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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冗長的會期，空洞的議程
分組討論，用了十來天的時間，代表們在幹什麽呢？
會場裏，除了林派、江派的人，還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來“拍掌”的。
講到這裏，毛澤東問了一句：“上海的周穀城現在怎樣？”於會泳挖了坑，準備把那包東西和物品放入坑內。
於會泳的機緣在於他“靠”上了中國的第一夫人。對這份殊榮，於會泳實在按捺不住地得意。
經過反反複複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終於在京西賓館禮堂，為九大代表作匯報演出。
分組討論的十天裏代表們在幹些什麽
從九大公布的議程看，從4月2日起，代表們分組討論林彪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新的黨章。分組討論，用了十來天的時間，代表們在幹什麽呢？
1969年4月14日發表的中共九大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中，向全國人民公布了代表們討論的情況：
“全體代表認真地討論和學習了毛主席在開幕會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熱烈擁護，堅決照辦。”
“代表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回顧了黨的曆史。1921年，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隻有幾個小組、幾十個黨員，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今天，我們黨發展成為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者。代表們說，這就是曆史對我們黨48年的英勇奮鬥獲得偉大勝利所作的結論，也是曆史對陳獨秀、王明等曾經對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徹底破產所作的結論。隻有懂得黨的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偉大，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
“全體代表認真地逐段、逐句地反複地討論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報告。代表們認為，這個報告高舉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刻地闡明了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係統地總結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今後的戰鬥任務，是指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綱領。來自各個戰鬥崗位的代表說，林彪同誌的報告，把我們想要說的，都概括進去了，我們越讀越高興，越讀越親切。代表們還對報告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補充和修改意見。”
“全體代表認真地逐章逐條地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代表們認為，這個修改草案，是全黨、全國革命群眾共同起草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產物，是黨的民主集中製和黨的群眾路線的生動表現。代表們認為，這個黨章草案，重新明確規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明確規定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已沒有更多的材料記載九大的代表們當時的活動情況，現在看來，當時的大會除了高高舉起的“紅寶書”，以及震耳欲聾的“萬歲”聲，會議的討論實際上是非常沉悶，可以想見的是在當時那種氣氛下，不可能有反對的意見出現在會場中。
會場裏，除了林派、江派的人，還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來“拍掌”、“舉手”的，那些正直的有思想的人，他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思想。
毛澤東講了一些糾“左”的話
4月11日，毛澤東接見了大組的召集人，著重就糾“左”作了指示。
毛澤東說，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一方麵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麵掩蓋了打擊麵寬和擴大化的問題。一個時期總有一種主要傾向，但它又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在反右時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時就可能出右，黨的曆史上發生的幾次“左”右傾路線錯誤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黨的曆史上最危險的三次是右――“左”――右，最危險的三個人物是陳獨秀、王明、劉少奇。
講到這裏，毛澤東問了一句：“上海的周穀城現在怎樣？”
有人回答說：“在掃地。”
毛澤東接著說：“掃掃也有好處。犯錯誤的幹部，有的將來還要工作。犯了錯誤願意改正，群眾諒解就好了，就要解放。楊勇要放。有的犯錯誤的，是跟著錯誤傾向走的，例如譚啟龍。朱德、陳雲不是年年反我，也有不反的時候。”
從毛澤東當時所講的話分析，毛澤東以為召開了九大，大局已定，他打算以一年左右的時間搞“鬥、批、改”和落實政策，結束“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澤東希望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所以他保護了“二月逆流”的老幹部們，讓他們作為右的代表參加會議。
但九大還是讓林彪、江青一夥占了上風。不過，林彪也許沒想到，他為在九大的勝利歡呼雀躍之際，也正是他從頂峰墜入深淵的開始。
江青為九大代表獻上了《智取威虎山》
後來成為“四人幫”文化部長的於會泳，在60年代初期不過是上海音樂學院一名普通教師，雖然他投身革命較早，卻因一個無法說清的“汙點”難以在人前理直氣壯。
解放戰爭時期，於會泳是膠東解放區的文工團團員。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陝西和山東。
位於膠東東北端的煙台，當時是共產黨管轄的解放區中惟一的港口城市。抗戰勝利初期，聯合國救濟署調撥給解放區大批救援物資，絕大部分運到煙台。不久內戰烽火四起，交通受阻，這些物資無法運往其他解放區。
麵對國民黨軍隊對山東的大舉進攻，為保證這批物資在運動戰中不陷入敵手，山東兵團前敵指揮部決定，除絕大部分物資疏散分存到農民家中代為保管外，餘下的全部發給部隊和解放區各級機關人員。這樣駐紮在煙台近郊的膠東文工團的每個人也都分到了一大包東西。於會泳得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財富，有一件毛料的茄克衫、幾塊呢子衣料，還有毛線和幾罐奶粉等食品。於會泳把它們捆在一個大包裏，本想托人把這包東西捎給他母親，盡盡孝心。
可不久，國民黨軍隊就逼近了。文工團各小隊按指示疏散隱藏到各村老百姓家中去。為了行動方便，上級規定各人將自己隨身攜帶的衣服和物品埋藏起來。
於會泳挖了坑，準備把那包東西和物品放入坑內。這時，他想到如果他死在敵人中，或者這包東西被蔣軍發現，它就很可能永遠到不了母親手中了。於是他當即找來一張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蔣軍弟兄們：
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與世長辭了。我家裏隻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心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裏，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
寫著寫著，於會泳想蔣軍貪財，萬一他們把東西拿走了呢？對了，再放一張照片！照片對敵人毫無價值。於是，他掏出自己剛拍的一張照片，在背後寫上家的地址，然後在紙條上接著寫道：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地址）。
這時，文工團的教導員張顯走來檢查工作，看見於會泳寫著紙條，拿過來一看，雙眉倏地蹙緊了，“這不好！”他說著把那字條塞入自己的口袋，“快把東西藏起來，敵人已經來了！”
事後，教導員張顯將紙條上交給了上級領導，於會泳受到了批評和審查，但考慮到他隻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寫字條也隻是出於孝心，沒有給他處分。
但從中可以看出於會泳並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僅坐到了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而且後來還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長。
於會泳的機緣在於他“靠”上了中國的第一夫人。
那時，江青在上海忙於“京劇革命”。於會泳趕熱潮發表的《關於京劇現代戲音樂的若幹問題》，引起了她的興趣。
1965年6月27日上午，於會泳第一次在上海錦江小禮堂見到了江青。江青握著他的手說：“啊，你的文章我看過了，應該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想法還是一致的。”
頓時，一股激動的暖流湧上了於會泳的心扉，他先前的緊張與不安之情馬上煙消雲散。但受寵若驚而又不善交際的於會泳卻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這隻是，隻是根據您的指導，在您的領導下，做了一點工作……”於會泳用充滿崇敬與愛戴的目光注視著江青，他被江青拖著病軀，還為“京劇革命”操勞不停而深深地感動了。他一字不漏地聽著江青的講話，腦海裏回蕩著一個念頭：我見到江青同誌了。
江青的鼓勵給於會泳打了一針強心劑，於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智取威虎山》的音樂修改工作中。他開始成為江青破格召見的特殊人物。
對這份殊榮，於會泳實在按捺不住地得意。在向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副書記簫挺例行的工作匯報中，於會泳將自己每次見到“首長”的情況都詳細地作了描繪，在表明自己在“首長”眼中地位漸趨上升之勢，他還用炫耀的口吻告訴蕭挺，如果蕭挺要見江青，他可以帶蕭挺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於會泳在解放戰爭中的“不光彩的”行為被揭露出來，他在上海音樂學院遭到批鬥。在這滅頂之災中，江青拉了他一把，後來還提拔他作了上海文化係統革委會主任和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主任。
“樣板戲”會演之後，於會泳不僅主管《智取威虎山》、《海港》的創作、修改，而且成了江青“文藝革命”的“欽差特使”，經常受江青指派，參與其他“樣板戲”的創作修改工作。
當時山東的各路造反派奪權方興未艾。山東京劇團《奇襲白虎團》劇組主要演員宋玉慶、方榮翔等都屬批倒批臭的人物，他們的缺陣，使演出質量大受影響；劇本也被造反派改得麵目全非，這個“樣板戲”很難再修改提高了。
江青聞訊後又氣又惱，一聲令下，將《奇襲白虎團》劇組的原班人馬調到北京，改編為中國京劇團三團，住進了魏公村5號樓潛心搞戲。1968年9月下旬，江青又調於會泳到北京參加《奇襲白虎團》的修改工作。
1968年11月，江青想把《智取威虎山》獻給中共九大，大出一把風頭，所以又調《智取威虎山》劇組進京。江青對這次修改《智取威虎山》十分關心，經常進行審查，正是她的格外關心，使於會泳無所適從，感到“第一夫人”不好侍候。
那是《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全劇修改完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的小劇場看了彩排後對編導人員說：我的印象是你們把原來的本子隻作了一些刪減是不是？還不夠！我們的這個戲，應當徹底肅清文藝黑線的流毒，在這次修改中來個脫胎換骨！最好把一些重點唱段尤其是黑線人物插手幹預過的唱段重寫一下，使它們更好地為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形象服務……
於會泳趕緊根據江青的指示，將江青提到的唱段改頭換麵重寫了一遍。幾天後江青又來審查，聽了那些改動過的唱段後，她又當眾責問於會泳：“這是怎麽改的？誰叫改的？那些唱段革命群眾早就熟悉了，幹嘛要改？”
江青一連串的問題把於會泳問懵了：“這不是您叫改的嗎？”
“我沒講過！這怎麽可能呢？”江青回答得斬釘截鐵。
於會泳抬頭看見江青那張怒氣衝衝的臉龐，隻好說：“這可能是我記錯了，這是我的責任。”
就在修改即將完畢時，江青又把於會泳叫了去。為了顯示《智取威虎山》不同於小說《林海雪原》，她授意要將劇名、人名、地名全部換掉。
於是《，智取威虎山》變成了《智取飛穀山》，夾皮溝換成了樺樹溝，楊子榮改為梁誌彤，少劍波改為趙建勃，座山雕成了隋三刀，八大金剛成了蓋世太保。為了使劇組的演員在演出實踐中熟悉並習慣這些改動，劇組準備在首都劇場進行幾場公演，並打出了《智取飛穀山》的海報。
中央十分重視這一情況，對這出已定為九大獻禮劇目的“樣板戲”如此改動進行了討論，最後明確指示保持原劇名稱，這才使《智取威虎山》的劇名、人名、地名得以複原。
經過反反複複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終於在京西賓館禮堂，為九大代表作匯報演出。演出前，當江青款款走進她慣坐的第十排中座時，代表們不約而同地全體起立，向這位“文藝革命的旗手”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
於會泳在開幕前向代表們介紹了江青如何為“京劇革命”嘔心瀝血，同文藝黑線作不屈不撓的鬥爭。
最後，於會泳激動地說“總之，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實際上是我們樣板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
這時江青從座席上站了起來說“會泳同誌，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說我可就要離場了。”可是她臉上分明閃爍著愉悅的光彩。
於是在熱烈的“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的口號聲中，劇場又響起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會場裏，除了林派、江派的人，還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來“拍掌”的。
講到這裏，毛澤東問了一句：“上海的周穀城現在怎樣？”於會泳挖了坑，準備把那包東西和物品放入坑內。
於會泳的機緣在於他“靠”上了中國的第一夫人。對這份殊榮，於會泳實在按捺不住地得意。
經過反反複複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終於在京西賓館禮堂，為九大代表作匯報演出。
分組討論的十天裏代表們在幹些什麽
從九大公布的議程看，從4月2日起，代表們分組討論林彪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新的黨章。分組討論，用了十來天的時間，代表們在幹什麽呢？
1969年4月14日發表的中共九大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中，向全國人民公布了代表們討論的情況：
“全體代表認真地討論和學習了毛主席在開幕會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表示熱烈擁護，堅決照辦。”
“代表們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回顧了黨的曆史。1921年，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隻有幾個小組、幾十個黨員，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今天，我們黨發展成為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者。代表們說，這就是曆史對我們黨48年的英勇奮鬥獲得偉大勝利所作的結論，也是曆史對陳獨秀、王明等曾經對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徹底破產所作的結論。隻有懂得黨的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樣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才能懂得毛主席的偉大，才能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才能懂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
“全體代表認真地逐段、逐句地反複地討論了林彪副主席的政治報告。代表們認為，這個報告高舉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刻地闡明了毛主席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係統地總結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今後的戰鬥任務，是指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綱領。來自各個戰鬥崗位的代表說，林彪同誌的報告，把我們想要說的，都概括進去了，我們越讀越高興，越讀越親切。代表們還對報告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補充和修改意見。”
“全體代表認真地逐章逐條地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代表們認為，這個修改草案，是全黨、全國革命群眾共同起草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產物，是黨的民主集中製和黨的群眾路線的生動表現。代表們認為，這個黨章草案，重新明確規定了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時明確規定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已沒有更多的材料記載九大的代表們當時的活動情況，現在看來，當時的大會除了高高舉起的“紅寶書”，以及震耳欲聾的“萬歲”聲，會議的討論實際上是非常沉悶，可以想見的是在當時那種氣氛下，不可能有反對的意見出現在會場中。
會場裏，除了林派、江派的人，還有一些是被林彪、江青拉來“拍掌”、“舉手”的，那些正直的有思想的人，他們無法表達自己的思想。
毛澤東講了一些糾“左”的話
4月11日，毛澤東接見了大組的召集人，著重就糾“左”作了指示。
毛澤東說，當前的主要問題是一種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一方麵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麵掩蓋了打擊麵寬和擴大化的問題。一個時期總有一種主要傾向，但它又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在反右時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時就可能出右，黨的曆史上發生的幾次“左”右傾路線錯誤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黨的曆史上最危險的三次是右――“左”――右，最危險的三個人物是陳獨秀、王明、劉少奇。
講到這裏，毛澤東問了一句：“上海的周穀城現在怎樣？”
有人回答說：“在掃地。”
毛澤東接著說：“掃掃也有好處。犯錯誤的幹部，有的將來還要工作。犯了錯誤願意改正，群眾諒解就好了，就要解放。楊勇要放。有的犯錯誤的，是跟著錯誤傾向走的，例如譚啟龍。朱德、陳雲不是年年反我，也有不反的時候。”
從毛澤東當時所講的話分析，毛澤東以為召開了九大，大局已定，他打算以一年左右的時間搞“鬥、批、改”和落實政策，結束“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澤東希望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所以他保護了“二月逆流”的老幹部們，讓他們作為右的代表參加會議。
但九大還是讓林彪、江青一夥占了上風。不過，林彪也許沒想到，他為在九大的勝利歡呼雀躍之際，也正是他從頂峰墜入深淵的開始。
江青為九大代表獻上了《智取威虎山》
後來成為“四人幫”文化部長的於會泳，在60年代初期不過是上海音樂學院一名普通教師，雖然他投身革命較早，卻因一個無法說清的“汙點”難以在人前理直氣壯。
解放戰爭時期，於會泳是膠東解放區的文工團團員。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陝西和山東。
位於膠東東北端的煙台，當時是共產黨管轄的解放區中惟一的港口城市。抗戰勝利初期，聯合國救濟署調撥給解放區大批救援物資，絕大部分運到煙台。不久內戰烽火四起，交通受阻，這些物資無法運往其他解放區。
麵對國民黨軍隊對山東的大舉進攻，為保證這批物資在運動戰中不陷入敵手，山東兵團前敵指揮部決定，除絕大部分物資疏散分存到農民家中代為保管外，餘下的全部發給部隊和解放區各級機關人員。這樣駐紮在煙台近郊的膠東文工團的每個人也都分到了一大包東西。於會泳得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筆財富，有一件毛料的茄克衫、幾塊呢子衣料，還有毛線和幾罐奶粉等食品。於會泳把它們捆在一個大包裏，本想托人把這包東西捎給他母親，盡盡孝心。
可不久，國民黨軍隊就逼近了。文工團各小隊按指示疏散隱藏到各村老百姓家中去。為了行動方便，上級規定各人將自己隨身攜帶的衣服和物品埋藏起來。
於會泳挖了坑，準備把那包東西和物品放入坑內。這時，他想到如果他死在敵人中，或者這包東西被蔣軍發現，它就很可能永遠到不了母親手中了。於是他當即找來一張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蔣軍弟兄們：
你們見到這些東西時，我可能與世長辭了。我家裏隻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你們如果還有點人心的話，請把這些東西寄到我的家裏，我在九泉之下也將感激不盡。
寫著寫著，於會泳想蔣軍貪財，萬一他們把東西拿走了呢？對了，再放一張照片！照片對敵人毫無價值。於是，他掏出自己剛拍的一張照片，在背後寫上家的地址，然後在紙條上接著寫道：即使把我的東西拿去也不要緊，但要把我的照片寄給我的母親留作紀念（照片後寫有我家的地址）。
這時，文工團的教導員張顯走來檢查工作，看見於會泳寫著紙條，拿過來一看，雙眉倏地蹙緊了，“這不好！”他說著把那字條塞入自己的口袋，“快把東西藏起來，敵人已經來了！”
事後，教導員張顯將紙條上交給了上級領導，於會泳受到了批評和審查，但考慮到他隻是一個普通工作人員，寫字條也隻是出於孝心，沒有給他處分。
但從中可以看出於會泳並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僅坐到了中共九大的主席台上，而且後來還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長。
於會泳的機緣在於他“靠”上了中國的第一夫人。
那時，江青在上海忙於“京劇革命”。於會泳趕熱潮發表的《關於京劇現代戲音樂的若幹問題》，引起了她的興趣。
1965年6月27日上午，於會泳第一次在上海錦江小禮堂見到了江青。江青握著他的手說：“啊，你的文章我看過了，應該說我們早就認識了！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們的想法還是一致的。”
頓時，一股激動的暖流湧上了於會泳的心扉，他先前的緊張與不安之情馬上煙消雲散。但受寵若驚而又不善交際的於會泳卻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這隻是，隻是根據您的指導，在您的領導下，做了一點工作……”於會泳用充滿崇敬與愛戴的目光注視著江青，他被江青拖著病軀，還為“京劇革命”操勞不停而深深地感動了。他一字不漏地聽著江青的講話，腦海裏回蕩著一個念頭：我見到江青同誌了。
江青的鼓勵給於會泳打了一針強心劑，於是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智取威虎山》的音樂修改工作中。他開始成為江青破格召見的特殊人物。
對這份殊榮，於會泳實在按捺不住地得意。在向上海音樂學院黨委副書記簫挺例行的工作匯報中，於會泳將自己每次見到“首長”的情況都詳細地作了描繪，在表明自己在“首長”眼中地位漸趨上升之勢，他還用炫耀的口吻告訴蕭挺，如果蕭挺要見江青，他可以帶蕭挺去。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於會泳在解放戰爭中的“不光彩的”行為被揭露出來，他在上海音樂學院遭到批鬥。在這滅頂之災中，江青拉了他一把，後來還提拔他作了上海文化係統革委會主任和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主任。
“樣板戲”會演之後，於會泳不僅主管《智取威虎山》、《海港》的創作、修改，而且成了江青“文藝革命”的“欽差特使”，經常受江青指派，參與其他“樣板戲”的創作修改工作。
當時山東的各路造反派奪權方興未艾。山東京劇團《奇襲白虎團》劇組主要演員宋玉慶、方榮翔等都屬批倒批臭的人物，他們的缺陣，使演出質量大受影響；劇本也被造反派改得麵目全非，這個“樣板戲”很難再修改提高了。
江青聞訊後又氣又惱，一聲令下，將《奇襲白虎團》劇組的原班人馬調到北京，改編為中國京劇團三團，住進了魏公村5號樓潛心搞戲。1968年9月下旬，江青又調於會泳到北京參加《奇襲白虎團》的修改工作。
1968年11月，江青想把《智取威虎山》獻給中共九大，大出一把風頭，所以又調《智取威虎山》劇組進京。江青對這次修改《智取威虎山》十分關心，經常進行審查，正是她的格外關心，使於會泳無所適從，感到“第一夫人”不好侍候。
那是《智取威虎山》第一次全劇修改完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的小劇場看了彩排後對編導人員說：我的印象是你們把原來的本子隻作了一些刪減是不是？還不夠！我們的這個戲，應當徹底肅清文藝黑線的流毒，在這次修改中來個脫胎換骨！最好把一些重點唱段尤其是黑線人物插手幹預過的唱段重寫一下，使它們更好地為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形象服務……
於會泳趕緊根據江青的指示，將江青提到的唱段改頭換麵重寫了一遍。幾天後江青又來審查，聽了那些改動過的唱段後，她又當眾責問於會泳：“這是怎麽改的？誰叫改的？那些唱段革命群眾早就熟悉了，幹嘛要改？”
江青一連串的問題把於會泳問懵了：“這不是您叫改的嗎？”
“我沒講過！這怎麽可能呢？”江青回答得斬釘截鐵。
於會泳抬頭看見江青那張怒氣衝衝的臉龐，隻好說：“這可能是我記錯了，這是我的責任。”
就在修改即將完畢時，江青又把於會泳叫了去。為了顯示《智取威虎山》不同於小說《林海雪原》，她授意要將劇名、人名、地名全部換掉。
於是《，智取威虎山》變成了《智取飛穀山》，夾皮溝換成了樺樹溝，楊子榮改為梁誌彤，少劍波改為趙建勃，座山雕成了隋三刀，八大金剛成了蓋世太保。為了使劇組的演員在演出實踐中熟悉並習慣這些改動，劇組準備在首都劇場進行幾場公演，並打出了《智取飛穀山》的海報。
中央十分重視這一情況，對這出已定為九大獻禮劇目的“樣板戲”如此改動進行了討論，最後明確指示保持原劇名稱，這才使《智取威虎山》的劇名、人名、地名得以複原。
經過反反複複的修改《，智取威虎山》終於在京西賓館禮堂，為九大代表作匯報演出。演出前，當江青款款走進她慣坐的第十排中座時，代表們不約而同地全體起立，向這位“文藝革命的旗手”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
於會泳在開幕前向代表們介紹了江青如何為“京劇革命”嘔心瀝血，同文藝黑線作不屈不撓的鬥爭。
最後，於會泳激動地說“總之，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實際上是我們樣板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
這時江青從座席上站了起來說“會泳同誌，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說我可就要離場了。”可是她臉上分明閃爍著愉悅的光彩。
於是在熱烈的“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的口號聲中，劇場又響起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