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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
1969年12月11日，雷陽按照中國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爾請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雙方在“融洽的”氣氛中會談了75分鍾。最初，斯托塞爾接到這一邀請時是大吃一驚，為了避開外界，他說他將高興地、小心地從後門進入中國大使館。但雷陽告訴他說這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門。這次會談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斷兩年後的首次接觸，是中國對尼克鬆一係列改善關係信號的首次善意反應。
同一天，美國繼續采取改善中美關係的措施，美國宣布：
從1969年12月23日起，取消隻準旅遊者最多隻能購買100美元中國貨物的規定；允許美國公司在國外的子公司同中國進行非戰略性物資的貿易；放寬藝術品的進口，由政府來鑒定什麽樣的藝術品是中國製造的。此前美國第七艦隊還減少了在台灣海峽的巡邏。
在此情況下，一切都出現了生機。12月17日，中國通過“羅馬尼亞渠道”告訴美國：中國有興趣同西方實行關係正常化，但目前沒有什麽具體的信息要轉達。兩天後，中國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美國傳去最新消息：中國對美國決定不再讓兩艘驅逐艦在台灣海峽巡邏感到滿意。
為了保持“巴基斯坦渠道”的暢通，尼克鬆12月22日就美巴關係給葉海亞總統寫了一封長信，在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說：“你知道我願意設法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更有意義的對話。最好這是一個慢慢來的過程，但我決不放棄它。”12月23日，中國再次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國傳遞了信息：中國願意沒有先決條件地恢複華沙會談。
華沙，一輛懸掛中國國旗的高級轎車招搖而過
1970年初，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同美國恢複大使級會談。斯托塞爾提出，在正式恢複華沙大使級會談前，於1月8日在美國大使館先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美國希望中國能直接聽到到那時為止隻是通過第三方向中國轉達的信息。
1月8日，中國代表乘坐一輛懸掛著中國國旗的高級轎車招搖過市地到達美國大使館。斯托塞爾告訴雷陽說：“不論是在亞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國都不會同蘇聯實行共同統治。”中美雙方同意恢複兩國大使間在華沙的正式和定期的會晤，確定了會晤將在兩國大使館輪流舉行的原則，恢複後的首次正式會晤將於1月20日在中國大使館舉行。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克洛斯基在當天中午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先是說會談將在“中共大使館”舉行。根據白宮的指示，幾個小時後他又說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舉行。此前，還沒有一個美國發言人敢用正式的名稱來稱呼中國，而麥克洛斯基卻三次提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0年1月20日，在尼克鬆總統就職一周年的那一天，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在華沙中國大使館恢複舉行。和在這之前舉行的四次會晤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是經過了曆時數月互通信息的耐心準備，開始是間接地，後來就越來越明確地表示願意使雙方關係作根本性改變的微妙情況下舉行的會談。
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和美國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隔著一張桌子麵對麵地坐著。斯托塞爾首先表態說：“美國政府願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計劃！”
對此，雷陽以表示歡迎的語氣說：“我們願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從根本上改善中美兩國的關係。”
在討論台灣問題時，斯托塞爾首先表示：“雖然美國有協助保衛台灣的義務，但並不妨礙你們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的協議，並且隨著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現在在台灣的所有軍事設施。”
雷陽則堅持中國的原則立場，他說：“中國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容許外人侵占，因此必須商定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美關係，並推動其他問題的解決。為此，我們需要進行更為徹底的探索。”
為了表示誠意，斯托塞爾鄭重地說：“美國不僅願意討論台灣問題，而且願意討論中美之間的所有雙邊關係問題，並願意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此，美國準備考慮派一個代表到北京去同你們直接討論問題，或接受你們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來更全麵地探討我今天的發言中提到的任何問題，或我們同意討論的其他問題。”
雷陽感到美國此次的表態是誠懇的，也鄭重地表態道：“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代表或者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願意予以接待。”
2月18日，在中美大使再次會談前兩天，尼克鬆在向國會提出的對外政策報告中以“空前求實的精神”談論中國：“中國人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從長遠來說，如果沒有這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量，要建立穩定的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設想的。”
2月28日，雷陽和斯托塞爾再次舉行了會談，雙方都認為本國希望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在台灣問題上，雙方態度也有了些靈活變化，都表示希望進行更高級的會談。
正在這雙方都快要突破的時刻，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和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就會談中諸如通訊聯係、人員往來、會談的時機、安全等問題節外生枝，說美國向北京派特使必須事前得到“補償”。
基辛格對此是大光其火，他反駁說：“一個美國使節訪問北京必定會觸發一場地緣政治革命；光是對河內就會造成創傷。這些就是壓倒一切的補償。”
尼克鬆也支持基辛格，他多次希望把會談地點遷到北京去，並且派一個總統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參加會談。他還要基辛格繞過國務院通知中國，美國同意派一個總統特使到中國去。
但就在此時，美國幹涉柬埔寨內政，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的政府，迫使西哈努克親王流亡北京。5月美軍更直接開進了柬埔寨。中國為抗議美國的侵略行徑，由新華通訊社發表了一個聲明，鑒於美國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國政府認為按原定5月20日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等137次會議已不適宜。今後何時舉行，將通過雙方聯絡人員另行商定。”此後華沙會談再也沒有恢複過。
被授予自由勳章的馬休
這是在中美複交中一件很秘密的事。
尼克鬆在成為美國總統前在紐約辦了一家規模較大的律師事務所，一個名叫馬休？湯姆森的剛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年輕律師在那裏工作。馬休的父親湯姆森博士和中國的鄧山理在天津讀書時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1966年聖誕節前給尼克鬆的一封信中提到“尼克鬆有可能再次作為總統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當周恩來總理把鄧山理從他下放的四川農村一個養豬場召回北京時，曾對鄧山理說：
“假如尼克鬆贏了這次選舉，我們必須影響他的思想，使他變得對我們有利。”
鄧山理於是就介紹了和湯姆森的關係，並說可以從他兒子馬休那裏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不久，一個名叫洪偉良的人約馬休？湯姆森到香港去辦一件事，但他很快就發現，他真正要見的卻是他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從北京來的鄧山理先生。
在一陣寒暄問候之後，鄧山理對馬休說：“也許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能幫助中國人民。你們的杜勒斯在日內瓦拒絕了同周恩來總理握手，照理說我們中國是不會再向你們美國伸手了，除非是看到美國領導人先伸出手來，但這就需要有一個有膽識有遠見的美國政治領導人才行。”
馬休此時才算真正明白了鄧山理見他的目的了，“看來你們是把賭注下在尼克鬆身上了。那你們認為他是這樣的領導人嗎？說不定他還贏不了明年的選舉呢。”
鄧山理笑著說：“在可能的候選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選。在我們所做的努力中，雖然我不能肯定我們會成功，但我覺得這是件對中美兩國都有好處的事情，值得去試一試。”
馬休說：“隻要你不讓我幹間諜工作，我願盡力而為。”
鄧山理笑著點點頭，誠懇地說：“當然不會的，我們隻想找個能在尼克鬆身邊傳話的人。”
後來馬休在給鄧山理的信中說：“我已向尼克鬆談到了中國對外界要建立聯係的想法。他表示美國確實應該調整策略，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現在我已成為總統候選人的私人助理。”
過了幾個月後，馬休又一次接到了洪偉良的電話，他一聽就知道是鄧山理的事，於是很快找了個機會到香港。
馬休一走下飛機，就看見鄧山理微笑著迎了上來。
“歡迎你到北京去做兩天客人。我們就上飛機吧。”
剛下飛機，馬休又上了天，來到了他從未去過的那個神秘的大陸。當天晚上，在一個安靜的小庭院裏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向馬休詳細詢問了有關美國選舉的情況。馬休認為最可能選上的是尼克鬆。
剛好第二天約翰遜宣布退出競選。周恩來又一次接見了馬休。馬休認為約翰遜退出後，尼克鬆獲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他還詳細地分析了尼克鬆與共和黨內其他兩個競選對手的情況，他認為最終獲勝的將是尼克鬆。
事實證明，馬休的分析是正確的，尼克鬆果然連連戰勝對手，成為了第37屆總統。這之後，鄧山理和在尼克鬆身邊工作的馬休之間交往的書信就更多了，他們擔負起了周恩來和尼克鬆之間傳遞信息的任務。其間，他們也曾被懷疑為間諜，引起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周恩來收到鄧山理送來的報告，其中夾著馬休3月15日寫給鄧山理的信，信中說：
目前我正在為心情急切的美國總統及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準備有關中美會談事宜。這個時候，我想可以讓一些意義明確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常化。
兩星期後，美國國家乒乓球隊有10至12名職員和幾名官員將去日本名古屋參加世界錦標賽。前些天我看到一則新聞報道，說你們也將去參加。這是貴國自1965年以來首次參加錦標賽，你們是否可以邀請這些年輕的美國運動員到貴國去訪問（為掩人耳目，也可以同時邀請一些西方球隊），並受到貴國領導人的慷慨大方的接見？
屆時一些美國記者將會同行，一家美國電視網的新聞轉播小組也將在那兒向國內進行實況轉播。美國人會看到我們的同胞如何在中國比賽、旅行，在麵露微笑的中國人中間訪問。
“我沒有把這一想法告訴這兒的任何人，這不過是我的胡思亂想，但我肯定美國政府會非常高興接到中國的邀請的。”
在這封信的空白處，周恩來總理作了如下批示：
“這個主意非常好，請立即照辦。擬邀請美國、英國、加拿大、一個非洲國家及一個拉美國家的乒乓球隊來京，以接待意大利共產黨的規格隆重歡迎他們。”
當基辛格於1971年9月再度來華時，馬休？湯姆森已先期到達北京兩天了。在基辛格訪問快結束時，周恩來總理對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在你的隨行人員中有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老朋友。”
基辛格皺了皺眉頭：“一個老朋友？”
“對，你們的馬休？湯姆森。”
基辛格非常吃驚地說：“那……你們為什麽要告訴我呢？”
“作為對貴國的真誠表示吧。也許我們結束了同馬休的聯係後，你們的安全機關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向你匯報他的情況，那時你也許認為他是間諜，責罵我們不夠朋友。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所以，我現在告訴你，這樣我們就可以坦誠相見，無私可言了。”
1972年1月21日，在白宮三樓那漆成黃色的橢圓形大廳裏，馬休被尼克鬆總統授予了一枚自由勳章和一張榮譽狀，在場的還有馬休的父親、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
毛澤東天安門城樓上見斯諾
當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再次中斷後，尼克鬆和基辛格都認為華沙不是一個進行嚴肅討論的好地點，而且對這種每次都是互相宣讀經過批準的稿子又不解決問題的會談不再感興趣。他們希望打開另一條保密通訊的渠道。
1970年6月15日，美國駐巴黎大使館武官沃爾特斯奉命去接近中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武官方文，想告訴中方：由於華沙這個論壇太公開，也太拘謹，美國希望另開對話渠道。但沃爾特斯在6月和9月初，兩次試圖把信息傳過去，兩次都沒有成功。中國武官方文隻是說，他將轉告國內政府，然後就走開離去。
6月30日，三萬美軍撤離了柬埔寨。7月10日，尼克鬆在同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密斯談話時表示：美國應該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接著又批準了通用汽車公司通過意大利羅伯托？佩裏尼公司轉售中國的美國製造的柴油發動機及零件的交易。8月26日，美國又宣布取消禁止在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裝載非戰略物資運往或運出中國的船隻加油的禁令。
此時，毛澤東、周恩來認為中美重新接觸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向美國發出了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信號――指示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邀請與毛澤東私交甚厚的《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訪華。
黃鎮把斯諾從瑞士洛桑請到巴黎，老朋友相見分外親熱，而一提到訪華，斯諾就火冒三丈，一口拒絕：
“很遺憾，中國有些當權派已經不再把我看作是中國的朋友了。我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不會見風使舵，隨便改變我的看法！”
黃鎮知道斯諾這是在為“文革”中被拒絕訪華一事而生氣，便委婉地勸道：“斯諾先生，反對你的隻是一小撮人，他們已被毛主席撤了職。現在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邀請你訪華，你將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
1970年10月1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的那一天，斯諾出現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城樓上。由周恩來總理安排，斯諾和他的妻子洛伊絲很快就站在了毛澤東主席的身邊，並同毛主席作了簡短的交談。當雄壯的《東方紅》樂曲奏起、廣場上人聲沸騰、旗幟飄揚的時候，毛澤東拉著斯諾，來到了天安門城樓正中的欄杆邊，向廣場上熱情的群眾不停地揮手。
第二天，在《人民日報》的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澤東站在麵帶笑容的斯諾夫婦中間的照片，並稱讚斯諾是“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是第一個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毛澤東用這一不尋常的姿態向美國表明，中美關係應向更高層次發展。然而，中國這一含蓄但富有深義的舉動，竟然沒有被美國所理解。
10月5日，尼克鬆舉著個大錘來回應毛澤東那舉重若輕的一劍，他在對《時代》周刊記者談到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時說：
“也許在5年時間裏，或甚至10年時間裏還不可能起這種作用。但是，在20年內，它應當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於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麽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10月9日，法國總統戴高樂去世，尼克鬆本想通過法國向中國傳話，此時，他不得不長歎一聲：“唉，戴高樂死得太早了。”
此時，有幾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到聯合國來參加聯合國成立25周年紀念會。尼克鬆決定借此機會來向中國傳遞信息。10月25日，尼克鬆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因為葉海亞即將訪華。尼克鬆請葉海亞給中國領導人傳話，說明美國認為中美關係“十分重要”，美國絕不會和蘇聯共謀反對中國。美國願意派一個高級使節秘密訪華，他還提到作為使節的可能人選有羅伯特？墨菲、湯姆斯？E？杜威或者基辛格。
10月26日，尼克鬆在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時再一次表達了同樣的願望。當晚，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國宴上致祝酒詞的時候，尼克鬆有意識地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美國總統用中國的正式名稱這還是第一次，因而就發出了西方人士稱之為“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11月10日至15日，葉海亞總統訪問中國。他在同周恩來的單獨會談中轉達了尼克鬆的口信，並說美國迫切等待著中國的答複。11月14日，周恩來正式答複葉海亞說：閣下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外人幹預。美國武裝力量占領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如果尼克鬆真有解決上述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以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
12月8日，葉海亞將周恩來總理的口頭答複派專人送到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希拉利手中，那是一份無頭銜、無簽字的用有藍道的白色信紙手寫的備忘錄，並囑其立即口頭轉達給基辛格。第二天下午6點，在白宮基辛格辦公室裏，希拉利向他慢慢地念了這一信件，基辛格則將其記了下來。周恩來在發給尼克鬆的權威性的信息中很有風度地說：美國通過各種渠道發出的許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個國家首腦通過第三國首腦向另一個國家首腦提出建議這還是第一次。美國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真實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們十分重視這個信息。”中國“一直願意並且一直在設法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談判……為了討論撤出中國領土台灣問題，尼克鬆總統的一位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最熱忱的歡迎。”
同一天，美國繼續采取改善中美關係的措施，美國宣布：
從1969年12月23日起，取消隻準旅遊者最多隻能購買100美元中國貨物的規定；允許美國公司在國外的子公司同中國進行非戰略性物資的貿易；放寬藝術品的進口，由政府來鑒定什麽樣的藝術品是中國製造的。此前美國第七艦隊還減少了在台灣海峽的巡邏。
在此情況下，一切都出現了生機。12月17日，中國通過“羅馬尼亞渠道”告訴美國：中國有興趣同西方實行關係正常化，但目前沒有什麽具體的信息要轉達。兩天後，中國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美國傳去最新消息：中國對美國決定不再讓兩艘驅逐艦在台灣海峽巡邏感到滿意。
為了保持“巴基斯坦渠道”的暢通，尼克鬆12月22日就美巴關係給葉海亞總統寫了一封長信，在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說：“你知道我願意設法同中國領導人進行更有意義的對話。最好這是一個慢慢來的過程，但我決不放棄它。”12月23日，中國再次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國傳遞了信息：中國願意沒有先決條件地恢複華沙會談。
華沙，一輛懸掛中國國旗的高級轎車招搖而過
1970年初，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同美國恢複大使級會談。斯托塞爾提出，在正式恢複華沙大使級會談前，於1月8日在美國大使館先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美國希望中國能直接聽到到那時為止隻是通過第三方向中國轉達的信息。
1月8日，中國代表乘坐一輛懸掛著中國國旗的高級轎車招搖過市地到達美國大使館。斯托塞爾告訴雷陽說：“不論是在亞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國都不會同蘇聯實行共同統治。”中美雙方同意恢複兩國大使間在華沙的正式和定期的會晤，確定了會晤將在兩國大使館輪流舉行的原則，恢複後的首次正式會晤將於1月20日在中國大使館舉行。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麥克洛斯基在當天中午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先是說會談將在“中共大使館”舉行。根據白宮的指示，幾個小時後他又說會談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舉行。此前，還沒有一個美國發言人敢用正式的名稱來稱呼中國，而麥克洛斯基卻三次提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0年1月20日，在尼克鬆總統就職一周年的那一天，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在華沙中國大使館恢複舉行。和在這之前舉行的四次會晤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是經過了曆時數月互通信息的耐心準備，開始是間接地，後來就越來越明確地表示願意使雙方關係作根本性改變的微妙情況下舉行的會談。
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和美國駐波蘭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隔著一張桌子麵對麵地坐著。斯托塞爾首先表態說：“美國政府願意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美國不謀求參加針對中國的與蘇聯共同主宰世界的計劃！”
對此，雷陽以表示歡迎的語氣說：“我們願意考慮和討論美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從而切實有助於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並從根本上改善中美兩國的關係。”
在討論台灣問題時，斯托塞爾首先表示：“雖然美國有協助保衛台灣的義務，但並不妨礙你們雙方達成任何和平解決的協議，並且隨著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增長，美國將削減現在在台灣的所有軍事設施。”
雷陽則堅持中國的原則立場，他說：“中國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不容許外人侵占，因此必須商定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中美關係，並推動其他問題的解決。為此，我們需要進行更為徹底的探索。”
為了表示誠意，斯托塞爾鄭重地說：“美國不僅願意討論台灣問題，而且願意討論中美之間的所有雙邊關係問題，並願意討論一項聯合宣言，肯定兩國政府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此，美國準備考慮派一個代表到北京去同你們直接討論問題，或接受你們的政府代表到華盛頓來更全麵地探討我今天的發言中提到的任何問題，或我們同意討論的其他問題。”
雷陽感到美國此次的表態是誠懇的，也鄭重地表態道：“如果美國政府願意派部長級代表或者美國總統的特使到北京進一步探討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問題，中國願意予以接待。”
2月18日，在中美大使再次會談前兩天，尼克鬆在向國會提出的對外政策報告中以“空前求實的精神”談論中國：“中國人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繼續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從長遠來說，如果沒有這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量，要建立穩定的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設想的。”
2月28日，雷陽和斯托塞爾再次舉行了會談，雙方都認為本國希望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在台灣問題上，雙方態度也有了些靈活變化，都表示希望進行更高級的會談。
正在這雙方都快要突破的時刻，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和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就會談中諸如通訊聯係、人員往來、會談的時機、安全等問題節外生枝，說美國向北京派特使必須事前得到“補償”。
基辛格對此是大光其火，他反駁說：“一個美國使節訪問北京必定會觸發一場地緣政治革命；光是對河內就會造成創傷。這些就是壓倒一切的補償。”
尼克鬆也支持基辛格，他多次希望把會談地點遷到北京去，並且派一個總統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參加會談。他還要基辛格繞過國務院通知中國，美國同意派一個總統特使到中國去。
但就在此時，美國幹涉柬埔寨內政，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的政府，迫使西哈努克親王流亡北京。5月美軍更直接開進了柬埔寨。中國為抗議美國的侵略行徑，由新華通訊社發表了一個聲明，鑒於美國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國政府認為按原定5月20日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等137次會議已不適宜。今後何時舉行，將通過雙方聯絡人員另行商定。”此後華沙會談再也沒有恢複過。
被授予自由勳章的馬休
這是在中美複交中一件很秘密的事。
尼克鬆在成為美國總統前在紐約辦了一家規模較大的律師事務所，一個名叫馬休？湯姆森的剛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年輕律師在那裏工作。馬休的父親湯姆森博士和中國的鄧山理在天津讀書時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1966年聖誕節前給尼克鬆的一封信中提到“尼克鬆有可能再次作為總統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當周恩來總理把鄧山理從他下放的四川農村一個養豬場召回北京時，曾對鄧山理說：
“假如尼克鬆贏了這次選舉，我們必須影響他的思想，使他變得對我們有利。”
鄧山理於是就介紹了和湯姆森的關係，並說可以從他兒子馬休那裏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不久，一個名叫洪偉良的人約馬休？湯姆森到香港去辦一件事，但他很快就發現，他真正要見的卻是他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從北京來的鄧山理先生。
在一陣寒暄問候之後，鄧山理對馬休說：“也許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能幫助中國人民。你們的杜勒斯在日內瓦拒絕了同周恩來總理握手，照理說我們中國是不會再向你們美國伸手了，除非是看到美國領導人先伸出手來，但這就需要有一個有膽識有遠見的美國政治領導人才行。”
馬休此時才算真正明白了鄧山理見他的目的了，“看來你們是把賭注下在尼克鬆身上了。那你們認為他是這樣的領導人嗎？說不定他還贏不了明年的選舉呢。”
鄧山理笑著說：“在可能的候選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選。在我們所做的努力中，雖然我不能肯定我們會成功，但我覺得這是件對中美兩國都有好處的事情，值得去試一試。”
馬休說：“隻要你不讓我幹間諜工作，我願盡力而為。”
鄧山理笑著點點頭，誠懇地說：“當然不會的，我們隻想找個能在尼克鬆身邊傳話的人。”
後來馬休在給鄧山理的信中說：“我已向尼克鬆談到了中國對外界要建立聯係的想法。他表示美國確實應該調整策略，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現在我已成為總統候選人的私人助理。”
過了幾個月後，馬休又一次接到了洪偉良的電話，他一聽就知道是鄧山理的事，於是很快找了個機會到香港。
馬休一走下飛機，就看見鄧山理微笑著迎了上來。
“歡迎你到北京去做兩天客人。我們就上飛機吧。”
剛下飛機，馬休又上了天，來到了他從未去過的那個神秘的大陸。當天晚上，在一個安靜的小庭院裏見到了周恩來總理。周恩來向馬休詳細詢問了有關美國選舉的情況。馬休認為最可能選上的是尼克鬆。
剛好第二天約翰遜宣布退出競選。周恩來又一次接見了馬休。馬休認為約翰遜退出後，尼克鬆獲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他還詳細地分析了尼克鬆與共和黨內其他兩個競選對手的情況，他認為最終獲勝的將是尼克鬆。
事實證明，馬休的分析是正確的，尼克鬆果然連連戰勝對手，成為了第37屆總統。這之後，鄧山理和在尼克鬆身邊工作的馬休之間交往的書信就更多了，他們擔負起了周恩來和尼克鬆之間傳遞信息的任務。其間，他們也曾被懷疑為間諜，引起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周恩來收到鄧山理送來的報告，其中夾著馬休3月15日寫給鄧山理的信，信中說：
目前我正在為心情急切的美國總統及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準備有關中美會談事宜。這個時候，我想可以讓一些意義明確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常化。
兩星期後，美國國家乒乓球隊有10至12名職員和幾名官員將去日本名古屋參加世界錦標賽。前些天我看到一則新聞報道，說你們也將去參加。這是貴國自1965年以來首次參加錦標賽，你們是否可以邀請這些年輕的美國運動員到貴國去訪問（為掩人耳目，也可以同時邀請一些西方球隊），並受到貴國領導人的慷慨大方的接見？
屆時一些美國記者將會同行，一家美國電視網的新聞轉播小組也將在那兒向國內進行實況轉播。美國人會看到我們的同胞如何在中國比賽、旅行，在麵露微笑的中國人中間訪問。
“我沒有把這一想法告訴這兒的任何人，這不過是我的胡思亂想，但我肯定美國政府會非常高興接到中國的邀請的。”
在這封信的空白處，周恩來總理作了如下批示：
“這個主意非常好，請立即照辦。擬邀請美國、英國、加拿大、一個非洲國家及一個拉美國家的乒乓球隊來京，以接待意大利共產黨的規格隆重歡迎他們。”
當基辛格於1971年9月再度來華時，馬休？湯姆森已先期到達北京兩天了。在基辛格訪問快結束時，周恩來總理對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在你的隨行人員中有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老朋友。”
基辛格皺了皺眉頭：“一個老朋友？”
“對，你們的馬休？湯姆森。”
基辛格非常吃驚地說：“那……你們為什麽要告訴我呢？”
“作為對貴國的真誠表示吧。也許我們結束了同馬休的聯係後，你們的安全機關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向你匯報他的情況，那時你也許認為他是間諜，責罵我們不夠朋友。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所以，我現在告訴你，這樣我們就可以坦誠相見，無私可言了。”
1972年1月21日，在白宮三樓那漆成黃色的橢圓形大廳裏，馬休被尼克鬆總統授予了一枚自由勳章和一張榮譽狀，在場的還有馬休的父親、國務卿羅傑斯和基辛格。
毛澤東天安門城樓上見斯諾
當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再次中斷後，尼克鬆和基辛格都認為華沙不是一個進行嚴肅討論的好地點，而且對這種每次都是互相宣讀經過批準的稿子又不解決問題的會談不再感興趣。他們希望打開另一條保密通訊的渠道。
1970年6月15日，美國駐巴黎大使館武官沃爾特斯奉命去接近中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武官方文，想告訴中方：由於華沙這個論壇太公開，也太拘謹，美國希望另開對話渠道。但沃爾特斯在6月和9月初，兩次試圖把信息傳過去，兩次都沒有成功。中國武官方文隻是說，他將轉告國內政府，然後就走開離去。
6月30日，三萬美軍撤離了柬埔寨。7月10日，尼克鬆在同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密斯談話時表示：美國應該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接著又批準了通用汽車公司通過意大利羅伯托？佩裏尼公司轉售中國的美國製造的柴油發動機及零件的交易。8月26日，美國又宣布取消禁止在國外的美國石油公司給裝載非戰略物資運往或運出中國的船隻加油的禁令。
此時，毛澤東、周恩來認為中美重新接觸的時機已經成熟，就向美國發出了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信號――指示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邀請與毛澤東私交甚厚的《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訪華。
黃鎮把斯諾從瑞士洛桑請到巴黎，老朋友相見分外親熱，而一提到訪華，斯諾就火冒三丈，一口拒絕：
“很遺憾，中國有些當權派已經不再把我看作是中國的朋友了。我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不會見風使舵，隨便改變我的看法！”
黃鎮知道斯諾這是在為“文革”中被拒絕訪華一事而生氣，便委婉地勸道：“斯諾先生，反對你的隻是一小撮人，他們已被毛主席撤了職。現在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邀請你訪華，你將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
1970年10月1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周年的那一天，斯諾出現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城樓上。由周恩來總理安排，斯諾和他的妻子洛伊絲很快就站在了毛澤東主席的身邊，並同毛主席作了簡短的交談。當雄壯的《東方紅》樂曲奏起、廣場上人聲沸騰、旗幟飄揚的時候，毛澤東拉著斯諾，來到了天安門城樓正中的欄杆邊，向廣場上熱情的群眾不停地揮手。
第二天，在《人民日報》的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澤東站在麵帶笑容的斯諾夫婦中間的照片，並稱讚斯諾是“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是第一個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毛澤東用這一不尋常的姿態向美國表明，中美關係應向更高層次發展。然而，中國這一含蓄但富有深義的舉動，竟然沒有被美國所理解。
10月5日，尼克鬆舉著個大錘來回應毛澤東那舉重若輕的一劍，他在對《時代》周刊記者談到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時說：
“也許在5年時間裏，或甚至10年時間裏還不可能起這種作用。但是，在20年內，它應當能起這種作用，否則的話，世界就會處於致命的危險境地。如果說在我去世之前，有什麽事情要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去。”
10月9日，法國總統戴高樂去世，尼克鬆本想通過法國向中國傳話，此時，他不得不長歎一聲：“唉，戴高樂死得太早了。”
此時，有幾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到聯合國來參加聯合國成立25周年紀念會。尼克鬆決定借此機會來向中國傳遞信息。10月25日，尼克鬆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因為葉海亞即將訪華。尼克鬆請葉海亞給中國領導人傳話，說明美國認為中美關係“十分重要”，美國絕不會和蘇聯共謀反對中國。美國願意派一個高級使節秘密訪華，他還提到作為使節的可能人選有羅伯特？墨菲、湯姆斯？E？杜威或者基辛格。
10月26日，尼克鬆在會見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時再一次表達了同樣的願望。當晚，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國宴上致祝酒詞的時候，尼克鬆有意識地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美國總統用中國的正式名稱這還是第一次，因而就發出了西方人士稱之為“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11月10日至15日，葉海亞總統訪問中國。他在同周恩來的單獨會談中轉達了尼克鬆的口信，並說美國迫切等待著中國的答複。11月14日，周恩來正式答複葉海亞說：閣下清楚，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外人幹預。美國武裝力量占領台灣和台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如果尼克鬆真有解決上述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以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
12月8日，葉海亞將周恩來總理的口頭答複派專人送到巴基斯坦駐美國大使希拉利手中，那是一份無頭銜、無簽字的用有藍道的白色信紙手寫的備忘錄，並囑其立即口頭轉達給基辛格。第二天下午6點，在白宮基辛格辦公室裏，希拉利向他慢慢地念了這一信件，基辛格則將其記了下來。周恩來在發給尼克鬆的權威性的信息中很有風度地說：美國通過各種渠道發出的許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個國家首腦通過第三國首腦向另一個國家首腦提出建議這還是第一次。美國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國的真實可靠的朋友，因此，我們十分重視這個信息。”中國“一直願意並且一直在設法通過和平的方式進行談判……為了討論撤出中國領土台灣問題，尼克鬆總統的一位特使將會在北京受到最熱忱的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