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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九大極左更泛濫，天下大治遙無期
“天下大治”仍然遙遙無期。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闖進京城，呼籲平反昭雪。
在這場教育改革的洪流中，還出現了一些“新鮮事物”。江青一夥“以天下為己任”，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當時已經紅得發紫的張春橋，居然在百忙中“召見”了被稱為“黑線人物”的鄭君裏。
林彪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連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都是無名之輩。
毛澤東繪出“鬥、批、改”藍圖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全麵展開。
毛澤東深深知道“全國一片紅”是怎麽一回事。
武鬥仍在不少地方盛行，省、市、自治區以下的各級革委會相當普遍地還未建立，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還未“重建”。
他設想“全國一片紅”以後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為此，他為“鬥、批、改”設計了“幾個階段”：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說的是工廠，其實全國都如此。
在實踐中，毛澤東還增加了“對知識分子‘再教育’和‘給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鄉”等項。
毛澤東親自抓了北京的六廠二校作為他指導“鬥、批、改”的試點單位，要求各地按這些單位總結的經驗，仿照執行。
他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但是“鬥、批、改”本身就是“左”傾方針的表現。
九大以後，在全國全麵開展“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社會秩序和國家機器的運行很難有多大的好轉。
“天下大治”仍然遙遙無期。
這對於一直就希望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毛澤東來說，不止是心頭永遠的痛。
沒有組織關係的“五・一六”集團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一個通知。
這就是《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
通知一方麵提出糾正擴大化的傾向，一方麵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麵派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抵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把革命老將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與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造反頭子相提並論，可見是非混淆到何種程度。
“現在，清查‘五・一六’的鬥爭已經展開，有些單位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五・一六’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目前有的單位在過去公開的群眾組織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單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這種擴大化的情況……必須引起特別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重點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
中央在這個通知中還說：
“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同時，不要放鬆對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隻有一個‘五・一六’。應當根據中央曆次指示，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麽組織就叫什麽組織，是什麽性質就定什麽性質，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沒有別的反革命似的。”
中共中央的這個通知中，這一段話其實非常關鍵。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不是不要打擊反革命，隻是不要統一定為“五・一六”分子。這樣，中央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擴大化，還是擴大打擊麵，就憑執行者的理解來確定了。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
《決定》說，為統一“五・一六”專案的清理、審查和核實，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的“五・一六專案”調研同群眾運動檢舉相結合，中央決定組成中央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立即開始進行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一係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
這些看起來，似乎表示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然而，最致命的是所有有關打擊“五・一六”的中央文件，卻從來沒有說清楚什麽是“五・一六”分子、什麽組織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在這個決定中的“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似乎更看重反革命的罪行，而不在乎形式。然而，對“組織關係”的不追查，其結果就隻能是人為地製造階級敵人。這樣也就為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清查“五・一六”打擊反對他們的幹部和群眾，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一些對立的群眾派別，則互相揪對方的人，然後將之命名為“五・一六”分子。情況極其混亂，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個工作才告停止。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闖進京城，呼籲平反昭雪。
九大後的整黨建黨工作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
毛澤東在批示這個文件時指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個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黨的建設的要求，後被稱作“五十字建黨方針”。
中共中央的《批示》提出：“黨組織不應當容許所謂叛徒、特務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再過組織生活”。
10月13日，《人民日報》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
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下達了《關於整頓、恢複、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規定在整黨中要虛心聽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意見；犯錯誤的黨員要“鬥私批修”，並且“要吸引那些朝氣蓬勃、富有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勇於在階級鬥爭中衝鋒陷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入黨。”
1969年，毛澤東在中央九屆一中全會上說：“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
中共九大後，整黨建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中央成立了由康生、張春橋、謝富治三人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整黨建黨工作，紀登奎、郭玉峰、曹軼歐等分管各項具體工作。
接著，中共中央轉發了北京大學、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上海國棉十七廠等單位關於整黨建黨的經驗，各地區各單位先後開始了整黨建黨。
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以“左”傾的觀點對九大黨章作了闡述，用以指導整黨工作。
他說：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有五個特點：“首先一個特點，明確規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第二個特點，明確規定了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第三個特點，就是概括地闡述了毛主席繼承、捍衛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第四個特點，新黨章根據毛主席建黨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明確了我們黨最終和當前的戰鬥任務。”“最後，我們這個黨章是吸收了國際國內過去黨章中的長處，否定了那些形式主義的東西。”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共產黨員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中說：“整黨建黨運動，就是要……把廣大黨員進一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進分子。”
1970年6月、7月，報紙上越來越多地提到為成立新黨委而開辦學習班。很顯然，學習班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一些不同的意見能夠和“共同目標”聯係起來，服從整黨的指導思想。
然而，盡管做了這麽多工作，效果卻似乎並不明顯，人們的思想覺悟似乎仍然較低。1970年7月2日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而奮鬥》的文章，署名是“駐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以下引文很能說明問題：
有些同誌不能正確地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原因之一，就在於對黨內矛盾的辯證法還缺乏理解，不夠自覺。他們認為黨組織和黨員的思想應當“純”而又“純”。這是一種純而又純的糊塗觀念……
有少數人，在整黨中違背毛主席關於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正確原則，是同他們個人第一主義的立場分不開的。我們遇見一些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的人，對待跟自己不同意見的黨員，采取“一批、二鬥、三搞臭”的錯誤做法，想通過整黨發展一派一人之“私”。這樣的人，他們把個人和黨的關係擺得不對，“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信甚濃。他們的出發點不對，方針也就必定錯誤。他們口頭上喊的是“吐故納新”，實際上想的是“吐疏納親”，按照他們小團體的標準“吐一批，納一批”……
可見“吐疏納親”的傾向，在當時就遭到了批判。
而實際上是一些被誣陷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黨員被清除出黨或掛起來，而把那些所謂“新鮮血液”即造反派頭頭吸收入黨。這樣，不但進一步打擊迫害了許多黨員幹部，而且使一批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混入黨內。
這次整黨建黨工作，還有一個顯著“成果”就是產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
各省重建黨的機構是從毛澤東的家鄉湖南省開始的。1970年12月，湖南宣布成立新省委。1971年8月，西藏、四川、寧夏、黑龍江等省宣告重建黨委，從而結束了全國各省的重建黨委的工作。
中共九大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風風火火地打倒黨委，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九大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又重建新的黨委。雖然，革命委員會並不可能取得黨的最高權力，然而，在九大前後不過兩三年時間，造成致命的動蕩，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圍繞“權力”二字展開的。
在29個省、市、自治區中，其中10個省、市的黨委成員有很大變動。曾提任全國第一個建立的省革命委員會――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被撤職，引起爭議的山西省委革委會主任劉格平也被免職。
除了上海，各省、市、自治區新成立的黨委幾乎都由軍隊幹部擔任了書記。
“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
在全國各地建立“五・七”幹校的同時，在1968年還開始了教育體製的革命化和改造工作。
毛澤東對此有許多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關於《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了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加的一段話後來簡稱“七・二一指示”。
9月22日，毛澤東又說：“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了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這個報告，把“文化大革命”前清華大學的大多數教師說成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或“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對這些知識分子要“進行再教育”，“從思想上、政治上解決恨誰、愛誰、跟誰走的問題。報告還把全校各級幹部說成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人”，強迫他們“承認錯誤”，才“給予適當的工作”。
“再教育”、“給出路”，這六個字突出地說明了在政治上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是“左”傾錯誤的體現。
在這場教育改革的洪流中，還出現了一些“新鮮事物”。
1969年1月27日，《紅旗》第2期發表蘭州市關於城市中學走工廠辦學道路的調查報告《廠辦校、兩掛鉤》。調查報告介紹蘭州第五中學自1968年10月工宣隊進校後，改為蘭州鑄造廠廠辦中學，變全日製普通中學為半工半讀學校。該校師生每周學習2天，另外4天，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把原來的17門課合並為5門課（“毛澤東思想”、“工業基礎”、“農業基礎”、“革命文藝”、“軍事體育”）。在此前後，河北、廣東、四川、遼寧、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鎮中小學校也由工廠接辦，實行類似蘭州的廠校合一、工廠辦校或定廠辦學。1970年以後，逐漸改為以學校辦工廠和學校與工廠、社隊掛鉤為主的辦學方式。
1969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兩教師的信。信中“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編者按中號召就此建議“展開討論”。此後該報開辟“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專欄，發表了大量支持這一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還立即付諸實施。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讀者來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由工廠辦、街道辦的建議，同時開展“城市的小學及中學應當如何辦？”的討論。隨後，連續刊登了大量支持這一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付諸實施。
1970年秋，各高等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采取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辦法招生。設置“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種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學製二至三年。學生條件是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
這是“文化大革命”對招生製度的重大改變，也是對教育事業的嚴重摧殘。後來，“四人幫”極力鼓吹“白卷英雄”張鐵生之事，更是擾亂了教育的秩序。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有關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主管教育工作的負責人和198所高等院校的有關人員，共631人。
會議是在張春橋、遲群控製下進行的。
上海徐海濤等人在會上拋出“黑線專政論”：汙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黨領導下的學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把持領導權”，“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教育戰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徐海濤的話引起與會代表的不滿，有人公開出來表示反對。遲群竟責罵反對者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立場、感情、態度有問題”。
周恩來聽說此事後，於7月6日接見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毛主席的路線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知識分子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張春橋旋即在另一次會議領導小組會上說：17年教育戰線“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落實”；“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
同時，還由遲群主持起草，經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炮製出《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否定了建國17年來的教育工作，做出了“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紀要》還將“全民教育”、“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讀書無用”等稱之為17年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精神支柱。
對這個集“左”傾的“教育革命”之大成的《紀要》，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於是轉發全國。
8月至11月，各省、市、自治區先後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傳達和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紀要》的精神。在這過程中，教育部門的幹部、學校的教職工對《紀要》中的“兩個估計”紛紛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抵製。
林彪江青上演的一出出雙簧戲
幾乎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大剛剛閉幕，宣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輝煌勝利”並宣布大會本身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同時，就爆發了新的政治鬥爭，“團結”化為泡影。與九大前的群眾造反運動不同，九大以後的高層政治鬥爭和衝突，完全避開了群眾的視線，有些內幕情況，迄今尚未明了。
經過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林彪成了黨章規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權勢極盛，但是他們的權力欲卻是沒有止境的。
江青一夥“以天下為己任”，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林彪一夥既不滿足於已有的權力，更擔心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遲早要發生變化。如同許多造反派掌權後紛紛內部分裂一樣，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在九大以後也分道揚鑣。
然而，這種分道揚鑣卻不是徹底的決裂。正如在九大以前，這兩個集團互相勾結，但勾結中有矛盾一樣，九大以後他們因爭權奪利而產生矛盾，然而在矛盾中又有勾結。
但是後來在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江青、姚文元之流在法庭上卻抵賴和掩飾他們同林彪的關係。直到12月24日的法庭辯論中，江青還說什麽她這一幫“是按中央的決議辦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聽林彪指揮的”，她甚至是“反對”林彪的。
而事實是怎樣的呢？
江青需要林彪。而林彪事實上也需要作為“第一夫人”的江青。
江青初染政事，就是林彪委托她搞的那一份《紀要》。
後來，在林、江集團陷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罪惡活動中，林彪、江青更是一唱一和，雙簧戲一直都演得惟妙惟肖。
1966年9月8日，林彪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是“土匪”。接著，江青就在會上誣陷賀龍是“壞人”，是“大劊子手”，“要把賀龍端出來”。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叫嚷“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麽不揪？”跟著，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革命口號。江青看後又叫“趕快送林副主席審批”。
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縱的專案組編造偽證、整理報送的劉少奇三本所謂“罪證”材料上，定下了置劉少奇於死地的誣陷之詞。對江青聳人聽聞的指控，林彪欣然表示：“向在這項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
1966年10月9日淩晨，上海市發生了一係列奇怪的抄家案：
那天夜裏在趙丹、黃宗英的家被抄的同時，上海文化界人士，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顧而已，都被以同樣的方式抄了家。
抄家時間，都是在那天淩晨零點到四五點之間，被抄的人都是30年代文藝界人士，帶隊抄家的人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而且還戴大口罩……
10天以後，1966年10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編的《文化大革命動態》，以《鄭君裏、黃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紅衛兵搜去內部材料》為題，反映了這次抄家的情況。情況不算不重要，卻沒見“無產階級司令部”有任何反應。
多災多難的上海文藝界，更是議論紛紛，忐忑不安；這顯然是一次經過嚴密組織的行動，究竟是誰搞的，要達到什麽目的？
這也引起上海市委的負責人和公安部門的關注。
抄家事件過後不久的一天，當時駐上海空軍部隊的政委江騰蛟，去看望上海市負責人陳丕顯，正巧碰上陳丕顯在批評公安局的一位負責人，一晚上幾個文藝界人士家被抄了，公安局不知道，也弄不清是誰抄的，工作是怎麽搞的？狡詐的江騰蛟，卻裝作沒聽說過這件事似的，問陳丕顯的夫人：這是怎麽回事呀？
事情“神秘”到如此程度；到了1967年，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也坐不住了。那時，李文靜在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幫助工作。海燕電影製片廠一些人到聯絡站反映了那次抄家的情況。李文靜一聽：被抄的都是30年代文藝界人士，和江青有密切關係，她想，這次抄家的目的是要搞江青的材料，這還了得。立即進行追查，查的結果，發現這事與駐上海的空軍部隊有關，抄家的“紅衛兵”中，有一個還是當時那個部隊某領導的兒子，他還從學校裏借了26個紅衛兵袖章。後來她又聽說，抄到的材料已用飛機運走了。
李文靜感到事關重大，就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當時在南京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可是，張、姚卻沒寫回信，隻是叫送信人帶回口信說：你們不要管了。
張春橋回到上海後，告訴李文靜：“這件事我們知道，材料已經送到北京江青那裏去了。”
其實，張春橋豈隻是知道。“四人幫”被粉碎後，黑幕拉開了，原來，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合演的這幕醜劇中，張春橋還是個最早出場的主角呢。
實際上，對於這次搜查的目的，一些受害人在當時就有所估計。
黃宗英說：“我們當時敏感地覺察到，這次奇怪的抄家是經過專門訓練，有政治目的的。”
而鄭君裏呢，更是心裏有底，對他來說，早在1966年夏天，就拉開了這次抄家的序幕。一天，當時已經紅得發紫的張春橋，居然在百忙中“召見”了被稱為“黑線人物”的鄭君裏。張春橋先是把鄭君裏教訓了一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端正態度”。然後，他對鄭君裏說：“江青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張春橋還具體地提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信件。
鄭君裏“誠惶誠恐”。7月中旬，他把找到的幾張照片送還江青，並寫信詳細說明張春橋“召見”時提到的幾封信，實在是沒有保存下來。
到處血口噴人誣陷好人為“叛徒”、“特務”的江青，對於自己的曆史，卻比阿Q忌諱“禿”字還厲害。特別是30年代，她浪跡上海灘，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肮髒經曆，是她曆史上的一個膿瘡。因此，對於當時與她有過交往、了解她那段曆史的人，更不放心。鄭君裏的答複，當然不能使她滿意。不久，抄家的浪潮席卷全國。江青心生一計：把上海30年代文藝界的人來個“一網打盡”。於是，她勾結林彪一夥，由葉群出麵，導演了這出抄家醜劇。
1966年10月初，葉群叫吳法憲通知江騰蛟：立即來北京接受一個任務。
第二天，江騰蛟趕來北京，當晚，一輛小轎車來到江騰蛟下榻的空軍招待所，接他去見葉群。
葉群對江騰蛟說：“江青同誌有一封信落在鄭君裏、顧而已他們手裏，現在究竟在誰手裏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一些人搜查一下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五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
惟恐為主子效勞不力的江騰蛟，得到了向主子“獻忠心”的好機會，使出了渾身解數。他回到上海，糾集劉世英等人，仔細地偵察了搜查對象的住處，反複研究了行動方案，並以空軍丟了一份絕密文件為名，打著“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招牌，欺騙了一些不知內情的幹部子弟和警衛排戰士，假扮紅衛兵，分成五個組，於10月9日零點以後，分坐五輛汽車同時出發，搜查了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為了保密，江騰蛟還把汽車號碼牌用白紙蓋起來。江騰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鎮指揮，並叫一名會講上海話的女護士代他接電話，以防別人聽出他的聲音，露出馬腳。
第二天，急於向主子邀功的江騰蛟，帶著他認為最重要的材料，坐飛機直送北京。這一次，不僅吳法憲立即到招待所來看他，葉群也在當晚來到招待所。她做賊心虛，怕暴露自己，來的時候把路燈都滅了。在江騰蛟的房間裏，她親自聽江騰蛟匯報了搜查的情況，然後拿了材料走了。過了一天，她給江騰蛟打電話說：“已經交給上麵了，很滿意。”
江騰蛟回上海不久，葉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材料送到後，葉群又親自到招待所取回，藏在自己臥室裏，把“重要的”挑出來。過了三天，她把趙秘書叫去，由她口授開了一個目錄單，然後對他說：“江青同誌指示，要把這些材料放到保險的地方，我已經同吳法憲講了，放到空軍保密室。你和張秘書一起送去，你們簽上字，要收到條，並且告訴他們，除非你們兩人一塊去取，任何人不準動。”說完，她把材料和目錄單裝在一個大信袋裏，叫秘書當著她的麵封好口。然後把材料送到空軍。
可是，這包材料不論放在哪裏，江青總是心驚肉跳。1967年1月初，趙秘書突然接到葉群從釣魚台打來的電話說：“空軍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馬上回去。”
這包材料送回林彪辦公室不久，葉群回來了，一起來的還有江青、謝富治。葉群取了材料，叫趙秘書到後院小夥房把火爐捅開，趙秘書剛把火爐捅開，葉群領著江青、謝富治進來了。謝富治把那包材料拆了封，和葉群一起一份份塞進火爐，離火爐十幾步遠，江青來回地踱步……
在共同的反革命活動中，江青和林彪之間，正是這樣你要辦的事我替你辦，我想辦的事你幫我辦，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彼此“完全同意”的。
葉群幫她抄了家，還迫害了揭她老底的孫維世。江青對葉群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麽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葉群對江青竭力效忠，不惜代價，因為她的賭注是押在江青身上的。葉群很清楚，林彪和自己要想在政治漩渦中立於不敗之地並飛黃騰達，決然少不了江青的幫助。葉群曾經對秘書說：“反正我認準了一條：首長（指林彪）要緊跟毛主席，我要緊跟江青！”葉群信奉的這條宗旨，使她很快在政治上有了顯赫位置。江青和林彪合謀，1967年8月，成立“軍委看守小組”，葉群坐上第三把交椅，位居老帥之上，而事前毛澤東並不知道。同年底，在江青、陳伯達的推薦下，葉群成了代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職權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葉群更加聽命於江青，吹捧江青。
林彪花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資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了作用。她滿足了林彪當“接班人”的權欲，幾次鼓噪將林彪的名字寫進了九大黨章。
林彪與江青的權力之爭
林彪與江青的勾結是以“利”合，而不是以“義”合，所以一直存在著矛盾。
林彪是1955年4月4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補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58年5月起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加之他又有孤傲的性格，所以他對釣魚台的那夥“文人”並不怎樣看得起，甚至不屑與伍。他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連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都是無名之輩。他同意葉群到釣魚台與江青拉攏關係，但不同意做得過分，不願意給人留下他和釣魚台關係火熱的印象。
曾有一次，林彪對江青大發雷霆。那是1967年2月，江青突然跑到毛家灣會見林彪，過了一會，就聽到會客室裏傳來林彪的怪叫：“葉群――葉群！”一位秘書急忙跑到林彪那裏，隻見他滿臉怒火，氣得渾身發抖，怒不可遏地對秘書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
江青卻很平靜：“林彪同誌，我有缺點、錯誤，你可以批評，何必生氣呢……”
秘書從沒見過如此奇異的場麵，十分驚駭。葉群趕來做了調解。但林彪火從何來，到今則無人知曉。
林彪和江青兩大集團，都是野心勃勃，相互之間貌合神離，勾心鬥角。葉群在給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打電話時說：“許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誌也是保你的……對，有人反對你。你知道誰反對你嗎？就是你們東邊的那位。”東邊那位指的是張春橋。
1968年春，江騰蛟給葉群送來一份揭發張春橋的材料。葉群看過並作了修改，報給林彪批示發出，分別送給毛澤東、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給江青的那份是葉群親自送去的。不久，上海市街頭出現“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反張浪潮迭起。但是，張春橋隻經過十幾天的“炮打”，就被保護起來，躲過了風頭。張春橋雖然是江青的紅人，後來成為“四人幫”的軍師，但他受到的這一打一保完全出於毛家灣和釣魚台的合謀，也許是他從來也不會想到的。張春橋在軍界、政界都不香，政治資本不多，江青、葉群都知道他是經不住“炮打”的。江青打他的目的是拉他，張春橋知道來頭不善，也就不問究竟，順水推舟了。
江青為人刁鑽、狡猾、驕橫；林彪一夥軟硬不吃。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大講歐洲文藝複興，借以歌頌“文化大革命”。江青公開向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指出，林彪講的不妥，林彪很不高興。
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參加黨代會，就在代表團即將啟程的時候，江青突然提出反對，直言：他不配。隻好請示毛澤東。毛澤東點頭後，黃才出國。黃永勝是經林彪提名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一職。隨著毛家灣和釣魚台之間利益之爭風雲變幻，他無法取悅釣魚台，隻得顧此失彼了。江青對黃永勝始終沒有好感，認為“這個總長的人選不理想。”1968年，江青為黃永勝先於她在中央專案組的報告上劃圈而大發脾氣，江青說：“我是這個專案小組的負責人，黃永勝有什麽資格越過我批這份文件。這是奪我的權！這是黃永勝有政治野心！”其實，是江青自己交代過，身體不好，一個月內不要送文件給她，所以黃永勝在這份給他和江青等4人的文件上先劃了圈。
這事過後不久，江青收到中央文革小組一名記者的來信，反映在中南地區造反派受到壓製，保守勢力抬頭的情況。信中說，根子不僅在廣州軍區，而且上頭還有。上頭的根子指黃永勝。江青寫了很長批語，要揪根子。她還建議用中央名義把這封信和她的批語轉發全國。林彪和毛澤東都沒表態，這才被擱置起來。
九大政治報告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最終完成的。開始，起草報告事宜和人選，經毛澤東同意，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執筆。林彪召集開會時，確定陳伯達拿出初稿。當一部分初稿經中央文革小組審閱後認為鼓吹“唯生產力論”，於是決定改由康生和張、姚起草，張、姚執筆。這件事，林彪耿耿於懷，一直懷疑江青和上海文人串通一氣作了毛澤東的工作，使陳伯達受到冷遇。因此，毛家灣和釣魚台之間的矛盾又加深了。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會上，葉群布置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結果江青少得6票，十分不滿，甚至企圖追查。而華東組也有人不投葉群的票，葉群等人也大為不滿。
九大會議期間，已倒向林彪的陳伯達和黃永勝等人多次密談九大後要不要中央文革的問題。
此後不久，林彪還要陳伯達不聽江青的話。
林彪雖然被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但葉群怕林彪的身體“拖不過”毛澤東，又擔心“接班人”地位不穩，怕被江青、張春橋奪去權力。特別是有一次毛澤東問到林彪，林的年紀大了以後誰來接班的問題，曾提到張春橋，林彪的疑慮更是加深了。
1969年秋林彪住蘇州時，江青給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讓林彪表態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封，另有兩份材料。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黨一封關於文藝問題的長信。信中不僅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藝界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把九大前後的文藝工作現狀也描寫得一團漆黑，認為“有些地區、有些人以宣傳樣板戲為名，行歪曲、破壞樣板戲之實”，這是“反革命”的“文藝黑線正在陰謀複辟”的“信號”。另一份是江青致全黨信的附件，題為《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複興的一些言論》。
這個材料幾個月前江青就給林彪，林彪批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毛澤東很生氣，不予批準。
這次，江青特地給林彪寫了封信，表白她是多麽忠於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並且多麽渴望為此做出一點“貢獻”。但她又苦於“有些人”對她不夠“理解”，使她難於施展。在信中，她說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懇求林彪給予支持。
然而，林彪對秘書說：“壓下，不予理睬！”
葉群對林彪說：“不理睬怎麽行呢？這個人，你得罪得起嗎？再說，這也不是她一個人的事，‘中央文革’除陳伯達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聽說她那封長信，姚文元都改過八遍了。人家當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揮就給壓下了，不都恨死你嗎？依我看，你還得批幾個字。”
於是林彪批示：“再請政治局討論，並呈主席批示。”就這樣，林彪把江青出的難題推給了政治局。
但江青對林彪未明確表態，仍心懷不滿。
毛澤東不願意當曹操
在中共九大之後，開始了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1970年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向毛澤東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毛澤東閱批了這個請示。
3月17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毛澤東提議不設國家主席，並指定康生和張春橋負責憲法修改的工作。康生素喜動動嘴皮，具體修改憲法的任務落在張春橋頭上。
4月11日，林彪不顧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堅持要設國家主席。
林彪秘書於運深記下了林彪意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主動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中國麵臨的重大問題。11年後，毛澤東已77歲高齡，他不當國家主席，順理成章，國家主席職務就非林彪莫屬。毛澤東已經覺察林彪的野心，故明確主張取消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
林彪的意見，使自己的野心昭然若揭。既然毛澤東不會再當國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那隻有一個結果，就是當國家主席。
後來，葉群把話說得很明白：“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4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關於林彪的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這就把矛盾擺在了張春橋麵前，他必須要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做出抉擇：原憲法中是設國家主席的。若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修改憲法時就要刪除原有的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
權衡再三，張春橋決定站在毛澤東一邊。多年的政治經驗告訴他，毛澤東才是中國至高無上的權威。其二則是他考慮到林彪不當國家主席，對他們更有利。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闖進京城，呼籲平反昭雪。
在這場教育改革的洪流中，還出現了一些“新鮮事物”。江青一夥“以天下為己任”，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
當時已經紅得發紫的張春橋，居然在百忙中“召見”了被稱為“黑線人物”的鄭君裏。
林彪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連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都是無名之輩。
毛澤東繪出“鬥、批、改”藍圖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九大以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全麵展開。
毛澤東深深知道“全國一片紅”是怎麽一回事。
武鬥仍在不少地方盛行，省、市、自治區以下的各級革委會相當普遍地還未建立，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還未“重建”。
他設想“全國一片紅”以後是“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為此，他為“鬥、批、改”設計了“幾個階段”：
“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裏的鬥、批、改，大體經曆這麽幾個階段。”說的是工廠，其實全國都如此。
在實踐中，毛澤東還增加了“對知識分子‘再教育’和‘給出路’、教育革命、上山下鄉”等項。
毛澤東親自抓了北京的六廠二校作為他指導“鬥、批、改”的試點單位，要求各地按這些單位總結的經驗，仿照執行。
他試圖通過“鬥、批、改”，達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設想，也含有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
但是“鬥、批、改”本身就是“左”傾方針的表現。
九大以後，在全國全麵開展“鬥、批、改”，實際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在各個領域具體化。結果是黨內矛盾和社會矛盾繼續緊張，社會秩序和國家機器的運行很難有多大的好轉。
“天下大治”仍然遙遙無期。
這對於一直就希望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毛澤東來說，不止是心頭永遠的痛。
沒有組織關係的“五・一六”集團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一個通知。
這就是《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
通知一方麵提出糾正擴大化的傾向，一方麵又指出：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在反革命兩麵派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操縱下，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猖狂進攻，罪大惡極。有些人認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對清查‘五・一六’極為抵觸，甚至為他們翻案，是完全錯誤的。”把革命老將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與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造反頭子相提並論，可見是非混淆到何種程度。
“現在，清查‘五・一六’的鬥爭已經展開，有些單位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五・一六’是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陰謀集團，目前有的單位在過去公開的群眾組織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單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這種擴大化的情況……必須引起特別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重點應當是揭露它的骨幹分子和幕後操縱者。”
中央在這個通知中還說：
“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擴大化的同時，不要放鬆對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隻有一個‘五・一六’。應當根據中央曆次指示，將這些反革命清理出來，是什麽組織就叫什麽組織，是什麽性質就定什麽性質，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沒有別的反革命似的。”
中共中央的這個通知中，這一段話其實非常關鍵。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不是不要打擊反革命，隻是不要統一定為“五・一六”分子。這樣，中央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擴大化，還是擴大打擊麵，就憑執行者的理解來確定了。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
《決定》說，為統一“五・一六”專案的清理、審查和核實，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關部門的“五・一六專案”調研同群眾運動檢舉相結合，中央決定組成中央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立即開始進行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過程中，既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就必須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一係列罪行，將它一個一個落實，而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
這些看起來，似乎表示工作中要實事求是。然而，最致命的是所有有關打擊“五・一六”的中央文件，卻從來沒有說清楚什麽是“五・一六”分子、什麽組織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在這個決定中的“不要一開始就籠統地追查組織關係和是否填了表格”，似乎更看重反革命的罪行，而不在乎形式。然而，對“組織關係”的不追查，其結果就隻能是人為地製造階級敵人。這樣也就為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清查“五・一六”打擊反對他們的幹部和群眾，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一些對立的群眾派別，則互相揪對方的人，然後將之命名為“五・一六”分子。情況極其混亂，至“文化大革命”結束，這個工作才告停止。數以百萬計的幹部和群眾受到打擊，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不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闖進京城，呼籲平反昭雪。
九大後的整黨建黨工作
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複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
毛澤東在批示這個文件時指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個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黨的建設的要求，後被稱作“五十字建黨方針”。
中共中央的《批示》提出：“黨組織不應當容許所謂叛徒、特務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再過組織生活”。
10月13日，《人民日報》又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
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義下達了《關於整頓、恢複、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規定在整黨中要虛心聽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意見；犯錯誤的黨員要“鬥私批修”，並且“要吸引那些朝氣蓬勃、富有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勇於在階級鬥爭中衝鋒陷陣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入黨。”
1969年，毛澤東在中央九屆一中全會上說：“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整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
中共九大後，整黨建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中央成立了由康生、張春橋、謝富治三人組成的領導小組負責整黨建黨工作，紀登奎、郭玉峰、曹軼歐等分管各項具體工作。
接著，中共中央轉發了北京大學、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上海國棉十七廠等單位關於整黨建黨的經驗，各地區各單位先後開始了整黨建黨。
1970年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軍整黨建黨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以“左”傾的觀點對九大黨章作了闡述，用以指導整黨工作。
他說：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有五個特點：“首先一個特點，明確規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第二個特點，明確規定了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第三個特點，就是概括地闡述了毛主席繼承、捍衛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第四個特點，新黨章根據毛主席建黨思想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明確了我們黨最終和當前的戰鬥任務。”“最後，我們這個黨章是吸收了國際國內過去黨章中的長處，否定了那些形式主義的東西。”
1970年7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共產黨員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中說：“整黨建黨運動，就是要……把廣大黨員進一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先進分子。”
1970年6月、7月，報紙上越來越多地提到為成立新黨委而開辦學習班。很顯然，學習班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一些不同的意見能夠和“共同目標”聯係起來，服從整黨的指導思想。
然而，盡管做了這麽多工作，效果卻似乎並不明顯，人們的思想覺悟似乎仍然較低。1970年7月2日的《紅旗》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而奮鬥》的文章，署名是“駐北京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以下引文很能說明問題：
有些同誌不能正確地做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原因之一，就在於對黨內矛盾的辯證法還缺乏理解，不夠自覺。他們認為黨組織和黨員的思想應當“純”而又“純”。這是一種純而又純的糊塗觀念……
有少數人，在整黨中違背毛主席關於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正確原則，是同他們個人第一主義的立場分不開的。我們遇見一些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的人，對待跟自己不同意見的黨員，采取“一批、二鬥、三搞臭”的錯誤做法，想通過整黨發展一派一人之“私”。這樣的人，他們把個人和黨的關係擺得不對，“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信甚濃。他們的出發點不對，方針也就必定錯誤。他們口頭上喊的是“吐故納新”，實際上想的是“吐疏納親”，按照他們小團體的標準“吐一批，納一批”……
可見“吐疏納親”的傾向，在當時就遭到了批判。
而實際上是一些被誣陷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黨員被清除出黨或掛起來，而把那些所謂“新鮮血液”即造反派頭頭吸收入黨。這樣，不但進一步打擊迫害了許多黨員幹部，而且使一批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混入黨內。
這次整黨建黨工作，還有一個顯著“成果”就是產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
各省重建黨的機構是從毛澤東的家鄉湖南省開始的。1970年12月，湖南宣布成立新省委。1971年8月，西藏、四川、寧夏、黑龍江等省宣告重建黨委，從而結束了全國各省的重建黨委的工作。
中共九大前，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風風火火地打倒黨委，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
九大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又重建新的黨委。雖然，革命委員會並不可能取得黨的最高權力，然而，在九大前後不過兩三年時間，造成致命的動蕩，這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圍繞“權力”二字展開的。
在29個省、市、自治區中，其中10個省、市的黨委成員有很大變動。曾提任全國第一個建立的省革命委員會――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的潘複生被撤職，引起爭議的山西省委革委會主任劉格平也被免職。
除了上海，各省、市、自治區新成立的黨委幾乎都由軍隊幹部擔任了書記。
“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
在全國各地建立“五・七”幹校的同時，在1968年還開始了教育體製的革命化和改造工作。
毛澤東對此有許多指示。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關於《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清樣中加了一段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澤東加的一段話後來簡稱“七・二一指示”。
9月22日，毛澤東又說：“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
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了毛澤東批示“照辦”的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報告《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這個報告，把“文化大革命”前清華大學的大多數教師說成是“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或“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對這些知識分子要“進行再教育”，“從思想上、政治上解決恨誰、愛誰、跟誰走的問題。報告還把全校各級幹部說成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的人”，強迫他們“承認錯誤”，才“給予適當的工作”。
“再教育”、“給出路”，這六個字突出地說明了在政治上對知識分子的歧視，是“左”傾錯誤的體現。
在這場教育改革的洪流中，還出現了一些“新鮮事物”。
1969年1月27日，《紅旗》第2期發表蘭州市關於城市中學走工廠辦學道路的調查報告《廠辦校、兩掛鉤》。調查報告介紹蘭州第五中學自1968年10月工宣隊進校後，改為蘭州鑄造廠廠辦中學，變全日製普通中學為半工半讀學校。該校師生每周學習2天，另外4天，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把原來的17門課合並為5門課（“毛澤東思想”、“工業基礎”、“農業基礎”、“革命文藝”、“軍事體育”）。在此前後，河北、廣東、四川、遼寧、湖北等不少地方的城鎮中小學校也由工廠接辦，實行類似蘭州的廠校合一、工廠辦校或定廠辦學。1970年以後，逐漸改為以學校辦工廠和學校與工廠、社隊掛鉤為主的辦學方式。
1969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兩教師的信。信中“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編者按中號召就此建議“展開討論”。此後該報開辟“關於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的討論”專欄，發表了大量支持這一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還立即付諸實施。1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讀者來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由工廠辦、街道辦的建議，同時開展“城市的小學及中學應當如何辦？”的討論。隨後，連續刊登了大量支持這一建議的來信和文章，許多地方付諸實施。
1970年秋，各高等學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采取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的辦法招生。設置“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種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學製二至三年。學生條件是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
這是“文化大革命”對招生製度的重大改變，也是對教育事業的嚴重摧殘。後來，“四人幫”極力鼓吹“白卷英雄”張鐵生之事，更是擾亂了教育的秩序。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經毛澤東批準，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有關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主管教育工作的負責人和198所高等院校的有關人員，共631人。
會議是在張春橋、遲群控製下進行的。
上海徐海濤等人在會上拋出“黑線專政論”：汙蔑“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黨領導下的學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把持領導權”，“是培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場所”，教育戰線“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
徐海濤的話引起與會代表的不滿，有人公開出來表示反對。遲群竟責罵反對者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立場、感情、態度有問題”。
周恩來聽說此事後，於7月6日接見領導小組成員時，指出：“毛主席的路線也是照耀了教育路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知識分子隊伍和解放後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證地看問題”。
張春橋旋即在另一次會議領導小組會上說：17年教育戰線“領導權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毛主席的路線沒有落實”；“名義上是共產黨領導，實際上是假的”。
同時，還由遲群主持起草，經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炮製出《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紀要》否定了建國17年來的教育工作，做出了“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紀要》還將“全民教育”、“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讀書無用”等稱之為17年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精神支柱。
對這個集“左”傾的“教育革命”之大成的《紀要》，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於是轉發全國。
8月至11月，各省、市、自治區先後召開教育工作會議，傳達和貫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和《紀要》的精神。在這過程中，教育部門的幹部、學校的教職工對《紀要》中的“兩個估計”紛紛表示“不理解”、“想不通”，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抵製。
林彪江青上演的一出出雙簧戲
幾乎就在1969年4月黨的九大剛剛閉幕，宣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輝煌勝利”並宣布大會本身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同時，就爆發了新的政治鬥爭，“團結”化為泡影。與九大前的群眾造反運動不同，九大以後的高層政治鬥爭和衝突，完全避開了群眾的視線，有些內幕情況，迄今尚未明了。
經過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林彪成了黨章規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權勢極盛，但是他們的權力欲卻是沒有止境的。
江青一夥“以天下為己任”，覬覦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林彪一夥既不滿足於已有的權力，更擔心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遲早要發生變化。如同許多造反派掌權後紛紛內部分裂一樣，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在九大以後也分道揚鑣。
然而，這種分道揚鑣卻不是徹底的決裂。正如在九大以前，這兩個集團互相勾結，但勾結中有矛盾一樣，九大以後他們因爭權奪利而產生矛盾，然而在矛盾中又有勾結。
但是後來在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江青、姚文元之流在法庭上卻抵賴和掩飾他們同林彪的關係。直到12月24日的法庭辯論中，江青還說什麽她這一幫“是按中央的決議辦事的”，而另一些罪犯才是“聽林彪指揮的”，她甚至是“反對”林彪的。
而事實是怎樣的呢？
江青需要林彪。而林彪事實上也需要作為“第一夫人”的江青。
江青初染政事，就是林彪委托她搞的那一份《紀要》。
後來，在林、江集團陷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罪惡活動中，林彪、江青更是一唱一和，雙簧戲一直都演得惟妙惟肖。
1966年9月8日，林彪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是“土匪”。接著，江青就在會上誣陷賀龍是“壞人”，是“大劊子手”，“要把賀龍端出來”。
1966年12月下旬，江青叫嚷“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麽不揪？”跟著，林彪就指使人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革命口號。江青看後又叫“趕快送林副主席審批”。
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
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她直接操縱的專案組編造偽證、整理報送的劉少奇三本所謂“罪證”材料上，定下了置劉少奇於死地的誣陷之詞。對江青聳人聽聞的指控，林彪欣然表示：“向在這項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誌致敬！”
1966年10月9日淩晨，上海市發生了一係列奇怪的抄家案：
那天夜裏在趙丹、黃宗英的家被抄的同時，上海文化界人士，鄭君裏、童芷苓、陳鯉庭、顧而已，都被以同樣的方式抄了家。
抄家時間，都是在那天淩晨零點到四五點之間，被抄的人都是30年代文藝界人士，帶隊抄家的人都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而且還戴大口罩……
10天以後，1966年10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編的《文化大革命動態》，以《鄭君裏、黃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紅衛兵搜去內部材料》為題，反映了這次抄家的情況。情況不算不重要，卻沒見“無產階級司令部”有任何反應。
多災多難的上海文藝界，更是議論紛紛，忐忑不安；這顯然是一次經過嚴密組織的行動，究竟是誰搞的，要達到什麽目的？
這也引起上海市委的負責人和公安部門的關注。
抄家事件過後不久的一天，當時駐上海空軍部隊的政委江騰蛟，去看望上海市負責人陳丕顯，正巧碰上陳丕顯在批評公安局的一位負責人，一晚上幾個文藝界人士家被抄了，公安局不知道，也弄不清是誰抄的，工作是怎麽搞的？狡詐的江騰蛟，卻裝作沒聽說過這件事似的，問陳丕顯的夫人：這是怎麽回事呀？
事情“神秘”到如此程度；到了1967年，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也坐不住了。那時，李文靜在上海市委機關聯絡站幫助工作。海燕電影製片廠一些人到聯絡站反映了那次抄家的情況。李文靜一聽：被抄的都是30年代文藝界人士，和江青有密切關係，她想，這次抄家的目的是要搞江青的材料，這還了得。立即進行追查，查的結果，發現這事與駐上海的空軍部隊有關，抄家的“紅衛兵”中，有一個還是當時那個部隊某領導的兒子，他還從學校裏借了26個紅衛兵袖章。後來她又聽說，抄到的材料已用飛機運走了。
李文靜感到事關重大，就寫了一封信，派人送給當時在南京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可是，張、姚卻沒寫回信，隻是叫送信人帶回口信說：你們不要管了。
張春橋回到上海後，告訴李文靜：“這件事我們知道，材料已經送到北京江青那裏去了。”
其實，張春橋豈隻是知道。“四人幫”被粉碎後，黑幕拉開了，原來，在林彪反革命集團和江青反革命集團合演的這幕醜劇中，張春橋還是個最早出場的主角呢。
實際上，對於這次搜查的目的，一些受害人在當時就有所估計。
黃宗英說：“我們當時敏感地覺察到，這次奇怪的抄家是經過專門訓練，有政治目的的。”
而鄭君裏呢，更是心裏有底，對他來說，早在1966年夏天，就拉開了這次抄家的序幕。一天，當時已經紅得發紫的張春橋，居然在百忙中“召見”了被稱為“黑線人物”的鄭君裏。張春橋先是把鄭君裏教訓了一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端正態度”。然後，他對鄭君裏說：“江青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張春橋還具體地提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一些信件。
鄭君裏“誠惶誠恐”。7月中旬，他把找到的幾張照片送還江青，並寫信詳細說明張春橋“召見”時提到的幾封信，實在是沒有保存下來。
到處血口噴人誣陷好人為“叛徒”、“特務”的江青，對於自己的曆史，卻比阿Q忌諱“禿”字還厲害。特別是30年代，她浪跡上海灘，在政治上、生活上的肮髒經曆，是她曆史上的一個膿瘡。因此，對於當時與她有過交往、了解她那段曆史的人，更不放心。鄭君裏的答複，當然不能使她滿意。不久，抄家的浪潮席卷全國。江青心生一計：把上海30年代文藝界的人來個“一網打盡”。於是，她勾結林彪一夥，由葉群出麵，導演了這出抄家醜劇。
1966年10月初，葉群叫吳法憲通知江騰蛟：立即來北京接受一個任務。
第二天，江騰蛟趕來北京，當晚，一輛小轎車來到江騰蛟下榻的空軍招待所，接他去見葉群。
葉群對江騰蛟說：“江青同誌有一封信落在鄭君裏、顧而已他們手裏，現在究竟在誰手裏不清楚。你可以組織一些人搜查一下鄭君裏、顧而已、趙丹、童芷苓等五人的家。凡是書信、日記本、筆記本之類的東西都拿來。”
惟恐為主子效勞不力的江騰蛟，得到了向主子“獻忠心”的好機會，使出了渾身解數。他回到上海，糾集劉世英等人，仔細地偵察了搜查對象的住處，反複研究了行動方案，並以空軍丟了一份絕密文件為名，打著“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招牌，欺騙了一些不知內情的幹部子弟和警衛排戰士，假扮紅衛兵，分成五個組，於10月9日零點以後，分坐五輛汽車同時出發，搜查了五位文藝界人士的家，為了保密，江騰蛟還把汽車號碼牌用白紙蓋起來。江騰蛟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鎮指揮，並叫一名會講上海話的女護士代他接電話，以防別人聽出他的聲音，露出馬腳。
第二天，急於向主子邀功的江騰蛟，帶著他認為最重要的材料，坐飛機直送北京。這一次，不僅吳法憲立即到招待所來看他，葉群也在當晚來到招待所。她做賊心虛，怕暴露自己，來的時候把路燈都滅了。在江騰蛟的房間裏，她親自聽江騰蛟匯報了搜查的情況，然後拿了材料走了。過了一天，她給江騰蛟打電話說：“已經交給上麵了，很滿意。”
江騰蛟回上海不久，葉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材料送到後，葉群又親自到招待所取回，藏在自己臥室裏，把“重要的”挑出來。過了三天，她把趙秘書叫去，由她口授開了一個目錄單，然後對他說：“江青同誌指示，要把這些材料放到保險的地方，我已經同吳法憲講了，放到空軍保密室。你和張秘書一起送去，你們簽上字，要收到條，並且告訴他們，除非你們兩人一塊去取，任何人不準動。”說完，她把材料和目錄單裝在一個大信袋裏，叫秘書當著她的麵封好口。然後把材料送到空軍。
可是，這包材料不論放在哪裏，江青總是心驚肉跳。1967年1月初，趙秘書突然接到葉群從釣魚台打來的電話說：“空軍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馬上回去。”
這包材料送回林彪辦公室不久，葉群回來了，一起來的還有江青、謝富治。葉群取了材料，叫趙秘書到後院小夥房把火爐捅開，趙秘書剛把火爐捅開，葉群領著江青、謝富治進來了。謝富治把那包材料拆了封，和葉群一起一份份塞進火爐，離火爐十幾步遠，江青來回地踱步……
在共同的反革命活動中，江青和林彪之間，正是這樣你要辦的事我替你辦，我想辦的事你幫我辦，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彼此“完全同意”的。
葉群幫她抄了家，還迫害了揭她老底的孫維世。江青對葉群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麽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葉群對江青竭力效忠，不惜代價，因為她的賭注是押在江青身上的。葉群很清楚，林彪和自己要想在政治漩渦中立於不敗之地並飛黃騰達，決然少不了江青的幫助。葉群曾經對秘書說：“反正我認準了一條：首長（指林彪）要緊跟毛主席，我要緊跟江青！”葉群信奉的這條宗旨，使她很快在政治上有了顯赫位置。江青和林彪合謀，1967年8月，成立“軍委看守小組”，葉群坐上第三把交椅，位居老帥之上，而事前毛澤東並不知道。同年底，在江青、陳伯達的推薦下，葉群成了代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職權的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葉群更加聽命於江青，吹捧江青。
林彪花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資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了作用。她滿足了林彪當“接班人”的權欲，幾次鼓噪將林彪的名字寫進了九大黨章。
林彪與江青的權力之爭
林彪與江青的勾結是以“利”合，而不是以“義”合，所以一直存在著矛盾。
林彪是1955年4月4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補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58年5月起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加之他又有孤傲的性格，所以他對釣魚台的那夥“文人”並不怎樣看得起，甚至不屑與伍。他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連張春橋、姚文元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都是無名之輩。他同意葉群到釣魚台與江青拉攏關係，但不同意做得過分，不願意給人留下他和釣魚台關係火熱的印象。
曾有一次，林彪對江青大發雷霆。那是1967年2月，江青突然跑到毛家灣會見林彪，過了一會，就聽到會客室裏傳來林彪的怪叫：“葉群――葉群！”一位秘書急忙跑到林彪那裏，隻見他滿臉怒火，氣得渾身發抖，怒不可遏地對秘書說：“叫葉群，快把江青給我趕走！”
江青卻很平靜：“林彪同誌，我有缺點、錯誤，你可以批評，何必生氣呢……”
秘書從沒見過如此奇異的場麵，十分驚駭。葉群趕來做了調解。但林彪火從何來，到今則無人知曉。
林彪和江青兩大集團，都是野心勃勃，相互之間貌合神離，勾心鬥角。葉群在給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打電話時說：“許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誌也是保你的……對，有人反對你。你知道誰反對你嗎？就是你們東邊的那位。”東邊那位指的是張春橋。
1968年春，江騰蛟給葉群送來一份揭發張春橋的材料。葉群看過並作了修改，報給林彪批示發出，分別送給毛澤東、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給江青的那份是葉群親自送去的。不久，上海市街頭出現“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反張浪潮迭起。但是，張春橋隻經過十幾天的“炮打”，就被保護起來，躲過了風頭。張春橋雖然是江青的紅人，後來成為“四人幫”的軍師，但他受到的這一打一保完全出於毛家灣和釣魚台的合謀，也許是他從來也不會想到的。張春橋在軍界、政界都不香，政治資本不多，江青、葉群都知道他是經不住“炮打”的。江青打他的目的是拉他，張春橋知道來頭不善，也就不問究竟，順水推舟了。
江青為人刁鑽、狡猾、驕橫；林彪一夥軟硬不吃。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大講歐洲文藝複興，借以歌頌“文化大革命”。江青公開向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指出，林彪講的不妥，林彪很不高興。
黃永勝率團出訪阿爾巴尼亞參加黨代會，就在代表團即將啟程的時候，江青突然提出反對，直言：他不配。隻好請示毛澤東。毛澤東點頭後，黃才出國。黃永勝是經林彪提名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一職。隨著毛家灣和釣魚台之間利益之爭風雲變幻，他無法取悅釣魚台，隻得顧此失彼了。江青對黃永勝始終沒有好感，認為“這個總長的人選不理想。”1968年，江青為黃永勝先於她在中央專案組的報告上劃圈而大發脾氣，江青說：“我是這個專案小組的負責人，黃永勝有什麽資格越過我批這份文件。這是奪我的權！這是黃永勝有政治野心！”其實，是江青自己交代過，身體不好，一個月內不要送文件給她，所以黃永勝在這份給他和江青等4人的文件上先劃了圈。
這事過後不久，江青收到中央文革小組一名記者的來信，反映在中南地區造反派受到壓製，保守勢力抬頭的情況。信中說，根子不僅在廣州軍區，而且上頭還有。上頭的根子指黃永勝。江青寫了很長批語，要揪根子。她還建議用中央名義把這封信和她的批語轉發全國。林彪和毛澤東都沒表態，這才被擱置起來。
九大政治報告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最終完成的。開始，起草報告事宜和人選，經毛澤東同意，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執筆。林彪召集開會時，確定陳伯達拿出初稿。當一部分初稿經中央文革小組審閱後認為鼓吹“唯生產力論”，於是決定改由康生和張、姚起草，張、姚執筆。這件事，林彪耿耿於懷，一直懷疑江青和上海文人串通一氣作了毛澤東的工作，使陳伯達受到冷遇。因此，毛家灣和釣魚台之間的矛盾又加深了。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會上，葉群布置一些人不投江青的票，結果江青少得6票，十分不滿，甚至企圖追查。而華東組也有人不投葉群的票，葉群等人也大為不滿。
九大會議期間，已倒向林彪的陳伯達和黃永勝等人多次密談九大後要不要中央文革的問題。
此後不久，林彪還要陳伯達不聽江青的話。
林彪雖然被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但葉群怕林彪的身體“拖不過”毛澤東，又擔心“接班人”地位不穩，怕被江青、張春橋奪去權力。特別是有一次毛澤東問到林彪，林的年紀大了以後誰來接班的問題，曾提到張春橋，林彪的疑慮更是加深了。
1969年秋林彪住蘇州時，江青給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讓林彪表態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封，另有兩份材料。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黨一封關於文藝問題的長信。信中不僅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藝界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把九大前後的文藝工作現狀也描寫得一團漆黑，認為“有些地區、有些人以宣傳樣板戲為名，行歪曲、破壞樣板戲之實”，這是“反革命”的“文藝黑線正在陰謀複辟”的“信號”。另一份是江青致全黨信的附件，題為《周揚鼓吹資產階級文藝複興的一些言論》。
這個材料幾個月前江青就給林彪，林彪批請政治局討論後呈主席批示，毛澤東很生氣，不予批準。
這次，江青特地給林彪寫了封信，表白她是多麽忠於毛主席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並且多麽渴望為此做出一點“貢獻”。但她又苦於“有些人”對她不夠“理解”，使她難於施展。在信中，她說她相信林彪是“理解”她的，因此懇求林彪給予支持。
然而，林彪對秘書說：“壓下，不予理睬！”
葉群對林彪說：“不理睬怎麽行呢？這個人，你得罪得起嗎？再說，這也不是她一個人的事，‘中央文革’除陳伯達老夫子以外，都在支持她。聽說她那封長信，姚文元都改過八遍了。人家當成命根子，你把手一揮就給壓下了，不都恨死你嗎？依我看，你還得批幾個字。”
於是林彪批示：“再請政治局討論，並呈主席批示。”就這樣，林彪把江青出的難題推給了政治局。
但江青對林彪未明確表態，仍心懷不滿。
毛澤東不願意當曹操
在中共九大之後，開始了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1970年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向毛澤東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毛澤東閱批了這個請示。
3月17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毛澤東提議不設國家主席，並指定康生和張春橋負責憲法修改的工作。康生素喜動動嘴皮，具體修改憲法的任務落在張春橋頭上。
4月11日，林彪不顧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堅持要設國家主席。
林彪秘書於運深記下了林彪意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主動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中國麵臨的重大問題。11年後，毛澤東已77歲高齡，他不當國家主席，順理成章，國家主席職務就非林彪莫屬。毛澤東已經覺察林彪的野心，故明確主張取消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
林彪的意見，使自己的野心昭然若揭。既然毛澤東不會再當國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那隻有一個結果，就是當國家主席。
後來，葉群把話說得很明白：“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4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關於林彪的意見的報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
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這就把矛盾擺在了張春橋麵前，他必須要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做出抉擇：原憲法中是設國家主席的。若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修改憲法時就要刪除原有的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
權衡再三，張春橋決定站在毛澤東一邊。多年的政治經驗告訴他，毛澤東才是中國至高無上的權威。其二則是他考慮到林彪不當國家主席，對他們更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