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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8)
符浩到巴黎後單獨向黃鎮通報了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消息。黃鎮雖是吃驚卻感到無比痛快，他拿出茅台酒與老戰友頻頻舉杯暢飲。
不久，沃爾特斯就來找黃鎮，在寒暄之後他很快就進入了正題：“這次貴國為何要取消國慶遊行，是不是發生了什麽突然事情？”
黃鎮心中有數，於是從容巧妙地說：“各國慶祝國慶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國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叫遊園，一切都很正常。”
10月5日，中美雙方同時公布了基辛格一行於10月20日來華訪問，“為尼克鬆總統訪華做基本的安排”。
但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卻堅決反對基辛格第二次訪華，他們在尼克鬆麵前激烈的爭論起來。
羅傑斯說：“基辛格此時再去北京，必然對我們在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戰略起幹擾作用。”
基辛格卻反駁說：“我不認為這會對聯合國的表決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登上世界舞台現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實。我們這樣做也可以表明反對從聯合國驅逐台灣，仍然能夠同北京保持事務性的關係。況且一些國家不會根據法律條文而是根據它們同北京關係的政治重要性來投票。再說改變日期，肯定會給我們同北京的新關係造成某種不利的影響。還有，如果總統要在1972年初訪問中國，為了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日期趕在一起，我這次訪華也不能推遲。”
最後，尼克鬆權衡利害之後，站到了基辛格一邊。
基辛格把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定名為“波羅二號”。10月16日，他帶領他的全部人馬從美國出發。他為了給尼克鬆總統試航，不僅大搖大擺地公開來華，而且還神氣活現地坐著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大兜其風。為了使尼克鬆總統一行到達中國時不致由於時間差和高速飛行的不適而過分疲勞，他按尼克鬆訪問預定的路線試飛，中途在夏威夷和關島停留，然後再飛抵上海。
基辛格的隨行人員相當於尼克鬆總統訪華時的全部人馬，商談的既有重大政治問題，又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他把他的隨行人員按需要了解情況的範圍分成四個等級。他和他的助手洛德、霍爾德裏奇了解政策和尼克鬆之行的某些技術方麵的細節；尼克鬆的助理幫辦和先遣隊負責人德懷特？查平了解一切技術問題；安全保衛和通訊技術人員隻了解與他們的工作有關的問題；那位“老練、聰明、機智”的國務院代表老中國通艾爾弗雷德？詹金斯，雖是二十年來中美會談的專家，卻隻能“使他有一種參加的感覺，但又不讓他參與關鍵性的地緣政治的討論，特別是起草公報的工作。”他們內部則由洛德總負責這四個等級，“竭力做到有條不紊，不出差錯。”由此他們建議中方按照他們各類人員“需要了解”的範圍，安排各種級別的會談，並在同一時間進行，使基辛格等少數幾個人好同周恩來商討一些最敏感的問題而不致受到幹擾。
基辛格所不知道的是，周恩來總理先是忙於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然後又忙於處理林彪事件，加之身體已經不是很好，直到10月中旬才著手進行接待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準備工作。17日，中國外交部擬出了接待方案，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對國際問題和雙邊關係會談的方針和立場，決定仍按基辛格秘密來訪時的規格接待，但予以公開報道，同時也應美方要求，安排各類人員的對口會談和活動。方案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後呈報毛澤東主席。19日毛澤東同意了這一方案。
10月20日，當基辛格一行興高采烈地抵達上海時，看到隻有上次去巴基斯坦迎接他們的章文晉等四人和上海外事處的兩位代表在機場迎接，敏感的基辛格頓時有一種受冷落之感。當天中午飛抵北京時，仍沒有見到手持鮮花夾道歡迎的人群，還是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幾位高級官員前往歡迎，隻是增加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他的內心就有些忐忑不安。
讓基辛格一行更為不安的是，當車隊從北京機場到釣魚台賓館的途中，不僅斷絕了交通、布滿了警衛，而且還發現了多數是中文也有一兩處是英文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在他們進入賓館六號樓的住房時，發現每一個房間都有一份封麵印有“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英文的宣傳品，疑神疑鬼的基辛格又是感到了不快。他當即叫人把所有的小冊子收集起來，交給中方的一位禮賓司官員，並說：“這一定是以前的一個代表團丟在這裏的。”
周恩來聽到這事的匯報後，非常生氣，當即責問禮賓司的負責人：“為什麽要擺放這些東西？”那負責人說這是新華社曆來的規矩。當這事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時，毛澤東說，告訴他們這是“放空炮”。
第二天，姬鵬飛代外長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會堂的路上，特意向基辛格解釋說：“每個國家都有它同人民群眾聯係的辦法，你們用報紙和電視，我們中國則用牆上的標語。”他指了指昨天還寫有反對美帝國主義標語的牆說：“你看，現在不是變了麽？”
基辛格看了看外麵，隻見那牆上果然換成了歡迎亞非乒乓球賽的英文標語。
10月20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虛驚一場的基辛格一行。在合影留念後，周恩來以驚人的記憶，坦誠的胸懷，落落大方地向基辛格及其隨行人員一一表示歡迎和問候，還像老朋友一樣說出了他們各自的生平、學曆。當見到詹金斯時，周恩來說他曾在中國居住過，對中國很了解，是中國的老朋友了。這使得詹金斯大受感動。
在會後的歡迎宴會上，周恩來熱情洋溢地即興致詞說：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們，我願借此機會歡迎來中國臨時訪問的尼克鬆總統的特使和其他美國朋友們。基辛格博士這次訪問的目的是為尼克鬆總統訪問的政治討論和技術性安排做準備工作。中美兩國在關係中斷22年之後，現在兩國關係史上要揭開新的一章。我們應該說這要歸功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當然，一定要有一個人作為先導，這個先導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訪問了中國這個所謂‘神秘的國土’。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現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訪問這個國土，它不應該再被認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為一個朋友來的，還帶來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來說，我雖然從未到過美國，但我認識不少美國朋友，美國對我來說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顯，我們兩國的社會製度是不同的，而且我們各自的世界觀――基辛格博士喜歡用‘哲學’這個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這不妨礙我們找到共同點。中美會談到現在已經進行了16年了，但還沒有找到共同點。現在尼克鬆總統要親自到北京來討論，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員。我們希望這些討論將會取得積極的成果。
“我們兩國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雖遠隔太平洋，但友誼把我們兩國人民連接在一起。今年我們在接待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之後，還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國朋友。我們希望將本著一種新的精神來迎接這一新紀元。”
“我提議，為偉大的美國人民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的朋友們的健康，幹杯！”
宴會結束時，周恩來特繞宴會廳一周，同每一個客人，包括秘書、警衛和機組人員一一握手碰杯。所有的客人無不為周恩來熱情誠懇的講話和平易近人的風度所感動，對他產生了由衷的敬佩。
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周恩來和基辛格的兩幅照片。22日晚，葉劍英和代理外長姬鵬飛陪基辛格一行到人民大會堂去看京劇，基辛格一行一走進大會堂，全體觀眾就熱烈鼓掌，把基辛格等人當作特別受歡迎的人。23日，基辛格一行又參觀了長城，遊覽了頤和園，這一切都使他們先前那種受冷落的感覺在熱誠友好的氣氛中煙消雲散了。
毛澤東說：要講天下大亂嘛
從10月21日起，中美雙方進行分組會談。周恩來同基辛格談實質問題；熊向暉同詹金斯談一般問題；於桑同美方進行保衛、通訊等技術問題的會談。
會談一開始，為使雙方談得輕鬆一點，周恩來針對基辛格上次來華初次會談時念稿子的窘態，風趣地說：“按照慣例，我還是請你先說，我準備聽你講寫出來的這麽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謙地說：“當時我自己感到很慚愧……”
周恩來當即製止說：“不，不，你頭一次來嘛，必須要有一個準備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很欽佩地說：“總理沒有筆記講話，比我有筆記講話更流暢。”稍後，他又談到了尼克鬆訪華公告，“總理先生，7月份我們會見的時候，你曾說過，尼克鬆總統訪華公告的發表，將會震動世界。世界確實被震動了，我們兩國在世界上掀起了新的潮流，使許多國家在執行他們外交政策的時候有了新的考慮。我們推動了世界事務中的一場革命。”
周恩來也真誠地說：“尼克鬆總統采取這樣的主動行動，表現了很大的勇氣。”
此後，雙方就尼克鬆總統訪華的細節進行了商談。基辛格提出尼克鬆訪華的日期為1972年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來考慮了一下，選定了前一個日期。
在另一個地方由熊向暉和詹金斯的會談也談得不錯。盡管詹金斯是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又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的專家，對中國的態度和看法受了一定的傳統影響，但他在會談後也不無感慨地說：“我同從1955年開始以來的初步會談有聯係。在這期間，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就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樣，像在黑夜中航行的船……而現在幸運的是，我們不再在黑夜，而是在白天航行了。”
其他組的會談也基本較好。通訊技術（包括新聞采訪、報道和電視轉播）問題，在雙方真誠協商下順利達成協議。僅在保衛安全問題上，美方負責警衛的頭頭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尼克鬆總統可能訪問的地方，都開出一份搗亂分子名單給他，並且還強烈反對尼克鬆總統在中國境內乘坐中國的轎車和飛機。中方對這位頭頭的無知和傲慢給予了批駁，後經基辛格說服，美方完全接受了中方的安排。
然而，基辛格卻差點完不成他的使命。
原來，基辛格這次來華之前從未提過要起草尼克鬆訪華公報問題，所以中方在接待方案中也沒作準備。在第一次會談時，他才對中國方麵說，此次來北京，一是為了妥善安排尼克鬆總統訪華時的一切準備工作，另外還有一項重要事項，就是預先擬定在尼克鬆訪華結束後要發表的一個聯合公報。基辛格說這是因為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鬆總統訪華失敗，所以得早作這方麵的準備。
周恩來表示對此可以理解，他說：由於這是美方初次提出的建議，我們沒有準備，希望在一般性和限製性會談後再談公報，並同意美方先拿出草案來。
22日下午會談時，美方提出了他們已擬成的聯合公報草案。基辛格還特別強調，這份公報草案已經尼克鬆批準了。
美方提出的這個草案長約三千字，包括訪問情況、兩國關係的一般原則、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和台灣問題等四個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調起草的。其中強調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共同點，而用一些陳詞濫調掩蓋著雙方的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有意避而不談美國撤軍問題，反而要中方承諾隻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看了美方的草案後，很不滿意。他說這個草案不能接受，指示章文晉起草對案，他還提議按照過去同蔣介石達成協議的辦法，各說各的，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取美方可取之處，寫出雙方的共同點，以便共同遵循。
23日晚，毛澤東把周恩來、姬鵬飛、熊向暉、章文晉等人叫去。他先表示不讚成搞公報。周恩來說明這是美方提出的，他們需要，不搞不好辦。
毛澤東接著說：“那個東西我隻看了一遍，發言權不大，隻有一點點。不滿意，一點神氣也沒有。”
周恩來連忙解釋說：“這個草稿我們還沒有經過認真研究，先送主席審閱，然後按主席的指示修改。”
毛澤東隨即就說：“國際形勢我講過多次，天下大亂嘛！各說各的可以，這個辦法好。他們不是講什麽和平、安全、不謀求霸權嗎？我們就要講革命，講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講大國不應該欺侮小國。不突出這個，我看不那麽妥當。我們是放空炮……要尼克鬆同意解放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難。他也是講空話，什麽維護老朋友啊，不幹涉內政啊，不爭霸啊，那怎麽行！但是他也不好講大國應該欺侮小國嘛。語言上接受，行動上自由，他們是自由國家、自由世界。說什麽不謀求霸權，他美國由13個州到50個州，還不是擴張、爭霸的結果，後來又把手伸向全世界……現在尼克鬆也承認他們困難了。過去美國講兩個半戰爭，後來講一個半戰爭，現在一個半也不行了……各說各的好，你們先給他們吹吹。”
24日，原定由姬鵬飛和基辛格談公報問題，因中方的對案尚未起草好，改為周恩來同基辛格會談。
會談一開始，基辛格就感到周恩來與往常的樣子大不相同。周恩來首先嚴肅而尖銳地對基辛格說：“毛澤東主席已經看了你們的公報草案，明確表示不同意。草案的內容在原則上同我們不一致。”
基辛格神情緊張地問：“總理說的原則指的是哪些方麵？”
周恩來說：“是指對世界形勢的看法和展望方麵，我們同你們完全不一致，在台灣、越南、印度支那、朝鮮、日本、次大陸等問題上的看法也有一定距離，有的地方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基辛格解釋說：“我們初稿的含義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
周恩來便立即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來闡明中國的觀點：“鬥爭比和平更為重要，至少是和平隻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我們兩國打過仗，敵對、隔絕二十多年，對於如何管理國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們有自己的觀點。再說現在戰爭根本未停，世界並不太平，客觀世界是大亂，談不上和平。當前的主要傾向是革命，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製止戰爭。如果我們對形勢的估計說得含含糊糊，不把我們兩國的根本分歧講清楚，那是不真實的。如果用外交語言來掩蓋巨大的分歧，公報上看起來觀點一致，而實際上不是那麽回事，那今後怎麽解決問題呢？”
基辛格進一步辯解說：“總理先生，我們起草的公報，采用的是國際通用的慣例。如果在公報中寫明雙方的分歧，那不就是告訴世界，美國和中國正在吵架嗎？”
周恩來說：“吵架是正常的，分歧是必然的嘛！關鍵是我們如何對待這些分歧。”他見雙方觀點針鋒相對，氣氛緊張，忙說：“該吃烤鴨了。我們將在下午提出一個公報的初稿來。”
基辛格博士大玩文字遊戲
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熊向暉改寫公報草案。新草案完全打破了老套格調，十分新奇。在序言中概述了尼克鬆總統訪華的情況。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寫明對國際形勢和重大問題的看法和立場，中方寫進了當時對形勢的看法和革命的語言，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中國不作超級大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支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等。美方部分空著，由美方自己寫。第二部分吸取雙方共同點明確了建立中美關係的共同原則和共同聲明。第三部分各自說明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和主張。第四部分寫明改善雙邊關係的某些具體建議。
24日下午，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人說：“這一稿改得好。寫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談，有點神氣了。”
當晚，周恩來讓姬鵬飛代外長念了中方對案全文，美方記錄下來。基辛格聽了，感到驚詫莫名，他的助手也麵麵相覷，認為“用詞尖銳”，“立場都是以最不妥協的詞句提出來的”，表示難以接受。
周恩來當即心平氣和的據實勸道：“用漂亮的外交辭令掩蓋分歧的典型公報，往往是禍根。公開地擺明分歧，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也是通向未來的第一步。”接著他宣布休息一會，請基辛格等不妨再考慮一下。
休息時，美方人員在一起商討後，基辛格豁然開朗了，他認識到這種在尼克鬆總統訪問結束時列舉不同觀點的獨出心裁的方式也許能解決美國人的難題。因為闡明分歧會使美國的盟國及其朋友放心，說明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保護，如果中美雙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場，那麽就顯得很突出，而且在公報發表之後，美國也不致於冒出現矛盾和惡意的風險，每一方也不會把那些模棱兩可的詞句解釋得對自己有利。
休息之後，基辛格告訴周恩來，美方願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寫法，但要求文字上不要火藥味太濃，還必須有某些共同立場，他答應第二天早上提出美方的草案來。當晚，基辛格和洛德熬了一個通宵，寫出了修改方案。
周恩來看了一遍美國提的修改方案，眉頭一皺，說：“博士，你們辛苦了一個通宵，卻把我們的一個主要觀點掉了。”
基辛格緊張地問：“哪個觀點？”
“堅持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革命鬥爭――這是我們對世界形勢的一個基本觀點。”
“這將使尼克鬆總統受到屈辱，在美國引起很大麻煩。作為交換，我們的觀點也可刪去兩句，不使中國吃虧。”
周恩來感到美方確有不便，將手用力一揮：“我們不是商人，不是在做買賣，完全用不著討價還價。你隻需叫我同意，告訴我令你為難之處就可以了！”他見美方列舉了中美的共同立場，便讚賞道：“我們雖有巨大的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立場，特別是關於兩國都表示不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行動這一點，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不久，沃爾特斯就來找黃鎮，在寒暄之後他很快就進入了正題：“這次貴國為何要取消國慶遊行，是不是發生了什麽突然事情？”
黃鎮心中有數，於是從容巧妙地說：“各國慶祝國慶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國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叫遊園，一切都很正常。”
10月5日，中美雙方同時公布了基辛格一行於10月20日來華訪問，“為尼克鬆總統訪華做基本的安排”。
但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卻堅決反對基辛格第二次訪華，他們在尼克鬆麵前激烈的爭論起來。
羅傑斯說：“基辛格此時再去北京，必然對我們在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戰略起幹擾作用。”
基辛格卻反駁說：“我不認為這會對聯合國的表決有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登上世界舞台現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實。我們這樣做也可以表明反對從聯合國驅逐台灣，仍然能夠同北京保持事務性的關係。況且一些國家不會根據法律條文而是根據它們同北京關係的政治重要性來投票。再說改變日期，肯定會給我們同北京的新關係造成某種不利的影響。還有，如果總統要在1972年初訪問中國，為了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日期趕在一起，我這次訪華也不能推遲。”
最後，尼克鬆權衡利害之後，站到了基辛格一邊。
基辛格把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定名為“波羅二號”。10月16日，他帶領他的全部人馬從美國出發。他為了給尼克鬆總統試航，不僅大搖大擺地公開來華，而且還神氣活現地坐著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大兜其風。為了使尼克鬆總統一行到達中國時不致由於時間差和高速飛行的不適而過分疲勞，他按尼克鬆訪問預定的路線試飛，中途在夏威夷和關島停留，然後再飛抵上海。
基辛格的隨行人員相當於尼克鬆總統訪華時的全部人馬，商談的既有重大政治問題，又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他把他的隨行人員按需要了解情況的範圍分成四個等級。他和他的助手洛德、霍爾德裏奇了解政策和尼克鬆之行的某些技術方麵的細節；尼克鬆的助理幫辦和先遣隊負責人德懷特？查平了解一切技術問題；安全保衛和通訊技術人員隻了解與他們的工作有關的問題；那位“老練、聰明、機智”的國務院代表老中國通艾爾弗雷德？詹金斯，雖是二十年來中美會談的專家，卻隻能“使他有一種參加的感覺，但又不讓他參與關鍵性的地緣政治的討論，特別是起草公報的工作。”他們內部則由洛德總負責這四個等級，“竭力做到有條不紊，不出差錯。”由此他們建議中方按照他們各類人員“需要了解”的範圍，安排各種級別的會談，並在同一時間進行，使基辛格等少數幾個人好同周恩來商討一些最敏感的問題而不致受到幹擾。
基辛格所不知道的是，周恩來總理先是忙於即將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然後又忙於處理林彪事件，加之身體已經不是很好，直到10月中旬才著手進行接待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的準備工作。17日，中國外交部擬出了接待方案，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對國際問題和雙邊關係會談的方針和立場，決定仍按基辛格秘密來訪時的規格接待，但予以公開報道，同時也應美方要求，安排各類人員的對口會談和活動。方案經周恩來親自修改後呈報毛澤東主席。19日毛澤東同意了這一方案。
10月20日，當基辛格一行興高采烈地抵達上海時，看到隻有上次去巴基斯坦迎接他們的章文晉等四人和上海外事處的兩位代表在機場迎接，敏感的基辛格頓時有一種受冷落之感。當天中午飛抵北京時，仍沒有見到手持鮮花夾道歡迎的人群，還是以葉劍英元帥為首的幾位高級官員前往歡迎，隻是增加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他的內心就有些忐忑不安。
讓基辛格一行更為不安的是，當車隊從北京機場到釣魚台賓館的途中，不僅斷絕了交通、布滿了警衛，而且還發現了多數是中文也有一兩處是英文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標語。在他們進入賓館六號樓的住房時，發現每一個房間都有一份封麵印有“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英文的宣傳品，疑神疑鬼的基辛格又是感到了不快。他當即叫人把所有的小冊子收集起來，交給中方的一位禮賓司官員，並說：“這一定是以前的一個代表團丟在這裏的。”
周恩來聽到這事的匯報後，非常生氣，當即責問禮賓司的負責人：“為什麽要擺放這些東西？”那負責人說這是新華社曆來的規矩。當這事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時，毛澤東說，告訴他們這是“放空炮”。
第二天，姬鵬飛代外長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會堂的路上，特意向基辛格解釋說：“每個國家都有它同人民群眾聯係的辦法，你們用報紙和電視，我們中國則用牆上的標語。”他指了指昨天還寫有反對美帝國主義標語的牆說：“你看，現在不是變了麽？”
基辛格看了看外麵，隻見那牆上果然換成了歡迎亞非乒乓球賽的英文標語。
10月20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虛驚一場的基辛格一行。在合影留念後，周恩來以驚人的記憶，坦誠的胸懷，落落大方地向基辛格及其隨行人員一一表示歡迎和問候，還像老朋友一樣說出了他們各自的生平、學曆。當見到詹金斯時，周恩來說他曾在中國居住過，對中國很了解，是中國的老朋友了。這使得詹金斯大受感動。
在會後的歡迎宴會上，周恩來熱情洋溢地即興致詞說：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們，我願借此機會歡迎來中國臨時訪問的尼克鬆總統的特使和其他美國朋友們。基辛格博士這次訪問的目的是為尼克鬆總統訪問的政治討論和技術性安排做準備工作。中美兩國在關係中斷22年之後，現在兩國關係史上要揭開新的一章。我們應該說這要歸功於毛澤東主席和尼克鬆總統。當然，一定要有一個人作為先導，這個先導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訪問了中國這個所謂‘神秘的國土’。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現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訪問這個國土，它不應該再被認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為一個朋友來的，還帶來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來說，我雖然從未到過美國，但我認識不少美國朋友，美國對我來說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顯，我們兩國的社會製度是不同的，而且我們各自的世界觀――基辛格博士喜歡用‘哲學’這個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這不妨礙我們找到共同點。中美會談到現在已經進行了16年了，但還沒有找到共同點。現在尼克鬆總統要親自到北京來討論，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員。我們希望這些討論將會取得積極的成果。
“我們兩國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雖遠隔太平洋，但友誼把我們兩國人民連接在一起。今年我們在接待美國乒乓球代表團之後，還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國朋友。我們希望將本著一種新的精神來迎接這一新紀元。”
“我提議，為偉大的美國人民和偉大的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的朋友們的健康，幹杯！”
宴會結束時，周恩來特繞宴會廳一周，同每一個客人，包括秘書、警衛和機組人員一一握手碰杯。所有的客人無不為周恩來熱情誠懇的講話和平易近人的風度所感動，對他產生了由衷的敬佩。
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周恩來和基辛格的兩幅照片。22日晚，葉劍英和代理外長姬鵬飛陪基辛格一行到人民大會堂去看京劇，基辛格一行一走進大會堂，全體觀眾就熱烈鼓掌，把基辛格等人當作特別受歡迎的人。23日，基辛格一行又參觀了長城，遊覽了頤和園，這一切都使他們先前那種受冷落的感覺在熱誠友好的氣氛中煙消雲散了。
毛澤東說：要講天下大亂嘛
從10月21日起，中美雙方進行分組會談。周恩來同基辛格談實質問題；熊向暉同詹金斯談一般問題；於桑同美方進行保衛、通訊等技術問題的會談。
會談一開始，為使雙方談得輕鬆一點，周恩來針對基辛格上次來華初次會談時念稿子的窘態，風趣地說：“按照慣例，我還是請你先說，我準備聽你講寫出來的這麽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謙地說：“當時我自己感到很慚愧……”
周恩來當即製止說：“不，不，你頭一次來嘛，必須要有一個準備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很欽佩地說：“總理沒有筆記講話，比我有筆記講話更流暢。”稍後，他又談到了尼克鬆訪華公告，“總理先生，7月份我們會見的時候，你曾說過，尼克鬆總統訪華公告的發表，將會震動世界。世界確實被震動了，我們兩國在世界上掀起了新的潮流，使許多國家在執行他們外交政策的時候有了新的考慮。我們推動了世界事務中的一場革命。”
周恩來也真誠地說：“尼克鬆總統采取這樣的主動行動，表現了很大的勇氣。”
此後，雙方就尼克鬆總統訪華的細節進行了商談。基辛格提出尼克鬆訪華的日期為1972年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來考慮了一下，選定了前一個日期。
在另一個地方由熊向暉和詹金斯的會談也談得不錯。盡管詹金斯是美國國務院的中國通，又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的專家，對中國的態度和看法受了一定的傳統影響，但他在會談後也不無感慨地說：“我同從1955年開始以來的初步會談有聯係。在這期間，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就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樣，像在黑夜中航行的船……而現在幸運的是，我們不再在黑夜，而是在白天航行了。”
其他組的會談也基本較好。通訊技術（包括新聞采訪、報道和電視轉播）問題，在雙方真誠協商下順利達成協議。僅在保衛安全問題上，美方負責警衛的頭頭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尼克鬆總統可能訪問的地方，都開出一份搗亂分子名單給他，並且還強烈反對尼克鬆總統在中國境內乘坐中國的轎車和飛機。中方對這位頭頭的無知和傲慢給予了批駁，後經基辛格說服，美方完全接受了中方的安排。
然而，基辛格卻差點完不成他的使命。
原來，基辛格這次來華之前從未提過要起草尼克鬆訪華公報問題，所以中方在接待方案中也沒作準備。在第一次會談時，他才對中國方麵說，此次來北京，一是為了妥善安排尼克鬆總統訪華時的一切準備工作，另外還有一項重要事項，就是預先擬定在尼克鬆訪華結束後要發表的一個聯合公報。基辛格說這是因為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鬆總統訪華失敗，所以得早作這方麵的準備。
周恩來表示對此可以理解，他說：由於這是美方初次提出的建議，我們沒有準備，希望在一般性和限製性會談後再談公報，並同意美方先拿出草案來。
22日下午會談時，美方提出了他們已擬成的聯合公報草案。基辛格還特別強調，這份公報草案已經尼克鬆批準了。
美方提出的這個草案長約三千字，包括訪問情況、兩國關係的一般原則、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和台灣問題等四個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調起草的。其中強調了一些含糊其辭的共同點，而用一些陳詞濫調掩蓋著雙方的分歧，並在台灣問題上有意避而不談美國撤軍問題，反而要中方承諾隻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看了美方的草案後，很不滿意。他說這個草案不能接受，指示章文晉起草對案，他還提議按照過去同蔣介石達成協議的辦法，各說各的，明確寫出雙方的分歧，同時也吸取美方可取之處，寫出雙方的共同點，以便共同遵循。
23日晚，毛澤東把周恩來、姬鵬飛、熊向暉、章文晉等人叫去。他先表示不讚成搞公報。周恩來說明這是美方提出的，他們需要，不搞不好辦。
毛澤東接著說：“那個東西我隻看了一遍，發言權不大，隻有一點點。不滿意，一點神氣也沒有。”
周恩來連忙解釋說：“這個草稿我們還沒有經過認真研究，先送主席審閱，然後按主席的指示修改。”
毛澤東隨即就說：“國際形勢我講過多次，天下大亂嘛！各說各的可以，這個辦法好。他們不是講什麽和平、安全、不謀求霸權嗎？我們就要講革命，講解放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講大國不應該欺侮小國。不突出這個，我看不那麽妥當。我們是放空炮……要尼克鬆同意解放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難。他也是講空話，什麽維護老朋友啊，不幹涉內政啊，不爭霸啊，那怎麽行！但是他也不好講大國應該欺侮小國嘛。語言上接受，行動上自由，他們是自由國家、自由世界。說什麽不謀求霸權，他美國由13個州到50個州，還不是擴張、爭霸的結果，後來又把手伸向全世界……現在尼克鬆也承認他們困難了。過去美國講兩個半戰爭，後來講一個半戰爭，現在一個半也不行了……各說各的好，你們先給他們吹吹。”
24日，原定由姬鵬飛和基辛格談公報問題，因中方的對案尚未起草好，改為周恩來同基辛格會談。
會談一開始，基辛格就感到周恩來與往常的樣子大不相同。周恩來首先嚴肅而尖銳地對基辛格說：“毛澤東主席已經看了你們的公報草案，明確表示不同意。草案的內容在原則上同我們不一致。”
基辛格神情緊張地問：“總理說的原則指的是哪些方麵？”
周恩來說：“是指對世界形勢的看法和展望方麵，我們同你們完全不一致，在台灣、越南、印度支那、朝鮮、日本、次大陸等問題上的看法也有一定距離，有的地方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基辛格解釋說：“我們初稿的含義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
周恩來便立即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來闡明中國的觀點：“鬥爭比和平更為重要，至少是和平隻有通過鬥爭才能得到。我們兩國打過仗，敵對、隔絕二十多年，對於如何管理國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們有自己的觀點。再說現在戰爭根本未停，世界並不太平，客觀世界是大亂，談不上和平。當前的主要傾向是革命，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製止戰爭。如果我們對形勢的估計說得含含糊糊，不把我們兩國的根本分歧講清楚，那是不真實的。如果用外交語言來掩蓋巨大的分歧，公報上看起來觀點一致，而實際上不是那麽回事，那今後怎麽解決問題呢？”
基辛格進一步辯解說：“總理先生，我們起草的公報，采用的是國際通用的慣例。如果在公報中寫明雙方的分歧，那不就是告訴世界，美國和中國正在吵架嗎？”
周恩來說：“吵架是正常的，分歧是必然的嘛！關鍵是我們如何對待這些分歧。”他見雙方觀點針鋒相對，氣氛緊張，忙說：“該吃烤鴨了。我們將在下午提出一個公報的初稿來。”
基辛格博士大玩文字遊戲
根據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熊向暉改寫公報草案。新草案完全打破了老套格調，十分新奇。在序言中概述了尼克鬆總統訪華的情況。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寫明對國際形勢和重大問題的看法和立場，中方寫進了當時對形勢的看法和革命的語言，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國家不分大小應該一律平等，大國不應欺負小國，強國不應欺負弱國，中國不作超級大國，並且反對任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支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等。美方部分空著，由美方自己寫。第二部分吸取雙方共同點明確了建立中美關係的共同原則和共同聲明。第三部分各自說明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和主張。第四部分寫明改善雙邊關係的某些具體建議。
24日下午，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人說：“這一稿改得好。寫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談，有點神氣了。”
當晚，周恩來讓姬鵬飛代外長念了中方對案全文，美方記錄下來。基辛格聽了，感到驚詫莫名，他的助手也麵麵相覷，認為“用詞尖銳”，“立場都是以最不妥協的詞句提出來的”，表示難以接受。
周恩來當即心平氣和的據實勸道：“用漂亮的外交辭令掩蓋分歧的典型公報，往往是禍根。公開地擺明分歧，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也是通向未來的第一步。”接著他宣布休息一會，請基辛格等不妨再考慮一下。
休息時，美方人員在一起商討後，基辛格豁然開朗了，他認識到這種在尼克鬆總統訪問結束時列舉不同觀點的獨出心裁的方式也許能解決美國人的難題。因為闡明分歧會使美國的盟國及其朋友放心，說明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保護，如果中美雙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場，那麽就顯得很突出，而且在公報發表之後，美國也不致於冒出現矛盾和惡意的風險，每一方也不會把那些模棱兩可的詞句解釋得對自己有利。
休息之後，基辛格告訴周恩來，美方願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寫法，但要求文字上不要火藥味太濃，還必須有某些共同立場，他答應第二天早上提出美方的草案來。當晚，基辛格和洛德熬了一個通宵，寫出了修改方案。
周恩來看了一遍美國提的修改方案，眉頭一皺，說：“博士，你們辛苦了一個通宵，卻把我們的一個主要觀點掉了。”
基辛格緊張地問：“哪個觀點？”
“堅持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革命鬥爭――這是我們對世界形勢的一個基本觀點。”
“這將使尼克鬆總統受到屈辱，在美國引起很大麻煩。作為交換，我們的觀點也可刪去兩句，不使中國吃虧。”
周恩來感到美方確有不便，將手用力一揮：“我們不是商人，不是在做買賣，完全用不著討價還價。你隻需叫我同意，告訴我令你為難之處就可以了！”他見美方列舉了中美的共同立場，便讚賞道：“我們雖有巨大的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立場，特別是關於兩國都表示不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行動這一點，確實是難能可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