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戰爭中,中國士兵幾乎處處見到越南工事、倉庫裏的物品上印著“中國製造”,卻很少見到“USSR”字樣的蘇聯物品。
50年代是中蘇的“蜜月”時期,雙方都將邊界問題擱置一邊。
美國曆史學家米歇爾・維斯特這樣驚歎:“為了這麽一個庭院大的小島竟要毀滅地球……”
該照會措詞之嚴厲,態度之強硬,實屬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文件中之罕有。
“珍寶島事件”給即將拉開帷幕的中共九大,帶來了頗多微妙的影響。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調兵遣將,發出戰爭叫囂,態度十分強硬。
珍寶島事件的前前後後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開會,進行具體的籌備工作。
這個會又被稱作九大的預備會議。
這時,蘇聯邊防軍在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兩次侵入我國領土珍寶島,發生了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珍寶島事件。
1965年後,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
首先是越南戰爭的擴大,蘇聯提出要中國協助轉運蘇聯援越軍事物資之後,不斷宣傳中國要蘇聯用美元交付物資過境費,“攔截”蘇聯援越導彈“用來實行自己的核計劃”,美、英、印度等報紙都作了轉載。
1967年2月,蘇聯駐埃塞俄比亞大使館發行的一份《蘇聯每日新聞》上說:“最近經中國鐵路運輸的蘇聯新式武器在途中經常就不見了。”“超音速戰鬥機被中國當局用老式和陳舊的飛機所更換”等等。
中國對此十分憤怒,除了外交部發言人進行駁斥外,《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員文章《誰是謠言的製造者?》:“事實是:凡是蘇聯方麵願意提供、越南方麵同意接受的軍援物資,中國方麵一律同意協助轉運,從未阻撓”;“中國鐵路對所有援越物資的轉運都是免費的,我們從來沒有向蘇聯政府收取過一個盧布、一塊美元、半個格蘭姆黃金,更不用說什麽對空導彈之類的實物了。”
越南政府對此也作了澄清說明。
其實,蘇聯向越南提供的軍援遠遠少於中國,後來的中越戰爭中,中國士兵幾乎處處見到越南工事、倉庫裏的物品上印著“中國製造”,卻很少見到“USSR”字樣的蘇聯物品。
赫魯曉夫的戰略方針是打全麵核戰爭,輕視常規軍備。勃列日涅夫則提出了既準備打核戰爭,也準備打常規戰爭的戰略方針,以很快的速度擴張軍備,在戰略武器方麵大致趕上了美國(1972年超過美國),常規武器和軍隊人數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兩霸之一。60年代初,蘇軍進駐蒙古,1963年7月,蘇聯同蒙古簽訂了加強蒙古南部軍事力量的秘密條約。1966年2月,又簽訂了矛頭指向中國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蒙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蘇邊境上的蘇聯駐軍從赫魯曉夫時期的10個師急劇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的54個師,100萬軍隊。中蘇邊境劍拔弩張。
從1960年開始,中共就主動提出解決中蘇邊界問題。1964年開始談判,但一直沒有進展,蘇聯極力否認中蘇之間存在邊界問題,就是說:沒有什麽可談的。
從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蘇聯方麵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4189起之多,比起1960年到1964年間增加了一倍半。
中蘇兩個唇齒相依的鄰邦,有著長達7300公裏的邊界,這是世界上國家之間陸疆最長的邊界。曆史上沙皇俄國曾通過各種卑劣的手段,鯨吞蠶食,侵占了中國15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蘇聯成立後不久,列寧曾在克裏姆林宮莊嚴宣布:“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現在我代表蘇維埃政府宣布: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而且永久地歸還中國。”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列寧的諾言沒有能夠實現。
50年代是中蘇的“蜜月”時期,雙方都將邊界問題擱置一邊。到了60年代,隨著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步步惡化,邊界問題開始變得敏感起來。蘇聯以勢壓人,企圖強行侵占一直屬中國管轄下的領土,頻頻製造事端,破壞邊界現狀,使中蘇邊境局勢空前緊張起來。
1968年8月蘇聯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件事為林彪提供了口實,他叫囂中國也有遭到外敵入侵的危險。
勃列日涅夫提出,當社會主義陣營受到威脅時,莫斯科有權幹預。如果其範圍擴大,中國顯然也被包括在內。當時,蘇聯人在文章中宣布,“中國已不再是馬列主義的國家”。
這些年,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比較疏遠。雖然是關起門來“鬧革命”,但報刊上不時見得到“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人民向往中國”的虛假報道。
但蘇聯的威脅,毛澤東還是有所考慮。
1968年秋,北京人民大會堂118號房間。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抬頭望了望窗外的天空,微蹙眉頭,若有所思。
此時,由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各派紅衛兵小將在“保衛毛主席”的口號下,正打得難解難分。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74歲的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不無憂慮。
他點上一支“中華”煙,剛剛吸了一口,衛士小田輕輕走進了他的書房,報告說:“主席,總理來了。”
“請進!”毛澤東收回了紛亂的思緒,起身迎了上去。
周恩來先是寒暄了兩句,臉色在鎮定中也透出幾分嚴峻。
“有什麽消息嗎?”毛澤東問。
“這裏有幾份來自邊境的報告,蘇聯邊防軍侵入烏蘇裏江上的黑瞎子島,用裝甲車壓死了中國漁民,還搶我們的貨船。另外,他們在邊境上又增加了十幾個師,還在新疆對麵的3個加盟共和國,組建了一個中亞軍區。”
“噢!這樣說來勃列日涅夫是要動真格的了!看來,老大哥想給我們來一個兩麵夾攻。”
毛澤東接過文件,掃了一眼,又點了一支煙,慢悠悠地說:“我看沒有什麽了不起。要打,我們奉陪。我們除了有邊境上的正規軍外,還有幾十萬人的建設兵團,我們誰也不怕!”
“主席有先見之明嘛。”周恩來點了點頭:“看來主席六四年提出的大三線建設,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
1990年7月,美國曆史學家米歇爾・維斯特在日記中這樣驚歎:
“噢,我踏上了著名的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這就是那個險些觸發一場世界大戰的小島。真不可思議,為了這麽一個庭院大的小島竟要毀滅地球……”
其實,珍寶島原來並不是一個島,而是烏蘇裏江上中國一側江岸的一部分,後因江水衝刷,1915年才成為島嶼,麵積才0.74平方公裏,因它兩頭尖,中間寬,形似古代的元寶,故稱珍寶島,蘇聯稱它為達曼斯基島。
珍寶島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在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島東與蘇聯隔江相望,距離約400多米。每到冬季,江麵的冰凍層達兩米以上,汽車、坦克都可通行。珍寶島四周樹林環繞,多為低矮的灌木叢,大部分陸地為沼澤地。島上的水域與烏蘇裏江相連,是魚類繁殖聚棲的地方,所產大馬哈魚美味可口。當地中國居民祖祖輩輩在此進行生產和打魚等活動。
珍寶島曆來是中國的領土。在1689年9月8日《中俄尼布楚條約》中規定中俄邊境東段以額爾古納河、格爾必齊河和外興安嶺為界,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和烏蘇裏江以東廣大地區均為中國領土。珍寶島所在的烏蘇裏江當時還是中國的內河。1860年11月14日,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規定中俄以烏蘇裏江為界,把烏蘇裏江以東的全部中國領土強行劃歸俄國,即使是這樣,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並以此劃分島嶼歸屬。珍寶島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島和七裏沁島均位於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一直有中國居民在上麵進行生產。這一點,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時,蘇聯方麵也曾不得不承認珍寶島是中國的領土。
然而,正是由於蘇聯自1967年以來三番五次入侵該島,蓄意挑起“珍寶島事件”,引起中蘇兩國在這不足一平方公裏的彈丸之地大動幹戈。
1969年3月2日,珍寶島的氣溫降到了零下30度左右,冰雪覆蓋著整個珍寶島。
上午5時40分,中國邊防站站長孫玉國帶領巡邏隊30人,如往常一樣,上珍寶島巡邏。孫玉國帶第一小組走在前麵,排長武永高帶第二小組走在後麵。
突然,對麵傳來了一陣轟鳴聲,從蘇聯境內夏米海洛夫卡和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邊防站,開出來兩輛裝甲車,一輛軍用卡車和一輛指揮車。車上的蘇軍士兵個個頭戴鋼盔,荷槍實彈,全副武裝。蘇軍搶先趕到珍寶島東側擋住了中國邊防巡邏隊的去路。
孫玉國一見忙示意跟在後麵的第二小組散開,自己帶領第一小組迅速向島西撤退。蘇軍第一、二路尾追不舍。9時17分,我邊防巡邏隊第一小組退至島邊,已無路可退……
就在這時,響起“噠……噠……”槍聲,槍聲過後,我邊防部隊6名戰士倒在血泊之中……
中國軍隊忍無可忍,他們高喊:“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對蘇軍進行了奮勇還擊。頓時槍聲、炮聲、喊殺聲響徹在烏蘇裏江上!
這就是蘇聯製造的轟動世界的珍寶島事件!
戰鬥打響後,我第二巡邏組在島西江汊,遭遇蘇軍第三路,中國軍隊機智靈活,先發製人,將蘇軍第三路7人全部擊斃。戰鬥至9時50分,孫玉國率領的30人的巡邏隊,共打死蘇軍30多人,傷14人,趕走了侵略者。由於孫玉國的戰功,後來他在中共九大上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並很快被提升到了沈陽軍區副司令員的位置上。由他的提升而出現了一個新的政治名詞“坐直升機上來的”。後來,他被“四人幫”一夥利用,犯了錯誤,這是後話。
1969年3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蘇聯邊防隊入侵珍寶島,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全文如下:
蘇聯駐華大使館:
1969年3月2日晨,蘇聯邊防軍侵入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軍人員多名,製造了一次極為嚴重的邊境武裝衝突。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奉命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
3月2日9時17分,蘇聯邊防當局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軍人、4輛裝甲車和汽車,公然侵入無可爭議的中國珍寶島地區,對正在執行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進行猖狂挑釁,首先開槍打死我邊防軍人多名。我邊防軍在多次向蘇邊防軍警告無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進行自衛還擊。這次嚴重的流血事件,完全是蘇聯當局一手造成的,這是蘇聯當局長期以來蓄意侵犯中國領土,進行武裝挑釁,不斷製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嚴重罪行。
中國政府堅決要求蘇聯政府懲辦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國領土和武裝挑釁,並保留要求蘇方賠償我方一切損失的權力。中國政府再次嚴正警告蘇聯政府,中國的神聖領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們一意孤行,繼續挑起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必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回擊,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隻能由蘇聯政府承擔全部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1969年3月3日於北京
該照會措詞之嚴厲,態度之強硬,實屬新中國成立以來外交文件中之罕有。
幾乎是與此同時,蘇聯政府也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其所謂中國悍然武裝侵入蘇聯領土一事提出強烈抗議。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1969年3月4日,全文發表了蘇聯政府的照會,照會說,蘇聯政府要求立即進行調查並最嚴厲地懲辦這一挑釁的肇事者。堅決要求采取緊急措施,杜絕任何破壞蘇中邊界的事件,蘇聯政府對中國人民一向懷著友好的感情並願繼續執行這一路線。
由珍寶島的武裝衝突引發的外交戰,一開始就十分激烈,中蘇雙方互不相讓,很快就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同日,由周恩來親自改定的文章《打倒蘇修新沙皇》出現在中國的各大報紙上。這個令世界為之震驚的題目,很快就成了各國大報的頭版標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急劇地改組和分化。
50年代、60年代,中國的敵人隻有一個,就是美帝國主義。在它的軍事上封鎖、政治上孤立、經濟上製裁的高壓下,中國人民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經過頑強奮戰,硬是挺了過來。可現在,中國將麵臨兩個巨大的魔鬼。
但是,中國人民是不會在對手麵前屈服的。血水染紅珍寶島的消息傳來,憤怒的中國人民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
“打倒新沙皇。”
“打倒蘇修,打倒他們的走狗!”
中華廣闊的大地上響起了震天動地的怒吼聲。毛澤東也參加了,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向遊行的群眾們喊道:“我們要團結一致,同仇敵愾誓死保衛祖國神聖的領土,堅決消滅一切來犯敵人。”
示威的浪潮一天高過一天,人們的情緒越來越激昂。氣勢磅礴的示威遊行遍及全國,從烏蘇裏江到南海,從東海之濱到青藏高原。工人、農民、學生都加入了遊行隊伍。
人們的口號逐漸統一起來。
“打倒蘇聯修正主義!”
“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反華的惡棍們決沒有好下場,你們如果膽敢繼續來犯,定叫你們有來無回,粉身碎骨!”
“打倒赫魯曉夫分子!”
蘇聯並未因為中國的強烈反應而有所收斂,相反卻挑起了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
3月15日,蘇軍在增兵後再次向我珍寶島連續發動了3次攻擊。第一次出動裝甲車6輛、步兵30人,於8時10分向我守島分隊發起攻擊。經1個多小時的戰鬥,被擊退。第二次又出動坦克6輛、裝甲車5輛,在3架飛機配合下,於10時10分和11時7分,分兩路向我軍發起攻擊。中國邊防軍沉著應戰,經過兩個小時戰鬥,再次退敵。下午15時13分,蘇軍出動坦克10輛、裝甲車14輛和大批步兵,第三次向珍寶島猛攻。中國守島部隊這一次把敵人引到幾十米內再狠狠地打擊,我島岸的縱深火炮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打擊敵人集中暴露的目標,到17時17分,又一次粉碎了敵人的入侵。
這次還擊作戰,中國邊防部隊共擊毀擊傷蘇軍坦克、裝甲車17輛,打死打傷蘇軍200餘人,尤其是繳獲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蘇聯T-62坦克一輛,既可為我軍研製新型坦克提供參考,又成為蘇聯入侵我國領土的鋼鐵罪證。這輛坦克現在仍陳列在中國軍事博物館。
蘇修頭子,我們總理沒空聽你胡言亂語
“珍寶島事件”給即將拉開帷幕的中共九大,帶來了頗多微妙的影響。
毛澤東在3月16日的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九大的任務: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
這三句話成為九大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說:“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盡管有清華的經驗,有的就學,有的就不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一個就傳達,有一個就不傳達,並且還關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無非是特務、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
“關的人多了……統統地把他們放了算了。隻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幾個反動標語算什麽?教授、講師不像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教授、講師要放,當然不是一個不關……壞人是極少數,我們把這些人推向國民黨方麵好嗎?不要在學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數的教員、幹部中打主意……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
“報告上不要講二月逆流,這次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
在外來威脅的強壓下,首先得考慮內部的團結。毛澤東此時決定部分調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給一些知識分子和老幹部落實政策,一方麵是由於毛澤東已經覺察到前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過火過亂,另一方麵,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也加劇了黨內有關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估計。
其時,在報刊上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已經見得到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珍寶島事件,也對中共九大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準備打仗”已成為中共九大三大任務之一。
蘇聯那邊的情況怎麽樣呢?
珍寶島事件後,蘇聯調兵遣將,發出戰爭叫囂,態度十分強硬。然而,在對中國戰爭問題上,蘇聯領導人中有不同意見,分成“鷹派”和“鴿派”兩個派別。以軍方為代表的“鷹派”主張立刻同中國開戰,為此,不惜發動核戰爭。而以柯西金為首的“鴿派”認為國內經濟狀況不好,軍費缺乏;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如對中國開戰,勢必要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而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主要敵人是美國。在柯西金的要求下,勃列日涅夫同意由柯西金試探中國的態度,於是,柯西金撥通了直通毛澤東的熱線電話……
50年代,為了便於中蘇領導人之間的了解和接觸,兩國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架設了一條熱線電話。到60年代,隨中蘇關係的疏遠和分裂,這條熱線變成了死線。
1969年3月29日晚8點,這條線上的指示燈突然亮了。
年輕的中國女話務員驚詫地插上了機塞。
“喂,是北京嗎?”
“是啊!請問您找誰?”
“請接毛澤東主席,我要同毛澤東通話。”
“您是誰?”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
女話務員一聽是蘇修頭子,頓時義憤填膺地說道:“你是修正主義者,沒資格跟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講話。我不給你接電話。”
“既然你不肯接毛澤東主席,那麽請你給我接周恩來總理吧!”
話務員一聽更來氣了,說:“蘇修頭子,你聽著:趁早死了這條心吧!我們的總理很忙,沒空聽你的胡言亂語,就算有空,也不會聽你口羅嗦的――”“啪”一聲,掛斷了電話。
……
年輕的中國話務員哪裏知道,由於她這魯莽的“義舉”,險些釀成了災難性的後果。