第七次訪問北京，未獲毛澤東接見。是提出要求而被拒絕了，還是他沒有要求，中國亦未做此安排？不論屬何種情況，北京是否企圖對尼克鬆訪問大陸已曆時兩年多，而關係正常化缺乏進展表示不滿呢？
有一點很清楚，中國對水門醜聞感到迷惑而困擾。尼克鬆的辭職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中國雖接受了基辛格在1973年11月訪問北京時提出的保證：不論美國政府內部有何變化，華盛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不會改變，但多少對這一保證不大滿意。另外，北京知道福特的任期至少到1976年底，但基辛格擔任國務卿還會有多久呢？他不是有一次因為輿論的批評而說要辭職嗎？如果有一天他真的一怒而離開國務院，那怎麽辦呢？
若說是中國提出福特訪問的建議，就中國人的體會來說，這似是北京借此告訴基辛格：“下次把你的新老板帶來，我們才好談生意。”
根據隨同基辛格赴華的《紐約時報》香港特派員李利維爾德說，中國或許沒有促請美國外交承認或與台灣斷交，但他們邀請福特將對美國形成壓力，迫使美國終於宣稱，它所承認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李利維爾德認為，福特接受邀請，給了美國幾乎一年時間去研究具體的表現，來滿足北京對關係正常化的要求，北京對基辛格每年來一兩次訪問已不感滿意了。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伯恩斯從北京報導說，北京的外交界人士認為，福特受邀是中國與美國修好有進展的明顯征兆。北京外交界人士還認為，除非雙方已經認定這次訪問可作為進一步促進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時機，否則中國不可能邀請福特，而福特也不會接受邀請。伯恩斯推想，除非福特已獲保證，此行將有比基辛格這次訪問後官方公報中所說“坦誠、廣泛而互惠的討論”更為具體的結論，不然他不可能答應訪問中國大陸。
另一位隨行的新聞記者，《華爾街日報》的凱特利不以為毛澤東未接見基辛格具有重大的意義，他認為，未接見的原因，健康的因素大於政治的因素。因此，他相信，美國國務卿離開中國大陸的時候，顯然對現階段關係的良好及未來發展的光明感到滿意。
基辛格返國後，拒絕了沈劍虹的會見要求，這使“沈大使”覺得，他待在華盛頓的作用已接見尾聲了。
沈劍虹在返回台北述職時，曾報告行政院長蔣經國，他對在華盛頓的重擔及責任已感到心力交瘁，要求在適當的時機調回國。
沈劍虹要求國務院安排見副國務卿英格索爾，求見的目的是表明他即將退休，並為繼任人選征求同意。但美國拒絕了他的離任，英格索爾說：“國務卿和我已討論過此事，我們都覺得，目前不是換大使的時機。”
這使沈劍虹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損害已造成了，由於這位“大使”顯然不再深受台灣的信任，國務院及白宮甚至更有理由不禮遇他。“沈大使”成為一位“跛足大使”。
中美關係現在十分敏感，有好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務院一直想降低華盛頓與台灣之間的“外交關係”，而改由一位代辦級人員替代昂格爾“大使”。據說，當職業外交官沙利文於1977年前往台灣擔任副館長職時，美國確已為此狀況預做籌措了。
1975年，蔣介石在睡眠中去世。“台灣大使館”在距雙橡園不遠的華盛頓大教堂舉行追悼會，由葛理翰牧師講道，抗戰後期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致辭。當天，教堂內擠滿了人，眾議院議長艾伯特，若幹國會議員，哈裏曼州長，格林及少數國務院人員到場，但沒有福特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出現。
福特原是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當阿格紐副總統辭職時，尼克鬆請他出任副總統。1974年8月，尼克鬆自己辭職時，他就成為美國總統。大家都認為他是一個療傷止痛的最佳人選，使受水門案創傷後的政治恢複過來。但是福特不擅長外交事務，所以他對基辛格的信任更超過尼克鬆。與北京的關係，像其他外交問題一樣，他任由基辛格負責。
福特為人非常和氣，態度友好。他在50年代初期訪問台灣，次年又隨眾院多數黨領袖包格斯訪問中國大陸。
福特在1975年去中國大陸訪問之前，派遣幾個國會議員到北京去。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是眾院議長艾伯特和少數黨領袖羅茲。他們在3月底以前去，4月到華盛頓。
這次議員訪問北京是福特和基辛格建議的，是北京方麵挑選他們兩位，並且不希望其他議員參加。他們搭乘美國飛機到上海，再由中國飛機接到北京。
國務院替他們作了兩次簡報，強調自1972年2月以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現存關係。國務院並沒有給他們任何指示大綱或建議他們在大陸應該說什麽，或是希望發現什麽。這完全由他們自己判斷決定。艾伯特和羅茲訪問後還會有其他國會議員去北京，他們的目的是告訴中國，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一樣，有意與北京改善關係。
他們為了給北京留下一個專訪中國的好印象，拒絕了台灣和蘇聯要求順訪的請求。艾伯特不認為福特秋天訪問北京會有任何驚人之舉，至少還沒有任何跡象。根據艾伯特的想法，福特想要做的是讓中國了解他會繼續尼克鬆的改善關係政策，但是關係正常化之舉則有待於來年大選以後。艾伯特議長說，他和福特在眾院同事二十多年，相知甚深。他說，福特是一個“正人君子”，不會以犧牲台灣為代價，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艾伯特和羅茲隻訪問了北京、上海和廣州。他們的行程完全由中國擬定，訪問了人民公社、工廠和學校。他們發現中國大陸人工作努力，很有禮貌。他們將此歸功於中國悠久的文化影響。
在北京，他們沒有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中國人員告訴他們，毛不在北京，周生病住院。他們見到的兩位高級官員是副總理鄧小平和外長喬冠華。喬外長指責美國政府未能按照上海公報定下的原則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問到喬冠華對改善華盛頓和北京關係的看法時，喬回答說，美國政府隻要按照日本模式承認北京，不承認台北就行了。兩位議員聲稱：“但是我們不是日本，我們有我們的原則和立場。而且，我們與台灣有非常良好的關係，我們希望看到此一地區的和平，能夠不受騷亂的維持下去。”
這時候，喬冠華激動地說：“要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等。”
艾伯特和羅茲追問喬冠華，如果美國被迫撤離台灣，而另外一個大國――蘇俄――進來填補空隙，那會怎麽樣？喬冠華的答複是那時候中國會決定該怎麽辦。兩人又問：“蘇軍百萬陳兵貴國北疆，有何對策？”喬說：“我們不怕他們，畢竟，一百萬俄軍能夠對八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怎麽樣？”“為什麽蘇俄在中蘇邊境陳重兵？”喬冠華的答複令兩位訪客吃了一驚：“因為他們真正的敵人是美國的第七艦隊。”
喬外長對美國的中東政策甚多批評，他指責美國完全偏袒以色列，結果給蘇聯製造進入中東的機會。兩位議員認為喬是從北京認定的全球利益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的。他們問喬，北京是否想成為第三世界的發言人，他予以否認。
在兩位議員訪問北京之前，中國曾為了美國取消中國藝術團訪美之行提出抗議。藝術團訪美的節目表，特別包括一首“解放台灣”的曲子。美國的主辦人士建議取消這首歌曲，但是北京堅持不肯。到了最後，這個藝術團的訪問被取消了。喬冠華在談話中，重提此事，意指美國不遵守上海公報的原則。他說，既然美國對中國所稱，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沒有異議，中國藝術團絕對有權把“解放台灣”的歌曲在訪問美國時唱出。
按艾伯特和羅茲的說法，福特秋天去大陸訪問的時候不可能正式與中國大陸建交。理由很簡單；總統競選快要開始了，如果他在中國問題上草率行事，就會在共和黨內挑起一場爭論，福特在黨內不太經得起這樣的爭議。當裏根的挑戰逐漸升高的時候，福特需要集結他所有能集結的力量，才能贏得黨內提名。
福特去北平是在1975年11月。他的行程還包括訪問印尼和菲律賓，有理由相信中國是不滿意這次旅程安排的。私下裏，中國可能認為基辛格應負責任，把福特訪問的重要性降低一定是基辛格的設計。
經由通常的外交渠道，美國政府事前向台灣保證，雖然美國和中國會達成改善雙方接觸的某些措施，但是華盛頓和台北間現行的雙邊關係不會在福特訪問北京五天之間，有任何戲劇化的演變。同以前一樣，台北重申反對美國政府高級人員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在12月4日北京的記者會上，基辛格曾經這樣提及台灣問題：“我們會參考日本模式，在一段時日以後，找出一種方式。”當被問及美國政府是否已經決定套用日本模式，基辛格的回答似在回避：“我認為在正常化實際發生之時，才能有所決定。”據報道，在福特訪問期間，中國曾經表示過希望美國能考慮沿用日本方式，也就是華盛頓與北京建交，然後與台北保持非政治關係，設立一個非官方或準官方組織。
從基辛格12月4日的談話來看，很顯然的，福特或基辛格都沒有立即排斥中國的建議。這種態度自然加強中國的信心，認為美國早晚會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廢止防禦條約。
12月9日，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卜抵達台北，向台灣簡報福特北京之行的經過。哈比卜把福特此行描述為自1971年尼克鬆、基辛格多次訪問以來，美國政策的再次肯定。他說福特與中國會談，大部分時間都用於交換彼此對國際局勢的意見，極小部分時間花在討論雙方關係上。華盛頓和北京對於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尋求霸權的行動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許多問題上的意見並不相同，包括韓國問題在內。
哈比卜是1972年3月以來，訪問台北的最高級美國官員。前一次是格林助理國務卿在尼克鬆北京之行後訪問台北。雖然二次訪問時間間隔將近4年，但是其目的都是向台灣保證，雖然美國政府為了全球戰略利益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但仍然會注意到台灣的立場。
哈比卜帶到台北的惟一信息是，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自從發布上海公報以來並未改變，美國政府也不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戲劇化的改變。這些話聽起來真像是在播放一張破唱片。
至於美國政府何時及如何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仍有待決定，但是哈比卜向台北保證美國政府在講到有關台灣安全、繁榮及福祉之時，會以非常負責而且謹慎的態度處理。這種表示很快的成為美國國務院回答華盛頓北京和華盛頓台北之間關係的標準答案，一直到1978年12月15日卡特宣布與台灣斷交為止。
哈比卜的簡報使台北深信，如果福特在1976年大選中獲勝，他會在1978年年底之前與中國關係正常化。
美國人忙總統大選去了
華盛頓一消息靈通人士透露，盡管在中南半島遭受挫折，福特政府仍將繼續進行與北京關係正常化的工作，但是步伐會減緩一些，這主要是由於基辛格堅持的結果。這位人士相信，福特訪問大陸之行，原先時間訂在年中，而後被延期到11月底，12月初。要不是因為越南問題，福特極可能在一個較早的日子去訪問，以便他能夠在距離總統大選較遠的日期處理中國問題，免得他變成競爭中的話題。
這位人士曾陪同基辛格去過北京兩次，包括1974年11月那次，當時毛澤東並未接見基辛格，他隻去醫院看望了周恩來。他認為這些是中國對於華盛頓在台灣問題上缺乏行動的不悅表示。基辛格否認中國是因台灣問題而不悅，他說北京是為了旁的事情不高興，雖然他並沒有詳加說明。可能是北京要求一旦蘇聯攻打中國，美國應給予某種援助，華盛頓隻肯在口頭上表示協助。不肯給更具體的承諾。可是這位人士，比較他的前兩次隨同基辛格去北京訪問，認為雖然中國繼續公開地提到蘇聯的威脅，在語調上似乎不那麽急切了。也許是因為中國在核武器方麵已經有了相當進展，可以減少蘇聯先發製人攻擊的危險。
這位人士的另一項判斷是，1972年尼克鬆訪問北京期間，曾與中國達成一項不公開的諒解，尼克鬆會至遲不超過五年內完成關係正常化。尼克鬆的條件之一是，承認中國大陸之舉必須在蔣介石去世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