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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毛澤東三改報告，副統帥一字未改
這個名單中，造反猛將王洪文、聶元梓等也赫然在目。
林彪戴著那副粉紅色的塑料邊框的老花鏡，一字一句地念著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最後審定的政治報告。
林彪對報告稿一次也沒看過，自然一個字也未改過。
秘書們連忙一一向葉群匯報。她一邊聽，一邊插話。
毛澤東第三次對稿子的修改，改動仍較大，文字結構上做了很大的調整。
在這個過程中，林彪一直像個局外人。
主席團成員排名史無前例
1969年4月1日，北京。
下午4點，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512人，手持紅寶書，胸前掛著各式各樣的毛澤東像章，步入人民大會堂。
新聞記者攝下了他們走過人民大會堂門廳時的情形，他們背後的牆上懸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這個情景，以《來自各個戰鬥崗位的代表，滿懷革命豪情，走進大會會場》為題，在報紙上發表。
下午5時整，在嘹亮的《東方紅》樂曲聲中，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登上了主席台。隨同毛澤東、林彪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毛澤東步入會場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頻頻揮手致意，然後在主席台正中就座。
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在毛澤東左側依次入座；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在毛澤東右側依次坐下。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用他濃重的湖南鄉音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他還作了簡短的講話，與林彪其後所作的2小時10分鍾的長篇報告相比，更像一個開場白。
毛澤東說：“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接著大會選舉出了主席團。實際上不過是在大會上念了一遍主席團成員名單。代表們從3月27日起就開始醞釀這個名單。
很明顯，隻有第四檔是以姓氏筆劃為序排列的。從這個史無前例的排位方式，我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這次大會對排名順序的重視，頗有重新分配權力的意味。還有一例是新華社4月3日專門做出的更正通知：1日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主席團名單”中，金祖敏、周麗琴應為周麗琴、金祖敏。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社會對排名順序的重視程度。
接著大會宣布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主席團秘書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為大會秘書處成員。
與會代表熱烈鼓掌表示通過了這個名單。
這個名單中，造反猛將王洪文、聶元梓等也赫然在目。
清華大學的蒯大富也參加了中共九大，不過他坐在台下。
與會的代表中，軍人一律穿著草綠色軍裝，工人、農民通常穿的是藍布衣服，幹部則穿著灰色中山裝。但國內尚沒有具體的代表數字公布，大會秘書處新聞公告是這樣說的：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其中，有我們黨的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黨員中的先進分子。來自工礦企業的產業工人黨員代表，來自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黨員代表，來自各條戰線的女共產黨員代表，數量之多，是我們黨曆次代表大會所從來沒有過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做出卓越貢獻的人民解放軍的黨員代表中，有身經百戰的紅軍老戰士，也有在保衛祖國邊疆的戰鬥中立了功的新戰士。紅衛兵中的黨員代表是頭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這些代表，都是根據黨的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決定，經過各級黨組織進行了充分的民主協商，並且廣泛地聽取了廣大群眾的意見，一致推選出來的。他們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充分體現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團結。
與黨的前幾次代表大會相比，這次代表中工農代表比例增加。我們今天也注意到，這個公報中沒有出現“知識分子”的字眼。
林彪做報告的聲音平靜但時而停頓
4月1日的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
一、林彪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二、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
三、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著，大會進行第一項議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向大會宣讀政治報告。林彪戴著那副粉紅色的塑料邊框的老花鏡，一字一句地念著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最後審定的政治報告。
《報告》共分八個部分：
（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三）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
（四）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關於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六）關於黨的整頓和建設；
（七）關於我國和外國的關係；
（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貫穿這篇報告的基本思想，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論述了這個理論的形成和意義，回顧了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和實施過程，極力鼓吹這個“革命理論”的偉大貢獻，鼓吹“文化大革命”的“豐功偉績”。對於黨應該怎樣去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作論述。報告把這場給全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並且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報告強調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報告對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論作了係統的闡述和肯定。報告將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的觀點，認定為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報告將毛澤東晚年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觀點，係統歸納成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把它說成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燈塔。報告的這些觀點，既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完全離開了中國的實際，完全是“左”傾錯誤理論。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報告對於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和我國當前的政治革命、經濟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都作了片麵的或混淆矛盾性質的錯誤結論。
報告肯定了向黨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的所謂經驗，指責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出現的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意見是“逆流”。
報告把黨的全部曆史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而對於黨領導人民群眾的鬥爭和建設的曆史，卻隻字未提。報告用很大篇幅講述了所謂同以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曆史，虛構了根本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司令部”，將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在劉少奇頭上，這是對黨的曆史的最嚴重的歪曲。報告對當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的政治狀況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報告無中生有地說，劉少奇一夥是要複辟資本主義，他們是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因此，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陰暗麵。
報告規定今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認真搞好鬥、批、改，即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這些規定，完全脫離了當時我國政局動蕩、生產下降的實際情況，也完全違背了人民群眾希望結束這種動蕩不安的混亂局麵的迫切要求。
林彪的講話不時贏得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他的聲音平靜，但有時含糊不清，不時出現停頓。
他在講話中連篇累牘地引用了毛主席語錄，在談到將來的任務時，他強調並高度讚揚了軍隊的作用，而且還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國家的主要成分是軍隊”。
對不久前發生的珍寶島事件，林彪在報告措詞強硬：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蘇修叛徒集團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一再挑起邊界事端，槍殺我手無寸鐵的漁民、農民，侵犯我國主權。最近，他們更連續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實行自衛還擊，給了侵略者應有的打擊，勝利地保衛了我國神聖的領土。為了擺脫他們的狼狽處境，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3月22日，我國政府立即用備忘錄答複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係，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麵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麵表示願意恢複“協商”。對此，我國政府正在考慮給予答複。
九大報告人居然未看過九大的政治報告
據林彪的秘書回憶，在登上九大講壇去念這個《政治報告》以前，林彪對報告稿一次也沒看過，自然一個字也未改過。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從毛澤東處開會回來，把秘書張雲生、李春生叫到了他的辦公室。
林彪給兩位秘書布置工作道：
“主席召集會議研究決定，準備最近召開九大。主席讓我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用事先準備稿子，叫我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用摘錄稿。我提出，在黨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會那樣，我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通過的稿子為準。主席同意了，最後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起草政治報告。”
林彪慢吞吞地又說：“但是你們都知道，我向來很不習慣念別人寫成的稿子，而隻願意口頭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我口頭講話用的‘條子’。這個‘拉條子’的任務，由你們幫助我來搞。我這次作口頭報告，還是用十二中全會上講的那六個題目。”
葉群又安排布置，分別從空軍、沈陽軍區以及軍委辦公廳調來幾個“筆杆子”，一起為林彪準備口頭講話。
2月下旬，林彪把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召到毛家灣，商量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事。似乎商談有關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是順利的，張雲生秘書聽到張春橋、姚文元都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但結果卻不順利。
一天深夜，葉群從釣魚台回來，急忙召集所有為林彪起草口頭講話的工作人員開會。葉群用盛氣淩人的口氣說：“你們給首長在九大講話‘拉條子’，現在可到了火燒眉毛的時候了。我剛從釣魚台開會回來。我們討論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一部分初稿，爭論非常激烈。有人說陳伯達的稿子是鼓吹唯生產力論，我沒表態。但陳伯達寫的東西都挨批了，你們搞的東西還能有把握嗎？我不親自抓，你們也可能放黃槍；首長也跟著你們放黃槍，那個責任誰來負？現在你們說說，你們分工‘拉’的那些‘條子’究竟寫了些什麽，我來把把關……”
秘書們連忙一一向葉群匯報。她一邊聽，一邊插話。可是不一會兒，她宣布收場：“今天就說到這兒。你們抓緊點，在三天之內交卷！”
還不到三天，葉群就從釣魚台回來吹風說，陳伯達遲遲未寫出報告稿，毛澤東決定改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張姚負責執筆。
據林彪的秘書回憶，在此期間，康生給毛家灣打來電話，向林彪極力推薦張、姚的稿子。康生說：“我最近生了病，沒有直接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很快，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稿子的批示傳到了毛家灣。
毛澤東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較大的修改，有些內容還要改寫。對於如何修改，毛澤東也作了具體批示。
過了幾天，林辦又收到張春橋、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毛澤東這一次又作了較大的修改。林彪隻讓秘書講講毛澤東修改的地方，而未看張、姚的全稿。
毛澤東第三次對稿子的修改，改動仍較大，文字結構上做了很大的調整，把原來的四個部分改成八個部分，還逐個加上了小標題。毛澤東還大段大段地加寫了一些內容，刪掉了一些為江青等張目的文字。
在這個過程中，林彪一直像個局外人。
3月底，周恩來把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最後討論通過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批送林彪審定。林彪還是一字沒看，一字未改，就大筆一揮：呈主席審批。
他原來布置的“打條子”，打算在會上另作一篇口頭報告，到了後來，也決定不講了。
最後我們聽到的，就是他用缺乏熱情的聲音，平靜又時而停頓地照本宣科。
林彪戴著那副粉紅色的塑料邊框的老花鏡，一字一句地念著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最後審定的政治報告。
林彪對報告稿一次也沒看過，自然一個字也未改過。
秘書們連忙一一向葉群匯報。她一邊聽，一邊插話。
毛澤東第三次對稿子的修改，改動仍較大，文字結構上做了很大的調整。
在這個過程中，林彪一直像個局外人。
主席團成員排名史無前例
1969年4月1日，北京。
下午4點，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512人，手持紅寶書，胸前掛著各式各樣的毛澤東像章，步入人民大會堂。
新聞記者攝下了他們走過人民大會堂門廳時的情形，他們背後的牆上懸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這個情景，以《來自各個戰鬥崗位的代表，滿懷革命豪情，走進大會會場》為題，在報紙上發表。
下午5時整，在嘹亮的《東方紅》樂曲聲中，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登上了主席台。隨同毛澤東、林彪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毛澤東步入會場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毛澤東頻頻揮手致意，然後在主席台正中就座。
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在毛澤東左側依次入座；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在毛澤東右側依次坐下。
毛澤東主持了會議，用他濃重的湖南鄉音宣布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他還作了簡短的講話，與林彪其後所作的2小時10分鍾的長篇報告相比，更像一個開場白。
毛澤東說：“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接著大會選舉出了主席團。實際上不過是在大會上念了一遍主席團成員名單。代表們從3月27日起就開始醞釀這個名單。
很明顯，隻有第四檔是以姓氏筆劃為序排列的。從這個史無前例的排位方式，我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這次大會對排名順序的重視，頗有重新分配權力的意味。還有一例是新華社4月3日專門做出的更正通知：1日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主席團名單”中，金祖敏、周麗琴應為周麗琴、金祖敏。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社會對排名順序的重視程度。
接著大會宣布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主席團秘書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為大會秘書處成員。
與會代表熱烈鼓掌表示通過了這個名單。
這個名單中，造反猛將王洪文、聶元梓等也赫然在目。
清華大學的蒯大富也參加了中共九大，不過他坐在台下。
與會的代表中，軍人一律穿著草綠色軍裝，工人、農民通常穿的是藍布衣服，幹部則穿著灰色中山裝。但國內尚沒有具體的代表數字公布，大會秘書處新聞公告是這樣說的：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1512人。其中，有我們黨的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大量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黨員中的先進分子。來自工礦企業的產業工人黨員代表，來自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黨員代表，來自各條戰線的女共產黨員代表，數量之多，是我們黨曆次代表大會所從來沒有過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做出卓越貢獻的人民解放軍的黨員代表中，有身經百戰的紅軍老戰士，也有在保衛祖國邊疆的戰鬥中立了功的新戰士。紅衛兵中的黨員代表是頭一次參加黨的代表大會。這些代表，都是根據黨的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決定，經過各級黨組織進行了充分的民主協商，並且廣泛地聽取了廣大群眾的意見，一致推選出來的。他們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意氣風發，鬥誌昂揚，充分體現了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所形成的空前的團結。
與黨的前幾次代表大會相比，這次代表中工農代表比例增加。我們今天也注意到，這個公報中沒有出現“知識分子”的字眼。
林彪做報告的聲音平靜但時而停頓
4月1日的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日程：
一、林彪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
二、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
三、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
接著，大會進行第一項議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向大會宣讀政治報告。林彪戴著那副粉紅色的塑料邊框的老花鏡，一字一句地念著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最後審定的政治報告。
《報告》共分八個部分：
（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
（三）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
（四）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五）關於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
（六）關於黨的整頓和建設；
（七）關於我國和外國的關係；
（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貫穿這篇報告的基本思想，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報告論述了這個理論的形成和意義，回顧了在這個理論指導下“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和實施過程，極力鼓吹這個“革命理論”的偉大貢獻，鼓吹“文化大革命”的“豐功偉績”。對於黨應該怎樣去領導和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建設卻根本不作論述。報告把這場給全國人民帶來災難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並且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社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尖銳鬥爭的必然結果。報告強調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報告對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論作了係統的闡述和肯定。報告將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的觀點，認定為我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報告將毛澤東晚年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觀點，係統歸納成為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把它說成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燈塔。報告的這些觀點，既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完全離開了中國的實際，完全是“左”傾錯誤理論。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報告對於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和我國當前的政治革命、經濟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都作了片麵的或混淆矛盾性質的錯誤結論。
報告肯定了向黨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的所謂經驗，指責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出現的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意見是“逆流”。
報告把黨的全部曆史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而對於黨領導人民群眾的鬥爭和建設的曆史，卻隻字未提。報告用很大篇幅講述了所謂同以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曆史，虛構了根本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司令部”，將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強加在劉少奇頭上，這是對黨的曆史的最嚴重的歪曲。報告對當前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的政治狀況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報告無中生有地說，劉少奇一夥是要複辟資本主義，他們是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因此，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陰暗麵。
報告規定今後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認真搞好鬥、批、改，即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下放科室人員等。這些規定，完全脫離了當時我國政局動蕩、生產下降的實際情況，也完全違背了人民群眾希望結束這種動蕩不安的混亂局麵的迫切要求。
林彪的講話不時贏得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他的聲音平靜，但有時含糊不清，不時出現停頓。
他在講話中連篇累牘地引用了毛主席語錄，在談到將來的任務時，他強調並高度讚揚了軍隊的作用，而且還引用了毛澤東的話：“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國家的主要成分是軍隊”。
對不久前發生的珍寶島事件，林彪在報告措詞強硬：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蘇修叛徒集團變本加厲地破壞邊界現狀，一再挑起邊界事端，槍殺我手無寸鐵的漁民、農民，侵犯我國主權。最近，他們更連續武裝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我邊防部隊忍無可忍，實行自衛還擊，給了侵略者應有的打擊，勝利地保衛了我國神聖的領土。為了擺脫他們的狼狽處境，3月21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國領導人通電話。3月22日，我國政府立即用備忘錄答複他們，說明“從當前中蘇兩國關係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係，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麽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3月29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一方麵仍然堅持其頑固的侵略者的立場，一方麵表示願意恢複“協商”。對此，我國政府正在考慮給予答複。
九大報告人居然未看過九大的政治報告
據林彪的秘書回憶，在登上九大講壇去念這個《政治報告》以前，林彪對報告稿一次也沒看過，自然一個字也未改過。
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從毛澤東處開會回來，把秘書張雲生、李春生叫到了他的辦公室。
林彪給兩位秘書布置工作道：
“主席召集會議研究決定，準備最近召開九大。主席讓我作政治報告，並說，這次報告不用事先準備稿子，叫我口頭講，然後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對外發表，就用摘錄稿。我提出，在黨代表大會上正式作報告，最好請中央文革給寫個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會那樣，我另作一個口頭報告，但對外發表，還是以中央正式通過的稿子為準。主席同意了，最後決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起草政治報告。”
林彪慢吞吞地又說：“但是你們都知道，我向來很不習慣念別人寫成的稿子，而隻願意口頭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我口頭講話用的‘條子’。這個‘拉條子’的任務，由你們幫助我來搞。我這次作口頭報告，還是用十二中全會上講的那六個題目。”
葉群又安排布置，分別從空軍、沈陽軍區以及軍委辦公廳調來幾個“筆杆子”，一起為林彪準備口頭講話。
2月下旬，林彪把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召到毛家灣，商量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事。似乎商談有關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是順利的，張雲生秘書聽到張春橋、姚文元都對陳伯達說：“你就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但結果卻不順利。
一天深夜，葉群從釣魚台回來，急忙召集所有為林彪起草口頭講話的工作人員開會。葉群用盛氣淩人的口氣說：“你們給首長在九大講話‘拉條子’，現在可到了火燒眉毛的時候了。我剛從釣魚台開會回來。我們討論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一部分初稿，爭論非常激烈。有人說陳伯達的稿子是鼓吹唯生產力論，我沒表態。但陳伯達寫的東西都挨批了，你們搞的東西還能有把握嗎？我不親自抓，你們也可能放黃槍；首長也跟著你們放黃槍，那個責任誰來負？現在你們說說，你們分工‘拉’的那些‘條子’究竟寫了些什麽，我來把把關……”
秘書們連忙一一向葉群匯報。她一邊聽，一邊插話。可是不一會兒，她宣布收場：“今天就說到這兒。你們抓緊點，在三天之內交卷！”
還不到三天，葉群就從釣魚台回來吹風說，陳伯達遲遲未寫出報告稿，毛澤東決定改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張姚負責執筆。
據林彪的秘書回憶，在此期間，康生給毛家灣打來電話，向林彪極力推薦張、姚的稿子。康生說：“我最近生了病，沒有直接參加政治報告的起草。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很快，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稿子的批示傳到了毛家灣。
毛澤東批示的大意是：此稿基本可用，但要作較大的修改，有些內容還要改寫。對於如何修改，毛澤東也作了具體批示。
過了幾天，林辦又收到張春橋、姚文元的第二次修改稿，毛澤東這一次又作了較大的修改。林彪隻讓秘書講講毛澤東修改的地方，而未看張、姚的全稿。
毛澤東第三次對稿子的修改，改動仍較大，文字結構上做了很大的調整，把原來的四個部分改成八個部分，還逐個加上了小標題。毛澤東還大段大段地加寫了一些內容，刪掉了一些為江青等張目的文字。
在這個過程中，林彪一直像個局外人。
3月底，周恩來把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最後討論通過的九大政治報告稿批送林彪審定。林彪還是一字沒看，一字未改，就大筆一揮：呈主席審批。
他原來布置的“打條子”，打算在會上另作一篇口頭報告，到了後來，也決定不講了。
最後我們聽到的，就是他用缺乏熱情的聲音，平靜又時而停頓地照本宣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