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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1)
第一節 小小銀球轉大球，解凍信號係斯諾
巴黎的會談堅定了尼克鬆改善中美關係的決心。
尼克鬆開始了他的代號為“月輝”的環球旅行。
葉海亞總統聽了尼克鬆的訴說，麵露喜色。
看到齊奧塞斯庫讚許地點著頭，尼克鬆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國的心意。
斯托塞爾接到這一邀請時是大吃一驚。
馬休一走下飛機，就看見鄧山理微笑著迎了上來。
在這令人尷尬而又沉悶的氣氛中，科恩大聲說：“你們誰能講英語？”兩個姑娘也激動不已地高聲叫起來：“我們也要去，不能把我們忘了。”
美國乒乓球隊一行15人跨過羅湖橋，踏上了中國這塊神秘的土地。
尼克鬆向中國頻遞秋波
1969年1月20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鬆在戰勝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赫伯特？漢弗萊後，就任美國第37屆總統。尼克鬆登上美國總統寶座後，麵對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敵視中國政策的破產及蘇聯的嚴重威脅，決定調整美國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時期的全球戰略，改變它在政治上同蘇聯鼓噪和平，汙蔑中國“好戰”，把矛頭對準中國，共同遏製中國發展防禦性的核力量的做法，決定從亞洲收縮力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借助中國，抗衡蘇聯。另一方麵，尼克鬆也想在任期內做出有轟動效應的驚人之舉以使自己名垂史冊，更為連任下屆總統作好準備。於是，他首先就抽出了一直遭麥卡錫法禁錮、讓人談之色變的對華關係這一王牌，以借助中國來使美國從越南脫身，並對抗蘇聯，實行“三角外交”。
其實，早在1967年10月，當尼克鬆準備競選總統時，就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題為《越戰之後的亞洲》的重要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和中國接近的主張：“美國在亞洲政策方麵必須刻不容緩地抓住中國的現實，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實在不能讓中國永遠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在尼克鬆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後不久，即1968年8月9日，他在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的記者談話中重申：“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經常尋找機會同它對話，就像同蘇聯對話一樣……我們不僅要注視著變化，而且必須設法促成變化。”他還表示“將會訪問中國，如果中國肯發給我簽證的話。我認為我們今後八年內將看到同中國對話。在今後八年內，中國問題一定得解決，不然它將成為懸在頭上的劍。”
尼克鬆在就職演說中，也間接地提到中美建立關係的問題。尼克鬆在遣詞造句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方麵是從不費斟酌的，但在使中國領導人竭力明白他遞出的改善對華關係的信息上卻煞費苦心。他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2月1日，即尼克鬆就職後的第12天，又針對一則說某個東歐人士對中美可能進行接觸感到關切的報道，給自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寫了個備忘錄，其中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一切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當然，這種試探應該私下進行，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這種事情搞到公開出版物上麵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觸中，務必特別設法使這一點為該……人士所知。我將繼續來傳播這一想法。”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20年代曾在美國駐中國的炮艦上服過役，因而對亞洲事務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在2月初的一次社交活動中，尼克鬆私下告訴曼斯菲爾德，他要嚐試“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邁克，當大門打開的時候，我要你作為美國第一個高級人士去訪問中國。”他又說：“我自己也想去一趟，但目前看來不大可能。”
1969年2月下旬，尼克鬆出訪歐洲諸國，由於法國與越南及中國都有外交關係，所以他把對巴黎的訪問作為重點，想在盟國那裏尋求結束把美國拖得精疲力竭的越戰和打開中國大門的方法，他十分急切地想盡快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
3月1日，尼克鬆一行飛抵法國，立即就與戴高樂舉行了會談。當談到中國問題時，戴高樂以其特有的高度概括的措詞強調了中國的重要性：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實體，擁有豐富的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將會使全世界各個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響；他們的雄心同他們的技巧相稱。把他們孤立起來使他們狂暴發怒是不明智的，接觸隻會有好處。”
聽完戴高樂的話，尼克鬆停頓一下後說：“考慮到將來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的時候，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然而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但長期說，比如10年，我們將會同中國有更多的往來，特別是它開始在核武器方麵取得進展之後。”
戴高樂聽完之後，對尼克鬆真誠地說：“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巴黎的會談堅定了尼克鬆改善中美關係的決心。不久，戴高樂到華盛頓參加艾森豪威爾的葬禮，尼克鬆就正式請戴高樂把美國新政府謀求同中國對話的想法轉告中國政府。
“月輝”旅行：尼克鬆為中國人留名片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蘇兩國軍隊兩次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6月和8月，在中國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和鐵列克地區，兩國邊防軍再次發生武裝衝突。5月9日，在紀念對德作戰勝利24周年的命令中，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把中國、美國、西德並列為蘇聯的主要敵人。麵對這樣的形勢，使美國開始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考慮對華關係。最初，尼克鬆和基辛格都認為中國是一個更富侵略性的國家，是中國挑起了中蘇邊境的戰鬥。但是，當基辛格親自認真查閱了一份詳細的地圖後，卻發現新疆發生衝突的地點，離蘇聯的鐵路終點隻有幾英裏，而離中國的任何一個鐵路終點都有幾百英裏！
由此，基辛格得出結論：中國軍事領導人決不會選擇這樣不利的地點發動進攻。的確是蘇聯在威脅中國。如果蘇聯的威脅得逞，就會打破國際戰略格局的平衡。於是他們認為探索與中國進行接觸的時機成熟了，並且希望同中蘇雙方都保持較密切的關係，以便利用中蘇之間的互相敵視，為美國的目的服務。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學者、新聞工作者、學生、科學家和國會議員，可持其護照到中國去旅行，並可以購買100美元以內的中國產品回國。7月24日，中國也“釋放”了因所駕駛的遊艇在香港海麵傾覆而漂到中國領海的、於7月16日被“俘獲”的兩名美國人。
這時候，尼克鬆開始了他的代號為“月輝”的環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為中國留下一張名片，他開始傳播準備同中國來往的信息，這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尼克鬆告訴兩國領導人說，美國完全不同意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係的建議，並且反對蘇聯把影響擴展到東南亞。尼克鬆對巴基斯坦的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說話更自由些，因為他知道他們都對中國很友好，他希望這兩個國家能幫助他打開通往中國的渠道。
8月1日，尼克鬆來到巴基斯坦，在拉合爾國賓館，他和葉海亞？汗總統進行了敞開心扉的坦誠的密談。尼克鬆說：
“盡管我的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許多美國人完全不這樣看，但我個人還是認為，如果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繼續處於孤立狀態，亞洲就不能向前進。”
葉海亞總統聽了尼克鬆的訴說，麵露喜色，高興地說：“我很欣賞總統閣下的見解。”尼克鬆談興正濃，繼續說：“中美兩國對罵了二十多年，相互敵視，互不往來，現在，美國正退出越南，我們想跟中國對話。”
葉海亞總統深知中美兩國過去的裂痕，聽尼克鬆這樣說，就用試探的語氣，不無疑慮地看著尼克鬆說：“中美兩國積怨太深了！據我了解，這決非一兩次對話就能解決問題的。當然，作為中美兩國共同的好朋友，我會盡我的一切努力的。”
看到葉海亞總統有些懷疑美國的誠意，尼克鬆連忙強調說：“美國決不會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級轉達給中國人。”
葉海亞總統也真誠地說：“總統閣下完全可以放心，我的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前不久才訪華歸來。據我所知，中國國內的動亂正在結束，他們很快就會設法結束自我實行的外交孤立狀態。像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中國領導人，都是有教養的、務實的、說話算數的。”
尼克鬆離開巴基斯坦時，心情顯得極為地高興、輕鬆，他仿佛看到了由他個人建立的“葉海亞渠道”正慢慢向北京延伸。
8月2日和3日，尼克鬆應邀對羅馬尼亞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在布加勒斯特，他和齊奧塞斯庫總統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當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又向齊奧塞斯庫總統重提他的話題：“我想在我的任期內，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我希望羅馬尼亞同意充當通向中國的渠道。”
在這之前，齊奧塞斯庫總統已經知道尼克鬆希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現在當尼克鬆親自向他提起這個問題時，他隻是微笑著點點頭，想聽尼克鬆更多的一些表示。
看到齊奧塞斯庫讚許地點著頭，尼克鬆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國的心意，於是就更進一步的表述道：“美國堅決反對蘇聯提出的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係的計劃，因為在亞洲建立反對中國的小集團是錯誤的。中國在25年內將有10億人口，如果把這樣一個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國家孤立起來，它就可能變為一個爆炸性的力量。美國的政策是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良好關係。”
和中國有著多年深厚友誼的齊奧塞斯庫，對中國有著極為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對尼克鬆總統坦誠地說：“我對中國人是比較了解的，他們堅定自信，通情達理。我真誠地希望中美關係出現新的轉機。”他稍稍停頓了一下，見尼克鬆隻是點點頭沒有說話，便繼續說下去“我願意充當信使，我將向中國人轉達你們的看法，並把中國人的反應告訴你們。”
得到這樣肯定的回答後，尼克鬆會心地笑了。
當尼克鬆和齊奧塞斯庫並排乘坐敞篷汽車駛向機場時，他為“羅馬尼亞渠道”的建立而異常高興。他麵帶笑容，高舉著手臂，向鮮花映襯下的布加勒斯特，向街道兩旁揮舞著鮮花和彩帶的歡送的人群不停地揮動。他感到真是不虛此“月輝”之行，他為自己的成功而激動不已，隻希望快些回到華盛頓，以便去采取新的步驟，加快走向中國的步伐。
周恩來與柯西金會晤，尼克鬆感到坐了末班車
8月8日，即尼克鬆回到華盛頓後幾天，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就在澳大利亞的堪培拉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公開宣布美國一直尋求打開同中國往來的渠道，有意恢複華沙會談。
1969年8月14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正式討論對華問題，在這之前，美國並沒有在內閣一級正式討論過對華政策，雖然這次會議也沒有做出什麽決定，但尼克鬆總統卻發表了使他的內閣同僚大吃一驚的講話：“蘇聯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聽任中國在一場中蘇戰爭中被摧毀，那是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這使在場的人都強烈地感到了這樣的信念：美國越來越迫切需要和中國建立聯係了。
正在此時，中蘇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蘇聯外交官員多次向美國外交官員試探：蘇聯和中國之間“一次軍事較量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真理報》還預兆不祥地說：“在當前擁有最現代化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爆發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幸免。”9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30周年紀念日，蘇軍總參謀長兼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馬特維？查哈羅夫甚至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直截了當地追述了蘇聯在25天內摧毀日軍700萬人進攻的事。蘇聯記者還在英國報紙上發表文章，公開提出蘇聯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空中襲擊的可能性。
為了表示美國對蘇聯的行動不會漠不關心，9月5日，美國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發表談話，強調“不斷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對中蘇“爭論的不斷升級”，表示“深深的關注”。
正當中美關係處於十分微妙境地的時候，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出席完越南胡誌明主席的葬禮後，突然飛抵北京，在北京機場同周恩來總理舉行了簡短的卻是四年多以來中蘇兩國間的第一次最高級會晤。這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關注，當尼克鬆從報紙上得知這一重大事件時，簡直憤怒到了極點。他擔心這件發生在他加緊實現與中國溝通時的事，會使那醞釀已久的戰略構想化為泡影，他再也睡不著覺了。
尼克鬆立即把基辛格召到那橢圓形辦公室，將《華盛頓明星報》遞給基辛格，陰沉著臉，用指責的語氣說：“我有一種坐晚車的感覺，你有什麽看法？”
基辛格也沒有料到中蘇會有這麽一手，更為自己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竟然事前沒有搞到有關情報並向總統提出一些建議而甚感尷尬。
“你看這次會晤是不是意味著他們之間的緩和？對美國來說，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基辛格以低沉的語調，緩慢的對尼克鬆分析道：“初步看來，關於會見的聯合聲明是非常冷淡的。聲明中沒有使用共產黨國家間描述這種會談的標準形容詞‘兄弟般的’，這就意味著中蘇間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我看來，這是雙方嚴陣以待，以準備下一個回合的鬥爭。”
尼克鬆摸著長長的下巴點點頭，基辛格以深不可測的神態繼續分析說：“我推測中國人認為這次見麵會使極其緊張的中蘇關係稍稍緩和一些，溫度降低一些，這樣才符合中國的利益。”
聽了基辛格的分析，尼克鬆顯得比剛才平靜了許多。考慮了一下，他又繼續問基辛格：
“那你認為，這次會晤的起因是什麽呢？是中國還是蘇聯采取了主動？”
基辛格沉思了一會兒，半推測半有把握地說：“柯西金的飛機突然改變了航程，取道一條從河內出發最遠的道路飛向北京，可能說明是中國人在最後一分鍾提出了邀請。但中國人給柯西金的不過是起碼的禮儀待遇――沒有允許他離開機場，而且蘇聯又先宣布了這次會晤，可能又是蘇聯采取了主動。不管是中國想尋求和解也好，或者是蘇聯給北京的最後警告也好，有一點卻是清楚的：中蘇關係在走向一個危機點。”
尼克鬆對基辛格言之有理的分析深表讚同，為自己有這樣的助手而感到欣慰，但他並未完全放心，他要基辛格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立即尋找機會同中國駐波蘭大使接觸。
正在此時，“葉海亞渠道”開始顯示出了生機。巴基斯坦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到白宮拜訪了基辛格，他告訴基辛格說葉海亞總統已向中國人轉達了關於美國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的一般信息，但還需要有些更具體的東西以便在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時轉達給他。基辛格在征得尼克鬆同意後，讓葉海亞總統把美國的一個決定秘密地轉達給中國，即美國取消了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有兩艘美國驅逐艦在台灣海峽常設的巡邏，而代之以由其他美國軍艦每月輪流巡邏15次。
而在華沙的斯托塞爾卻仿佛三個多月無事可做一樣。當他接到基辛格要他主動找中國外交代表表示美國“準備進行認真的會談”的指示時，作為職業外交官卻感到“難以置信”，沒有付諸行動。當接到基辛格第二份要他迅速行動的指示時，斯托塞爾仍沒把它當回事。到11月下旬斯托塞爾仍沒有動靜，基辛格又發出了第三次指示。在美國外交史上，還不曾有過一位大使對白宮發出的三份明確指示敢於不采取行動的事，基辛格於是又給斯托塞爾發出了措辭更強硬的第四次指示：“要麽你照辦，要麽我們就要讓願意照辦的人來辦。”斯托塞爾此時才看出事態的嚴重性，趕緊找機會接近中國人。由於當時中美沒有外交關係，且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誰也不敢和“帝國主義分子”接觸，找個機會也是不容易的。直到12月3日，他才在南斯拉夫人於華沙文化宮舉行的時裝展覽會上，碰到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的臨時代辦雷陽。斯托塞爾急忙向雷陽走去。雷陽生怕惹事，顧不得看南斯拉夫女模特風度優雅的表演，轉身就躲，下了樓梯。眼看雷陽就要走開，斯托塞爾急得邊追邊喊，終於在樓梯口追上了雷陽。斯托塞爾通過雷陽的波蘭語翻譯對雷陽說：“我有美國政府的重要消息……”
雷陽以懷疑的目光看著喘著粗氣的斯托塞爾，吃驚地慌忙搖頭說：“知道了，等我請示了再說。”
為了讓中國明白，斯托塞爾的這次主動接觸並非他個人特殊的行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約翰？金在第二天例行的午間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斯托塞爾大使同中國駐波蘭的外交官交談了幾句。”
巴黎的會談堅定了尼克鬆改善中美關係的決心。
尼克鬆開始了他的代號為“月輝”的環球旅行。
葉海亞總統聽了尼克鬆的訴說，麵露喜色。
看到齊奧塞斯庫讚許地點著頭，尼克鬆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國的心意。
斯托塞爾接到這一邀請時是大吃一驚。
馬休一走下飛機，就看見鄧山理微笑著迎了上來。
在這令人尷尬而又沉悶的氣氛中，科恩大聲說：“你們誰能講英語？”兩個姑娘也激動不已地高聲叫起來：“我們也要去，不能把我們忘了。”
美國乒乓球隊一行15人跨過羅湖橋，踏上了中國這塊神秘的土地。
尼克鬆向中國頻遞秋波
1969年1月20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鬆在戰勝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赫伯特？漢弗萊後，就任美國第37屆總統。尼克鬆登上美國總統寶座後，麵對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敵視中國政策的破產及蘇聯的嚴重威脅，決定調整美國肯尼迪――約翰遜政府時期的全球戰略，改變它在政治上同蘇聯鼓噪和平，汙蔑中國“好戰”，把矛頭對準中國，共同遏製中國發展防禦性的核力量的做法，決定從亞洲收縮力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借助中國，抗衡蘇聯。另一方麵，尼克鬆也想在任期內做出有轟動效應的驚人之舉以使自己名垂史冊，更為連任下屆總統作好準備。於是，他首先就抽出了一直遭麥卡錫法禁錮、讓人談之色變的對華關係這一王牌，以借助中國來使美國從越南脫身，並對抗蘇聯，實行“三角外交”。
其實，早在1967年10月，當尼克鬆準備競選總統時，就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題為《越戰之後的亞洲》的重要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和中國接近的主張：“美國在亞洲政策方麵必須刻不容緩地抓住中國的現實，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實在不能讓中國永遠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在尼克鬆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後不久，即1968年8月9日，他在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的記者談話中重申：“我們必須不要忘掉中國，我們必須經常尋找機會同它對話，就像同蘇聯對話一樣……我們不僅要注視著變化，而且必須設法促成變化。”他還表示“將會訪問中國，如果中國肯發給我簽證的話。我認為我們今後八年內將看到同中國對話。在今後八年內，中國問題一定得解決，不然它將成為懸在頭上的劍。”
尼克鬆在就職演說中，也間接地提到中美建立關係的問題。尼克鬆在遣詞造句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方麵是從不費斟酌的，但在使中國領導人竭力明白他遞出的改善對華關係的信息上卻煞費苦心。他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在這個世界裏，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中。”2月1日，即尼克鬆就職後的第12天，又針對一則說某個東歐人士對中美可能進行接觸感到關切的報道，給自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寫了個備忘錄，其中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下述一種態度給予一切鼓勵，即本政府正在試探重新與中國人接觸的可能性。當然，這種試探應該私下進行，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把這種事情搞到公開出版物上麵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觸中，務必特別設法使這一點為該……人士所知。我將繼續來傳播這一想法。”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20年代曾在美國駐中國的炮艦上服過役，因而對亞洲事務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在2月初的一次社交活動中，尼克鬆私下告訴曼斯菲爾德，他要嚐試“打開”通向中國的“大門”：“邁克，當大門打開的時候，我要你作為美國第一個高級人士去訪問中國。”他又說：“我自己也想去一趟，但目前看來不大可能。”
1969年2月下旬，尼克鬆出訪歐洲諸國，由於法國與越南及中國都有外交關係，所以他把對巴黎的訪問作為重點，想在盟國那裏尋求結束把美國拖得精疲力竭的越戰和打開中國大門的方法，他十分急切地想盡快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
3月1日，尼克鬆一行飛抵法國，立即就與戴高樂舉行了會談。當談到中國問題時，戴高樂以其特有的高度概括的措詞強調了中國的重要性：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實體，擁有豐富的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將會使全世界各個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響；他們的雄心同他們的技巧相稱。把他們孤立起來使他們狂暴發怒是不明智的，接觸隻會有好處。”
聽完戴高樂的話，尼克鬆停頓一下後說：“考慮到將來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的時候，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然而短期內不會有大的改變……但長期說，比如10年，我們將會同中國有更多的往來，特別是它開始在核武器方麵取得進展之後。”
戴高樂聽完之後，對尼克鬆真誠地說：“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後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巴黎的會談堅定了尼克鬆改善中美關係的決心。不久，戴高樂到華盛頓參加艾森豪威爾的葬禮，尼克鬆就正式請戴高樂把美國新政府謀求同中國對話的想法轉告中國政府。
“月輝”旅行：尼克鬆為中國人留名片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蘇兩國軍隊兩次在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6月和8月，在中國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和鐵列克地區，兩國邊防軍再次發生武裝衝突。5月9日，在紀念對德作戰勝利24周年的命令中，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把中國、美國、西德並列為蘇聯的主要敵人。麵對這樣的形勢，使美國開始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考慮對華關係。最初，尼克鬆和基辛格都認為中國是一個更富侵略性的國家，是中國挑起了中蘇邊境的戰鬥。但是，當基辛格親自認真查閱了一份詳細的地圖後，卻發現新疆發生衝突的地點，離蘇聯的鐵路終點隻有幾英裏，而離中國的任何一個鐵路終點都有幾百英裏！
由此，基辛格得出結論：中國軍事領導人決不會選擇這樣不利的地點發動進攻。的確是蘇聯在威脅中國。如果蘇聯的威脅得逞，就會打破國際戰略格局的平衡。於是他們認為探索與中國進行接觸的時機成熟了，並且希望同中蘇雙方都保持較密切的關係，以便利用中蘇之間的互相敵視，為美國的目的服務。
7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學者、新聞工作者、學生、科學家和國會議員，可持其護照到中國去旅行，並可以購買100美元以內的中國產品回國。7月24日，中國也“釋放”了因所駕駛的遊艇在香港海麵傾覆而漂到中國領海的、於7月16日被“俘獲”的兩名美國人。
這時候，尼克鬆開始了他的代號為“月輝”的環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為中國留下一張名片，他開始傳播準備同中國來往的信息，這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尼克鬆告訴兩國領導人說，美國完全不同意蘇聯關於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係的建議，並且反對蘇聯把影響擴展到東南亞。尼克鬆對巴基斯坦的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的尼古拉？齊奧塞斯庫說話更自由些，因為他知道他們都對中國很友好，他希望這兩個國家能幫助他打開通往中國的渠道。
8月1日，尼克鬆來到巴基斯坦，在拉合爾國賓館，他和葉海亞？汗總統進行了敞開心扉的坦誠的密談。尼克鬆說：
“盡管我的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許多美國人完全不這樣看，但我個人還是認為，如果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繼續處於孤立狀態，亞洲就不能向前進。”
葉海亞總統聽了尼克鬆的訴說，麵露喜色，高興地說：“我很欣賞總統閣下的見解。”尼克鬆談興正濃，繼續說：“中美兩國對罵了二十多年，相互敵視，互不往來，現在，美國正退出越南，我們想跟中國對話。”
葉海亞總統深知中美兩國過去的裂痕，聽尼克鬆這樣說，就用試探的語氣，不無疑慮地看著尼克鬆說：“中美兩國積怨太深了！據我了解，這決非一兩次對話就能解決問題的。當然，作為中美兩國共同的好朋友，我會盡我的一切努力的。”
看到葉海亞總統有些懷疑美國的誠意，尼克鬆連忙強調說：“美國決不會參加孤立中國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級轉達給中國人。”
葉海亞總統也真誠地說：“總統閣下完全可以放心，我的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前不久才訪華歸來。據我所知，中國國內的動亂正在結束，他們很快就會設法結束自我實行的外交孤立狀態。像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中國領導人，都是有教養的、務實的、說話算數的。”
尼克鬆離開巴基斯坦時，心情顯得極為地高興、輕鬆，他仿佛看到了由他個人建立的“葉海亞渠道”正慢慢向北京延伸。
8月2日和3日，尼克鬆應邀對羅馬尼亞進行了為期兩天的訪問。在布加勒斯特，他和齊奧塞斯庫總統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當談到中國問題時，尼克鬆又向齊奧塞斯庫總統重提他的話題：“我想在我的任期內，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係的最後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我希望羅馬尼亞同意充當通向中國的渠道。”
在這之前，齊奧塞斯庫總統已經知道尼克鬆希望改善和中國的關係，現在當尼克鬆親自向他提起這個問題時，他隻是微笑著點點頭，想聽尼克鬆更多的一些表示。
看到齊奧塞斯庫讚許地點著頭，尼克鬆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國的心意，於是就更進一步的表述道：“美國堅決反對蘇聯提出的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係的計劃，因為在亞洲建立反對中國的小集團是錯誤的。中國在25年內將有10億人口，如果把這樣一個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國家孤立起來，它就可能變為一個爆炸性的力量。美國的政策是同蘇聯和中國都建立良好關係。”
和中國有著多年深厚友誼的齊奧塞斯庫，對中國有著極為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對尼克鬆總統坦誠地說：“我對中國人是比較了解的，他們堅定自信，通情達理。我真誠地希望中美關係出現新的轉機。”他稍稍停頓了一下，見尼克鬆隻是點點頭沒有說話，便繼續說下去“我願意充當信使，我將向中國人轉達你們的看法，並把中國人的反應告訴你們。”
得到這樣肯定的回答後，尼克鬆會心地笑了。
當尼克鬆和齊奧塞斯庫並排乘坐敞篷汽車駛向機場時，他為“羅馬尼亞渠道”的建立而異常高興。他麵帶笑容，高舉著手臂，向鮮花映襯下的布加勒斯特，向街道兩旁揮舞著鮮花和彩帶的歡送的人群不停地揮動。他感到真是不虛此“月輝”之行，他為自己的成功而激動不已，隻希望快些回到華盛頓，以便去采取新的步驟，加快走向中國的步伐。
周恩來與柯西金會晤，尼克鬆感到坐了末班車
8月8日，即尼克鬆回到華盛頓後幾天，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就在澳大利亞的堪培拉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公開宣布美國一直尋求打開同中國往來的渠道，有意恢複華沙會談。
1969年8月14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正式討論對華問題，在這之前，美國並沒有在內閣一級正式討論過對華政策，雖然這次會議也沒有做出什麽決定，但尼克鬆總統卻發表了使他的內閣同僚大吃一驚的講話：“蘇聯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聽任中國在一場中蘇戰爭中被摧毀，那是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這使在場的人都強烈地感到了這樣的信念：美國越來越迫切需要和中國建立聯係了。
正在此時，中蘇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蘇聯外交官員多次向美國外交官員試探：蘇聯和中國之間“一次軍事較量可能是無法避免的”，“如果蘇聯對中國的核設施發動襲擊，美國會作何反應。”《真理報》還預兆不祥地說：“在當前擁有最現代化的技術、有效的致命武器和發射這些武器的現代化手段的條件下。如果爆發戰爭，哪一個大陸也不能幸免。”9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30周年紀念日，蘇軍總參謀長兼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馬特維？查哈羅夫甚至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直截了當地追述了蘇聯在25天內摧毀日軍700萬人進攻的事。蘇聯記者還在英國報紙上發表文章，公開提出蘇聯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空中襲擊的可能性。
為了表示美國對蘇聯的行動不會漠不關心，9月5日，美國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發表談話，強調“不斷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是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的，對中蘇“爭論的不斷升級”，表示“深深的關注”。
正當中美關係處於十分微妙境地的時候，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出席完越南胡誌明主席的葬禮後，突然飛抵北京，在北京機場同周恩來總理舉行了簡短的卻是四年多以來中蘇兩國間的第一次最高級會晤。這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關注，當尼克鬆從報紙上得知這一重大事件時，簡直憤怒到了極點。他擔心這件發生在他加緊實現與中國溝通時的事，會使那醞釀已久的戰略構想化為泡影，他再也睡不著覺了。
尼克鬆立即把基辛格召到那橢圓形辦公室，將《華盛頓明星報》遞給基辛格，陰沉著臉，用指責的語氣說：“我有一種坐晚車的感覺，你有什麽看法？”
基辛格也沒有料到中蘇會有這麽一手，更為自己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竟然事前沒有搞到有關情報並向總統提出一些建議而甚感尷尬。
“你看這次會晤是不是意味著他們之間的緩和？對美國來說，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基辛格以低沉的語調，緩慢的對尼克鬆分析道：“初步看來，關於會見的聯合聲明是非常冷淡的。聲明中沒有使用共產黨國家間描述這種會談的標準形容詞‘兄弟般的’，這就意味著中蘇間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我看來，這是雙方嚴陣以待，以準備下一個回合的鬥爭。”
尼克鬆摸著長長的下巴點點頭，基辛格以深不可測的神態繼續分析說：“我推測中國人認為這次見麵會使極其緊張的中蘇關係稍稍緩和一些，溫度降低一些，這樣才符合中國的利益。”
聽了基辛格的分析，尼克鬆顯得比剛才平靜了許多。考慮了一下，他又繼續問基辛格：
“那你認為，這次會晤的起因是什麽呢？是中國還是蘇聯采取了主動？”
基辛格沉思了一會兒，半推測半有把握地說：“柯西金的飛機突然改變了航程，取道一條從河內出發最遠的道路飛向北京，可能說明是中國人在最後一分鍾提出了邀請。但中國人給柯西金的不過是起碼的禮儀待遇――沒有允許他離開機場，而且蘇聯又先宣布了這次會晤，可能又是蘇聯采取了主動。不管是中國想尋求和解也好，或者是蘇聯給北京的最後警告也好，有一點卻是清楚的：中蘇關係在走向一個危機點。”
尼克鬆對基辛格言之有理的分析深表讚同，為自己有這樣的助手而感到欣慰，但他並未完全放心，他要基辛格指示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立即尋找機會同中國駐波蘭大使接觸。
正在此時，“葉海亞渠道”開始顯示出了生機。巴基斯坦空軍元帥謝爾？阿裏？汗到白宮拜訪了基辛格，他告訴基辛格說葉海亞總統已向中國人轉達了關於美國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的一般信息，但還需要有些更具體的東西以便在周恩來訪問巴基斯坦時轉達給他。基辛格在征得尼克鬆同意後，讓葉海亞總統把美國的一個決定秘密地轉達給中國，即美國取消了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有兩艘美國驅逐艦在台灣海峽常設的巡邏，而代之以由其他美國軍艦每月輪流巡邏15次。
而在華沙的斯托塞爾卻仿佛三個多月無事可做一樣。當他接到基辛格要他主動找中國外交代表表示美國“準備進行認真的會談”的指示時，作為職業外交官卻感到“難以置信”，沒有付諸行動。當接到基辛格第二份要他迅速行動的指示時，斯托塞爾仍沒把它當回事。到11月下旬斯托塞爾仍沒有動靜，基辛格又發出了第三次指示。在美國外交史上，還不曾有過一位大使對白宮發出的三份明確指示敢於不采取行動的事，基辛格於是又給斯托塞爾發出了措辭更強硬的第四次指示：“要麽你照辦，要麽我們就要讓願意照辦的人來辦。”斯托塞爾此時才看出事態的嚴重性，趕緊找機會接近中國人。由於當時中美沒有外交關係，且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誰也不敢和“帝國主義分子”接觸，找個機會也是不容易的。直到12月3日，他才在南斯拉夫人於華沙文化宮舉行的時裝展覽會上，碰到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的臨時代辦雷陽。斯托塞爾急忙向雷陽走去。雷陽生怕惹事，顧不得看南斯拉夫女模特風度優雅的表演，轉身就躲，下了樓梯。眼看雷陽就要走開，斯托塞爾急得邊追邊喊，終於在樓梯口追上了雷陽。斯托塞爾通過雷陽的波蘭語翻譯對雷陽說：“我有美國政府的重要消息……”
雷陽以懷疑的目光看著喘著粗氣的斯托塞爾，吃驚地慌忙搖頭說：“知道了，等我請示了再說。”
為了讓中國明白，斯托塞爾的這次主動接觸並非他個人特殊的行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約翰？金在第二天例行的午間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斯托塞爾大使同中國駐波蘭的外交官交談了幾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