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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4)

  周恩來委婉地選擇恰當的詞語繼續說:“可能現在世界青年對現狀有點不滿,想尋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動時會表現為各種形式,在這個過程中,這些表現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了的或固定了的。因為尋求真理總是要通過各種實踐來證明其正確與否,這在青年時代應該是允許的。各種思想都要通過實踐嚐試一下,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們懂得年輕人的這種心理。別國的青年來訪時,我們也看到這樣的形式,如留長發等等。我看到英國和日本的青年也有這樣的情況,但他們和你們不一定是同一個派。”

  科恩眨眨眼睛說:“這種表現形式是多日思索的結果。它比表麵上看到的更深刻,這是一種新的思想,還沒有多少人熟悉它。”

  周恩來繼續就這個問題深刻地說:“按照人類認識的發展規律來看,最後總要認識出一個普遍真理,這和自然現象的規律一樣。我們讚成任何青年都有這種探討要求,這是好事。但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最終總是找到大多數人的共同性,這樣才能使人類的大多數得到發展,得到進步,得到幸福。如果自己通過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應該改。正確的堅持,錯誤的改正,這是我們的認識。”

  科恩連連點頭稱是,美國代表團成員也靜靜地聽著。

  周恩來站起來,滿懷信心地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思想,即進步隻能從變化和發展中得到,精神隻有變成物質的力量才能前進,隻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讚成才行,這是一個規律。”

  周恩來的話,被電波傳到了美國。科恩的母親時常為兒子當嬉皮士而憂心忡忡,當她在報紙上看到中國總理對她兒子的諄諄教誨,她被深深地感動了,她想從美國直接寄一束紅玫瑰給周恩來,但由於中美處在相互隔絕的情況而不能實現,最後她通過國際鮮花組織將一束深紅色的玫瑰花寄到了北京,作為一位美國母親感謝中國總理對她兒子講了一席語重心長的話。

  與此同時,尼克鬆一家人也關注著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事。她的女兒特裏西婭準備6月份結婚,就對尼克鬆說:“爸爸,我們蜜月去哪兒旅行呢?”

  尼克鬆仰靠在沙發上,思索了一下說:“中國是度蜜月的好地方。我希望在你們一生中的某個時候,最好是早一點而不是遲一點,能夠到中國去,看看那裏偉大的城市,偉大的人民以及那裏的一切。事實上,我希望我在某個時候也這樣做。”

  當周恩來與科恩在人民大會堂交談的時候,尼克鬆發表了一項聲明,宣布美國準備迅速發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美國訪問的個人或團體簽證,大幅度解除已存在20多年的對華貿易禁令,放寬對華貨幣和航運的管製。

  一隻小小的隻有2.5克重的乒乓球,帶動了整個世界這隻“大球”,毛澤東、周恩來的這一“傑作”,引起了國際形勢的連鎖反應,中國的外交也由此充滿了活力,開始占據了國際政治舞台的有利位置。

  第二節 “波羅”神降天安門,周恩來折服基辛格

  喜不自禁的基辛格此時已平靜下來。

  尼克鬆拿出兩個玻璃杯,倒了半杯白蘭地。

  基辛格借用幾百年前曾到中國探險的馬可?波羅的名字,給自己這次充滿神秘,驚險和重大意義的中國之行取名為“波羅”行動。

  基辛格大罵“混蛋”,在電話裏假裝訓斥道:“你再作調查,巴基斯坦總統都能住,我為什麽不能住?”

  周恩來的輕鬆言談和驚人智慧征服了美國人。

  為使“波羅”計劃天衣無縫,蘇爾坦陪基辛格一行繞了一個圈子。

  二戰後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信件

  1971年4月17日,美國乒乓球隊在訪華取得成功後離開了中國。這是毛澤東、周恩來利用民間外交來促進兩國關係朝著正常健康的方向發展。為了從根本上恢複和美國的關係,4月21日,周恩來總理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尼克鬆總統發出了邀請。

  4月27日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希拉利打電話給基辛格的秘書哈爾?桑德斯,表示要和基辛格緊急會談五分鍾。桑德斯說基辛格明天將去休假,現在沒有時間,但希拉利堅持說這個信息不能等,必須立即見到基辛格。六點十二分,基辛格接見了希拉利。出乎基辛格意料的是,希拉利交給他的兩頁手寫的備忘錄竟是周恩來對尼克鬆1970年12月16日發出的信息的答複。這封書法很漂亮沒有簽名的信的原文是:

  周恩來總理感謝葉海亞總統於1971年1月5日轉達了尼克鬆總統的信息。周恩來總理十分感謝葉海亞總統;如果葉海亞總統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轉達給尼克鬆總統,他當不勝感謝:

  “由於當時的形勢,未能及早回答美國總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信。”

  “目前,我們正在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聯係的情況。但是,如果要使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得到恢複的話,美國就必須把它的全部武裝部隊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撤走。隻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之間的直接討論才能找到解決這個關鍵性問題的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它願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以便進行直接會談討論。當然,如果美國總統認為時機還不成熟,可以推遲到以後再進行。至於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討論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細節,這些都不是那麽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完全可以通過葉海亞?汗總統的斡旋做出適當安排。1971年4月21日”。

  等呆了不到二十分鍾的希拉利一走,基辛格立即在林肯廳找到了尼克鬆,把信念給他聽。不到一個小時,尼克鬆就把基辛格叫到了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和他討論派誰到中國去。

  喜不自禁的基辛格此時已平靜下來,思考了一會兒後說:“我看戴維?布魯斯當這個使節最理想。”

  尼克鬆也認為布魯斯比較恰當,但基辛格接著又說:“布魯斯現在是在巴黎舉行的關於越南問題的和平談判的代表團團長,中國人可能會認為選他當團長是明擺著的陰謀。”

  聽了這話,尼克鬆若有所思地說:“我可不希望在這個搭橋階段出紕漏。”

  之後他們又討論了一長串其他人選。其中包括喬治?布什、埃利奧特?理查遜,還反複考慮讓艾爾?黑格陪納爾遜?洛克菲勒去,但這些人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不是對尼克鬆的思想了解得不夠細致,就是由於他們可能過於引人注目,以致影響了人們對尼克鬆自己出訪的注意。第二天上午尼克鬆又和霍爾德曼、基辛格一起討論使節人選問題,但仍是沒有結果。過了一些時候,尼克鬆把基辛格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對他說:“我已決定派你去當使節,你立即開始做準備工作吧。”

  聽了這話,基辛格感到十分驚訝。但又感到如釋重負,他為設計此行忙了那麽長的時間,現在終於可以善始善終地去辦這件事情了。

  為了讓中國人放心,基辛格於4月28日召見了希拉利,給了他一個臨時答複,告訴他正式答複將在5月10日前做出,並且建議葉海亞把這樣一個意見作為他個人的意見向周恩來轉達:即在官方的聯係尚未牢固地建立起來以前,務必隻通過巴基斯坦渠道交換意見。

  就在這一曆史關鍵時刻,卻傳來了對尼克鬆和基辛格如晴天霹靂的消息。4月28日,美國國務院宣布說,美國認為,對台灣和澎湖列島的主權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將來要在國際上求得解決”。4月29日,在倫敦出席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部長級會議的羅傑斯,在電視上發表談話宣稱,埃德加?斯諾在《生活》雜誌上報道的毛澤東邀請尼克鬆去訪問是“隨隨便便地提出的”,那不是“當真的邀請”。為了消除混亂,發出一個使中國放心的信息,4月29日,尼克鬆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美國在對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的態度上,並沒有做出什麽決定。”他又用和解的語氣說:“我希望,實際上我期望某個時候以某種身份訪問大陸中國。我不知道以什麽身份。但是這表明我從長遠來說所抱的希望。我希望我能夠對製訂一個使我們能夠同大陸中國建立一種新的關係的政策做出貢獻。”

  基辛格則繼續著手計劃到中國去訪問的工作。在他到棕櫚泉休假時則帶了一大包關於中國哲學、曆史和藝術的書去。為了作技術上的安排,5月3日他又通過秘密渠道向美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約瑟夫?法蘭發了個信息:

  “為了隻有總統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總統希望你找點個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國,以便你能和我會談。我們的會談必須完全保密;會談的性質,除總統,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感到迷惑不解但為人忠誠可靠的法蘭乘飛機到洛杉磯,他對他的上級說為了辦點“私事”,5月7日他在棕櫚泉的一所私人住宅裏和基辛格密談了3個小時,他們就基辛格出訪的路線、與中國人會晤的地點、秘密渠道的建立、如何避開新聞記者、到達巴基斯坦以及在中國停留的時間等進行了討論。

  5月10日中午,基辛格將一封尼克鬆批準但沒有任何簽字的信交給了希拉利,請他立即轉交周恩來:

  尼克鬆總統仔細地研究了周恩來總理委托葉海亞?汗總統轉來的1971年4月21日信件。尼克鬆總統同意,為了解決把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隔開的問題,有必要舉行直接高級談判。因為尼克鬆總統十分重視使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他準備接受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請他出訪北京以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直接會談的建議。在這樣一種會談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關心的主要問題。

  為了給尼克鬆總統的訪問作準備,為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建立可靠的聯係,尼克鬆總統建議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初步的秘密會談。基辛格博士準備在中國國土上參加這樣的會談,地點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飛行距離內,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基辛格博士將被授權討論使尼克鬆總統的訪問成為最有益之舉的環境條件、這樣一次會談的議程、進行這種訪問的時間,並開始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初步交換意見。如果認為,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克鬆總統到達之間這段時間公開派一特使到北京是可取的,基辛格博士被授權做此安排。預期,尼克鬆總統訪問北京在基辛格博士和周恩來總理舉行了秘密會談後不久即可宣布。基辛格博士準備在6月15日以後來。

  “我們建議,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體細節,包括地點、停留的時間多長、通信聯絡以及類似的問題通過葉海亞?汗總統作為居間人進行討論。為保密起見,務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時,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官員的第一次會談要絕對保密。”

  麵對中美關係的急劇發展,中國於1971年5月26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製訂出關於中美會談的八項原則和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毛澤東也批準了中國政府以周恩來的名義給尼克鬆的具有曆史意義的答複。

  而此時,華盛頓的基辛格卻顯得心神不安。一個剛從加拿大渥太華回來的他在哈佛大學的一個老同事很激動的打電話給他說,那裏的新建立的中國大使館的官員抱怨說,尼克鬆曾被邀請去訪問中國,但他不願意去。基辛格正在考慮如何來說服這位教授時,5月31日,希拉利給他帶來了一個激動人心但又很含蓄的信息:由北京發出的一個很長的信正由一名巴基斯坦的信使傳送過來。正在他們焦急地等待那個信使的時候,急於開始在聯合國就中國代表權問題爭取選票的美國國務院,力促尼克鬆對它修改過的兩個中國的方案做出決定。6月1日,尼克鬆直截了當的不是偶然的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在7月15日前他不會就中國代表權問題做出決定。6月2日晚上8點10分,希拉利帶著周恩來的答複信急急忙忙地來到了辦公室,將信交給了心急如焚的基辛格: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鬆總統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並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鬆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鬆總統來訪,並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不言而喻,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首先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美國武裝部隊如何具體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地區全部撤走的問題。”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鬆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並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來總理建議,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6月15日到20日之間選定一個到達中國的日期;他可以從伊斯蘭堡直接飛往一個不向公眾開放的飛機場。至於飛行方麵,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飛機,或者在必要時從中國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國專機。預計會談連同航空來往需三至四天。通訊如需架設自帶無線電機,可於抵達北京期間臨時啟用。”

  “鑒於基辛格博士的行動難以嚴格保密,也可以考慮以公開身份來談,如仍需保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嚴格保密。在會談有成效後,如需會後公開,當由雙方商定。其他細節,可通過葉海亞?汗總統和中國大使直接磋商安排。”

  “周恩來總理熱烈地期待著最近的將來在中國同基辛格博士會晤。”

  基辛格讀完信,那種如釋重負的心情簡直是難以形容。他趕緊從他在白宮西側的辦公室到正廳去通知尼克鬆總統。尼克鬆此時正在宴請尼加拉瓜總統安納斯塔西奧?索摩查。基辛格讓隨從武官請尼克鬆務必盡快出來,幾分鍾後,他把信的內容告訴了剛出來的尼克鬆。興高采烈的尼克鬆把基辛格領到林肯廳,他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拿出兩個玻璃杯,倒了半杯白蘭地,舉杯對基辛格說:

  “亨利,我們現在喝這杯酒不是為祝賀我們個人或我們的成功,也不是為了祝賀使我們能夠收到這封信和享受今晚難忘時刻的我們這屆政府的政策。讓我們為今後幾代幹杯,他們可能會由於我們現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機會過和平的生活。”

  6月4日,基辛格把回信交給了希拉利,信中說:“由於時間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為他的旅行找個合適的借口,他現在發現在七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以前不可能離開華盛頓。因此,尼克鬆總統建議基辛格博士於7月9日到達中國,於7月11日離開,他將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飛機從伊斯蘭堡直飛北京。”

  6月10日,美國白宮發言人龍?齊格勒宣布:種類繁多的非戰略物資從此以後可以向中國出口;20年來第一次許可中國商品向美國出口。他還說在對華關係上,美國“以後會考慮采取進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6月11日,周恩來回信,表示同意美國的安排。

  6月28日,《紐約時報》登出了把基辛格列為將來出任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可能人選的馬路新聞。6月30日,白宮新聞秘書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尼克鬆總統即將派基辛格博士於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去執行調查事實的任務。隨後他將到巴黎去和戴維?布魯斯大使進行磋商;在基辛格博士到巴黎去的途中,他將在泰國、印度、巴基斯坦和官員們會談。”

  7月1日晚上8點,基辛格一行終於乘一架戰術空軍司令部的裝滿電子設備、擁擠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指揮飛機,去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

  唐龍彬在巴基斯坦忐忑不安

  以恰當的方式接待基辛格秘密來訪的工作,在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下開始秘密、穩妥地進行,成立了由葉劍英元帥、姬鵬飛代外長和黃華大使負責的領導班子。1971年7月初的一個晚上,禮賓司代司長韓敘通知在禮賓司國賓接待處任副處長的唐龍彬立即到外交部,他單獨對唐龍彬說:“有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秘密來訪,你要參加接待。明天就去釣魚台國賓館集中。此事要絕對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對家裏人也不能說。”由於當時正是“文革”中,且中美近20年沒有正式接觸,雖然唐龍彬已參加外交工作近20年,且在駐外使館也工作過多年,也隨中央領導訪問過許多國家,但還是一聽到美國這兩個字,心情就緊張得一夜難以入眠,心中不停地猜想那個美國高級官員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物。

  周恩來總理和外交部領導商定,由外交部美洲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翻譯唐聞生和唐龍彬四人專程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接基辛格一行來北京,章文晉和唐聞生主要負責會談事務,王海容和唐龍彬負責日常生活和活動安排。7月3日,周恩來派中國專機將擔任為基辛格專機領航的領隊徐柏齡、領航員劉誌義、報務員王今亮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在查克拉拉空軍機場,在基地司令的陪同下,未做任何檢查,三人就乘坐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的汽車直接到了中國大使館。7月4日,中國領航小組在中國大使館同巴方飛行員周密地研究了航行計劃。7月7日,一架塗有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標誌的波音707專機,由巴航飛行員試飛北京,在中方人員的領航下安全飛抵北京南苑軍用機場,這架葉海亞總統的專機是特地來接章文晉等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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